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民国以来，军阀连年混战。1924年9～10月，发生在江浙的有“齐、卢之战”、即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一场混战。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919年浙江督军杨善德病殁、由浙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继任，卢系皖系军阀，行伍出身，在北洋军阀的卵翼下升至师长。调浙督后，仍不肯放弃淞沪地盘，特别是其中的鸦片烟土税，引起了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觊觎。所谓鸦片烟土税原来是一种特有的黑暗收入，归淞沪护军使直接经管，税额为数甚巨。齐燮元对此垂涎已久，想染指而不可得。于是要求削减淞沪护军使的管辖权，其目的在此；而卢永祥来到浙江后仍把持淞沪，其目的亦在于此。自1923年开始，双方争执，愈演愈烈，渐至陈兵边境，几有一触即发之势。1924年9月3日，双方在上海近郊黄渡开火，卢永祥以淞沪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历数曹锟、吴佩孚、齐燮元的罪恶，下令全线出击，“齐、卢之战”于此爆发。
  这场战争持续了四十天、结局是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孙为总司令），堵了卢永祥的屁股、十月十三日卢永祥兵败下野，出走日本。而江苏的齐燮元也没有沾到好处，勉强苟延，到了新年，奉系军阀杨宇霆、张宗昌又挖了齐的老根，亦即塌台。齐、卢两个祸首，两败俱伤，都一走了事。而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却无人过问。据统计当年京杭铁路交通断绝，大片棉田蹂躏殆尽，南翔镇上居民房屋烧掉十分之四，湖州被劫，钱江航运及工商停滞，其损失不可胜计。这场战争虽远离平阳，却带给平阳人民一场苦难，黄梅僧的《甲子兵事日记》对此有翔实的记载：
  卢永祥对这场战争的如意算盘是：北攻齐燮元、南防孙传芳。他的浙军第一、二师布置于衢州一线，由永嘉人潘国纲指挥，其中又以一师的余部分置于温州各县，担当对闽的防备。而这支部队的官长享乐腐化，士兵有严重的厌战情绪。《日记》所载。派驻平阳的徐挺然团长，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有威武之慨，无谦恭之容”。到达平阳之后，黄梅僧、阮伯陶、游越生等一批士绅们为了应付军队，事先议定“待遇军队，礼节宜优，务得欢心，不惜少费”，唯恐“稍一大意，即出毛病”。可是尽管他们处处小心巴结，仍然吃了军阀的苦头。现将《日记》所叙经过，综合如下：
  九月三日，战争在上海爆发以后，即有浙军十余人开到平阳，被安置在第一高等小学里宿营。六日开到一营，营长吕子瑜、连长周筱泉等，为尽“地主之谊”，士绅们约定七日在仙坛寺宴请，不巧的是此日下起倾盆大雨来，赴会时个个淋得像落汤鸡，《日记》上说“冒雨请客，处处失仪”。此后，浙军源源开到，受到“慰劳”后，开赴冬瓜山（东嘉山）。其时孙传芳的“闽赣联军”已经越过分水关而来，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去占领泰顺，主力向灵溪，萧江渡开拔。萧江渡有人从福建回来，知道闽军“习性”，教大家制旗“欢迎大军”。果然平安无事。九月十九日，平阳城内面临闽军进攻威胁，城内人民“纷纷迁徙，轿、船价格，为此骤涨数倍，妇女逃匿过半”。就在这个时侯，卢永祥已经离浙，省方已有电令：“军队过境，即予礼遇”，而团长徐挺然刚愎自用。以未有郝（国玺）司令的电令，不肯退让。二十日开始，驻冬瓜山的浙军，向肖江渡方向开火，闽军籍山隐蔽，並不回击，江上渔船被看成偷渡，不断遭到炮击，据记载有父女两人的小船被击沉于江。这时候，平阳城内浙军不断开到，冬瓜山上炮声隆隆，混乱一片。平阳县议会副议长汤容夫（注）因“同党所忌”，私奔肖江、为闽军绘制地图，出谋献策。他为闽军筹划两条进攻路线：一条假道江南、进攻鳌江；另一条从鳌江上游渡江、背袭冬瓜山。闽军司令彭德铨认为江南人烟稠密，不便行军，采用后策。他们于廿二日夜，“派遣百余人，向上游探路，在后林田中获一人胁令引路，经过塔下、麻步、高沙三个渡口，均有守军，至渔塘即雇船二十多只，从大岭背，过小岭向冬瓜山进发。此时，另一支从泰顺方向开来的闽军，亦向冬瓜山包剿。廿三日，郝国玺的停战令到，冬瓜山上浙军买猪两头、犒赏士兵，而“闽军扬旗吹号、冲锋而来”，“出其不意，一时手足无措，遂溃散一空”，这就是平阳人民解放前所熟知的“冬瓜山反到”的历史情况。
  溃兵狼奔豕突、像蝗虫一样涌入平阳，他们仓皇地从东门八角桥，北门河头沿路觅船，见到有身份的就乞讨角子、银元、见到衣服就抢，晚上看到灯笼、桅灯、路灯都抢，混乱的程度，如《日记》上所说：“水灌蚁穴，箭落蜂窠、东奔西夺，寔尾跋胡”。作者恰路过东门水溪头，“溃军猝至，地民飞散，即被挤倒，一人足及余肘，痛不可当，眠镜也被摔破，幸好未伤面部，”为此，卧床多天。
  这场混战，浙军装备虽好，但管理与纪律非常松弛，特是士兵厌战心理严重，他们被驱赶而来，不知为什么而战，思想上已有疑窦，据说潘国纲部从杭州江千出发渡江时，正是好好天气，突然一阵狂风，师长所坐的船，桅杆被风折断，按迷信说法这正是兵家大忌。因此就非常惧怕，据说在汇头殿宿营时，夜里有士兵梦魔，跑到坡南十亩田头跳水溺毙。更由于官长指挥混乱，上冬瓜山时，大炮却“子大于口”。这说明士兵的精神防线早已崩溃，一触炮火，即一败涂地。廿四日闺军开抵平阳，在县知事的率领下，作者和一批士绅都到坡南河头欢迎“闽赣联军”，看见士兵服装龌龊，而精神极为焕发，子弹不肯空放，浙军炮声隆隆，整日不绝。避屯山阴，不回一弹，伺隙而动。其司令非常镇定，为言“浙军徒有其表，一上前线即怕死欲走”。作者当日在坡南“由陈卓先引见彭司令，彭极欢喜，笑容可掬”。
  当浙军派驻平阳之时，除了供养他们吃饱喝足之外，还乘机敲榨勒索，不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廿一日，浙军军需跑到县署索款四千金，云：“拟借此佥、犒赏士兵，奋发军心，以期一战，否则一经退却，即难制止，秩序混乱，我军不能负责也”。完全是威胁恐吓的口气。还“带兵四人，荷枪实弹，其势甚盛”，此时县知事和一班士绅，面面相觑“平阳局面既小，而军方长限期又迫，再三恳求，先缴三千金，四出张罗，得一千五百金，余由县署凑足而去”。
  在这场动乱中，作者奔走折衡，甚为卖力，事后，当地赠以“保障一方”的扁额。
  据《温州城区近百年记事》：“方彭德铨进占平阳，两军对垒，温州人心恐慌。著名绅士吕文起受道尹和地方的委托，由温州天主堂神甫冯烈鸿（法国人）陪同前来平阳与两军调停，郝军撤退、彭军和平过境，地方得免糜烂”。不知何故，《日记》作者却未提及，是遗忘抑作者未知其事，聊作补充，以供参考。
  （注）：汤容夫，现苍南宜山区人，此次兵事后，随彭部队进入温州，十月即遭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