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平阳县志》上记载：“1938年春，鳌江镇千余人示威游行，抗议奸商将大米运往上海沦陷区资敌。县当局慑于群众义愤，制止大米出运。”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王广源的老三王栻、老六王载纮和我大哥宋廷幹、大姐宋爱兰，都从外地回到鳌江。我在温州上初中，春假期间回到鳌江。这“漏海”米案事件，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亲身经历的。我二哥宋廷勋一直在鳌江，曾写过这段历史的回忆，现加上我的记忆，将所知情况作较详叙述：
  1938年春的鳌江，正处于外海通航，埠头开放，粮价上涨，政府对大米出口予以限制保护。可是，平阳一些不法商人勾结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搞到出口“护照”，有的转手倒卖“护照”，有的搞不到“护照”，干脆将大米偷漏出海。因此鳌江人均称之为“漏海”。再加上一些乡镇富户囤积居奇，垄断大米，造成粮价一日数涨，“米珠薪桂，民不聊生”，老百姓怨声载道。在此历史背景下，为反对大米“漏海资敌”，鳌江人举行了大罢市。这是中共鳌江地下党领导的一场很有规模的群众爱国斗争。
  上海沦陷后，汉奸顾馨一（上海大粮商）潜来鳌江为日本人筹粮。鳌江商人某某某（副镇长）等人勾结平阳县国民党书记长某某某（某某），到省里搞来办米的“护照”，代顾馨一抢购大量稻谷，在镇上碾成大米，准备装上外海轮船运沪资敌。
  正值此刻，镇上进步人士黄藻如（副镇长，此后加入共产党）、李志和（保长）、翁奇玉、周湘波、林悌云、许启才（许布洛同志的哥哥，新新食品店老板）和我父亲宋梓芗（平鳌内河轮船公司老板）等，得到“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实际就是中共浙南特委直属鳌江中心支部梅康、项经川他们）的情报，大家义愤填膺，号召市民们关上店门，举行罢市。他们领头聚众千余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大米“漏海资敌”。这千余人的大罢市，正如翁奇玉老先生日后回忆而写的遗稿中所说：“愤怒的人们结成漫长的队伍，跟着带头的拖着破油箱在大街上游行示威，（要求）禁止大米漏海，……”破油箱乒乒乓乓震耳响，人群连续不断高呼口号，震撼人心，声势浩大。
  当群众队伍游行到镇公所，请愿要求制止大米运沪，镇里表示愿意接受民众意见，说需要开会议事，民众人数太多，当推几个代表。因此，群众队伍集中到鳌江小学的外操场，公推我父亲宋梓芗和许启才为代表，到镇公所“议事”（谈判）。
  当时，群众发动起来，却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如镇上“发生捣米厂，毁粮店、米行等愤慨的行动”，还有一些掌握现代碾米工具、外海轮船的大商家受到了冲击，给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增加了困难。但这毕竟还是少数人的行为，而千余人游行大队伍的矛头，始终是指向国民党官吏某某某、奸商某某某的。
  我父亲宋梓芗，在1927年闹土地革命时，曾参加过中共领导的平阳县农民协会，斗争过平阳县大地主吴某某，这次运动又激发起他昔日的激情。在镇公所“议事”会议记录簿上，别人不敢签字，他却毅然签上“革命人民代表宋梓芗”。会后镇公所行文上报平阳县政府。国民党县长某某对此米案，一方面吊销某某某（书记长）、某某某（副镇长）已领得的粮食出口护照，禁止大米出运；而另一方面，又因某某某（副镇长）当晚伪造群众写的“打倒某某（县长）”、“抗议国民党政府运粮出口资敌”的标语，连同记录簿上宋梓芗亲笔写的“革命人民代表”，作为证据，说鳌江百姓要“造反”。第二天，派国民党书记长某某某来鳌江警察所坐镇，追拿闹米案“为首分子”。因此，我父亲被捕，五花大绑押送县城，关进平阳监狱（许启才已闻风而逃）；黄藻如被革除副镇长，李志和被革除保长职务。
  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两面手法，他们深知“众怨难犯”，先采取应付的策略，吊销某某某、某某某已领得的粮食出口护照，而在群愤平息之后，又派这个某某某来鳌江，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并以“惩戒为首”迫害爱国者，恐吓百姓，镇压群众。
  这米案，后来由于黄藻如先生和王广源的老三王栻（“平阳青救团”负责人之一）撰文揭露事件真相，温州地区各报声援、支持鳌江民众爱国行动，指责当局，经数月的斗争，国民党当局才被迫释放了我父亲宋梓芗。
  鳌江镇史上的这场群众爱国斗争，是取得胜利的。“漏海资敌”被制止了，被迫害的爱国者也释放了。但是，国民党的卖国官吏和奸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