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平阳籍太平天国将领白承恩，是平阳人民的骄傲。白承恩生活在19世纪中期，是当时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心的农民起义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个英雄人物。他的革命活动，同浙南金钱会和浙南太平军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温州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文人为之形于笔墨，而涂上传奇色彩；人民把他记在心中，更带着神圣光圈。然而前人记载不一，民间传说纷纭，时贤论述也颇有异同。他的生平事迹还蒙着迷雾，早期活动几乎一片空白。笔者在平阳二中工作期间，进行了白承恩的史迹调查和文献考索，一来为了充实乡土教材，二是作为太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其任务，是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勾沉索隐，考证异同，辨伪订讹，写出信史，使白承恩由一个迷离惝恍的传奇人物，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民英雄，更好地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文物馆、县教委、县政协文史组、县文联和平二中领导的大力支持。1980年10月，白洪祉同志和我一起，到白承恩故乡腾蛟湖窦作了调查访问，承白氏族人热情帮助。1982年10月，温庆来同志和我又到瑞安县湖岭、陶山两区，沿着白承恩的进军路线，探寻先烈的足迹。关于修建白承恩墓的建议，蒙市、县人大和市文管会予以采纳，在县文物馆的主持和白氏族裔的努力下巳经实现。《太平天国将领白承恩传略》（《平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和《南雁》1984年第1期同时发表）、《浙南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白承恩》（原载《历代人物与温州》，1986年）、《太平军将领白承恩与浙南金钱会起义》（刊于《探索》1987年第6期）等文，可以说是集体研究的成果。这个成果，为浙江省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所肯定。“白承恩”条目，收进了《浙江人物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太平天国大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这里，我想就若干前人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的问题，循着撰写白承恩传记时的思路，说明所下论断的史料根据；以及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是怎样借助实地调查和民间口碑，进行合理推断的。这一方面为了释疑，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求教。由于健康欠佳，脑力不济，而又匆促交稿，未及推敲，故而结构松散，恐多疏失。请同志们指正。
  一、入营时间地点
  关于白承恩参加太平军的情况，最早见于刘祝封《钱匪纪略》的记载。
  当咸丰初年，发逆起事广西，后至南京，草泽英雄，不招而至者甚多。白承恩名老三，依湖海算命之徒，投入发逆。
  洪炳文《白承恩小传》：“咸丰初年，途中投入发军”，周喟《南雁荡山志·志余，白桃花传奇》：“咸丰初，从太平洪氏”均从此说，而语焉不详。白承恩“拜上入营”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已经不能详考。但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一月初九日（1860年12月l8日）以幼主名义颁布的一道诏旨，却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献根据：
  今览贤叔本奏，保举李尚扬等员升授各职。联旨准，特诏封李尚扬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裨天义，李遇茂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匍天安，江义福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天福，白承恩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天燕，以展其才也。（《封李尚扬等职并准修造辅天府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70页）
  白承恩这时封燕爵，“?天燕”是爵号，“天朝九门御林”是官爵通用的崇衔，“开朝勋臣”则是勋衔。关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勋衔制度，各家有不同记载。俞功懋《探穴纪略》谓依入营年代分：“以咸丰三年前者为开朝王宗，十年前者加开朝勋臣”。佚名《平贼纪略》言依籍贯地域分，“广西人（陈庆甲《金陵纪事诗注》则说“两广人”）称开朝王宗，两湖人称开朝元勋，三江人称开朝勋臣。”虽都不够确切，但可以参照入营的年代和地区，说明资历深浅和官爵高低。白承恩勋衔为“开朝勋臣”，当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建都天京以后，庚申十年（咸丰十年，1860年）以前，在三江（即江苏、安徽、江西）地区加入太平军的。
  太平天国后期官制，在王爵之下设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后来爵赏渐滥，复于王下义上增置天将、朝将二级。军官奖功加官进爵，例由主管将帅成批保举，经天王或幼主旨准升授。由此可知，白承恩跟李尚扬、李遇茂、江义福等，均隶侍王李世贤麾下，为已旗同僚，但级别互有高低。李尚扬是李世贤亲信的高级将领。1862年10月，侍王李世贤回援天京，李尚扬奉命留守，“管理调度”金华一府六县之事，次年2月27日在汤溪被诱擒死之。胡崇藩《存斋偶编》录存的《李逆亲供》，即《李尚扬自述》，为我们考证白承恩打回浙南老家以前的经历，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李尚扬自述》说，他原从萧朝贵和李开芳，李开芳北伐时“未同去，就跟随伪侍王李世贤。三年在镇江，直在镇江守城。后因官兵克复，七年即窜到江北六安州一带”。按镇江为天京门户，处在东战场的前沿，经常受到清军的围攻。1853年5月李开芳、林凤翔率军北伐之后，名将罗大纲留守镇江。1854年4月罗大纲调往西战场，镇江防务由吴如孝主持。李世贤原为李秀成部属，未曾驻守镇江。1856年夏秋间，燕王秦日纲督丞相陈玉成、李秀成、涂镇兴、陈仕章等，率军东援镇江，解了镇江之围，接着连破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有关记载都未提起李世贤的名字。天京事变以后，“国中无人”，李世贤才以“少勇刚强”而被选拔为大将。1857年11月李秀成、李世贤自安徽六安“全军调下”以救镇江，经过苦战，12月27日救出守将吴如孝军，镇江陷于清军之手。李秀成旋回天京，以副掌率提理朝政，遂将“原日旧部士将”交付堂弟李世贤，独当一面。此后，李世贤镇守芜湖，转战皖南，救援天京，1858秋任右军主将，1859年秋晋封侍王（以上据《李秀成自述原稿》，参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罗尔纲《李世贤传》）。供词之口述与笔录，往往与史实有出入，这是常有的事。李尚扬既在1853年李开芳北伐之后，一直在镇江守城，就不可能马上跟随李世贤，而是1857年12月（清咸丰七年十一月）镇江撤守之后，才归属于李世贤的。那么，白承恩之奔向天京“途中”投入李世贤麾下，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1857年在苏南镇江附近，或者是1858～1859年间在皖南宁国、宣城、芜湖一带。白承恩在1860年冬膺封燕爵，恐怕不是1858～1859年入营者所能躐等超擢的。我们知道，乐清瞿振汉起义的首领之一金佩铨，1853年秋扮作商人到天京联系，1854年夏自天京回来，都是经过镇江的（林大椿《红寇记》）。白承恩当时很可能也走镇江这条路。我在《太平天国将领白承恩传略》中说，1853年特大水灾之后，白承恩背井离乡，闯荡江湖，结识了赵起，在1855年瞿振汉起义鼓舞下奔向天京。如果上述推断不错，那么，白承恩于1857年冬在镇江外围遇到太平军，投入李世贤麾下，与撤离镇江的李尚扬同一部队，去了皖北六安；1858年来到皖南以后，和金钱会互通声气；1861年师驻金华，与金钱会联系更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或把上引“咸丰初年”云云确指为1853年，这是缺乏根据的。1858年赵起等结义铸钱，才有“金钱会”之称，而刘氏《纪略》不也是说“金钱会匪始于咸丰初年”么？
  白承恩既与李尚扬同在一个部队，基本上一起行动，那么根据《李尚扬自述》，参以《李秀成自述》及其他有关记载，白承恩在1860～1861年的经历与战绩，就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来了。笔者在《太平天国将领白承恩传略》等文中，就是依这条线索来写的，这里不再赘述。
  二、处州引导“花旗”
  关于白承恩之进军浙南，亦以刘祝封《钱匪纪略》的记载为最早：
  迨钱匪招之，引入金表山，由白杨山经诸暨至处州，入南溪，过瞿溪，至潮至，入瑞小港，自此以为师从天降，快何如之。
  洪炳文《瑞安乡土史谈·兵事篇·伪通天王白承恩小传》从之。《白桃花传奇》附录《小传》别本又云：
  白逆领大股粤军，由婺之东阳小路而来，不敢过桃花岭，从神诫也。
  按金表山不知何处，洪氏《小传》删之。白杨山，光绪《浙江全省舆地图并水陆道里记》作“白羊山”，在东阳县东境近天台界，今属〓安县。自白杨山来处州，无须绕道盘暨。《小传》别本谓“由婺之东阳小路而来”，是。桃花岭在缙云十二都，南乡干路自县城至此约二十七里，西南行二里许与丽水交界。岭高一百十二丈，有隘口，称桃花隘，为婺，处二州交通孔道，军事要隘（《水陆道里记》）。1858年5月，翼王石达开遣国宗石镇吉，在连克遂昌、松阳之后，打败驻守桃花岭的清总兵明安泰，进取处州府（光绪《处州府志》，“镇吉”音讹为“进级”），温州震动，鼓舞了金钱会的正式成立与公开活动。白承恩既抄小路而来，所领恐非“大股”；早年算命卖卜，打下迷信的烙印，避开桃花岭，容有其事。
  为什么说，白承恩从东阳来处州不带大部队，他来处州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方志记载为线索找到答案。光绪《青田县志》：“（咸丰十一年）九月，花旗贼陷处州……十二月十三日（1862年1月12日），会匪白老三导花旗贼窜海溪，据之。”光绪《处州府志》略同，惟“会匪”作“金钱会匪”，“花旗”作“粤贼”，白承恩此行的任务是在引导花旗，用不着带大部队来。如果他是带了侍王部队来的，志书也就不至于误会他是金钱会首了。
  按“花旗”指广东天地会部队，1855年在江西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招。以其“犷悍不可制”，“乃阳示以羁縻，令其自树一帜于江、皖间，”借以牵制清兵（夏燮《粤氛纪事》）。大平天国定制，各级职官均用黄旗，惟质地分绸、布，字分红、黑，尺寸大小以为等差，镶边五色以别部伍。而这些部队保留了天地会原来的各色旗帜，，加以各色镶边，花色驳杂，清方文书因称之为“花旗”，太平军中则谓之“广东兵”。他们大都未随石达开远征，1861年在江西又为李秀成所招，部分归李世贤指挥。1861～1862年经略浙东的待王李世贤部队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花旗”。《李尚扬自述》说，金华地区之“武义、永康、浦江、东阳、义乌，都是广东佬踞守”。驻守台州（临海）的耿天义李鸿钊（昭），劝谕东阳青岩四民“急散团练”的忠诚一百六十二天将林彩新等，都是著名的天地会部队的“队将”和“先锋”（据《殿左三中队将李鸿昭等致英法统将照会》）。陈懋森《台州咸同寇难纪略》（抄本）有许多关于花旗的记载。张庆葵《平定金发二逆琐记》（抄本）说瑞安东乡团练曾“夺获汪姓、周姓（按即承天义汪、顺天福周）贼旗数十面，旗皆以黑白镶”，这就是“花旗”的一种。
  那么，处州的“花旗”，部队为什么要白承恩来引导，又要导向何方呢？赵之谦《章安杂记·琐记》云：“金钱会匪自郡城败后，令其党十人赍道府印献长毛，求取温州。长毛方入处州，见赍印者，言：‘汝等已将郡城自行掠空，因官兵利害，求救于我，令我取已空之城。我欲取城池，何待汝等请！汝等先抢，又来召我，大属可恨！’立斩八人，留二人持印返。”这则记事仅此孤证，其可靠性如何？金钱会于1861年10月7日第二次攻温州城不克，适太平军花旗部队于10月20日占领处州府城，乃派人求援，奉上第一次打下温州城时所获道、府印以表诚意，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花旗部队游民习性未改，不遵命令，不守纪律，其驻台州与武义者还使用了若干黑话（《见台州咸同寇难纪略》和何德川《武川寇难诗草》）。李秀成在自述里慨乎言之：“我天国坏者”，“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惹我天朝之心变”；“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再看1862年夏从温、瑞西撤之时，太平军（其中部分为“花旗”）怨金钱会“引之失利，两相格斗，互伤数百人’，并以金钱会首“引导失机，焚磔死焉”（林鹗《泰顺分疆录》，同治《景宁县志》），以至金钱会余部只得折返瑞境，惨遭覆没。这种磨擦、分裂甚至自相残杀，乃是农民起义军难以克服的弱点，我们不必回避掩饰。赵之谦时为瑞安县幕僚，《章安杂记》所记金钱会地段、纪号名目与攻取温州情况之详实，为其他资料所不及。这则纪事，语或容有渲染之处，而处州“花旗”将领不明大义，拒绝支援金钱会以取温州，则属可信。当时二者之间关系之紧张，于此可见一斑。金钱会去找平阳籍的太平天国将领白承恩请求支持，反映到侍王那里，就是题中之义了。侍王李世贤这时正在调兵遣将，分路进取台、温。白承恩既与金钱会血肉相连，又和“花旗”部队友好相处，遂以在二者之间牵线搭桥之最佳人选，奉派前来处州，引导“花旗”到青田海溪屯驻，作为西路军的先遣部队，准备向温州进军。
  三、进军温州路线
  1862年初金钱会被血腥镇压，赵起化装越白沙岭脱险，求救于太平军并作向导。一般都认为，他到处州去找白承恩，其实是在永康找到了李尚扬。《李尚扬自述》记其事道：
  去年正月，逆犯由永康、缙云、青田到温州，因有金钱会
  头目赵起及一胡姓来相引导，所以往台州去招集会匪。按李尚扬经由缙云、青田以取温州，是未然而不是已然之事，“由”字上疑脱“拟”、“欲”这类的字。李尚扬曾匪1861年冬随侍王李世贤，由金华经缙云度苍岭克仙居，占领台州府城及所属各县。这次带兵五万，在赵起向导下，仍取道仙居至黄岩，3月1日遣级天安杨、抚天安李越佛岭，7日占领乐清，并于16日偕信天义何松泉（他于上年11月克天台，年初奉侍王命守黄岩）亲到乐清前线调度指挥，前锋于28日渡浦激战，占领乌牛（属永嘉县），和西路军会攻温州府城（参光绪《台州府志》、《台州咸同寇难纪略》和有关各县志）。那么，招集金钱会众之事是否还有旁证呢？有人发现天台金钱会的信钱，并与平阳金钱会的信钱作了比较（《文物》1959年第12期），两者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林大椿《粤寇纪事诗·招兄弟》：“白旗下乡招投军，市井游手词色欣。新兵入城老兵喜，营中别有相见礼，尊者为兄卑为弟，不问亲戚俱一体。……兄兄弟弟相残害，阋墙又有金钱会。”小序言太平军官下乡招兵时，“磐石何炳松率三十人先投，岐头朱永夏继之，金钱会赵杞等又继之”。诗注云：“金钱会来投长毛贼，后又与贼閧，分队而去。”姑不论“赵杞”是不是“赵起”之讹，也不去探讨“阋墙”、“分队”究系何指。散在乐清避祸的金钱会众又纷纷投入太平军，不是个别的，而是成了“队”，这总是李尚扬率部经台州进军温州时的一个事实吧。
  西路军开始行动还要略早几天。光绪《青田县志》：“（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1862年2月16日），西北风大起，场沙拔木，贼夺隘向青田，我师御之不利，贼遂下海口。十九日，海溪贼屯率大股东下，我师迎战于练岙败绩，贼遂破县城据之。”上距金钱会之败不过半月，白承恩就敌忾同仇，率先遣队冒着风沙严寒打下海口，会合处州来的大部队，于1862年2月18日占领青田县城。赵起不是这路太平军的向导，也不同白承恩在一起。西路军克青田后，进展滞缓。光绪《永嘉县志》：“（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粤匪自青田过天长岭犯郡，分扑西门、三角门，势张甚……遂踞上乡各村。二月初二日复来攻城，又击之。贼四出搜山。”《平浙纪略》：“先是（同治元年）正月二十日贼陷青田，秦如虎前队于二十九日驰抵温州，贼巳至界牌，距城八十里，都司李世进等御之而败。三十日，贼众数万直扑郡城。……二月初一夜，贼复纠合大股，三面环攻。”攻西门必自西郭太平岭。这就是洪炳文《白承恩小传》和周喟《南雁荡山志》所说的“左旗”。白承恩没有带领这支部队去打温州城，而是在占领青田半个月之后，自领“右旗”由方山越白沙岭，插入瑞安小港。
  清闽浙总督庆端于同治元年四月十四日奏称：“二月十六日青田之贼窜入瑞安之白沙岭，扰及河上桥等处，孙锵鸣集团迎击获胜。该逆分股包围，生员孙贻谷亲带勇团奋击，众寡不敌，力竭阵亡。”（《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指的就是白承恩部太平军。
  民国《瑞安县志稿》：“奇云山高1206.1公尺（见陆军测量局实测图，有岭日白沙岭，西北通青田县境，南通本县潮至。”“岭高一百丈”（《水陆道里记》），相对高度300余米。河上桥原名和尚桥，即今瑞安湖屿桥镇。1982年我们在湖岭调查时，访问了72岁的太平寺僧、上朱山（今属瑶庄乡）人卓志荣，得到了罕为人知的新情况。他说：
  小时候听老辈说，长毛头白老三的部队，壬戌年二月（1862年8月）从青田方山那边过来，兵分两路：一路越白沙岭过侯垟，一路经永嘉（今属瓯海县）林垟翻岭过朱山，在瑶庄会合后，经周垟、咸芳到湖屿桥。经过朱山那支长毛，在上朱山我阿爷（祖父》的大屋和其他几座大屋里驻过，人数很多，捣米煮饭，满地坛都是糠。这则口碑之可信，不但由于是发生在口述者老辈家里的实事，而且符合于太平军行军打仗的规律。汤氏《鳅闻日记》言太平军“打仗则两翼围裹，名蟹螯阵”。1861年待王部将黄呈忠、范汝增率太平军，分别由绍兴陶隐岭和诸暨上谷岭两路入嵊县；然后又兵分两路，一由陈公岭入奉化，一经清风岭克上虞、余姚入慈溪、镇海，南北两路合取宁波。镇压过太平军和莲蓬党的许瑶光，在《谈浙》中也禁不住赞叹道：“人言贼用兵如蟹螯，信矣。”侍王李世贤遣兵从台处两路会攻温州，亦属此法。对此，吴一勤《瑞安西北乡团练防剿记》载：“一从白沙、芳山二岭窜邑之港乡，扰及潮至、陶山各处，团长孙君诒谷逆战于余岙，败绩死之。……一从界牌、天长二岭窜永嘉之上乡，扰及瞿溪、榕溪、任桥、马桥各处”云云，最为简要明确。“芳山岭”疑即“方山岭”。从芳山岭来者，当是白承恩部自青田方山经永嘉（今瓯海）林垟来瑞安瑶庄，与白承恩自率越白沙岭的主力会合的这一支。这样，我们从并时人的记载中也得到了印证。
  回头来看上引刘氏《纪略》和洪氏《小传》所记白承恩部太平军从处州进军瑞安的路线：“入南（楠）溪，过瞿溪，至潮至，入瑞小港”，（时贤也有从此说的，如《李尚扬自述笺证》）这样迂回绕道，不合师由间道、乘虚直入的要求；当时清方在白沙岭没有什么防备，白承恩部太平军也不必绕那么大的圈子。有关史志资料甚多，就不赘引了。
  有些论著认为：“1862年2月底，李尚扬命令驻在台州的太平军，经过乐清、仙居县境，进军青田，汇合驻扎海溪的白承恩部，由赵起作向导，向温州推进。”赵起不在白承恩部队当向导，上文巳经说明。从上引《李尚扬自述》，看不到有这样一条进军路线。《关系》篇末注明出处云：“《处州府志》卷12《戎事》”。但据笔者昔日查阅光绪《处州府志·戎事》所作有关太平天国史事的详细摘录，也没有这条史料。从台州（临海）到乐清必经黄岩；仙居在乐清西北方向而不接界，从乐清境到仙居境，须经黄岩或永嘉县境；青田在仙居西南，其间也隔着缙云或永嘉县地。而李尚扬新从永康经缙云，取道仙居，于1862年2月24日抵达黄岩（据光绪《台州府志》、光绪《黄岩县志》、《台州咸同寇难纪略》），何必走那么多的回头路呢？况且李尚扬于3月1日才遣级天安杨、抚天安李，“度佛岭向马家山（今属乐清县旸谷岙乡）取道前去”乐清县境，其任务是直取乐清县城（据同上），于3月7日克之（光绪《乐清县志》、林大椿《粤寇纪事诗》），未闻有从乐清县境绕道仙居至青田以攻温州者。李尚扬亲临乐清后曾“檄调”黄岩的太平军，仙居结天安也曾“分兵”来永嘉，但都是4月中旬的事（《台州咸同寇难纪略》），西路太平军已占领青田进攻温州，白承恩也早已牺牲了。当时金华、处州两府都在太平军手里，一路畅通。如果到海口会合海溪白承恩部以攻青田的太平军是从金华调来的，定然走永康、缙云、丽水这条路。光绪《处州府志》但言“海溪贼陷青田”，未有“率大股”之说，看来打青田的部队都是原已在处州府境的。张庆光《剿平逆匪日记》（抄本）云：“迄乎（三月）中旬，发逆之在青田者，偕从台郡破仙居之股，越山渡港，焚界牌岭，直扑郡城西郭门，秦镇宪击却之。而记名道张进驻桐岭，以扼其南下，……相持匝月。至于四月十三日，贼审知张公兵微，暗集精骑劲旅，并力攻破桐岭行营，遂分股而南……大概是因刘氏《纪略》、洪氏《小传》言白承恩率兵袭破桐岭，进围瑞安，然后于雷桥中伏死，论者沿袭旧说，遂致误解的吧。
  或谓：“西路军由缙云越天长岭和驻在青田海溪的白承思会合，2月18日攻克青田县城。”按天长岭不在缙云、青田之间，而在永嘉县（今瓯海县）南雅乡，西路军是会合海溪白承思部打下青田县城，然后越天长岭玫温州府城；而不是先越天长岭，再会合海溪白承思部去打青田县城。
  四、小港遗迹追寻
  白承恩部突入瑞安小港后，打了一个漂亮仗，就是击毙孙诒谷的战斗。孙诒谷（或作贻谷）只是一个小“勇首”和“白布”小头目，但由于他是孙锵鸣之侄，孙衣言长子，于是上了奏报，从优赐恤，名列《浙江忠义录》，民国《瑞安县志稿》有传，不少文人为之写诗作传。关于这次战斗的时间、地点，有关奏报和记载都很粗疏。上引庆端奏，此事系于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1861年8月16日）青田太平军入瑞安白沙岭之后；《平浙纪略》和李滨《中兴别记》因之，惟后者记日干支误作“己卯”（二十六日）。其实，地点不在白沙岭，日期也不是十六日。关于此事始末，孙衣言最有发言权。他在《亡儿贻谷殡志》中说：
  既而粤贼由处州入居青田，白沙岭路通瑞安，儿以所部防岭者久之。二月十四日，予奉父母归自山中，儿亦以是日归。方遣所部休去，而贼忽以十六日度白沙岭。时闽师犹在平阳，儿夜召民兵为御贼计。明日，贼益深，床部返者才三人，而新募湖石勇适至，遂以行。遇贼于桃溪，……独以所部进，民兵从者千余人。儿由间道据大岭，而贼已先夺高峰，……民兵望见山上兵却，则溃去。……独一勇黄勤从，而贼大至。儿且战且走，被重创，遂死，勤亦死。后四日，得其尸于广济寺之前。
  这里删去了一些粉饰之词。当然，“且战且走”也是对死者的美化，当从刘氏《纪略》作“曳矛而走”。由此可知，当时清方在白沙岭至湖屿桥一带毫无防御，白承恩部神速挺进，根本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1982年我们在当地义务文保员郑育友同志向导下，作了广泛的调查访问，证实了这一点。庆端奏称“孙锵鸣集团迎击获胜”，只是为开脱这个“奉旨在籍督办团练”者疏于防守的罪责而捏造的谎报。《中兴别记》：“团绅孙锵鸣督勇迎击于白沙岭，却之。”就乖谬得更加离奇了。“桃溪”即陶溪，距大岭脚约二里。“广济寺”，刘氏《略纪》作“光照寺”，均“广照寺”之音讹。寺在余岙，今路头村。这一带都属潮至（今潮基乡）。大岭“高十八丈”（《水陆道里记》），相对高度约60米。大岭与湖屿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大岭垟（属湖屿桥镇）；而到白沙岭头，还隔了咸芳、瑶庄两个乡。过去我们称此役为“白沙岭战斗”，不确，故正名为“大岭战斗”。时间是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1862年3月17日），而不是“二月十六日”。这次战斗情况刘氏《纪略》有一段十分精彩生动的描述。潘钟瑞《苏台麋鹿记》记太平军行阵之法云：“又或立马插旗，作排阵相持之势，潜以后队悍贼从两旁兜裹向前，名日‘荷包阵’。闻七子山一带民团，即中此计。”白承恩在这一次战斗中，就是用的“荷包阵”。
  关于白承恩部进驻潮至时的情况，前人很少记载。1982年我们作调查时，在潮基下街召集了62岁至89岁的长者6人，开了一个老人座谈会；又到路头村访问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回忆故老相传，白老三当时“大约30岁”。“他带领的长毛有两三千人，在潮至驻扎过，来的时侯，纪律很好，姑娘妇女躲在门背后，也没有事”。“（路头）陈琳钦家老屋，厅边右首一间的房门，就给长毛戮了一刀，用外地话喝问：‘有没有人？’无人回答也就算了，没有破门而入。房门留下一条长缝，是后来用一块狭长板条镶补起来的”。白承恩部除若千亲兵外，大部是曾经屯驻海溪的“花旗”，在那里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教育，纪律严明如此。《南雁荡山志》说：“承恩善用智，不嗜杀，驭下有恩，人皆乐为之用。”这不但在行军作战中表现出来，而且可以从民间口碑得到印证。洪炳文《白桃花传奇》主角自称“二十六岁’，旧时记载白承恩部队自潮至下雷桥者有数万人。我们认为当地故老相传较为可信。老人座谈会上反映：“现在潮基街没有姓何的。潮至何宅女儿姚娟（阿花）想和白老三结亲的事，没有听说过。”这个情节，刘氏《纪略》和时人著撰均无记载，洪炳文《瑞安乡土史谭·伪通天王白承恩小传》（1909年成书）也还没有。直到1916年，才在洪炳文《白桃花传奇》第二折《花侑》和附录《伪封通天王白承恩小传》篇末“野史氏日”中出现。那么，“辞婚不恋塔乡花”云云，既是洪氏《白桃花传奇》所作的艺术虚构，也是白承恩及其部属纪律严明、恪守“天条”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吧。调查中搜集到当时这一带的民谚：“队管队，金钱不入白布会”。“财主加入白布会，穷人加入金钱会。下街倪家两兄弟，阿哥有钱落‘白布’，弟弟无钱落‘金钱’，成了冤家对头人”。“大港边的彭埠，财主儿和做官的多，全村参加白布会。鹿木乡的前坑，全村参加金钱会。‘金钱’和‘长毛’是一家，‘长毛’打输后，前坑全村的屋统统给‘白布’烧光。”两个阵营这样分明，斗争如此残酷，所以人们盼望已久的白承恩，带领太平军打回老家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潮至的‘金钱’跟‘长毛’走的很多”，至今人们还记得有名有姓。这就是浙南人民的好儿子、太平天国将领白承恩强大力量的源泉所在。
  诸家记载白承恩雷桥中伏牺牲之事大抵相同。惟洪炳文撰《项麟甫家传》，言白承恩统众由瑞安西乡而下，“欲南趋平阳，从小篁竹渡江”。“小篁竹”今名仙篁竹，属江溪乡，在飞云江南岸，与金谷山（今荆谷乡）隔江相对，原是金钱会的一个重要据点。这跟后来西撤之金钱会余部从青田返回时，“由金角山分窜平阳，越江深入”（《平浙纪略》》的路线相同，可备一说。吴一勤《瑞安西北乡团练防剿记》（抄本）说，白承恩死时，残暴的敌军，“以左右手系有金镯，因截其手取镯，分散而去”。按太平天国前期禁止军中私藏金银，金银饰品按品级定制；后期则封王或“爵同王”者，例赐金牌、金项圈、金印（幼主《建造正九重天廷并封李容发为忠二殿下诏》、天王《永定印衔诏》），朝内、军中各级官员，也普遍戴有金银牌和金银手镯。相传这双手镯系幼天王封他通天福时所赐（湖窦白氏族裔白希昂老人口述），此说可信。至于是谁设伏炮击中了白承恩？前人有不同的说法。昊一勤说是“各团齐集，以二枪手预伏桃花垟小庙”（按即雷桥下首的五神庙），把“功”归给“白布”团练。孙衣言《福建记名道张公平贼纪功碑》则说．“及其破粤贼于雷桥，则又百里驰师，倍道夜进。”后来民国《平阳县志·张启煊传》，民国《瑞安县志稿》等均沿袭此说，视为信史。甚至百余年之后，当地老人还说是“张道爷的军队”打的伏击。刘祝封《钱匪纪略》、洪炳文《瑞安乡土史谭》和《项麟甫家传》，力辟此说，认为是清千总项国荣（字麟甫），“带精兵百人扎雷桥”，“叠牌架枪以待”，“一枪击死”，而“功为大力者所冒”。“大力者”即指张启煊。其叙事翔实可信。1982年我们在调查中，在桃花4对5名68岁至85岁的老人进行了访问座谈，实地踏看了雷桥战场和“王坟”遗址。虽山水、涂田、竹树、路径都巳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还可以看出，当时雷桥形势，诚如刘祝封、洪炳文所描绘的。惟白承恩中枪落马，并未即亡，而是亲兵白灼票背到桃花村，伤重牺牲。这是1980年我们在湖窦调查中得到的口碑。关于桃花垟“王坟”及其归葬湖窦，两地调查可以互相印证。
  五、牲牺日期订误
  白承恩牺牲的时间问题，和太平军在温州的活动问题纠结在一起，众说更为纷纭。时贤论著，或谓白承恩指挥过桐岭战斗，毙清游击赖得福，打得张启煊弃营而逃；或谓白承恩曾经来到隆山寺，指挥太平军围攻瑞安城；有的则说，白承恩在雷桥牺牲后，温州、瑞安的太平军也就撤到处州、金华去了。总之，把白承恩牺牲日期往后推移；寻其源头，其说盖出于刘氏《钱匪纪略》和洪氏《瑞安乡土史谭》。
  刘况封是瑞安县城被金钱会围攻时，缒城到温府求救的三人之一。“钱发之变，目睹耳闻”，故《钱匪纪略》有许多大事和细节，为他书所不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此书是事后40多年，他70余岁时所作，难免记忆有误。它又不象《钱虏爱书》、《会匪纪略》等书那样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特别是后半部太平军南下之后，叙事多前后错乱。洪炳文在瑞安解围后入塾时才14岁。他采刘氏《纪略》作《白承恩小传》，把有关记事连接起来，而序其次第：1、白承恩率部取道白沙岭入瑞安境；2、白承恩部败张启煊于桐岭；3、白承恩指挥太平军围攻瑞安县城；4、太平军一部在马屿覆败；5、白承恩率大军自潮至下雷桥，中伏死；6、白承恩余部行大港经营前，由大峃越大会岭过青田九都，仍返金华。这个时间表，与实际出入更大。
  我们考定白承恩雷桥牺牲的日期为1862年3月16日（清同治元年二月十八日），其主要根据是孙衣言《亡儿贻谷殡志》。
  儿死之次日，张公破贼于雷桥；后三日，贼尽灭。
  上文巳经考明，孙贻谷于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大岭战败毙命。“次日”，乃是二月十八日。参以光绪《青田县志：“（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贼渠白老三由二都方山窜瑞安，败死。二十二日，余贼复窜青田，掠方山据之”，时间吻合。考《平浙纪略》记载：“（同治元年二月）十八日，张启煊亲督所部并调添民团驰抵瑞安。……十九日，启煊先令张启德等率领民团分路堵剿，并令游击李世雄扼驻牛皮岭。二十日，启煊整队前进行，抵陶山隘口，贼数以马队冲扑，不得入隘口，游击陈光彩等会合民团两路迎击，毙贼数十，遂奔。二十一日进攻，再捷，贼退回青田。”由此可知，白承思殉国后，所部太平军仍在陶山一带扼守，对清军、团练作战。张启煊部直到8月20日，还被太平军阻滞于陶山隘口而不得入，何能在3月18日破太平军于雷桥？“冒功”证据，确凿无疑。“百里驰师，信道夜进”云云，就成了溢美之词。这支太平军于3月21日受挫以后，仍由潮至旧路，翻过白沙岭，于3月22日回到青田方山。孙氏所谓“三日后贼尽灭”，或即指此。但据《平浙纪略》（民国《平阳县志·张启煊传》同），至太平军平金钱会余众在马屿一带被歼，“庆公以捷闻”，才算是“尽灭”，时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1862年6月17日），上距孙贻谷之死刚好三个月。那么，《殡记》之“后三日”，或为“后三月”之讹。洪炳文在《瑞安乡土史谭兵事篇·订讹》中指出：“《逊学斋文钞·亡儿贻谷殡志》云：予弟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山中出与张公谋办贼。越五日而贼围瑞安甚急云云。于是围城十日矣。”按瑞城解围在十一月初六日，此志所云是当十月，字疑讹。再，民国《平阳县志·张启煊传》：“同治元年二月克石步，四月克金谷山”云云，参孙氏《殡志》，当作“同治元年正月二日克石步，四日克金谷山”。旧籍刊板、活字，手民疏失往往如此。《逊学斋文钞》刊本，字用扁宋，“日”、“月”形近而讹，有可能。
  至于太平军桐岭大捷，是在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1862年5月10日），次日进围瑞安县城，牺牲于二月十八日的白承恩，怎能亲临指挥？刘氏《纪略》言，福安协副将吴鸿源水师入飞云江时（同年五月初四日，即1862年5月31日），“发逆闻声登嘹望”，有“我真空来矣”之叹，原为美化清军，而洪氏《白承恩小传》，改“发逆”为“白”字，让死了两个多月的白承恩复活，就近于小说家之言了。
  民国《瑞安县志稿·林梦楠传》：“次日，合乡团进攻马屿，歼寇万余，首领白老三在雷桥中炮死，余由大会岭遁青田，壬戌五月廿一日事也。”似乎三件事都发生在同一天：1862年6月17日。浙江省文管会《金钱会农民起义史迹调查》所附大事记，把“挺进浙南的太平军领袖白老三、承天义汪和顺天福周先后牺牲”和起义军的“撤走”都系于1862年5月（《文物》1961年第1期）。据吴一勤《瑞安西北乡团练防剿记》载，承天义汪、顺天福周之牺牲，在1862年6月2日（同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此后，温州、瑞安各地的太平军纷纷经大会岭西撤。大会岭又叫大峃岭或九都岭，当时是瑞安大峃与青田九都的界岭，现岭的两侧都属文成县。随太平军撒走的金钱会余部，因意见不合，又折回瑞安，1862年6月17日被歼于马屿一带。把这些事情，在时间上都跟白承恩雷桥牲牺扯在一块，其错误是显然的。
  为什么产生这种种错误呢？其原因，就是囿于“通天王”、“连营七百里”之说，似乎白承恩是浙南太平军的最高长官，分路进军是他派遣，兵将归他调度，胜仗由他指挥，他一牺牲，太平军就得撤走或遭覆败。关于太平军在浙南的将领和指挥系统，我们知道的还不多。就现有资料来看，忠裨天将李尚扬奉侍王之命，为经略温州的总指挥，并亲率东路军来温，部署攻城。李尚扬回金华后，温州前线由信天义何松泉指挥作战。驻守乐清者，为级天安杨、抚天义李。西撤前牺牲的，有承天义汪、顺天福周。马屿最后一战，还有豫天义金正发、耿天义潘某的官印被清方缴获（林梦楠《濒江战守日记》抄本）。这些人都比白承恩官大爵高。太平天国论资排辈，讲究“上下有别，尊卑有序”。那么多的天义，天安，作为下级的天福，能够派遣、调度、指挥得了吗？白承恩是太平军和金钱会之间的政治桥梁，沟通了两者的关系，对浙南的金钱会和太平军影响很大，号召力很强。反动势力则非常害怕。他虽然他在入温作战不久就牺性了，但是敌我双方仍感受到“通天王”这面旗帜的存在。并时对垒的文人、认为他的活动与浙南太平军和金钱会相终始；而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他奉为神明者达数十年之久，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承恩的伟大么？
  六、“通天王”之谜
  百余年来一直相传，白承恩是太平天国的“通天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知道，白承恩在1860年12月18日以战功卓著授为“?天燕”，有幼主诏旨为凭，毋庸怀疑。进封“通天福”，则见于周喟《南雁荡山志》卷十三《志余·琐记》的《白桃花传奇》条。据《李尚扬自述》，他于1861年5月随侍王占领金华后，分守汤溪，叙功由京卫军大佐将（一说主将）裨天义升封忠裨天将（一说经朝将而天将）。白承恩之晋爵通天福，也当在此时。
  按太平天国六等爵号，“天”字居中；下一字为爵位，称为“安爵”、“福爵”，或连上谓之“天安”，“天福”；上一字则为封号。诸王封号，出自天王圣裁；六爵、诸将封号，例由“吏部排衔”（《幼主诏旨》）。封号或褒其德行，如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或由名字衍化，如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或以其职司，如婚娶官为禧天福；或因事取义，如新附者封附天侯；或取吉祥之字，如宝天义黄呈忠、进天义范汝增；或用生僻之字，如鼎天义刘政宏、忠遴神将陈廷香’或以会意造新字，如李芳李世光父子追赠?天义、〓天义；或分批采偏旁同的字，如?天福江义福、?天燕白承恩。天爵晋升，封号一般不变；有的再升朝将、天将至王，封号仍然不变，如李秀成自合天侯累迁至合天义，李世贤从侍天福洊升侍王，李尚扬由裨天义而晋忠裨朝将、忠裨天将。但也有改变封号的，如常熟钱桂仁由慷天福而慎天安，王宗杨志清由志夭安升惒天义。以白承恩封号“?”字生僻，晋升时改“通天福”，属于此例，不足为奇。
  “通天王”之说，最早见于刘祝封《钱匪略》：“平邑人，姓白名承恩，行三，人皆呼为白老三，封通天王，所领人马约计有七百里连营”。洪炳文为作《伪通天王白承恩小传》，并在《白桃花传奇·花侑》一折中加以释义：“通天云者，言能通天人之理，决胜负之机。”民间则桃花垟“王坟”之说流传颇广。在调查中了解到旧时雷桥下首的五雷庙，确曾供奉过“通天王”神像，可与符璋、刘绍宽等的诗作参证。但大平天国王号，除子袭父爵加“幼”字如“幼西王”，原天地会首来归者偶有保留三字之称如“平东王”之外，一般只有两个字，无“天”字居中者。且“通天王”触犯“天王”之讳，是不可能有的。1860年间，白承恩的爵位低于李尚扬三等。李尚扬在1863年2月被执时尚是忠裨天将（一说“宗王”，为“王宗”之误），则白承恩在1862年8月雷桥牺牲之前何能封王？设如白承恩果有通天王之封，当时清朝封疆大吏，必不会不在奏报中指名道姓大书特书以邀功，而官修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平浙纪略》等，都连雷桥伏击也未提及。刘氏《纪略》所记，系两位太平军军官应其旧上司清总兵秦如虎之招，登温州城楼相见时“跪泣”而说的话。两军对阵，岂能公然叙旧通款如此？其对白承思显爵实力之夸大失实，甚为显然。符璋题辞以“淮阴下齐尚假王”来比拟，刘绍宽诗更谓“笑煞通天是假王”，洪炳文《伪封通天王白承恩小传》（《白桃花传奇》附录别本）也说“洊升之骤，莫知其由”，从中已经透露了一些消息。而周氏《南雁荡山志》记白承恩“积功封通天福”，虽系孤证，却最为确实可信。
  既然白承恩只做到通天福，为什么有“通天王”之称呢？“通天王”者，盖出于金钱会之假托，借其声势以号召群众，威慑敌人，遂致讹传百年。《金钱诗》云：“赵起发令透京城。”透者，通也。金钱会正是凭借平阳籍的太平天国将领白承恩以透天京，“潜通消息”（孙锵鸣致《左季高中丞》），太平天国则又通过白承恩来联络金钱会，“阴授以号令”（孙衣言《会匪纪略》），相约太平军部队进温州时“举为内应”（刘绍宽《籀园笔记》）。正是在白承恩的穿针引线和支持鼓舞下，金钱会发展了组织，壮大了声势，高举了起义大旗，取得了辉煌战绩。正因为白承恩与金钱会关系密切，以至光绪《处州府志》把他当做“金钱会匪”，光绪《青田县志》迳称“会匪”。可惜太平军迟来了一个月，金钱会受到了血腥镇压。后来白承恩率领太平军大队人马回温，收集金钱会余众，依靠家乡父老，未尝不想开疆拓土，以求封王，不意壮志未酬，而先以身殉，曷胜浩叹！“通天福”在太平天国后期，只不过是中级爵位。并时来温的太平军将领中，级别比他高的不少。由于叛逆清王朝，白老三被宗谱除名，以“承恩”之字行世，至今还不知他的谱名，考不出他的父祖，也难以确定他的生年。可是，这个浙南人民的好儿子，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带领革人民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因此百余年来一直为浙南广大人民群众所崇敬和怀念。他的英雄事迹，今天更成了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一九九一年九月·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