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内容
项经川同志是我很尊敬的老师，我不能忘怀他对我早年的思想启蒙的直接影响。他一生在困厄中努力奋斗，坚持真理，这种精神，更使我钦佩不已。
我在敖江小学读书时，经川同志虽只偶然在我的班上代授过国语课，但他那种热情，乐观、豪迈的气质和作风却使我们这批稍微懂事的学生很愿意接近。他的单人宿舍就在学校小礼堂旁边，有时我们在夜晚班他那里去，刚走到小礼堂时便听到他那粗犷的噪子在放声大笑。他很少谈论功课，更多的是向我们讲解“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的中国的命运，介绍新文学运动。他宿舍里有相当多的文学书籍，这些书我闹不清是他个人的还是属于一个团体的，每本书都盖有“文学研究会”的篆文印章。这些书，他都敞开供我们翻阅，无私地向我们借出。我们是从他那里开始接触到鲁迅和三十年代其他左翼作家的著作，读到《文学》、《译文》、《作家》、《中流》等杂志。（据我后来在《平报）社工作时所知，他离开敖小教席去丽水时，把这批书籍连用一个有玻璃门的书柜都交给了报社。《平报》被封后，这批书籍便没有下落了，现在恐怕找不到一本盖有“文学研究会”钤记的书了，这个“文学研究会”的情况也未听到有人谈及，这是深为可惜的。）
那时候，我也从别人手里看到他编的《再华文拾》。这本书和他写的《陈再华君传略》给我印象极深。我觉得他竟敢为被当局枪杀了的“共产分子”立传、编书，是勇敢的人；还觉得他这个人不仅为人好，文章也写得好，真不简单。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到敖江的“平阳临时中学”读书了，仍不时有机会聆听他的亲切的谈论。有一次，还是在他的宿舍里，他听取了在场的三五个同学谈了关于个人出路问题的想法后，沉默了片刻，悄声地说，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设法介绍到皖南泾县去，“那是生活艰苦，但却是青年的真正出路。”他还走到贴在板壁上的全国地图前，指划了去泾县的路线，简略介绍了那里的情况。可惜我当时还过于娇嫩，还没有跨省运行的勇气，没有坚定地响应他的指点，这是我以后经常引以为憾的事。
一九四一年九月，我、宋廷铭同皖南事变中逃出的杨忠、许布洛同志一起潜出浙江奔赴苏北时，途经于潜，与经川同志见过一面。他当时在堰口的“油茶棉丝管理处”做事，布洛同志先去堰口见他，接着他来于潜看望我们，叮嘱我们沿途要保重。他那次比先前沉默些了，显然是由于当时的全国政治气氛和他自己那时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有关，他为这些事而忧心。
这一次是我同经川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在远方只有限地听到他的一些音讯，但每次都在感情上受到震动。他的道路是坎坷的，但他在荆棘中奋力前进的精神感人至深。
大陆上的战争结束不久，我从家乡友人书信中得知他冒着生命危险很快从台湾回到平阳，我的心为他的意志和精神而激动。原先我以为他是绕道香港归来的，最近读了《平阳文史资料》文章，才知道他是和几位青年同志化装渔民，乘坐一隻木帆船，偷出基隆港，在大海上颠簸了好几天，才抵达温州的。当时台湾港口封锁严密，闽浙沿海的东矶、南麂、大陈诸岛仍在敌手，海天一色，波涛汹涌，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极大的勇气，是办不到的。据前几年黄加浩同志告诉我，更为难得的是，他在那次九死一生的行程中还将收拾到的黄藻如同志一百多篇文章的剪报悉数带归，成为这位后来在台湾英勇牺牲的烈士的非常可贵的精神遗产。
五十年代后期，我听说他在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中蒙受了不白之冤，黯然神伤。我确实迷惑不解，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为了追求党，追求社会主义，连身家性命都可以不要，怎么可能忽然“攻击”起来呢！当时我在远方只能揣想：这可能由于他不是谨小慎微、恂恂度日的人，他热情，认真，好直感实言，冷不防吃了大亏。其实，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十分可贵的品质。现在，历史已作出正确的结论，是非曲直得到澄清。至于他的个性，他数十年的行状，在乡里和故旧中，真可谓有口皆碑。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的。
七十年代中期，我接到一封来自温州的外调函，要我说明我是否由经川同志介绍到新四军去的。我回函说，经川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但不是他直接介绍参加部队，而是带着可夫的介绍信去苏北的。我又说明，金冶、许布洛等同志确实是通过经川同志的关系到皖南的。这件事使我隐约感到他象在荒野中踽踽独行的人，多么希望有许多同志能向他伸出热情的手，能同他相伴而行。然而，我当时没有直接给他去信，没有向他说些学生对老师应说的话，没有为他的感情能得到温暖而添些薪火，过后我为此而感到有些歉疚和不安。听人说，他仍是那么豁达，乐观，从未有过牢骚与抱怨，但我感到他的心肯定是伤痕累累，流过血，淌着泪……
不到两年后，经川同志就在混浊窒息的环境中长逝了。我为他没有亲眼看到十年灾难的结束，没有看到二十年的不白之冤得到洗刷，也为我自己在战争结束以后的近三十年中没有重见他一面，而深深地难过。那多年积压起来的怀念、歉疚、不安，就象从高处滚落下来的石头，沉重他坠陷在我的心底。
他是终身为共产主义理想而不屈不挠地奋斗不已的强者，也是一个长期受压抑而能安贫乐道的平民寒士。我永远敬重这样的人。
（作者系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原训练部副部长）
我在敖江小学读书时，经川同志虽只偶然在我的班上代授过国语课，但他那种热情，乐观、豪迈的气质和作风却使我们这批稍微懂事的学生很愿意接近。他的单人宿舍就在学校小礼堂旁边，有时我们在夜晚班他那里去，刚走到小礼堂时便听到他那粗犷的噪子在放声大笑。他很少谈论功课，更多的是向我们讲解“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的中国的命运，介绍新文学运动。他宿舍里有相当多的文学书籍，这些书我闹不清是他个人的还是属于一个团体的，每本书都盖有“文学研究会”的篆文印章。这些书，他都敞开供我们翻阅，无私地向我们借出。我们是从他那里开始接触到鲁迅和三十年代其他左翼作家的著作，读到《文学》、《译文》、《作家》、《中流》等杂志。（据我后来在《平报）社工作时所知，他离开敖小教席去丽水时，把这批书籍连用一个有玻璃门的书柜都交给了报社。《平报》被封后，这批书籍便没有下落了，现在恐怕找不到一本盖有“文学研究会”钤记的书了，这个“文学研究会”的情况也未听到有人谈及，这是深为可惜的。）
那时候，我也从别人手里看到他编的《再华文拾》。这本书和他写的《陈再华君传略》给我印象极深。我觉得他竟敢为被当局枪杀了的“共产分子”立传、编书，是勇敢的人；还觉得他这个人不仅为人好，文章也写得好，真不简单。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到敖江的“平阳临时中学”读书了，仍不时有机会聆听他的亲切的谈论。有一次，还是在他的宿舍里，他听取了在场的三五个同学谈了关于个人出路问题的想法后，沉默了片刻，悄声地说，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设法介绍到皖南泾县去，“那是生活艰苦，但却是青年的真正出路。”他还走到贴在板壁上的全国地图前，指划了去泾县的路线，简略介绍了那里的情况。可惜我当时还过于娇嫩，还没有跨省运行的勇气，没有坚定地响应他的指点，这是我以后经常引以为憾的事。
一九四一年九月，我、宋廷铭同皖南事变中逃出的杨忠、许布洛同志一起潜出浙江奔赴苏北时，途经于潜，与经川同志见过一面。他当时在堰口的“油茶棉丝管理处”做事，布洛同志先去堰口见他，接着他来于潜看望我们，叮嘱我们沿途要保重。他那次比先前沉默些了，显然是由于当时的全国政治气氛和他自己那时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有关，他为这些事而忧心。
这一次是我同经川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在远方只有限地听到他的一些音讯，但每次都在感情上受到震动。他的道路是坎坷的，但他在荆棘中奋力前进的精神感人至深。
大陆上的战争结束不久，我从家乡友人书信中得知他冒着生命危险很快从台湾回到平阳，我的心为他的意志和精神而激动。原先我以为他是绕道香港归来的，最近读了《平阳文史资料》文章，才知道他是和几位青年同志化装渔民，乘坐一隻木帆船，偷出基隆港，在大海上颠簸了好几天，才抵达温州的。当时台湾港口封锁严密，闽浙沿海的东矶、南麂、大陈诸岛仍在敌手，海天一色，波涛汹涌，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极大的勇气，是办不到的。据前几年黄加浩同志告诉我，更为难得的是，他在那次九死一生的行程中还将收拾到的黄藻如同志一百多篇文章的剪报悉数带归，成为这位后来在台湾英勇牺牲的烈士的非常可贵的精神遗产。
五十年代后期，我听说他在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中蒙受了不白之冤，黯然神伤。我确实迷惑不解，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为了追求党，追求社会主义，连身家性命都可以不要，怎么可能忽然“攻击”起来呢！当时我在远方只能揣想：这可能由于他不是谨小慎微、恂恂度日的人，他热情，认真，好直感实言，冷不防吃了大亏。其实，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十分可贵的品质。现在，历史已作出正确的结论，是非曲直得到澄清。至于他的个性，他数十年的行状，在乡里和故旧中，真可谓有口皆碑。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的。
七十年代中期，我接到一封来自温州的外调函，要我说明我是否由经川同志介绍到新四军去的。我回函说，经川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但不是他直接介绍参加部队，而是带着可夫的介绍信去苏北的。我又说明，金冶、许布洛等同志确实是通过经川同志的关系到皖南的。这件事使我隐约感到他象在荒野中踽踽独行的人，多么希望有许多同志能向他伸出热情的手，能同他相伴而行。然而，我当时没有直接给他去信，没有向他说些学生对老师应说的话，没有为他的感情能得到温暖而添些薪火，过后我为此而感到有些歉疚和不安。听人说，他仍是那么豁达，乐观，从未有过牢骚与抱怨，但我感到他的心肯定是伤痕累累，流过血，淌着泪……
不到两年后，经川同志就在混浊窒息的环境中长逝了。我为他没有亲眼看到十年灾难的结束，没有看到二十年的不白之冤得到洗刷，也为我自己在战争结束以后的近三十年中没有重见他一面，而深深地难过。那多年积压起来的怀念、歉疚、不安，就象从高处滚落下来的石头，沉重他坠陷在我的心底。
他是终身为共产主义理想而不屈不挠地奋斗不已的强者，也是一个长期受压抑而能安贫乐道的平民寒士。我永远敬重这样的人。
（作者系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原训练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