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早在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谢文锦等一批革命者便建立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继之，又以胡公冕为首建立了红十三军，在浙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支武装队伍终因遭受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而失败，革命处于最低潮。但是革命的火焰并不因此而熄灭，在平阳家乡坚持艰苦奋斗的叶廷鹏，1931年以当伙夫为掩护，在陈阜任校长的平阳麻步鳌峰小学，会集朱程、黄增长、梅康、吴毓等青年教师，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后因反对封建迷信，为当地土豪劣绅所不容，学校被迫停办，他们也各奔东西。就在这时候，黄先河（原名黄增长）到江南缪家桥（今属苍南）找到叶廷鹏，要求参加革命。叶先带他到岙底坑、渔塘、麻步、云头垟等地联系群众积极分子，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了解，叶廷鹏认为黄先河是一位胸怀大志，并具顽强意志的知识青年，便在当年（1931年）10月，吸收他为中共党员。黄增长从此化名为何畏。
  1931年农历除夕（1932年2月5日），叶廷鹏借吃年夜饭（分岁酒）的名义，和陈琢如、徐岩夏、何畏、陈阜，在平阳渔塘岭门头陈阜家中聚会，研究成立中共浙南委员会，当即决定叶廷鹏为书记，余四人为委员，其中陈琢如、徐岩夏是二十年代中共温州独支时期留下的党员。不久陈琢如、徐岩夏不幸相继牺牲，陈阜又被派往南京做兵运工作。唯何畏随叶廷鹏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不断吸收符合条件的积极分子入党。从山区到平原先后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并逐渐建立起县、区级委员会，遍及平阳（含今苍南）、瑞安、文成、永嘉、乐清、玉环各县及温州城区。虽时隔半个世纪，他仍能一一说出当时基层党支部名称、支书及一些老党员姓名的就多达28个。
  1932年初，中共浙南委员会成立不久，叶廷鹏、何畏等又策划成立“浙南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建立之初，条件极其困难。当时正在津浦铁路任警察护路中队长的朱程，先后搞到两支短枪和少数弹药。1933年又在朱程的协助下，派陈阜去南京考入国民党军政部学兵队（化学兵学校）做兵运工作，秘密为红军游击队物色人才。陈铁军、董启文、王太然、傅狂波、张帜昌等便是1935年、1936年先后来浙南工作的。他们的到来，加强了红军游击队的组织领导。此后游击队不断打土豪，捉兔子（向地主、富户等筹款筹粮等），抗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侵犯，并抓准时机主动出击，终使游击队从初时的身背梭镖、大刀、土枪只有二十来人的队伍，发展成一百多人的部队。从1935年秋至1937年初（阴历1936年隆冬）取得了攻打平阳肖江宫敌自卫队，突袭平阳北港区署、击毙区长楼钟声，在瑞、平边境歼灭王粹雅股匪和袭击宜山（今属苍南）八岱宫自卫团，击毙队长叶冲宵等四大战役的胜利。红军游击队不但未损一兵一卒，而且还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取得全胜。大大长了革命志气。
  何畏在叶廷鹏的领导下，不断在农村发展党员，逐步建立了许多基层组织，进而在组织了相应地区的区委和平阳、瑞安县委的基础上，开始注意向城区市镇发展，1936年建立了温州印刷业党支部和温州伞业党支部。当时正值全国“一二·九”运动后，温州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何畏不失时机地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先后被介绍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有：郑梅迪、孙绍奎（孙平）、叶令银、马骅、胡景瑊、郑加治、孙经邃等多达数十人，为闽浙边临时省委输送了大批知识分子干部。
  中共浙南委员会建立后，叶廷鹏、何畏千方百计寻觅上级党组织。1932年春末，叶廷鹏、何畏先南下福建寻找党组织未果，何畏却在归途中感染上伤寒病，险些丧命。当年秋他又和叶廷鹏北上上海、南京寻找党组织，仍无线索。此后，何畏多次去南京、上海。直至1934年，终于遇上时在上海办“日语补习班”的平阳鳌江同乡杜贤宏，由杜贤宏介绍认识了他的鳌江同乡王书圣（林平）。王当时虽非党员，但是他的一位至亲与党中央高层有密切关系，且保持着联系的渠道。1935年夏何畏再次北上南京。路过上海时，从林平处获悉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在闽浙边活动，但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络。林平希望何畏尽可能探听到挺进师的详细情况，以便密报中央派驻上海的党组织。同时又介绍他与一位从未谋面的人见面（后来才知道是来自中央特科的潘志康同志）。随后何畏到南京，动员杨进（林怡）回浙南参加革命，杨进欣然答应愿为革命事业干一辈子。在返回浙南再次路过上海时，向林平交待，今后由杨进与他联系。1936年4月杨进回平阳，7月中旬被派往上海，终于带回了党中央文件。从此，浙南党组织接上了中央派驻上海的党组织的关系，也使因故与党中央中断联系的闽浙边临时省委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1936年夏，何畏获悉红军挺进师已到瑞安大峃（今属文成），即从平阳北港游击基地出发，赴大峃挺进师驻地，在公阳村（今属文成）遇上挺进师司令员粟裕，后随粟裕所部到闽浙边找到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因为刘英对何畏素不相识，更无组织介绍，可能是出于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万无一失的安全考虑，刘英对初来乍到的何畏的来龙去脉，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了解，特别是根据何畏初到时便说：中共浙南委员会正千方百计去上海寻觅上级党组织，果然不久临时省委便收到中共浙南委员会转来杨进自上海带回的党中央文件，刘英终于消除了对何畏政治身份的疑虑。让他随粟裕部队回到平阳，在割藤湖与叶廷鹏率领的浙南红军游击队会师。这时粟裕将一份刘英密写向党中央的报告交给何畏，后由他派林秋侠（心平）送到上海交给党中央，为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党中央的恢复联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久闽浙边临时省委进驻浙南革命基地后，对何畏便不断委以重任。
  1936年冬1937年初，闽浙边临时省委在遭受超过自己几十倍兵力的国民党刘建绪缓靖部队“围剿”的严峻形势下，于1937年3月从闽浙边区转移，进驻平阳浙南游击基地。当年5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白区工作团，任命何畏为主任。何畏在担任白区工作团主任期间，积极完成临时省委交给的各项任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共中央特科授权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党中央二月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争取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于是闽浙边临时省委便开展了一系列的谈判活动。先是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在山门谈判未成。后来“七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八月下旬国共双方在温州重开谈判，终于达成和平协议。在这一系列谈判的重大决策中，何畏始终参与其事。
  1938年1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何畏被任命为副校长，成为校长粟裕的主要助手。3月18日，粟裕奉命率领红军从山门出发，开赴皖南抗日。5月中共中央东南局指示，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书记为刘英。同月浙江临时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温州中心县委，任命何畏为书记，邓扫空、林国挺、连珍分任组织、宣传、青年部长，管辖温州城区和永嘉、乐清、玉环三县。
  二
  何畏被任命为中共温州中心县委书记后，于1938年5月上旬进入温州城区。同月中旬，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等也相继进入城区。9月何畏分析当时的形势，与中心县委成员和临时省委秘书长黄耕夫等酝酿，拟向省委提出三条建议：1、为了确保省委领导的安全，省委机关从温州城区迁回浙南游击中心区；2、适当集中干部力量，以闽浙边六个县为重点，建议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3、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肯定叶廷鹏的革命功绩，加强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当时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主任某某正在温州，何畏又与他议论了以上建议，并约他共同向省委负责人面提。万万没有料到，某某早为个人问题对何畏心存芥蒂，继而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借机泄私报复，肆意歪曲三条建议，抢先向省委报告。省委主要负责人听信谗言，于当年10月突然发起对何畏的批判斗争。紧接着于11月宣布解散中共温州中心县委，还株连了陈阜、黄耕夫、邓扫空、连珍、周饮冰、林国挺等同志，把他们说成“反党小集团”。同年底中共东南分局获悉后，批准何畏等去延安学习。
  何畏怀揣《中共浙江省临时省委开展“反何畏思想斗争的决定”书》离开浙南，1939年到达延安，送交中央组织部。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审阅后，以整整一天时间，找何畏谈话，耐心地听了他的陈述后，认为他对党是忠诚的，政治表现是好的，省委的结论有不妥和过火的地方。但是那时不可能同时听取省委的意见，只好留待省委有机会到中央时再下结论。何畏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束后，就是根据陈云同志以上意见被分配在西北局组织部工作的。受株连的陈阜、邓扫空、黄耕夫、连珍等同志虽然经受如此重大打击，但对革命的坚定意志并未因此动摇，各自千方百计分头筹集川资，含冤离开曾为之奋斗的浙南家乡革命基地，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在白色恐怖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历尽艰难危险，终于到达目的地。1942年延安整风审干，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抢救运动”。当年10月，何畏又被阴谋家康生以“浙南红旗伪党”的莫须有罪名逮捕，投入陕甘宁保卫处监狱。幸好毛主席及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总算保住了生命。在保卫处蹲了两年半的监狱，经受了种种磨难考验，他本人虽能坚强地挺过来，但是他的夫人陈西滢却因不堪陪他被假枪毙等等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1945年陕甘宁保卫处通过甄别平反，为他做出公正的结论。结论写道：“黄等在浙南确曾援助刘英部解围得免于难，并在浙南作了些开辟工作，使浙南有基础作以后之发展”。因此同年11月，中央分配他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任副市长，后调任合江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在省委书记张闻天的领导下为党默默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事隔数十年，谈起当年对何畏的批判斗争，黄耕夫不无感慨地说：“党内斗争复杂呀！那时省委主要领导如果不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是采纳何畏的三条建议，那么刘英同志也许不至于被捕牺牲。浙南乃至浙江省的革命可能又是另外的局面。历史是无可假设的，今天不过是说说而已！”
  三
  黄先河在长期的革命征程中，坎坎坷坷，经受了不少曲折，所以他对革命队伍中蒙受冤屈的人特别同情，往往不顾自身得失，为他们仗义执言。
  1950年黄先河调回温州工作，当他听到三十年代他亲手介绍入党的孙经邃，长期坚持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和参加八年抗日战争，竟在1947年解放战争的大转折时期，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屈死在曾与之几十年相处、生死与共的领导人手下，不禁为之悲痛莫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5年孙经邃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他1938年担任中共温州中心县委书记时的宣传部长林国挺同志，因受株连而从温州出走，流落他乡。1950年黄先河调回温州任市长后，不避嫌疑寻到林国挺的下落，安排他工作。他决不文过饰非，而是知错就改。如早在三十年代，他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副校长任上，曾处理一起混入干校的反革命特务案，其中一名叫陈家璧的，确是受过国民党训练的职业特务，而另外三位被处理的学员都是证据不足。为此，他深感不安。当他打听到其中一位陈步桂还健在时，即主动承担责任，通过组织为他证明清白，使他得以从千里迢迢的劳改场所平反回乡。
  黄先河1952年下半年从温州市长调任温州专员时，得知平阳县在镇压反革命中，全县反出的八宗“匪案”，涉及七个区、四十多个乡，“土匪”1783人。其中乡村干部和劳动人民1392人，受到刑审逼供的138人，被逮捕的233人，被判刑47人，病死狱中的4人，被冤杀的25人，被判死缓的3人，自杀的7人，逃亡的15人，开除或停止党团籍的40人。对此，他深为怀疑。几次亲自下乡蹲点深入调查，发现全部是大搞逼供讯所造成的假匪案。其中有许多老革命、老党员，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血腥岁月里，不怕生命危险，掩护游击战士，他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将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支援革命，如今却被打成革命的敌人，甚至有的革命烈属也被打成“土匪”、“反革命”。他不禁痛心疾首，坐立不安。对死难者，深表哀悼，并依法一一给予平反昭雪，还挨家挨户赔礼道歉。
  黄先河1957年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面对当时那场来势汹涌的“反右”运动，不少唯上级是听的领导，顺水推舟，不惜把平日工作很好的干部，一个个推向革命的反面，完成或超额完成钦定的知识分子10％右派的任务。但黄先河抵制了极左路线，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把知识分子推向反面的做法。如他的部属叶遐修同志，是当时统战部一位较有主见的中层干部，在运动中有些人要将他推入右派深渊，但是黄先河出于爱护干部的公心，公开为叶遐修辩解说话，竭力保护过关，终使叶遐修躲过一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还实事求是地向组织证明孙平、叶令银、马骅等十多位同志的党龄或党籍，使这些老同志能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贡献。
  1999年2月22日，黄先河同志终于离开人世。他从年轻时期开始便以身许党，历时七十春秋，风风雨雨，是革命的一生，无愧的一生！

附注：1、何畏1939年到达延安后，听说一位跟张国焘逃跑的四方面军军长名字叫何畏，因此又改名黄先河。 2、中共浙江省委（1985)52号文件：“决定撤销一九三八年省委关于‘反何畏思想斗争’的决议和撤销温州中心县委的决定，为黄先河（即何畏）同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在‘反何畏思想斗争’中受到错误处理或株连的同志，亦一律平反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