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家庭
  我的家庭原是封建家庭而后来有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气息的。家中的封建代表人物是我的祖父。他当时是全县最高学校县学堂的校长，同时还兼任县参议会的议长。我是他的独孙，在我五六岁时他就教我读唐诗了。当然他还向我贯输封建思想。现在想想他对我的影响是不大的，因为我虚龄九岁时，他就病死了。对我有大影响的是我的父亲。他进过学，也留学过日本。在日本学过新知识，也感染过革命气息。听说他在日本时曾入过孙中山的同盟会，不知确否？我祖父死后，他就一条心地开店做生意。后来他同时还做起绅士来。他当然有剥削，但他很能接近农民群众，不大摆架子。在家中他很开明，对我这个做儿子的也洪民主，教法也与众不同，注意教育，而不靠打骂，还说明道理，叫我不要只做听祖母和母亲的话的孩子。他在大革命时是国民党员，但在所谓清党时很不满于国民党，曾坚辞监察委员不干。在我十八九岁时曾要我参加国民党，但我说明理由表示不愿意参加时，他就很能尊重我的意见。他也淡革命，也谈共产主义，但我认为他只是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懂马列主义的。就这样，他使我在家中感到了革命气息。我十八九岁时在祖母、母亲强烈反对下，端掉了前间三宝佛的香炉时，父亲也能明确地支持我干。不过他也给了我很多坏影响，例如我很小就会吃酒、打麻将，便是一个证明。父亲在我二十岁时就死掉了。祖母和母亲给我的全是旧的封建的一套，但我父亲能使我抵制了它。我父亲死时我已能够自觉地从进步书籍里吸取养料和力量。
  求学
  我从小学到大学，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我初读书时，私塾还很多，但我入初小一年就是读学校的，读高小时入乙种商业学校，更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初中一年读的是教会中学，虽然不做祷告，但洋气却更足，这学校英文程度高，进度特别快，到初中三年时，所有课程除国文外，就都用英文本的。我没有钱读这学校，第二年就转到温州瓯海公学读了。这学校是在反英运动中新从艺文中学（英国教会学校）分裂出来的，所以革命气氛相当浓厚，记得当时学校礼堂里挂的三个巨像是这样安排的：中间孙中山，右边马克思，左边克鲁泡特金，领导人解释说，现在实行三民主义，接下去实行马克思主义，最后实现无政府主义。同学和教师的造反精神很好，我读的两年中风潮就闹过三四次。这些对我有过影响，但我只是钻在书本里不大管事。后来考入不用钱读书的上海劳动大学工学院。这个大学的教授、教师，有不少是有名的共产党员，但也有无政府主义者。马列主义的书，我看了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我也看了一些。在这同时，我又专修英文和日文课未也都是适应资产阶级的。
  1929年我在上海专修英文、日文和1930年我家居时，这两年，我如饥似渴地看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这些书籍从根本上很大地冲击了我在学校里所学的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还因而注意了中国社会的情况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这时我已开始信仰马列主义。
  教书
  我是1931年进敖小教书的。教书以后我一面教书，一面学习相当勤奋。除仍阅读理论书籍外，我还于1933年发起组织敖江文艺书报社。结果征集十几个人，定期集资专购订购进步的文艺书刊。我记得很清楚，一面苏联的革命实绩对我发生了事实的教育，另一面鲁迅的转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对我的启发诱导作用则更大。我在劳动大学里听过鲁迅的中国文学史讲课，又嗜阅过他的很多著作，原就非常敬爱他，这时更崇信他，所以就有意识地要跟着他走。1934年7月我与杜贤宏、陈步阶、陈棣生几人共同创办了铅印月刊《北风》。只出了一期，平阳伪县政府的一个科长叫苏步皋的，就扬言我办刊物乱说话要收拾我。但老朋友陈再华看了后却很喜悦，特约我于一个晚上，在敖小近处的僻静河边对我细谈了几个钟头。他自说是共产党员，对我分析全国的革命形势，还详细介绍红军长征的情况，最后问我意见，还启发我做革命工作，就是对平阳、温州的政治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在广东的他做通讯报道工作。我坚决表示要试做后，他还教我如何用面粉水在旧杂志中写下又如何用碘酒显出字迹的秘密通讯方法。几周后，他要返广州培正中学去，临行前和我告别时，他再三要我注意办《北风》，不要把名气搞得很大，不要太露锋芒，搞不下去就索性停刊。《北风》最困难的是缺少稿件，由月刊变二三月出一期，出至四期搞不下去，就在第四期上宣告休刊了。陈再华到广东后用秘密方法对我通讯过两次，我也搜集情况，加以分析，同样用秘密方法向他通讯报道过一次。
  不久从广州打来电报，说陈再华于当年11月26日被反动政府所捕，连人也不让见。随后知道，他于被捕后坚贞不屈，于1935年1月24日被暗害——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牺牲了。中国革命失了这样的青年我非常悲愤。几个月后从广州辗转带回了他的一部分译著，我又到他家中取来了好几十封信，为了纪念他的献身革命，在这年暑假里，我在几个友人的帮助下，就负责最后选定了大部分著作翻译，一部分书信，编成了《再华文拾》，卅二开本，三百多页，于这年冬铅印出版，在全温州区分发。分发后，平阳社会上有种种流言蜚语，攻击我，怀疑我，还说我有意为被枪毙的“犯人”广布言论。这个说法，分明含着杀机，但我不以为意，终于也顶过去了。
  1935年下半年，王栻在北京，陈棣生在上海，我和杜贤宏在敖江，经以通信商量，最后决定要出版《市街》，由在上海的陈棣生主编。12月时，终于出了第一期。出了几期，陈棣生回到敖江，于是就改在敖江出版，记得共出八期，于1936年7月停刊。编行还算风顺，但到我写了一篇叫《从旧文字说到新文字》在六七期《市街》上发表后，风波又起来了：对于我在文章中列指旧文字的弊端而提倡拉丁化文字，平阳社会上许多老朽文人议论纷纷，且有聚集反对，说我主张偏激，有辱祖国根本，是政治上有问题。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党政的注意。
  抗战
  抗战一爆发，我和敖江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喜极欲狂。敖江青年们马上组织起来，从无线电收音机中记录下战地消息，抄成大字报贴出。每天如此，极受社会欢迎。接着油印出来分散，取名《战报》。但是供不应求。于是就商量决定出版日报或者铅印《战报》，要我和鲍鉴如担任编辑工作。这吋是1937年8月半。这以后的几个月，以我和鲍所住房间为中心地点，展开别的种种活动。活动的中心工作为筹备组织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这以前，从北港来了我前曾碰面几次的林怡，先来找我，对我明说是共产党员，原在上海工作，现在与浙闽边区党组织负责人刘英有过联系，决定住到敖江来做地下工作，接着就给我看党内文件和宣传资料。在与他共同策划下，我和杜贤宏，又邀王栻、陈棣生、范德周、黄藻如、翁奇玉、王伯琳等等，组织成立了救亡团。紧跟着又组织了救亡剧团。林怡就进这剧团当演员。救亡团发展极快，随后几个月内全县各区都设立了分团。工作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以《战报》为中心，原来《战报》除消息外，有时有短小的评论，这以后评论就较多较长了。这些评论，我是比较地写得最多的。
  1938年二三月小学开学前，我们又接收了敖江小学，由温喻担任校长。但他未干过学校工作，救亡团就做了统一安排，把我和鲍鉴如调到敖江小学里，帮助温瑜办学校。又从别处拉来了陈素瑶、林巧丐、蔡翠云、周思明等人为教员。陈、林来敖不久，就组织成立了敖江妇女团，与救亡团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同时王栻邀请陈德煊等人，创办了临时中学，由陈德煊担任校长。王栻有意不让我插手临时中学，我们就设法由杜贤宏进去担任总务主任。我进敖小后，《战报》已改出《平阳日报》（1937年11月间），日常编辑工作由陈公申和白斌生担任，我仍负责编写评论。
  1938年初，林怡被调离敖回沪。临走时，他告诉我，我的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已与刘英谈妥，刘英已同意我参加。又说以后会有同志直接来联系的，不久，黄耕夫来敖，约我和杜贤宏到梅康家里当面谈定了一切。于这年五月，在敖江小学里由黄耕夫主持举行了我和杜贤宏、陈素瑶三人的入党仪式。我们三人成立中心支部，我担任书记，由浙闽边区党组织直接领导。这以后多次都由黄耕夫来联系领导。龙跃也来敖联系领导过一次。黄耕夫和黄先河离平赴延安后改由黄嘉春来联系过几次。我们这个组织发展过两个党员先为林巧丐后为黄藻如，都是我和陈素瑶二人介绍的。
  1938年上半年，平阳伪县政府设立平阳县抗日自卫会，是领导全县抗日工作的最高机构，但它没有群众，群众的抗日组织，只有我们的救亡团，它当然要拉拢我们，我们就派陈棣生去参加。1938年的7、8月间国民党省党部突然下命令，《平阳日报》被禁止出版，于是我和杜贤宏、黄藻如就积极活动，拉拢陈棣生、王栻，利用国民党在平阳县境内的派别矛盾，决定出版《平报》。《平报》编辑以黄藻如为主，另外还有林肇荫，社论、评论由我和黄藻如共同负责，我和黄自己写的社论、评论也最多。记得第一任社长故意推黄强担任。我在党的领导下，要掌握社论、评论，要把报纸办成进步报纸。有人说，《平报》的刊头是黄绍竑写的，刊头旁印明平阳抗日自卫会出版，这些都是《平报》的伪装。黄藻如写的社论有时我认为不正确，就与他坐下来讨论研究。《平报》在伪装下要维持下去，有些有来头的文章不能不登，但主要倾向是很进步的。我们还利用报社的印刷厂，为党印刷宣传品和党内的小册子。1939年春我离敖赴丽之前，刘英曾约我到温州对我谈过一次话，他对我们所掌握的《平报》，总的没提过什么批评意见，只对黄藻如和王建之在报上展开有关当时欧洲形势的讨论，他以为黄的那样辩说是太露骨了，以后必须注意。
  1938年下半年，临时中学学生阮世炯、金冶、许启同、孙国栋、周月仙等十几个人决心要到皖南进新四军训练班，阮世炯找我想办法，我向组织上负责介绍他们，要求组织设法使他们如愿参加革命。后来组织上就派黄耕夫直接与阮世炯联系，并由组织上介绍他们去。这些青年学生有的人如周月仙是瞒着家庭偷偷走了的，而有的则向家长提出，要求同意，如许启同和孙国栋就是这样。就为这事，许、孙二人的父亲曾特地跑至敖小找我商量，我嘉许许、孙的志愿，我肯定新四军敎导队是为抗日革命的，我还要求他们放大胆子让孩子们去，结果，许、孙二人就是得到各自家长的同意成行的。
  1938年10月光景，敖小校长温瑜要回大学念书，由×××继任校长。此人原是我的中小学同学，关系也很密切，这时由于他的反动的敏感，拉拢思想极反动的张世藩等人，排斥我和陈素瑶、鲍鉴如等十几人教员。为了抗战和革命的需要，在组织的同意和支持之下我领导十几个教员，与他们展开了排斥和反排斥的斗争，斗争得相当激烈。许多许多敖小里的小学生自动组织起来，进行种种活动，热烈拥护我们而反对他们。后来他们大耍阴谍，手段越来越卑鄙，而且由种种的迹象看起来，他们不但与恶势力有勾结，与反动党政也有勾结。我们经过分析研究，决定退却：我和一些人退出敖小，陈素瑶转到一个补习班再搞一段时间，林巧丐几个人再教下去。我们的安排得到组织的同意，组织并同意我和杜贤宏离开敖江到丽水去。杜先我到丽水，创设浙东书店（兼营印刷），组织决定介绍我到丽水进油茶棉丝管理处工作。
  出走
  1939年春，我到了丽水，所介绍的工作一时未有头堵，我就进浙东书店在印刷部门暂做工作。在这里工作时阅读了不少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主席著作。
  这年九月间在浙西的国民党省第一政工大队工作的陈棣生函邀我也到那边去。我把这事跟吴毓商量，他说，这个大队里有不少的同志，而且大队长是我的小学同学郑邦琨，我去又是陈棣生函邀去的，这些都对工作有利。他同意我去，所以我就去了。记及是十月间到达目天山的，这时大队正在办训练班，我就参加了训练。训练约二个多月。训练结束时大队部号召未参加国民党的受训者参加国民党。我为解除郑邦琨们对我的怀疑也为以后工作上的方便，就先写了一纸表示愿意参加国民党，但我的组织关系还未转来，无法征得组织的同意，所以另一面就有意地把事情拖延下来。训练结束后我被派到大队部当干事。但一时却未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就因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未曾解决，于1940年二月间，我就坚决离开了。重新回到丽水，碰到吴毓我向他汇报了情况，问他为什么我的组织关系还未转去，他说巳转去，但是找不到人。我想，我在党内的姓名叫王亦新，找不到人是有原因的。又问他打入国民党是否可以，他说当然可以，还说是好的，因为这样于工作有利，但现在既已回来就再作安排吧。不久就介绍我到金华进文化资料室工作。这个资料室是邵荃麟主持的。邵的爱人葛琴是作家，也同住在一座房子里。在资料室里做具体工作的是麦青和我二人，我知道他们三人都是党员，但我到后一个多月，都未过组织生活，邵也不提党的工作。我觉得无所作为，就离开了，重回丽水，这时是1940年4月。这次在丽水找不到吴毓也找不到我的另一关系人，即在省建设厅工作的汪海粟。问杜贤宏，他也说已很久没碰到吴毓，也找不到他自己的关系人。我与他商量了再共同去找，也仍然找不到，这样地就与党失去了联系。
  脱党
  1940年4月郑洪范从金华来，要我到《浙江潮》社帮忙。经与杜贤宏商量决定先去做做看，一面就要杜贤宏在丽水再找吴毓和其他有关系的人。浙江潮社里人很简单，只郑洪范、我和钟袁平、王平夷共四人，我担任会计兼出纳，有时也帮做校对，事情很闲。《浙江潮》的主编是严北溟，但我在社里工作的一段时间，就未看到他。他当时已到长兴去当县长。实际做编辑工作的是郑洪范。钟、王两人只挂个名，实际上在外面搞党的工作。
  1940年6月底，同乡老同事吴上水受油茶棉丝管理处的委派，要到浙西桐庐新设一收油站。站内可用职工十几人，当时还只有工人几个和职员二人，要我跟他一起去。我想，组织原要介绍我进油茶棉丝管理处工作，现在这个站，恰属于这个处，认为很可以去，找杜贤宏商量，他也赞成我去，于是就去了。到得桐庐，站一设立，我担任总务工作，生活很可过，但找不到组织上的关系，政治上极感苦闷。
  十月中的一天，我正在办公，突然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找我。我仔细一辩认知是何刚，就领他到楼上细问，才知他原在兰溪一个银行里工作，很久以前就发觉已被钉梢，一天被钉得更紧，情况也更危急，他就在敌机警报声中于大家逃跑忙乱之时，丢掉钉梢，直逃到乡间一个农民家中，暂住下来。住了几天，看看没有追踪的人，就与农民商量，换上农民服装，离开兰溪，径到桐庐来找我。他不能回去，也没有别的可去的地方，我就把他留住下来。对站内同事我只说他是我的同乡友人，到桐庐来找工作的，有对我也故意几次放空气说他在某地的朋友为他介绍工作已有头绪，用以减轻人家的疑心。他在我处共住了一、二个月，生活费用几乎全部是我供给的。他到12月下旬才离开桐庐到分水工作。
  这个收油站到年底改组改归复兴公司，我被调到于潜收油站去。在桐庐的半年中，我借酒解闷越喝越多越勤。当然和何刚有很多可谈，但我觉得没有工作的空谈无补于事。我还能经常看报，注意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但觉得所做工作与抗战和革命无直接关系而和党又失了联系，我如象脚不着地的人似的，飘浮着，不但不能如在敖江那样地为抗战和革命而工作，并且连工作的头绪也抓不起来。这时虽也函购了一些书籍看看，但很困难，也借不到好书，所以越过越空虚，只想吃酒，自认确已庸俗之至，时常独念着陶渊明的句子：“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
  1941年初到于潜堰口。站主任是小官僚，比我更不懂收购桐油的业务，他要我负责业务工作。他几乎是不管事的，只每日沉溺于酒与牌中。站中其他同事也有嗜牌的。我还是如旧地苦闷消沉。
  1941年上半年，有一次家中来信，叫我不要回去。后来知道是由干平阳县反动县长张韶舞对人说：“项经川是共产党员，我已掌握了证据，我要对付他。”他这杀人魔王就轻轻放过我了吗？我想决不是的。听说在平阳曾有人为我对他说过好话，做了解释，但我以为这还解不了他的恶毒之心，我认为他必定派人找过我，派人到于潜堰口来了解过。我既有正式的固定的工作单位又如此沉溺于酒牌之中而毫无政治气味，当无可疑之点，我想他必定不会为难我的。
  大约在1941年9月间，许启同、宋延铭、杨安玉和一个我不认识的青年突然到堰口来找我。坦率地对我说要到新四军去。许、宋、杨都是我过去在敖江小学教过的学生，许还是以前曾去过皖南的，他们对我有些了解，很相信我，我也相信他们，赞成他们。好象他们还同我商量过如何搞到通行证的问题。他们分两批离开我处，好象是宋杨三人先走，许迟两三天后走。许走后约十天在路上给我一信，忠告我不应沉于酒牌中而应振作起来，这话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同年冬，王平夷和一个女的也到堰口来找我。他说女的是他的妹妹，要一起到新四军去。王是我过去在浙江潮社工作时认识的，当时他住在金华，和我们每天同一桌子吃饭搞得较熟。陈素瑶到金华工作后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我的情况和堰口地址都是陈告诉他的，所以他敢于来找我和明白告诉我要到新四军去。他们只住了一二夜就走了。后来陈素瑶到浙西昌化中学教书，也是他介绍的。陈经堰口时告诉我。那个女的不是他的妹妹而是他的爱人。
  独慎
  1942年4月，我被复兴公司遣散，陈棣生知道后马上来信要我到安吉去工作。安吉县长是我小学里的同学郑邦琨，陈棣生在那里先当秘书后当科长。我如要弄个小官当当，到安吉去肯定是有的。但我自审虽已和党失了联系，可还有心要再革命，所以这时有一个决心：不进反动政府的门做什么工作。不但这时不干，决意以后也这样不干。这时以前已了解到，平阳在全国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政治气氛已较好，张韶舞也未再次表示要对付我，所以我在堰口移交了工作就径返敖江家中。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闲居学习了四五个月。这时友人梅志云在做行商，要我帮忙，我就为他到松阳运回他存在那边的十几匹布。约在这年冬天，我又到了丽水，进杜贤宏在做经理的广明印刷厂管理业务。这个厂的主要设备为一架用马达拖印的大石印机，印招贴和香烟壳等东西，业务还不错的，我为过日子地在过着，生活很无聊连学习也懒散得很。这段时间心情如旧，意志衰退，牌已不打了，但还如前地喝酒，静思自责时也想再干革命，可总是振作不起精神，下不了决心，只是常常暗吟沈钧儒的诗句：“府仰深惭尚有家”，把责任推给家庭。
  1944年夏，印刷厂失火，大石印机烧毁了，厂只得关门。接着杜贤宏自营小印刷所，仍要我帮忙，我就再帮下去，后来这个印刷所搬到温州，我也跟到温州，这时他家和印刷所合住在一处，而他的爱人却是一个多嘴多心小量小器好管闲事而又管不了事的人，我觉得很难相处，这年10月就离开了。11月，由于木刻家野夫的相邀与周景清、杜贤巧同到福建崇安赤石镇进野夫在作经理的合作印刷厂，担任总务工作。这个厂是一个很大合作机构的一部分，条件很好，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振作起精神做了一些工作，如写文章帮出油印刊物，教工人夜校自编讲义等等。但跟着就听到一些猜嫌我的传言。我对环境仔细观察，加以分析，知道情况复杂之极。暗暗打听，明了近处早先原是老区，反革命势力扑过来，地区变了颜色，但火种仍未全灭。我也察知和野夫接近的人很有些进步的，但又不明到底是否其中就有火种。再加地处山间瘴气很盛，也不适于我的身体。所以只干了三个多月就辞掉工作返回了家乡。又没有事了，就借钱和杜贤巧一起到路桥做了趟行商，但一做就失败了，反负了债，便洗手不干了。这以后又在家闲居了约两个月。
  重振
  约在1945年6月，敖江小学校长王载竑找我商量，要我接做敖小校长，我一口拒绝了。因为敖小校长从来不让给非敖江人做，我住离敖江有三四里路不算敖江镇人，这次王载竑提出要我做校长，想必和他父亲商谈过，但我知工作之难，而且有关政治问题，所以我一口拒绝了。不久，黄藻如找我也谈这事，还尽力鼓励我做。我先就问他现在还是张韶舞做县长，他曾说我是共产党员，他已掌握证据还说要对付我。已掌握证据可能是流说，但已注意到我是明显的，能同意我做敖小校长吗？即便同意，我能做好工作吗？他对能否批准我做校长叫我不要管；又说张韶舞在县城，又不直接顾问小学教育，既做了校长，只要肯干，同吋各方面注意些，工作是可以做的。我没有就答应，只答应先作考虑。我从各方面作了考虑：敖小学生有千人，教员廿多人，是可做些事情，而且敖小是敖江镇立的，学校经费都是敖江人自己出的，每年县补助的钱只有象征性的几十元，所以用人行事的独立性，是县立小学所不可比的。如果做起校长来，只要批得下来，我做我的校长，与张韶舞的关系确也间接而又间接。我也记得列宁说过，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一定要在那里工作，敖小有这样多的学生和教员，我如能做校长就应斗胆去做。再说做教师干教育，我原有很大的兴趣，脱党后几年来我为过日子而过日子，生活无聊自己也极度不满，现在正须重振精神，回归教育岗位上做些工作，认为只要有心革命干起来也许有益于人民有利于革命，同时原敖小里的好些青年教师朋友也极力劝勉我承担下来。因而我在黄藻如几次催促之后就答应下来，果然如黄所说，不久伪县政府就批准我做敖小校长了。当时黄是敖江商会的负责人，大约是他央了什么头面人物事先向上面说妥了的。
  于是于1945年8月间，我就把工作接过来。留下一些进步的好教员，又拉来另外一些进步青年，在与进步青年的互相鼓励影响之下，我的精神变旺，干劲又来了，一心想在环境限制之下，干些有利于人民和革命的事。我主要从两方面抓工作，一是宣传教育，如每天有早操后的讲话，每周有一次周会，我就把初级段和中高级段分开举行，我亲自利用每次对中高级段讲话的机会，大讲时事，大讲形势。又在校内外都办了墙报，校外的且是大型的，结合本校或本地的情况，尽可能地讲些允许讲的革命道理，又办些讲座，出些油印的纪念刊等等。另一方面，就鼓励教师关心时事多看进步书籍，还组织一些讨论会，早操和周会时，许多教师也参加，我讲时也有意让他们也听听的。此外又搞过几次演出也想于演出的一些节目之中起些作用，还有意使全校师生多唱革命歌曲，这也不是无关紧要之事。至于课本和一些规定，当然不能随便变动，但也有意加些新的进去，如鼓励教师搞高年级的补充教材和美术的自编教材等。教师的干劲也大，团结的情况也好，所以办得有些成绩。但是社会上一些老旧知识分子却已早有言说，好象说我们主张偏激，做得也过分，尤其对校外的大型墙报说得更多。
  1946年上半年，张韶舞调走，继任县长为王启炜。我接敖小校长后没有“拜望”过张韶舞。当时教育局长谭士洪是张韶舞的得力帮手，据说县境内较大小学的校长如不送礼给他是保不住饭碗的，但我就故意不送礼物去，也没请过他客，后来王启炜调来，我也没去“拜望”。到1946年10月间，王启炜要我去谈话时，已是我又一次出了所谓政治问题之后。10月间，全县小学在县城举行童子军检阅，我带领教师学生去参加。活动中的一个项目是学生讲演比赛，敖小学生的讲演稿是我写的，题目忘记了，只记得中间有一段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话语，意思虽明显，但话说得很婉转。不料这讲演会在国民党县党部那里举行，我没去参加，但会一开过，就有几个人告诉我，说我已闯下了祸。原来国民党有几个党老爷为讲演会评判员，一听过敖小学生的讲演就大震怒了，说是反动讲演，校长项经川必须负全部责任，又说决决不能放过我。讲稿是我写的，既已出了事，我当然负责。我们回校后没几天，王启炜就要我去谈话，他对我说，为了学生讲演的事，国民党县党部坚要县政府马上撤了我的职，他特地找我商谈，要我自动辞职，问我同意不同意。我马上表示同意。回到学校，就送去了辞呈。我原以为会很快批准下来，并委派了新校长来接替我。谁知并不如此，反而要我维持到期末。另一面则不断听到国民党县党部要对付我，决不放过。为什么要我维持到期末呢？我认为大约是由于敖小全校的教师没有调动，怕委派一个光棍校长来领导不了吧？
  逃亡
  送了辞呈之后，我就写了一信给在台湾台南担任台湾碱业公司第二厂副厂长的方栻，要他为我在厂里先谋一个位置。方栻是我的同学朋友，早先曾有意要为我介绍工作。他学的是化工，对制造烧碱很有经验，很得碱业公司负责人的器重，而在政治上则是很不满于国民党的，与我有较好旧交情，所以这时我要他帮助，他很快给我回信，说工作没有问题。1947年二月，敖小的事情一交待清楚，我就带陈孝中等敖小教员，经过上海到台湾去了。我这次逃避到台湾去，也略有计谋：除几个接近的友人知道以外，对人家故意不说，交待一完了就走，走快得出人意外。
  到台南碱业公司第二厂不多天，就分配了工作，我负责文书股，陈孝中当文书抄写员。我在这厂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只做了一件较好的事，就是为这个厂筹办完成了一个小学。但我不在这小学里教书，也不掌权，办成了一个小学，没有多大名堂。
  1948年初，方栻负责到高雄新设立第四厂，我跟去帮忙，后来我就在这个厂里负责文书股。在这厂里工作了一年多，我也只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为这个厂创办了一个较好的图书馆，全部图书是我负全责到台北选购来，且都是就我当时的水平，在可能的范围内选择来的好书和较好的书，册数近二万册。后来这个图书馆由新来的同事负责选购图书，记得他选购来的第一批图书内就有许多黄色的文艺书籍，我很不满，但也无法。
  后来黄藻如也到高雄来工作。1948年冬，在平阳做地下工作的黄庆生曾带信给黄藻如和我，告诉我们革命工作开展顺利的情况。他当然不直说，而用另一种说法，但我们是懂得清楚的。这年年底和1949年初，我和黄藻如曾两次商量一起回返温州参加革命工作，但都以我们在平阳原都有政治问题不能径返敖江，而到温州市则无稳妥可找的人和地方，因而拖延下来。四月初，黄藻如突然被扣。他曾设法寄给我一张条子，告我被扣，我即带这条子到他在工作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去询问，接待的人厉声反问我和黄藻如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来询问。我说他是我的妹夫，并拿出黄藻如的条子给他看。黄藻如确是我的堂房妹夫，我说的是实话。我说我要询问他为什么被扣，我还要见见他。接待的人拿去了条子坚不还我，还说人不能见，事也不能问，并警告我不要管事。我被弄得如堕五里雾中，但已知道黄的情节的严重。我疑心以前在平阳的老案追查到台湾来，所以回厂后即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检查一番，烧毁了一些易于引起疑心的书籍和信礼，准备被捕。等了一个多月不见来捕，才知和我是无关的。第二年才知道，由于黄藻如的过去一个学徒（黄被捕时在台湾当伪军官）的帮助，黄才较快地被判处徒刑十年，罪名是黄在台湾写文章，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为共产党宣传辩护。文章有一百八十几篇。据说判决书曾由一个同乡抄来寄给黄的家属。
  返里
  五月下旬，我得到确息，知道平阳、瑞安、温州都已解放，要回温州还有船可趁，我欣喜之极。我当即决定回返家乡参加革命。知我要走，几个同乡也要同我一起回返家乡。但到底能否成行还很难说，所以我和方栻明说，先作请假，如能走掉即走掉了，并和几个同乡约定，到基隆了解情况后当即函告他们。一到基隆，就知道船只虽多，趁客更多，所以几时趁上却难于确定。我即写信告诉第二厂的陈孝中和第四厂的张德川等同乡。不几天，陈孝中、张德川和原在第一厂的项经才（我的堂房弟弟）都办了离厂手续，来到基隆；还为我代办了离厂手续，把我的全部行李也带来了，原在第四厂一同事处作客的项钦长兄妹也一起来了。这时基隆对人的进出虽已有规定，但情况极为混乱，一般人只要肯略略多用几块钱，就可以照办手续出去。报开福州的船极多，都是开温州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大家知道。我申请较早，已搞到一只汽帆船的一张票，只因船开得极为急促，赶不上，脱出了，于是就与陈孝中等一起想办法，结果说妥趁一只约二百担载重的帆船，票只一张，是另一商人让出的，由我冒名顶替，其他的人都于船开行后，晚黑时于基隆港口上船。帆船开行两天多，于六月廿八日抵达温州。
  我于1949年6月底回到敖江，很受敖江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的欢迎。后来按照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的指示参加平阳中学开学准备工作。8月，温州区军管会要我担任平阳中学校长，我因从未干过中学教育工作，不敢答应，军管会负责人龙跃同志就约我面谈。见了面，才知龙跃同志就是从前曾碰过几次面，并领导过我们的老首长。就是他，坚决要我担当平中校长。他再三勉励我要为革命而勇敢地承担校长责任，并说陈素瑶解放前在杭州已恢复党籍，要我忠于革命，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争取早日恢复党籍。得了他的教导和劝勉，我充满了信心，把工作答应下来。我有决心要把下半生完全献给革命事业，要为教育事业竭尽所能地认真干下去，并有信心把工作干好，争取尽可能快地恢复党籍。
  可是在头两年间在工作中和工作外，我都犯过一些错误。
  1950年秋，我家所住的乡进行土改，土改队认为我家有出租田廿六亩，家庭应划为地主。我认为这样地划为地主不符合于规定，而且土改队长当面告诉我，也说我家庭不是地主。如此，我就想依照规定，向乡申辩，向县申诉。我问过县人民政府秘书黄庆生同志是否可以这样做，他也说可以，所以我就申辩申诉了。我当时是省人民代表，我还用这代表名义写报告给会议主席团的主席，我虽不要求主席改变我的家庭成份，但我自以为是，以土改队为非则是非常明显的，后来赵思孟县长告诉我说我家解放前的收入为两部分，我的工资收人和田租收人，但田租收入占主要部分，所以家庭划为地主是划对的。对这分析我没有意见，但仍暗暗认为我依照规定申辩申诉不算大错。
  我于1951年3月被调到杭州革命大学参加学习。经过学习我的认识有所提高，认识到自己为地主家庭辩护是严重丧失立场问题。
  错案
  革大学习后阶级觉悟有所提高，暗暗下了决心，要以后一切都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不再犯大错误。1951年6月返温后即进专署文教科，在中学教育股工作。8月领导上要我担任青田中学校长，兼任石门中学校长，我自认为应受处分不应再当校长，要求领导另派工作。李崇村专员对我说知错能改就好，不必也不应推辞，重要的是以后要为革命做好工作。我受了极大的感动，决心更大了。当月就到青田中学接来了工作，又兼顾了石门中学的工作。工作得相当积极，也还能抓得起来。11月，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行李回到温州来。到专署文教科找到张扩夫同志，才知平阳农民群众对于我在土改中犯了错误而仍当中学校长提了意见，文教科决定调动我的工作。我认为不再做校长很好，因为肩头的担子轻松了。
  这以后先到专区冬学训练班工作了两三个月。接着到青田陈山乡土改队工作到1952年4月，土改结束了回来，调到乐清中学担任语文和历史教员。1953年3月，又调温州师范学校专任语文教员。在这几个工作地方，自审都还能为革命而努力工作。
  1955年夏，我参加温州市中等学校肃反学习。在学习中我受了很大的嫌疑。我主动两次找部分负责人，要求给我启发帮助。但谈了后我仍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也得不到帮助，后来由温师的两位教师对我作具体“帮助”，才说出是怀疑我叛党，怀疑我和黄藻如的被捕有什么关系。我作了多次的检查和说明后，又让我不作任何事地空闲着过了许多天。似已没有问题了，到结束时全校同事绝大部分都已回去了，而仍又把我留着也没听到领导人对我说一句话，再过了好多天，才由学习班总负责人叫我去对我说了毫无关系的几句话，这才回到学校仍当教员。再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在朝鲜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陈孝中受重大嫌疑而牵涉到我。总之，这次学习班这样地对待我，我想不通，也很不满。1957年上半年全民整风中，在温师前校长的怂恿下，我写了《关于肃反问题的意见书》，由他转给温州市市委书记刘朝中，还自以为是对党的善意批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即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春，温师领导仍要我当语文教研组长，我自认应受处分，要求另外择人当教研组长。领导既解释，又鼓励，一定要我接当组长，我只得再当下去。后来别校有人提了意见，才作为工作调动而让我只做科任教师。1958年下半年温师和师范学院合并，我随各位教工之后参加大办钢铁。
  劳动
  1958年12月下旬，突然接到通知，说全市所有右派分子都须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我觉得很好。因为右派分子在学校里极为特别，很难为人作事，不如到农村去，人地两疏，又专干劳动，还单纯易过些。12月31日到达雄溪，1959年元旦休息一天，二日正式开始劳动。在农村劳动的三年多中，我很能抓紧时间学习理论。这段时间是我解放以来学习理论学得最多的，许多已买而过去没时间阅读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都读了，还新买了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著作及其他书籍，也一一认真细读。
  1961年1月我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回到农村仍能如以前一样地认真劳动，也能如以前一样地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1962年6月调到六中来教语文，直到现在。
  编者按：这份自传是项经川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奉命写的，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其中难免有很多过于自责之处，均予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