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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顾福昌的创业史是艰辛而富有时代特征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一部从“屈丝”到“土豪”的蜕变史，更是一部近代外贸发展史。
  “顾”本是吴中（今苏州一带）大姓，其祖先据传系越王勾践的七世孙顾余侯。其后代中有个名叫顾苇溪的，由桐乡迁至南浔定居，到了清末顾福昌起家，顾氏早已是当地的资深居民了。
  关于顾家的先世，南浔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说顾福昌乃南浔大桥头（通津桥）顾提举的后裔，顾提举曾官至从五品，所以顾福昌也算是官宦人家之后，但到了顾福昌的父亲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
  据顾氏墓志记载，顾福昌的曾祖父叫顾蜚声，祖父叫顾肇安，都是读书人。到了顾福昌的父亲顾大亨这一代开始人丁兴旺起来，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和好几个女儿，顾福昌排行第六，是顾家最小的儿子，所以顾福昌发家后，南浔人都称呼他为“顾六公公”。
  顾福昌（1796一1869），字成之，号春池，少时家贫，母亲过世很早，因而不得不弃儒学贾。他秉性勤俭至孝仁厚，最初在南浔镇上摆布摊，稍有积蓄后到震泽（今属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小布店，兼营蚕丝，由妻子朱氏照顾父亲。南浔、震泽两地相距十二里，当时他每天早出晚归，步行往返，虽寒暑从未间断。后来父亲病故，顾福昌便关闭震泽的小布店，全力在南浔镇经营辑里湖丝，并开设顾丰盛丝行，与洋行直接进行交易。
  道光初年，顾福昌只身一人去上海寻求发展。当时上海尚未开商埠，正如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林塞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江岸边一马平川，寂静无声，河埠纵横交错，土地精耕细作，与荷兰几有异曲同工之妙……时值麦收，人们都忙于收割，那时的外滩，还什么都没有，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泥塘。”但细心的顾福昌却看到了商机。当时寸已有不少欧美商人前来通商，但中国人不懂英语，外国人也不懂中国话，交流沟通都成问题，还怎么做买卖？洋人们也急于找到聪明能干的中国代理人开展他们在华的业务。顾福昌觉得，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迅速打开生丝出口的局面。于是，聪慧好学的顾福昌想尽各种办法与洋商往来，日积月累，他也会用洋泾浜英语和外商进行寒暄，而后逐步能通译英语，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
  所谓“通事”就是翻译，“丝通事”就是从事蚕丝贸易的翻译。“通事”基本上是依靠洋泾浜英语、业务经验、字号品牌和人事关系而存在的。他们在那时特定的中外贸易关系格局中能量和职权都很大，是上海开埠初期一股非常活跃的社会力量。“通事”常以货主代表的身份直接与对方谈判交易，并签订买卖合约，负责交货和经手货款的接收，他们往来于雇主与雇主之间，神通广大，往往左右着交易的命运。顾福昌就是利用“通事”的特殊身份闻名沪上，成为这方面的先驱人物。因此周庆云在《南浔志》上说他“壮岁薄游沪上，时值各国通商，首先经理夷务”。
  1843年上上海开埠，上海的变化使顾福昌大开眼界，英美等国商人很快在老上海城外的滩涂上造起了高楼大厦，这就是今天的外滩。洋商的休闲生活是在外滩上跑马，跑来跑去，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路，上海人称“马路”。于是这里有了通宵不灭的万家灯火，穿梭奔跑的蒸汽火轮，西装革履的洋人和长袍马褂的掮客。有了医院、邮局、拍卖行、文明戏、新闻报等相关文化设施。也有了让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康白度”“拿摩温”“咸水妹”“水门汀”等洋泾浜英语。今天的南京路就是从这里伸展开来的，与南京路平行的另外儿条马路，则彼简单称为一、二、三、四马路。很有经商远见的顾福昌就在上海四马路开设顾丰盛丝栈，后改为顾寿泰丝栈，与南浔顾丰盛丝行遥相呼应，顾丰盛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丝栈。当时寸上海的《申报》经常刊登顾丰盛丝栈生丝价格变动的实时消息。
  作为丝通事，顾福昌周旋于洋商之间，对丝市行情消息灵通；同时他又是丝行老板，所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在与洋商进行湖丝贸易中获取高额利润，成为南浔丝商在上海最早发迹的一家。
  在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南浔丝业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顾六公公宋九伯，仙搓二叔伢三哥。”用来形容当时四户最有钱的人家。顾六公公指的就是顾福昌，因他排行第六；朱九伯指朱宏茂，他是家中的老九；仙槎二叔是邱仙搓，他是家中次子；伢三哥指刘镛，因他是刘三东家。
  “顾”“朱”“邱”“刘”是南浔早期的“四象”，这样的排序当然也是有讲究的，一方面“公公”“伯伯”“叔叔”和“哥哥”从年纪上是有长幼之分的，顾福昌比刘年长将近30岁，基本就是一代人的年龄差；另一方面，自然是以财产的多寡而定，当时顾家位居首富的地位，其财产总额在刘家之前。据南浔老人回忆，当时的“四象”财产多则七八十万两白银，少则四五十万两白银。后来随着财富的累积，入选的标准也随之水涨船高，到了清光绪年间，“四象”的财产早已超过了百万，最有钱的刘家和张家甚至多达千万之巨。一千万两白银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和现在的币值换算，大约就是当下坐拥百亿资产的超级富翁了。
  19世纪50年代，顾福与宁波的杨坊就被上海道聘为上海丝茶总局董事，负责丝茶捐总局和南北两市分局的稽查及到沪丝茶厘捐收解等事宜，成为上海丝业界领袖人物。1857年7月的《吴煦等禀丝茶加捐遵办各缘由》里写道：
  奉抚宪批道审断，遴董接办，改定一成经费，既于六年六月为始，归新董杨坊、汪绍荣、席宽、顾福昌等经收经解。上年秋冬，卑府等先后奉委议加口，改为银款，酌定章程，通详各宪批照办各在案。……简明章程一，原派董事杨坊、汪绍荣、席宽、顾福昌等四人。六年六月接办之始，以顾福昌专管银钱，席宽专管出入账目，杨坊、汪绍荣专管总局分局稽查各事，议明按年挨轮值班。本年系席宽专管银钱，顾福昌专管出入账目，杨坊、汪绍荣仍司稽查各事，以后照此挨轮。商董原禀一具禀商董杨太记、席华记、汪干记、顾寿泰等禀为议复事…… 咸丰十年（1860），湖州商人在上海召集各丝栈主，以“联同业之情，而敦异乡之好”为宗旨，成立了丝业会馆。顾福昌是会馆创办时的最早参加者，又是其主要绅董。丝业会馆创设后，它所执行的职责是祭祀蚕神，热衷慈善义举，建立养病房及殡舍，统一划定丝市收购价格，调节同业间及丝业与洋商间的纠纷。上海丝业会馆的成立，标志着上海湖州商人群体的崛起和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