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气象学家、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博士逝世十几年后，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博士曾向浙大上海校友会一位负责人追忆“终生最难忘怀的事情”——“竺校长比我大12岁，我应该更多地尊重他。可是没有想到，1962年全国科学家在广州集会讨论科学规划时，他对我说：‘你的生日到了，就在这里为你祝寿吧！’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这时候还记得我的生日。这次参加会议的有300多人，其中有65人是浙大的师生，所以他非常高兴。他把大家聚集起来，为我举行了一次‘祝寿会’。”①
  正如校友谈家桢院士所说：“一个老校长还能记得多年前的一位同事的生日，真是难能可贵，这也可见他对学术和学者的关心。”②
  凭着这份爱心，凭着一腔科学精神，坚持民主学风，坚持“求是”校训，竺可桢主持浙大13年（1936.04——1949.04中，受到师生的由衷拥护，赢得了包括数学系苏步青教授、电机系王国松博士在内的众多同仁理解、信赖，在大家通力合作下，浙大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比较完备的综合性大学。
  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浙大发生“驱郭（第四任壬校长郭任远）风潮”，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原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于次年毅然出长浙大。当时他物色了东南大学的多名旧同事、门生到校担任院长、总务长、系主任和秘书等职，对于坚持职守没有离校的教授如郑晓沧（宗海）、贝时璋、苏步青等则一一拜访，聘任原职。由于竺的连襟邵元冲（翼如）是立法院副院长，苏步青和一部分教授开始对他是有看法的，“认定他办不好浙大”。随着抗日开始，浙大成了“流亡大学”，以至被誉为“东方的剑桥”（李约瑟语），这个看法才逐渐改变。
  浙大西迁之初，竺可桢关照苏步青：“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替你在省主席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苏十分感动。不久苏从建德乡下回温州，路过丽水站时，站长受上司第三战区交通电讯管理局局长赵曾珏（真觉）之托，到站迎接。他看见苏夫人，很有礼貌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这时苏取出朱家骅的手令，他见了急忙表示“那就不必了。”
  1938年上半年，浙大4000余名师生员工在日机轰炸中搬迁到江西泰和，这时师生员工们生活非常艰苦，竺校长正为他们的生活、前途、安全而日夜奔波。他的次子竺衡、夫人张侠魂恰于此时患有重病，在那缺衣少药的困难条件下，竺可桢又无暇照顾自己的亲人，因此就于该年七八月先后病故。
  在校长公而忘私的精神感召下，同仁们草草安居，照常开课。马一浮在泰和城西上田村讲“六艺论”，苏步青和各系教授随竺可桢前去听讲①。那时数学系张素诚、周茂清、方淑珠等同学就是在泰和毕业的，这些学生后来都很有成就。
  1940年初，浙大从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先是集中城里办学，数学系设在江公祠里。一天竺校长主动对苏步青说：“你不要等到暑假，快去把家眷接来吧！”苏答：“我哪里来这些钱啊！”他说：“钱不用愁，学校替你包下来。”一下子批给900元大洋。4月份苏即动身，返校途中走了35天才到广西柳州，休息几天，再搭汽车抵达遵义。当竺得知苏带了全家回来，就高兴地说：“这下我好放心了。”①把教授当作宝贝，这样的校长，又往哪里去找呢？此时此刻苏步青才感到竺先生是位处处替同仁着想的好校长，他“品德高尚”。对接家眷这件事，他不断地想过，如果离开校长的帮助，“我就出不来了。如果出不来，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从此苏完全与竺校长一条心了，凡竺要他干的事，他都毫不推辞。在遵义时每次举行校务会议，苏均从75公里外的湄潭县（理学院所在地）赶去参加。
  湄潭是黔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那里没有电灯，师生们点着菜油灯照明，工资因抗战关系打了折扣，加上物价上涨，生活比较清苦。可是大伙都以校为家，兢兢业业，连体弱多病的教员对科研也十分投入。苏步青除担任系主任、教本科生外，每学期还为研究生和教师开设高等微分几何课②。在1942年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他还完成了“在几何学上有所创见的专著”——《射影曲线概论》③。这与竺先生尽力为同仁排忧解难，营造优越的学术研究气氛是分不开的。后来苏步青和王淦昌、谈家桢教授回忆起这段岁月，不禁洒下欢欣的热泪：“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①
  苏步青一家八口住在湄潭。竺校长每年从遵义去湄潭，都要到苏家看看。一次，苏正在宿舍翻晒将要霉烂的地瓜，竺看到时，忙问这有何用？苏说：“这是我儿个月来赖以生活的粮食”——红薯粘些盐巴当饭吃。每月工资350元，八口之家怎么够维持？竺校长见此情景，告诉浙大附中胡建人校长：“今后把他在附中读书的两个儿子，改为公费膳食。”胡建人表示：“那好，就叫这两个孩子搬进附中来住吧！”按规定公费生必须在校住宿，可是苏家又抽不出可供两人住校的棉被，所以不能去住校。为此竺又一次特批：“走读生也可享受公费待遇。”1941年底各校推选“部聘教授”，竺可桢把苏步青与吴耕民等18名候选教授名单上报教育部，经次年部学术审议会（竺出席）讨论，全国仅30人被评上，而浙大则有苏步青等三位。从此苏工资加了一倍，月薪700元，生活困难终于解决了。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由于樊平章（君穆）教授中途离开，工学院的“微分方程”没人教。竺可桢与苏商量：“你是否利用夏天一个月时间开数学课补一下？”苏欣然应允。那l时从湄潭理学院去遵义工学院加班，没有一分钱的津贴，他依然认真对待，利用暑假，每天一个上午，足足教了一月。
  抗战胜利，浙江大学搬迁回杭。进步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的运动，竺、苏对这些运动尽管不完全理解，但都坚决反对当局逮捕、迫害学生，并奋力营救、保护。1947年10月国民党特务制造“于子三事件”。竺校长率苏步青等教授一同去省保安司令部狱中探望。可仅过了几天，这位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就遇害了。刚刚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①的竺、苏和同事们都拒不接受当局所谓“畏罪自杀”的托词，要求调查和澄清事实真相。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浙大调了好几个训导长，都干不长。有的交出“黑名单”，被学生哄下台来。这时不畏强暴爱生如子的竺校长想到了苏步青。当苏接任训导长后，在可能的条件下，他总想方设法保护学生。1949年2月长江以北解放了，但浙大尚有四个学生、一名助教还被关着。竺说：“只要训导长去保一保，就可放出。”于是由竺先生的大弟子（原南京高师毕业生）、史地系教授张其昀（晓峰）陪同，苏步青打了手印，才把他们5人保释出来。
  同年4月29日竺可桢离开杭州，临走时留函致浙大应变执行委员会（即校务维持会）正副主任（席）严仁赓教授、苏步青教授，说明28日他接教育部代部长杭立武电嘱赴沪。他表示，因见报载上海各大学还有继续逮捕学生强迫疏散之消息，故复电“暂难去沪”。后来情况略有好转，才放心赴沪向杭立武辞职。他相信浙大应变执行委员会在严、苏两先生主持下“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②。这封临别留书充分反映了竺可桢一贯爱护学生、爱护校产的心意，也足以体现他对老同事苏步青的信任和器重。苏不负所托，与严教授维持校务，一直到杭州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苏步青不久也从浙大调到复旦大学任教务长。竺邀苏去筹建数学研究所，但复旦校长杨西光坚决不同意。后来华罗庚由美国返京，数学所就由他主持。1955年中科院四个学部建立时，苏步青与同乡张肇骞、伍献文、夏鼐4人成为首批学部委员（九十年代初改称院士）。在一些全国性的学术活动中有机会见面，他们两人相互关心，保持了深厚友谊。
  晚年苏步青教授从复旦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切身体会到竺可桢对教育工作者的巨大凝聚力，他的胸襟、学识、办学精神和治校业绩，“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校长”。因而当1987年4月3日浙大90周年之际，求是园大草坪上隆重举行竺可桢铜像揭幕典礼，苏步青专程为之揭幕（①；贵州落成竺可桢碑亭之日，苏又撰文纪念。1997年4月浙大迎来百年校庆，省电视剧制作中心筹拍十集电视剧《竺可桢》，苏步青偕多名院士又应邀就任顾问，所有这些无不显示他对老校长由衷的敬意。
  1995年4月4～11日

①苏步青口述、杨竹亭整理：《与竺可桢校长共事十三年》，载《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人民版1990年。以下出自此文者不再加注。按竺1890年生于绍兴，苏1902年9月生于平阳。 ②谈家桢：《一位有巨大凝聚力的校长》，载同上书。 ①马镜泉、赵士华：《马一浮评传》，第11章，南昌百花洲文艺版1993年。 ①此系苏步青口述。据《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40年12月2日条记“苏步青来，】知此次自温州来遵义，计行拾天之久，家眷所带拾人，行李卅件，在丽水、金华曾遇轰炸。”则暑假、4月可能误忆，当为寒假、9或10月。 ②白正国，《回忆苏步青老师在浙大数学系》，载《浙江近代科技名人》，浙江人民版1993年。 ③苏步青：《数学教育五十年》，原载《自然杂志》1981年，转引自同上书。 ①谈家桢：《一位有巨大凝聚力的校长》，载同上书。 ①王春南：《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历史档案》1991年第3期。据浙大毕业生胡雨融回忆，次年竺、苏到南京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下榻天文台公寓。 ②正棠：《竺可桢在天亮前后》，载《人物》杂志1983年第1期。 ①三年之后苏步青教授又一次回到浙大校园，在竺可桢铜像前特地摄影留念。照片已在1997年6月5日出版的《大江南北》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