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内容
父亲离开人世十二个年头了。他一生坎坷，两袖清风。岁月流逝，不叹丝毫没有减弱儿女们对他平凡而又高尚形象的追忆，而且随着日月推移，那种铭刻在脑际的形象越发清晰、越发高大了。父亲怀着崇高的理想，在人生的道路上奋斗了几十个春秋，当“史无前例”时期行将结束时不幸悄然去世。当他走到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尽头时，还不曾得到对一生作为的客观评价。他是带着心灵上的难言隐痛与世长辞的。如今，历史的拨乱反正，已经为他洗雪了人为强加的种种污垢，按照本来面目盖棺论定。追今抚昔，每当我们回想起父亲解放前后的颠沛经历，禁不住思潮起伏，感概万千！
父亲于一九〇九年古历十月廿六日诞生于平阳县雁门乡徐家站村。一九二七年，当他在上海劳动大学上学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逐渐形成共产主义理想。回乡后，投身于教育事业，在学生中致力宣传革命真理，先后主持创办《市街》、《北风》杂志，亲自多次撰写发表观点鲜明的政论文章。一九三五年，当挚友陈再华烈士（当时广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他义愤填腐，冒着政治风险，多方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包括烈士遗作、译文及书信共十多万字的《再华文拾》，並撰写了《再华君传略》。一九三八年四月，正当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经刘英同志同意，林怡同志介绍，由黄耕夫同志主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梅康、杜贤宏、陈素瑶同志组成中共敖江中心小组，在浙南特委直接领导下，参加和领导了以敖江为中心的全县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期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平阳抗日青年救亡团”、“妇女团”、“儿童抗日救亡团”，创办《平报》，筹建“平阳临时中学”；发展黄藻如，林巧丐两同志加入中共地下党；针时当时敖江小学校长×××仇视抗日救亡运动，借故反对“妇女团”及其负责人的卑劣行为，起草並带头署名发表了《敖江中心小学教员为反对校长×××君告全县各界书》，有力地抨击了反动势力，支持了进步妇女的正义行动；当“平阳临时中学”被迫停办时，经他积极与新四军驻水头通讯处联系，介绍“临中”学生金冶、许布洛，阮世炯，周月仙、孙国楝等十多人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奔向抗日前线。
一九三九年春，由于抗日形势的变化，按照党组织安排，父亲和杜贤宏等同志先后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开展工作。当时党组织直接联系人是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同志。后来，由于金华党组织遭到破坏，吴毓同志又被调回浙南特委工作，父亲从此中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在中断了与党联系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仍然怀着坚定的信念，坚持为党工作．一九四一年在“皖南事变，”中脱险出来的一些同志，就是在父亲的积极帮助下，返回新四军部队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父亲担任敖江小学校长，聘请许多进步青年当教师，並进行教学上的一些革新。在特设的每周一次全校时事演讲中，他反复明确表达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召开伪国大等观点。四六年冬，在平阳县“童子军”检阅期间，为学生演讲授意起草並亲自修改的讲稿中，阐明反饥饿、反内战观点，並说出了“共产党比国民党坚强”的心声，结果被平阳县当局视作有“严重政治思想问题”分子，险遭不测。为了避难，经友人介绍，被迫于一九四七年春到台湾省碱业公司谋生。当时浙南游击纵队闻讯后，曾由郑海啸同志亲自签署信件，通知他到“山底”参加革命。可惜信件经过反复秘密转递，到达敖江王于东先生手头时，父亲早已身在台湾了。
在逗留台湾期间，父亲继续从事进步活动，每逢节假日，经常邀请黄藻如等友好聚会谈论分析国内革命形势。在台碱四厂负责图书馆工作时，曾购买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
淮海战役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根据浙南特委间接通知，他积极联络旅台同乡进步青年回乡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父亲好友黄藻如因发表反蒋文章被当局逮捕，父亲自知难免于难，即加速回乡决策。当时台湾当局封锁甚严，只好集中同乡在基隆港待机偷渡。五月中旬，在父亲安排下，大家分批乘坐小舢板偷出基隆港口，在洋面上登上事先联系好的温州木帆船，经过三个尽夜的颠簸，终于踏上解放了的家乡土地。与他同船归来的陈孝中等四位青年，在他的安排和鼓励下,旋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回到敖江后，当地群众贴出海报，並召开欢迎会欢迎父亲回来。当时家乡刚刚解放，百业待兴。父亲以满腔热情，愉快接受平阳县委和敖江区委分配，积极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他负责整顿敖江全区小学，接收平阳简易师范和水头南雁中学，后来被任命为平阳中学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四九年八月，父亲主持了陈再华烈士追悼会。同年秋，当时温州专员郑海啸同志来平阳视察，在平中师生大会上演讲时，热情赞扬了父亲的革命精神。五〇年，父亲被选为浙江省和平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並担任平阳县第一届人代会副秘书长。五二年调青田中学兼石门中学校长，后又调温州师范任语文教研组长，並负责图书馆工作。
父亲曾因脱党、台湾回来等问题在肃反时受过审查，在反右补课时被错划为右派，降薪二级，下放农村劳动。六一年摘帽后调温六中教语文。十年内乱一开始，父亲即以“老右派”、“叛徒”等罪名被抛出游斗，在断续长达数年的所谓隔离审期间，备受摧残凌辱。种种非人待遇，终于使父亲身心遭受严重损害。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父亲因心肌梗塞去世。一九七九年三月，当时的温州地委专门下达温地委（79）66号文件，作出了父亲错划右派予以平反的决定。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温州市委以市委（1986）132号文件，批复平阳县委报告，同意给父亲恢复党籍。
父亲对待生活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一生粗茶淡饭，从不讲究衣着。解放前作为穷教书先生，负担着一家四代人的生活重担，在经常入不敷出的条件下，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变卖二十五亩母亲嫁妆田为党的活动筹集印刷厂经费，自已却甘心节衣缩食，过艰苦生活。在六十年代初暂时困难时期，他曾一度全身浮肿，可从不吐露一句怨言，还经常向家属亲友宣传光明前景。到了七十年代，家庭经济条件有所好转，他仍旧穿着补了又补的汗衫和衬衣。他有喝酒嗜好，但却十分注意节省此项开支。沿街叫卖的“生头”酒比黄酒便宜，他就只买“生头”酒喝。殊不知经常饮用“生头”酒对身体的不利影响。每当想到这些，我们至今还摆脱不了负疚的心理压力。
父亲毕生四处奔波，少有和我们相处的机会。尽管如此，可他为人处世的种种作为，通过耳濡目染，书信沟通，无不给儿女们留下深刻的影响，对我们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具有终身不渝的坚定信仰，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耿直无私的坦荡胸怀，奋发进取的求知欲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父亲在人生历程显示的这些优良品质，始终是儿女们学习的模楷，也是激励我们奋发前进永不衰竭的精神源泉。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父亲于一九〇九年古历十月廿六日诞生于平阳县雁门乡徐家站村。一九二七年，当他在上海劳动大学上学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逐渐形成共产主义理想。回乡后，投身于教育事业，在学生中致力宣传革命真理，先后主持创办《市街》、《北风》杂志，亲自多次撰写发表观点鲜明的政论文章。一九三五年，当挚友陈再华烈士（当时广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他义愤填腐，冒着政治风险，多方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包括烈士遗作、译文及书信共十多万字的《再华文拾》，並撰写了《再华君传略》。一九三八年四月，正当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经刘英同志同意，林怡同志介绍，由黄耕夫同志主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梅康、杜贤宏、陈素瑶同志组成中共敖江中心小组，在浙南特委直接领导下，参加和领导了以敖江为中心的全县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期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平阳抗日青年救亡团”、“妇女团”、“儿童抗日救亡团”，创办《平报》，筹建“平阳临时中学”；发展黄藻如，林巧丐两同志加入中共地下党；针时当时敖江小学校长×××仇视抗日救亡运动，借故反对“妇女团”及其负责人的卑劣行为，起草並带头署名发表了《敖江中心小学教员为反对校长×××君告全县各界书》，有力地抨击了反动势力，支持了进步妇女的正义行动；当“平阳临时中学”被迫停办时，经他积极与新四军驻水头通讯处联系，介绍“临中”学生金冶、许布洛，阮世炯，周月仙、孙国楝等十多人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奔向抗日前线。
一九三九年春，由于抗日形势的变化，按照党组织安排，父亲和杜贤宏等同志先后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开展工作。当时党组织直接联系人是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同志。后来，由于金华党组织遭到破坏，吴毓同志又被调回浙南特委工作，父亲从此中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在中断了与党联系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仍然怀着坚定的信念，坚持为党工作．一九四一年在“皖南事变，”中脱险出来的一些同志，就是在父亲的积极帮助下，返回新四军部队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父亲担任敖江小学校长，聘请许多进步青年当教师，並进行教学上的一些革新。在特设的每周一次全校时事演讲中，他反复明确表达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召开伪国大等观点。四六年冬，在平阳县“童子军”检阅期间，为学生演讲授意起草並亲自修改的讲稿中，阐明反饥饿、反内战观点，並说出了“共产党比国民党坚强”的心声，结果被平阳县当局视作有“严重政治思想问题”分子，险遭不测。为了避难，经友人介绍，被迫于一九四七年春到台湾省碱业公司谋生。当时浙南游击纵队闻讯后，曾由郑海啸同志亲自签署信件，通知他到“山底”参加革命。可惜信件经过反复秘密转递，到达敖江王于东先生手头时，父亲早已身在台湾了。
在逗留台湾期间，父亲继续从事进步活动，每逢节假日，经常邀请黄藻如等友好聚会谈论分析国内革命形势。在台碱四厂负责图书馆工作时，曾购买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
淮海战役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根据浙南特委间接通知，他积极联络旅台同乡进步青年回乡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父亲好友黄藻如因发表反蒋文章被当局逮捕，父亲自知难免于难，即加速回乡决策。当时台湾当局封锁甚严，只好集中同乡在基隆港待机偷渡。五月中旬，在父亲安排下，大家分批乘坐小舢板偷出基隆港口，在洋面上登上事先联系好的温州木帆船，经过三个尽夜的颠簸，终于踏上解放了的家乡土地。与他同船归来的陈孝中等四位青年，在他的安排和鼓励下,旋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回到敖江后，当地群众贴出海报，並召开欢迎会欢迎父亲回来。当时家乡刚刚解放，百业待兴。父亲以满腔热情，愉快接受平阳县委和敖江区委分配，积极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他负责整顿敖江全区小学，接收平阳简易师范和水头南雁中学，后来被任命为平阳中学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四九年八月，父亲主持了陈再华烈士追悼会。同年秋，当时温州专员郑海啸同志来平阳视察，在平中师生大会上演讲时，热情赞扬了父亲的革命精神。五〇年，父亲被选为浙江省和平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並担任平阳县第一届人代会副秘书长。五二年调青田中学兼石门中学校长，后又调温州师范任语文教研组长，並负责图书馆工作。
父亲曾因脱党、台湾回来等问题在肃反时受过审查，在反右补课时被错划为右派，降薪二级，下放农村劳动。六一年摘帽后调温六中教语文。十年内乱一开始，父亲即以“老右派”、“叛徒”等罪名被抛出游斗，在断续长达数年的所谓隔离审期间，备受摧残凌辱。种种非人待遇，终于使父亲身心遭受严重损害。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父亲因心肌梗塞去世。一九七九年三月，当时的温州地委专门下达温地委（79）66号文件，作出了父亲错划右派予以平反的决定。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温州市委以市委（1986）132号文件，批复平阳县委报告，同意给父亲恢复党籍。
父亲对待生活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一生粗茶淡饭，从不讲究衣着。解放前作为穷教书先生，负担着一家四代人的生活重担，在经常入不敷出的条件下，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变卖二十五亩母亲嫁妆田为党的活动筹集印刷厂经费，自已却甘心节衣缩食，过艰苦生活。在六十年代初暂时困难时期，他曾一度全身浮肿，可从不吐露一句怨言，还经常向家属亲友宣传光明前景。到了七十年代，家庭经济条件有所好转，他仍旧穿着补了又补的汗衫和衬衣。他有喝酒嗜好，但却十分注意节省此项开支。沿街叫卖的“生头”酒比黄酒便宜，他就只买“生头”酒喝。殊不知经常饮用“生头”酒对身体的不利影响。每当想到这些，我们至今还摆脱不了负疚的心理压力。
父亲毕生四处奔波，少有和我们相处的机会。尽管如此，可他为人处世的种种作为，通过耳濡目染，书信沟通，无不给儿女们留下深刻的影响，对我们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具有终身不渝的坚定信仰，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耿直无私的坦荡胸怀，奋发进取的求知欲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父亲在人生历程显示的这些优良品质，始终是儿女们学习的模楷，也是激励我们奋发前进永不衰竭的精神源泉。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