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平阳中学六十多年以前的同窗好友，天津大学建工学院土建系教授程作渭，溘然长逝即将三周年。他是2001年3月1日上午撒手人寰的。过了几天，大概是3月6日，他夫人李国杭女士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我拿起话筒，首先听到的是她悲伤的啜泣声，心知有变。噩耗传来，彷佛晴天霹雳，使我不胜哀痛。我纳闷不解的是，为什么不给我发个讣告？经过国杭女士的解释，我才疑团顿释。原来，作渭在自己的弥留之际，郑重嘱咐夫人和女儿，后事从简，不但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而且不出讣告，不接受花圈。3月3日，他的遗体在家人的护送下，静悄悄地走了。事后，天津大学的领导和同事知晓，都深表惊讶，并齐声赞赏。他们纷纷前往向作渭的家属慰问致哀。作渭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这样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真诚地为别人着想，考虑到朋友和同事们都很忙，而且不少已年迈沉暮，在颐养天年之中，不必去打扰大家了。这是一个多么高雅的决定！
  作渭1925年8月出生于平阳鳌江，父亲程崇式，是温州地区享有声誉的一个爱国企业家。他长期经营平阳矾山的矾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日子里，虽然几经挫折，但他随机应变，矢志不渝，始终为发展桑梓的矿产事业，殚精竭虑，作出重大贡献。从五十年代中期到1973年逝世为止，他连续四届任浙江省人大代表。他是平阳县工商联的负责人也是温州地区工商界的积极分子。
  作渭是平阳一中首届学生（1939年1月到1942年1月）。1940年2月，我从温州中学读了一年之后，转学来到平中，和他在坡南半山庵同班一年半。我最后一个学期没有读，被迫离开，这是因为发生了“平中十学生事件”（县长张韶舞迫害平中十个学生，我被列榜首，见《平阳文史资料》第五辑，1987年10月）。作渭禀赋聪颖，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悉心钻研。他的学业成绩很好，尤其是数、理、化等理科课程，更是班级内引人瞩目的佼佼者。记得我们二年级第二个学期，有一天上午，数学老师林汝楫先生给我们讲解了一个几何定理。下午做习题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尽管也有一些同学做了出来，但只有作渭一个人是用最简便的方法，直接利用该几何定理进行解答。以后林老师来，充分肯定作渭的解答。
  1942年春，作渭从平中毕业，这一年秋，考取了温州中学高中部。当时在东瓯，温高是一所唯一的省立高中，为各县初中毕业生所向往，竞争非常激烈。在平中首届毕业生中，考取的屈指可数，作渭即其中之一。1945年秋，他从温高毕业，进上海交通大学先修班学习，他对数学、物理、美术等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46年夏，考取交通大学，1951年夏毕业于北方交大建筑系。因品学兼优，被选择留校任助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到天津大学土建系工作。
  不久，系里决定，要他去清华大学跟苏联专家学习土木建筑，同时兼任助教工作，从此，对他以后的专业工作，带来了转折性的重大变化。
  作渭多才多艺，善画，好雕刻，富有艺术欣赏能力。他原来的专业是建筑设计，具有艺术工业的特点，可以和他的艺术天赋紧密结合，匠心独运，相辅相成，充分发挥他的特长和志趣。但去清华大学从苏联专家学习的，是建筑施工、现场施工等建筑具体操作中的技术问题，这无异于改弦易辙，抛弃自己原来专业，重起炉灶，从新学起。据说，原来系里是派一位专业对口的教师前去，后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临时变卦，来个移花接木，要作渭去充抵。尽管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但作渭敦厚淳朴，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作渭刻苦学习，孜孜以求，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以后终于成为天津大学土建系建筑施工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并在国内的建筑施工领域，赢得名声，受到同行的赏识。
  作渭对自己的岗位工作，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学生很容易和他接近。他善于教书，也善于育人，对学生，既传授知识，也注意培育他们的德行，言传身教，关怀备至，不失为杏坛贤师。他开设过多门课程，备课认真，治学谨严，他讲课，重点突出，脉络清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学生欢迎。他长期在教学第一线，对本科生讲课，也致力于培养研究生。
  作渭基础扎实，学养深厚。他长期从事建筑施工、建筑技术经济、混凝土新技术和高层建筑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丰硕，卓有建树。曾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编过全国高等学校统编教材和科研专著多部。1980年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建设部技术项目“混凝土真空脱水技术研究”，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他主持下的“天津市高层建筑体系（住宅研究）”一文，被国家科委评为全国重大科研项目的优秀论文。他参加编写的“世界建设科技发展水平与趋势”，曾获国家教委颁发的荣誉证书。
  作渭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不畏艰苦，从不挑肥拣瘦，为了工作，他跋山涉水，四处奔波，到过我国大江南北的许多重大工程现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上海黄浦江地下隧道，长江三峡大坝，都留下他的足迹和身影，我国这些重点工程的混凝土灌注，都凝结着他的血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校内外的重重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当时物资匮乏，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夜以继日，埋头苦干，几乎没有什么寒暑假，人也不断清瘦下去。作渭作古之后，，他夫人国杭女士每与人谈起作渭这个时期的经历，常不免热泪盈眶，感慨系之。
  作渭1956年提为讲师，根据他的业绩和水平，六十年代可望晋升为副教授甚至教授。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之后，我国的高等学校，名存实亡。1969年，天津大学的全体教师，被下放郊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由于“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工作需要，作渭被召回讲授“地下建筑”、“高层建筑”等课。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临时给作渭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作渭当仁不让，全力以赴，日夜操劳，备尝艰辛。为校内外许多高楼大厦的抗震加固，做了大量的检查和指导工作。这时他已患高血压，他是在按时服药之下坚持工作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也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新生，我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而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完全可以大胆放手地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作渭因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
  作渭作风正派，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他情系中华，无限热爱祖国。解放前，他在交大求学期间，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他不但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而且和一些进步同学往来频繁，友爱弥笃。因而1949年春，在上海交大宿舍，被警备司令部逮捕（时交大学生同时被捕的有十余人）。原来准备秘密杀害，因为上海解放的炮声，吓得那些刽子手们丧魂落魄，方始劫后余生。谁知道这一段爱国的苦难经历，竟成为他日后积极要求入党的拦路虎。
  进入八十年代，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和作渭联系，希望他能加入“九三”，天津大学党委闻讯，才迫不及待，要立即发展作渭入党。后来经过审慎的权衡斟酌，认为还是先让他加入“九三”，以后再吸收他入党。作渭加入“九三”不久，被选为天津大学该学社的主任委员。在他届近花甲之年时，终于一偿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作渭情操高尚，襟怀旷达，澹泊恬淡，庄重敦厚，不沉钓于虚名，不役志于钱财，高洁自持，不慕荣利，是一位融和谦朴的学者。他严以律己，掬诚待人，对长者，恭之以礼，求之以学，对同事，热情真挚，宽怀以待。他很合群，易与人亲密共事，人际关系很好。他和同事共同撰写的论文，大多把第一作者的光环让给别人，他作为指导老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论文，总认为这是指导老师应尽的义务。有时，在研究生的一再请求下，才肯写上自己的名字，但也是非常谦逊地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学生后面。他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认识他的人，对他的立身处世，道德风范，莫不交口赞誉。
  作渭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地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辛勤耕耘，培桃育李，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高等教育，春风化雨，点滴入土，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人固有一死，“死者长已矣”，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引发我的深情缅怀。
  我1941年暑假离开平中之后，和作渭别远会稀，记忆所及，1944年暑假，我到鳌江探望小姑母，顺便走访晤面，在他的热情挽留下，我在他家过宿一夜。1945年我们都在温州考大学，他和陈立同住一个旅馆，重又见面。1950年初，我在温州专署民政科工作，有一天，李集津学兄来找我，并偕我同去看望作渭，时作渭刚与李国杭女士完婚，伉俪二人，殷殷款待，久别重逢，笑谈甚欢。其后三十年，他在天津，我在杭州，南北遥隔，天各一方，特别是在当时极左路线之下，我国一般知识分子皆诚惶诚恐，谨小慎微，但求相安无事，因此长期不通音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鱼雁互通，重又恢复了联系，相互知道对方的工作单位和住址。
  1981年春，我因公北上，到天津时，住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毗邻，于是往作渭家访谒。等了两个小时，谁知道作渭回来后，始终辨认不出我是谁，对他讲家乡话，也无济于事。最后，当他知道我来自杭州大学，才恍然大悟，立即喊出我的名字。岁月如流，年华易老，睽违三十来年，我们都由当年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变成届近花甲的老人，鬓髪染霜，容颜大变，难怪相见已不相识。幸亏是在他家里，如果在街上，即使面对面碰到，也可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1995年，作渭南来杭州，下榻他夫人内侄家。有一天打来电话，我才知道他在杭州，不胜快慰，当即邀他前来一面，并讲好在他下车的地方接他，但我等了好几部车子，不见他的踪影，正在犹豫中，我老伴来告诉我，他已经到达我们家。作渭离开之后，我老伴对我说：“你这位老同学，看来心、脑血管似有一定负担，我看他上四楼到我们家后，脸红气喘，显得吃力。”
  作渭回天津后，我怀恋反侧，即情兴感，写了一封信，附一首《欣逢程作渭学兄》寄给他：“旧雨相逢喜欲狂，惊看鬓髪尽沾霜。风烟骤起笼秋月，松菊犹存映夕阳。意向心驰遭白眼，星移物换笑黄梁。及时反璞归真去，无愧矜持晚节香。”他收到后，复信说：“承惠赠七律一章，弥足珍贵，它将永作纪念，愿我们的友谊象松柏一样，长绿常长。”作渭作古之后，他夫人告诉我，作渭不但一直珍藏我的信和诗，还特意用天津大学的信纸将该诗手抄一份。我收到国杭女士寄来的复印件，面对作渭手迹，睹物生情，缅怀旧友，不禁思绪缕缕，黯然神伤。
  1997年夏，我偕老伴北上，游览了承德、山海关、北戴河等地后，在北京耽搁了两个月，住在中关村中科院宿舍。其间，曾约当年平中的三位同班同学武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所教授级高工）、郑世彬（第三军医大学教授，时在北京他女儿家小住）和作渭前来聚会。作渭收到我的信后，其夫人力促成行，伉俪二人，联袂从天津赶来。老友重逢，沧桑话长，浅酌慰问，畅叙胸怀，极一时言笑之欢，倍感亲切，堪为我们垂暮之年的罕有乐事。我们还约定，下一年是母校平中六十周年校庆，大家都回去参加庆典。在即将分手时，我询问作渭的血压和心脑血管情况，他平静地告诉我“正常”，我也放下了心。惜胜地不常，人寿难期，孰谓这次和作渭握别，竟成永诀。
  作渭对自己的母校平中和当年的同学，始终怀着深厚的情谊，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依然一往情深，关心母校，思念旧友。1996年，平中首届同学在平阳聚会，作渭虽然未能南下，但他千里迢迢，寄来贺信和照片，汇来数百元资助款。他的信，热情横溢，意切语挚，很使我们感动。
  1998年平中六十周年校庆之前，在我的敦促下，作渭给母校寄去“个人简历”和照片，并写了一篇《忆姜子骥老师》。现在前者展放在母校校史陈列室，后者刊载在《平阳县第一中学校友回忆录》中，作渭并没有南归参加平中校庆，十月四日给我来信说：“今年入秋以来，健康情况有所变化，……血压、血粘度上升，不敢出门了，这次南行计划不能实现，十分遗憾。”接到他的手书，作渭的健康，经常在我脑际萦回。
  2000年春的一天，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杭女士打来电话，谓作渭脑中风，半身瘫痪，正在诊治疗养中。我得知之后，立即写封信去，希望他能很好配合医师的医疗，除了用药，还要进行适当的锻炼。同时，要有信心，要用健康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去和病魔进行斗争，并战而胜之。
  隔了半年，在金秋的一个傍晚，国杭女士打来电话，高兴地告诉我，说作渭的病情大有好转，已经能够下床活动了。最后，作渭接过话筒，说自己“好多了”，虽然只有简短的几句，但这是作渭的声音，它从千里之外，向老同学通报喜讯，当然难能可贵，也使我相信，以后一定会进一步好转，渐臻佳境。我将这个好消息转告了家乡的许多老同学，大家都为作渭高兴。
  想不到过了几个月，作渭的病情急剧逆转，最后肾衰竭，肝癌变，终于回天乏术，离开了人世。
  作渭有两个女儿，女儿、女婿都在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执教和工作，长女是会计师，次女是教授。一个大的外孙女在南开大学就学，作渭夫人国杭女士端庄贤慧，性行淑均，她几十年如一日，对作渭关怀体贴，无微不至，二人相濡以沫，老而弥笃。在作渭患病卧床的日子里，她悉心照顾，关爱备至，充分尽一个“老伴”的责任。作渭在最后即将瞑目时，曾握着她的手，满怀感激之情，倾吐心声，说“家庭对我恩重如山，如有来生，我一定加倍报答。”
  本来，严寒的冬天已经过去，温暖的春季行将来临，万物更苏，百花含苞，想不到作渭遽尔长逝。值此作渭作古即将三周年的日子，我翘首北望，不禁临风洒泪，遐想联翩，谨伸纸把笔，作此追忆文章，以表深切缅怀和无限悼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