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人生难忘少年时”，我每次从安徽回乡，必到儿时游览过的鳌江镇上唯一的大佛寺——“新堂”走走。“新堂”早称“横江居士林”，是附近佛教界人士集会的处所，经常有高僧来此讲经。近年新堂内又新盖了三层楼房的“观音阁”，甚为壮观。大殿后测设有“翁奇玉居士纪念室”，墙上挂有相片，并收藏了他收集的经书和其他遗物。翁奇玉居士是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七日在睡眠中逝世的。鳌江佛教界人士每年在他的祭日诵经祝福，举行悼念活动。
  翁先生世居鳌江，交游广泛，数十年来与工商界、文教界、宗教界人士接触频繁，为群众做了很多好事，威信很高，他的为人远近闻名。我认识翁先生于抗战初期，他的大公子翁杰（现任商业部《商业会计》总编辑）是我在“鳌江公学”的同班同学。当年我为抗日儿童团成员，他对我们很关心，我亲切地称呼他“奇叔”。此后五十间，我如还乡必到他家探望欢聚。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在他八十三高龄逝世前七天，还把为出版《经川文集》而赶写出来的文章《经川同志逸事》寄给我。当我在合肥读到此稿时，噩耗传来，惊呆之下，潸潸泪下。
  翁先生一九〇五年六月十四日出生于鳌江渔民家庭，在鳌江公学读了七年书（当时学制七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无力到温州上学，就到鳌江兴泰鱼行当学徒，拜范子瑜先生为师，三年期满就“留行”当了几年“伙计”，一九二八年，在亲戚程铭新的帮助下，与另两位伙计合资开设“公泰鱼行”，从此走上了经商之路。
  抗战初期，鳌江一片繁荣景象，“公泰鱼行”生意很顺利，赚了钱曾扩大投资到别的企业，如联友印刷厂、大兵百货商店、温州老香山中药店等都有他的股份。此时他对鳌江公学教育经费及鳌江镇公益事业赞助很多。
  翁先生的职业是商人，他的思想发展充满矛盾，是富有戏剧性的变化。青年时期他受到乡友陈再华（早期共产党员，1935年在广州被捕牺牲）的革命思想影响，以及亲戚南京大学教授王栻的熏陶，也曾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及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书。他又广泛阅读经史子集之类的古书。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期间，他加入过国民党，后来看到蒋介石疯狂反共行为，非常反感，就不参加任何活动。
  1935年当项经川，杜贤宏先生去鳌江创办《市街》杂志时，他全力支持和赞助，曾为刊物的发行人。抗战开始，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担任平阳县抗日救亡团（团部设在鳌江镇）理事会理事，与地下党员项经川、杜贤宏、陈素瑶（中央妇联离休干部，现健在）以及各方进步人士往来密切。当时中共浙南特委派干部来鳌江发动群众开展工作，翁先生作为党外进步力量的代表，被推选为鳌江镇副镇长。这期间他工作热情高涨，参与筹办《平报》和临时中学。他是“鳌江公学赞助会成员，对鳌江图书馆筹措购买《万有文库》等大批书籍的经费出了不少力量。这一阶段是他表现最为进步的时期。他不信佛，也不参加宗教活动；相反地，他还鄙视那些只念经不懂佛理的善男信女们。
  抗战后期及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及苛捐杂税重重，加上他们鱼行生意衰落，勉强维持到解放初就倒闭了。种种刺激，促使他在思想上要求解脱。于是开始阅读一些佛经，走访寺院，接触了各界人士，饶有兴趣的是去听经，尤其听郑家墩杜慎言老先生那样对佛学有较深造诣的人讲经，不论地点多远，他必赶去听讲。这期间，表现了对佛教信仰的虔诚。
  解放后，翁先生更广泛地接触了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宗教界人士。鳌江区和鳌江镇老一代的工商界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当时由他组织学习和领导他们进行活动。他的晚年生活尚优裕；在政治上，党和政府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心情舒畅，又有充分的空闲时间。于是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政治活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仍很有兴趣地阅读佛经，研究佛理；还给本地信佛的人讲经。他的卧室中还供有佛翕，香火不断。人家戏称他是不穿袈裟的“和尚”。
  鳌江“新堂”因历史原因，长期被麻袋厂占用，使佛教界人士聚会及活动没有场所，极为不便。翁先生挺身而出，多次出面与有关部门交涉，要求落实宗教政策，历经数年时间的协商谈判，终于在他逝世之前将“新堂”房屋全部收回，为鳌江佛教徒做了好事。
  现在“新堂”大殿里供有一尊缅甸赠送来的玉佛；早晚木鱼钟磬，善男信女们没忘记翁奇玉居士的一份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