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中国旧社会的豪门望族联姻都讲究强强联合，千百年来一直是恒久的常态。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联姻似乎成了一种手段和武器，豪门巨富家的公子小姐，其婚姻对象无非是书香门第、官宦之家，或是富商巨贾。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联盟”，不仅事关各自子女的终身幸福，还和各自家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邱家作为富甲一方的巨商，不仅联姻了钟鼎之家，也结盟了书香之族，织就了一张丰富多彩的超级姻亲网络。
   将军相府一线牵对历史感兴趣的人知道，明朝初期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废除了丞相制度，而清朝沿用明朝制度，也不设丞相，那么邱家又怎会与相府有亲？难道是指邱家与李鸿章家族结亲之事?清朝虽不设丞相，但其职权仍要有人来行使，相当于这一职务的是内阁大学士，而邱仙槎的曾孙女邱国芬（邱寅叔之孙女、邱孟麟之女）即嫁入晚清协办内阁大学士、“副相”——徐郙家族，夫婿是徐郙的曾孙徐小麟。
   徐郙（1836—1907），字寿蘅，号颂阁，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同治元年（1862）状元，先后授翰林院修撰、南书房行走、安徽学政、江西学政、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晚清状元、相国徐郙徐郙之孙徐麟石、顾薇贞夫妇拜协办大学士，世称徐相国。
   徐郙工诗，精于书法，擅画山水，入词馆，被召直南书房。慈禧常谕徐郙字有福气，晚年御笔作画，悉命徐郙题志，传世慈禧画作中多见徐郙行楷诗题。因兼具金石派学养，黄宾虹评价徐郙云：“徐颂阁、张野樵一流，为乾嘉画家所不逮。” 徐郙家族与南浔望族颇有渊源，有三重姻亲关系。
   首先，徐郙与南浔首富刘镛是儿女亲家。刘镛的三女嫁给了徐郙的次子徐华祥，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叫徐麟石。可是徐华祥不幸早逝，刘家小姐又不太适应徐家的生活，所以后来就带着儿子回到南浔娘家生活。
   徐麟石从小就在南浔外家长大，虽是相爷之孙，却会说一口南浔话，并在南浔自建了花园洋楼。据徐氏后人回忆，徐家花园以两个荷花池为中心，分为南园和北园，又辟竹园、花圃等；徐麟石好玩，曾在园中蓄养金鱼、猴子、狗和孔雀等动物；又好打拳，曾请了霍元甲四徒弟之一李玉和为拳教师，后来又增建了西洋楼等建筑。
   徐麟石长大后，又娶“四象”之一南浔顾家的小姐顾薇贞为妻，生一子徐小麟，一女徐含章，这是徐家与南浔的第二重姻亲关系。
   第三重姻亲关系，就是徐小麟与邱国芬的联姻，他们婚后也育有一子一女（女名徐以绥，子名徐以礼）。
   徐小麟、邱国芬夫妇合影（摄于南浔影庐照相馆）【前尘往事】邱国瑞：这张照片就是在南浔影庐照相馆拍的，照相馆在东大街。大姐邱国芬于抗战前出嫁，嫁给了状元的后代徐小麟，她出嫁时曾几次到上海去置办嫁妆，有一次是专为试婚纱，穿高跟鞋配合钢琴婚礼进行曲走步，练了大半天。结婚照拍了中式的，也拍了西式的。
  祖父拿出3000银元，也就是三只丁宝（一千元一只）作为嫁妆。国芬的母亲张乃和是张弁群的长女，张静江是她外公张弁群的亲弟弟，所以她也常去张家。后来日本人来了，把徐家南浔的房子烧了，就长住上海了我曾听她讲起过张静江后来去美国的原因。说是：“义外公（指张静江，南浔话）老要为蒋介石出主意，弄得蒋介石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然后蒋就给了张一笔钱，说‘既然老先生眼睛和腿脚不好，现在医学昌明，你就去美国看病吧’！所以后来张就乘坐‘玛丽皇后号’去国外了”蒋与张后期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徐小麟、邱国芬之女徐以绥邱家还有小姐嫁到了将军府，是邱仙槎最小的女儿——八小姐，嫁给了清朝的兵部尚书许庚身的儿子许之鹏（字南仲中）。因为旧时的女性都不称名讳，所以不知道这位八小姐的名字。
   许庚身（1825—1893），字星叔，号吉珊，仁和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考取内阁中书。许庚身先后曾参与撰修朝廷的《宣宗成皇帝本纪》、皇室宗谱及《臣工列传》等书。光绪五年（1879），升任礼部侍郎，后又分别任户部侍郎和刑部侍郎。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以刑部侍郎的身份充任军机大臣，同时兼总理衙门大臣。当时在军机处中，除了许庚身信札许宝骅孙毓汶深受慈禧太后的赏识外，许庚身也因办事敏练深受其器重。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他坚持认为“驭夷无上策，可羁縻，不可迁就”，对列强的本质表现出较为清醒的认识。光绪十四年（1888），他升任兵部尚书。许庚身从中书直至尚书，在军机处工作了近三十年，参与了朝廷多次军事行动的策划，被人称为“经国苦心，有识共鉴”，称其为将军应实至名归。
   许庚身平时留心经世之学，尤其对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等更是了如指掌。早在江西学政任上，就曾以天文、地理、算术等内容考试各地士子。光绪十九年（1893），许庚身去世。清廷晋赠太子太保，谥号恭慎。
   许之鹏是许庚身的次子，其原配夫人早逝无子，故娶邱家小姐为续弦。邱小姐嫁到许家时，老太爷已经去世。许之鹏到20世纪初才陆续生下了许宝骅、许宝骥、许宝骢、许宝骏等子女多人（其中许宝骅、许宝骏为侧室所生，但按旧时规矩，仍称嫡母邱氏为母）。邱家的这几个外孙当中，有好几个都非常能干。
   许宝骅，庶出，圣约翰大学政治学毕业，民国时期曾任圣约翰大学校刊发行部主任、金城银行总处秘书、南京办事处副理、上海分行襄理、金城银行总行副理、上海兴业信托社总经理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香港开设南洋轮船公司，其下辖的船舶吨位数曾超过“船王”包玉刚。
   许宝骥，嫡出，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民国时期曾任广州学海书院秘书兼图书馆馆长。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总务长、教授，中法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法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副教授，系第二、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黄翼升画像黄翼升曾孙黄德贻与妻子邱国方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常委兼代理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兼团结报社名誉社长等职。
   …… 邱家后人告诉我，除了丞相府和将军府之外，邱家还有小姐嫁入男爵府——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家族，指的是邱家的第四代小姐邱国方嫁给了黄翼升的曾孙黄德贻。
   中国古代的爵位制度，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当年权重一时的李鸿章“李中堂”也才被封一等肃毅伯，所以能被授以爵位，定是有功之臣，黄翼升也确实战功累累。
   黄翼升（1818—1894），字昌岐，湖南长沙人，孤儿，由收养者邓氏抚养长大，长大后从军，入曾国藩部队，从哨长开始做起，经过不计其数的大仗小仗，一步一步直至淮扬镇总兵，赐刚勇巴图鲁勇号。之后，黄翼升又因战功任长江水师提督、加三等男爵。慈禧太后万寿庆典，又加尚书衔，绘像紫光阁，被誉为“武林中第一流”“平吴第一功臣”。
   光绪二十年（1894），黄翼升再次统军，病疫军中，清政府下诏赐恤，谥号武靖，并同意建祠奉祀，并着其子黄宗炎袭男爵，官广西桂平梧盐法道。
   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恩宠！ 黄家后人名人辈出，著名才女张爱玲即与黄翼升有关，她是黄翼升的曾外孙女，也就是黄德贻、邱国方夫妇的表姐。
   难怪有人感叹，这世界真小，转来转去都是亲戚朋友。
   纵横交错的豪门联姻说到底，邱家是富商的家庭背景，所以结亲的对象当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商。而出于业缘、地缘、亲缘的原因，南浔的“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自然成了最理想的选择。他们本身就是生意上的伙伴，之后又强强联合，成为非亲必戚的利益共同体，荣辱与共、连成一体，是名副其实的门当户对、望衡对宇。
   南浔早期的“四象”是顾、朱、邱、刘四家，后来又演变成刘、张、庞、邢、邱五大家，邱家将他们全部收入囊中，可以说是“一网打尽”。
   邱仙槎先是把长女嫁给了朱兆传的孙子、朱瑞莹的儿子朱景垣。
  朱家是南浔发家较早的大户，朱瑞莹曾任广东大洲场大使，后来因为经商失败，被迫将南浔的大宅和园林——述园卖给了后起的“八牛”之一梅家。
   邱家姻亲、绅商顾企韩号称“远东第一乐府”的“百乐门”曾是顾家的产业之后，邱仙槎又把三女儿嫁给了刘镛的长子刘安澜。前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但邱家与刘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亲戚关系还不止这一层，邱仙槎的儿子邱厚涵就做了刘镛的寄子，其实就是认了干爹。
   顾家的名气就更大了，当时上海唯一的远洋码头——金利源码头和号称“远东第一乐府”的百乐门舞厅原来就是顾家的产业。顾家的发家人顾福昌白手起家，早年在上海做早期的丝通事，之后又在洋行做买办，其后代在交通运输、缫丝、面粉等行业大显身手，是名闻沪上的巨商之一。
  邱家与顾家的关系是：邱仙槎的孙女、邱厚涵的女儿嫁给了顾敬斋的儿子顾同禄（字受百），他们育有一子顾崇康。邱国粹（慰祖）的妻子也来自顾家，是绅商顾企韩的女儿顾棣翠。邱国粹去世后，她曾主持家务十余载。
   有嫁出去的，自然也有娶进来的。比如，邱仙槎的九子邱莘农就娶了邢家的第四代小姐、邢厚庄的女儿邢守信。相传邢家八代业丝，向以典当钱庄称雄于世，是南浔有名的富户。邢厚庄一张乃和的哥哥张乃燕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时留影支后来迁居苏州花驳岸，单在苏州就有良田两千亩。
   最传为佳话的，是邱寅叔的两个儿子分别娶了南浔“四象”之一张家南号和东号的两姐妹。邱寅叔的两位亲家都是知名人士，
  一个是大藏书家张石铭，一个是开明乡绅张弁群。
   大凡来南浔的游客，必定会参观两个故居，都是“四象”之一张家留下的豪宅，现在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位于南东街的张石铭旧宅（懿德堂），一个是位于东大街的张静江故居（尊德堂）。
   南号的张石铭，名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人，系清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张家的长房长孙。他酷爱收藏古籍、金石碑刻和奇石，其适园藏书享誉海内。是杭州西泠印社的早期赞助人和社友，并与吴昌硕、王福庵等文人名士过从甚密。他们
  一家三代都是收藏家，父亲收藏古籍图书，儿子收藏古钱币，最有名的当数孙子张葱玉，是新中国第一代书画收藏鉴定专家。
   东号的张弁群，名增熙，字弁群，号槎客，张宝善长子。他早年游历欧美，回国后任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曾参与湖州海岛案的处理，积极维护国权；并在南浔创办正蒙学堂、浔溪女校，主张维新，是当地的开明人士，可惜不幸早逝。
   著名藏书家、实业家张石铭张静江像相较而言，他的弟弟张静江的名字就更加如雷贯耳了。
   张静江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张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事实上，张的确是蒋早期政治生涯的领路人和导师），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他一生的最高峰，当属1926年5月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此后，他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他与蒋介石等一起在广州誓师“北伐”。此后，全国南北统一，他又出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其间他主张实业救国，创办了淮南铁路公司、浙赣铁路公司、江南汽车公司一系列实业，还创办了轰动一时的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晚年，因与蒋介石及“四大家族”的矛盾加剧，逐渐淡出政治。
   在“八牛”当中，邱家也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比如著名的陈煦元家族、周庆云家族、金桐家族等。
   既然是一张超级姻亲网络，就不能只局限于南浔。邱家与江南地区其他富商联姻的也不在少数。其中邱仙槎的七女就嫁入了著名地产商、买办沈增荣家族。
   沈家是江苏洞庭山人，沈增荣的父亲沈吉成是沈二园之子，上海新少逊洋行第二任买办。他原姓席，名素恒，号缙延，是席品方的第
  四子。因二园无子嗣，他从小过继给娘舅沈二园后，遂改名沈吉成。
  自吉成过继沈家，实际上沈席两家已合并成一家。吉成的二哥席正甫担任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后，兄弟两人联手，利用沙逊洋行与汇丰银行的影响与买办的特殊地位，可以说几乎独霸了上海金融市场。
  沈吉成在上海拥有逢吉里、长吉里、永吉里等大片地产，并有家产
  500多万两。沈吉成去世后，其买办一职由其子沈增荣接任。
   邱家的七小姐嫁到沈家之时，正是沈家的全盛时期，而邱家当时也风头正劲，所以排场之大，简直可以用“十里红妆”来形容。
  现在的人也许不知道，旧时大户人家办喜事规矩之多，嫁妆之丰令人咋舌。不仅是金银首饰、绫罗绸缎，以至田地房产、丫鬟仆人，就连马桶、棺材，反正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去世的所有行头都会附带嫁到夫家，以示姿态。沈增荣夫妇后来生有一子一女。儿子沈延龄杭州汪庄（现浙江西子宾馆）曾是邱沈氏女婿汪惕予的产业娶海上巨商周湘云之女，可惜不幸早逝。女儿沈秀芳，嫁给茶叶大王汪裕泰茶庄的主人汪惕予（也是杭州汪庄的主人）。
   【前尘往事】邱国骅：我们称她为“七婆婆”（指邱仙槎之七女，笔者注），家住金陵中路嵩山路、汪裕泰茶楼楼上（此前住处与哈同花园相邻），汪裕泰的分号遍布国内外。“七婆婆”拥有上海繁华地段的大片房屋，都是沈家的地产，并将其中一处，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上海唯一的七岔路口——西藏中路北京路口的“长吉里”，无邱仙槎的七女、沈增荣妻沈邱氏邱培琳的妻子宋美玲宋美玲的艺术照，她是族中公认的美女偿提供给她的弟兄居住，六号供九房邱炳耀居住，四号及
  八号供七房邱炳均居住，二宅之间有过街楼相通。每年过春节时，我们去给她拜年叩头，就会给很多压岁钱。
   邱家与杭州的大绸缎商“宋耀记”也是亲家。宋家的千金宋美玲嫁给了邱竹筠的长子邱培琳。宋家小姐是族中公认的美女。据邱氏后人回忆：宋家小姐进门时，嫁妆丰盛至极，单金银首饰就有四大盘子，其中一个盘子放的全部是金刚钻石，摆放在大厅中央的一个八仙桌上，供亲友参观，其数量和品质堪与哈同夫人的收藏媲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火油钻”白金钻石手镯和鸡血石弥勒佛。
   除此之外，邱家湖州的姻亲也很多，比如杨信之、李垲、章荣初等，不胜枚举。
   杨信之，早先在上海开设泰康祥、同康泰丝栈（丝行）从事湖丝外贸业，是上海丝业会馆董事，并先后为上海意商延昌恒洋行、意商义丰银行、荷商安达银行买办。后又投资缫丝工业，为上海丝业领袖，历任上海总商会会董、上海丝业会馆会董、旅沪湖州会馆邱嘉根的太岳丈、上海丝业领袖杨信之邱国瑞的岳父、著名爱国资本家章荣初总董、旅沪湖州同乡会总董等职。杨信之的孙女、杨奎侯的女儿即嫁给邱仲虎的养子邱嘉根。
   邱寅叔的岳父李垲也是湖州的巨商。他早年在上海开设“李成记”丝行发家，后来在上海办瑞纶丝厂，顺风顺水，生意越做越大，甚至还把业务拓展到了日本，受到了日本天皇的接见。发家后，他热心公益，大力救灾赈济、帮扶贫困、支持教育、保护文物，还创立了吴兴公园（今湖州人民广场），支持辛亥革命，受到乡里赞誉。
   笔者在梳理邱家的姻亲网络时，发现有个现象十分特别。就是“亲上亲”。例如，金家第三代大少爷金城娶了邱家的小姐邱梫，后来金家的第三代大小姐金兰也嫁给了邱家的邱培元；邱家的第二代少爷邱莘农娶了邢家的小姐，后来邱家的第三代小姐嫁给了邢家的少爷邢钧庵；邱厚涵的夫人来自南浔“八牛”之一的陈煦元家族，其子邱伯龙的夫人也来自陈煦元家族；邱炳华的原配夫人是长兴董家董俊翰的女儿，继配夫人还是董俊翰女儿；邱竹筠的孙女（邱培琴之女邱圆圆）甚至还嫁给了邱竹筠之姐（七姑太）的外孙（“汪裕泰”茶庄的后人汪振时）…… 盘根错节，纵横交错，正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
   亲家吴昌硕的来信
  2015年12月27日，在杭州西泠印社秋季拍卖会上，吴昌硕致亲家的两封信札从5万元起拍，受到多位买家的追捧，以至一路走吴昌硕写给亲家邱陶庵夫妇的信札高，最终以三倍的价格16.1万元成交（含佣金）。信札的内容如下：
  1.亲家太太妆鉴：得手示，敬悉一是。缶前以耳病甚剧，兹已出脓将尽，痛亦稍止，可望全愈。小女尽可从缓省视，且内人一时不赴苏州陶翁想安善，养婿有家书来否，念念。复请坤安。姻弟吴昌硕顿首。
  2.陶翁亲家惠鉴：得示动止如常，甚慰。弟五月间在车中一跌至今尚未全愈，老苦亦如兄也。承惠蟹醋美味，恐弟不能食之，孤负孤负。养和兼事将来定有进步，闻之欢喜。稍养几时，当为六十老翁画佛，断不食言也。专谢复颂，秋祺。缶弟顿首。九月十四日。
   吴昌硕是我国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他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体，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海上画派的领袖人物。
   显然，两封信是吴昌硕写给儿女亲家夫妇的，这里的“陶翁”指的就是邱陶庵（邱炳蓉），是邱家老
  四房邱子璘（邱其相）的后代。所谓的“养婿”就是指邱陶庵的儿子邱培涵——邱家又一位读书好手，一百年前的“海归”。
   邱培涵（1889—1960），字养吾，早年毕业于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科预科（南洋中学）。1909年，清华学堂招考首批庚款赴美留学学生（系清华使用美国退还当年庚子赔款的款项），邱家少爷以优异的成绩在全国的“海选”当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清华首批留洋的47名学生之一（考试成绩名列第39名）。
   在清华大学的校史馆里，有一张珍贵的旧影，是当年清华首批留洋学生与老师的合影，为了便于辨认其中人物，照片提供者特意在照片上标注了说明。其中的26号即当时刚满20岁的邱培。其实，这张照片中的2号也是南浔人，名叫谢兆基（绳祖），同样也是邱家的姻亲——南浔“七十二狗”之首谢家的后代。谢家在上海创办
  1909年首批清华庚款留美学生与老师在京合影（26号为邱培涵，2号为谢兆基）中年邱培涵了著名的中华第一针织厂，“菊花牌”袜子曾畅销大江南北。四十七人中占其二，足见当时南浔富商后代留洋已蔚然成风。
   邱培涵到了美国后，先是就读于科兴学院（高中），1914年获康奈尔大学农科学士学位，1915年又获威斯康辛大学商科硕士学位。
  当年即学成回国。据邱氏后人回忆，在美留学期间邱培涵经常画画，因为学农科时课程要求画植物画，加上受家庭影响，所以绘画成了他的终身爱好，并在绘画方而有相当的造诣。
   其实，早在出国留学之前，邱培涵就已经结婚，他在绘画方面的爱好恐怕也与丈人和夫人有关。邱夫人的名字叫吴丹姮（1888—
  1921），字次蟾，是艺术大师吴昌硕唯一的女儿（其长女早逝）。
   吴昌硕45岁时老来得女，因为此女诞生于八月望日，且又貌美
  1909年邱培涵与科兴学院同学合影（后排左三）吴昌硕、吴丹妲父女合作砚台秀雅，父母就给她取名为丹妲——长生不死的妲娥（嫦娥），中国的月亮女神。可见昌硕先生对幺女之珍爱。
   据吴有斐先生撰文介绍：受到父亲影响，吴丹妲自幼不喜胭脂而爱翰墨。昌硕老人亲自教她断文识字，临碑习帖，所以她也擅隶书，笔迹苍劲横肆，颇有乃父遗风。吴昌硕58岁时曾作的一诗，题为《石友以残拓礼器碑寄赠女儿次蟾，时次蟾年十三岁》，诗云：“拓残韩叔节，惠重沈休文。拜启封题墨，扪知柤梪芬。怜儿不识字，依我学书裙。饿隶谈生活，全家卧白云。”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慈父的舐犊深情。
   邱培涵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又去当外交官，吴丹妲也一同前往北京定居，所以吴也略通西文。文首的两封信札应该写于这一时期。
   大画家齐白石曾回忆当年访邱培涵北京寓所的情景：“四月廿六日，吴缶老后人东迈与陈半丁访余。后余至兵部洼半壁街五十六号邱养吾家，访东迈也。见邱家有缶老画四幅。”齐白石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邱家收藏吴昌硕的画还有很多，只是大部分都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抄走，不知去向。
   邱与吴的这桩婚事，一个“海归”，一个才女，应该是天作之合。谁知，吴丹在1921年临产妊娠的过程当中，因遭遇难产而突然去世，年仅33岁。听邱家后人说，过去家中有其夫妇的合影，“身着洋服，可漂亮了……”可惜时移世易，难得的一帧照片也无踪影了。
   一下子丧妻又丧子，这个打击对邱培涵很大，所以在此后的好多年，他一直都没有续弦。直到1930年，才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与唐琴南结婚（不久离婚）。1936年，邱培涵又与富商之女许秀珍结婚，生下一子邱国柱。邱国柱曾谈到一段父亲鲜为人知的往事：父亲后来从商，担任上海英商保险公司（永明保险公司）的华方经理，1942年因风湿性关节炎需要使用拐杖行走而退休，1960年病逝于上海。母亲曾在上海经营富丽绸缎呢绒商店，1949年后，出任静安区纺织品区店副经理，是上海市的人民代表、静安区工商联的副主委。
  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时，邱培涵举家从虹口区大路新村的家逃难到中山公园。后来听说日本占领军宣布允许中国人回家取家产，于是邱培涵就开车回家，谁知走到四川路桥时，却有日本军队持上着刺刀的枪站岗，并规定每一个中国人过桥时必须向其脱帽鞠躬行礼。邱培涵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气愤，掉转车头就走，家也不回了。邱培涵后来常常对儿子说：“宁可不要家产，也不能去给日本人行礼。” 看来，邱培涵的书没白读，洋墨水也没白喝。
   邱家因姻亲关系而衍生的人脉关系网络更加庞大。我想，无论官宦世家也好、书香门第也罢，在动荡不安的晚清和民国时代，拥有这样广阔的姻亲和关系网络，多多少少会对邱家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