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布衣花卉宗恽格，鬻画曾为南粤行
  承学于今犹有女，东瓯作者一时倾
  上面是省文史馆馆员、全国书法家张鹏翼老先生于五十年前为纪念我的外祖父蔡英所写的一首七绝诗，它概括了我外祖父的一生经历。
  外祖父蔡英（1861—1918年）字声甫，出生于平阳城关雅河的世代书香之家。在兄弟六人中，他是最小的一个。长兄蔡维屏，比他大二十多岁，原是一位博学秀才，就在蔡英出生的那一年，蔡维屏由于不满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参加赵起领导的金钱会起义。第二年，起义失败，清政府派兵包围他的住宅。跟随他多年的一位姓丁的老仆（已佚其名，蔡家后辈都尊称他为丁公），匆忙间帮助他从后门逾墙而走，丁公则挺身而出，与清军相周旋。清军遍搜不得，未免恼羞成怒，当即将丁公斩首于蔡家门前。从此蔡维屏浪迹江湖，不知所终。蔡家对丁公的舍生取义，感激不尽，以后逢年过节，家里祭祀祖先，总要另烧一堆纸钱给丁公，以示报答义士的恩情。
  清政府规定八类人（所谓八款）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外祖父因长兄之故，出生在所谓“叛逆”之家，从此断了仕进之路。但忧患挫折，往往能使人奋进，于是他发愤学画，学习清初名画家王翚（字石谷）的山水和恽格（字寿平，号南田）的花鸟。经过多年的刻苦自学，逐渐摸索到一条绘画的门径。他有一位名叫陈昙的好友，经常与他一起学画，两人互勉互励，切磋琢磨，技艺日益进展。后来蔡英又拜永嘉杨德霖和瑞安林纯贤为师，水平进一步提高。有一次，陈昙对他说：“你的花鸟大大超过我，我对山水却有所偏爱。我们还是各专所长，分道扬镳吧！”嗣后蔡英的花鸟和陈昙的山水，果然各有所长。
  在努力学画的同时，外祖父在当时全国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也读了不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他只生两个女儿，于是摒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旧观念，一有空，就教我姨母（蔡巽，字笑秋）和母亲（蔡锐，安墨笑）识字学画。后来外祖父一度携家僦居温州市区小南门荷花。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创办了几所新式学校。1904年，北洋女子师范在天津开办，向全国招收学生。外祖父毅然送我姨母和母亲赴天津入学。后来姐妹俩都在艺术上有所成就。
  不久，浙江一批名流在嘉兴创办秀水学堂，聘外祖父为美术教师。他认为这是开拓眼界的良机，便欣然前往。在校时与书法家张宗祥等结为好友，同时在校任体操教师的还有我的堂舅蔡丹忱。
  外祖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他早就听说广东的朱麟和高廉画艺高超，知名海内。1908年夏，我姨母和母亲已毕业于北洋女师，他便带领姨母远涉关山，到达广东。在广东一住五年，一面以卖画为生，一面跟朱麟、高廉等名家探讨画艺，从此艺术造诣更深。当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广东革命气氛日趋高涨。外祖父受到影响，思想逐渐倾向进步。
  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外祖父从广东返回家乡。这时他的画艺已经到达更高的境界，成为“东瓯名倾一时”的画家，求画者络绎不绝。
  外祖父生平不慕荣利，淡泊自守，数十年中，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碰到别人生活发生困难，常常慷慨解囊，竭力相助，毫不吝惜。他为人落拓不羁，嫉恶如仇。看到不平的事，常常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因此受到地方权贵的打击和迫害。但他扶危济困的行为，却深得贫苦人民和正直人士的称赞和爱戴。有一次，他外出购米，回家时，外祖母发现他手中的米袋空空如也，连穿在身上的长衫也不见了。外祖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淡然说：“路上碰到一个穷朋友，知道他家里已经三天没有粒米下锅，我将身上的长衫和拿去买米的钱，都送给他救急了。”有人说外祖父画如其人。他所作的花鸟，吸收和融会了前人和当代名家的长处，自成一格。因此他后期的作品，苍劲挺秀，笔力雄健，风格高雅。他一生画过近千幅图画，其中花鸟占绝大部分。他特别擅长画八哥和松柏。在他的笔下，每只八哥或飞翔、或栖息，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松柏则枝干挺拔，萧疏有致。作为衬托的岩石，也剔透玲珑，骨格嶙峋，被世人视为珍品。
  外祖父粤行归里不久，患中风病瘫痪，卧床多年，但还孜孜不倦，琢磨画艺。1918年去世前，他曾对亲友们说：“余一生清贫，家徒壁立，幸二女尚能继承吾业，余虽死无憾矣！”
  1935年春，温州艺术界人士举办书画展览会，外祖父有五幅遗作参加展出。会后，选辑优秀作品，精印《瓯雅》书画集。外祖父入选的代表作为花鸟画《八柏长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家名人词典》对他的生平作了介绍，最后提到“女巽、锐皆传其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