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桃李岂能无言
内容
项经川同志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又是指引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931年，我刚进入敖江中心小学念书。不久，传来了“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九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老师剃平头，长方脸，镜框下两只深遽有神的眼睛，在课堂上缓缓地但是沉痛地说：“东北是我们祖国的宝库，不仅蕴藏有丰富的森林、煤炭、钢铁，还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过去的沙俄，现在的日本，都对它垂涎已久，国民党政府竟不放一枪，把这一大片土地拱手送给了日本。那里的同胞，正过着屈辱的亡国奴生活。”——这就是项经川老师。
我毕竟太小，对当亡国奴是怎么一回事还不了解，就在课余跑去问项老师。他笑了笑对我说。“你不是新近死了爸爸吗？生活上无依无靠，有人会欺侮你，没有人保护你。亡国奴比死了爸爸的孩子还可怜，还受气，人的生命也没保障，被打死了，还不如一条狗呢！我们决不能当任人摆布的亡国奴。”
这短短的一席话，象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池塘，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从此以后，我渐渐懂得做亡国奴的痛苦，保卫祖国的重要。对项老师就特别敬重，也想更多地了解项老师的为人。
听别的老师说，二十年代后期，经川同志受陈再华同志的影响，到上海就读于我们党所创办的劳动大学，听过瞿秋白、茅盾等同志的讲课，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l929年他从上海回到家乡，在敖江中心小学教书，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和提倡新文学运动。1935年陈再华同志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来，他极为悲痛，带着学生去轮船码头迎接灵柩，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多考搜集整理陈再华在广州、上海等地发表的文章和给亲友的书信，共十多万字，刊印了一本《再华文拾》。在此前后，他又联合进步的知识分子，出版了《市街》、《北风》等杂志。这些平阳最早出版的进步书刊，登载了不少宣传抗日爱国和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文章，使我们少年时代就受到了受国主义和工农革命的启蒙教育。
1938年春，闽浙边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决定，在敖江的知识分子中建立中心支部，以梅康为书记，成员有项经川、陈素瑶、杜贤宏等人。在中心支部建立之前，经川同志就在吴毓、梅康同志领导下，与从平、津、沪，杭回来的大学生王栻等人发起组织“平阳县抗日救亡团”。经川同志一放教鞭，就到这里来参与救亡团总团部的领导工作。他不抛头露面，总是默默无闻地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一天，他把我引到学校“三乐亭”边他的宿舍里，坐在书柜前，亲切地对我说：
“我知道你很喜欢读书，爱看文艺小说。这本书你看过吗?”他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
我红着脸，摇了摇头说：
“翻译小说读起来太吃力，特别是苏联的小说，姓名太长，不好记，看得很少。”
“不要紧的，把名字列个表，摆在书旁，边看边记，就不会弄错了。”
我深深地为这本描写苏联革命战争的小说情节及英雄人物的动人形象所吸引，只花两个晚上就读完了。当我去还书时，他抽出另一本书对我说：
“这是中国的‘铁流’，没有看过吧！”
我双手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书，打开扉页，才知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描写红军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非凡的战斗业迹的书在我的心里，燃起炽热的革命火焰。
不久经川同志就把我们几个失学和在校的中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洪流读书会”，从阅读进步的文艺书籍着手，进而指导我们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讲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同时，还吸收我们参加抗日救亡团的一些活动。1939年春，他还秘密吸收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浙南地下党决定在《战报》的基础上，创办《平报》。经川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平报》日出对开半张，两个版。编辑部几个编辑，和印刷厂的几个骨干都是地下党员。经川同志为此殚精竭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向组织上推荐进步人
士黄藻如先生为主编。藻如先生进《平报》工作不久，便被秘密吸收入党。
《平报》出版以后，经川同志几乎每天晚上都到编辑部工作，协助藻如先生安排版面，撰写言论。1939年8月地下党调我到《平报》工作。在藻如先生身边，学到了不少编辑工作的知识。《平报》公开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介绍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副刊定名为《持久》，天天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文，批驳各式各样的速胜论和亡国论。这份报纸发行二千多份。
平阳抗日救亡团于1938年春在敖江创办新型的平阳临时中学。经川同志虽末在这个学校担任教师，但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从筹备工作开始，一直关心和协助临中工作。开学以后，他又常常找老师和同学谈心，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指导同学开展校外抗日活动。l938年底，他又通过黄耕夫同志，把阮世炯、金冶、许布洛、方严娟等十四人，送往皖南，参加新四军。
1939年春，国民党已在各地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高潮。经川同志被迫离开敖江，转移到金华。他在离开时，吩咐我道：“国民党已从‘防共’、‘限共’，开始‘反共’了。我走了以后，你们要提高警惕，转入地下从事隐蔽斗争。”
1940年3月14日傍晚，国民党县政府派出武装警察，查封了《平报》，逮捕了主编黄藻如、会计王于东和在报社投宿的县委宣传部长林夫。由于浙南特委的警觉和及时采取措施，《平报》社的党组织未遭破坏，所有党员在胡景瑊、梅康同志的安排下，都安全转移了。梅康同志通知我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工作。
1940年5月，我在丽水接到经川同志来信，叫我赶快到
金华去接替他在《浙江潮》的工作。刚好陈素瑶同志也自敖江来到丽水，我们便一起到了金华。可这时他已转移到浙西桐庐，给他去了信，回信约我到兰溪去见面。
在兰溪一家临江的小酒楼上，我向他倾诉了这半年多来的生活和工作。他嘴角挂着微笑，用心地听着，勉励我说：“学生总是要赶上先生，超过先生的。如果学生老是不如先生，我们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我们的社会又怎么进步得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终究超过先生，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做先生的人的光荣和骄傲。”原来，他在金华暴露了目标，组织上要他马上隐蔽到浙西去，所以不能等我到达，又不能回金华与我见面。他向我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和介绍了金华一些情况以后，又匆匆赶回桐庐窄溪桐油收购站。
分手以后不到半年，我在金华《浙江潮>被捕，与他完全失去联系，听不到他的亲切教诲。1944年1月，我逃出上饶集中营，到了丽水。那时，他在丽水水南杜贤宏同志经理的印刷厂工作，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说：“刘英同志被捕和牺牲以后，浙南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白色恐怖非常厉害，我们既要积极找党，又要十分谨慎。”
我在丽水隐蔽了一、二个月后，郑洪范同志悄悄地告诉我，说丽水国民党特务正在注意我，叫我赶快离开。当夜我去向经川辞行时，他问我如何逃法，一再嘱咐路上多加小心，并相约谁先找到组织，谁就通知一声。
1947年，国民党加紧迫害革命者。经川同志带了几个学生，从家乡避祸到了台湾。那时，我正在台北《中外日报》工作。我们相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找到了吗?”虽然答复是否定的，
但我们充满了信心，深知夜已尽头，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我到台北一家小旅馆里探望黄藻如同志，他告诉我经川还在台南碱厂里。我因报社被封，逃回杭州，不久找到了党，想和他联系，却联系不上。
1949年5月，浙江全境解放，我很为还羁留在台湾的经川和藻如等同志的安全担心。喜出望外的是，这年夏天，在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突然遇到了经川同志。原来他已同带到台湾去的几个学生，偷偷地搭乘一只小木船，冲破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回到了故乡。当时的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热情地欢迎他在家乡工作，请他担任平阳中学校长，还提名他为县和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听故乡来人说，他的政治热情很高，精神振奋，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力求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多做点贡献。但是，后来他就被无故免去校长职务，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走上漫长的坎坷的道路。在“十年浩劫”期间更遭受非人的凌辱和折磨，我很痛心，那些“造反派”怎么会变得比野兽还残暴。
1975年，我因事回到离別了三十五年的家乡，特意在温州停下来去探望他。出于意外的他不是想象中的一位瘦弱、颓唐的老人。还是二十多年前甚至三十多年前见到的那么爽朗、旷远、淡泊，嘴角依然挂着微笑，在谈笑风生中照常带点幽默，并没有被那些野蛮的、残暴的折磨所屈服，所压倒。他的一生遭遇极为悲苦，可以说是从生活的荆棘丛中穿行过来的，浑身已被刺得皮破血流，可能连他的内心也在淌着鲜血。但是，他把苦楚留给自己，把微笑给予人们。我想，这正是他对党的坚定的、经久不渝的信仰在支撑着他。他真是坚韧的战士。
经川同志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作为他的学生，对于他的不幸遭遇，岂能无言！1983年，我们在平阳为他开了纪念会，言犹未尽，又为他和梅康同志写了纪念文章。现在，他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他的党籍得到恢复。他那一辈子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贪图个人一切好处而思想，而工作的精神，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师范！
（作者李华即李士俊，系《杭州日报》原第一副总编辑）
1931年，我刚进入敖江中心小学念书。不久，传来了“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九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老师剃平头，长方脸，镜框下两只深遽有神的眼睛，在课堂上缓缓地但是沉痛地说：“东北是我们祖国的宝库，不仅蕴藏有丰富的森林、煤炭、钢铁，还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过去的沙俄，现在的日本，都对它垂涎已久，国民党政府竟不放一枪，把这一大片土地拱手送给了日本。那里的同胞，正过着屈辱的亡国奴生活。”——这就是项经川老师。
我毕竟太小，对当亡国奴是怎么一回事还不了解，就在课余跑去问项老师。他笑了笑对我说。“你不是新近死了爸爸吗？生活上无依无靠，有人会欺侮你，没有人保护你。亡国奴比死了爸爸的孩子还可怜，还受气，人的生命也没保障，被打死了，还不如一条狗呢！我们决不能当任人摆布的亡国奴。”
这短短的一席话，象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池塘，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从此以后，我渐渐懂得做亡国奴的痛苦，保卫祖国的重要。对项老师就特别敬重，也想更多地了解项老师的为人。
听别的老师说，二十年代后期，经川同志受陈再华同志的影响，到上海就读于我们党所创办的劳动大学，听过瞿秋白、茅盾等同志的讲课，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l929年他从上海回到家乡，在敖江中心小学教书，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和提倡新文学运动。1935年陈再华同志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来，他极为悲痛，带着学生去轮船码头迎接灵柩，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多考搜集整理陈再华在广州、上海等地发表的文章和给亲友的书信，共十多万字，刊印了一本《再华文拾》。在此前后，他又联合进步的知识分子，出版了《市街》、《北风》等杂志。这些平阳最早出版的进步书刊，登载了不少宣传抗日爱国和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文章，使我们少年时代就受到了受国主义和工农革命的启蒙教育。
1938年春，闽浙边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决定，在敖江的知识分子中建立中心支部，以梅康为书记，成员有项经川、陈素瑶、杜贤宏等人。在中心支部建立之前，经川同志就在吴毓、梅康同志领导下，与从平、津、沪，杭回来的大学生王栻等人发起组织“平阳县抗日救亡团”。经川同志一放教鞭，就到这里来参与救亡团总团部的领导工作。他不抛头露面，总是默默无闻地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一天，他把我引到学校“三乐亭”边他的宿舍里，坐在书柜前，亲切地对我说：
“我知道你很喜欢读书，爱看文艺小说。这本书你看过吗?”他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
我红着脸，摇了摇头说：
“翻译小说读起来太吃力，特别是苏联的小说，姓名太长，不好记，看得很少。”
“不要紧的，把名字列个表，摆在书旁，边看边记，就不会弄错了。”
我深深地为这本描写苏联革命战争的小说情节及英雄人物的动人形象所吸引，只花两个晚上就读完了。当我去还书时，他抽出另一本书对我说：
“这是中国的‘铁流’，没有看过吧！”
我双手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书，打开扉页，才知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描写红军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非凡的战斗业迹的书在我的心里，燃起炽热的革命火焰。
不久经川同志就把我们几个失学和在校的中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洪流读书会”，从阅读进步的文艺书籍着手，进而指导我们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讲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同时，还吸收我们参加抗日救亡团的一些活动。1939年春，他还秘密吸收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浙南地下党决定在《战报》的基础上，创办《平报》。经川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平报》日出对开半张，两个版。编辑部几个编辑，和印刷厂的几个骨干都是地下党员。经川同志为此殚精竭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向组织上推荐进步人
士黄藻如先生为主编。藻如先生进《平报》工作不久，便被秘密吸收入党。
《平报》出版以后，经川同志几乎每天晚上都到编辑部工作，协助藻如先生安排版面，撰写言论。1939年8月地下党调我到《平报》工作。在藻如先生身边，学到了不少编辑工作的知识。《平报》公开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介绍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副刊定名为《持久》，天天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文，批驳各式各样的速胜论和亡国论。这份报纸发行二千多份。
平阳抗日救亡团于1938年春在敖江创办新型的平阳临时中学。经川同志虽末在这个学校担任教师，但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从筹备工作开始，一直关心和协助临中工作。开学以后，他又常常找老师和同学谈心，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指导同学开展校外抗日活动。l938年底，他又通过黄耕夫同志，把阮世炯、金冶、许布洛、方严娟等十四人，送往皖南，参加新四军。
1939年春，国民党已在各地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高潮。经川同志被迫离开敖江，转移到金华。他在离开时，吩咐我道：“国民党已从‘防共’、‘限共’，开始‘反共’了。我走了以后，你们要提高警惕，转入地下从事隐蔽斗争。”
1940年3月14日傍晚，国民党县政府派出武装警察，查封了《平报》，逮捕了主编黄藻如、会计王于东和在报社投宿的县委宣传部长林夫。由于浙南特委的警觉和及时采取措施，《平报》社的党组织未遭破坏，所有党员在胡景瑊、梅康同志的安排下，都安全转移了。梅康同志通知我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工作。
1940年5月，我在丽水接到经川同志来信，叫我赶快到
金华去接替他在《浙江潮》的工作。刚好陈素瑶同志也自敖江来到丽水，我们便一起到了金华。可这时他已转移到浙西桐庐，给他去了信，回信约我到兰溪去见面。
在兰溪一家临江的小酒楼上，我向他倾诉了这半年多来的生活和工作。他嘴角挂着微笑，用心地听着，勉励我说：“学生总是要赶上先生，超过先生的。如果学生老是不如先生，我们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我们的社会又怎么进步得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终究超过先生，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做先生的人的光荣和骄傲。”原来，他在金华暴露了目标，组织上要他马上隐蔽到浙西去，所以不能等我到达，又不能回金华与我见面。他向我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和介绍了金华一些情况以后，又匆匆赶回桐庐窄溪桐油收购站。
分手以后不到半年，我在金华《浙江潮>被捕，与他完全失去联系，听不到他的亲切教诲。1944年1月，我逃出上饶集中营，到了丽水。那时，他在丽水水南杜贤宏同志经理的印刷厂工作，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说：“刘英同志被捕和牺牲以后，浙南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白色恐怖非常厉害，我们既要积极找党，又要十分谨慎。”
我在丽水隐蔽了一、二个月后，郑洪范同志悄悄地告诉我，说丽水国民党特务正在注意我，叫我赶快离开。当夜我去向经川辞行时，他问我如何逃法，一再嘱咐路上多加小心，并相约谁先找到组织，谁就通知一声。
1947年，国民党加紧迫害革命者。经川同志带了几个学生，从家乡避祸到了台湾。那时，我正在台北《中外日报》工作。我们相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找到了吗?”虽然答复是否定的，
但我们充满了信心，深知夜已尽头，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我到台北一家小旅馆里探望黄藻如同志，他告诉我经川还在台南碱厂里。我因报社被封，逃回杭州，不久找到了党，想和他联系，却联系不上。
1949年5月，浙江全境解放，我很为还羁留在台湾的经川和藻如等同志的安全担心。喜出望外的是，这年夏天，在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突然遇到了经川同志。原来他已同带到台湾去的几个学生，偷偷地搭乘一只小木船，冲破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回到了故乡。当时的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热情地欢迎他在家乡工作，请他担任平阳中学校长，还提名他为县和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听故乡来人说，他的政治热情很高，精神振奋，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力求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多做点贡献。但是，后来他就被无故免去校长职务，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走上漫长的坎坷的道路。在“十年浩劫”期间更遭受非人的凌辱和折磨，我很痛心，那些“造反派”怎么会变得比野兽还残暴。
1975年，我因事回到离別了三十五年的家乡，特意在温州停下来去探望他。出于意外的他不是想象中的一位瘦弱、颓唐的老人。还是二十多年前甚至三十多年前见到的那么爽朗、旷远、淡泊，嘴角依然挂着微笑，在谈笑风生中照常带点幽默，并没有被那些野蛮的、残暴的折磨所屈服，所压倒。他的一生遭遇极为悲苦，可以说是从生活的荆棘丛中穿行过来的，浑身已被刺得皮破血流，可能连他的内心也在淌着鲜血。但是，他把苦楚留给自己，把微笑给予人们。我想，这正是他对党的坚定的、经久不渝的信仰在支撑着他。他真是坚韧的战士。
经川同志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作为他的学生，对于他的不幸遭遇，岂能无言！1983年，我们在平阳为他开了纪念会，言犹未尽，又为他和梅康同志写了纪念文章。现在，他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他的党籍得到恢复。他那一辈子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贪图个人一切好处而思想，而工作的精神，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师范！
（作者李华即李士俊，系《杭州日报》原第一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