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区图书馆

名宦能吏
  唐叔翰（～1187～）
  唐叔翰，宋淳熙十四年（1187）冬以通直郎补定海县（即镇海县）知事。上任即察访民情，巡视全县，见县境东、南、北三面濒海，山麓盘曲，污泥淤积处土质肥沃，均可造田，就与水军统制王彦举、统领董珍商议，奏请朝廷拨钱粟，仿照钱塘筑法，采石砌堤建塘602丈5尺。此为镇海县筑石塘之始。石塘筑成，外御风涛，内改良田，百姓受惠。致仕后安置为潭州南岳庙祠禄官。
  薛三才（1555～1619）
  薛三才，字仲儒，别字青雷，城区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庶吉士，博览群书，考证古今经世之学。历任礼、户、兵科给事中。数好直言，多次上疏辩论政事，言词剀切。给事中李沂因向朝廷建言下狱，三才上疏说不应以言语稍激处分谏臣，并奏请召还谏臣姜应麟等人。又因给事中张涛直谏论事被谪，上疏辩救，致被夺俸一年。任给谏七年，出任湖广右参政，分守荆西道，匡扶正直，斥除骄吏，得罪权贵，几乎得祸。万历三十七年（1609）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官府，单骑就道，谢绝迎送。任内整饬军纪，修筑墙堡，制御有策，并针对营伍日疲、屯堡日空、将令日弛、军情日骄、边备日毁、士气日靡、储备不预等严重情况上疏朝廷，提出“七虑”，使朝廷有所补正。后升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边务4年，凡有益边陲防务方略，无不殚精竭力。嘱所属大吏到任，百里内可参谒一次，路远者则免；参谒时只备一手本，不得送其他礼品，岁时节日也不得馈送礼物。继升兵部尚书，不畏蜚语，锐意整顿部务，革除内侍虚冒禁军员额陋习。视事20天，即理清兵部八个月积件。为国事多次上疏，常终宵不眠，积劳成疾，犹抱病校阅将士骑射，再疏用人之事。弥留之际，所谈皆边关大计，无一语及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恭敏。遗有疏稿14卷。
  薛三省（1558～1634）
  薛三省，字鲁叔，别字天谷，城区人，三才之弟。兄弟友爱，以名节互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为庶吉士，授检讨。后以右谕德充任东宫讲读官。中贵赵纲慕名设宴邀请，拒不往。天启三年（1623）后历任礼部右侍郎及礼、吏两部左侍郎。
  时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朝臣争相奉迎，三省绝不阿附，且答人问道：“吾自入都门，未曾妄投一刺，而今岂改节乎！”后升礼部尚书，因上疏痛论朝政阙失，其议多与宦党相悖，又逢毛文龙以边功献媚魏氏，请求妄报捷讯，坚持不许，魏几欲伺机加害。三省见朝中正直官员多遭魏氏斥害，遂称病乞休。晨上疏，巳刻获准，当天冒大雪离京。魏使内监拦路搜箧，仅见敝裘一领和药饵少许。内监也不禁叹道：“此清官也！”崇祯改元（1628）授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固辞不赴。1634年再次召用时，卒已月余，赠太子太保，谥文介。
  家居十年，自奉俭朴，而好施惠宗党乡里。杜门读书，足未尝入公门，遇府县长官见询，言无不尽。曾奏请兵道与两台减轻本县人民军粮与坊役负担，抚定定海驻军因援辽引起动乱，捐资倡修学宫，重视教化。著有《易蠡》、《春秋辨疑》、《天谷山人文集》、《天谷山人诗集》及《神宗实录》等。
  王梦弼（1688～1755）
  王梦弼，字代言，一字惕庵，河南商邱人。乾隆十一年（1746）由选贡任镇海知县，操守廉洁，勇于任事。后海塘曾两经潮冲，堤堰多半坍塌，次年秋，飓风为害尤烈。梦弼详尽考核今昔塘工利病，报请上司拨发经费，垒石排桩改建夹层石塘800余丈，历四载竣工，工程坚固大超以前。梦弼始终躬亲巡视，不辞辛劳。又以公款余钱修筑钩金塘、石江塘、汇头塘、东管善庆塘及灵绪龙山、利济等塘。乾隆十六年大旱，劝富家出粟平粜开办粥厂，救济无数老幼人等。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年间，后一直未再纂修刊行，乃邀请县学教谕邵向荣主其事，参与广征博采，考证校核，研精去留，于乾隆十七年（1752）编纂成《镇海县志》。在任七载，升姚州知州，县人感德画像供祀。两年后逝于姚州任上。
  裕谦（1793～1841）
  裕谦，原名裕泰，博罗忒氏，字鲁山、衣谷，号舒亭，蒙古锡林郭勒盟商都镶黄旗人。嘉庆进士。道光二十年（1840）署两江总督。次年2月，以钦差大臣赴浙督办军务。5月，实授两江总督，全力加强定海、镇海防务，调遣兵将，修筑炮台；遣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守定海；在镇海县城召集文武官员、军民船户，动员抗英，严禁以淡水、食物资敌。10月1日定海陷失，三总兵殉国。义民徐保兄弟负葛、郑两总兵遗骸来镇海，裕谦盛殓哭祭。7日，祭神誓师于关帝庙，庄严宣告：“今日之事，有死靡贰。”“城存与存，城亡与亡！”部署诸将严守招宝、金鸡两山及东岳宫、拦江炮台等处。10日，英军进犯，裕谦登城擂鼓督战。守金鸡山之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中炮落海阵亡，守军大都阵亡。英军又猛攻招宝山，并从小径趋山巅威远城，守将提督余步云弃炮台逃遁。英军移大炮轰击县城，守城军溃，知县叶堃弃城走。裕谦见此，乃下城嘱副将赍印送巡抚刘韵珂，将预立遗嘱交亲兵送家属，自诣文庙，整衣拜阙后愤投泮池。亲兵救起，舆送宁波，尚有微息，复送余姚，途中仰药尽节，殓于杭州。清廷以尚书例赐恤，加赠太子太保，谥靖节。遗著有《勉益斋偶存稿》、《勉益斋续存稿》、《裕靖节公遗书》等。
  咸丰四年（1854），县民在东岳宫侧建昭忠祠，祀裕谦等殉难将士，并勒碑以记。
  刘崇照（1863～1920）
  刘崇照，谱名颐翘，字楚芗，贵驷里洞桥人。文思清刻，擅长书法。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出任江苏盐城知县，清正廉明，揭查奸猾，建北闸，办清丈局，百姓称“刘青天”，建其生祠于闸旁。1894年、1897年两次为乡试同考官，所取皆当时知名之士。后以道员在任候选。1901年丁忧还乡。历任乡约局长，府、县教育会长，六县地方自治会董事。创办贵驷宝善学校，所费逾万金。又向政府报请免除倪家堰卡税，商民称便。辛亥革命时被推为镇海县民政长，旋为民国镇海县首任县知事，1912年（民国元年）5月卸任。
  洪锡范（？～1923）
  洪锡范，字伯言，江苏太仓县人。清末毕业于北洋大学，历任太仓、上海县知事。1915年署镇海县知事，次年3月实授。7月因病辞职，不久回原任。省政府考核以“实政实心，民怀吏畏”上报，奖五等嘉禾章，欲调署兰溪，因镇海士民奔走相挽，遂留本任。
  锡范气度宏远，待人宽容平和，从不疾言厉色，遇大事则当机立断。初任镇海时，遇乡人积怨盐警，集众死抗，遂推诚安抚。上级行文严捕，株连甚众，锡范具文申辩，仅拘为首两人，且坚持不移解去省，不久亦即释放。郭巨、柴桥乡民极为感德。一次飓风为灾，奉令紧急放赈，为杜绝有人中饱私囊，督属员按户设封囊，按口定赈金。在封囊外注明所发银圆、银角、铜元、制钱数量，委公正士绅按册发囊。所属柴桥警佐楼仰高，吏绩循良，锡范向省破格推荐，为文揄扬，借以教育其余。教民乐某争宗祠祭品不胜，依仗教会势力，由某领事照会交涉，锡范以理驳回，不予理处。
  在任兼理司法，其勘破寺僧杀师与昭雪盐警劫商诬盗等案，尤为人称颂。后因截获大米走私出海船只，邻县某大绅由京密电省长，令释去，争之不得，遂请病假离去。锡范关心地方文史，1919年延请县中名宿重修县志，即今传民国《镇海县志》。
  爱国将士、义民
  杨一（？～1554）
  杨一，金家岙（今属慈溪）人，业染织。年二十余，膂力过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夏，倭寇数百登陆劫掠，杨一忿然道：“能坐视吾乡受寇贼荼毒乎？”遂持长予，号召乡民说：“有能杀贼者从我！”青年从者十数人，在海涂迎战倭寇。杨一手杀数敌。倭寇鸣角聚攻，众人溃散，杨独自奋战，又刺中二倭，己亦中枪而死。倭寇怒其抗击，剖肠悬尸。乡人钦敬其义勇，立祠祀之。
  金萼（噩）(？～1841）
  金萼（一作“噩”），鄞县人，由行伍官镇海营把总。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英鸦片战争时，随狼山总兵谢朝恩扼守金鸡山。10月，英军进犯镇海，从钳门口登岸，渡小港桥绕道义成碶桥抵沙蟹岭，夹攻金鸡山营垒。清军开始抵敌，然见英军仗炮火掩护蜂拥而至，惊惶欲退。金奋臂拔刀大呼：“此正吾辈报国之日，男儿汉见敌宁有走者乎！有走者，萼必手刃之！”率先冲前拼杀，众人紧从。谢总兵亦统所部奋勇抗击。激战时，谢中炮落海。金指挥部众，竭力抵抗，血濡衣襟，创痕遍体，终以腹背受敌，力战殉国。
  吴杰（1837～1910）
  吴杰，字吉人，安徽歙县人，幼随父迁浙江龙游县。13岁丧父，为富豪姜某收养。太平军攻占龙游，愤姜氏多次以团勇杀害士卒，诛其一家。杰感恩救其幼子突围。后应募入左宗棠军，攻战太平军于闽、浙间，以“功”加都司衔，署常山千总。清光绪四年（1878），镇海口设炮台，奉调任镇海营炮台守备，管辖镇海口招宝山、金鸡山南北诸炮台。平日队伍整肃，炮具整洁，演放灵便，统带兵士，恩威兼施，深得人心。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起，法舰闯入中国沿海，镇海口形势骤紧。宁绍台道薛福成受命综理营务，提督欧阳利见驻金鸡山，兵勇万余，扼险守御。次年3月1日，法海军中将孤拔率舰队进犯镇海口，被击退。3日，法一装甲舰闯入，轰击招宝山炮台。吴杰督战，亲手开炮，中敌舰烟囱，再击中其船桅，桅上横木炸溅，击伤敌舰指挥官孤拔。守军奋战，再次击退法舰。数日后又击退其第三次进犯，取得镇海口之役胜利。杰论功升为候补参将。后被误参，受革待处。原浙江抚臣刘秉璋、宁绍台道薛福成竭力为其奏功申述。薛奏云：“前参将吴杰，管理南北炮台，击中敌船两次，浙防幸获保全。”“熟谙西法，操练精勤，非特毫无虚额，抑且力顾大局。”刘称其为“忠勇有功之将”。最后清廷以补用游击调去江苏。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杰调返镇海，遂举家定居。平日保护商船渔民，追歼海盗，县人尊称“吴大佬”。后三次署理总兵，一次代理浙江提督职务。殁后葬镇海东冈碶村后山。
  革命烈士
  胡焦琴（1902～1927）
  胡焦琴，女，柴桥樟漕头人，毕业于静德女校。1922年夏，得老师资助，入浙江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学习勤奋，常在《妇女杂志》与校刊上撰文，明志抒怀，抨击时弊，呼号妇女解放。在《现代女子修养》一文中说：“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要有平等的人格。”率先剪辫、放脚，两次拒绝封建包办婚姻。
  1925年女中毕业，任教宁波毓秀女校。1926年春转大碶灵山小学，竭力反对陈旧教学法，提倡新教育思想，认为教师应加强道德、学业、性格等方面修养，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知识。秋，任教县立第一小学（即新仓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筹组国民党镇海县党部。同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领导群众进行反军阀斗争，参加策动县知事及驻镇军事首领归顺国民革命，收缴保卫团枪械，组织农民自卫军，领导坤和草帽厂女工罢工斗争。1927年春，兼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不肯避离，说“革命之花总是要用烈士鲜血染红的”，代理中共镇海独立支部书记，并掩护代县长蒋歌薰脱险。因反动分子告密，于6月6日被捕。面对国民党特派员诱胁，严词斥骂，不为所动。中共党组织曾设法助其脱逃，未成，被移押宁波防守司令部，受酷刑而不屈。6月23日牺牲于旧宁波府署侧。临刑途中，虽因刑伤步履困难，犹高呼口号，沿途群众感极而泣。刑场上，刽子手强令跪下，焦琴铮然回斥：“姑娘不是软骨头，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解放后，安葬遗骸于紫石乡龙泉黎远山麓，1981年迁葬柴桥镇大湾村。
  朱枫（1905～1950）
  朱枫，女，原名桂凤、贻荫，改名谌之，字弥明，城关朱家花园人。出身富裕家庭，幼体弱。9岁前由母陈氏教以读书习字。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1921年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聪慧用功，和蔼仁慈，不尚虚荣，朴实无华，与同窗好友陈修良同为班长。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与陈一起带头参加游行示威等反帝爱国活动。次年师范毕业去上海任家庭教师，并从沙孟海学习书法。1927年远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返乡，翌年夫病逝，在乡研习书法篆刻，吟诗作画，刺绣缝织。自幼崇拜秋瑾，并时常弹唱岳飞《满江红》和《木兰从军》，慷慨寄志。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投入救亡宣传活动，参加演出《保卫芦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办义卖展览，出售多年创作和收藏之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得款全数捐献抗战；在家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教授自上海、南京返乡青年，组织3个货郎担，边售货边进行抗日宣传；与同泽医院职工一起救护遭日机轰炸的死伤人员；动员亲友参加抗日活动。在此期间，与朱晓光结婚。1937年底举家去武汉，次年初参加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元。武汉失陷前撤往湘西，继迁浙江。在金华会同华白沙、张一之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慨捐800元，使台湾医院迅速开业，向抗日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服、布匹、蚊帐等。1939年秋，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于中村，在艰难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1940～1942年，在国民党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和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化名周爱梅，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之朱晓光，出色完成任务。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由朱枫掩护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返回上海。1943年待命重庆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辛苦经营，接济书店出版事业。1944年初离渝转汉至沪，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两年间行程万余里，途经10余省市，遇交通阻塞，继以步行。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押于沪西日本宪兵队，经受酷刑，守口如瓶，后经中共组织设法营救出狱。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至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经理财务，兼管情报部门经费，巧妙周旋于国民党财、军、警上层人物之间，保护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通过合理运营，增值牟利，并以刻苦生活节约工薪，无私捐助革命事业。
  1948年秋，调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秘密去台湾工作。1950年1月，因叛徒告密，在台中共党员被大批捕杀。朱枫临危不惊，设法乘军用飞机直抵舟山，隐蔽于某医院14天，终于被敌人追捕。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街头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7枪，壮烈就义。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高度评价朱枫“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陈寿昌（1906～1934）
  陈寿昌，原名希堪，城关李衙前人。始读于便蒙小学，结业于安庆电报传习所，分至郑州工作。1923年参加郑州电报局职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武汉电报工会负责人，发展工人运动，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1927年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6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七·一五”武汉“分共”会议后，摆脱敌人搜捕，转赴上海，历任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上海闸北区委、沪西区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特四科科长，为保卫党中央、营救同志、打击敌特作出重要贡献。
  1931年底，抵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主任、党团书记、反帝总同盟主席，开创根据地工运局面。翌年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7月调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4年1月到任后，领导该根据地军民反击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其间，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制止并纠正湘鄂赣地区肃反扩大化，指挥省委、省苏维埃机关、部队伤病员安全转移。6月，红军十六师整编，兼任政委。率部在湘赣鄂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粮食缺乏，带头节粮，或以草根树皮充饥，致口吐黄水，双足浮肿，仍坚持指挥战斗。保卫局长邓洪以自己积攒余钱买来面条劝食，寿昌坚持让与伤员。在群众协助下，与敌周旋，牵制并消耗敌人兵力，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934年11月下旬，率师在湖北崇阳、通城边界老虎洞指挥作战中负伤牺牲，以生命实践“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的誓言。1935年春，湘鄂赣省特建寿昌县以纪念之。
  李长来（1911～1943）
  李长来，名名铗，字侠民，长来系参加革命后所改，大碶横河小李家人。曾就读于宁波效实中学，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九一八事变后，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回乡从事民众教育。抗战开始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发动群众组织横河抗日救亡工作团，成立海燕歌咏团、海鹰剧团及读书会，从探讨陶行知、邹韬奋爱国民主思想进而致力研究马列主义。1938年元旦，偕弟健民赴延安入中共中央青委主办的安吴堡青训班和陕北公学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结业奉命回乡，成立家庭支部，名列宁小组。以士绅身份参加国民党，与贪污抗日捐募经费的乡长江某作斗争，险遭杀害。先后任镇海县抗日自卫会、战时文化推进会委员兼《战时镇海》、《镇海儿童》编辑、民众教育馆馆长，动员和团结民众，组织农民，推进抗日工作。
  1942年6月任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简称“北办”）副主任兼庄市区区长，并任中共北办支部书记，后任中共慈镇县工委委员。作风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各阶层人士，开拓局面。激发“北办”主任张志飞民族正义感和进步倾向，使其投向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动员弟妹亲属及公德学校师生多人参加革命。7月，主持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开展延安式抗日骨干培训工作。在龙山成立并领导县农会辅导队，推行减租减息，建立农会，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参加佃业双方仲裁工作，打击顽固地主破坏活动；说服龙山爱国士绅朱祖燮协同创办凤湖中学，为党培养一批干部；及时揭露和反驳国民党顽固反共分子破坏团结抗日言论。1943年2月20日，长来和其他同志一起率部进柴桥开辟镇海江南新区，遭定海国民兵团预谋的优势兵力包围，突围中被害牺牲。
  张困斋（1914～1949）
  张困斋，又名人杰，自号昆者，江南衙前村康乐桥人。幼随父至沪求学。11岁丧父，从母回籍，住城关南门外东河塘。毕业于县立初中，后至上海一私人银行当职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兄承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抗日武装自卫会。曾为《石榴》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加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为该会积极组织者和宣传者。多次参加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担任纠察，屡受国民党军警殴打，犹奋勇在先。1936年发起组织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次年八一三抗战后，又成立银钱业职工同人战时服务团，上街宣传，至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慰问。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去无锡参加抗日游击队，在苏南宁沪路东区负责编印刊物《江南》。一年后返沪。日军进占租界，困斋从事汪伪经济调查，学会日语、俄语。抗战胜利后，奉命负责掩护党的机关，在今延安中路916号开设丰记米号，任经理。每天工作达十五六小时。米号正对中统特务机关，困斋等机警地活动于敌人眼皮底下。同时，领导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与报务员秦鸿钧一起克服困难，屡次出色完成任务。1949年3月，秘密电台被发现，张、秦先后被捕，备受酷刑，终不吐密，向看守人员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正指出“如不悔改，人民将清算你们的罪行”。5月7日，就义于浦东戚家庙。
  华健（1918～1949）
  华健，原名风夏，改名康永明，团桥人，生于上海。1932年入上海育才中学，次年秋因父病辍学。后进上海生活书店为练习生，关心时事，爱读进步书籍，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营救救国会“七君子”示威游行中散发传单，遭巡捕殴伤。
  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华健陪家人回乡。9月受书店派至重庆筹建生活书店分店，任会计，投入青年职业互助会救亡活动。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旋任中共生活书店重庆分店支部书记。发起组织重庆书业界同人联谊会，团结同业职工共同抗日，发展党组织。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城区区委委员与重庆下城、新市区委书记。1940年2月去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1942年整风运动。1945年4月，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抗战胜利后回四川，任川康特委委员兼川北工委书记，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49年1月13日由川北返成都，因叛徒出卖被捕。囚重庆渣滓洞，受严刑拷打，威武不屈。与王敏等组织设计小组，拟就提纲，帮助难友学习，准备迎接解放。10月，国民党反动集团溃逃前进行大屠杀。28日，华健和另5位难友被害于大坪。临刑时，特务逼其下跪，凛然拒绝，高呼口号就义。
  鍾泉周（1919～1949）
  鍾泉周，柴桥镇人。曾在宁波日新街新学会社（书店）学徒3年，后以公费毕业于宁波中学，由亲戚资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1944年加入中共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投入学生运动。白天四出奔走，担任联络工作，晚上组织朋友学习毛泽东著作，印发宣传资料。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代表西南联大工学院参加四烈士追悼会，沉痛宣读悼词，声讨敌特血腥罪行，发起支援一二一运动，联合重庆各大中学校，举行抗议游行。
  次年，至上海公交公司保养场工作，当选公司员工福利会理事长。上海解放前夕，发动公交工人举行“反饥饿”大罢工，并扩大到法商电车和三轮车工人。上海国民党政府当局策动“借人头、平工潮”，泉周于1949年2月16日深夜被捕。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质问：“我是工人福利会的一员，我为广大员工谋福利，何罪之有！？”17日，与王元、顾伯康同时被害于江湾。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为“公交三烈士”亲笔题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李敏（1924～1944）
  李敏，女，原名雅琴，小港青峙李隘村人。幼从父去沪，小学三年级时因父失业辍学。12岁随母进日商纱厂当童工。1937年回乡，入延陵小学，受进步教师启迪熏陶，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41年4月日军侵占镇海，李敏帮助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江南独立中队借物、带路、提供情报。目睹中队指导员林勃被日军刺杀惨状，激起更强抗日义愤。不久，任教长山桥方前小学，得中共党员帮助，阅读许多进步书籍。次年7月去鄞县梅园乡参加中共鄞奉县委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改名李敏。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教鄞西樟水崔夹岙启明小学，向学生讲抗日故事，教唱抗日歌曲，至附近村庄宣传抗日，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1943年春任中共樟水区委书记，以毓英小学教职为掩护，动员群众抗日。同年秋调任鄞江区委书记，带工作组深入敌占区活动，在日伪顽错杂艰苦环境下，有时一夜翻越几座山头，数次转移宿营地，组织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又以猎户为骨干，组成一支10余人区小队，捣毁敌人情报站。1944年2月21日，国民党浙江保安二团进山突袭其住地后隆村。李敏与袁春妍、胡公民同时被捕。任凭浙保营长软硬兼施，始终不屈。当天下午4时许，阴寒侵骨，3人被剥去外衣，押至樟村十字路口，绑于房柱上，敌人以刺刀再次威逼其说出全区共产党组织及武装情况。李敏厉声回答：“要杀便杀，要我说出来，办不到！”“杀了我一个，会有千千万万个站出来！”敌遂从小腿往上连刺20余刀，李敏遍体鲜血，仍怒斥敌人，直至最后一息。被胁围观群众，莫不掩面而泣。新中国成立后，移葬于樟村革命烈士陵园。人们誉为“浙东人民的好女儿”。
  党政干部
  朱宝庭（1880～1947）
  朱宝庭，临江虹桥村人。9岁丧父，家贫寒，每日斫柴或下涂拾贝。10岁进义塾，13岁去沪为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仆役，4月后被解雇。不久母亡，再去上海，先后在盛京、保定等轮充水手。后随船远涉重洋，见识大增，逐渐形成同情弱小，扶贫济困品格，领头反抗船主、工头打骂工人。1918年，邀集海员同道，成立上海均安水手公所，救济失业水手，介绍就业，举办工人子弟学校。
  五四运动中，领导上海海员举行首次大罢工，支持爱国反帝斗争。1922年4月赴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参加广州数万工人反帝反军阀大游行，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沪后向众介绍香港海员罢工经验，与林伟民一起，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率工会代表与招商局总办傅筱庵谈判增加工资，未成，发动海员罢工，使该局所属30艘轮船中24艘停航。资方雇佣打手截击朱宝庭于途，继又以3000元贿诱威胁，宝庭不为所动，迫使资方接受工人要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领导海员总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对付工头破坏，遭资本家所雇流氓暗算，重伤住院。翌年，任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出席第三、第四两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太平洋第一次劳动会议，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太平洋职工国际委员、海员职工国际委员等职。北伐开始，参加工农代表团，随军进行革命宣传。四一二反共政变和“七·一五”武汉“分共”会议后，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赴汕头、香港，继至津沽等地发动海员组织工会。1930年返沪，任海员工会长江部负责人。次年去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领导工作。1933年回国，负责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工会工作。1934年，蒋介石重兵“围剿”根据地，宝庭奉命率兵工厂工人突围，被困深山数月，历尽艰险，第二年9月始回上海。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后，组织工人武装自卫会。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七七抗战爆发，经中共党组织营救获释。旋至武汉领导工人抗日斗争，后调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委员。1947年1月24日病逝，周恩来称其“献身革命事业三十年如一日”。毛泽东挽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
  余光生（1906～1978）
  余光生，原名宰扬，又名辛日，贵驷大市堰村人。生于日本东京，6岁随父母回国。在家乡读完高小，1918年入上海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附属中学，毕业后进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曾积极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毕业回宁波，在白沙铁路机厂当练习生，痛感中国铁路交通落后，萌发“实业救国”思想。翌年赴美进密歇根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其间半工半读，当过公路路工、风扇制造厂绘图员及车站货运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实业救国”美梦被日本侵略军炮声震破。后受中共党员苏开明等启迪，1932年参加美共领导的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任“大同盟”机关报《先锋报》编辑，在纽约加入美国共产党。不久，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书记、美共中央中国支部局委员及书记。1936年任纽约《救国时报》编辑，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华侨抗日斗争。1940年回国至延安，历任《解放日报》国际版主编、代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常与博古（秦邦宪）一起研究社论写作，协作契合。“博古能写，光生能改”传为当时报社佳话。动员机关人员开展大生产运动，人称“毛驴子”。在延安一度担任毛泽东的英语翻译。
  1947年后，历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党委书记、中长铁路理事会主席、黑龙江省省委委员等职。组织干部职工抢修铁路、机车，保证军需物资畅运。在中长铁路中苏共管期间，任中方代表，虚心学习苏方经验，合作共事，又坚持原则，维护国家主权。1956年任铁道部副部长，常下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与干部工人同甘共苦。“文化大革命”时虽挨整受批，仍坚持工作。1978年病逝北京。
  张起达（1907～1965）
  张起达，原名允康，又名谦德，霞浦象头张村人。曾就读柴桥小学、慈溪承裕小学及定海公学。后任教高塘、鍾灵、公德等小学。1926年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以“江望川”笔名抨击国民党右派，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受通缉。1931年在上海化学工业社总厂任职，因参与领导工人罢工被解雇。先后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上海新生后援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革命组织，为“社联”沪东区负责人。1936年初，任教镇海小港蔚斗小学，参加中共党员周鸣宇等组织的教师联谊会，与进步教师一起宣传抗日救国。6月，与贺灏群、王玉清、乐培文、许文钦、韩家骥等9人被镇海县政府逮捕，移解杭州陆军监狱，经多方营救获释。
  抗战开始，在定海县小学任教，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被选为定海县抗敌后援会（次年改称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和定海县教育委员。是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中共定海党组织负责人。10月任中共定海县工委书记，积极发展党员，为定海党组织建设奠定基础。后调任中共镇海县工委书记，以蔚斗校务主任及延陵小学校长名义进行活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复任定海县工委书记，通过与定海县东区区长褚公良“旧谊”，开展统战工作，以帮助褚“保卫税收”名义，建立一支党所掌握的合法武装。1944年8月，调中共杭甬工作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奉命留守四明。不久去苏北中共华中局负责交通工作，随转山东，任惠民县委秘书。后随军进入杭州，历任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长，继任杭大图书馆副馆长。1965年7月病逝。
  盛康年（1914～1965）
  盛康年，骆驼余三村人，盛丕华长子。少时讨厌死读书，而自习勤奋，涉猎甚广，博学多识。青年时期已学习马列著作，探索中国之命运。
  1933年，在沪与中共党员有所接触，开始投入进步文化运动，同左翼文化人、艺术家交往，并接任《新社会》半月刊主编，宣传抗日，评论时政。次年，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签名发起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化名盛仲悟，在进步学生中发展“武卫会”组织；成立读书会，介绍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帮助出版刊物《微明》，撰写《中国农村为什么破产》、《驳“攘外必先安内”》等社论；为读书会同学通俗讲解《资本主义解剖》，帮助组织演出易卜生的《娜拉》等话剧；曾在南市女工夜校兼课，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启发女工阶级觉悟。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去武汉任某报主笔。撰写社论，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武汉沦陷前，患肺病返上海，任开美科药厂副经理，从事进步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民主建国会，被推选为民建中央委员及上海市委常委兼秘书长，继续利用开美科药厂和其父开设的红棉酒家，为进步人士提供交流信息、研讨问题等活动场所。1946年6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发起组织有五十二个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开展反内战、反独裁斗争，并极力推动其父参加和平请愿代表团去南京。“下关惨案”发生后，以红棉酒家“小开”身份，借国际饭店场址，排除特务干扰，使揭露国民党政府反对民主、扩大内战、制造“下关惨案”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得以如期举行。解放前夕，冒险赴港，为其父秘密去北平做准备工作。又陪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自香港转乘海轮经天津抵北平，受到毛泽东接见。
  1949年底，任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团结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动员滞留香港的刘鸿生、吴蕴初等人回上海。1955年发生“潘（汉年）杨（帆）冤案”，盛不明原委，情绪消沉。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受到错误批判，一度停止工作。后调任上海市商业二局副局长。1965年，患癌症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昭雪。
  戚铭渠（1914～1990）
  戚铭渠，上虞人。自幼好学上进，每以戚继光抗倭精神自励。抗战开始，投入民族救亡运动，参加战地服务团，辗转浙西、浙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师身份在龙山区一带发展党组织。1941年镇海沦陷，根据组织指示，参加国民党政府龙山区署工作，任指导员、区长。利用合法地位，收集传送重要情报，曾挫败国民党顽军偷袭抗日武装计划，多次冒生命危险，为组建扩大抗日队伍收集武器。1942年后，与中共党员李长来等以国民党镇海县江北办事处名义，在龙山、庄市两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先后任龙山区区长、慈镇县（后改镇海县）办事处主任、县长兼武装大队大队长、中共慈镇县（工）委委员。组织区乡农会和民兵自卫队，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贯彻合理负担抗日公粮，保证军队和政府粮需，满足必要的文教经费。注意发扬民主监督，重视精兵简政。当时县、区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各仅10余人，与县大队、区常备队一起战斗行动。按中共慈镇县（工）委决定，参与领导四期小教训练班与研究会，兴办凤湖中学，成立教育会，推进抗日教育，打击盗窃、赌博团伙，严惩不法分子。
  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支持领导下，组成慈镇地区抗日武装三位一体的军事体系，指挥县大队和区常备队多次打击敌、伪、顽军窜扰。1943年，在骆驼桥战斗中俘获国民党顽固派慈溪县警察总队宋清云部一个中队四五十人。龙山自卫队扩为大队后与三北自卫总队一起，击退与日寇勾结向三北骚扰的宋清云部，并救回被捕干部。次年4月，组织顽强二中队渡甬江突袭驻陈家湾国民党顽固派邱友三部，救出被劫持群众多人，又在西陆曹家反击邱友三部偷袭。6月，率庄市区常备队与浙东纵队第三支队第一、四中队配合，奇袭洪桥伪军，俘获日军顾问和伪军上校总队长以下官兵28人，受浙东纵队司令部传令嘉奖。同月，发动庄市区干部、民兵，在日军“扫荡”前张贴反战传单，有4名朝鲜籍日军投诚。后与李乐山等在团桥洪家伏歼下乡迫榨粮款之伪军姚华康部，毙伤30余人，俘伪中队长以下100余人。在两年多与敌、伪、顽十余次战斗中，铭渠亲自指挥并参与的有9次。且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热情诚恳与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结交，调动他们抗日积极性。民众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戚县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二十军前身）秘书处长、民运部长、敌工部长，参加孟良崮、淮海、渡江及解放浙江、上海等重大战役。在宿北战役中出色地组织民工支援前线，抢运伤员，受纵队记功嘉奖。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二十军后勤部政委。在第五次战役中敌军逼近兵站时，指挥后勤部门人员参战，迅速转移伤员及物资，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二级解放勋章。
  1957年转业任空军十三厂党委书记，后转出版部门，历任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华书店上海市店等单位领导及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古籍出版社党组书记、总编辑等职。在战争年代已积劳成疾，患肝硬化症，仍夜以继日工作，曾为1979年版《辞海》编辑耗费心血。“文化大革命”期间，横遭迫害，仍坚持实事求是，拒作假证。1978年后，又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双百”方针，作了大量工作。
  离休后，全力撰写革命回忆录，同时关心支持上海出版志和镇海、慈溪、上虞等县党史、县志编纂，详尽指导。虽年老多病，犹握笔不止。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始终保持艰苦作风。群众赞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朱德禽（1915～1986）
  朱德禽，原名世慎，临江乡虹桥村人。生于农民家庭，自幼参加农业劳动，以半工半读学完大学课程。1940年进上海中国钟厂任职员，后升厂长兼副经理。
  青年时期参加救国会、抗敌后援会等进步组织，曾冒险营救中共党员。1946年2月在上海加入民主建国会，支持各界群众反饥饿、反迫害斗争。1948年任民建临时干事会干事，在会员和工商界人士中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上海解放前夕，不顾危险，将民建《欢迎解放军宣言》稿送至上海《商报》发表，以稳定工商界情绪，迎接上海解放。随后，投入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工作，先后在税务局、地方工业局任事。
  1953年调任民建中央宣传处副处长。德禽坦率平易，乐于听取不同意见，又擅书画，常以艺会友配合工作，帮助会员和工商界人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后，历任民建中央组织处副处长、组织部部长和常委、执委，努力加强民建组织建设。曾任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尽心竭力地恢复和发展民建组织，同时担任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为振兴中国经济积极联络海外同胞。
  王博平（1916～1982）
  王博平，原名承弼，又名修植、肖华，大碶王隘村人。幼就读于一本、灵山等校，后去苏州国药学社习中医，一年后转入杭州中医专科学校。1936年6月回邬隘行医，设博平诊所。七七事变后，在家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1月赴西北青年救国会青年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回镇海江南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5月在横河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决定，出任王贺乡乡长，建立一支10余人的武装巡夜队，为镇海江南最初革命武装之一。1941年4月，日军第二次侵陷镇海，巡夜队与庄桥战时工作大队、浙东青年突击队合并建独立中队，任中队长。独立中队纪律严明，保境安民，深受群众拥护。曾奔袭盛垫桥汪伪军警察所，缴获武器。10月，在青峙遭鄞东土顽霍中柱部与镇海日军夹击。突围后，部队转移至镇北，编入中共领导的淞沪游击队，博平调任中共定海县工委委员。1944年调浙东根据地任工商局贸易科科长。抗战胜利后随军北撤，任苏北海防司令部政治部组织科长。1946年底任苏北海上工委委员，奉命组建舟山游击支队，任政治主任，在奉东、鄞东、镇海及舟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48年夏兼任东海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后率部北上编入苏北军区。
  解放后，调任中共镇海县委委员、副县长，兼浙东前线司令部支前指挥部副指挥，组织群众，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1951年4月起，历任中共宁波地委财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委员、常委、专署副专员、专员、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等职。1971年6月后，先后任台州地区生产指挥组副组长、省财贸办公室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险遭冤狱，粉碎“四人帮”后彻底平反。
  王起（1917～1981）
  王起，原名耀甫，又名烈钧，高塘乡田三洋村人。幼入高塘、灵山等小学，13岁去沪科学仪器馆附属工厂学艺。1933年秋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先后任西区、东区区委委员。次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南市区以国难教育社名义进行工人运动。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适值回乡探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大碶、柴桥一带组织抗日救亡工作团，宣传抗日。动员李侠民、王博平等一批知识青年去陕北参加革命。翌年4月去定海县前中心学校任教。10月，中共宁绍特委派竺扬至定海，组成以张起达、王起为核心的中共定海县工委。1939年6月定海沦陷后，任中共定海县工委书记，以国民党定海县政府政工室主任、政工队长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继任中共宁波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定海特派员，发展党组织，在舟山本岛创建吴榭乡抗日自卫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1940年3月调任中共宁属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以定海东区警察大队为基础，发展抗日武装第五大队，并推进到镇海峙头，在鄞东天童山区流动作战。1942年6月任中共三东（奉东、鄞东、镇东）地区特派员。1944年6月任浙东区党委海上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后任杭甬沿海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抗战胜利，主力部队北撤，奉命坚持浙东国统区工作。1946年任中共宁波工作委员会书记，利用合法手段，广泛开展群众性经济斗争，同时注意上层工作。组织小教、邮电、织布、缝衣等工会，开展工人和中学生工作。同年底任中共浙东工委会（后改称“浙东临工委”）委员、组织部长。1948年1月，受命组建东海地区武装。3月底成立东海游击总队（简称“东总”），兼任政治委员，在舟山群岛开展游击战争。8月，“东总”在六横岛遭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损失惨重，经激战突围回本岛。随后，率部分部队抵镇海峙头山区，接应在滩浒岛部队进入台州地区。次年3月兼任中共会稽地区工委书记，为迎接南下大军解放浙东作准备。5月绍兴解放，任绍兴军管会副主任、中共绍兴地委第三书记兼嵊县县委书记。
  1952年任中共宁波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宁波军分区政治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常委、浙江省副省长。1973年5月起任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农业办公室党组书记。1981年11月病逝。
  赵士炘（1922～1968）
  赵士炘，曾名增林、临灏，化名邵东山，临江乡老周村人。敬收小学毕业后考入宁波中学，抗战后失学。1937年秋，参加县抗敌后援会抗日救亡宣传队。后去上海，先后入惠灵、南洋、复旦实验中学等校，勤奋学习，数次跳级插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士炘辍学回乡，任教大碶公德学校。受校董李侠民（中共党员）影响和学校革命气氛熏陶，次年参加中共慈镇县工委在龙山举办的小教暑期训练班，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任庄市区民主政府文教指导员兼前江小学校长。前江小学濒甬江边，根据党组织要求，士炘将学校建成连接甬江两岸的“交通堡垒”。后任中共庄市区委组织委员，值日、伪、顽勾结向浙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清乡、扫荡”与反“清乡”、反“扫荡”斗争持续3月，士炘坚守岗位，使庄市区工作进展迅速。继任慈镇县工委城市工作站、敌伪军工作站站长。抗战胜利，随军北撤，任第三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保卫干事。调任中共慈镇县特派员，组织小型武装，在施公山戎家袭击乡公所冬防队，缴获长、短枪10余支；在河头市建立东、西区武工队，又组建慈镇县大队。中共慈镇县工委、县办事处成立，任县工委书记、县办事处主任，坚持敌后工作，开辟根据地。1949年，调任中共四明工委秘书。
  宁波解放后，历任中共宁波地委秘书科副科长、宁波军管会公安部秘书科长、定海军管会公安处长、宁波专署公安处侦察科长、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宁波市委委员、公安局长等职。1954年3月调任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后任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外事办公室主任、交际处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借破“四旧”之名，煽动聚集万人，欲捣毁灵隐寺。士炘受周总理之命，联合浙大师生等竭力维护，使千年古刹得以保全。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士炘制造假材料以陷害中央、省委有关领导同志时，立场严正，坚持不说假话，致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5月28日猝死，年仅47岁。
  文人学者
  曹粹中（～1124～）
  曹粹中，字纯老，号放斋，县人。学识渊博，主张做学问首重实践。绍兴李光高其品学，以长女配，翁婿遂成知己，有“冰清玉洁”之誉。北宋宣和六年（1124）中进士，为候补无为县校官。其时，秦桧为相，李光为参知政事。秦慕粹中名，欲与其结交。粹中婉拒道：“吾已有差遣，见丞相何为！”回家对妻子说：“吾观而父与秉权者（按：指秦桧）势不两立，岂久居此者。”后果如所言，李光被贬岭南，粹中也不再为官，自号放斋，以著书为乐。秦桧罢相，张浚执掌朝政，竭力加以推荐，粹中终以朝散郎通判建宁府。南宋乾道三年（1167）辞官回里。卒赠侍讲。
  粹中治诗有成，著《放斋诗说》30卷（宋《艺文志补》作10卷）。清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以为“论吾乡诗学者，当推先生为首座”。另著有《易解》。
  沈焕（1138～1191）
  沈焕，字叔晦，崇邱乡沈家山下（今属枫林乡）人。初学即专攻经史，成年后更勤奋自强，每作文总持之有据，文字清远雄丽。24岁获乡试第二。入太学，学业超人，与诸生相切磋，讲立身之道，倡“务本趋实”。南宋乾道五年（1169）试于南宫，名列第二，授迪功郎，敢于直陈朝政。出任上虞县尉，在任3年，砥砺名节，无一私念；增葺学舍，训导有方；管理属下，约束严明。后调任扬州教授，继奉诏为太学录事。早晚接见诸生，孜孜诲诱，众心悦服，师道大尊。因受同僚妒忌，在职仅80天，调高邮军教授，坦然语友人：“吾岂不知诡随苟容以取光宠，朝夕兢兢，沦胥是忧，故不为也。不愧友朋，去无所恨。”父亡丁忧回家，服满，充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不以职务闲冷而自求安逸，陈规宿弊，尽行革除，由此被荐为从政郎。
  高宗陵墓守护官员繁多，酒食之需，供给浩大。沈焕迭次对安抚使郑汝谐说：国有大丧，为臣子者宴乐自如岂能安心！后被委为检察，于是励精图治，宴乐收敛，支费顿减。逢岁旱，受派至上虞、余姚二县赈恤，安抚灾民，查核户口，按实救济，两县再无逃亡与饿殍。诸司交荐，淳熙十五年（1188），以常格改宣教郎，任婺源县令。
  焕多年来“滞于铨调”，公论认为不合理，多人向朝廷推荐，但终以小人合谋阻梗未果。久之，始调升舒州通判。光宗时转奉议郎。晚年迁鄞，住竹州，奉母谨，与弟友爱，抚养孤侄，轻财辞受，资用屡竭，口不言贫。
  一度讲学于定海南山书院，倡全县诗礼之训。朱熹曾来与之问辩探讨理学。焕人品高明，文信国说他学问如“秋霜肃凝”，而焕仍自感不足。时人称袁燮、杨简、舒璘与沈焕为“明州四先生”，誉焕为“浙中之梁木”，又尊称为南山先生。理宗即位，追赠朝奉大夫，直文华阁，谥端宪。著有《定川集》卷。
  华夏（1589～1647）
  华夏，字吉甫，别字嘿农，原籍定海（今镇海），祖迁鄞。明诸生，以恩贡入太学。清顺治二年闰六月（1645年8月）浙东兵起，华夏先与董志宁共倡反清大义，复奉钱肃乐命，至定海说总兵王之仁反正。鲁王监国，授为兵部司务，晋职方主事，辞谢不受，请以布衣从军。与太仆陈潜夫出战牛头湾，继入钱肃乐幕府，不久辞去。后浙东除翁洲外余地尽被清军攻下，而士民眷恋故国，义旗四起。逢钱肃乐航海进入福建，连下30余城，闽向浙告急，浙兵增援，守备稍虚，夏以为得机，乞师翁洲，事未成，愤归。又因侍郎冯京第书信失密而受牵连入狱。经营救出狱，仍不气馁，又同杨文琦、王家勤等经营恢复之事。东西联络，日夜操劳，以致呕血。因谢三宾叛变，赚得所贻帛书告密而被捕。巡按秦世桢令知府韦克振严刑审讯，究其同党。夏慷慨独承说：“心、腹、肾、肠、肝、胆，吾同谋也！”拷问再三，始终不屈。在狱中，鼓琴赋诗如平日，自称过宜居士。顺治五年五月初二（1648年6月22日）就义。
  生平撰述甚多，乱后多散佚，狱中撰订《操缦安弦谱》、《泗水鼎乐府》、《对簿录》，惟《对簿录》尚有存者，述蒙难事甚详。另存《过宜言》8卷。
  谢泰宗（1598～1667）
  谢泰宗，字时望，别号天愚山人，城关人。少时诵读勤苦，特取有棱角之砖为警枕。受学于叔父谢渭，博及群书，兼通兵法。明崇祯三年（1630）黄道周主浙试，见泰宗卷，奇其才华，但为同事者抑置。七年后，中进士，授广东番禺知县。县多盗且好讼。时有一李姓豪富，拥资数十万，实为盗窝，赂以千金，泰宗拒受，且绳之以法。当地产毒藤，食少许即暴毙。好事者当有人病死，辄以“中毒藤”诬其仇怨者，致对方倾家。泰宗执事后严惩健讼者，悍俗始除。又当地土人头目苏凤宇，世踞盘古峒，聚众为“乱”。崇祯十二年，制府遣军征战，檄调泰宗为南路监纪，乃率乡兵千五百人先行，计擒苏凤宇，并树旗招抚，寨中男女老幼络绎以至。参将某欲杀降邀功，以金盘玉带为赂，泰宗峻拒，力主释放降者，事乃止。制府上疏以泰宗功为第一，而吏部却以常例调谢为工部都水司主事。后又为蜚语所中，谪降福建幕僚，泰然处之，不以降职自弛。以地方不宁，乃主持筑城垣，修亭障，并率卒兵巡徼无虚日。故相黄景昉途中相遇，叹息道：“安得如谢令者数辈，则东南安枕矣。”后摄泉州司理，逾年，迁南安推官。方就任，又升兵科给事中。念及亲老，乞休归里。不久，两京相继陷落，鲁王监国绍兴，军卒溃败。泰宗奉父避于柴楼。
  清顺治三年（1646），总督张存仁疏荐浙省才人六名，泰宗亦其一，然托病固辞，息影家园，自号天愚山人，卒后墓葬五里牌回向寺南。
  泰宗极嗜学，手抄经书百余卷，作文常取材管、庄诸书，骚、雅尤其所长，著有《鷇音》、《天愚山人诗集》、《天愚山人文集》、《二十一史要笺释》、《汗漫游》等13种270余卷。清文学家朱彝尊序其诗，谓“诵其诗可以知其志矣。顾亦有悲忧隐痛不能自明，漫托之风云月露、美人香草以遣其无聊。”惋叹其“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
  周西（1621～1688）
  周西，字方人，号劲草，家芦江（柴桥）。少好学，父母怜其体弱，稍加节制。乃藏火书室，待双亲熟睡，再点灯默读。又恐灯光外泄，以被遮蒙，不到鸡鸣三次不止，久而被黑如墨。
  崇祯甲申（1644）之变，西闻讯赋诗痛哭，常郁郁不乐。两年后浙东附清，遂弃举业，以教授养母为生。顺治十六年（1659），海盗横行，西奉母避乱遇盗。盗以火灼其母索金。西抱母痛哭，扑灭点燃之火，愿以身代。一盗以刀几断其右指。旁一盗说：“此孝子，乞舍之！”始得免。此后，时避居洪溪，时栖止太白山。感愤世事艰险，寄情诗歌，名为《痛定集》。中年后家境益贫，冬日御一领破袄，寒裂肌肤，苦吟自如。竹笠荆杖，倘徉于山林之间。知县王元士、郝良桐请其修志，书脱稿力拒署名。又勤于著述，于经，则《诗》、《书》、《礼》、《易》、《春秋》、《孟子》皆有图解；于史，则《史记》、《汉书》均有论说；于集，则唐宋杜韩诸大家都有手抄本，汇成《劲草亭诸编》。生平心迹所寄，尤在《防秋谱》一篇，其文甚奇。晚年居鄞县城中，以教授学生老其身。筑“劲草亭”，自号“劲草居士”，以为“疾风劲草，老而益壮”，人称“劲草先生”。有诗文《劲草亭文集》、《痛定集》、《戊戌诗稿》等。
  张懋建（1702～1751）
  张懋建，字介石，一字石痴，县人。雍正七年（1729）由拔贡补官学教习。浙江巡抚程元章荐举应博学鸿词试，中顺天举人。才名远扬，公卿争聘为子弟师，但张不欲凭此为进身之阶，仍日与诸生娓娓谈经义不倦。性尤孝，行箧中藏其母遗像，遇忌日，每对像呜咽。又笃于友谊，遂安毛桓以应试滞留京师，贫甚，懋建常助以口粮。兵部侍郎雅尔图深加器重，举为国子博士。不久，出任福建长泰知县，捐俸修城壕雉堞，督役疏浚久淤河道，农田受益。尽心狱事，开脱受冤濒死者数人。当地民智不开，以礼化之。复修县志，葺书院，聘硕儒，选俊秀，文教大兴。以劳累致疾，卒于任。长泰百姓感其德政，肖像奉祀。
  懋建性嗜学，通诸子百家，研究经史，抉择奥微，俱有心得。其搜罗旧闻，尤足备乡邦掌故。尝订正嘉靖和乾隆间两部县志舛讹，补其缺漏，编为《邑志正讹》2卷。生平努力著述，县内称大儒。所著辑有《易学》、《石谱》、《读书录》、《长泰县志》、《候涛山志》、《蛟川耆旧诗》、《介石集》等10余种90余卷。
  姚燮（1805～1864）
  姚燮，字梅伯，晚号复庄，又号野桥，别署大某（楳）、大梅山民、疏影词史、复翁、老复、二石生等。崇邱乡人，生于城关谢家塘。祖辈多寒士，受家学熏陶，五岁时能对客赋《灯花》诗。自幼勤读博学，至老不辍，俗务之暇，辄“坐斗室，陈一编，夜非三鼓不睡也”。诸凡经史子集、道藏释典、稗史杂言，无不观览；诗文书画、戏曲音韵、小说评点，均有造诣。喜旅游吟唱，24岁时结枕湖诗社。因游苏浙名胜，山水陶冶，创作生色。道光十四年（1834）乡试中举，入京会试不第，与名士交游，得鼓励、熏染，艺术功力日臻深厚。大学士阮元以其词如白石姜夔，画如煮石山农王冕，赠号“二石生”。
  鸦片战争期间，镇海、宁波相继陷落。乡土沦亡，国家危殆，亲友罹劫，姚燮挈妇将雏，奔走流离，历尽颠沛，诗风大变，写下不少揭露侵略军暴行、投降派丑态，歌颂抗战英烈，反映人民苦难的诗篇，情词悲愤激昂，为浙东抗战诗史。1842年，英军自甬、镇暂撤，燮僦居鄞江桥，与朱立淇同纂《四明它山图经》。秋，移家宁波市心桥南。不久病剧，借寓城北玉清道院，闭门诵经休养五月余，病愈后自号复庄。因科举屡挫，绝意仕进。此时家境又复困苦，吟有“寒衣在典不可赎，赤手思炊米无宿”记实诗。此后寓游杭、苏、沪、京等地，以作画撰文为生。结交既广，流连吟咏，征歌游宴，放佚不羁。金尽则闭门作画，其画仕女花卉翎毛，意境奇特，尤工墨梅，淋漓尽致，款篆“还我原姿”、“方寸千里”以示志。市人争购，称大梅先生。
  1853年，燮离沪回甬，复客象山。10月在小浃江北浒葺修息游园，心绪较消沉。1860年，太平军起义战火迫近甬地，燮避至象山，与欧景辰兄弟及王莳兰等组织红犀馆诗社。其间写《西沪棹歌》120首，自言“似听老妪喃喃语，半述山川半土风”，极有生活气息。为诗社祭酒，和易亲近，对青年循循善诱。鄞县董沛、郭传璞等曾从学于燮，后为浙东名家。郭巨余贤治从燮学画梅，自号“瘦梅子”、“小梅”，示敬仰之心。晚年，致力戏曲、小说与经、史，又雅好音乐，精通音律，自能制曲，著有《退红衫》、《梅心雪》、《苦海航》等传奇及《琴谱雅音九奏》等。为考证古乐、古戏曲源流，访民间艺人，至田头山村，记录民歌民谣，撰写《今乐考证》13卷；编校《今乐府选》500卷，常在雪窗灯下或酷暑斗室、旅途舟中，自夜达旦，校点加批。二书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规模空前的选本与空前的剧目著录”。燮又为清代《红楼梦》三大评点家之一。以“大某山民”署名评点《红楼梦》，赞“雪芹曹氏以函古盖今之学，撰空前绝后之书”。在息游园编写《读＜红楼梦＞纲领》，斥责封建官场，对叛逆者晴雯、尤三姐尤为激赏赞叹，对处于社会底层青年女子不幸命运深表同情。
  一生勤于著述，卒前数日，犹编辑《蛟川诗系》，撰《蛟川先正小传》。遗作尚有《疏影楼词》、《复庄诗问》、《复庄骈骊文榷》等40余种。《清史·文苑传》赞其“所为诗苍凉抑塞，逼近少陵；骈体文亦沈博绝丽……尤工倚声……”。其诗文、书画“流落半天下”。在东冈碶别墅大梅山馆中藏书万卷，内多珍本，今亦散落各处。
  燮墓在崇邱剡岙泗洲寺后（现属小港镇）。
  王师真（1807～1872）
  王师真，一名师贞，字湛安，五里牌人。少好骑射，不为俗礼羁缚。后从文，专心攻读，博览经史及诸家兵法，于数理也颇有研究。
  1841年英国侵略军攻陷镇海县城。县令叶堃以失城将受议处，欲走小道去省城待罪，师真劝其暂留以谋收复之策；己则纠集义勇，及夜以小舟满装引火物，悄然驶近英船，烧其船尾。英军死伤颇多，大为惊慌，不久，弃城而逃。清廷奖其六品蓝翎顶戴，传谕嘉赞。叶堃也由此免受议处。后师真以县丞由安徽改福建，奉命催提粮饷，办理延建汀邵防务，沿途留心民俗，熟察地形，并常向朝廷上条陈，提出防务建议，却为当道所抑。后援例晋升县令，终因不能趋时附势而辞职回乡。
  息影家园后，虽寒素，然喜觅法帖，购古砚，勤作书画。与慈溪叶元堦、定海厉志、同乡姚燮、卢浱友好。生前著述及书札公牍散失殆尽，仅存读书随笔17篇，禀牍奏稿5篇。
  盛炳纬（1856～1931）
  盛炳纬，字省传，又字养园，城区人。幼聪慧，9岁能文，10岁试于郡。从父至京，肄业国子监，每试名辄前列。光绪五年（1879）中举，次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盛无意名利，时去书肆求善本书，闭门勤读如故。1885年提督四川学政，严格考核，杜绝冒滥。使署积习，胥吏届六年更替，须缴纳顶参费，一人往往至数千金，炳纬一无所受。1891年任江西学政，后兼江西乡试监临官，常勉励诸生研究经史，调各县高才生百余人至省城经训书院肄业，又捐藏书数万卷置书院，以供研习。经其赏识提拔之青年士子，皆知名于世。后奉母辞官家居，察度时势，以为当务之急，首在提倡教育，培育人才。遂与宁波知府程稻村于1897年创办储才学堂，后更名为宁波中学堂。又筹款6万余金，改建新校舍于宁波城南，拓地至40亩，规模宏大，为浙中各校之冠，主其事达10余年。继复与县人谋划，募款3万余金，补助镇海鲲池书院膏火费，延名人宿儒为院长；议建县中学堂，亲赴沪、汉，集银数万圆，选优秀之士6人赴日留学，以为中学师资。经其筹划奔走，县立中学堂与县立高等小学堂俱得以开办。
  对社会公益之事，往往引为己任，不避劳怨，且出资首创。1898年筹办粮米接济浙东饥荒，两年后创办巡防。1911年资助和丰纱厂开工，创办永川外海诸商轮；帮助路局在宁波境内筑铁路购地。尤关心乡邦文献建设，购得姚燮手辑《蛟川耆旧诗系》遗稿，为之刊行。参与规划《镇海县志》修纂，并任总阅。
  陈脩榆（1858～1942）
  陈脩榆，字星白，晚号弢安，城关人。幼从父竹筠学经书，10岁能背诵《尔雅》、《毛诗》、《尚书》。光绪二十年（1894）乡试中解元。后两次赴京应试未中，遂绝意仕进，致力学问品格修养。又从姑学书法，朝夕临池，囊括众美，自成一家，且善作擘窠大字，以书法名播海内。曾应聘为福建省景福县景行书院掌教。为人正直不阿，平生不妄取一钱，50余年以卖文鬻字为生。名其居为荻隐庐，对慕名前来达官巨公处待淡然，只作文字交。多次参与县内公益义举。1901年参与疏浚城厢内外河道及开东门浦等水利兴修事务。1923年发起大修后海塘，并为干事。辛亥革命时，不法之徒乘机骚乱，城厢分南北两区设团保卫，脩榆负责管辖北区，组织丁壮巡逻纠察，县治得以安宁。当局为其请奖，逊谢不受。
  1918年（民国七年）出任民国《镇海县志》筹备处主任及事务主任，手订条例，创设志局，遴聘名宿，周谘博访，并关心测绘事宜。至1922年县志成书，历时4载，不受酬劳，将银1880圆如数缴还志局。抗战前夕，众举其总领文庙修葺事务，脩榆以为“世变不可知，旧观不必复”，提议用水泥钢柱更换大成殿中朽蠹梁柱。战时县城巨屋多被炮火摧毁，独文庙得存。
  抗战时期，一度避居天童，曾赋诗寄慨：“八十年华复鬻书，饥寒困我意何如？嗟余衰老颓唐甚，愿向书丛作蠹鱼。”又诗：“青毡旧物耐寒酸，笔砚尘封最可怜。时际乱离常自叹，故人劝我莫留连。”既而辗转居沪，严守节操，拒绝为大汉奸傅筱庵神主牌“点主”，并于傅发丧时，在《申报》、《新闻报》头版登载大字声明，大意为“在沪杜门谢客，不闻外事，如有假借名义，概不承认。”
  晚年逢国家多难，郁郁以殁。今杭州玉皇山、紫来洞，宁波育王寺、七塔寺，日本函馆关帝庙等名山寺观，尚留有其墨迹石刻。
  虞辉祖（1864～1921）
  虞辉祖，字含章，别署寒庄，邬隘扎马村人。读书能窥题旨，条贯大义，因厌薄举子业，随族兄澹初习古文义法。
  中日甲午战争后，受变法图强思想影响，本着实业救国主旨，开始钻研科学。1899年与鍾观光等在柴桥组织四明实学会，学习、介绍理化博物知识。后迁宁波辨志书院，试制黄磷成功，至上海开办灵光造磷厂，因缺乏科学仪器设备而亏本停办。1901年与鍾观光、虞和钦等邀集同道，在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仪器馆，辉祖任经理，一切规划设施皆其手定，并多次赴日考察。初以销售日产仪器和药品为主，后自制理化、绘图仪器和体育用品，设有标本制作所及模型制作所。又设理科讲习所，编译书籍，传授科学知识，曾翻译《中等初级用理化教科书》。复设分馆于沈阳、汉口。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最早的宁波同乡会、浙江旅沪学会，侧重振兴实业和文化传播，虞与鍾等均为发起人。不久，该馆创刊《科学世界》。辉祖在《发刊辞》中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指出“学士大夫短于科学之知识，因疏生惰，以实业为可缓，教科偏枯，报章零落，则社会无教育矣；故其人民畏进取，陷迷信，格路矿以风水，掷金帛于鬼神，则无普通之知识矣。以此立国，虽无外患，犹不自保，而况列国竞争，经济问题日促以进，将于亚洲大陆演风毛雨血之剧乎！”还谈及应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科学，奖实业，使国势勃兴的经验。
  1913年回镇海任县议会参议员。中年后致力文字，且游燕代，出居庸，度辽沈，入云中，经行万里，凡大山巨川名都壮隘，无不登临徘徊，论文谈艺，为文抒慨。平生澹退，不喜纷华，在京时闭门写书，罕与人交，又终岁蔬食，不近肉味。其文尚简淡，师承桐城，深情远思，曲尽言外微旨，不作华丽繁缛之词。每成一文，钩稽往复，常易稿六七次。亲自选刊《寒庄文编》2卷，友人慈溪冯开选辑遗文，续刊《寒庄文外编》1卷。曾在家乡灵峰山腰建四望亭，修桥梁，又与族人清华等创办虞氏小学堂。晚年就山东省长署秘书职，曾指导历城等9县办防疫所，传播和推行医学科学知识。不久又被署为总统府咨议官，后应邀纂修《镇海县志》辞归，未满月病逝。病危时语诸子：“我死都无所恨，独念毕生微尚，专在文字，天不佑年，使我不能穷终推究，可叹之极！”
  鍾观光（1868～1940）
  鍾观光，字宪鬯，柴桥姚江岸村人。幼勤勉好学，其师认为“此子好学有恒，气度逾常人，前途未可限量”。观光珍惜光阴，自缚其足于桌腿，以抑制好动，光绪十三年（1887）中秀才后，人谑称“缚脚秀才”。
  时朝政腐败，外患迭乘。观光满怀忧国之情，感慨言道：“不能与民偕乐，何能乐也！”在无力深造境况下，矢志自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科学知识也是这样”。专程赴沪学习日语，了解国外科学史和科学动态，由是学识大增。光绪二十五年（1899），与乡邻黄霖生等购置实验材料、化学物品，约集同道少年，在柴桥组织四明实学会，后迁宁波辨志书院（今市二中址），试制黄磷获成功。又去上海浦东筹建灵光造磷厂，以未能买到机器作罢，乃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撰《理科通证》，并与人合译《中国通商物产字典》，在沪与虞寒庄、虞和钦创建科学仪器馆，中设理科传习所，传授科学知识。蔡元培曾前往听课，缘此成为鍾之良师益友。后参加蔡发起的中国教育会、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入反清革命，研制炸药供革命需要。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原由蔡创办的爱国女校。次年，受聘宁波师范，因被人告密，返回故里。观光认为“推动革命，非由国民教育入手不为功”，于是在家乡柴桥与曹赞宸等创办芦渎公学。由于办学负债，且积劳成疾，得蔡助，转杭疗养，休栖于湖山花木之间，进而对研究植物萌生浓厚兴趣，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
  1911年应聘任教育部参事。假日与同道相偕步行京郊西山，采集植物标本。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观光受聘为该校生物系副教授，年近五旬，自誓“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于是偕李力仁、张东旭、黄晓春、鍾补勤（观光子）南下采集。先至福建、登鼓山，转厦门，又抵羊城，上白云山、鼎湖山，后赴惠州，折返羊城整理分析。次年4月去肇庆，经苍梧入广西十万大山，又西行滇池，入太华山。跋山涉水，经风饮露，8月又作华中、华西之行，登安徽九华，上江西庐山，溯江而上，穿三峡，寻峨嵋，北游太行，又南折开封，经平汉、陇海线返回。翌年9月，足迹又勤，抵浙江海门，上天台，返沪时已近腊月。前后采集之行历时5载，北叩幽燕，南达滇黔，东临浙赣，西登“天府之国”，足迹遍及闽粤、浙皖、川豫、晋冀等11省区，采集腊叶植物标本1.6万余种、15万号，海产动物标本500多种，为北大生物系建立植物标本室，开创中国学者采集和制作标本进行科研工作新时期。后以“旅行采集记”为题，在1920～1921年《地学杂志》上先后撰文10篇，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
  1927年任第三中山大学（今浙江大学）副教授，兼任省博物馆自然部主任。利用时机翻越东西天目、四明、天台诸山，得植物标本1000多种、7000余号，创办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植物标本室和中国近代第一个植物园。其间，在普陀山发现珍稀濒危树种鹅耳枥。1930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教授，参加中国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工作。同年秋，应北平研究院之聘，至植物研究所从事植物学研究，仅在手稿《说文植物类证》中，即对54个科的199种植物作大量考证和订正，被称为植物古籍考证大师。七七事变前夕，被迫携部分文献资料回柴桥姚江岸，继续对古籍植物考证、注释，并续写《本草疏证》。由于资料有限，工作难以继续，更因“心伤国难，而无可致力”，于1940年9月30日在乡病逝。
  观光为中国最早大量采集植物标本的学者，以他命名的植物属名就有鍾木属和观光木属。对中国早期植物学研究贡献卓著，其保存旧居16柜腊叶植物标本，已由子补求于1955年无偿赠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镇海人民赞誉其“乐育英才”，北京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与故乡柴桥小学均设“观光堂”，以纪念这位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
  虞和钦（1879～1944）
  虞和钦，字自勋，仕名铭新，祖居邬隘扎马村，迁柴桥老上境。父景璜，督课极严，学业日进。14岁，随父诵读于灵山书院。次年父卒，仍往书院从父执虞敦甫习读。20岁，在家乡设塾课蒙。中日甲午战后，知仅恃旧学不足以御侮，慨然以革新学术自任。与鍾观光等设四明实业社于柴桥家中，试制成黄磷。继与鍾集资创设灵光造磷厂于上海浦东烂泥渡，并入东文学堂习日语，入英文书馆习英语。半年后灵光亏本停办。1900年译著《化学周期律》，为国内最早介绍化学元素周期的文章。次年，与鍾等同道创设科学仪器馆，继又分设理科馆。创办中国最早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之一《科学世界》，任主笔；译著理化书文多种，普及理化知识，还撰写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等科学论文。《中国地质之构造》一文，为20世纪初研究中国地质构造重要论著。创办理科传习所，与鍾亲为讲授。1907年发表《有机化学命名草》，“没有造一个新汉字，而能把重要的有机物用译义的方法予以命名”（袁翰青语）。其间，曾参加中国教育会，兼任爱国学校与爱国女校教员。教育会被迫解散后，东渡日本，入清华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科）。留学期间，生计窘困，以译著所入充学费。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归国，应部试，授格致科进士、翰林院检讨，调学部图书局任理科总编纂。1910年举硕学通儒，充资政院候补议员。
  1912年被教育部聘为讲师，先后为主事、视学、编审员。曾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6年，任职期共增小学25000所，增学生50余万人，添设农工商各专门学校，分区设立中学及师范学校10余处，创设国民师范学校。1923年回京任财政部参事上行走。继应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邀任使署秘书，并访苏考察，著有《游苏视察记》。后为热河省教育厅长，兼热河市政筹备处会办。和钦重视文教，虽其时政局混乱，却谓“多办一日事，即为民多造一日福”。两月内新创各类师范与模范小学、通俗讲演所多处。又调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议、西北军财务委员、绥远实业厅厅长等职，一年间，职务十调，自称“作官如传舍者”。因辞职退居于归化旧城内，赁小屋，纸窗土坑，日事吟咏痛饮。复为晋军商震委任京绥铁路货捐局总办兼绥远货捐分局局长，又任晋绥财政委员。此段时期与诗友徐翿游阴山，寻元陵，吊青冢，访蒙俗，作诗唱和，印有《徐虞于喁集》，自谓“诗境至是一变，有风沙苍莽之致”。1928～1929年，随商震任职于河北、山西间，渐倦于政，云“孔子论治国，先富而后教，而富国莫如实业。”遂于1930年4月，南归上海。秋，设开成造酸公司筹备处，几经困折，始克有成，叹创业维艰，人情险阻，辞职荐方液仙自代，己则从事游钓、著述。在寓所以庭作园，杂植花木，自题其室云：小楼一角，烧饼一盂，老境别开新活计；佳句盈囊，奇书盈簏，归巢重认旧因缘。自号“五隐先生”，谓“隐于书画诗琴舞”。曾于文字之余，创办国际舞学社4年，复于寓庐教授书诗及琴艺。八一三上海事变后，深居简出。1938年复创设开明电灯泡厂和葡萄糖厂于沪。
  和钦少好诗文，老而弥笃，其文宗桐城，上追秦汉，诗尤擅长，时人称其为“宁波杜工部”。其学崇古尚今，以求实用，文理均博，释、道兼通。曾云：“欲使长留天地间，须争松柏于岁寒。然无文字因缘，得供鸿雪之资者，大抵与草木同腐。”著有《和钦全集》18种，其《诗文集》、《性理说》、《文辞我见》、《琴镜释疑》、《诗板臆论》、《徐虞于喁集》等已刊行。现存未刊遗稿盈箧。
  徐青甫（1879～1961）
  徐青甫，原名鼎，枫林顾家桥村人。家贫少孤，3岁随母去杭，先后在私塾、义学读书。后中举，游幕皖南北。时国内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技术等学术团体纷纷建立，青甫知不学新知识无以救国，于是自修算学，得其大概。1898年冬返杭教授蒙童，同时入日文学堂习日语。次年冬，进浙江武备学堂任翻译、助教、教授共7年。曾与蒋尊簋等有志青年7人组织“生存会”。后自筹资金，在杭开设图书公司，课余从事著译。经营数年，亏损甚重。1905年离杭，先后在奉天省巡警总局、湖北省清丈局、东省警局、奉天审计处任职。其间曾去日本考察实业、金融、拓殖等事务。
  辛亥革命后，携眷南返，任浙江诸暨、湖北通城县知事。后弃政从商，在奉天等地中国银行任事7年余。1922年冬回浙江，任省政务厅长，协助建立浙江地方银行、浙江实业银行。1926年任省财政委员。1927～1932年初，息影家园，博览群书，研究国情，撰《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提出救国富国十三策及改革步骤。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谓徐“有独立见解，其著述均从救国富国立场出发，所论切中时弊”。1934年下半年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一度代理省主席，为政清廉。1937年抗战开始，为浙省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次年当选浙江省国民参政员。1939年2月任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同年，举家前往香港。不久迁居重庆，写成《粮食问题之研究》。1946年以后，在《浙江日报》、《浙江经济》等报刊上相继发表《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粮食调节问题》等论文多篇，在浙江经济理论界引起反响。
  解放后，应邀参加浙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曾任浙江省募集公债委员会主席，带头认购公债两万多元。1955～1958年先后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
  庄禹梅（1885～1970）
  庄禹梅，原名继良，笔名有醒公、病骸、尺蠖、平青、形摩、何懿等，庄市人。幼时家贫，由祖母抚养成人。1904年中秀才，次年入上海理科学校速成班，6月结业回镇海当塾师，任小学校长。后去上海，以病骸笔名撰写章回体武侠小说，由陶成章介绍参加光复会，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任镇海县公署教育科科员，应邀至宁波任《四明日报》社编辑。1914年7月辞职去沪，以卖文为生。孙中山曾抵甬演讲，庄任记录员，后为环球书店撰章回体小说《孙中山演义》。不久，参加劝用国货会活动。1917年编辑《外交思痛录》，任教镇海中学。
  1919年任宁波《时事公报》编辑。1922年5月，镇海县署捕获一名盗匪，乃镇海炮台某部士兵。禹梅即撰一短评，中有“兵化为匪，兵即是匪，匪即是兵”之句，触怒镇海炮台司令张伯歧，受拘禁25天。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次年任国民党宁波商民部部长。后离开报社，专事国民党党务工作。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宁波，被委为《民国日报》社社长。因该报刊载《蒋介石犹效军阀故技耶》、《王俊十大罪状》两文，为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以“诋毁总司令”为借口逮捕，处徒刑15年。经虞洽卿疏通，于1929年重审无罪释放。20个月的狱中生活使其思想深化。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宣传工作，并再度任《时事公报》编辑，编辑出版《社会进化史》。1933年冬，在宁波又遭国民党政府逮捕，羁杭州浙江陆军监狱两月，以证据不足开释。后任《宁波大报》编辑、宁波《中南日报》副刊编辑、镇海《镇铎日报》主编、宁波《商情日报》主编，积极宣传抗日，引起当局忌恨，1936年又被捕入狱，判刑5年，次年以抗日军兴，交保释放。1937年冬任《宁波商报》编辑，一年半后因病辞职。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在宁波、定海、镇海庄市等地从事敌后宣传工作。感于时艰，酒酣常对友人发“黄金畏傲骨，白发亲愁人”之叹。1945年3月去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梅岭，在中共浙东区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对外称“大陆商场”）办报。抗战胜利后回甬，1947年夏任宁波《时事公报》副刊“四明山”编辑，屡撰杂文，针砭时弊，直至《时事公报》被迫停刊。1948年4月组建宁波文艺工作者协会，任常务理事。
  宁波解放后，历任《宁波人报》社、《宁波时报》社社长，曾任宁波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一至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波市委员会第一至第三届主任委员。
  禹梅在1948年因中共党组织单线领导人被捕而失去组织联系。1985年，经中共浙江省委核查，决定承认其原党籍。尚撰有小说《甬江潮》及《中国古代史析疑》、《古书新考》等。
  张石川（1890～1953）
  张石川，原名伟通，字蚀川，霞浦人。16岁任职上海华洋公司，入英文夜校苦读，后担任美化洋行广告部买办。1913年受美商聘请为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主持拍片事务。与郑正秋合组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公司编、导、演、拍全部工作，执导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6年办幻仙影片公司，改编导演第一部喜剧片《掷果缘》，拍摄揭露鸦片毒害的《黑籍冤魂》，终以资金不继而停业。1922年3月再与郑等组织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附设戏剧学校，经营15年，从租借摄影棚开始，发展至拥有两个制片厂、两个有声摄影场，成为当时资格最老，人才辈出，扬名东南亚的影片公司。石川主张拍片应“处处唯兴趣是尚”，所以早期拍摄四部打闹片。因不受观众欢迎，转而同意郑正秋拍摄“正剧长片”主张。1923年底拍摄《孤儿救母记》。该片取材、服装及布景都有较浓烈民族气息，摆脱当时影片欧化通病。1924～1928年，张、郑连续合作编导《玉梨魂》、《盲孤女》等20余部影片。石川为中国武打片创始人，被称为“功夫片之父”，喜好拍摄爱情、香艳故事片。1930年，导演以蜡盘配音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以后连续拍摄18集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
  1931年后全民抗日怒潮声中，背离时代要求影片已不为群众欢迎。次年，夏衍、郑伯奇、阿英等左翼文艺工作者参加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创作改编《狂流》、《春蚕》等多部进步影片，石川导演《战地历险记》等片。不久，国民党政府加紧文化“围剿”，石川一度动摇制片方针。1936年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明星”再次与党的电影工作者合作，恢复编剧委员会，提出“为时代服务”制片方针，拍摄《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电影史上璀璨珍品。上海沦陷时，日军占据明星总厂，石川加入国华影片公司，曾拍摄不少粗制滥造影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汪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分厂厂长兼导演。抗战胜利后，退出电影圈。
  石川一生拍过长短故事片近150部，是中国电影事业开拓者。在实践中不断钻研电影艺术，形成细腻导演风格。摄影场上，若有演员注意力不集中，则声色俱厉，严格要求反复练习直至满意。向演员说戏，善于启发演员进入角色，常说得他们或眼泪直流，或捧腹大笑。又重视发现和任用新人，使30年代不少影星得以成长、发展。
  乌崖琴（1889～1981）
  乌崖琴，名人垚，幼名清寿，晚号履中。乌隘村（今属宁波市江北区）人。幼年丧父，赖母织绣抚养，10岁始入私塾。18岁，以“头图”（即前二十名）入县学。适值清廷废科举办学堂，乃赴宁波补习数学，考入宁波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完全科最优等成绩毕业，特奖给“贡生”，任教尚志小学。半年后，经宁波府教育会推荐，至江苏教育总会单级教授法传习所学习。学满返甬，筹办模范单级小学，教、管、训俱独力担任。自朝至暮，几无暇晷，教学效果明显，深受众人赞赏。自此，单级教授法遂在甬、镇等地推广。两年后，被聘为镇海城立小学、县立高小等校校长，先后6年，对校舍建设、教师聘用、校纪整饬等均多建树。其间，兼任镇海教育会会长两年。历届视学均赞其“办学成绩斐然”。1919年镇海筹办县志局，崖琴兼任干事。1921年应聘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总理学务26年，使原仅有3所的同乡会小学增至10所。20年代初，补助宁波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学费，创该会助学金先声；同时兼理旅沪同乡子弟大、中学生助学金、奖学金。后又设置贷学金，受益学生近900人。与傅筱庵有私交，曾被傅聘为中国通商银行南市分行副经理。上海沦陷后，拒绝傅投敌劝诱，且辞去银行职务，易名“履中”，意为“脚踏在中国土地上，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行事”，以此明志惕勉。抗战胜利后重返教坛，任上海储能中学校长，多方掩护校内中共组织活动。解放后，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上海静安区政协委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李琯卿（1891～1945）
  李琯卿，名光坫，大碶横河人。幼承母训，崇尚革新，品学兼优，乡里称誉。就读宁波府立中学堂、浙江法政学堂、北京京师大学堂，萌发振兴中华之志。17岁起助创宁绍轮船公司、宁波四明日报馆，投资南通垦务及久大精盐公司。民国初，曾因反袁称帝在上海被捕。后又与沈钧儒等从事宪政运动，倡议浙江自治。1917年与兄光墀奉母命在柴桥创办静德女校。其后又与族内兄弟在横河创办敬德、公德等国民学校，被委为灵岩区学务委员，整顿灵峰寺香会香金，用于办学。又成立小学共进会，发刊《小学教育界》杂志，劝办小学多所，使灵岩区小学教育迅速发展。继被推为县教育会会长，提倡义务教育，创办民众学校。1921年起，任县参事会参事、参议会议员，提出办模范小学、恢复县立初中、办幼稚园等教育计划案，在城区办第一模范小学，试行设计教育法，在宁波主办小教暑期讲习会，聘郑振铎、沈雁冰等文化界名人讲课。任省立四师附小主任时，试行设计教育法与道尔顿制。此后任教于省立四中、上海大夏大学、学艺大学等校，与蔡元培、范寿康等过从甚密，曾在宁波成立爱国青年社。1924年继陈布雷出任《四明日报》主笔，鼓吹改革政治，印发《生路》小册子，组织民治教育会，以“炬灰”或“坚白”笔名在《四明日报》上撰文。又为呼吁召开国民会议，至宁属各县演讲。次年五卅惨案后，奔走大江南北宣传呼号。在演讲时经常强调“国格”、“人格”，强调“振兴中华”，感情迸发，时而声泪俱下，时而振臂高呼，壮怀激烈，听者动容。生平崇仰民族英雄岳飞，在敬德小学礼堂中悬挂岳飞像，并将书斋题名“莫等闲”，常以岳飞爱国精神与高尚节操自勉。
  在沪时与醒狮社诸人结识，参加国家主义青年党，1925年再任灵岩学务委员时，由于政见不同，排斥反对国家主义者的教师，遭众指责。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变后，惊闻革命志士胡焦琴等被害，极为震怒，但又无能为力，感到国家主义不能救中国，思想陷入苦闷，病患加剧。自此闭门谢客，卧床休养，以研究佛学自遣，然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对青年党已失望，以病为由，自动脱离，坚辞曾琦、李璜登门邀约。抗战前后，受《街头讲话》（后改《大众哲学》）、救国会《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宣言等进步书文影响，赞赏其中观点，自称“马友”（马克思主义者之友）。支持其子侠民等组织横河抗日救亡工作团，鼓励知识青年们“以笔以舌以血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1938年元旦清晨，送侠民、健民等去陕北参加革命。7月，二子奉命返乡，向其述介延安情况与中共路线、方针、政策及救国十大纲领，听后击榻高呼：“中国从此有救了！”于是鼓励子媳等走革命道路。子女儿媳先后有10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冬，在住宅厅堂病榻上作题为《教育与壕沟——抗战中的教育》演讲，呼吁中国的小学教师们“认真地负起责任来，把每一个小学生训练成伟大的民族英雄，消灭敌寇汉奸，打击国际法西斯，挽救我们垂危的国运，复兴我们衰老的民族……”时属寒冬，琯卿身着汗衫，尚挥扇不止，听者感动。爱国老人唐爱陆称誉“这是一次教育救国的讲学”。又经常口述讲稿请人笔录，同青年们讨论国家民族前途及青年使命。虽长期半身不遂，仍利用自己社会身份，为革命活动提供安全保障。中共宁绍特委领导人于1941～1943年间经常借李宅召开重要会议，中共干部也常借住李宅，李之家人均尽心照护，琯卿则在楼下以卧床养病掩护。1943年2月，侠民牺牲，悲痛之极，其悼念诗中有“遍地自由花开日，我家将得一枝来”之句。并表示：“我还有好几个子女，可以继续奉献给革命。”
  逝世后，《镇海日报》载文赞李琯卿说：“他的最感人处，是他有一副爱国家、爱人类的热肠。”
  胡静园（1893～1957）
  胡静园，柴桥车门里人。幼家贫，读於私塾，后为雕花匠。20岁方借资求学于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毕业后在县立小学任教。五四运动期间，在柴桥发起组织商学联合会，掀起反帝、反买办、反土豪劣绅、抵制日货的浪潮。1924年加入国民党，在镇北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开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前夕，参与接收镇海县公署、县议会、各乡镇自治委员会，成立县农民协会，担任农民部长，收缴缉私营枪支武装农民，成立城郊、江南、江北农民自卫队，组织宣传队，宣传贯彻“二五减租法”，后兼任县政府民治科长，参加县逆产处理委员会，查封傅筱庵财产。四一二反共政变时被缉，避至上海，立誓不向反动势力低头，决心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执教于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六、第十小学，介绍聘请中共党员进各校任教，掩护上海救国会同志活动，动员60余名青年学生先后参加革命。1945年回乡后任山门、通德、霞浦、澥浦、城关等小学校长。
  静园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鼓励子女投身革命。1938年夏，安排长子威庭奔赴延安。继送嵘庭（涵秋）、峨庭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得知诸子均为民族解放而战，倍加称勉。珍藏一张三只骆驼负重跋涉瀚海的照片，上题“任重道远”四字，认为它象征三个儿子在革命征途上前进，常凝视怀念。任教时其言行已受到国民党当局监视，但仍着意保护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执教数十年，治学严谨，爱护学生，主张知行合一，并身体力行。解放后，因年迈多病辞职，并辞谢人民政府特殊照顾。1954～1955年为县人大代表，广泛联系教师群众，听取反应，向大会提建设性意见。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买铧犁一部捐赠农业合作社。县人民委员会奖赠“一门光荣”匾额，誉为县模范军属。
  金臻庠（1896～1966）
  金臻庠，号恨顽，笔名金雁桥，城关人，金润庠弟。早年就读宁波教会办斐迪中学，因反对西籍校长凌辱同学鼓动罢课，被开除。后任教宁波北隅、崇迪等小学。辛亥革命后率先剪辫，并骑马环城兜圈，以示其志。后因不满陈旧教学方法，遭校长排挤，1918年自创鍾灵小学。五四运动时，组织“救国十人团”，抵制查毁日货，打击奸商，社会瞩目。1920年邀集同道，创办《时事公报》，任经理，抨击时弊，顺应革命潮流，致遭当政者所忌。又不趋炎附势，拒贺宁波镇守使王桂林之子婚礼，且声言：“我若趋奉官厅，就不必办报了。”因而触王之怒，欲伺机报复。1922年5月，因该报庄禹梅撰题《兵化为匪之可危》短评，遭查缉。庄、金两人被关押25天。由是报纸声誉益著。
  七七抗战后，《时事公报》特在沪设短波电讯室；改副刊为《挺进》，宣传抗日，日销超过15000份，创当时浙东报纸发行量纪录。1941年4月宁波沦陷，《时事公报》停刊，报馆遭日伪劫持，为伪鄞县乡镇联合会把持盗用。臻庠及时发电在沪浙各报刊登启事揭露。抗战胜利，即筹划复刊，并据理挫败当局欲将《时事公报》作“敌产”加以接收的图谋。1946年2月《时事公报》复刊。臻庠委曲求全，在原报名前加“宁波”两字，并先后任经理、社长、发行人等职。该报仍以昔日姿态立身社会。国民党当局对此“桀骜不驯”的民营报纸视为眼中钉。1948年10月24日，报社遭浙江省保安处借镇海县自卫队李丹哗变新闻失实为由查封。其间，曾任江北镇镇长、鄞县参议员、宁波商会理事。
  宁波解放前夕，臻庠在中共组织影响教育下，同中共四明工作委员会建立联系，为解放宁波提供地图和入城路线。与沈曼卿一起改组自卫救济委员会，宣传共产党政策，动员众多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留城，共同维护地方治安，坐镇工商联三昼夜。钱铭歧在《宁波日报》上撰文回忆：“宁波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金臻庠和沈曼卿先生等上层人士是有贡献的。”解放初，宁波惨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受委托赴沪筹募款物。翌年任宁波市工商联合会筹委会主任，1953年任政协宁波市委员会副主席，后加入民主建国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4月得到改正。
  邵醉翁（1896～1975）
  邵醉翁，本名同章，字仁杰，庄市朱家桥人。1914年神州大学法科毕业后，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及会审公廨律师。1921年入金融界，为中法振业银行经理，兼营商业，在沪、津、浙等地与人合股开办颜料、糖、北货、钱庄、绸布、纸业等商号30余家，因经营华友蛋厂失败，弃商从事文化事业。次年，与人合办笑舞台，由张石川任顾问，演出文明戏，后转向电影事业。1925年6月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资金不到万元，人员除邵氏兄弟外仅5人。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并在南洋等地建立发行网，拍摄《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和《忠孝节义》等影片。又改编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摄制成《梁祝痛史》、《珍珠塔》、《孟姜女》、《孙行者大战金钱豹》、《唐伯虎点秋香》等片。这些影片虽多粗糙，却也引起轰动。继又拍摄《花木兰从军》等片，并与南洋青年影片公司合资拍片，改名天一青年影片公司（1928年下半年复原名），拍摄《刘关张大破黄巾》、《西游记女儿国》等八九部影片。还以元元公司和天生公司名义，独资拍摄《宏碧缘》、《狸猫换太子》、《七侠五义》等影片。
  1931年中国开始有声电影摄制。天一公司第一次试制短片《钟声》，因故未映。又不惜工本，拍摄《歌场春色》。次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民众抗日情绪高涨，醉翁意识到制片方针必须有所改变，于是聘请汤晓丹、沈西苓等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担任导演、编剧、摄影、美工和演员工作，拍摄《芸兰姑娘》、《一夜豪华》（根据莫泊桑《项链》改编）等片。其后受左翼电影运动影响，1933年共拍10部影片，其中一部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挣扎》，但被禁止在租界公映。在国民党政府加紧文化“围剿”下，拍摄《欢喜冤家》、《似水流年》、《红楼春深》等10余部影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运全部资材往香港。不久改名南洋影片公司，在南洋又设邵氏公司。此时，事业已逐渐由其弟村人、仁枚、逸夫继承。经邵氏兄弟数十年努力，邵氏电影事业在南洋、港澳以至世界某些电影市场有一定影响。1975年在沪病故。
  童葵轩（1896～1987）
  童葵轩，字映榴，霞浦下洋村人。幼年勤奋好学，初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后入南京高等师范攻读机械专业。与同乡张季言同窗，常以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互勉。1919年高师毕业，留校任系实习工场主任，继改任教职，先后任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吴淞水产学院助教、教授。
  1925年与弟信稸创办恒新贸易公司。1935年起增建机器制造厂，研制成功二号万能铣床。解放后该厂扩建为上海第四机床厂和上海重型机床厂。抗战胜利后，葵轩与周仁恩等创办华兴打捞公司，打捞战后沉船。上海解放初期，曾成功地主持设计打捞火车渡轮“南京号”等多艘沉船，受到中央主管部门嘉奖。1951年参与组建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并将华兴公司并入，任技术顾问和副主任工程师；复任扩建后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高级工程师。50～60年代中期，多次指挥大型打捞工程，深入船队，研究采用“压气抽水”新方法，大胆设计试用打捞浮筒进行断船整捞技术，首次成功捞起严重影响长江口航道的“捷喜号”货轮，为我国打捞事业利用浮筒断船整捞技术作出开拓性贡献。
  1965年退休后，仍关心救助打捞事业，编写打捞工程技术讲义资料。83岁时被聘为交通部石油部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技术顾问，参加海科院筹建，参与制定海科院技术发展方向，关心饱和潜水技术发展，直接指导海科院承建第一条厦门至鼓浪屿海底输水管道铺设工程，以耄耋高龄为打捞“阿波丸”沉船出谋献策。1986年被市科协推荐为著名专家、学者之一。葵轩关心故乡教育事业，曾在30年代与弟信稸等协力迁建兴办鼍山小学。
  金芝轩（1897～1962）
  金芝轩，原名体达，又名子显，城关人。1915年宁波工业专门学校毕业，随亲戚去美国旧金山友宁钢铁公司船厂做工，业余发明照相机快门停止装置。两年后回国，任新通公司机器部主任8年。后创办经营机器业的四达公司和四达工业厂。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激于爱国义愤，以四达公司库存材料为抗日的十九路军赶制并捐赠钢盔2万顶。1936年，其下属乐时鸣等6名爱国青年参加飞行集会遭上海警察局逮捕，闻讯即去警察局全力保释。翌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主任，从此与中共组织联系。曾应邀至皖南新四军军部，受到热情欢迎，并受聘为军部卫生交通顾问。返沪后任上海抗日团体益友社理事、监事和名誉理事，团结教育职业青年，输送不少党员和群众骨干去新四军根据地；资助2000元给新四军在皖南办军工厂；为游击队制作简易收发报机。曾与中共上海党组织合办中国唱片公司，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45年底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参加反内战、争民主活动，与叶进明合办晋丰煤号，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帮助解放军购买军用物资。解放前夕，迫于白色恐怖离沪去港。北平解放后毅然归来，历任上海市军管会公用事业、航运及重工业等处顾问和工程师，华东工业部经理处处长，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等职。在机械工程技术上尤以锅炉工程有突出创造，被誉为“锅炉专家”。
  芝轩曾当选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分会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仍认真工作，一再表示愿以余年贡献给祖国。1962年患肝癌去世。1979年得到改正。
  丁佐成（1897～1966）
  丁佐成，下邵丁家山村人。1918年南京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三年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电器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其间，兼在西屋公司仪表厂工作，曾去威斯登电表厂参观，受拒并遭“中国人想制造电表要再等三十年”等语讽刺。1925年3月，放弃在国外优厚待遇回国，决心自力更生开拓仪表工业，盘下美人在上海博物院路20号修理幻灯机的机器设备，建立中华科学仪器馆。初创时仅6000元资金，4名从业人员，1台钻床及少量手工用具，只能修理幻灯机和电表。后研制成船舶和航空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承包当时中国航空公司两条航线上通讯设备，并为招商局轮船装置收发报机，盈利14万元。1927年，与宁波巨商朱旭昌等合作，组成大华科学仪器馆股份有限公司。佐成任经理，设计制造船用无线电，以抵制当时外商抬价敲榨，亲自为宁绍、三北、招商局各公司轮船安装，营业蒸蒸日上。1928年职工增至50余人。次年10月，试制成中国第一台R301型直流电表，又制造各种类型、规格的交、直流电表及电力表、功率因素表等，代理美国西屋电气公司、鲍西·劳姆光学仪器公司等远东经销业务。曾以一流的医疗仪器设备资助当时由其长兄丁立成任院长的宁波华美医院（今宁波第二医院前身），承担患重病职工一切费用。日本侵华期间，拒与日人合作制造航空仪表，工厂产销发生困难。遂一面经商，以商养厂。抗战胜利后再度去美，收取代销佣金，购买制造电表原材料，陆续寄回国内。解放前夕，拒绝亲朋劝其去台，将多年盈资买地皮，购钢材，置设备。解放后，又建装配大楼、车间、食堂。当时大华厂厂房、设备为国内一流，电表产量居全国第一。1954年参加公私合营，改名为大华仪表厂，任总工程师，负责全厂技术改革。50年代试制出工业用自动记录仪表，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石油、热处理等领域。
  佐成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上海市物理协会理事，上海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1966年12月病逝。1979年得平反昭雪。
  李秋君（1899～1973）
  李秋君，女，名祖云，别署欧湘馆主、欧湘馆女，小港李家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初从长兄祖韩习书作画，后师从女画家吴淑娟。其兄与名画家张大千至交，秋君因与之结识，志趣相投，情如兄妹。常论书谈画，切磋琢磨。张多予指点，秋君视之如良师益友。1933年在沪创设女子书画会，何香凝、经普椿等均为该会画友。抗战时发起组织灾童教养所，收容灾童。1948年，李、张同届五秩，陈巨来刻治“百岁千秋”印一方，集二人之名，供合作书画时盖用，传为艺坛佳话。不久，张夫妇离沪去台。
  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妇联执委及中国民主同盟会上海市委委员等职。1962年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一生与丹青结缘，终身未婚。其临摹古画，得董北苑、董其昌法，风格颇似大千，而古拙凝重；所画仕女端庄沉丽，具唐人风格。传世作品有《假日》、《渔舟待发》、《向东海要鱼》等，现藏上海中国画院。
  1973年3月病逝于沪，张大千在台闻讯，极表痛悼，致书在香港的秋君之弟祖莱，谓“惊痛之余，精神恍惚，若有所失。”“兄（大千）将心丧报吾秋君也。”
  林汉达（1900～1972）
  林汉达，笔名林迭肯、林涛等，龙场乡林家村（今属慈溪县）人。出身贫寒，15岁毕业宁波崇信小学，19岁中学毕业，任教于小学。1924年杭州之江大学毕业后任宁波四明中学英语教师。1928年入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历任编辑主任、出版部长。1937年赴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攻读民众教育，参加该校美共支部学习会，多次演讲，反对日本侵华、美国援日。1939年秋获博士学位回国，从事大学教育工作及学术研究。历任上海之江大学英语教授、教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不久，之江大学内迁，汉达留沪从事拉丁化新文字研究，编写通俗化中国历史故事。曾任华东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之江复校，林任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1945年12月与马叙伦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投入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6年6月带头参加欢送上海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的群众大会并示威游行，被国民党政府密令通缉。在中共党组织安排下，于8月赴山东莱阳解放区，转大连至哈尔滨。次年，由东北行政委员会委为辽北省教育厅厅长兼辽北学院副院长。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副部长，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2年7月26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9年均得到平反。
  林汉达从20年代起从事写作，著述甚丰。教育方面有《西洋教育史讲话》、《向传统教育挑战》等；文字改革方面论著有《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文字改革是怎么回事》等；通俗历史读物有《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及与曹余章合著的《上下五千年》等。
  乐嗣炳（1901～1984）
  乐嗣炳，又名山、观，大碶湖塘人。1919年赴沪，两年后，经许地山介绍参加文学研究会，常与沈雁冰等研讨民族语言学，与陈望道、胡愈之等同为大众语运动发起人。曾任国语专修学校教务主任，中华书局编辑，上海艺术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编《儿童歌谣》八册和选辑民谣万首。
  抗战期间去广西大学任教，举家迁居少数民族杂居的三江县，常跋山涉水，深入各山寨村庄，博采民风歌谣，撰写《民俗学是什么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歌谣与风俗》等。1941年受聘为广西教育研究院特约研究导师，专门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写出不少调查报告，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提供第一手资料。1953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上海语言学会理事。至80年代，虽届耄耋之年，仍不遗余力研究民俗学，并将1563件珍贵文物献给国家。著有《国语学大纲》。
  鲁彦（1902～1944）
  鲁彦，原名王锡成、返我，后改忘我，又名衡，笔名鲁彦，大碶王隘村人。14岁就读养正国民学校，后转灵山高等小学，以贫辍学。16岁进上海三菱洋行当学徒，入补习夜校，接触新思潮。五四运动后赴北京，参加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半工半读，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生。听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跟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学世界语，并加入文学研究会与世界语学会。1923年任爱罗先珂助教。次年初任教长沙协均中学，未几返京，从事著译。最初发表的短篇小说《狗》、《秋雨的诉苦》等俱收在小说集《柚子》内。自云“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所以特别来的热情，呼号、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柚子》一文控诉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罪行。其余各篇多半描写故乡风土人情和农民不幸，鲁迅称之为“乡土文学”。茅盾（沈雁冰）特别赞扬鲁彦那些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1926年任教长沙第一女子师范。1927年5月底应聘至武汉编辑《民国日报》副刊。次年至南京国民政府宣传部任世界语翻译，因如实报道五卅惨案真相被撤职。1929年夏在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为邻，笔耕度日。后为厦门《民国日报》编副刊，并在厦门大学兼课。1932年末，与妻覃英去莆田韩江中学任教，曾返大碶家乡，目睹农村残破景象，酝酿长篇小说《野火》（后改名《愤怒的乡村》）。1935年回沪，接受鲁迅指导帮助，十分敬仰鲁迅，鲁迅也亲切地称其为“吾家彦弟”。《灯》和《柚子》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37年5月《愤怒的乡村》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内迁。次年初到长沙，为田汉主持的《抗战日报》编副刊。不久应郭沫若邀，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下《炮火下的孩子》、《伤民旅馆》等4篇控诉日军暴行作品。1939年10月至桂林任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主席、文化供应社编辑、桂林高中教师，创作长篇小说《春草》。1942年初创办《文艺杂志》。贫病交迫，携家辗转湘桂间，颠沛流离，病情恶化。1944年8月20日逝于桂林医院，葬于该市七星岩后。周恩来曾致电吊唁，并托人送抚恤费万元。巴金在悼念文章中称其在长期的困苦中并不曾磨去锐气，“象一个死在战地上的兵士”。
  鲁彦一生坚持“文艺为人生、文艺为社会”主张，以短篇小说和散文著称。一生创作及编写翻译出版近30种集子。
  乐嘉煊（1907～1950）
  乐嘉煊，中国世界语运动开拓者之一，小港港口村人。早年求学上海立达中学、上海政法大学。1929年6月，与友人发起组织汉口世界语同志会，开办世界语星期学习班。次年，改为汉口世界语学会，出版《希望》月刊。1931年，与两个同道徒步南下广州，又沿闽浙至沪，一路宣传世界语。同年底，参加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先后开办世界语函授学校、世界语讲习班，创办世界语刊物《世界》。1933年1月成立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许多青年在讲习班上受到进步思想影响，投身革命。又开办国内第一个世界语书店。1938年初赴武汉，在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国际宣传科从事世界语工作。武汉失守，随第三厅辗转至重庆，创办世界语杂志《中国报导》，宣传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恢复出版《中国怒吼》，并建立中国第一个世界语印刷厂。郭沫若曾赠诗一首：“大礼同天节，典型数所生，槁枯终不舍，情谊见精诚。”1946年随军调小组由重庆抵南京转苏北淮阴解放区。9月至山东，在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边养病边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报刊重要社论译成世界语，向国外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和解放区成就。1949年因心脏病住入山东军区卫生部第三医院。次年3月5日病逝，葬于潍县坊子革命烈士公墓。
  著有《世界语初级讲义》、《世界语初级班读本》、《天文学》（汉世对照《世界语科学小丛书》之一）。
  张雪父（1911～1987）
  张雪父，贵驷妙胜寺村人。自幼喜爱绘画，青年时代曾参加上海白鹅绘画研究所举办的夜校学西画，后从赵叔孺习国画。毕生从事绘画和工艺美术，所创国画及装潢设计，熔中西画术于一炉，独具风格。其山水画用笔苍劲，墨色丰润，求气势，重实感。擅花卉走兽，尤精牡丹。国画《加强学习》获华东区一等奖；《筛石女工》、《劳动征服自然》等作品曾在苏、波、日巡回展出；《化水灾为水利》作为国礼赠给外国领导人。又担任全国工艺美校通用教材《图案设计基础》主审及全国轻工系统中专教材《装潢设计》主编。参与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和国宴厅室内装潢总体设计，负责设计“永久”自行车商标、“跃进号”远洋轮室内装潢。出版有《风景素描选》等。1987年春，应邀任镇海区政协书画院顾问。
  从事美术教育工作20余年，开设美术学、图案、装饰画、装潢设计等多种课程，常把自己比作一块“铺路石子”，工作上一丝不苟，对同事和蔼平易，对学生循循善诱，教学上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欢迎。为筹建以工艺美术教育为主体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殚精竭虑，多次在市人大、政协会议上提议、呼吁，学院终于诞生。
  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铁道学院美术顾问等职。多次被评为上海市科技、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倪斐君（1912～1966）
  倪斐君，女，临江双桥倪家人。童年就读新仓女子小学。1925年考入上海晏摩氏女中，毕业仁和产科学校和上海东南医学院，在南京康济医院任助产士和护士长，不久与人合办良友医院。斐君秀外慧中，性格豪爽，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组结为夫妇，1935年随贺出使土耳其，助贺折冲樽俎，甚为得力。翌年返国途经欧亚各国，深感国弱民贫，国际地位低下，渐萌救国图强之志。1937年抗战开始，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兰州办公厅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斐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立甘肃省妇女抗日后援会，任主席，创办《妇女月刊》宣传抗日。贺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有旧，兼以同乡，过从甚密。斐君受谢教育影响，常助谢做团结抗日工作。有时谢、贺意见相左，斐君常当场表示赞同谢的见解。事后贺以“你这不是共产党的看法么”相诘，斐君坦然以“谁有道理，我就听谁的”相答。
  贺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侍从室主任、重庆市市长等职，斐君随之辗转后方，以其特殊身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进步活动。其间结识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陶行知等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又认识中共党员张晓梅，即在其领导下直接参加进步活动。任重庆妇女界难民服务团团长，协助宋庆龄、陶行知筹办国际难童学校，筹款开设重庆医院，又任中国妇女联合会秘书长，中苏文化协会委员。帮助茅盾、夏衍主办的中外文化联谊社、中国业余剧社解决申请注册、减免税等难题。重庆遭日机轰炸时，未待警报解除，即率员抢救。贺倪夫妇政见各异，时有争论，贺曾说：“你看你的《新华日报》，我看我的《中央日报》。”周恩来闻此言笑称：“斐君是我们的名誉党员。”中共党员张启凡被国民党政府缉捕，斐君保护其安然住在“重庆市市长府”内。抗战胜利，蒋介石回南京，贺因与蒋有分歧，辞职赋闲上海。斐君则协助宋庆龄办理中国儿童福利会，竭力襄助为新四军筹募医药用品的义卖活动。其间并任中国妇联理事与《现代妇女》编委。解放前夕，蒋逼贺去台，贺不愿，乔装离沪，只身去港。斐君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然仍坚留上海，直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贺在香港发表反蒋宣言，并返回大陆，被任命为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斐君心情舒畅，热情投入工作，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为帮助战争期间滞留日本的同胞回国，与廖承志四渡扶桑，与日本红十字总会达成协议，完成使命。抗美援朝期间，兼任东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副院长。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出访苏联、东西欧和亚非10余国，投身人民外交工作。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移灵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唐弢（1913～1992）
  唐弢，原名端毅，笔名有风子、晦庵、若思、潜羽、桑天等。骆驼镇田胡村人。得亲戚资助入学，至初中二年级因贫辍学。16岁考入上海邮局任邮务佐。1930年参加工运，担任文学宣传工作，和工人、店员组织小型读书会，并从事业余文艺活动。1933年起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散文、杂文，得鲁迅鼓励指导，走上文学道路。1938年参加编校《鲁迅全集》，在几所中学任教，参加孤岛文化战线的救亡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离开邮局，在私人银行任秘书。抗战胜利后返回邮局工作，并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周报》被禁后，为《文汇报》编辑副刊《笔会》。上海解放后，被选为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任全国文协兼上海市分会常务委员，后调任复旦大学、震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等教授。1950年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筹备工作。次年任华东文物处副处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兼任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新地》副主编。1953年调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任书记处书记，兼《文艺月报》副主编。1959年赴北京，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继续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写作杂文。主要著作有杂文集《推背集》、《繁弦集》、《唐弢杂文集》等，短评集《可爱的时代》、《上海新语》，文艺短论及史料集《文章修养》、《书话》、《创作漫谈》，散文集《落帆集》，论文集《向鲁迅学习》、《鲁迅在文学战线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鲁迅的美学思想》等，少儿读物《鲁迅的故事》；辑编《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获高校教材优秀奖。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六、七届委员，全国人大第四、五届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贺显民（1922～1968）
  贺显民，原名国忠，大碶镇人，生于上海。幼随姑父曹显民学唱，曾以“筱显民”艺名在电台说唱宣卷。继从老艺人朱宝声学唱四明南词，开始说唱生涯。抗战中期，客串宁波滩簧，自编自演《华姐》一剧，开清装戏过渡到旗袍戏先河。从此，由电台走向舞台，闯出改良甬剧新路，与甬剧著名花旦徐凤仙同台演出后，揣摩百家之长，技艺大进。1949年冬，贺、徐结为佳偶。解放后，夫妇俩在宁波组建凤仙甬剧团，配合政治运动，编演众多剧目。1953年赴沪加入凤笙甬剧团。1956年任堇风甬剧团团长。致力甬剧改革，融汇四明南词中词、赋调，改造原来不够品位的甬剧词、赋调，创造“新悲调”，发展“五更调”等民间小调，丰富甬剧唱腔旋律。又将大、小提琴、小号等引入乐队，以烘托舞台气氛，增强表现力。
  显民在舞台上塑造各类角色五十余个，被文艺界誉为“性格演员”，在《半把剪刀》一剧中，一改过去脸谱化程式，把角色复杂内心世界刻划得恰到好处。行家评论其表演是“眼中有戏，心中有戏，身上有戏，连背后也有戏。”研究人物造型和唱腔，常通宵达旦。热情辅导青年演员，言传身教，甘当配角。
  解放初，徐凤仙一度欲改唱越剧，显民劝其“坚持甬剧阵地”，“无愧家乡父老”。1955年剧团因坚持演出现代剧而营业惨淡，动员妻子变卖饰物接济生活困难同仁，常将获得的奖金、录音稿酬分给家庭负担重的老艺人。1956年向文化部艺术局领导呼吁“甬剧亟需扶持”。未几，文化部拨款扶持甬剧，并批准各甬剧团为国营剧团。
  1958年整风后，率团赴浙江演出，下海岛、入山岙，有时抱病演出。剧团边演出、边宣传、边劳动、边生活、边创作、边辅导，获上海市文教战线建设社会主义先进集体称号，显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2年率团赴京演出《半把剪刀》、《双玉蝉》，受到中央首长及文化部好评。首都戏剧专家称甬剧是“一颗蒙尘的明珠”。
  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会，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静安区人民代表，全国文联及全国剧协会员、剧协上海分会常务理事，曾出席第三届全国文代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横遭诬害凌辱，含冤而死。1978年平反昭雪。
  良医能工
  张懋炽（1856～1920）
  张懋炽，号纯粹，城关张鑑碶村人。父早逝，和蔼平易，对学生循循善诱，教学上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欢迎。为筹建以工艺美术教育为主体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殚精竭虑，多次在市人大、政协会议上提议、呼吁，学院终于诞生。
  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铁道学院美术顾问等职。多次被评为上海市科技、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倪斐君（1912～1966）
  倪斐君，女，临江双桥倪家人。童年就读新仓女子小学。1925年考入上海晏摩氏女中，毕业仁和产科学校和上海东南医学院，在南京康济医院任助产士和护士长，不久与人合办良友医院。斐君秀外慧中，性格豪爽，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组结为夫妇，1935年随贺出使土耳其，助贺折冲樽俎，甚为得力。翌年返国途经欧亚各国，深感国弱民贫，国际地位低下，渐萌救国图强之志。1937年抗战开始，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兰州办公厅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斐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立甘肃省妇女抗日后援会，任主席，创办《妇女月刊》宣传抗日。贺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有旧，兼以同乡，过从甚密。斐君受谢教育影响，常助谢做团结抗日工作。有时谢、贺意见相左，斐君常当场表示赞同谢的见解。事后贺以“你这不是共产党的看法么”相诘，斐君坦然以“谁有道理，我就听谁的”相答。
  贺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侍从室主任、重庆市市长等职，斐君随之辗转后方，以其特殊身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进步活动。其间结识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陶行知等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又认识中共党员张晓梅，即在其领导下直接参加进步活动。任重庆妇女界难民服务团团长，协助宋庆龄、陶行知筹办国际难童学校，筹款开设重庆医院，又任中国妇女联合会秘书长，中苏文化协会委员。帮助茅盾、夏衍主办的中外文化联谊社、中国业余剧社解决申请注册、减免税等难题。重庆遭日机轰炸时，未待警报解除，即率员抢救。贺倪夫妇政见各异，时有争论，贺曾说：“你看你的《新华日报》，我看我的《中央日报》。”周恩来闻此言笑称：“斐君是我们的名誉党员。”中共党员张启凡被国民党政府缉捕，斐君保护其安然住在“重庆市市长府”内。抗战胜利，蒋介石回南京，贺因与蒋有分歧，辞职赋闲上海。斐君则协助宋庆龄办理中国儿童福利会，竭力襄助为新四军筹募医药用品的义卖活动。其间并任中国妇联理事与《现代妇女》编委。解放前夕，蒋逼贺去台，贺不愿，乔装离沪，只身去港。斐君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然仍坚留上海，直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贺在香港发表反蒋宣言，并返回大陆，被任命为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斐君心情舒畅，热情投入工作，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为帮助战争期间滞留日本的同胞回国，与廖承志四渡扶桑，与日本红十字总会达成协议，完成使命。抗美援朝期间，兼任东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副院长。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出访苏联、东西欧和亚非10余国，投身人民外交工作。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移灵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唐弢（1913～1992）
  唐弢，原名端毅，笔名有风子、晦庵、若思、潜羽、桑天等。骆驼镇田胡村人。得亲戚资助入学，至初中二年级因贫辍学。16岁考入上海邮局任邮务佐。1930年参加工运，担任文学宣传工作，和工人、店员组织小型读书会，并从事业余文艺活动。1933年起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散文、杂文，得鲁迅鼓励指导，走上文学道路。1938年参加编校《鲁迅全集》，在几所中学任教，参加孤岛文化战线的救亡活动。太平洋战争爆仁诊断为食物误入气管所致，经法医剖验属实，众皆信服。1961年针对农村因营养不良突发浮肿病、青紫病、妇女闭经等疾患，百计治疗，并建议利用当地水产资源，多捞食河蛳，疾患得以缓解。出身西医，却无门户之见，热心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多次与医务人员深入山区采集中草药。竭诚执行“预防为主”方针，年届花甲尚多次漏夜至农村挨户收取血样和粪便标本。平时检验、诊断疾病一丝不苟，对求诊者一视同仁，说：“行医唯救治病人，岂可论富贵贫贱。”敢直言指斥医药界不正之风，深受同仁尊敬。曾被选为县人大第一、二届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61年评为宁波市先进工作者。逝世后，其医德、医技口碑传颂不衰。
  贝汉廷（1926～1985）
  贝汉廷，霞浦礁碶村人，生于上海。家贫，赖长兄汉醒资助入上海中学、上海航务学院（原交大航海系）就读。1949年秋毕业，北上营口实习。先后在天津、广州、上海海运局及交通部远洋运输局所属中兴、南海、和平、奥拉伐、杜克拉等轮工作，迭任三副、二副、大副。1961年4月调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广州分公司，历任和平、友谊、友好、九江、吉林、兰州、杭州等轮船长。其间曾首航柬埔寨等东南亚港口。“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诬“里通外国”，调离远洋轮，至上海一挖泥船任三副，专管伙食。1974年落实政策，重返远洋航线，任建德轮船长。
  1978年4月，汉川轮在西德汉堡港装运成套化纤设备，汉廷利用甲板空间，精心配载，将近5000立方米、44个超长、超高、超重而且怕碰、怕压大件安全运至天津新港，受总公司表彰。德国人称赞说：“一船装了一船半货，装货达到这样水平，在汉堡还是第一次。”1981年3月至荷兰鹿特丹港，运回6000多立方米、34个大件成套设备，创造该轮装货最高纪录，震惊鹿特丹海运界、新闻界。
  汉廷爱国、爱船，创收节支，为国争光事迹不胜枚举，如1965年在法国接九江号新船，发现船用钢板以次充好，责使厂方赔款；1978年在伦敦港妥善解决滑石粉卸货问题，减少中转损失；在意大利港向外国货主收取船上大吊使用费；在鹿特丹港取消不合理的困难作业费等。尤其是为铜川等四轮冷藏舱渗漏问题，查阅数尺厚外文资料，运用科学数据，争得厂方同意返修，节支外汇72万美金，被誉为“精明船长”。
  1979年3月受命驾驶柳林海轮首航美国西雅图港，为开辟中美航线架设友谊桥梁，并成功地进行大量外事工作。精通多国外语，态度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当地报刊、电台称赞船长、船员“具有中国民族优美的风格”，誉其为“不但是海员，而且是友好使节”。
  1978年12月12日驾汉川轮航行途中，在地中海上全力救助即将沉没的塞浦路斯货轮艾琳斯霍浦号上16名船员及其家属，为防止过往船只碰撞事故，守护沉船旁两天两夜。脱险船员感激涕零，表示永远不忘中国人救命之恩。
  汉廷家庭和美，但爱船、爱航海事业胜过爱家，妻子三次分娩均未留家，一接调令，拎包就走。1983年9月至次年6月赴西德接新船辽河号，经汉堡、伦敦、鹿特丹、安特卫普四港，其间又去美国，五周夜未安然休息，健康状况恶化。1984年10月上唐河轮，顶替另一船长去西欧装货，翌年1月回国病倒，医诊“疲劳过度，心力衰竭，需绝对卧床休息”。同年3月2日又抱病乘飞机去西德莱斯堡接集装箱新船香河号，处理繁重的接船、接货、装卸工作，竭尽其力。终因心力极度衰弱，于4月23日猝逝于回国船上，终年59岁。
  汉廷于1979年入党，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三次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7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2年当选全国六届人大代表。其事迹在全国性报刊上多次报导，并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
  实业名人
  叶澄衷（1840～1899）
  叶澄衷，名成忠，庄市叶家人。世务农，6岁丧父，9岁入私塾，未及半年，因贫辍学。11岁进油坊当学徒，年底仅得钱千文，薪一束，肩荷而归。后以不堪主妇窘辱，辞归。14岁赴沪学商，17岁驾舢板贩卖日用品于黄浦江上，与外轮海员接触，初习日常英语会话。曾捡得西人所遗皮包，内藏要物，澄衷守伺归还，拒受酬金。失主感动，延誉同侪，热情荐介，并邀其协营五金。几年后渐有积蓄。清同治元年（1862），独资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店，并承办外轮所需船舶五金，又向英国进口船舶配件，营业大盛。美孚石油公司美商给以经销美孚火油优惠权。澄衷即扩大销售业务，在城乡广设分支网点，陆续在上海及各大商埠开设可炽铁栈、新顺记、南顺记、义昌成记、北顺记等18所分号，时称“五金大王”，成为镇海籍早期在沪发迹的商业巨子。
  拥资既丰，继又投资于银钱业、房地产业及沙船业。所营钱庄多至百余家，遍及国内大中城市，较著者有余大、瑞大、志大、承大等。所营树德地产公司，在沪置地400余亩。自置沙船100余艘，经营长江及沿海航运。光绪十六年（1890）与宋炜臣合办燮昌火柴厂，又于1897年在汉口、苏州开设分厂。1894年在沪开办纶华缫丝厂。至19世纪末，拥资银800万两，国内称巨富。
  事业有成，关心公益。在家乡设忠孝堂义庄，内办义塾、牛痘局；在沪建崇义会广益堂、怀德堂等；又兴书院，修境庙，抚孤恤寡，修桥铺路，兴水利，赈灾区。光绪十四年（1888）奉天饥荒，带头输巨资，清廷曾颁奖“乐善好施”、“勇于为善”匾。
  常念幼年失学之苦，亟欲培育后人。在老顺记内开设夜校，延聘西师执教，对商家子弟课以语言文字、商务、税关等知识。晚年办学尤勤，1899年9月于虹口捐地20余亩，银10万两，创办澄衷蒙学堂（后改澄衷中学）。临终授意撰联以明志：“余以幼孤，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思秉烛；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校舍未及建成而病逝。其子贻鉴、贻钊承父志，两次助学捐资银20万两。80余年来，校友4万余，遍布海内外。
  樊棻（1844～1916）
  樊棻，谱名君芳，字时勋，晚号勤稼老人，城区人。资赋聪颖，喜翰墨。青年时因家贫去宁波当棉花行司秤。父母去世后，挈两弟同习贸易。自念蜗处里巷，难以展志，遂去沪。几经历练，熟知贸易利弊，同乡叶澄衷重其才，延请主持商务，倚为左右手。继被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委为驻沪采办，又受李鸿章委办海军物料及漠河金矿，被张之洞委为湖北铁路局转运，“经营江南，意气平生”。1884年法军侵犯沿海，有人谤议叶氏曾暗中接济法军，樊棻力为辩诬，由此更为人所重。
  性慷慨，人有急难，必酌情相助。遇灾荒，多出资捐输。1899年叶澄衷创立澄衷蒙学堂，委樊协办，未成而叶殁，樊棻秉承遗志全力创建，并延名师教授。又与同人共同创办浙江兴业银行，任经理。在家乡鼓楼大校场旁办公益织布厂，并以3万余元在仓基弄创建便蒙学堂，附设勤稼女学。病逝后归葬镇海城北。
  盛炳纪（1860～1927）
  盛炳纪，字竹书，城区人。幼年丧父，从叔植型读于北京。后回镇海，考取秀才，随堂兄炳纬（时督学四川）在学政署任事。因乡试屡不中，去江苏金坛、常熟等县作幕僚，主管会计，为厘剔漕粮积弊，竭尽心力。幕游15年，中年后转事商业。
  1907年赴汉口，被推为宁波会馆总董。整理四明公所，兴办旅汉学校，成立戒烟会、同乡会。对争回浙江路权、宁绍轮自辟航线等事，均热诚筹划。次年被推为汉口总商会议董，后被举为协理、总理。辛亥革命时，汉口商业损失严重，受难商民议设理债处，炳纪手拟章程，苦心规划，妥为料理，众商悦服。又商户存于招商局汉口货栈值银120余万两货物毁于兵火，局方不偿，舆论大哗，众议设“追赔联合会”交涉，经其奔走调停，历时3年，终获解决。众感德绣像铸杯致谢，并酬千金偿旅费，炳纪固辞不获，全数捐与上海红十字会。1915年后调沪，历任浙江兴业银行总行、交通银行沪行经理，三度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创办《银行周报》，筹设票据交换所、徵信所、建筑银行公会会所、银行俱乐部等，又办理造币厂借款、车辆借款、通泰五公司借票及代兑中法银行钞票等，深得众心。
  关心乡里公益，曾垫款5000余元，创办养蒙、志成及公立一校，补助经费达13年；亲赴各乡劝学，两年内公私学校增至70余所；又一再筹集巨款，兴工浚治东门浦。此外以寿仪创办贫民借钱局，赞助乡人樊棻办公益织布厂，助向道深、周世瀛等办公善医院。
  史晋生（1863～1934）
  史晋生，名致容，城关人。秉性正直守信，少年时即为乡先辈所重，委以烟台、上海、汉口等地经营业务。曾任汉口中国银行营业主任，后兼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宁绍轮船汉口分公司经理。1913年宁绍轮首航汉口抵埠，受到宁绍同乡二三千人欢迎。晋生在汉口深孚众望，成为“宁波帮”在汉口代表人物。旅外同乡亲切地称其“史老晋”。张之洞为两湖总督时，聘为商务局局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北省财政厅顾问。汉口水灾频繁，晋生每创捐征募，其他公益，亦率先劝助，誉满江汉。花甲寿期时，获大总统黎元洪所颁“惠周远迩”奖匾。
  热心家乡公益善举，1901、1922、1923年三次疏浚镇海城厢内外河道，曾筹募巨额资金，并将六十寿仪礼金全数捐出。民国初，同盛竹书等5人集款续办城区东西两困勉学校，学生免费入学。1920年参与发起修纂镇海县志，1923年又参与发起大修后海塘，并兼任干事，在汉口积极征募经费。
  晋生自奉俭约，逝世时除早年所置住宅外，别无他业。
  宋炜臣（1866～1926）
  宋炜臣，字渭润，庄市勤勇村人，南货店员出身，沉默诚实，处事勤敏。1890年协助叶澄衷在上海开办燮昌火柴厂，未几升任副经理、经理，任职6年，该厂获利近百万两。1896年受叶委派，携银25万两抵汉开设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号，结识张之洞、黎元洪等地方重臣。次年，在汉口创燮昌火柴二厂，核准专利，获益银数十万两。1906年邀集鄂、赣、浙帮商贾11人，筹银币300万元，又筹官股30万元，在汉口创办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经数年艰辛缔造，1909年9月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商办水电联合企业，自任公司总经理。辛亥革命时，公司水电设施受损严重，以地产作押，两次向日商举债200万元。1913年7月债期已届，偿欠无力，为使公司产权免入外商之手，数次奔走京汉间，后由当时北京政府担保，始得缓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复苏。炜臣创办或投资的企业除原有燮昌火柴厂、华胜军装皮件号、既济水电公司外，在汉口尚办有扬子机器厂等多家，在外地有上海炽昌硝碱制造厂、厦门信用银行、常德德信房地产合资公司及在湘、鄂两省开采铜矿、煤矿，其实业范围甚广。曾任汉口商务总会会董，1914～1916年任北京政府参政院参政，拥袁称帝。1916年增添机器，向日商又借新债100万元，后提前偿清。1921年4月辞经理职，家居终老。
  虞洽卿（1867～1945）
  虞洽卿，名和德，乳名瑞岳，人称“阿德哥”，龙山山下村（今属慈溪县）人。6岁丧父，以贫辍学，拾泥螺以助家用。15岁去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旋为跑街，自学英语。后进德商鲁麟洋行为跑楼，继升买办，因获优厚佣金与经营房地产进出口贸易，积资甚丰。1898年7月，法租界当局图占四明公所冢地建路，招致甬籍同乡反对，法方行凶枪杀19人，爆发罢工、罢市，洽卿协助严筱舫、叶澄衷与法方交涉，以此初露头角。1902年后改任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连续25年。其间独资创设惠通银号。1905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在审理黎黄氏案时英国陪审员殴辱廨役，抢走人犯，大闹公堂，激起市民愤慨。洽卿参与抗议，发起领导罢市，与租界当局谈判交涉告胜，遂闻名沪上。次年，与人建“万国商团华人队”，合办宁绍轮船公司、四明银行。1910年为南洋劝业会副会长。辛亥革命时，结识陈英士，资助革命经费8000元，提供宁商总会为秘密会场，购买军械，并为苏州独立筹饷，押送弹药至南京前线。沪军都督府成立，为顾问官、闸北民政总长等职。
  1914年、1917年办三北与宁兴轮埠公司。1920年组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曾助蒋介石去粤投奔孙中山。1924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次年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在参与向英方交涉中，无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条件，以上海总商会五卅事件委员会名义另提13项，企图操纵运动，受众责难。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变，支持蒋介石，为其筹饷，又为当局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组织商界摊认。同年，当选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
  1931年，在反日援侨委员会上提出抵制日货主张，九一八事变后表示“非归还东北，不停止抵制日货”。后被选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1936年10月，工部局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12月西安事变发生，洽卿声援蒋介石，主张继续“剿共”。抗战期间，日军占领上海，上海成为“孤岛”，任难民救济会会长，发起组织平粜会，从仰光、西贡、爪哇运米至沪甬等地，既缓粮荒，又获重利。1941年日军遣人劝其“合作”，不受诱胁，离沪去渝，与王晓籁等合办三民贸易公司，又在昆明与缪云台合办三北运输公司，并在香港购置大批卡车赈运物资，又获巨利。
  平生谨遵母命，重乡情，热心公益事业。1922年运米赈济家乡水灾。1906年与族人共创龙山学堂（完全小学）。1914年办“三北”轮埠公司，在龙山北麓建成一条伸入海面一公里长的石堤和码头，堤上铺轻便铁道。购置镇北、慈北、姚北3艘小轮，行驶宁波、镇海、定海等埠。1926年，增资购2099吨级“宁兴”轮，加入沪甬线。至抗战前夕，该公司已拥有轮船30余艘、9万余总吨，居当时民营轮船公司首位。创办龙山电报房，使三北与沪、甬、镇电报、电话畅通，又办小型火力发电厂。1929～1933年，投资60万元与人合建甬观（观海卫）、镇骆（骆驼镇）、镇大（大碶）3条公路。1939年又与人出资疏浚凤浦湖。
  后病逝于重庆，抗战胜利，移柩归葬故乡龙山。
  张逸云（1871～1933）
  张逸云，名汝桂，字彝年，江南衙前村人。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祖、父在上海经营酱园业。至逸云，又增设万源新、万源慎、万康成、万康宏四园，共有九大酱园，下设门售店近百家。
  1922年结识吴蕴初，吴精研化学，对调味增鲜颇有研究，但缺乏资金及经营能力，逸云遂出资银洋25000元与之合作。次年8月在上海建立天厨味精厂，生产天厨佛手牌味精，产品畅销国内，远及南洋，打破日本“味之素”垄断中国市场局面，为民族工业争得荣誉。鉴于味精原料中大量化学产品需从国外进口，乃合办天原化工厂、天利氮气厂，组成“天”字号化工企业集团。产品除供天厨厂外，运销国内外。
  逸云经营管理有方，给予职工福利待遇为当时国内工商业界所罕见：建崇德堂，立去世职工名位，春秋祭祀；设崇德堂基金会，对生活困难及死亡职工家庭给以补助救济；职工患病，凭卡求诊，医药费由崇德堂支付。凡乡里公益事业，如修江塘，浚内河，修桥筑路，以及办学校，济贫困，均慷慨捐资。且复爱国有心，1932年一二八抗战，以天厨厂名义，出法币11万元独捐战斗机1架、教练机1架。病逝后灵柩运乡，乡人数百自动会集迎柩，遗爱久孚人心。
  谢天锡（1875～1960）
  谢天锡，字蘅牕，又名德丰，江南乡胡家洋人。家贫，幼失怙，16岁赴沪为煤炭店学徒。满师后主管店务，工于经营。不数年，自设裕昌、老永昌煤号，复在宁波、无锡、南京、汉口等地设分号，业务日益扩展。同时，受雇于法商立兴祥行为进出口间买办，前后10余年。在同业中声望日隆，被推为煤业公会会长。后筹资创立煤业银行，任汉冶萍、贾汪、六河沟、大通、长兴、博山等煤矿公司董监事。在江西乐平县创办鄱乐煤矿公司，亲自主持勘测、筑矿和开采，被誉为“煤炭大王”。抗战爆发，天锡为上海市抗日后援会主持人之一。战事扩大后，抛家弃业，只身赴港转汉口，偕翁文灏同赴重庆，继续经营煤矿和煤炭业务。抗战胜利返沪，任上海煤炭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蝉联煤业公会主任委员。抗美援朝时踊跃认捐军需，支援前方。
  天锡关心桑梓，热心公益。1910年与朱葆三等捐资成立宁波旅沪同乡会。又发起创办宁绍商轮公司，与施嵋青等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战胜英商太古轮的“压价拉客”竞争。重视教育事业，在鄞县梅墟与镇海崇邱先后创办求精国民学校7所，建校舍，聘名师，免费招生，全部经费均由天锡负担，坚持数十年，并将主办围垦的800亩土地全部捐与当地及市区慈善机构。宁波建四明孤儿院、育婴堂，上海办四明公所、普善山庄、延绪山庄、闸北救火会、上海妇孺救济会、儿童福利会、红十字会等，均乐捐巨资。对家乡造桥、修路、建凉亭、办医院等也都慷慨解囊。晚年息影家园，1960年病故。
  董杏生（1879～1954）
  董杏生，字杏荪，庄市老鹰湾村人。早年学业于上海宝源洋行，精通洋务。后自行经营轮船及运输业务，设董杏记号，制售保险银箱，兼营进出口贸易，继又经营房地产业。曾被举为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及镇海旅沪同乡会会董。1925年五卅运动，杏生参加各界罢工罢市后援会，协助总工会李立三筹集海员罢工经费，引起租界包探跟踪。有人劝其“不要太过份”，杏生一如既往，投身反帝斗争。
  杏生热心公益。1909年独资捐银15000元在家乡创办董氏轫初学堂，负担常年费用，让贫寒子弟免费入学达30余年。1921年又与里人傅德慷、陈文鑑、陈珊泉捐资创办私立四义国民学校，并存储1万元基金备用。次年，获大总统题“敬教劝学”匾及金色一等褒章嘉奖。尤为乡人称道的是接办庄市同义医院，认捐巨款，并征募集资10余万元，扩建新院舍，增添病床，购置设备。同时，商得宁波永耀电力公司同意，敷设线路至同义医院，以利新设备应用，庄市等沿线集镇，亦共享照明。1922年后海塘大修，杏生为驻沪塘工协会五干事之一，为家乡水利出资出力。晚年发起兴建镇海第一条公路——镇骆公路。稍后又为创办三乡公益堂（东管、西管、前绪）募集巨资，从事疏浚河道、加宽道路、修建桥梁、凉亭以及掩埋暴骸等工作。解放后杏生即将大量地产献交人民。
  李善祥（1880～1959）
  李善祥，小港港口村人，出生殷富之家。3岁丧母，16岁学徒习商。青年时代阅其父秘藏之新学书籍，受科学与民主思想启蒙。1903年排除世俗偏见，在港口首办务实女学堂，宣传男女平等。与同乡革命党人唐爱陆相交甚厚，后加入新浙江革命同志会。1911年镇海光复，被推为民事长，秉公处事，曾依法惩办族中不法子弟。民国成立后，深恶当时官场腐败之风，以为欲富国强民，唯有实业救国，农业救国，教育救国。乃去职置乡间产业于不顾，至辽宁省锦县东荒，任职天一垦务公司，从事开浚马厂〓鱼沟通渤海工程（1928年完工）。1915年在当地组建恒康农场，研究科学务农，从事改良碱荒农垦事业。1923年于锦州庙沟创办生生果树股份有限公司，引进苹果良种，在荒山秃岭上培植出誉满全国的“红元帅”（红香蕉）等苹果。常说：“我办果园不只是为赚钱，而是要与南满的日本人抗争，抵制他们的经济侵略。”1928年创立耕余果艺学院，分小学、工读和研究三部，后又另设分校，实行免费入学。聘请优秀教师任教，创“晓庄”作风，仿陶行知办学制度，平时尤重“工农劳动万岁”思想与爱国主义教育。亲为学生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革命史，慷慨激昂，痛哭失声。其夫人无论冬夏，每天清晨为师生敲起床钟，给学生缝制四季衣服，照料生活如同己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果园备受摧残，学院解散。日方迫其任伪锦州省农会会长，以坚拒而被软禁，后设计脱身。
  七七抗战开始，自沪奔归小港，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长子任宣传队长。同时，捐资购买药品、医械，聘请医生，领导救护队，抢救被炸乡民。办难民收容所，鼓励子女及小港青年10余人投奔新四军。1941年闻皖南事变，当众痛斥蒋介石政府是民族败类。4月，日军侵占镇海，李避往昆、渝，辗转湘、粤、赣、闽，途中曾冒险赴上饶集中营，佯以远房伯父名义探望被囚的三女儿，鼓励其坚持斗争。流亡道中还出资设立难民收容站多处，记有《流亡日记》。1945年日本投降，欣然回乡。次年，偕同另一被囚获释的四女儿去苏北，继回锦州生生果园，重振旧业，并利用其声望与实业家身份，协助中共党组织活动，使果园成为中共锦州党组织秘密据点。辽沈战役前夕，掩护解放军侦察员完成侦察锦州任务。1948年锦州解放，坚持将果园献交政府，留聘为顾问。
  善祥自奉俭约，济贫扶困。1930年锦州水灾，向银行借款20万元贷赈灾民。1940年浙东严重饥荒，动员富户开仓济贫。1950年被选为锦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年，被选为辽西省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
  盛丕华（1882～1961）
  盛丕华，原名沛华，骆驼余三村（时属慈溪）人。7岁丧父，14岁去上海老宝成银楼学艺，后为助理司帐，刻苦自学，博览文史书籍。戊戌变法时受维新思想影响，开始关心国事。后在恒兴钱庄当跑街，继转入庆大祥、大丰等布号任司帐。1908年参加保障路权运动，反对英国攫取沪杭甬铁路权。组织浙江旅沪学会，讨论时政利弊。1910年在《时报》撰文，抨击清政府处理“橡皮风潮”中卖国行径。1914年任宁绍轮船公司监察人，对总经理虞洽卿以低价承购该公司甬兴轮，旋以高额租与外商公司，坐获厚利提出诉讼，迫使其归还该轮。1920年后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证券物品交易和经营房地产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满蒋介石不抵抗政策。1934年在沪组织爱国民众团体“中社”，出版《新社会》半月刊，并和上海中共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宣传抗日。为此受国民党当局警告，1937年7月被迫停刊。任上元企业公司经理，上海沦陷，张澹如在公共租界设红棉酒家，丕华任董事长，偕爱国人士共同支持沪上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民主建国会，改红棉三楼为“红楼”，专供民主人士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重要场所。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10万多人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并由各人民团体推举11名代表赴南京请愿，丕华为代表之一。下关事件发生，马叙伦等遭殴致伤，盛受权发表声明，指出“上海人民代表为争取和平而来，马叙伦等被打是无辜的”。言正事昭，引起中外共鸣。1949年平津解放，离沪去香港，3月与黄炎培等赴北平。4月15日晚，参加毛泽东主席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返回，筹建上海市工商联合会。9月去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至三届常务委员，同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和上海分会主委、中华全国及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等职。在其主持下，上海民建与工商联于解放初期在克服经济困难、恢复生产、认购胜利折实公债、响应抗美援朝号召等方面作出很大成绩。
  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70多岁的盛丕华，率先走在队伍前列，申请公私合营。后病逝于上海。
  蒉延芳（1883～1957）
  蒉延芳，枫林石门村前蒉人。12岁时因父殁家贫辍学，旋赴山东胶州学商，20岁进上海德商亨宝轮船公司任职员。因干练、守信，1907年受聘为直隶并陉矿务局及北票煤矿驻沪经理，1910年转入上海中华捷运公司任职，1918年升总稽核。辛亥革命时期，与李平书、虞洽卿等一起支持上海地区起义活动。1920年赴欧考察商务及运输事业，归国后任公司总经理，积极发展国内铁路、轮船、公路客货联营业务。1925年独资开设信平保险公司。1928年开设大成、源昌等8家鱼行于十六铺，任上海鱼市场常务理事、中国渔业公司董事。1929年起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地产信托部经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负责支援前线物资及安置遣返难民工作。是年任比利时钢铁联合社在华总代表。1937年七七、八一三抗战，与计健南等建第十一伤兵医院，救治抗日将士。时大量难民流入上海租界，延芳目睹其餐风宿露，饥寒交迫，更奋力于难民救济协会工作。初任协会财务主任，后代主任职，热心奔走，苦心安置。连年所费以百万元计，多半由其经募。1941年底日军进占租界，该会被迫解散。1939年国际难民救济会成立，为创始人之一。热心教育、慈善等事业，曾参与建造宁波灵桥筹资，在故乡建造延芳桥。历任四明公所董事、四明医院及济民医院董事长、上海市商会福利委员会主任委员、宁波同乡会副理事长等职。
  上海沦为孤岛，深居简出，拒任伪职。抗战胜利后，恢复工商业经营。虽为工商巨子，自奉甚俭，其子婚礼，仅设茶点招待。又自行设计经济实用中式对襟男装，被称“蒉装”，为商界中人仿效。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上海各界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延芳受众推举，谢绝劝阻，坚决偕往。同年，周恩来、邓颖超曾访蒉于沪，促膝晤谈，热情嘉勉。此后，经常参加盛丕华等人在红棉酒家组织的星期聚餐会。
  1946年前后，蒉延芳的企业与事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展，担任过40余家公司、工厂、银行、医院、学校的总经理、董事长、董事及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1948年12月发生江亚轮沉船惨案，中外震悼。蒉等即以宁波旅沪同乡会名义组织善后委员会，与招商局几经折冲，妥为善后。平生敢于直面抨击时政，痛斥国民党政府殃民的经济政策，致遭忌恨。上海解放前夕，被列入黑名单，幸获中共组织及时通知，方免于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应邀赴北平参加开国大典与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姚德甫（1884～1942）
  姚德甫，名承祜，下邵姚家斗人，世居城区，为文学家姚燮之孙。幼失怙恃，家境清寒，入王顺昌火炉店学艺，经友人介绍去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为学徒，月入甚微。有人轻视其所业，则说：“方今电气世界，我能致力电学，愿望已达。”勤学不舍，技艺进步甚速，不数年即升技副、技正、技总。由于及时解救触电的美籍高级工程师，被荐为华人组长。上海电力公司扩建新厂，德国制造的新机器安装试车不能启动，外籍工程师束手无策，经德甫检查摸索，终获启动。为便于与外人交往，发愤学习外语，每至深夜，日久应付自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上海租界张灯庆祝，因装置不当试灯不明，外籍高手检修无效，德甫调试，一举即成，由此名声益著。商务印书馆、阜丰、中华等多家厂商争聘其为电气顾问。
  鉴于外货输入年以亿计，而电器尤费，为避免利权外溢，1918年辞去上电技总职务，邀契者集资3000元，创办小型零件制造及电气安装工程企业。以其声誉获特许，凡由德甫所承装工程均准予免检。次年集资银6250两，正式创办华通电业机器厂，所产精工细制，足与进口货媲美，由是业务更隆。遂迁址扩大规模，创新产品，至1935年，其产品新颖程度在国内首屈一指。如3-33千伏全系列CL型高压油开关即为国内首创。试制生产的铁路号志自动分轨装置，效验显著，达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抗战初，华通厂曾成批制造手摇发电机，供抗日部队军用。八一三上海事变后，工厂陷日军占领区，遂迁至租界另设工场开工。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方对姚始则威逼利诱，迫其“合作”，继以抗日分子罪名加以逮捕，囚禁施刑，德甫均不为所动，后被勒索巨款始得脱身。
  包达三（1884～1957）
  包达三，字楚，出生石塘下农家。16岁离乡赴沪进一纸店当学徒。业余刻苦勤学，1906年考取公费留日。先习商科，后入明治大学攻读法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潜回上海参加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总局，参与光复杭州之役。1916年参加反袁称帝活动。1918年在广州与当地富商女结婚，遂弃政从商。1920年，与人共创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并任常务理事；集资开办地产公司，购入上海江湾一带大量地产，筹建引翔港跑马厅，建造远东新村等住宅，成为闻名上海的房地产商。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变后，被蒋介石勒索巨款10万元，后在苏北一带办理盐垦，在开封及上海等地开设制蛋厂，并创办黄海渔船公司。
  上海沦陷期间，拒任伪职。1941年在沪创办永达药厂、雷石化学公司，任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民主建国会，投入反内战斗争。1946年6月，上海各界推举达三等11人组成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在下关车站遭特务殴辱，身负重伤仍坚持斗争。此后，支持民主运动，把卖地所得黄金200两充作活动经费支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支持遭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工人、学生与进步教授，赞助宋庆龄发起设置文艺界福利基金，反对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大”及“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动势力复活。利用社会关系，为党传递文件、宣传品，接济营救被捕中共党员。1948年底，在中共上海党组织帮助下，化名“石龙公”，离沪去港。
  新中国成立后，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并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常务委员、省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曾当选全国和省第一届人大代表。1952年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全部财产献给国家。曾对沙文汉省长说：“我之赞成社会主义，是从自己亲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从个人来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以走的。”
  方椒伯（1885～1968）
  方椒伯，名积蕃，骆驼桕墅方村人。8岁丧父，13岁至沪习商，与叔樵苓共营祖遗企业。21岁参与筹建家乡培玉两等小学堂，首任校长，董事该校近40年。其间曾兼任宁波溪海公学校长及宁波教育参事会参事。1913年就读于上海民国法律学校，当选镇海县议会参议员。后转上海神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获律师证书，仍继续从商。先后任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四明公所及四明医院董事、上海总商会会董兼商务公断处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常务理事兼会务主任等职。
  1919年发生五四运动，5月9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用总商会名义，发出违反民意的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的通电，舆论大哗。椒伯等发动上海各同业公会等70余团体组织各公团联合会，被推为会长，通电反对，朱、沈被迫辞职。20年代初，为重修镇海后海塘驻沪塘工协会干事之一，奔走筹募塘工经费。又与秦润卿、薛文泰集资30万元，在沪创办大有余榨油厂。上海总商会改选时，当选并连任两届副会长。任期内多次领导上海商界抗争民权，反对各系军阀横征暴敛，通电全国各金融机关拒绝为北洋政府承募一切借款债务，吁请分期裁兵，指出“国家苦兵多久矣。今日群盗如毛之区，即系军队最多之地”。发出警告，要求北洋政府限期公开财政。1923年10月军阀曹锟贿选“总统”，上海总商会联合各团体召开市民大会，通电声讨，组织游行，并组织民治委员会，推进民治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抵制日货，爱用国货”运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上海难民麇集，椒伯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募得救济金1000余万元，救济难民11万余人。并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身份，负责筹划救济来沪避难同乡，设难民收容所10处，设法遣送同乡难胞20多万人返甬。傅筱庵投敌充任伪上海市市长时，曾多次强邀方出任市府秘书长伪职，均被坚拒。
  1949年宁波刚解放时，遭国民党飞机狂炸。椒伯任旅沪同乡会劝募组长，募款人民币3.3亿元（旧币）。1955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会委员，次年12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民革上海市委委员。
  俞佐庭（1889～1951）
  俞佐庭，名崇功，又字荫堂，俞范人。16岁进余姚木行学徒，20岁进镇海镇余钱庄为职员。不久去上海恒祥钱庄任帐房。1916年回甬受聘为慎德钱庄经理，与同乡虞洽卿相识，过从渐密。1920年至上海任中易信托公司银行部经理，与陈布雷结为知友。后南下出任宁波财政局局长，并被选为宁波市总商会会长。1931年在上海开设恒巽钱庄并任经理，到抗日战争时，先后在甬开设慎生、正大等4家咸鱼行，在沪、杭、宁、绍等地拥有14家企业股份，并任董监事、董事长。1932～1934年，被选为上海市钱业公会常务委员，后又任上海商会执委会主任委员。当时舶来品充斥市场，佐庭积极提倡国货，在河南路开办国货商场。又重视职业教育，开办商业职工学校、商业补习夜校劳工班。1935年10月，为民国政府赴日经济考察团成员赴日考察。
  上海沦陷后深居简出。1941年12月日伪逼其出任伪中央储备银行要职，佐庭拒不附逆，偕弟佐宸离沪，辗转避重庆。抗战胜利重回上海。1947年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兼常务董事，次年当选为“国大代表”。上海解放前夕，携眷去台。不久移居香港。1951年因中风在港病逝。
  对家乡公益事业赞助甚多：1917年为创办同义医院主赞者之一；1923年修后海塘时，与他人合建嘉燮亭；1947年与黄声远等创办辛成初级中学，独资建造大礼堂——佐庭堂；捐资俞范村开办志成小学、组织水龙会、挖掘饮水漕等。
  曹莘畊（1889～1956）
  曹莘畊，紫石乡群力村人，因家贫丧父，为人牧牛放鸭。稍长，至上海万祥杂粮行当学徒，晚上就读南市业余夜校。曾入上海恒大杂粮行当杂工，后为正大杂粮行职员，勤奋好学，善于经营，深得师辈及同事赞许。1920年春受聘为上海新丰杂粮行经理，知人善任，奖优罚劣，不以亲疏见别。由是人人自勉，营业鼎盛。后转办实业，1937年初，招股创建上海新华薄荷厂股份有限公司，精制白熊牌薄荷脑，畅销海内外，其出口达90％以上，由此列名《世界名人录》。又与人在嘉定办嘉丰棉纺厂，在上海设丽来化学工业社。几年后，拥有大小工厂企业近30家，在上海工商界享有盛誉。
  上海沦陷，拒绝敌伪诱胁，1940年离沪去渝，与黄炎培、胡厥文交往，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共商救国大计。为发展民族工业，在衡阳招股创办国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建颜料油漆厂，创设大生机器厂。抗战胜利后，回沪继续经营新华、大德两厂。解放前夕，谢绝去香港，与知友相约：“坚留上海，迎接解放。”并把在海外资金全部汇回国内。抗美援朝时，带头捐献飞机一架。“五反”运动中提前完成补交国税任务。公私合营时积极创造条件，将所有企业完整地交给国家。先后被选为上海杨浦区、南市区及浦东县人大代表，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工商联委员。
  性豪爽，乐于助人，尤热心家乡公益。早在20年代就在柴桥创办美丰杂粮行，以盈利接济乡邻。灾年则从外地买来粮食，平价出售以救灾。时疫流行，则施药、舍棺。1933年在家乡魁斗桥创建致德小学（后改里隘小学），承担校舍建造和经常经费。抗战时柴桥小学校舍被日机炸毁，战后由曹筹募巨资重建。解放初，组织柴桥人民建设协会并任会长，募集资金建设柴桥，在柴桥开办昭明电厂，修建芦渎小学，又为兴办柴桥中学，卖掉上海蒲石路（长乐路）花园洋房一座。当时镇海县人民政府赠以“热心于新中国教育事业”奖状嘉勉。
  金润庠（1890～1961）
  金润庠，字绅友，城关人。8岁丧父，赖母沙完珍在甬举办女塾，兼以绘绣，维持生计。14岁去汉口立昌生海味行学徒，后至上海英商华通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勤学英语和法律，得公司器重。19岁升任公司华人经理，又调任华通杭州分公司经理。不久进上海美商德泰洋行、光耀桅灯洋行为买办，兼营交易所生意，积资5万余元。旋以私资开设润丰恒商行。1912年上海发生交易所倒闭风潮，润庠在交易所财产清理讼案中崭露头角，并与奉化竺梅先相识，均以为唯振兴实业始能救国，遂弃商从工。1929年邀集褚辅成等友好，以23万元盘进嘉兴禾丰造纸厂，1931年又邀杜月笙、金廷荪、叶荫三等以29万元购进杭州武林造纸厂，将两厂改组扩展为民丰、华丰造纸厂。竺、金分任经理与协理，从事纸版生产。当时日货倾销，润庠大力宣传“联营抗日，实业救国”主张，并于1932年组成以民丰、华丰为核心国产纸版厂联合营业所，任所长。不久民丰厂卷烟纸试制成功，获得华东五省两市独家制造卷烟纸专利和专销权，曾一度抵制外纸倾销。
  1937年8月日军入侵上海，润庠时任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参加抗敌后援会，劝募物资支援抗战，捐资创设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常深夜去前线征询缺需，动员家属子女参加上海市民义务缝制棉军服。由此遭日特汉奸仇视跟踪，谋图暗害。上海沦为“孤岛”后，拒与日商“合作”，弃厂抛眷，离沪转汉至香港。与中茶公司挂钩，从宁波贩运茶叶出口，往返于渝、桂、港等地，并秘密进入上海劝募抗日美金公债。1941年竺梅先病故，民丰、华丰两厂均由金掌握。其间，日商曾强占民丰设备，盗用民丰名义，生产太阳牌卷烟纸。经多次交涉，才由日方签约承租民丰、华丰两厂，迫使日商确认两厂是中国公民私有财产。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才收回民丰、华丰两厂，任公司总经理。此后，采取一系列改革决策与措施，提升并重用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才，有计划地培训中级技术人才，加强各级领导力量，坚持选用国产先进设备的方针，以解决扩大生产设备需要。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任全国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等职。解放前夕，不受诱胁，拒绝去台，并设法保全民丰厂，免遭军统特务炸毁。上海解放，即回总公司工作。后偕家人去香港，曾被推为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不久返沪。1953年11月，民丰、华丰两厂率先实行公私合营。润庠先后被选为浙江省工商联常委、省政协常委、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1年6月病逝上海，子女根据其“为人民办些福利事业”遗嘱，将部分遗产20万元捐赠给浙江省工商联合会。
  俞佐宸（1892～1985）
  俞佐宸，名崇绩，又名煌，字鞠堂，俞范人。15岁入宁波咸恒钱庄当学徒，后为帐房。1915年起先后任宁波元德、元益、天益钱庄经理、总经理，兼任宁波垦业、四明银行经理等多种职务。抗战初期和胜利后，任宁波总商会会长，1948年当选为“国大代表”。解放前，广泛投资于地方金融业、工商实业。诸凡电力、电讯、面粉、榨油、渔业都有其股本。
  青年时期，受亲戚李善祥影响，立志爱国。五四运动后，宁波出现“爱国十人团”，竭力抵制日货。佐宸为钱庄经理，虽非“十人团”成员，但积极投入抵制日货行列，上街涂刷、捣毁日商在宁波四处绘制或张贴的广告牌。又深感富国强民必须振兴实业，毅然投资实业。1932年接办已濒危境的和丰纱厂，任该厂经理，以厂基作押，向银行贷款；同时，整顿内部组织，改革工资制，致力提高质量。至抗战初期，纱锭增至2.6万枚。1935年宁波发生挤兑存款、钱庄倒闭的金融风潮，均以其平日诚信谨慎，经营作风稳健而渡过难关。1941年日军在镇海登陆，俞即经沪去港，历尽艰险，至大后方。抗战胜利，一度寄希望于国民党能革除弊政。但当局腐败，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佐宸所惨淡经营企业，朝不保夕，因而绝望。曾对人说：“那个旧中国乌烟瘴气，真是看够了。”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不久赴京参加会议，深为激奋。1954年初，带领当时宁波五大企业——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太丰面粉厂和宁波冷藏公司，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并在全国、省、市工商联和民建及侨联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备受迫害，其大女儿亦受株连致死，但佐宸未曾动摇对党和社会主义信念。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先后担任省、市民建与工商联重职。1980年，与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联名倡议，在宁波与香港设立甬港联谊会，为宁波对外开放工作作出贡献。
  方液仙（1893～1940）
  方液仙，字传沆，小名阿揆，骆驼桕墅方村人。宁波斐迪中学毕业后入上海中西书院。痛感时弊，又感祖辈经营钱庄业之不易，于是随德籍化验师窦伯烈学化学，自设实验室，悉心钻研。抱定“化学工业实为当今切要之图”信念，决心“自行设厂，以与外货相抗衡”。1912年在住处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简称“中化社”），研制三星牌牙粉、雪花膏、花露水、香水、香粉等化妆品。为打开销路，雇货郎肩挑叫卖。虽受洋货倾销影响，亏损颇多，但略无馁意。
  1919年五四运动后，提倡国货浪潮席卷全国，液仙所营也获转机，在叔父方季扬投资支持下，购地建厂，广置机器，发展生产。1923年研制生产我国最早的三星牙膏，新建专制调味粉及酱油精的二分厂，并赴日本觅得生产味精技术，研究制成“观音粉”和“味生”两个品种，与同学吴蕴初生产的佛手牌味精一起，将日产“味之素”挤出中国市场。1928年建三分厂，专产三星蚊香，并在沪、浙广种蚊香主要原料除虫菊。经多年苦心经营，三星蚊香取代了市场上日本野猪牌蚊香。
  1935年，中化社资金已达百万元，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方任总经理，讲究信誉，重视质量，着力培养和广招人才，形成以方为核心的工艺、规划、管理、销售等多门类上层干部结构。1939年前已推出三星蚊香、三星牙膏、箭刀牌肥皂等名牌产品，同时兴办晶明玻璃厂、中国制管厂、肇新化工厂等配套企业，使该公司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日用化学品工业综合性企业。1932年，液仙倡组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次年开设中国国货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又与吴鼎昌、李康年、吴蕴初等在沪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并先后在宁、汉等十余个城市开设中国国货公司，促进民族工业发展，被誉为“国货大王”。上海一二八、八一三抗战中，两次开办伤兵医院。积极支持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群众性联谊团体益友社，任名誉理事。
  1940年日伪多次拉拢，以“实业部长”相许，伪市长傅筱庵又利用乡谊，亲往诱说，悉遭严正拒绝，反晓傅以民族大义，劝其“自重”。日伪继施威胁，恫吓信不断飞至，仍不为所动。日伪见其始终不肯就范，遂萌杀机。
  1940年7月25日乘车离寓时突遭汪伪特务枪击，液仙受伤后被强挟绑架，殒身车中，时年仅47岁。
  戴畊莘（1895～1956）
  戴畊莘，名芳达，临江虹桥村人。上海澄衷学堂毕业后随父运来经商。1919年承父业，经理利昌铁行。后与同学挚友陈楚湘合资创办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被推为董事长，陈为总经理，复被推举为上海总商会会董。五卅之后，国人抵制外货，华成公司生产的金鼠牌、美丽牌香烟销行全国。4年后，陈因病辞职，戴兼任总经理，整顿会计制度，健全组织系统，增建厂房、仓库，改进生产设施，改善工人福利，建立子弟学校，在天津、南京设分公司，香港、新加坡设代理经销处。企业基础日益巩固，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打破当时英美烟草公司独霸远东卷烟市场局面。戴先后被推为青岛中国烟叶公司、华一印刷公司董事长。1934年赴德治病，回程时自欧转美考察实业。返国后赴胶济铁路沿线调查，研究烟叶种植及收购情况，并在长辛店购地建造收烟坊，以提高国烟质量。3年后，因体弱过劳，患胆病入院，由陈复任总经理，戴任董事长。
  1945年，日军欲占公司江宁路新厂作航空司令部，畊莘四出呼吁，厂房始得保全。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下令停办上海沦陷时期开设的所有卷烟厂，畊莘抱病赴渝力争，始允保留。卷烟工业公会成立，被推为理事长。1948年辞职，赴港疗养。解放后欣然返沪，包达三、盛丕华等迭请其共事，终以年迈体弱家居养病。1955年10月华成公司公私合营成立大会时，为表心愿，抱病出席。
  曾在故乡设立义学；按月接济近百家贫苦孤寡，持续近20年。还以“华成”名义为宁波新建灵桥捐资万元，在家乡交通要道，广设“金鼠”、“美丽”凉亭，方便行人。1922年捐巨资救济浙江省水灾，得省颁一等奖章及嘉奖匾额。
  胡西园（1897～1981）
  胡西园，又名修籍，柴桥人。1920年毕业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怀着实业救国思想，立下“中国人必须自己制造电灯泡”之志，利用业余时间投身灯泡研制工作，次年11月4日制成中国第一只灯泡。1922年，变卖部分家产，在上海租屋创办我国第一家灯泡工厂，定名中国亚浦耳电器厂。
  亚浦耳始办，遭租界当局刁难和地痞流氓敲诈滋扰，经多方疏通，才得立业。初时成本高，质量欠佳，经营困难，遂不惜重金延聘技术人才，着力开发新产品，工厂得以迅速发展。此时，德、荷、匈、美四家外商灯泡厂联合组建中和灯泡公司，以不到成本一半的每只五分钱低价在中国市场倾销，日本灯泡厂也大量制造低劣灯泡，多次冒牌倾销，企图挤挎亚浦耳。西园一面加强广告宣传，提高灯泡质量，一面争取海外爱国侨胞支持。经努力，试制成达到国际标准的充气泡（即氩气泡），再次击败竞争对手，使亚浦耳灯泡畅销海内，遍及南洋。1946年亚浦耳厂又试制成我国第一支日光灯管。1950年首次成批生产日光灯管。
  1924年11月，为国货团体代表之一，晋谒孙中山，颇受嘉勉。1925年再度增资，将厂改组为亚浦耳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34年为国货维持会组织者之一，并任委员、常委，为提倡国货奔走呼号。抗战期间，参加抗日救援会，赴前线慰劳。嗣后又发起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等地创办中国亚浦耳电器总厂办事处、西亚灯泡厂、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以发展民族工业支援抗战。抗战胜利后，在恢复生产同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先后被选为全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电器业公会理事长。1945年9月，和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等7人，在重庆两次受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参加茶话座谈。10月，发起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任对外联络组组长。解放前夕，拒绝去台。
  1956年，该厂公私合营，更名为亚明灯泡厂，西园任总经理。1965年退休后，带病撰写几万字的民族工业发展史资料。1981年4月18日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
  黄声远（1903～1989）
  黄声远，城关人。4岁丧父，10岁进城区第一小学，因家贫辍学。15岁后进宁波方聚元银楼及上海天祥五金店当学徒，以不堪受奴役离退，私衷念念以读书为愿，然终以贫不遂。17岁进上海懋和糖行，继被聘为德商天成、禅臣等数家洋行“跑街”（推销员）。收入渐多，与人合股开糖行，以经营不善倒闭。又招股借贷，开设义和糖行，因一二八淞沪战事停业。后为德商雅利洋行推销存糖，获佣金万余元。积蓄渐丰，恢复义和糖行，改营进口糖，年利润达四五万元，不数年，成沪上糖业巨子。
  事业有成，深感自幼失学之苦，“让更多贫苦学童入学”愿望更形强烈。1943年在城关大校场旁购得周姓住宅一座，于1945年独资创建为声远小学，免费招生，对家境特别困难的，还给予生活补助。后又与俞佐庭等人于1947年购得公益布厂旧房及基地，开办私立辛成初级中学，聘金鹿笙为校长，由高冀成主持校务。次年辛成中学新校舍建成，声远出资八成。学校的设备经费和教职员工薪给，均由其筹募承担。后义和糖行解散，又经数年办学，积蓄已罄，至1956年政府接管前七年间，为维持两所学校，声远变卖房屋、家具、首饰，甚至皮大衣。先后将座落南京、苏州及杭州莫干山别墅低价出售，以其所得移充两校经费。1957年，为扩大中学入学人数，再度为建办民办中学奔走。因募得无几，就捐赠城关小道头旧房及地基，并拆来安衙弄黄家两间楼房的砖瓦、木料，建成城关中学。60年代后期，声远夫妇居处及日常生活发生困难，虽有港澳和国外亲友，但从不要求接济，对倾家办学至老无悔。85岁高龄时，还常以不能再为家乡教育事业奔走而抱憾。
  王性尧（1905～1968）
  王性尧，原名师伦，笔名逊卢，号无违居士，庄市阮家村人。小学毕业，以刻苦自学达高中程度。1921年进北京泉通银行当练习生，业余进修英语。3年后返沪入上海荧昌火柴公司当文书，逐渐熟悉火柴行情。不数年，略有积蓄，投资大华仪表厂。1930年7月荧昌与鸿生、中华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任总务科副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代表“大中华”参加“星五聚餐会”，共同提倡和推销国货。后成立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任理事。1934年受聘任国货联办处主任，在其擘划指导下，仅一年，已有郑州、长沙、重庆、广州、西安、昆明等国货公司11处，初步完成一个国货推销网，“爱用国货、生产救国”口号得各地人民支持。由于货源危机和中国银行扶助政策改变，各地国货公司面临困境，而性尧仍苦心维持。1937年5月任新成立的官商合办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副经理，联办处遂告结束。八一三上海事变，联营公司发展计划受挫。为筹设或改组各地国货公司，退至重庆，奔涉于川、黔、粤、桂各省，并在重庆设立西南业务处，在香港、新加坡、广州湾等地筹设国货公司。1939年初，总公司迁重庆。1941年5月改联营为私营。
  上海沦陷后，性尧用其他商号名称向内地秘密运送布匹等紧缺日用物资，多次拒绝日伪引诱拉拢，并劝告亲友拒与敌人合作。抗战胜利后，公司迁回上海，仍任公司协理。当时美货泛滥，冲击国货销售，加之通货膨胀，营业艰难，遂在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各地成立办事处，从事运销机制品及土产业务，同时代理中国纺建公司运销棉纱棉布至香港、新加坡及南洋各地。
  1951年冬，国货联营公司被批准公私合营，性尧任总经理，积极推动上海工业品出口同业组织公私联营，得上海工商界推重。曾任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并被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社会闻人
  周正祥（？～约1849）
  周正祥，字瑞占，东管乡人，以监生经商，好义举。道光十七年（1837）秋，飓风坏后海石塘数百丈，田庐坟墓多被漂没，正祥与弟恒联合绅士黄溥、谢铮贤、金思维等80余人，呈文县府道及藩抚，请拨款改建，遭总督鍾祥申斥。1843年秋飓风激浪，冲坍益广，众议弃冲决地庐舍，退让数百步建塘，正祥力主就原缺口处改建夹层石塘，以保久远。适总督刘韵珂阅兵镇海，因与同志具状申请，刘允其开捐。然捐资者多存观望，或以“假公肥私”诽谤诬诉。倡议者人人皆危，唯正祥不惧中伤，修塘之心不移。几经周折，朝廷始命浙省拨库银七万三千余两助工费，于1848年兴工。后委员前来勘视，竟克减大段，谓自范家村过北，其塘外尚有护沙，无需改建，于是领银常为所阻。同时知府罗镛企图官府独建，乃密诬正祥“冒官帑，塘工草率”。浙抚偏信，欲治其罪，赖布政使汪本铨压按公文未发。闻讯极愤，赴省呈请拆验塘工，居杭数日，染病归，愤郁而死。后巡抚委宁绍台道与知县毕承昭诣塘拆验，始知正祥所修别出心裁，完固精详，可垂永久，方无异议。1850年夏工竣，县人皆为正祥未及亲见而惋叹。
  曹氏夫人（？～1917）
  曹氏，女，柴桥芦江村人，嫁大碶横河李氏。父珊泉，翰林院编修，能文工书，好义举，嗜读博览，洁身自恃。曹氏幼承父教，读书达理，家学渊源，有大家遗风。中法镇海口之役时，风雨孤舟，奉衰迈舅姑避走杭城，承欢慰安，不稍懈怠。夫丧后教养遗孤光墀（觐丹）、光坫（琯卿）等煞费苦心，使二子术业有成，名重乡里，故乡人尊称为太夫人。
  曹氏夫人关心时势，接受新潮，力主妇女独立与教育兴邦，尤倡导女子读书识字明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横河公学开办后，夫人年捐银300元助学。1917年，命子光墀、光坫以其金银饰物兑银在柴桥创立静德女子国民学校，储存基金银达万元，聘请优秀教师，改善教学环境和设施。次年，其子侄辈又承遗命在李氏敬德堂创办敬德国民学校。后次子琯卿对灵岩学区教育发展竭尽全力，并为办学输尽家财，实夫人平日教导之力。早在清季，夫人即痛恨妇女缠足恶习。琯卿之妻幼时不愿缠足，曾被戚友讥为“大足三姐”，曹却倍加爱护。辛亥革命后，更大力鼓吹天足，在灵岩乡组织天足会，亲任会长。次媳在夫人影响下，相夫教子，并参与社会活动。当袁世凯称帝，夫人支持民军起义讨袁，捐巨资助饷。后大总统黎元洪亲书“卓识匡时”匾额赠奖。张幼棠诗赞其“助饷输财不计缗，兰闺胸次异常人。宏词嘉奖劳元首，‘卓识匡时’一额新”。
  1917年冬，骤患头风，遽尔不起。横河公学师生感念其办学功绩，特送“功在树人”横匾表敬。教育家蔡元培亲在哀启上作序表彰。县人公认曹氏夫人乃镇海妇女运动之先驱。
  张氏夫人（1843～1918）
  张氏，女，原籍鄞县。18岁嫁小港富室李嘉（梅堂）。夫人持家有素，酬接周全，临事从容，乐善好施。光绪十九年（1893）家乡饥荒，助夫购米万斛济赈。1898、1902、1908三年灾荒，或尽家中存粮，或命子赴外地购米赈济。又在洛伽山建灯塔，众赠“乐善”匾额，固辞不受，命移至宗祠，谦答：“此先人志也！”沿海时有贫苦子弟被奸民诱骗出国，贩为苦工（旧称“贩猪仔”），某次达400余人。夫人获知，即遣子云书、征五商请海关税务司，复赴沪联合旅沪同乡会，电告外国红十字会，发出呼吁，并派人携巨款至南洋，除10余人已死外，余皆赎归。
  夫人重视教育，曾费10万余金建办学校，教子孙游学海外，说：“兵家法家，言皆不足。应学农、工、商、矿、理、化、医诸科，以此可利国济人。”七子皆为社会知名人士。云书、薇庄、征五等早年参加同盟会，投入辛亥革命。夫人卒前有子孙曾孙辈107人，学成归国参加建设者不少，今寓居海外者仍众。
  朱忠煜（1860～1925）
  朱忠煜，字彬绳，先世自福建迁镇海白营，后迁虹桥定居。至忠煜，迁居城关南门外。父孝瑞，以商起家，曾与两浙木商共创仁济公所，以抚恤遭难船工。忠煜继承父志，少年即以干练著称。时浙江洋面多盗，乃与各船商筹募巨资，创立护船队，保护商旅。光绪变法，镇海设商务分会，被推为总理，筹划地方兴革事宜，排难解纷，甚得舆论嘉许。东管乡前大河长3000余丈，河身淤浅，屡议疏浚未成。1918年夏，忠煜建议重浚，且首捐千元，共募得钱款2万余元，并负责招工开浚，巨细躬亲，干河支港，一律浚深，不数月告竣。复疏浚白龙洋至平水桥段中大河及濠河，北乡水利始竟全功。继又修治东门浦。1922年春，众议大修后海塘，忠煜主其事，晨夕筹划，亲临督导，辛劳得疾，仍抱病扶杖，蹒跚巡视。次年秋竣工，适逢飓风大作，而塘屹峙无恙。此外，办平粜以济饥荒，建医院以利贫病，又于1910年在虹桥宗祠旁修建徽荫学校。凡全县公益事业，如筑塘、修桥、铺路、掩埋路尸、抚育孤儿等，必参与主持，不以艰巨烦琐而推诿。1925年病逝，闻者无不痛惜。
  唐爱陆（1872～1944）
  唐爱陆，小港人，前清秀才。因不满清政府之腐败，弃举业，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任民军后勤工作。1912年在汉口筹办宁波同乡会旅汉公学。次年筹设爱国公司，专售国货。力主男女平等，提倡妇女就业，任用女职员，开设女子生活社。两年后，创女子务本社，经理、职员全由妇女担任。己则奔走街头，到处宣讲，提倡女子不缠脚，夫死可再嫁，遭人讪笑辱骂而不挠。与进步律师施洋知交，积极支持1923年二七大罢工。施洋被害后，其家属由爱国公司发给生活抚恤费。北伐开始，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劳工部长，与湖北省财政厅长詹大悲友谊甚笃。“清党”时詹被捕遇害，唐亦于1928年被迫携眷离汉。初在沪蛰居，后回小港，任乡长。
  回乡后致力乡村建设，办小学，修公路，育苗造林，提倡卫生，破除迷信，宣传男女平等，还兼任县清丈处主任，组织丈量全县山岭、河流、地形、地貌，绘制出乡镇完整线图。在小港至县城大道两座路亭亭壁上，手书“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表达施政与教育主张。倡筑镇大公路时，阻力极大，讨债的、辱骂的常挤满一堂。爱陆则说：“我没有一天不被人骂，要没有人骂，除非不做事。”公路终于1936年建成通车。20年代后期，筹资创办蔚斗小学，延请进步教师任教，对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积极营救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教师。
  抗日战争爆发，与李善祥共同组织小港抗敌后援会、救护队等救亡团体。又任镇海抗日自卫委员会副主任，支持联合各乡救亡团体开展对汉奸傅筱庵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没收傅在镇海财产，并公开拍卖，以所得充抗日经费。经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言惊群座，被称为“唐大炮”。1940年7月日军第一次在镇海登陆，大肆烧杀，爱陆在东冈碶一带设立难民救济所。日军撤退后，又在茅洋山寺组设难童教养所，收养孤儿百余名。是年大旱歉收，粮价飞涨，爱陆坚请发仓平粜，施赈救济；复联系宁波旅沪同乡会运粮接济，又请得李氏义庄发放良种，安排生产自救。时唐年已七十，子女自重庆、衡阳等地迭劝其父去内地，唐复函云：今当民族生死关头，每个国民均应致力于神圣的抗战救亡事业，我亦愿尽自己之力，不愿为个人安危打算。次年4月，日军再次登陆镇海，爱陆先退小白，派人将全部难童护送至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安置，然后离乡，由衡阳至桂林，辗转奔波，积劳成疾，1944年病故于重庆。
  顾荆庸（1903～1960）
  顾荆庸，新碶炮台跟人。出身贫苦，儿时仅读私塾数年。16岁去上海煤炭行学徒，两年后回乡以船匠为业。1927年参加农运讲习班学习，受农民运动教育启迪。同年6月，《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颁布，荆庸背负《“二五减租”》牌，执铜锣，着笼裤、草鞋，遍行大碶地区，边敲边喊：“杀头我来，坐牢我来，要‘二五减租’快入农会来！”泰西、千丈、〓头、小山等村农民大为感动，纷纷加入农会，在小山文武殿组织镇海县第六区农民协会，公推顾等为筹备委员，实行“二五减租”，取消租鸡、租鸭，并改用市秤缴租。江南地区的七区、五区农民协会也相继成立。地主联名指控“顾荆庸是共产党”，因之被县政府逮捕，经业师庄崧甫营救得释。
  抗日战争开始，荆庸为县农会干事，组织镇海县第六区信用生产合作社，向合作金库和农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减轻农民重利负担。1939年灾歉甚重，遂扩大合作社组织，兴办储备粮仓。柴桥区长沈介祉觊觎仓粮，强行逼卖，将顾拘捕。社员闻讯哗然，派代表上县请愿。县长迫于群众压力，将其释放。次年大旱，荆庸在共产党员李侠民、王博平、陆子奇等帮助和支持下，发动农民生产自救，采购洋大麦种籽，突击播种备荒。国民党政府只许农民留三个月口粮，其余都要“公卖”，农民得讯惊惶。经磋商后，荆庸连夜分藏稻谷到户。柴桥区长盛某率警强行搜仓征粮，并拘捕两名农会干部；县长周启植在柴桥逮顾解县处置。农民闻讯，集结于汽船必经之处，手执长竿、石头，待汽船来到，千余农民高呼：“饿死不如犯法！”“不将顾先生放出来，砸烂汽船！”周启植不敢露面，由教育科长葛正栋将顾释放上岸。李侠民为防国民党政府借口“拒捕”而加害顾，决定让其“投案”，一面聘请律师进行合法斗争。荆庸被关押后多次受审，由于辩解有理得体，周启植无奈，将其开释。1941年4月镇海沦陷，地主叫喊取消“二五减租”。顾在共产党支持下，成立镇海县农会江南办事处，任主任，建立起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辅导队，动员农民支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稻谷三万斤资助王博平的“独立中队”和徐建农的“警察第三中队”，为“五大”部队建立军米储存仓，动员青年农民参加抗日部队。
  1946年4月被选为县农会常务理事。次年6月县合作社联合社成立，被选为理事主席，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承领德字棉、珂字棉种籽120万斤，在镇北、江南棉区推广；领到抽水机、喷雾机及各类农药、化肥，无价或低价发放给农民；建立棉花生产合作社，发放生产贷款扶助棉农生产。1948年起镇海实行以“市亩”缴租，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镇海解放，积极支援前线，将农会全部积谷移交人民政府。参加人民政府工作后，曾任宁波专署农场副场长、专署农林局副局长。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
  荆庸自苦少时未受良好教育，故常刻苦读书，钻研法律、文学，故能“言辞清辩，应对敏捷”。顾长期致力农运，解放前镇海实行“二五减租”之普遍，为当时全省之最，因有“镇海农王”美誉。
  刘良模（1909～1988）
  刘良模，贵驷人，生于上海。读明强中学时信仰基督教，参加基督教团契组织的各项爱国活动。193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参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学生部干事及事工组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同班同学去农村宣传抗日。一二八事变发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内组织民众歌咏会，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青年献身抗日。1935年12月，与上海基督教著名人士28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挽救危亡。次年在上海南市体育场万人歌咏大会上指挥歌唱《义勇军进行曲》，震动全市。不久应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邀请去太原，为干部团教唱救亡歌曲。八一三上海事变，离沪转甬，去金华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9年春在金华遇周恩来，得支持鼓励。由此受当局忌恨、排斥．，被迫于1940年离国赴美，入克罗兹神学院及费城大学深造。课余，在美国人民和华侨中教唱抗日歌曲，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后参加援华会并任演讲员，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支持。1947年，为冯玉祥在美发表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罪行演讲担任翻译。
  1949年8月受周恩来电邀，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开国大典。在京期间，与宗教界人士共同发起组织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被推为筹委会书记。良模曾任全国政协第三至第六届委员、常委，上海市政协第一至第六届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副主席，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副主席及第四届常委顾问等职，为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贡献。
  爱国侨胞
  顾宗瑞（1886～1972）
  顾宗瑞，大碶〓头村人。13岁赴沪，在一报关行当学徒。以办事认真得店主器重，数年后升为主管。1920年自创泰昌祥报关行。在同客户业务洽谈中，逐渐积累航运知识，学会英语会话。后经济实力渐增，遂于1928～1930年先后购置永升、永亨、新祥泰号等轮船，旋又添永敏、永耀、泰生等数艘。1946年创办泰昌祥轮船公司，拥有大小轮船13艘。抗战期间，在沪开办瑞泰毛纺织厂，在宁波开办通记酱园。
  解放前夕，泰昌祥迁往香港，继续经营航运事业。在港时，故里族人前去造访，宗瑞一概热情接待，命其儿媳亲手奉茶，以示对乡亲的情谊和尊敬。若乡人因失业而发生吃、住等困难，所需费用全由顾包揽，归还与否，从不计较。宗瑞关心桑梓公益，捐资整修〓头村道路，动员贺祥生等捐资兴修大碶至江南公路。弥留时仍念念不忘家园，嘱其子女爱国、爱乡。其子国和、国华等牢记其“造福桑梓”的遗愿，多次捐赠家乡医疗卫生设备及侨务费用，并在家乡兴建宗瑞图书馆、周翠玉幼儿园与宗瑞医院。
  包兆龙（1895～1982）
  包兆龙，名大澍，庄市钟包村人。幼读私塾，酷爱古文，性格豁达。及长从商，曾在武汉开鞋店，在上海设银楼。曾任衡阳工矿银行、重庆工矿银行经理。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1946年与人合资在沪办国丰造纸厂，1948年携资举家迁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采纳次子玉刚建议，专业航运。惨淡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后交玉刚主持，己则鼓励匡助。1967年扩创为环球航运集团，名著国际航运界。兆龙为集团主席，后改任名誉主席。年逾八旬，仍上班办公，或代表集团赴世界各地主持轮船下水礼，联系业务。
  兆龙热心公益，以济贫助学为务，设包兆龙助学基金，资助环球集团属下雇员子女升学深造；又以港币100万元捐助香港苏浙公学扩展校舍。1979年归国时，捐款1000万元美金筹建北京兆龙饭店。在京、沪、甬、港各地均有其捐资兴建的多种公益项目。生前曾多次教育子女：“叶落归根，建设家乡，热爱祖国。”逝世后，其子女遵照遗命，在家乡和祖国各地创办不少以“兆龙”命名的公益事业。
  包玉刚（1918～1991）
  包玉刚，字起然，庄市钟包村人。少年求读于叶氏中兴学校，15岁至甬学徒。未几赴昆明学商，后随父在沪经商。1939年投身金融界，先后在衡阳、重庆工矿银行任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赴沪，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副总经理。1949年初春迁居香港。初业进出口贸易，经营内地土特产。1955年改营航运，贷款购入旧船，命名“金安”，后为美国石油公司运油，又添新船。1956年苏伊士运河关闭，货运价格猛涨，包氏坚持“低租金，长合同”方针，抓住货源。运河开放后货源短缺，船只过剩，包氏却稳度难关，还使船队增至7艘。此后，由于日本经济发展，中国政策开放，玉刚把握机遇，奋然崛起。1970年与汇丰银行桑达士合作成立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1972年又与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合股组建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任董事会主席。环球航运集团发展迅速，至1980年3月已有船舶202艘，2053万总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0余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包氏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当其事业处于鼎盛时期，包氏预见石油危机将影响世界航运，断然缩减船舶，并于1980年10月与人协作收购香港九龙货仓有限公司股票，取得控制权。以后包氏企业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包括航运、空运、铁路、地下隧道、酒店及码头货仓，成为香港经济界重要名人。
  玉刚从事工商业开拓，与中、英、美、日各国政府首脑交往密切。1963年入英国籍，1978年获英国女王颁授爵士勋位。同年协助中英双方探讨香港回归祖国事宜。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担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咨询委员会召集人。1985年包氏与人合作出巨资收购英商会德丰洋行，组建港龙航空有限公司，任经理、董事长，对稳定香港局面产生积极影响。1986年向中、英政府建议创设中英友好奖学金，率先捐助英镑1400万元。晚年，遵父训造福桑梓，向家乡多次捐款兴建学校、图书馆、医院、游泳池，修筑道路和新村。
  民国将领
  胡宗南（1896～1962）
  胡宗南，谱名广德，字琴斋，又字寿山，号悦心，霞浦乡陈华铺朱塘村堂楼胡家人。3岁时随父迁居孝丰县鹤落溪村（今属安吉县）。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一度寄身上海毛竹行。1923年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次年春毕业，旋参加东征，任副营长，参与黄埔军校反共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北伐时，任团长、副师长、师长，参加中原大战，继而尾随红军至陕甘，封锁陕北苏区，1936年升任第一军中将军长。抗战时期，先后任第十七军团司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及司令长官等职。曾参加淞沪对日军作战，痛恨汪精卫卖国，常函候慰问张学良。日美开战，曾请求反攻，未获蒋介石批准。屯兵西北后，拥兵45万，包围陕甘宁边区，有“西北王”之称。抗战胜利后，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全面进犯陕甘宁边区，遭人民解放军痛击。1949年5月退逃四川。蒋介石令其“固守”，并任其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代长官等职。未半月，兵败逃至海南岛，受蒋“查办”，令其到西昌“戴罪立功”。未几，残部被解放军消灭，只身再逃海南岛，1950年3月转飞台湾，被监察院弹劾，申辩得免。同年底始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1951年出任“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踞大陈岛，骚扰大陆沿海。1953年人民解放军解放温岭县积谷山岛，“反共救国军总部”裁撤，回台湾，入“国防大学”学习。1955年9月调任为“澎湖防区司令”，1959年复任“战略顾问”，并入“国防研究院”为研究员，1962年2月病死台北。
  其他人物
  傅筱庵（1872～1940）
  傅筱庵，名宗耀，城关人。幼读私塾，后去沪进浦东英商耶松（一说祥生）船厂做工，在夜校习英语。升为“拿摩温”（领班）后，以延长工人工时，压低工资取悦洋大班（经理），又以虚报冒领等手段敛财。后结识上海商务会议总董严筱舫子严子均、鲁麟与平和洋行买办虞洽卿、朱葆三等人，辗转夤缘拜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干爹”，得提携扶植。1909年任招商局所属华兴水灾保险公司副经理、经理。辛亥革命后盛逃往青岛，傅代管其沪上财产。上海光复，通过朱葆三，以认缴饷款被委为沪军都督府财政部总参议及上海关清理处主任，代表盛氏在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与中国通商银行三家大企业的股份管理权，亦被承认。稍后，出任上海总商会第一届议董。又与严子均、虞洽卿、朱葆三等集资创办祥大源五金号，任总经理，并先后任美商美兴洋行、英商长利洋行买办。其时，傅已任中国通商银行兼招商局董事，不久，操持银行大权并独揽招商局局务。其间亦曾赞助家乡公益事业：1921年修筑后海塘，以塘工协会成员兼驻沪塘工协会主任；1922年集股银5万元，创办明明电灯公司；1923年在镇海建筑沪甬线轮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高等顾问，数次贷款，认购巨额公债。1926年仗军阀孙传芳之力得选上海总商会会长。翌年北伐东路军攻入江西，乃利用招商局商轮9艘，为孙运送军火与军队，欲阻北伐军东下。后北伐军逼近上海，傅一面遣人向东路军总指挥表示欢迎，一面却在孙逃离时亲往送别。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变，以上海总商会名义通电“竭诚拥护”，盛赞蒋“清党”之功。但蒋以傅支持孙之罪名明令通缉。傅逃大连，潜居3年，经多方缓颊，1931年通缉令撤除，10月重返上海，复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并充当美国钞票公司、英商耶松船坞及机器制造厂董事、经理等职。1937年底上海沦陷，次年1月附逆，4月任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督办，10月16日改称“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后在军统局特工策动下，被亲仆朱升源于1940年10月11日凌晨用菜刀砍毙。
  傅投敌后，其子由此精神受刺激，常在阳台上撕撒钞票，以示悲愤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