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市图书馆 内容
十五世孫端仕公在友仁公撰的『譜系記』附記一文中，提到東陽始祖馮春，從括蒼始遷東陽至子華公爲十五世，至遷赤岸之始祖致政公爲第三十五世，有疑問。至子華公身世及上五代在西安府唐文宗開成二年（尚書公謝世次年，公元八三七年）立的《馮宿碑》中有記述：上溯第五代祖是隋爲婺州司户，唐爲婺州長山（金華）令的『五代祖，周烏氏侯諱早惠』。
詳見《馮宿碑記》，剪裱本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收藏。東陽屬婺州，遷居東陽在此時期可能性很大，再上溯是出自冀州長樂后裔。
端仕公所述從子華公上至十五世諱春者爲東陽始祖，推算應在西晋末到東晋初年間（公二九二零零年前后）。這時冀州長樂人馮跋、馮弘兄弟在后燕任職，后平叛稱帝，史稱北燕國（三零九年至三三零年）。與唐初（六二零年）任長山令相差甚遠，時差三百余年，此其一。端什言子華公傳廿世致政公。子華約生在公元七二零年前后，（子華公守墓時，馮宿公才七至八歲，而馮宿公生于唐大歷二年，公元七六七年），致政公生于宋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一五年），期間不足四百年，不可能有二十代，此其二。據朱坑橋譜載和金華赤松譜記傳説，今金華赤松與蘭溪朱坑橋同屬居住金華馮宅嶺背一脉，在明天順年間（一四五七至一四六四）遷出發族，都承認祖宗來自義烏赤岸，而非『致政公之遷則有同行兄弟諱珍者隨母項氏遷居婺之赤松澗』。此其三。端什公也承認與友仁公譜系記『互有异同，遷徒歲月頗不可合。但唐譜上世生、卒、婚、葬具備』。馮審所編唐譜只是系圖而非行傳，不知此譜出于何時，何人之手，有疑問。唐時，譜牒只有士大夫家族才有，東陽馮家樓『祖孫九進士，兄弟兩尚書』，一門十數人中進士爲官，成爲浙中名門望族，修譜是可信的。且有馮宿從弟國子祭酒馮審主持，在長慶四年修過譜的記載。史料以時間爲依憑，以上重要部分不合，疑是長山令任職婺州時東陽升蘇里有同姓人而遷入。五世后出馮宿，馮定榮宗耀祖，才得以修唐譜，這時二處人合爲同族而歸宗，也是很有可能的。
子華公守墓三年，不爲生計慮，非一般百姓人家能做到。而且有能力培養后代，如子華公之子馮宿、定，子英公之子審、寬，一門四人，連中進士。可知子華公祖上正如《馮宿碑》所記述的都是官宦人家，書香門第。對于孝子公祖上的記述，友仁公的『譜系記』與西安府《馮宿碑》記述基本相近，只是因人名有諱，名、字、號分别，后人記載選用有差别而已。《馮宿碑》在譜中記述因碑文殘破而缺字，端什公在附記中也未提到過，説明公馮宿碑是明萬歷以后，孝馮后裔發現西安府有《馮宿碑》而拓印得來。因爲碑文是尚書公同朝王起所撰最接近當時。且尚書公從弟審在長慶四年修譜作序，（在立碑前十四年），應該可信。孝子公世系應該以西安府《馮宿碑》記述爲妥。
共和戊子重修編委辦文棟
共和戊子
詳見《馮宿碑記》，剪裱本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收藏。東陽屬婺州，遷居東陽在此時期可能性很大，再上溯是出自冀州長樂后裔。
端仕公所述從子華公上至十五世諱春者爲東陽始祖，推算應在西晋末到東晋初年間（公二九二零零年前后）。這時冀州長樂人馮跋、馮弘兄弟在后燕任職，后平叛稱帝，史稱北燕國（三零九年至三三零年）。與唐初（六二零年）任長山令相差甚遠，時差三百余年，此其一。端什言子華公傳廿世致政公。子華約生在公元七二零年前后，（子華公守墓時，馮宿公才七至八歲，而馮宿公生于唐大歷二年，公元七六七年），致政公生于宋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一五年），期間不足四百年，不可能有二十代，此其二。據朱坑橋譜載和金華赤松譜記傳説，今金華赤松與蘭溪朱坑橋同屬居住金華馮宅嶺背一脉，在明天順年間（一四五七至一四六四）遷出發族，都承認祖宗來自義烏赤岸，而非『致政公之遷則有同行兄弟諱珍者隨母項氏遷居婺之赤松澗』。此其三。端什公也承認與友仁公譜系記『互有异同，遷徒歲月頗不可合。但唐譜上世生、卒、婚、葬具備』。馮審所編唐譜只是系圖而非行傳，不知此譜出于何時，何人之手，有疑問。唐時，譜牒只有士大夫家族才有，東陽馮家樓『祖孫九進士，兄弟兩尚書』，一門十數人中進士爲官，成爲浙中名門望族，修譜是可信的。且有馮宿從弟國子祭酒馮審主持，在長慶四年修過譜的記載。史料以時間爲依憑，以上重要部分不合，疑是長山令任職婺州時東陽升蘇里有同姓人而遷入。五世后出馮宿，馮定榮宗耀祖，才得以修唐譜，這時二處人合爲同族而歸宗，也是很有可能的。
子華公守墓三年，不爲生計慮，非一般百姓人家能做到。而且有能力培養后代，如子華公之子馮宿、定，子英公之子審、寬，一門四人，連中進士。可知子華公祖上正如《馮宿碑》所記述的都是官宦人家，書香門第。對于孝子公祖上的記述，友仁公的『譜系記』與西安府《馮宿碑》記述基本相近，只是因人名有諱，名、字、號分别，后人記載選用有差别而已。《馮宿碑》在譜中記述因碑文殘破而缺字，端什公在附記中也未提到過，説明公馮宿碑是明萬歷以后，孝馮后裔發現西安府有《馮宿碑》而拓印得來。因爲碑文是尚書公同朝王起所撰最接近當時。且尚書公從弟審在長慶四年修譜作序，（在立碑前十四年），應該可信。孝子公世系應該以西安府《馮宿碑》記述爲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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