平阳县图书馆

1974年，天空笼罩着乌云。这年秋天，我第一次回到了阔别35年的家乡——平阳鳌江。家乡的面貌依然如故：狭长的街道，木结构的楼房，熙熙攘攘的人群。
  乡音未改，只是人事已非。不仅小伙子相见不相识，就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已经淡忘，有的也怕惹是非而不敢相认了。
  我寄居在下埠栈前渡口姐姐家里，对面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摆着一个香烟摊，做来往过客的生意。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是鳌江抗日战争初期的共产党员杜贤宏。他虽年迈，但眼睛仍很有神，也认出了我。
  我们从1940年端午在丽水分别后，已经34年未见面了。他是我在临时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又是我在《平报》工作时的同事。
  我在鳌江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个大学生，在娘娘宫对而办了一爿联友印刷所。小学老师项经川编的进步刊物《市街》、《北风》等，就在这家印刷所印刷；鳌江最早的共产党员陈再华烈士在广州牺牲后，他的遗著被编成《再华文拾》时，也是这家印刷所以云社名义印刷出版的。1937年8月14日出版的《战报》，也是他们代印的。应当说，这家印刷所在抗日战争以前和抗日战争初期，曾经起了传播进步和革命文化的作用，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和投身革命，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鳌江等地在平平津一带大学读书的学生纷纷归来，在他们和地下党的努力下，鳌江两岸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活跃在鳌江上游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立即派出吴毓、杨进等同志，到鳌江来协助他们组织成立平阳县青年抗日救亡团。接着，协助他们创办了《平报》和成立了平阳临时中学。杜贤宏是救亡团的干事、《平报》的营业部主任、临时中学的总务主任，一身而三任。他工作认真积极，任劳任怨。1938年4月浙南特委决定在鳌江建立直属中心支部时，他是第一批被吸收入党的党员，和他同时入党的有项经川和陈素瑶。这个支部，就领导着上述三个单位。
  平阳临时中学和《平报》，都是从荆棘中开创的，困难很多。要把鳌江娘娘宫的菩萨搬掉，把两廊改为教室，，还要做近百套课桌椅，工作量该多大。《平报》自办发行，本埠要雇报童，外埠要设代销处，每天把2000份左右报纸，及时送到读者手中，也非易事。这两项工作集于他一身，他都能做得有条不紊，井井有序，显露出他精于经营管理的才能。
  1938年春，我在临时中学读初二年级，由于家贫交不出学费，学校准许我半工半读，课余时间给学校做点抄写工作。一天，我刻了一张蜡纸，还空出1/4张。杜老师看到了，忙找出一张收据的稿样，要我补刻上。他说：“一张蜡纸空出四分之一，不过浪费几分钱，但印了200份，就要浪费50张纸，损失就大了。我们学校是民办的，经费困难，要处处注意节约。”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他的撙节精神，事：隔几十年，还深深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以后生活节俭的榜样。
  1938年5月7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撤销，成立浙江临时省委，5月12日省委机关也由平阳山区迁入温州，1939年3月又迁丽水。在丽水，还成立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吴毓，他又是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他到丽水以后，为了掩护党的工作，1939年年初，把杜贤宏调到丽水，开了一家书店，附设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必要时，可以为党印些宣传品。这家书店叫浙东书店，设在丽水高井巷口，离设在这条巷19号的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很近。
  1940年3月14日，浙南地下党领导的《平报》被国民党查封，主编黄藻如和县委统战部长林夫被捕，我因多次探监而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要我离开鳌江，于4月份到丽水浙东书店工作。
  浙东书店有三开间店面，两层楼，两间门面卖书，一间摆几台园盘机，承接小的印件，还有一台石印机，可以印宣传画。楼上是排字房和宿舍。贤宏是经理，俨然一副“老板”的样子，伪装得很不错。他的弟弟也在店里工作，他的夫人、子女都住在楼上，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知道我学过会计，就要我在书店里做会计工作。
  浙东书店卖的书，中间偏左，没有生活、新知两书店那麽红。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把书店开下去，不至于被国民党查封。”他除了管进货之外，有时也站站柜台。印刷的生意并不怎麽好，两台园盘机，有时也开开停停。全店工作人员只有七、八人，但店里来往的客人却很多。有时吃饭，一张桌子坐不下，还得开两桌饭。这些客人，多半是地下党员。他们跑进跑出，忙忙碌碌，有时站着扒了几口饭，就跑出去了。他善于经营，对我说过多次：“你要把帐管好，千万不能亏本。”我知道书店的一部分资金是省委给的，目的不在赚钱，但总不能亏本呀。我那时年少气盛，不懂得秘密工作的一些经验，误认为他一家人都吃在店里，加大了开支，向他提过几次意见，也不见改。后来我才懂得，正是他一家人吃住在书店里，才给他和书店涂上一层保护色。
  在丽水，我只呆了两个多月，在端午节后的一天，告别了贤宏，与陈素瑶一起到了金华，她进了《浙江妇女》，我进《浙江潮》工作。从此以后，中间就没有再见到过贤宏。
  1944年1月，我从上饶集中营被营救出狱，逃到丽水。那时，贤宏和经川都在丽水水南的广明印刷厂工作，我本来可以在那儿见到他。但那几天，他正出差温州。我只见到经川，他同我说起，1941年前后，他和贤宏都同党失去了联系。现在贤宏是这家印刷厂的经理，“你如无去处，就留在这里吧！”我当时急于想找党组织，既然在丽水无望，就想回浙南去找，于是匆匆离开了丽水。
  30年后的某一天，我站在姐姐家楼上，眺望着窗外家乡的土地，听着鳌江的涛声，心里很不平静。
  一个老人突然推门进来，他就是贤宏。见房里没有他人，坐定后就从怀中取出一封信，巍颤颤地递给我说：“你看看，这是我给总理的报告。”
  我很快看完了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除了说明鳌江党组织1938年的一段历史外，没有提他个人的任何要求，对他解放后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只字未提，可见他的豁达和无私。我安慰了他一番。可能是我的话，打开了他尘封已久的记忆的闸门，他又滔滔不绝地对我说起了他脱党前后的事。
  他说：1939年到1940年，他在丽水工作，是吴毓单线领导。经川和他一起在浙东书店时，也没有发生横的联系。当时，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虽然我们都知道彼此都是党员。1939年下半年，吴毓通知经川去金华工作以后，浙东书店只留下他一个党员。他说：“那两年我是一个人在单独作战，孤军奋斗。”
  1940年下半年，吴毓调回浙南。离开丽水前，向他打过招呼，说以后党会另外派人来同他联系。但是，直到1941年春天浙东书店被日机毁为一片墟时，还是没见上级派人来。为了等候上级来人，他一直未离开丽水。他说：“从此以后，就成了一只断了线的鸢，漂泊在丽水，熬过了困难的抗战后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当他在丽水得知国民党平阳县长张韶舞调离的消息时，立即与项经川回到鳌江，商量如何发动群众，清算张韶舞在平阳的罪行。他说：“你是知道的，我们《平报》的全部印刷器材，都被张韶舞运到县城，出版他们的《平阳导报》，我想无论如何要把这批器材要回来，这是我们党的财产呀。”
  “遗憾的是，当时我和经川都无法得到党的领导，不能到江南去发动群众，揭露张韶舞镇压渔民、盐民运动，残杀了数百名无辜的老百姓，在钱库及县城等地举行‘人头展览’。我们只能在平阳中学内发动师生，开展揭发张韶舞罪行的活动。虽然效果不如人意，但毕竟给那条落水狗以教训，夹住尾巴逃走了，这个坏蛋终于知道我们平阳人民是不可欺侮的。”
  他原以为张韶舞滚蛋以后，平阳的环境会好起来，他们在老家利用种种社会关系，可能有所作为。但是事与愿违，那时蒋介石已发动全面内战，整个时局急速逆转，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首先是黄藻如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于1947年1月下旬乘小般离开鳌江，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风浪颠簸，到了基隆，转往台北。接着，项经川也不容于国民党，带了几个学生也去了台湾。贤宏说，他在送走他们以后，才离开鳌江，他总是做扫尾工作。
  国民党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能活动了，可以转到另一个不相隶属的地方藏身、活动。何况那时候，台湾国民党统治力量不若内地强，活动的空隙就比内地大。我说，我也是1947年1月中旬到达台北，在民营的《中外日报》工作。藻如、经川先后到台北时，我们都会过面。贤宏到基隆时，已是“二·二八”起义以后，我已无法见到他。他说：“他在基隆，与几个同乡人开了爿国华商行，想以做生意为掩护，开展一些进步的活动。但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他们的活动很困难。我说：“我完全理解，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你们的生活和斗争多麽艰难。”
  那天晚上，我留他在我姐姐家共进晚餐，边吃边谈。他的谈兴很浓，看得出来，他已好久没有同人倾心相谈了。
  他说，1948年秋，他终于接到平阳地下党负责城镇工作的黄庆生来信，叫他们三人回来。他同经川、藻如商量后，决定由他先回去探听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他们就跟着回来。
  这年冬天，贤宏从台湾回到平阳老家郑家垟。不日，黄庆生就来看他，谈了在平阳开展革命活动的意见。主要是要他利用社会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争取鳌江的上层人士，不要跟国民党逃跑，留下来迎接解放。他说：“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有说不尽的喜悦。能重新在党的领导下，做些有益的工作，迎接解放，正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至于恢复党籍的问题，或者先重新入党的事，黄庆生没有说，我也未提，反正工作要紧，做了再说。”我知道贤宏向来是工作第一，个人的事，哪怕是正当的要求，也从来不愿轻易提出。
  他又说，他很快给经川、藻如发了信，请他们尽早回来。不幸的是，1949年4月初，正当他们准备离台时，藻如突然在台南被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部逮捕，经川探监未成，营救未果，便约学生和弟妹急急乘帆船逃回鳌江。藻如被捕后爱尽酷刑，坚贞不屈，壮烈就义于台东火烧岛集中营。说到这里，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我递了块毛巾，让他擦了擦眼泪。我想让气氛轻松一些，便说《三国演义》卷首的那阕《西江月》你还记得吗？他答，记不全了。我背诵了一遍后说，我们这次交谈，好象有点象这阕词后半阕所描述的，如果再改几个字，就更相似了。他问改哪几个字？我脱口朗诵：“滚滚鳌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老人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如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接着说：“我们都不是英雄，只是普普通通的凡人。”
  当时，我们两人都受到了错误处理，被列为三等公民。但是，我们对个人的得失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于是，他又接着谈他的坎坷经历。
  解放以后，贤宏起初在鳌江镇政府工作，不久，调到县供销社，做的都是具体工作，他从不计较，毫无怨言。他说：“只要是组织上分配的工作，我都努力做好，起一点螺丝钉的作用，就心满意足了。说句实话，解放前要想为党工作，多麽困难；今天能够为党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他对党，真是一片赤忱。
  但是，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党的政策越来越左，贤宏的境遇就每况愈下。1953年，他竟被错误地清洗出干部队伍。回家以后，鳌江镇派出所和居民区，一直把他作为地主分子对待，管制劳动，要他参加四类分子的会议和评审。他说：“我怎么会是地主分子呢？我从1931年进上海大学读书，后来一直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鳌江土改时，我在革命队伍中，未定成份。但是，鳌江镇的专政机关，根本不讲政策，硬是把我作为地主分子对待。我自己受罪还在其次，还影响了我子女的工作。”
  1960年，他已年过半百，竟被送往万全湖岭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干了两年，实在支持不住，才准许他回家。回到家里后，专政机关又要他到五板桥砖瓦厂劳动，天天挖土做砖。他以一双勤劳的手，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直到1970年。
  十多年的繁重劳动，夺去了他的健康，过早地衰老了，满面布满了皱纹。1971年，他终于回到鳌江镇上，靠摆个香烟摊，以微薄的收入度日。“浪花淘尽英雄。”
  过了两天，他又陪同一位比他还衰老的老人来看我，这位老人原是红军时期的老党员林上登同志。1939年我在墨城活动时曾见过他，还依稀有点认识。他把贤宏代他写的一份申诉书交给我说：“请你回杭州时，把信转给黄先河和郑海啸同志，请他们给我说句公道话，我做国民党的乡长是党指示我做的，怎么可以把我列为‘反革命分子’呢？”我很为他的不幸遭遇感到不平，看了申诉书，还帮助作了一点修改。我也很钦佩贤宏在逆境中还代上登写申诉书的勇气和正直，真是“竭泽之鱼，相濡以沫”呀。在鳌江，过去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解放后受到错误处理的，还远不止他们两人。
  回到杭州后，我马上跑到黄先河和郑海啸家，把上登重抄的申诉书交去，还向他们谈了贤宏的错案。我说：“你们两位都是抗战以前和抗战初期浙南和平阳党的领导人，解放以后，50年代初期，你们又先后担任温州专员。现在，虽然都不掌权，但为林、杜二人说句公道话，证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恐怕是责无旁贷的。”他们在和我交谈中，除了表示同情外，还流露出内疚的表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林上登的错案在鳌江第一个得到平反，杜贤宏的错案拖得更久。1978年他因病离开苦难的人世时，加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罪名，仍未被推翻。
  1983年，中共平阳县委召开“抗日救亡运动”座谈会，我们这批当年的亲历者，分别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回到平阳。虽然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梅康、项经川、杜贤宏、黄藻如等同志，都已先后离开了人世，但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专门为他们四位举行隆重的纪念会，向平阳县委和家乡人民，介绍了他们四位的光辉业迹，要求温州市委和平阳县委抓紧给他们平反昭雪，落实有关的政策。
  三年之后，1986年11月1日，中共温州市委发出（1986)133号文件，批准中共平阳县委的报告，“同意给杜贤宏同志恢复党籍，入党时间为1938年4月。”
  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40年的老党员，在历经种种磨难以后，终于恢复了党籍。虽然时间迟了几年，不能在他活着时通知他，但如果人真有灵魂的话，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笑着向我们说：“历史是公正的。”
  缅怀贤宏同志
  陈章耀
  沉静若处士，坚实赛铁钉。
  经营识韬略，稳步见精神。
  顶风播真理，顺水渡民生。
  远景惜未见，庆幸有后人。

（作者陈章耀，又名陈素瑶，鳌江人。她和杜贤宏、项经川三人是1938年中共鳌江中心小组成员，现为全国妇联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