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图书馆 内容
宁海城关，古为广度里。武后永昌元年（689）建为县治时，循旧称。清康熙十年，县治设一里二隅，仍是“里称广度”。民国17年，行村里制，划城区为崇圣、遗惠、正学三里。民国21年改里为镇，名称依旧。其间宋至明初，部分人士有以“桃源”作为县治或县的别名的。宋《宁海县赋》作者储国秀（本城人），曾自称为“桃源主人”；元至治元年县丞黄溍，有“桃源名更美，何处有神仙”诗句；明洪武时知县王士宏，则以“桃源仙宰”作为自己的雅号。（以上均见光绪《宁海县志》）
明代中期以后，在有关的历史文稿中，渐次出现以“缑城”作县治或县的代称。而且发展到后来，竟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称。至民国24年，县治被建制为“缑城镇”，“缑城”更成了正式的命名。然而，宁海县治何以取名缑城，始于何时，则向无定说。现经查考有关史料，可以认定，缑城之名开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起因于纪念明代大儒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本县北乡缑城里人（今为大佳河乡溪下村），别号缑城生，邑人多尊称他为“缑城先生”。明建文时，任侍讲学士，道德文章为世所推崇。明太祖称他为庄士，蜀献王目为正学，姚广孝誉为天下读书种子，而黄宗羲《师说》则列为明代诸儒之首。方孝孺为人忠直，因拒为燕王朱棣草登极诏，而罹灭十族之祸，最为邑人所敬仰和思念。
永乐时，文禁极严，“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邑人谈文论事未敢丝毫触及孝孺名号。洪熙以后，对于因靖难之役受株连者罚稍宽。正德二年（1507），知县戴显葺方正学故里祠，并于治北5里许建“景方楼”，寓“云横紫洞，月落缑城”之意。嘉靖五年进士石文睿，曾作《柏屏黄君膺宠序》，有“吾乡忠义勋谟如缑城”，“夜来梦见缑城里，先到紫溪隐士家”等语。嘉靖十五年（1536），知县杨时秀建方祠于跃龙山，以“昭示前修，兴起后学”。
但是，迄隆庆末，对“方案”的宽宥是极为有限的。弘治时曾任南京大理评事的夏*，于嘉靖初上《裨益睿览疏》，谓“只愿陛下决用臣之愚，不废孝孺之言”，“孝孺之书有不如臣之言者，臣愿伏罔上之诛”。光绪《宁海县志·邬良佑传》载，“嘉靖时，追念革除间方孝孺、练安、王叔英诸人享祀无闻，不避忌讳，上褒忠义以敦风化疏，闻者为之咋舌”。可见厉禁未除，余悸难释，邑人对于方孝孺的纪念，仍是谨小慎微，未敢稍有过分。嘉靖三十一年（1552），县令林大梁为御倭冠而率民筑城，城成后，秦鸣夏撰《新城碑》而称之为新城，别无他名。民间传说有云当时称此城为“猴城”，联系永乐中王稌潛录孝孺文字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恐也含有存义而避讳的意思。
万历元年，神宗始钦定方孝孺为忠烈之士。据《明史·方孝孺传》载，“神宗初（1573），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又据光绪《宁海县志》王士昌撰《方正学先生后嗣归宗记》，亦有“今皇登极之诏台郡缑城并建特祠，金陵云间递为崇祀”等语。这是明廷正式为方孝孺恢复名誉，并于方的故里“缑城”诏建特祠。至此，邑人因孝孺死难而久郁之心始消，以“缑城”为荣之情得舒。万历十八年（1590），知县曹学程于城内倡修“义井”。万历廿二年（1594），知县王演畴于城东创设书院，并命名为“缑城书院”。任大冶撰《缑城书院文昌阁碑》，谓“方逊志世称为缑城先生，侯造土欲如先生所学之正，故名”。点明书院取名缑城的用意。王演畴离任后，曾为寺后《李氏宗谱》作序，内有“旧门生李明善自缑城来”，“思当日令缑，实无以厚缑人”。由此可见，王演畴在任宁海知县期间，不但以“缑城”命名书院，并且已用以作为县治和县的代称。
查考《明史》、《明鉴》和本县现存的崇祯、康熙，光绪三朝所编县志，在万历以前的所有记载中，未见有以“缑城”代宁海县治或县名的。究其故，因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君命难违”乃至高律例，“欺君罔上”为最大罪名，在神宗诏定方孝孺为忠臣之前，是不可能以他的名号作城名或县名的。
王演畴任知县之后，“缑城”之称始屡有出现。光绪《宁海县志·杨武传》载，“杨武，字子文，西隅人……每与思庵石公辈笑詠于龙山鹤林间”，“轸南张公尝寄语云汉颜公曰，缑城石杨二先生诚有澹台氏风”。按张轸南（邦翼）、颜云汉（欲章）是继王演畴之后分别于万历廿六年和卅一年知宁海县事的，他们已明确称县治为缑城。
值得一提的是，明葛元衡所撰《王侯（演畴）祠碑》，内有“吾宁习闻方正学籍灭，以书为讳，侯至，创缑城书院”。由此看来，王演畴以孝孺别号命名书院，可谓前所未有之大胆创举。
考王士昌《方正学先生后嗣归宗记》，于“今皇登极之诏台郡缑城并建特祠”之后，又有“会时震泽王公来为邑令，首重风教，遍搜其嫡派以奉祠事而尤毖于举也”。又《宁海县志·王演畴传》，谓王“求方正学先生后裔。比为南部郎，始悉先生嫡裔居华亭，变姓俞，乃遗书学院杨公廷筠，檄下松守张公九德亟为褒扬保护，使复姓归宗守故里祠”。综上所述，王演畴不但对方孝孺至为钦佩，而且为其扬名显世与抚恤后裔而竭尽心力，是一位颇有胆识之士。在神宗确认孝孺为忠臣并于“缑城”诏建特祠之后，命名之举就成为“有恃无恐”而又顺理成章的事。
据此推断，“缑城”作为宁海县治的代称，当始于明万历元年至廿三年（1573～1595）期间。而且，极有可能发端于王演畴任宁海知县（1592～1595）期内。目的在于纪念与表彰方孝孺，并以方孝孺为表率，教化后学，荣耀本邑。
明代中期以后，在有关的历史文稿中，渐次出现以“缑城”作县治或县的代称。而且发展到后来，竟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称。至民国24年，县治被建制为“缑城镇”，“缑城”更成了正式的命名。然而，宁海县治何以取名缑城，始于何时，则向无定说。现经查考有关史料，可以认定，缑城之名开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起因于纪念明代大儒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本县北乡缑城里人（今为大佳河乡溪下村），别号缑城生，邑人多尊称他为“缑城先生”。明建文时，任侍讲学士，道德文章为世所推崇。明太祖称他为庄士，蜀献王目为正学，姚广孝誉为天下读书种子，而黄宗羲《师说》则列为明代诸儒之首。方孝孺为人忠直，因拒为燕王朱棣草登极诏，而罹灭十族之祸，最为邑人所敬仰和思念。
永乐时，文禁极严，“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邑人谈文论事未敢丝毫触及孝孺名号。洪熙以后，对于因靖难之役受株连者罚稍宽。正德二年（1507），知县戴显葺方正学故里祠，并于治北5里许建“景方楼”，寓“云横紫洞，月落缑城”之意。嘉靖五年进士石文睿，曾作《柏屏黄君膺宠序》，有“吾乡忠义勋谟如缑城”，“夜来梦见缑城里，先到紫溪隐士家”等语。嘉靖十五年（1536），知县杨时秀建方祠于跃龙山，以“昭示前修，兴起后学”。
但是，迄隆庆末，对“方案”的宽宥是极为有限的。弘治时曾任南京大理评事的夏*，于嘉靖初上《裨益睿览疏》，谓“只愿陛下决用臣之愚，不废孝孺之言”，“孝孺之书有不如臣之言者，臣愿伏罔上之诛”。光绪《宁海县志·邬良佑传》载，“嘉靖时，追念革除间方孝孺、练安、王叔英诸人享祀无闻，不避忌讳，上褒忠义以敦风化疏，闻者为之咋舌”。可见厉禁未除，余悸难释，邑人对于方孝孺的纪念，仍是谨小慎微，未敢稍有过分。嘉靖三十一年（1552），县令林大梁为御倭冠而率民筑城，城成后，秦鸣夏撰《新城碑》而称之为新城，别无他名。民间传说有云当时称此城为“猴城”，联系永乐中王稌潛录孝孺文字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恐也含有存义而避讳的意思。
万历元年，神宗始钦定方孝孺为忠烈之士。据《明史·方孝孺传》载，“神宗初（1573），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又据光绪《宁海县志》王士昌撰《方正学先生后嗣归宗记》，亦有“今皇登极之诏台郡缑城并建特祠，金陵云间递为崇祀”等语。这是明廷正式为方孝孺恢复名誉，并于方的故里“缑城”诏建特祠。至此，邑人因孝孺死难而久郁之心始消，以“缑城”为荣之情得舒。万历十八年（1590），知县曹学程于城内倡修“义井”。万历廿二年（1594），知县王演畴于城东创设书院，并命名为“缑城书院”。任大冶撰《缑城书院文昌阁碑》，谓“方逊志世称为缑城先生，侯造土欲如先生所学之正，故名”。点明书院取名缑城的用意。王演畴离任后，曾为寺后《李氏宗谱》作序，内有“旧门生李明善自缑城来”，“思当日令缑，实无以厚缑人”。由此可见，王演畴在任宁海知县期间，不但以“缑城”命名书院，并且已用以作为县治和县的代称。
查考《明史》、《明鉴》和本县现存的崇祯、康熙，光绪三朝所编县志，在万历以前的所有记载中，未见有以“缑城”代宁海县治或县名的。究其故，因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君命难违”乃至高律例，“欺君罔上”为最大罪名，在神宗诏定方孝孺为忠臣之前，是不可能以他的名号作城名或县名的。
王演畴任知县之后，“缑城”之称始屡有出现。光绪《宁海县志·杨武传》载，“杨武，字子文，西隅人……每与思庵石公辈笑詠于龙山鹤林间”，“轸南张公尝寄语云汉颜公曰，缑城石杨二先生诚有澹台氏风”。按张轸南（邦翼）、颜云汉（欲章）是继王演畴之后分别于万历廿六年和卅一年知宁海县事的，他们已明确称县治为缑城。
值得一提的是，明葛元衡所撰《王侯（演畴）祠碑》，内有“吾宁习闻方正学籍灭，以书为讳，侯至，创缑城书院”。由此看来，王演畴以孝孺别号命名书院，可谓前所未有之大胆创举。
考王士昌《方正学先生后嗣归宗记》，于“今皇登极之诏台郡缑城并建特祠”之后，又有“会时震泽王公来为邑令，首重风教，遍搜其嫡派以奉祠事而尤毖于举也”。又《宁海县志·王演畴传》，谓王“求方正学先生后裔。比为南部郎，始悉先生嫡裔居华亭，变姓俞，乃遗书学院杨公廷筠，檄下松守张公九德亟为褒扬保护，使复姓归宗守故里祠”。综上所述，王演畴不但对方孝孺至为钦佩，而且为其扬名显世与抚恤后裔而竭尽心力，是一位颇有胆识之士。在神宗确认孝孺为忠臣并于“缑城”诏建特祠之后，命名之举就成为“有恃无恐”而又顺理成章的事。
据此推断，“缑城”作为宁海县治的代称，当始于明万历元年至廿三年（1573～1595）期间。而且，极有可能发端于王演畴任宁海知县（1592～1595）期内。目的在于纪念与表彰方孝孺，并以方孝孺为表率，教化后学，荣耀本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