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宗教历史悠久，就我国而言，佛教已有二千多年、道教有一千七百多年、伊斯兰教也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天主教和基督教则主要是鸦片战争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
  佛教传入平阳，是晋明帝时（公元323—325），温州建造崇安寺，对平阳产生影响。到了南北朝，佛教流传平阳。中唐以后，所建寺院日多。五代时，平阳为吴越王所统治，《宋史·吴越世家》记载：吴越王钱俶“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数百，归朝（即：纳土归宋，时为公元978年），又以爱子为僧。”在钱氏统治70余年间，为平阳佛教鼎盛时期。据乾隆《平阳县志》记述：五代至宋的64所寺院中，有25所建于这段时间。民国《平阳县志》统计，康熙前期，有寺庙60处，乾隆时建有180处，到中华民国初年已达333处。1932年度统计：本县（含苍南）有寺庙599处，信教群众118591人。1935年117844人，其中男信徒67386人，女信徒49658人。解放初期，县境内有寺庵130多处，僧尼200余人。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僧尼纷纷还俗，信教群众日趋寥落，宗教活动比较沉寂。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影响，部分寺庵被当地企事业单位或群众所占用，尤其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期间，许多寺院被拆建改建，僧尼被迫还俗。全县僧尼减至100余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全县现有大小寺庵183处，僧尼457人（其中尼姑162人）。
  平阳佛教在流传中，以寺院传授为主体，分为仙坛派以县城东门仙坛寺为世祖，属天台宗；岩庵派以钱仓白水岩庵碧泉寺为世祖，属净土宗；半山庵派以九凰山广慧寺为世祖，属禅宗；玉苍派（含宝兴派）以玉苍山法云寺为世祖，属密宗。以上四派在近代流传中又逐渐演变，基本归属于禅宗中南岳怀让系下义玄所创的临济宗。
  佛教组织，明清时县设“僧会”。清雍正五年（1727年）“平阳僧会”设在城南东林寺。民国29年12月，平阳成立“佛教协会分会”，会址在城南保灵寺（宝林寺）。1954年--1955年间，一些居士和僧众虽曾建议成立“平阳佛教协会”，未获响应。1984年5月，僧尼成立了“平阳县佛教协会”，会址在东林寺①。
  道教系中国国教，究于何时传入平阳，尚待查考。据传著名道士葛洪于东晋咸和间（326—334）曾揽胜至平阳，修炼于东门山，有丹灶遗迹，万全仙口神山寺有“葛仙丹井”，城南东岳观也有两口“葛洪丹井”，仙坛山下的溪水称“葛溪”，留有“葛溪”与“仙泉”碑石，山上有“葛仙亭”、“怀仙亭”、“葛泉亭”，后山顶有“迎仙庵”等建筑（今已废弃）。宋时道教传播迅速，首先是出现了道教世家。林倪观字仁药。吴越王时曾历官至节度使，吴越归宋后，辞官回到荪湖山（今苍南县境）结茅屋居住，“习长生久视之道，寿百有二岁”。荪湖有道乡之称。至元朝初年，宋遗民林任真归隐故乡，研究水南家学和“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以太玄辅洞真、太平辅洞玄、太清辅洞神，另有正一通贯补充以上六部）等道教经典，并在莒溪建崇真观，至水南派下第十八代嗣教师林仕贞，曾在广福宫修炼。其次是道教南宗主张和光同尘，可以在家，饮酒荤食，……。它与道教北宗相同之处是不崇尚拜忏斋醮等形式，着重从思想理论入手；重视修炼自身的金丹，排外丹而仅修内丹，致力于气功的研究。至元末，均汇属全真道。平阳融合二宗的代表人物是刘修真。其三，宋时修建宫观的有广福宫、真元宫、丹光观、竹园（林）道院、清华道院、会阳道院、金丹道院、谷神道院、西谷道院。又如宋代道教中的净明道派，奉祀晋许逊为主，而原为道观的荆山寺和东门外的法春观、东门马鞍山的左圣观、南门铁岑的右圣观（东山道院）钱仓的黄石公洞道院亦有供奉许真君的，始建于南宋的宋埠水陆寺、南山的募远寺，也有许真君殿。
  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被授为正一派教主，总领三山符箓，道教遂正式分为“正一”和“全真”两大派，明统治者对正一派十分重视，平阳道教基本上成为正一派天下。
  清朝后期，全真道龙门派开始在平阳兴起，它传自黄岩委羽山大有宫，龙门派奉邱处机为启教祖师，其弟子赵道坚，号虚静子，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开龙门法派，御赐二十字辈，即“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大有宫第13代宗师于嘉庆元年（1796）正月十五大开戒门，共传14位弟子（十四房），其中六房翁复泉、八房陈复朴系统对平阳关系最为密切，其第19代“圆”字辈中有余圆一（金乡人）、薛圆顺（万全下薛人）、吴圆珠、朱圆坤、陈圆量、李圆密、林圆丹等，对振兴平阳道教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薛圆顺和林圆丹二人，被尊为平阳龙门派的始祖。龙门派规定：出家修道者称为“皈教”，在家修道者称为“皈依”，未受戒呼为“嗣师”，已受戒者呼“宗师”，曾任方丈称“律师”，职司戒坛传戒者称“大师”。
  薛圆顺宗师。出家于大有宫，1885年在杭州玉皇山蒋永林律师处受三大戒，道号福绿子，光绪三年（1872）重建县城东门外法春观，并分支于此，他共传11位弟子。其首徒薛明德宗师（1865—1931），江南八岱人，一生共修建寺观9处，1940年《续修龙门宗谱》，行辈已超过二十字，为“圣至理宗诚信，崇高……”，吸收道徒30人。薛圆顺等支派主要活动于今苍南县境各宫观，如龙隐观、天真观、凤仙观、青华观、三元观、环绿观等处。林圆丹嗣师大有宫来平阳，传吴明春、蔡明全。明善传方至通、林至金、林至广等宗师8人。方至通授徒25人，主要为陈理余、闻理朴。这一派活动于东岳观、紫云洞、环绿观、迎仙庵、水帘洞（今苍南）等处。方至通、闻理朴、钟理藻、陈理余住持期间，东岳观盛极一时，道人多至50余。南雁仙姑洞亦归属岳观龙门世系。民国《平阳县志》记载：1932年度信仰道教共有702人，1935年477人（男427人，女50人），1943年参加道教会的会员有423人，宫观21处。解放以后，通过土改，道众在分得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后来由于“左”的影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部分教产被占，一些道人还俗，但还有4处道观，17位道众。1979年以后，拥有文物价值的宫观，也随之得到了修建。现有宫观5处，正一道人34人，全真道人分散在社会的有200多人。
  在道教组织方面，明、清两朝，县有道会司掌其徒众，其负责人为李守贤。民国初，温郡成立道教分会，平阳有叶志庚、陈锡琛、刘绍宽等7人及林圆丹、陈圆蟾、金宗藩、方至通等10余人道参加。1985年10月，成立“平阳县道教协会”。会址在东岳观②。
  天主教传入平阳是清光绪年间，建国之前，天主教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是帝国主义手中的侵略工具，天主教的教权完全为外国传教士所操纵，1885年清廷与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又于1860年和法国签订的《北京条约》中，外国传教人享有“毫无查禁，皆免惩罚”，“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权。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处于无权地位。俗传最早信奉天主教的是萧江和杜山头（现瑞安仙降）两地。1893年由陈玉清、金银者等数十名信徒由温州传入平阳，始在九凰山麓购置五间旧式楼房作为礼拜场所，并由温州总堂派司事杜先生负责管理。1905年，全县（含苍南县）各地约有教堂10多座，信徒200余。为教务上的方便，各教堂联名呈请当时宁波主教区主教晁保禄（法国籍）批准，成立了平阳县主教本堂区，总管全县教务。首任本堂区主任神甫也是法籍的苏若望。这和当时天主教在浙声势煊显赫，主教晁保禄庇护教徒，侵权犯法，无所不为，清政府不敢逮问的背景是一致的。各派传教势力伴随着武力与征服，勾结官府，强行购地，修建教堂，发展教徒，欺凌百姓。1895年，平阳发生了严重的“教案”：5月初，乡间神象多被人剜去眼目，掏出“内脏”，后在江西垟拿获一天主教徒所为，地民轰起，声言要拆毁萧家渡教堂，温处道宗湘文指责平阳县令不处理，立即派郭钟岳带兵数十名前来镇压。平民闻讯，认为官助教剿民，更加愤怒，纠众拆毁教堂及教徒民房，四处响应，江南龙船埩之民房同时被毁。教士梅荣上诉，后经县令沈懋嘉、训导吴承志下乡偕同绅士杨仲愚等出面调解，赔款4400银圆，事态暂时平息。在帝国主义传教士和封建王朝官吏双重压迫下，“强者倚教以凌人，弱者借教以自卫”，于是在1900年激起更大的民教纠纷，出现了神拳运动。
  天主教在法国芬若望神甫任职期间，陆续向四周购置旧房、杂地12亩6分，山地60余亩。宣统元年，法人林芬谷继任主任神甫，动工兴建南门外天主教堂和神甫住宅，计510平方米，1918年建造修女院，常居修女3—4人。1928年增建钟楼一座，高15米。内安置法国进口铜钟1个和铁钟2个。1924年，宁波教区主教法人戴安德决定增设钱库天主教本堂区。平阳本堂区只管辖杜山头、林垟（在瑞安）、步廊、鳌江、钱仓、曹堡、萧家渡、高沙、水头、腾蛟、岳溪、石碑、西岙、沪山、渎浦、桥墩、腾垟（后四个属苍南）等18个堂点，每个堂点均委派司事照管教会。1935年，天主教徒10209人（其中男5765人，女4444人）。1947年受洗礼12000余人，听道者（未受洗礼）约3000多人。
  1946年原承认伪满洲国的梵蒂冈与国民党政府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12月，第一任公使黎培里来华，以中国天主教的最高领导人自居。1949年解放后，他仍留在南京，干涉我国内政，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利用教徒对“圣母”的宗教感情，到处组织“圣母军”。另一“首任国籍主教”于斌总主教，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中国文化界战乱救国总动员会主席团总主席”。他1933年起担任“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1936年公然说：“公教的大敌人，便是共产党。”1949年4月被列入战犯名单。1959年3月他在台湾自称“反共资格最老。”上述“圣母军”、“公教进行会”两个组织在平阳都有扩散。1948年，全县普遍建立“中华公教进行会”，平阳本堂有3个支会，共30余人。“圣母军”又名“圣母御待团”、“圣母慈爱祈祷会”，它是国际性天主教内部秘密组织。1949年9月间，平阳天主堂本堂先后成立了“露德圣母”、“象牙宝塔”、“圣贞之母”、“诸童身之母”四个支会。
  解放初期，天主教会活动照常进行，但外国势力仍在秘密操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持统一战线，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中国神甫王良佐和500余天主教徒发表宣言，主张“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得到各地响应。在当时，周恩来总理经也明确表示：“宗教界提出的三自运动是应该提倡的，人民政府定加支持和赞助。这是宗教界的爱国运动，爱自己的祖国人人有责，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立者才有前途。中国天主教徒是有能力办好自己教会的。”
  1955年秋，因一些神甫及司事的政治历史问题及“圣母军”等反革命案被逮捕判刑。各地信徒怕受牵连，而不敢进堂礼拜，教堂基本空着。至1955年底，我国已不断地制止了天主教内的违法活动。1956年地方性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相继成立。1957年以来，由于“左”的路线影响，宗教活动被停止，教产被当地有关单位、企事业部门所占用或拆建。
  1979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贯彻后。教产逐步归还，目前天主教堂修复17处，教徒8000多人。平阳天主教1986年建立堂务管理小组，爱国会还在筹建之中④。
  基督教又称耶苏教。1870年内地会派曹雅真牧师从温州到平阳以后，在昆阳西门太保殿边设立布道点传教。1875年后，圣（循）道公会，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亦纷纷来平设播道点，使平阳成为温区第二个基督教传播区。至1920年，上述三派已建教堂46所，布道区45处，外国牧师及布道员29人，受薪中国职员32人，受餐信徒933人。1933年，教徒6012人，分为：内地会、自立会、圣（循）道公会、聚会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五个教派。
  内地会，1870年在平阳传道。1872年“差会”派英国衡秉忠牧师来接替曹雅真的工作。1873年，“差会”特派朱牧师来平阳置地建堂，1874年西门连池巷建成“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教堂。1918年，王良牧师在温召开五县内地会代表大会，宣布内地会实行自治，并易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总堂设在昆阳西门。从此，内地会权力开始交付华人牧师，逐渐摆脱了与“差会”的关系。1949年，平太总会召开年议会，杨作新牧师年老辞职，全体代表选陈知三为平阳牧师。平太分开，属平阳县（含苍南）的堂点35个，专职教师15人，信徒约5000余人。
  自立会，1906年，上海闸北长老会牧师俞国桢倡议组织“中国耶苏教自立会”，提出“自治、自养、自传和爱教与爱国相结合”的口号。昆阳的黄时中、姜铭臣、陈日明等，鳌江的范志笃、陈楚卿、朱信之等、北港的俞竹庭、林溥泉、吕信真等立即响应，并派员赴沪联系，酝酿组织平阳自立会。1907年，他们脱离“西差会”管辖，在昆阳东门姜铭臣家和坡南李日廷家建立了“自立聚会点”。接着，鳌江塘沽头、北港水头、俞思坑等地也相继成立了“自立聚会点”。1910年，俞国桢禀浙江巡抚部院“批准平阳七乡自立会（教堂40处，信徒2000余），设立平阳自立会分会事。”同年5月16日，巡抚部院王丰稿批准并备案。平阳“自立会”，正式成立。1916年成立“中国耶苏教自立会平阳分总会。”1919年在鳌江上埠创建“耶苏自立会礼拜堂总会”。1920年，林溥泉（湄川）牧师被选为自立会全国总会付会长兼平阳分总会会长。1947年，退修会在鳌江永平堂召开，。到会教牧工150余人，选举叶挺超、林绳武为牧师，协助范更生牧师主持浙闽教区工作。1949年，以平阳自立会为中心，形成七个牧区，83个堂点，信徒13450人。
  圣（循）道公会，英国派遣监理宗，是按照卫斯理立会之宗旨而无监督制之教会。1878年，李庆华在温州西嘉会里巷创建教堂，定名为“基督教偕吾会”。1880年，偕吾会的传道员数次来平阳芦蒲城村传教。1894年，又从高楼湖石村到凤巢乡杨山下传教，1926年建礼拜堂，再扩大到夏桥、塔下、薛岙、龙尾、大施、仁嘉垟、秀垟等处，并分设教堂。1938年，鳌江部分自立会教徒也转归循道公会，1948年在鳌江上埠建造教堂。
  聚会处（即基督同寅会），美国派遣，属长老宗。1924年，平阳五岱山王禹亭、桥墩张悟生、观美苏清凤等三位教徒与上海倪析声等取得联系，集中一批随从他们的信徒，在五岱山新村地方，建立平阳第一个“平阳基督教徒聚会处”。“聚会处”活动以平阳为中心，发展到瑞安、泰顺、福鼎各县。它的建立和活动，一度引起了基督教在平各教派的组织混乱，削弱了自立会的传教势力。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属美国复临派。该会定星期六为“安息日”。1924年，曾在上海“三育大学”学习过的本县溪头埠青年信徒陈友面、陈宜民、张保仁等将安息日会传入平阳。建立堂点19处，信徒1000余人。1958年，信徒1500余人。
  1950年夏，以吴跃宗先生为首的中国基督教领导人40人，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拥护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提倡“自治、自养、自传”运动。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在北京召开，浙江代表13人，叶挺超参加会议，并被选为“中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全国委员。9月，平阳基督教5个教派负责人召开座谈会，成立了“平阳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推选叶挺超为主任，陈知三、杨辅世、卢加惕为副主任。1956年叶挺超第二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将“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后，自立会全国总会在上海永志堂召开全国代表学习会议，全国7个教区代表75人，浙闽教区有九人参加。开会期间按立了吴显明代表为牧师，协助叶挺超工作。
  1982年7月“平阳县基督教第一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1984年12月“平阳县基督教协会”，成立③。从第四届起“两会”会址由平阳西门迁入鳌江基督教会一堂三楼。目前平阳基督教两会管辖五个教派，123个堂点，信徒25470人。
  上述史实说明，经过历次运动，除了佛教、道教废除封建特权和压迫，改革陈腐活动方式，广大爱国宗教徒与“同善社”、“一贯道”、“五龙会”（包括：‘龙门会’、‘龙门大刀会’、‘双龙会’、‘白龙会’、‘八卦会’）、“大刀会”（包括：‘一心队’、‘红花会’、‘封枪会’、‘先天会’、‘孝子会’、‘孝子队’、‘白带会’）四个反动会道门的首恶分子开展斗争，动员了受蒙蔽人员退会，肃清残余影响外。对天主教、基督教解决了教会的主权问题。既割断了同西方教会的组织、经济、人事的隶属关系，又消除了“洋教”的形象。广大爱国的基督徒，响应政府的号召，协助政府揭露打击取缔了“呼喊派”的反革命组织，肃清了受蒙蔽人员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宗教徒同各族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斗争而取得胜利的组成部分。也是坚持独立自立自办教会，走三自爱国道路的良好开端。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对出席北京基督教问题座谈会的宗教界民主人士谈话时指出：“根据《共同纲领》的要求，我们必须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这不是谁来约束谁，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责任。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并不是说宗教界的每一个人都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在个人来说自己感觉没有被利用，但是帝国主义主观上有所要求，它们利用宗教团体，乃是事实。广大教徒有时不免也被利用。这一点，我们非说清楚不可。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对教会只有好处。”①
  整理上述史料，本意是提供关心者参阅，使之既能便于了解平阳宗教的梗概，又能推进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走三自爱国道路的活动深入进行②，更有利动员广大爱国宗教徒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把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并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实现“人间天堂”多作贡献！由于个人知识肤浅，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老前辈和关心者不吝赐教。借此机会，特向提供史料的县志办、档案局、宗教科、各爱国宗教团体，深表谢意。
  附注：①②③④
  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和“三自”方针，是建国初我国天主教、基督教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为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利用和供养而提出来的。它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爱国宗教团体开展了同国外以及台、港、岙地区宗教组织的友好往来。这种交往的主流是好的。但应看到，境外敌对势力也在借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妄图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干预我国宗教事务，或利用宗教问题制造民族分裂、颠覆人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情况不仅出现于天主教和基督教，而且出现在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对外交往中。因此，不但天主教、基督教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和“三自”方针，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要坚持这一原则和方针，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①摘自《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84、185页。 ②中共中央统战部主办《中国统一战线》月刊一九九二年第十期答问：“三自”方针是否适用于我国所有宗教组织？答：“坚持独立、自立、自办教会的原则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爱国道路办好教务。”这一指导原则主要是针对我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时也适应于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