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项经川同志是我的同乡和老师。抗日战争初期，他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妇女团”、“儿童抗日救亡团”，创办《平报》；筹建“平阳临时中学”，多方面地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我那时是儿童抗日救亡团的一个成员。
  一九三九年春，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通知他和一些同志撤离敖江，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工作。记得那年正月初十，黄藻如同志叫杨力航同志通知我，晚上到《平报》社去，跟随项经川、杜贤宏两同志离开敖江。那晚，在郑家垟睡了半夜，次晨即去温州。在温州会同一位姓许的同志，共四人坐“蚱蜢船”逆瓯江而上到丽水。一九四零年春、夏间，先后转移到丽水、金华的有陈素瑶、李华（李士俊）等同志。我们在丽水浙东书店见了面。经川同志先住在丽水浙东书店，后在金华《浙江潮》旬刊社工作，再转到桐庐和于潜堰口的收油站。由于金华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吴毓同志又调回浙南特委，经川同志就从此中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一九四六年经川同志在敖江小学任校长期间，曾要学生宣传“争民主，反内战”，遂与县三青团负责人发生了激烈争执，被迫“辞”去了校长职务。一九四七年春，他带领高福甲、陈孝中等几位敖小教师，离开敖江经上海乘“海黔”轮船渡海去了台湾。
  他到台湾的落脚点是在同乡人方成焕处（方是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的工程师）。当时，方是台湾碱业公司在台南市的第二厂副厂长。因方的介绍，他先在台南二厂工作。不久，方成焕调到高雄市的四厂担任厂长，他亦随之到四厂负责总务和厂里的图书馆工作。
  他在台湾期间，仍密切联络在台同乡青年从事进步活动。每到星期天，就打电话邀约黄藻如、张积汝（张大翼）、高福甲，陈孝中、张德川等聚首，谈论时局、分析形势，交换对国内解放战争前途的认识。他还为工厂图书馆添购了大量的进步图书和古典文学书籍。
  一九四九年春，“百万雄师”过长江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当他接到要他速回家乡参加革命工作的信件后，立即分别通知散居台湾各地的同乡青年作好回乡的准备，三月底四月初，突然传来黄藻如同志已被高雄要塞司令部逮捕的消息，他就以电话通知大家立即离开原地，在五月十五日到基隆市同乡人陈棣生开设的商行里集中候船。
  当时台湾港口已经封锁，船只进出很困难，经想方设法，才找到一条载重只有十吨的玉环木帆船，经川同志化装为船民先躲藏船中，我们六、七位青年按约于当天晚上在基隆口外洋面上船。木帆船在大海里颠簸摇摆了二天，第三天清晨，远远望见了南麂山，大家精神为之一振。经川同志叫张德川领唱《山那边呀好地方》这支歌来活跃大家的情绪。我们在已经解放了的温州上岸。刚安下身来，他就鼓励同船归来的陈孝中、张德川等四位青年报名参军，其余青年随他回平阳工作。
  经川同志回到解放了的故乡敖江，受到敖江党和人民政府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迅速而又紧张地为党的教育事业积极工作。先是协助整顿敖江全区的小学和复课工作，继之负责接收江南的平阳简易师范学校和水头的南雁中学。不久被任命为平阳县立中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
  经川同志一生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由于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使这位几十年呕心沥血为党工作的忠诚战士，在政治运动中屡受打击。但他从不计较个人荣辱，一直深信党的政策。记得林彪摔死后不久的一天，我路过温州去探望他，见面时他仍很乐观地对我说：“党的正确路线终会得到贯彻的，我的待遇迟早也会得到公正处理的。”
  经川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给培养一代新人的崇高的教育事业。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得到昭雪，並恢复了党籍和名誉。如果他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作者原系安微省新华书店干部、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