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内容
项经川同志是我尊敬的一位老师，他指引着我们走上革命征途。
一九三四年，我刚十二岁的时候，从平阳县敖江镇附近一个山村——坑口的初级小学毕业，考进了敖江镇的中心小学。敖江镇是浙南濒海的一个港口，有轮船北通上海，南通福州等地，是平阳县一个较为繁华的市镇。敖江镇中心小学是有六年级的高级小学，招收敖江镇及其附近乡村初小毕业的学生。我生长于乡村，在偏辟山村设备简陋的小学读书，当进入敖江中心小学，好象是进了大城市的“大学”一样。处处感到新鲜。我插入五年级，班主任就是项经川老师，他高高个子，身材魁梧，精神抖擞，富有朝气，戴一副眼镜，颇有学者风度。讲起话来，斯文条理，做起事来，干脆利落。对待来自乡村和城镇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态度和蔼可亲，但要求严格。当时的五年级学生一部份是敖江镇的，一部份是附近乡村的，敖江镇的同学比较“洋”些，有点优越感，乡村的同学比较“土”些，我是属于“土”的乡下人，有时因为学习、生活上的屑碎事情，“洋”学生与“土”学生常常发生一些矛盾。项老师常同大家讲：镇里的同学不要卑视乡村来的同学，你们之间都是同学关系，不管是城镇的或乡村的都应该抱着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的态度，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有时他抓住一些具体的事例，耐心地、反复地对同学们进行教育，从而促使同学间的关系渐渐地日益融洽、团结。这是我进入敖江中心小学对项老师第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项老师在讲课时，经常向我们谈到国内形势，讲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情况。他联系到当时在平阳山门街水头镇一带的红军活动情况（这支部队是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向我们讲述红军部队在浙南坚持游击战争，英勇顽强艰若奋斗的故事。当时我们头脑里有个简单的概念，即：共产党是革命的，是好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是坏的。正如现在小孩看电影一样，好问电影中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这是在敖江中心小学时期项经川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印象。一九三五年我高小毕业，投考郑楼的温州师范学校。当时考试课程除了语文、算术等等之外，还有一门口试，主考者问我：“你对当前国内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怎样看法？”我直截了当地把在高小读书时形成的印象与概念，如实地作了答复。那位主考者对我冷冷地笑了一笑。考试结束，公布考试成绩时，我的语文、算术等考卷被评为优秀，口试却不及格，结果名落孙山。虽然当时有点灰心，感慨种种，但我以后感到师范没有考上倒是好事，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这是项经川老师经常教导，为我们奠定的思想基础。
一九三六年我考入温州第十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些日子里，温州市常常遭到日寇飞机轰炸、扫射，学生无心读书，温州中学一度被迫停课，我从温州返回平阳辍学在家。一九三八年初，一批从平、津、沪、杭各大专院校返回平阳故乡的师生，在敖江镇成立了“抗目救亡团”，设有读书室，项经川老师介绍我们借・阅上海复社刚刚出版的《西行漫记》，读后使我对共产党及红军有了粗浅的认识和良好的印象。敖江镇还办起了《平报》，又筹办了一座临时中学，招收一些从外地返回家乡的中学生，我即报考临时中学，被录取编入初中二年级。此时项老师仍在敖江中心小学执教，中心小学与临时中学只有一墙之隔。项老师常来临中，时有见面，他很关心临中同学各种活动，常常找我们谈谈情况，问这问那，有时给我们讲些当时抗战形势与革命道理。在项老师的帮助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临中一批同学就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出壁报、快报，进行街头口头宣传，向广大人民讲述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激发群众抗日热情。以后临中一批同学在项老师启发诱导下，又组织了一个“烽火剧团”，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练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十几首歌曲，开始在敖江街头演出，后来逐步扩大到宜山、金乡、钱库等地进行多次演出。但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却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是“非法”活动，对我们施加种种压力，千方百计限制我们宣传活动，最后勒令解散“烽火剧团”。我们面对国民党这种无理行径，愤愤不平。正在这时，项经川与杜贤宏老师积极帮助我们去参加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当时我们这批同学经过仔细商量，确定根据自愿原则和家庭情况，自动报名，要去的人，又采取各种办法，有的瞒着家庭私自出走，有的借口到金华求学，结果共有十四个男女同学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离开了家乡，告别了项、杜老师，踏着由粟裕同志率领的浙南红军的足迹，千里迢迢，奔向皖南，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事后了解到，是项经川老师把我们的情况向红军水头镇留守处主任黄耕夫同志作了反映，经耕夫同志同意，以留守处名义正式介绍我们一行十四人去参加新四军的。
一九七四年，我在北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工作期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的侄儿金可溪利用假期返回平阳探亲。当时，杜贤宏老师病危，抱病写了一份《关于一九三八年敖江中共中心小组的情况》的材料，叫可溪带给我。现将内容抄录于下：
当时刘英与龙跃、吴毓、黄耕夫、杨进等商量决定，在敖江组织中共中心小组，小组成员：项经川、陈章耀，杜贤宏。通过这个小组影响下列各团体：
（1）平阳抗日救亡团；
（2）平报；
（3）平阳临时中学。
以上三团体都在敖江，是当时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分别组成的。项经川、杜贤宏参加平阳救亡团及平报。杜贤宏担任平阳临时中学总务主任，实际上与经川两人对该校进步学生起启发革命情绪的作用，吸引一批革命学生参加新四军。金冶即其中之一。陈章耀当时主要发动敖小女教师，临时中学女学生及其他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九年省委刘英同志决定由吴毓同志通知我转到丽水开浙东书店，为党发行些书刊及印些文件，项经川转到丽水、金华任其他工作，陈章耀留当地搞妇运工作。
约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组三人在不同情况下，大家都与党失了联系。
杜贤宏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于敖江
杜贤宏向志的上述材料说明了项经川老师是浙南党内一位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同志。他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长期从事进步的教育事业，积极发动学生运动，兢兢业业，勘勤恳恳，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
项经川与杜贤宏老师，先后与我们长辞了。项经川同志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他一生为人民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部原副参谋长）
一九三四年，我刚十二岁的时候，从平阳县敖江镇附近一个山村——坑口的初级小学毕业，考进了敖江镇的中心小学。敖江镇是浙南濒海的一个港口，有轮船北通上海，南通福州等地，是平阳县一个较为繁华的市镇。敖江镇中心小学是有六年级的高级小学，招收敖江镇及其附近乡村初小毕业的学生。我生长于乡村，在偏辟山村设备简陋的小学读书，当进入敖江中心小学，好象是进了大城市的“大学”一样。处处感到新鲜。我插入五年级，班主任就是项经川老师，他高高个子，身材魁梧，精神抖擞，富有朝气，戴一副眼镜，颇有学者风度。讲起话来，斯文条理，做起事来，干脆利落。对待来自乡村和城镇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态度和蔼可亲，但要求严格。当时的五年级学生一部份是敖江镇的，一部份是附近乡村的，敖江镇的同学比较“洋”些，有点优越感，乡村的同学比较“土”些，我是属于“土”的乡下人，有时因为学习、生活上的屑碎事情，“洋”学生与“土”学生常常发生一些矛盾。项老师常同大家讲：镇里的同学不要卑视乡村来的同学，你们之间都是同学关系，不管是城镇的或乡村的都应该抱着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的态度，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有时他抓住一些具体的事例，耐心地、反复地对同学们进行教育，从而促使同学间的关系渐渐地日益融洽、团结。这是我进入敖江中心小学对项老师第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项老师在讲课时，经常向我们谈到国内形势，讲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情况。他联系到当时在平阳山门街水头镇一带的红军活动情况（这支部队是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向我们讲述红军部队在浙南坚持游击战争，英勇顽强艰若奋斗的故事。当时我们头脑里有个简单的概念，即：共产党是革命的，是好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是坏的。正如现在小孩看电影一样，好问电影中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这是在敖江中心小学时期项经川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印象。一九三五年我高小毕业，投考郑楼的温州师范学校。当时考试课程除了语文、算术等等之外，还有一门口试，主考者问我：“你对当前国内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怎样看法？”我直截了当地把在高小读书时形成的印象与概念，如实地作了答复。那位主考者对我冷冷地笑了一笑。考试结束，公布考试成绩时，我的语文、算术等考卷被评为优秀，口试却不及格，结果名落孙山。虽然当时有点灰心，感慨种种，但我以后感到师范没有考上倒是好事，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这是项经川老师经常教导，为我们奠定的思想基础。
一九三六年我考入温州第十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些日子里，温州市常常遭到日寇飞机轰炸、扫射，学生无心读书，温州中学一度被迫停课，我从温州返回平阳辍学在家。一九三八年初，一批从平、津、沪、杭各大专院校返回平阳故乡的师生，在敖江镇成立了“抗目救亡团”，设有读书室，项经川老师介绍我们借・阅上海复社刚刚出版的《西行漫记》，读后使我对共产党及红军有了粗浅的认识和良好的印象。敖江镇还办起了《平报》，又筹办了一座临时中学，招收一些从外地返回家乡的中学生，我即报考临时中学，被录取编入初中二年级。此时项老师仍在敖江中心小学执教，中心小学与临时中学只有一墙之隔。项老师常来临中，时有见面，他很关心临中同学各种活动，常常找我们谈谈情况，问这问那，有时给我们讲些当时抗战形势与革命道理。在项老师的帮助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临中一批同学就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出壁报、快报，进行街头口头宣传，向广大人民讲述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激发群众抗日热情。以后临中一批同学在项老师启发诱导下，又组织了一个“烽火剧团”，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练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十几首歌曲，开始在敖江街头演出，后来逐步扩大到宜山、金乡、钱库等地进行多次演出。但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却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是“非法”活动，对我们施加种种压力，千方百计限制我们宣传活动，最后勒令解散“烽火剧团”。我们面对国民党这种无理行径，愤愤不平。正在这时，项经川与杜贤宏老师积极帮助我们去参加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当时我们这批同学经过仔细商量，确定根据自愿原则和家庭情况，自动报名，要去的人，又采取各种办法，有的瞒着家庭私自出走，有的借口到金华求学，结果共有十四个男女同学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离开了家乡，告别了项、杜老师，踏着由粟裕同志率领的浙南红军的足迹，千里迢迢，奔向皖南，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事后了解到，是项经川老师把我们的情况向红军水头镇留守处主任黄耕夫同志作了反映，经耕夫同志同意，以留守处名义正式介绍我们一行十四人去参加新四军的。
一九七四年，我在北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工作期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的侄儿金可溪利用假期返回平阳探亲。当时，杜贤宏老师病危，抱病写了一份《关于一九三八年敖江中共中心小组的情况》的材料，叫可溪带给我。现将内容抄录于下：
当时刘英与龙跃、吴毓、黄耕夫、杨进等商量决定，在敖江组织中共中心小组，小组成员：项经川、陈章耀，杜贤宏。通过这个小组影响下列各团体：
（1）平阳抗日救亡团；
（2）平报；
（3）平阳临时中学。
以上三团体都在敖江，是当时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分别组成的。项经川、杜贤宏参加平阳救亡团及平报。杜贤宏担任平阳临时中学总务主任，实际上与经川两人对该校进步学生起启发革命情绪的作用，吸引一批革命学生参加新四军。金冶即其中之一。陈章耀当时主要发动敖小女教师，临时中学女学生及其他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九年省委刘英同志决定由吴毓同志通知我转到丽水开浙东书店，为党发行些书刊及印些文件，项经川转到丽水、金华任其他工作，陈章耀留当地搞妇运工作。
约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组三人在不同情况下，大家都与党失了联系。
杜贤宏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于敖江
杜贤宏向志的上述材料说明了项经川老师是浙南党内一位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同志。他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长期从事进步的教育事业，积极发动学生运动，兢兢业业，勘勤恳恳，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
项经川与杜贤宏老师，先后与我们长辞了。项经川同志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他一生为人民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部原副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