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图书馆

（一）私营商业的基本特点
  宁海私营商业，就商业类型分：有座商、行商、经纪商和小商小贩；以经济性质分：有商业资本家，雇员很少的小业主，有半农（渔）半商或以农为主的“家庭店”，独户开业的“夫妻店”和独自经营的小商贩；按拥有资本分：以城关商业为例，棉布业实力最厚，次之为南北货业，再次之为卷烟业；以经营方式分：座商中有专门卖买商品的纯商业，有为客商提供食宿的饮食服务业，也还有前店后作场，兼做一部分来料或进货加工；行商中主要是贩运商，在产地、集散地，中转地或销地市场采购运销，以经营粮食、土布、竹木柴炭等商品方面尤为明显。座商或行商既有单纯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有批零结合、主辅不一的兼营商；经纪商中多系邀截货源、代客说合、收取“佣钱”的中介性牙行；、小商小贩中既有固定性商贩又有流动性商贩，有的在集镇沿街或交通要道、路廊码头定点设铺摆摊；有的以逢市赶集为主，也有走村串巷，既卖又买，贩销结合的货郎担和专卖早餐夜 宵的劳务性摊贩。概括起来看，宁海私营商业的基本特点是：
  小商贩多。据1952年城关私营商业登记：全街占有2间铺面、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只有棉布业袁生成、袁福昌、周合润和国药业万象春等9家。占全行业的4.6％；拥有5间铺面，雇工10多人，资金在10万元以上的资本家唯独柴万成棉布店一家。面摊贩有446户，资金短缺，总数不到10万元。
  零售商多。据县统计局1955年私营商业普查，全县零售商1140户，批发商89户。其中城关零售商279户，批发商22户。
  兼营店多。全县很少有按商品专营的商店。至1952年，城关18户鱼鲜业兼营南货11户；22户卷烟店中15户兼营酒什；南货业中如元利、元生、裕兴、新和兴、鼎昌和益大等既经营南北货，又设有水作坊，或糕点加工场和居间贸易货栈； 国药业中亦有兼营酒什、南货生意。
  座商较多。据县工商联1954年列册统计，全县行商79户（其中城关15户，桥斗湖8户、梅林24户、黄坛12户，岔路13户、一市4户、力洋2户、长街1户），占批零商业总数不到6％。
  家庭店多。据1954年私营商业统计，全县共有1257户，内家庭店592户。其中城关356户，内家庭店114户。如大利元百货店、久和糕饼店等多数烟酒店、饮食店都是前店后家；乡村478户家庭店，则以农兼商多。
  （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府，国家在发展国营、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同时，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允许并鼓励私营商业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自由，积极经营。至1952年，全县私营商业（包括饮食服务业）恢复较快，其中城关196家（棉布7户、南北货32户、烟业22户、图书文具14店、服装7户、百货31户、国药12户、理发13户、鱼鲜18户、旅栈18户、肉店9户、山地货行11户、粮食代理行1户、柴炭代理行1户），从业人员561人，资本额增至204143万元，内固定资产47508万元（均系旧币）。
  私营商业的发展，对当时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参加城乡物资交流活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供应人民消费需要，为国家积累资金（纳税）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脱胎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商业本身具有两面性。不少商人为了追求高利润，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采取封建剥削的方式和投机行为，在农村购销活动和商品市场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偷税漏税，哄抬物价，扰乱金融。因此，中共中央针对我国国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制定了对私有制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步骤。做到既充分利用它们在商品流转中的积极性，又限制改造它们的不法行为合投机活动；既保证社会主义商业在市场上的优势不断增长，又适当维持私营商业的正当经营。在保持正常的商业秩序情况下，通过团结、教育、改造，采取和平过渡的办法，创造性地把资本主义商业逐步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将私人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中共中央于1954年7月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县人民政府在11月成立"商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55年7月，中共宁海县委为加强对私改造的领导，确定由县财贸部副部长白晓山任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县社主任杜竹轩为副组长，黄稀、娄光汉、王基明为领导小组成员。并由黄稀、娄光汉兼办公室副主任。全县对私改造工作由此全面展开。分工归口领导原则上以城乡划分为主，行业划分为辅。即县城私营商业由国营公司按行业归口改造；各区乡私营商业由当地基层供销合作社负责改造。方法从点到面、点面结合；步骤先批发商后零售商；形式由初级到高级，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将私有制，把资本主义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商业。
  1、排挤代替资本主义批发商
  宁海私营批发商主要是批零兼营和代理行，很少有纯批发商，在城区多数属于居间商业性质的行栈和经纪人，乡村的批发商基本上是贩运商。经营业务以日用百货、土特产为主，次之为其它食品类。资本额最少的儿十元，最多的如城关五中和药店也只有万把元。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商业的力量还较薄弱，为了发挥私营批发商在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中的积极作用，曾按国家规定，在产、运、销三者有利的地区差价政策范围内，鼓励私商长途贩运，深购远销。由于私营批发商本身具有很大的投机性，他们利用了国家给予的这一有利条件，并钻了国营商业压缩库存、挤出资金（即所谓的“泻肚子”）的空子，向外埠私营厂商自由进货日益增多，向当地公司进货一再削减。到1953年底，全县国营、合作社批发比重由1952年的95.6％降为91.1％，城区由93.8％降为86％；私营批发比重由1952年的4.4％上升为8.9％，城区由6.2上升为14％。 尤其在1953年1月至6月，全县国营批发从1952年的95.6％降为64.5％，下降幅度为30.4％，而私营批发则比1952年增长32.8倍，出现这一“公退私进”的反常局面，使国营商业领导市场处于不利地位。1953年下半年开始，根据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及时纠正了“泻肚子”的错误，并进一步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对农副产品的收购，紧缩私营批发商的活动范围。继而国家又先后对粮食、油脂油料、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由国家占领了这些商品的全部批发阵地，排除了私营经营，同时缩小城镇和城乡之间的地区差价，并在税收方面取消“公私一律”税制，恢复对私营批发商课征营业税。在这种情况下，私营批发商已失去存在的条件，致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为了加速对私改造和避免店员失业，县人民政府根据行业的不同特点，采取留、转、包的方式，于1953年11月，撤销了原由全县67户私营粮食代理行组成的三家联营行（其中城区、桥头胡、长街各一家），大部从业人员转向农业或手工业，有10人经吸收录用到国家粮食代销店。到1954年末，私营批发商已基本被排挤代替，剩下来的一些经营零星商品和从事贩运业务的小批发商，在1956年初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随同私营零售商业一起实行了公私合营。
  2、对私营零售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私营零售商，同广大消费者关系密切，网点遍及城乡，人员情况复杂。国家对他们采取了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具体措施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销、代销和公私合营的形式逐步完成。
  据1955年私营商业普查，全县零售商1140户，从业人员1508人（内座商535户，从业人员876人），其中城关零售商279户，从业人员474人（内座商126户、从业人员318人）。乡村零售商861户，从业人员1034人（内座商409户，从业人员558人）。从1951年至1953年，私营简业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占绝对优势。而经营比重则由于国营和供销社商业批零比重上升，加之1951年底和1952年初，先后开展“三反”（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在私营商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1953年，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查漏补报”，即清查偷税漏税、发动私营商业者自报补纳税款。因而私营商业零售比重趋于逐年下降。具体见如下发:
  1508人（内座商535户，从业人员876人），其中城关零售商279户，从业人员474人（内座商126户、从业人员318人）。乡村零售商861户，从业人员1034人（内座商409户，从业人员558人）。从1951年至1953年，私营简业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占绝对优势。而经营比重则由于国营和供销社商业批零比重上升，加之1951年底和1952年初，先后开展“三反”（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在私营商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1953年，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查漏补报”，即清查偷税漏税、发动私营商业者自报补纳税款。因而私营商业零售比重趋于逐年下降。具体见如下表:
  全县在改造私营零售商时，以棉布行业先走一步。195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市场加强管理和对私营棉布商改造的指示》，对私营棉布零售商实行了全行业的经销和代销。当时，全县私营棉布商52户，从业人员96人，固定资金5329万元，流动资金11163万元。通过改造，16户（由原24户合并而成）转经销，从业人员57人；20户转农业，从业人员26人；2户转手工业，从业人员2人；转其它业5户，从业人员5人；歇业2户，从业人员2人。其中城关镇4户全部转为经销。1955年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全国第三次农村私商改造会议精神，相继对百货、文具、食盐、烟酒、国药及部分地区的南货业进行了改造，批准转经销336户，从业人员337人；因其它原因暂缓挂牌和暂不改造的52户，从业人员52人；转农业的22户，从业人员22人。
  经销、代销虽然是对私改造的一种较好形式。但是，尚属初级阶段，没有根本改变原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企业仍然是私有的。在改造过程中，国营、合作社在统一安排公私商业零售计划，对私商扣得过紧，限制过死，以致全县零售比重同1953年比较，私营下降19.5％。私商思想混乱，有的资本家甚至釜底抽薪，造成资金萎缩。如城区1951年私商流动资金166303万元，1952年缩减至78960万元，减少51.5％；至1953年只剩下74447万元，比1952年又削减了9.5％。特别是棉布业，1951年流动资金66493万元，至1953年底只有16200万元（以上均旧币），减少56.9％。这就不仅影响到计划市场和对私改造，而且使部分商业职工生活发生困难。为此，根据商业部关于国营、合作社商业在批发、零售比重两方面必须“就地踏步”的方针和省商业厅“关于私营零售商安排改造”的指示，做到在一个时期公私比重相对稳定，基本不变；使私商能在正当经营情况下，贯彻以薄利为原则，保持一定尺度的营业额。具体措施：国营商业坚持以批发业务为主，调整部分商品的批发起点和批零差价，取消对合作社某些商品的零售优待和对消费者的直接批发；放宽价格管理，取消核价制度；在安排私商计划时，充分供应货源，凡粮食、食盐、食油、棉布等大宗计划供应和供不应求商品，根据计划供应的要求，增加私商经销或代销量，并按比例供应名牌畅销商品，纠正硬性搭配冷背货；撤掉一部分国营，合作社商业网点，让位给私营经营；解决私商资金困难，增加必要的贷款额度和放宽贷款期限，召开各种类型的物资交流会，组织私商积极参加；扩大私商经营范围，按照经济规律和历史习惯，支持私商向外进货，下乡收购或跨地区进行买卖贸易，恢复城镇农民市场，便于农民进城投售农产品并购买日用品，同时加强对私商的教育，发动和依靠商业职工保证政策措施的顺利贯彻，鼓励私商积极经营，批判纠正私商各种消极对抗行为。通过以上多次调整，私商人均月销售额由1954年的154元，上升到1955年的229元。逐步扭转了商业零售阵地上，国营、合作社前进过猛，私营商业下降过烈的局面。使私商各就其业，安于其业，并在商品流通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1956年初，在农业合作化带动下，对私改造进入高潮。 工商业者，纷纷向人民政府递交申造书，自愿要求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根据不同情况，经批准实行改造的占总户数1549户的82.4％。其中535户零售座商直接过渡为国营的58户，121人；纳入公私合营的107户，232人；继续保持个体经销、代销348户、348人。2月12日，城关镇98.5％的零售商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翌日，城关工商界举行报喜游行和庆祝大会。至年底，经过改组，又将107户公私合营合并为18户、分设33个门市部；其中城关60户，合并为12户，分设24个门市部。
  3、引导小商小贩走合作化道路
  小商小贩改造时与零售座商同步进行。由于小商小贩一般不雇工、小本经营，是个体劳动者。因此，国家本着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最后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夕，全县小商小贩605户、632人；其中城关153户、156人。户数和人数之多，均超过零售座商一半以上。当时，对小商小贩主要以经销、代销、代购三种方式进行改造。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国家根据他们的资金，经营形式等实际情况，对小商包括饮食、服务行业侧重组成合作商店，实行“统一核算，集中经营，共负盈亏”；对小贩以组成合作小组为主，推行“统一管理，分散经营，自负盈亏”。 同时，为了利用并充分发挥他们机动灵活、方便群众的作用，采取增加贷款、照顾货源、下伸网点、减免税收、互助救济等方法扶持他们的正常经营和显示合作形式的优越性。例如1956年8月1日，强台风过境，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87户受灾较重的小商贩及时解决商品铺底，不追损失。使小商贩困难面从1955年的25—30％缩少到15％左右。对农村的小商小贩有的组织“戴帽”合作小组（即名义上的合作小组，实际上仍是单干户），多数仍保持原来单独经营的式样，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继续经销、代销或个体自营。1956年初，全县合作商店318个，合作小组718个，截至年底，合作商店改组合并为54个，设127个门市部，从业人员443人；其中城关由79个合并为11个，设20个门市部，从业人员113人。合作小组改组合并为194个，从业人员722人。其中城关由131个合并为14个、从业人员131人。至1958年下半年，合作商店（组）又作了调整（见附表）。私营商业合作化，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限制了投机倒把活动，扩大了农村社会主义因素。一些小商小贩参加合作商店（组）后，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效益都有明显提高。1958年11月全县实行政社、政企合一体制，小商小贩所有制升级，“一步登天”过渡为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实行统一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