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在离休党支部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座谈会上，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个人在党的长期教育培养下成长的经历，现将几个片断整理成文，进行自我再教育，并激励自己永葆革命青春。金花银花向阳开
  1921年我出生在浙江平阳西部的偏僻山区——晓阳乡岭〓村，这是一个只有三幢房子、九户人家的小小自然村。我家祖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我取名金花，小我四岁的妹妹叫银花，还有祖父和一个领养的哥哥，一家六口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小时候我只读了二年书就辍学了。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我九岁，妹妹七岁就分别与不相识的人订了亲。父亲因重病欠下余仕坑中药店老板药钱，一次父亲带我同去求情宽限，老板恶狠狠地不答应。不得已只好忍痛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头二百斤重的生猪还债。但还不够付利息，气得我父亲死去活来。此情此景对我刺激很大，后来土改斗地主时，我态度非常坚决。也许是家境的关系吧，我从小就爱劳动，什么活都抢着干，养成勤劳朴素的习惯和倔强自信的性格。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家乡处于鼎平泰地区，红军游击队经常前来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革命根据地。1938年3月红军挺进师北上抗日后，5月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由刘英同志任省委书记，省委机关随之也迁入温州市区。当时，龙跃同志担任浙南特委书记，坚持在根据地进行革命斗争，正在这个时候我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那时周边的进士坑、孙坑两个村的党支部已经成立。1940年1月地下党吴阿士、吴阿干同志对我讲：俄国革命成功后，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些话好象字字句句都是针对我讲的一样。此后，孙坑的袁陈兰同志也不断来我家帮助我提高对党的认识，我也主动地找她谈心，从而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游击队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革命队伍，穷人要翻身就要跟着共产党走，从此我就更加积极主动地为游击队办事了。1940年3月吴阿士、吴阿干同志介绍我入党。我入党后，地下工作同志陈康、加锁、米有、国术同志（后牺牲）、张光宇（后被捕叛变），特别是杨戈（后叛变）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常住在我家阿婆厢房，我就帮助他们买粮买菜送信、打听消息。凡是能干的事，只要是组织上交给我的都能坚决地完成。不久，我村又连续发展了四个党员（银花、文福翠、方福相、杨花），组织上派杨雅欣同志（福鼎贯岭茗阳半岭头村人，1915年7月出生，时任特委武装组长）来建立岭〓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福翠负责宣传，银花负责妇女工作兼党小组长。党支部成立后，我们就分头到贫苦农民家里宣传革命道理，动员他们接待来往游击队员的食宿，先后接待过二十多批（次），安排最多的一次近三十人。为了给地下党送信（为了保密，都是口头的），我曾翻山越岭往返步行七、八十里到顺溪、晓坑等联络站，都是单线联系。不久，上级组织学习，通过上课讨论，大大加深了我对党群关系重要意识的认识，对以后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帮助。
  7月的一天，家门口突然来了特务李召霖，想探听我党的活动情况。当时住在我家的两位地下党的同志陈康（顺溪岭头人，他家也是联络站）和贾苏，很不策略地把这个坏蛋捆起来，拉到进士坑山上杀掉。这样就把我的身份完全暴露了，我不得不出走。当天夜里，国民党派人来抓我，扑了个空。幸好当晚十四岁的银花住在厢房里，未被抓走。就这样一家逃散，爸、妈、妹妹三人沿途乞讨到了珊溪的奇峰，被区委书记朱大孝同志发现，收留了他们。此时银花也铁了心肠，告别父母上队伍去了，不愿再回家。为了我和银花，父亲王树扎两次被捕坐牢，吃尽苦头。祖父也受此打击，神经错乱，不久就病故了。正因这次暴露，国民党派了几个连的兵力来搜捕这一带的游击队，进士坑村被围，结果国术同志（原名曾仲玉）遭到不幸，被砍下头，挂在水头街上示众。牺牲的还有郑乃金、白圻明、赵阿正等四个同志。此后，上级就批准我脱产工作，分配在浙闽边和泰东北地区，后调瑞平泰县委做群众工作。当离家分别时，父亲和妹妹一定要坚持送我十里地，才恋恋不舍地分手。
  岱头山上鱼水情
  1942年2月8日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不幸因叛徒出卖，在温州城内被捕。龙跃同志在瑞安长寮山主持了特委紧急会议，统一了思想：要继续坚持浙南斗争，克服暂时困难，竭力打开新局面。并强调要坚持执行华中局下达的“隐蔽精干”的政策，做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行动上尽量避免暴露目标；不与国民党顽固派正面硬拼；恢复老区工作外，还要大力开辟新区工作等主张。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工作需要，郑丹甫同志批准我与杨雅欣（时值再次接任泰顺县委书记）于1942年秋结婚。
  1942年夏，温州国民党顽固派专员张宝琛的绥靖指挥部纠集大批武装，突袭我区，进行“清乡围剿”。在坦岐、我青景丽八个同志被围壮烈牺牲；在龙斗，区委委员毛志君同志被捕也壮烈牺牲；接着区委书记林云同志被捕牺牲。在乌云压顶，腥风血雨的险恶关头，党组织指定我跟随杨雅欣同志到偏僻的洪口岱头山隐蔽，并开辟新区工作。
  岱头山地处飞云江上游，群峰叠嶂，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村落分散，交通不便，生活贫困。居民大都是周围各县那些因不堪国民党地主、土豪的压迫剥削而逃来种山度日的穷苦人。因此我俩借口逃壮丁来此种山，也不被人怀疑。老杨还干起贩牛生意。我看中此地时有过往客商，便摆个香烟摊，一可赚些钱糊口，资助党的活动经费；二可探听消息，便于上级组织联系；三可接近群众做工作。我们还通过结拜盟兄弟、盟姐妹的方法，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我先后与七个人结拜过盟姐妹。如我们借住的房东陈家嫂子就是结盟的姐妹，她对我很亲热、很信任。我曾同她去她娘家大垄村摸情况，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和听到外面的什么情况都告诉我，我就悄悄地以说新闻的方式，向她宣传穷人要翻身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道理。她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找我问消息、提问题。每当有可疑的人出现时，就悄悄跑来告诉我，有时还代我看香烟摊，叫我避一避，分明是掩护我。若有人问她我是谁，她就说：“我娘家的表姐妹嘛”！于是有些宣传、探消息等工作就靠她和她的家人进行。需要到敌人驻兵的大村庄如莒江、百丈、洪口街买东西，也靠她家人帮助。
  正当我们在岱头山顺利开展工作，并向周边扩展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泰东北区委负责人陈志东同志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要求我俩马上跟他走。在撤离的路上，他边走边告诉我们，原来有一个我平阳老家的人路过这里认出了我，回去露了口风，被国民党知道了。幸亏内线转告组织，才马上来通知撤离，使我俩免遭反动派的毒手。可惜走得太急促，来不及向岱头山热情支持我们的结盟兄弟姐妹和群众告别，也没有与情同手足的陈家嫂子多说几句话。六十年过去了，我还时刻惦记着这一段军民鱼水情。
  婴啼声声催人急
  1943年秋后，国民党顽固派又一次纠集地方武装，向我浙南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敌泰顺县县长洪季川秉承其主子旨意，以“宁可错杀一千，不漏共产一个”的极残忍手段血洗我山村。当时县委机关要紧急转移，杨雅欣带着机关人员林松、林凤、邱荣玉等和我，而我已怀孕九个多月快临产了。在离珊溪15里的抽丝田村，找到山湾角落的一座山厂——池妈妈家，安排我的分娩。不料敌便衣队长魏汉楣已进村搜捕，我们闻声夺门而走，向后山转移。眼看追兵到了，老杨放了一枪，止住了敌人的脚步。我们三人转入密林时，身患伤寒病的林松冲向敌人，不幸牺牲。当我们爬上山顶时，只见山下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池妈妈的家被烧掉了，她和她的儿子也被押走了。这时我痛苦地说再不能连累乡亲了，让我到深山老坳里分娩吧！老杨赞同我的决定，就直奔甘竹。老杨1936年20岁就担任第一任泰东北区委书记，对这一带地形很熟。在风雨交加的夜里，我们敲开了地下党员王家贵独户家门。说明情况后，老王二话未说，让我们进去。第二天上山，在离他家五里地的山湾搭起一个草棚，作为我的“产房”。他还送来餐具、被子和粮油杂品。安顿好后，老杨不得不忍心地离开我，又去战斗了。在这万籁无声的荒野，白天日子还容易过，一到夜晚，黑暗中笼罩着一层扑朔迷离、神密莫测的色彩，特别阴森可怕。1944年1月的一天我分娩了，又遇上难产。婴儿的脚先下来，在这生死关头，幸得一位老大嫂来帮助接生，慢慢地攥着小脚往下拉，孩子终于降生，但瘦弱的小生命，却哇、哇、哇地哭个不停，叫人心急。我顾了这头，却顾不了那头，而因脐带断了，胎衣未下来。我只得咬着牙根，用自己的双手在肚子上拼命往下捋，结果胎衣也落下来了，可是人则休克了。幸好家贵嫂赶来，用银针在“人中”上轻轻一扎，随之人苏醒过来。就这样，我、林凤和新生儿在荒野上度过了28天。
  1944年2月的一天早晨，王家贵急匆匆地跑来，说不好了，上面有人叛变了，古院子一下子抓走了七位党员，山村被洗劫一空。我听后当机立断，忍痛割爱，把孩子托付给老王。儿子一见生人，哇哇直哭，一阵母子分离的切肤之痛，涌上我的心头，忍不住泪流满面。此时一腔革命责任感，使我断然拉着林凤夺路转移。事后得知老王为防意外，又将孩子转移到平阳（现苍南）天井乡横坑源村，拜托曾秀英夫妇抚养。三月间，我和老杨想再次去看孩子，不料被叛徒算计，敌人先我将我的儿子从曾秀英夫妇手中夺走投入牢中，妄想以孩子作人质逼我们自首。但我们铁了心肠使敌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令人刻骨仇恨的国民党顽固派，竟让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婴儿坐了半年的铁牢，真是天理难容！
  飞来横祸君罹难
  194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七、八点钟，我和老杨在山洞的住处已经睡下。刘宝生同志（时任泰顺县委书记）来通知，叫老杨马上去特委学习。老杨（时任瑞平泰县委书记）立即披衣起床，什么也没有说，就急忙出门。我追过去对他说，到了特委早点捎信来好使我放心。想不到他一去几个月，一直杳无音讯，是否会遭到不幸？我忧心忡忡。
  1944年9月接到上级通知调我到特委工作，跟随郑伯永同志在瑞安湖岭一带活动。本想这次可和老杨见面，心中非常高兴。可就是碰不到他，问同志们都说未见过他。我心中顿起疑团，可能他已不在人世了。白天我支撑着工作，夜晚躺在床上暗暗流泪，辗转反侧，睡不好觉，常做恶梦。一天梦见老杨被敌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脑袋和一只手。我一声惊叫，被同室的任曼君（郑丹甫爱人）听到，问我怎么会事，我如实告诉了她，第二天她向领导作了反映。特委龙跃书记见到我时，迟疑了一下后，沉痛地对我说：“老杨的确牺牲了，你要挺得住，好好地工作……”，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悲伤得差一点昏厥过去，龙书记又是一番好言相慰，才使我慢慢地平静下来。之后，我的内心一直很痛苦，老杨和孩子的身影总是离不开脑海，我总觉得事出蹊跷，领导为什么不早通知我这个家属？但又不好直问。我与老杨结婚一年多，认定他是个立场坚定，经得起严峻考验、对党忠诚的革命战士，是个有能力独立处理全局的好领导。
  一天，一位女同志问我老杨怎么了？我说龙书记对我说是牺牲了。她说：“可能是内部杀了罢。”我的爱人是被内部杀的？！听后，我立即跑去问龙书记，他如实地告诉我，是内部错杀的。我又追问一句：“老杨犯的什么错误？”他没有明确说明原因，一再说是属错杀。后来有人传说：老杨被错杀是出于两点原因：一是看守“兔子”给逃跑了；二是在一次转移中，把特委给郑丹甫的密件丢失了。我心中忿忿不平地想：这两件事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怎么能定为死罪呢？可怜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却惨死在自己人的极左错误手中。在无可奈何下，我想来想去还是换一个环境，否则对工作、对自己都是不利的。于是怀着悲愤不平的心情，痛下决心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到四明山，到抗日斗争的前线去，以便更好地锻炼和考验自己，也好为受苦的同志和乡亲们报仇。
  北上抗日意志坚
  1945年7月，我浙南党组织仍继续贯彻党中央的隐蔽精干政策。此时特委领导批准我和麻文芳同志的要求，到四明山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杀敌，并专派政治交通员项景文同志（瑞安人）护送。行前组织上特地为我们几个人各做了一身士林兰布的旗袍。临别时龙跃书记替我改名为王惠珍，还送我们到大门口，并握着我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到部队后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他还嘱咐我对于老杨的死，今后就说牺牲就是。我心中明白这是龙书记，从政治上对我的爱护和关照。我被他的热情关怀，感动得热泪盈眶。点点头，默默地记在心头。当即从瑞安湖岭区西坑岙底出发步行到瑞安城关，当晚就住在项景文同志家。在瑞安我生平第一次拍了相片。翌日坐河轮抵达温州，当晚住进大同巷麻文芳家（镶牙店）。临走时，领导曾指示不准在麻家住，我们却违反了纪律。幸得第二天我们起五更就坐人力车到安澜亭码头，趁船去了临海。待天亮时有人告发，麻家遭到敌特的包围抄了家，我们却逃过了这一劫难。一路上我们装扮成姑嫂，是去宁波看望被抓去当壮丁的哥哥和丈夫的。从临海起一直有二名中年的商人与我们同行，昼行夜宿都跟在一起。开始心中很纳闷，但慢慢地感到他们很和善友好，帮了我们许多忙。沿途经过九个县境，大多是步行或坐手划船，起早贪黑赶路。在宁海向宁波进发时，听船上的人说：宁波住店要有日伪军的“良民证”，顿时难住了我们三个人。幸得同行的商人见我们犯难，就邀请我们同去他兄弟家过夜。次日一早又将我们送上去余姚运煤的车。这次我们能如此顺利地完成十二天的行程，都亏好心的群众相帮，真值得庆幸。
  到达余姚后，立即雇了手划船去陆家埠，船至中途又被设卡的伪军扣船盘查。在船老大的周旋下，费了好大的口舌才得以放行。到陆家埠交通站后，就象回到家一样，总算闯过了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伪军关口，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尔后就由交通站负责，一站又一站，把我们安全地送达浙东区党委机关，受到同志们热情接待和照顾。在半路上我得了疟疾，三天两头又发烧又发冷，病发时浑身无力。幸好供给部的领导刘清扬非常关心，请钱舜医师开奎宁药丸给我吃。接着就到司令部报到，交了介绍信（介绍信是用药水写成，放到水里才能显出字来。记得我的介绍信上写的是瑞平泰县委妇女区委书记，共产党员，党龄五年）。当即麻文芳被分配到政治部做民运工作，我因患病暂不分配。
  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作出重大决策，主动让出包括浙东在内的江南八块解放区。我浙东游击纵队在谭启龙同志率领的15000余人的部队也分批北撤。正当此时组织部门的同志找我谈话，说部队要北上作机动作战，今后是有大仗可打的，打仗免不了有牺牲的，你又生病无人照顾，还是回浙南去吧！我一听可急了，就说：牺牲就牺牲，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生生死死我经历过，我什么都不怕！他看我态度坚决，也就留下我了。
  部队北上，在钱塘江南岸被台风阻隔了二天，只见茫茫的杭州湾波涛澎湃，惊心动魄。台风过后，我只记得部队是在北岸的奉贤境内登陆的，并沿青浦的观音堂一线穿过。尔后再过长江，到达苏北海安解放区。一路上我克服了病痛，坚持行军，完成了行军任务。部队在涟水整编，编入以叶飞为司令员的新四军一纵，我被分配到纵队卫生部治疗一队当护理班长（按排级待遇），并一直担任党支部委员。至此，我由一名地方游击队员变成野战军的一名战士。
  四渡急流为伤员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后，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在莱芜战役后，敌军集中45万重兵向我军围攻，我华东部队抓住战机，将敌王牌74师围困在孟良崮，经过四天的激烈战斗，干净、彻底地歼灭了74师。蒋介石并不甘心，又亲自指挥鲁中作战，纠集24万之众，向我沂蒙山区发动更为疯狂的进攻。我军则采取“大步后退，大步前进”的作战方针，一边在南麻、临朐一线正面狙击，一边派一、四纵队插向敌后挥师鲁南作战。这一段时间战斗非常频繁激烈，前线有大批伤员送来救治，队上分配给我负责重伤员，有的处于半昏迷状态，有的连说话也困难。他们觉得活着会给组织带来许多累赘，就拒绝治疗和吃饭。我见此情景非常着急，就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一边喂饭，一边要求他们配合治疗，早日养好伤，重上战场杀敌。同志们见我热情相待，流下了热泪，多数同志能积极的配合治疗，重返前线。
  在费城战斗胜利后，部队立即向西进逼津浦线。蒋介石见我军一、四纵队孤军深入，又调重兵向我军追击。此时，形势十分险恶，部队伤亡很大，加之天又下起大雨，增加许多困难。我们医疗队救治任务也越来越重，不得不分组下到一线连队靠前救治。我这个组由高峰副书记、卫生员、和我三人组成。我们三人小组先后救治台100多伤员，都由老区支前担架队分头送上级救护所。当我送走最后一付担架时，担任狙击的部队已开始撤出阵地，在慌乱下我们三人被冲散，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当时就顾不得别的了，急忙跟随撤离的队伍向前赶路。听说，我所跟随的部队代号是七大队。部队在急行军，有时要跑步才能跟上。一个骑马的首长见到我这个女兵，就问我的来历，当知道我是南方游击队来的，他说不简单！在上有飞机，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面前又出现一条叫沙河的急流，河面宽处二百米，水深处二米多。我正在犯难时，那位骑马的参谋长叫我拉着他的马尾巴一起过河。“无言的战友”很温顺，乖乖地让我拉着它的尾巴顺利地过了河。再继续赶了30里地，又遇到一条叫南沙河的急流，只见战友们拉着一条用多股电话线拧成的缆索浮水过河。我也跟着过河，快到岸时我一不小心松了手就顺流而下，连呛了好几口水。幸好旁边的战友把我救上岸来，免掉一死，但人也十分疲劳，在战友们搀扶下，才能继续前进。过了南沙河，跟前还有泗河和梁河，这两条河虽然同是急流，但前面的部队已经找到一条暗桥，个子高的同志水深齐胸，我个子矮，全靠有同志们帮助，才安全而过。
  由于连日冒雨在泥泞地上强行军，不少战友因疲劳和饥饿过度，支撑不住，栽倒在泥洼地里。我呢，虽然背包被急流冲走，身上是轻松了，但溃烂了的双脚踩在泥水中却疼痛难熬，全靠一根木棒支撑才能艰难地行走。在甩掉敌人之后，我就到处打听自己的单位。在失掉联络十多天后，终于回到了医疗队。领导和同志见面时，都非常激动和高兴。原先他们以为我已经牺牲了，将一包准备作遗物上交的衣服、日记本交还给我。战斗结束后，纵队卫生部给我记了功，颁发了立功证书。
  通过这一次战场上血和火的考验，我更加坚强了。
  叶落归根先正名
  豫东、淮海战役后，我被调到华东军区妇女干校学习、工作。尔后跟随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进驻上海。在妇女干校，正好刘英同志的爱人丁魁梅同志也在该校任组织科长，我和她商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克，意思是要象男人一样，去克服革命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上海与温州近了，我又思念起浙南的老同志和群众，更惦记失散多年的孩子及含冤而死的丈夫。当时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过去，国家转入经济恢复时期。部队开始整编，并组织复员转业工作，经申请，组织上同意我回温州工作。在回温的途中，我在杭州去看望了龙跃同志，谈起老杨的问题，他说他现在也作不了主，帮不了我的忙，自己正在接受所谓“山头主义”的批判，叫我回温州后可以向组织上提出申诉，到时来人调查，他会如实澄清问题的。龙跃同志在自己处境极为困难时，还如此坦诚指点，真使我感到无比温暖，也激发了我对纠正老杨问题的勇气和信心。
  1950年夏天，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九年的家乡。从1942年起，我与家人就失去联系，当久别重逢见到父母亲时，真是百感交集，互诉衷肠，抱头大哭一场。在安排好工作后，我就通过组织向泰顺县委有关部门求助，寻找我儿子的下落。1951年泰顺县委副书记苏松同志和几名武装同志，陪我儿子的养父——泰顺县小燕村的叶其巧，把我的儿子送到百丈，由我亲自去接回。当我见到儿子时，喜出望外地紧紧地抱着亲生骨肉，久久地不松手。我噙着欢乐的泪花，对叶家八年的养育之恩谢了又谢。在交谈中得知，狱中传出消息，要处理一个共产党的后代——八个月的婴儿。这事被小燕村尚无子女的叶其巧、吴美媛夫妇得知。他们通过关系，将我的儿子抱出牢狱带回家。在其婆媳八年苦心的抚养照料下，终于活下来并长大成人。对此，我内心非常感激，没有他们的救援，哪还有我的儿子呢？当时泰顺县政府给了他们一笔可观的酬金，并定期给与一定数额的补贴。我们也有所馈赠，儿子长大后也去看望过他们。
  对于儿子失而复得，我既高兴又内疚，只见儿子因受父母牵连，还在襁褓中，就被伤天害理的顽固派抓去坐牢，而受到心身摧残。八岁的孩子，还这般矮小虚弱，心中伤心极了。为了弥补失去的爱，我竭力设法安排医院治疗，经诊断患的是脊椎炎。在医生、护士长期精心治疗和细心护理下，躺了二年的石膏床终见痊愈，又穿了二年的铁背甲。我含辛茹苦，总算把孩子拉扯大了。当时给他取名为杨如亲。
  同时组织上根据我的申诉，对杨雅欣同志被错杀一案作了认真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并转给福建省有关部门。经郑丹甫同志认同，最后作出平反处理决定。中央有关部门前来复查核实后，由福鼎民政部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和抚恤金。1987年经刘锡荣同志批准，在温州市民政局和福鼎民政局大力协助下，我把杨雅欣烈士的遗骸从福鼎移至温州，安葬在西郊翠微山革命烈士陵园，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足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我还见到时任市妇联主任的妹妹王银华（银花），后来她还当过审判员，瑞安县副县长。以上就是我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几个片断。
  一切荣誉属于党
  1951年9月，我在温州干校（应道观巷）任指导员，组织上选我做代表，参加南方老根据地人民代表团赴北京参观国庆二周年观礼，由地区专员邱清华同志带队。报到时我穿了一身退色的洋布列宁装，也未穿袜子，大家见了都笑着说：“上北京见毛主席，这个样子怎么行呢？”于是从温州劳动模范张春花处借到一身新的卡其布列宁装，组织上又为我买一双袜子上路。到达首都后，我们代表团住进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大学生们当服务员。当即又以毛主席的名义送给每位女代表一套新的洋布灰色列宁装，还发了一个中央人民政府的信封，内装毛泽东主席和政务院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的请柬。9月9日下午5时在北京饭店，由谢觉哉部长主持为各代表团举行欢迎宴会。在等待观礼期间，北京市又组织参观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等名胜古迹。代表团的领导还组织大家学习许多文件。
  9月30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怀仁堂，由毛主席主持举行招待会。当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健步进入宴会厅时，全场沸腾了！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大家的心顿时被一阵幸福感和光荣感交织在一起，激动地流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们的餐桌和毛主席的餐桌很近，胆大的同志就走向前去，向他老人家敬酒、干杯！
  10月1日上午我们早早地来到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十时正，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登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礼炮齐鸣，万众沸腾，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接着大会开始，奏国歌，升国旗，首先由朱总司令乘吉普车检阅了部队，然后分列式开始。走在前面的是军事学院的学员和威武雄壮的陆海空及特种兵的受阅部队，随后是工、农、学生和各界的游行队伍，其欢乐壮观的场面，令人鼓舞，令人骄傲！看到革命胜利的成果和人民的力量，更加坚信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必定会走向繁荣富强。同时也使我们深深地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真理。“十·一”过后中央首长又接见各代表团全体代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亲临怀仁堂门前迎接我们，并一一握手，感人至深，至今不忘！会议由周总理主持，他先一一介绍诸位首长，并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不几天，我们离京赴天津参观访问了工厂、农村。天津市人民政府举行欢迎宴会，并赠送每位代表一套绒衣。南返时，又受到华东军区和上海市党政领导的热情接待。总之，一个多月的赴京观礼，不仅受到了最高礼遇，而且是一次极丰富、极深刻的教育，使我们懂得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必须戒骄戒躁，努力学习，忘我工作才是。自己参加革命后，从一个不懂事的山村姑娘变成一个革命干部，这都是党的教育培养和各级领导及同志们教导帮助的结果，这一切的一切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离休后党和国家还给我优厚的待遇，单位领导也给我多方面的照顾和优惠。同志们对我又十分尊重和爱护，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大家庭里，真是非常温暖！非常幸福！
  （叶民涛帮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