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1937年冬，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北港分团要派人到“里面”去作慰问演出，当时我恰巧有事在北港分团所在地的水头街，就问是否可以同去，知道可以，心里就乐得象开了花。因为我明白“里面”是指逝闽边区红军的驻在地，慰问的对象就是红军，而且有人告诉我，说会见到刘英同志，刘英同志是浙闽边区红军的政治委员，也是全边区的最高领导人。
  一队十几个人，动身时是午后一时光景，在大小山沟里弯来转去，约莫走了三个多钟头，有人说：“就到了，那边就是。”我照那人所指的地方望去，见有几座平屋，在离屋廿几丈远的路上有三个人站着，其中一个人手里握着挂有红布的长枪。我们继续向平屋走去。突然队里一个人一声叫喊，跑了过去，几个人跟着也跑过去，那边三个人也咆过来，抢先跑过去的三个人和跑过来的三个人拥抱起来了，接着有的就半拥抱着，有的手牵着手，有的两人的左手或右手交互挽着对方的肩膀，都不稳定地在小石路上走着。我走近了，当他们转过脸来，才看清了跑过来的三个人军帽上的红星帽徽，这次红星帽徽不再是从照片上看到了，我觉得有说不出的奇特与惊喜之感。
  走进一座平屋厅堂的时候，我看清了厅堂里摆了几张桌子，桌旁摆齐了凳子。招呼过后，从里面走出一位同志，对大家演说一样地讲了一些有关抗日救亡的话，一讲完便领导大家喊起口号来。这中间，早已有好几个红军战士陆续地从里面搬出吃的东西来：大块的肉和土产的粉干，都放在如小面盆样大的罇头里，盛满得不能再满，老酒都放在挑水的水桶里，盛得也并不浅。才一搬好，好几位同志同时极其诚恳、殷勤地喊劝我们吃个痛快。好多同志也和我们一起吃。我虽心觉不安，但也与大家一样象在老朋友家里似地痛快吃着。我们未见到刘英同志，但我分明感觉到刘英同志领导着全体指战员在十分热情地招待我们，而我们不过是略尽微力于抗日救亡工作的一小队青年而已。
  夜很快地来临了，我们到了会场上。我四周走了一走，只见微明中有群山环抱着。会场是一个小广场，台搭在小广场的的一边，是临时用未做过的树木搭成的戏台，台板便是门板，台前后挂有几盏煤气灯，照得台上下都很明亮。台上方还有红布的横额，写明是开什么会，但到底是开什么会现在我却忘记了。人在不断地会集拢来。台前正中一大片地上席地坐着红军战士们，老百姓们围站在周围旁边。我站在台的正对面后边。一宣布大会开始，全场十分严肃而安静。紧接着我听清了刘英同志要出来讲话了，就注意地盯着看，但是看不出他身体、面貌、衣著上的特征，留在我印象里的，是全场人对他的爱戴、崇敬和对于他的领导的服从。他说的话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说了一段话，就有另一个同志打断了他的讲话，插进去领导全场高喊口号，搞得会场气氛热烈之至。这样的有好几次。最后是和我同来的一队人上台演了几个独幕话剧。
  短短几个钟头的经过，我深深觉得这地方与外界完全不同。这里充满着同志的爱和关怀，作风是简朴而豪爽的，容不得虚伪，要不得拘束，确实是革命的摇篮，而刘英同志则是这摇篮的保姆，也是这摇篮里的婴儿的抚育者。我觉得使我起了奇特与惊喜之感的种种景象，实在没有一处不是刘英同志的正确领导的体现。
  1939年初，我因平阳情况变坏必须离开。到了温州，住在一个旅馆里。一天，一个同志来找我，递给我吴毓同志的通知，说刘英同志要我去。时已近午，我留他一同吃了饭。饭后我跟着他走，走到仓桥近处，他要我在一个地方等一等，就领我到一个店的楼上坐着，他自已匆匆地走开了。我只以为是预先约定的地点，但跟着上楼来的一个男人竟问起我为什么事了。不便明言，我只得说要等一个人，他觉得十分奇怪。紧接着又有一个女人上来，又问我什么事。我反问了他们，才知道他们开的是普通的酒店而不是菜馆。再从他们的神情和口气上推断，又确切知道，这楼上不是预定的地点而是临时碰上的。但又不好离开，就一面硬着头皮坐着，一面用支吾的话语来搪塞，觉得尴尬之极。他们却越来越显出意外惊奇之态，不肯下楼去。我心里真不知道该怎么维持这个局面，幸而那个同志即时回来了，匆匆地引我下楼，对店里人连一句话也没说，我真想不出他们会再觉得如何的怪异。
  在路上我约略告知了刚才的怪异情景，那个同志说：“搞错了，搞错了，但是不要紧的。”
  到得仓桥一个菜馆的楼上，我看到有一两个人已先到，陆续再一个个地上来已相识的吴毓同志就介绍我和刘英同志相见。刘英同志说：“只等你们，现在可以吃饭了。”我说：“我刚才已吃过。”用手指指引我来的同志，又说：“这位同志也已在我那里吃过。”刘英同志就向那个同志说：“跟你说过到这里吃饭的，怎么没听清楚？”但说时脸上毫无怨责之色。马上又说：“不要紧，再吃吧。来！大家坐拢来！”坐定了，我数数人，刚刚坐满了一张方桌。我已认识的除吴毓同志外，还有龙跃和胡景琙两位同志。
  菜颇丰富，而且有酒。刘英同志一开始就大口地喝酒，并很迅捷地吃着菜.席间他对我问了黄藻如同志的一些情况，问后发表意见，以为最近《平报》上在有关苏联问题的讨论中，黄的言论太显露了，应该收藏些。
  谈话对于刘英同志的喝酒、吃菜并无妨碍。我觉得全桌酒量最大的算他。
  菜吃得差不多了就吃饭。但饭是半生的。
  有一个同志说：“要他们再烧过，再烧过。”同时把筷子放下来。
  刘英同志说：“好的，好的。”也放下了筷子。
  大家的筷子都放下了。
  一个同志就下楼交涉去。
  等了一会儿，等得有些不耐烦起来。
  刘英同志不声不响地端起已吃过的那碗半生饭吃起来。有人发现了看看他，他“嘿嘿嘿”地笑起来，仍只顾自己地吃下去。
  于是大家都端起饭碗来吃了。
  算了账，就分别地一个个走散。我跟着刘英同志最后走，他要我在街上走时隔开了些跟着他走。
  他穿着长袍，戴着呢学士帽，我跟着他走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鲁迅先生说李大钊同志有些象商人，我觉得刘英同志那时的打扮也有些象商人；这象商人的样子确是很好的一种掩护。
  他引我到了一个人家的家里，对坐着和我谈了许多话。谈话中间，一个女人来问什么，他很亲切而平常地对她说了几句，她就去了。那女人也如对平常人地对待他。
  两次见到了刘英同志，他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他是最能领导群众，吸引群众的，且能通过群众，有种种独创的革命表现，而且在群众中有如鱼在水中，他关怀群众，群众也乐于亲近他，真是群众所爱戴的平易近人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