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关于白承恩之进军浙南，亦以刘祝封《钱匪纪略》的记载为最早：
  迨钱匪招之，引入金表山，由白杨山经诸暨至处州，入南溪，过瞿溪，至潮至，入瑞小港，自此以为师从天降，快何如之。
  洪炳文《瑞安乡土史谈·兵事篇·伪通天王白承恩小传》从之。《白桃花传奇》附录《小传》别本又云：
  白逆领大股粤军，由婺之东阳小路而来，不敢过桃花岭，从神诫也。
  按金表山不知何处，洪氏《小传》删之。白杨山，光绪《浙江全省舆地图并水陆道里记》作“白羊山”，在东阳县东境近天台界，今属〓安县。自白杨山来处州，无须绕道盘暨。《小传》别本谓“由婺之东阳小路而来”，是。桃花岭在缙云十二都，南乡干路自县城至此约二十七里，西南行二里许与丽水交界。岭高一百十二丈，有隘口，称桃花隘，为婺，处二州交通孔道，军事要隘（《水陆道里记》）。1858年5月，翼王石达开遣国宗石镇吉，在连克遂昌、松阳之后，打败驻守桃花岭的清总兵明安泰，进取处州府（光绪《处州府志》，“镇吉”音讹为“进级”），温州震动，鼓舞了金钱会的正式成立与公开活动。白承恩既抄小路而来，所领恐非“大股”；早年算命卖卜，打下迷信的烙印，避开桃花岭，容有其事。
  为什么说，白承恩从东阳来处州不带大部队，他来处州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方志记载为线索找到答案。光绪《青田县志》：“（咸丰十一年）九月，花旗贼陷处州……十二月十三日（1862年1月12日），会匪白老三导花旗贼窜海溪，据之。”光绪《处州府志》略同，惟“会匪”作“金钱会匪”，“花旗”作“粤贼”，白承恩此行的任务是在引导花旗，用不着带大部队来。如果他是带了侍王部队来的，志书也就不至于误会他是金钱会首了。
  按“花旗”指广东天地会部队，1855年在江西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招。以其“犷悍不可制”，“乃阳示以羁縻，令其自树一帜于江、皖间，”借以牵制清兵（夏燮《粤氛纪事》）。大平天国定制，各级职官均用黄旗，惟质地分绸、布，字分红、黑，尺寸大小以为等差，镶边五色以别部伍。而这些部队保留了天地会原来的各色旗帜，，加以各色镶边，花色驳杂，清方文书因称之为“花旗”，太平军中则谓之“广东兵”。他们大都未随石达开远征，1861年在江西又为李秀成所招，部分归李世贤指挥。1861～1862年经略浙东的待王李世贤部队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花旗”。《李尚扬自述》说，金华地区之“武义、永康、浦江、东阳、义乌，都是广东佬踞守”。驻守台州（临海）的耿天义李鸿钊（昭），劝谕东阳青岩四民“急散团练”的忠诚一百六十二天将林彩新等，都是著名的天地会部队的“队将”和“先锋”（据《殿左三中队将李鸿昭等致英法统将照会》）。陈懋森《台州咸同寇难纪略》（抄本）有许多关于花旗的记载。张庆葵《平定金发二逆琐记》（抄本）说瑞安东乡团练曾“夺获汪姓、周姓（按即承天义汪、顺天福周）贼旗数十面，旗皆以黑白镶”，这就是“花旗”的一种。
  那么，处州的“花旗”，部队为什么要白承恩来引导，又要导向何方呢？赵之谦《章安杂记·琐记》云：“金钱会匪自郡城败后，令其党十人赍道府印献长毛，求取温州。长毛方入处州，见赍印者，言：‘汝等已将郡城自行掠空，因官兵利害，求救于我，令我取已空之城。我欲取城池，何待汝等请！汝等先抢，又来召我，大属可恨！’立斩八人，留二人持印返。”这则记事仅此孤证，其可靠性如何？金钱会于1861年10月7日第二次攻温州城不克，适太平军花旗部队于10月20日占领处州府城，乃派人求援，奉上第一次打下温州城时所获道、府印以表诚意，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花旗部队游民习性未改，不遵命令，不守纪律，其驻台州与武义者还使用了若干黑话（《见台州咸同寇难纪略》和何德川《武川寇难诗草》）。李秀成在自述里慨乎言之：“我天国坏者”，“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惹我天朝之心变”；“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再看1862年夏从温、瑞西撤之时，太平军（其中部分为“花旗”）怨金钱会“引之失利，两相格斗，互伤数百人’，并以金钱会首“引导失机，焚磔死焉”（林鹗《泰顺分疆录》，同治《景宁县志》），以至金钱会余部只得折返瑞境，惨遭覆没。这种磨擦、分裂甚至自相残杀，乃是农民起义军难以克服的弱点，我们不必回避掩饰。赵之谦时为瑞安县幕僚，《章安杂记》所记金钱会地段、纪号名目与攻取温州情况之详实，为其他资料所不及。这则纪事，语或容有渲染之处，而处州“花旗”将领不明大义，拒绝支援金钱会以取温州，则属可信。当时二者之间关系之紧张，于此可见一斑。金钱会去找平阳籍的太平天国将领白承恩请求支持，反映到侍王那里，就是题中之义了。侍王李世贤这时正在调兵遣将，分路进取台、温。白承恩既与金钱会血肉相连，又和“花旗”部队友好相处，遂以在二者之间牵线搭桥之最佳人选，奉派前来处州，引导“花旗”到青田海溪屯驻，作为西路军的先遣部队，准备向温州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