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图书馆 内容
古城综述
宁海县城，古为广度里，后称缑城，唐武后永昌元年（689）置为县治，迄今已1300年。
建治初，周围六百步，设四门，有城围而无池垣。明代，为防倭寇入侵，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冬，修筑城垒，凡一年又五月而成，高2丈4尺，厚1丈8尺，方圆1541丈。建城门六，东为靖海，南名迎薰，西谓登台，北号拱辰，复于西南设小南门，西北设小北门，分称登瀛、望阙。门顶冠敌楼，设窝铺戍守。郭外凿城河，深1丈，宽丈五，跨石桥以通往来。
古城群山环抱，屏障天然；城乡文物荟萃，多胜景奇观。
东郭外之东观山，有神农祠遗址，唐代于此首建学宫。距城4里许，为石台山，山顶巨石重叠，其上方正而平广，且有棋盘，可十人观奕。其南，连十八陇山，上有塔七级，藏古剑三柄。最高处名烟墩岗，遗古烽火台之断壁残垣。其东，邻杜鹃山，山麓有半岩洞，容数十人。有巨岩如鸟，以翼蔽洞，名乌岩。洞侧怪石林立，有搏击似狮者，称狮〓岩。此洞原为虎窝，后僧人逐虎建庵，庵顶“半为椽瓦半为岩”，因称半岩庵，洞即随庵得名。治西2里，为上寺山，有唐代乾元元年初建之崇教寺。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将领潘飞熊曾在此设局驻守历五月有余。左近，吴越时为民请命因而被磔之陈长官墓，坐落在青松翠竹林中。治西北五里弱，有尚山、鸟石山、虎头山。又有石岩窪山，窪中容水数十丈，奥秘莫测。南郊之跃龙山，尤为游览胜地，有文峰塔、朱子祠、百步峻、千丈岩、将军湖、巃嵸潭、青云观与方正学读书处诸景错落其间。读书处临崖而设，下为深潭，势若凌空，系明代大儒方孝孺启蒙之地；青云观傍山修筑，因势造型，“入门三层楼，出门不见梯”，结构独特。观前架望潮楼，据楼凭眺，飞凤与跃龙两山对峙，清溪共海潮一水相连。两者，更是游客踵接。南五里许，有象鼻岩，其形酷似大象垂鼻豪饮，岩质细腻，非本地所产，可谓奇石天降。稍偏，为连头山，一桥飞架两峰之间，桥上古樟连理，桥下流水淙淙。桥端有庙，庙侧有泉，小如脸盆而舀之难尽，名去风泉，于风湿性疾病有奇效，千百里外不乏求治者。
古城内，居中设县署。旁置县圃，建有云锦亭、岸帻亭、青云榭、横翠阁。又有真爱亭，亭后植雪松，系稀世古树，宋薛抗有《县圃十绝》记其景色之佳。东百余步，有建于梁天监元年之古刹，名妙相寺。寺内，悬元代大德四年铸造的洪钟，击之，声闻十里外。左邻为东岳宫，塑十殿群像数百而神采各异，世态万千淋漓尽致，展现古城泥塑艺人技艺之高超。缑城书院之扶摇阁，檐飞栋走；龚氏梦园构馆轩二十而款式不一；薛野鹤之水竹居，三水两竹一分屋，周密《癸末杂识》赞而美之；又有古堂屋数楹，经历四百余年而泰然无恙，显示鲁班弟子之巧夺天工。中街有义井亭，埋方孝孺十族死难者尸骨；又有正学故里坊，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木质圣旨坊；西街有柔石故居，为“左联”烈士赵平复诞生地；南街有城隍庙，为王锡桐起义遗址。东街之抗建书店，北隅之宁海中学，西隅之正学小学与师范学校，曾是共产党人为启迪民智、发展革命而奋斗的重要场所。古城人民重气节、尚狷介，于刚正不阿、见义勇为之正气视同瑰宝。
宁海地处海隅，苦咸碱，古城虽近海港而水独清，多甘泉。宋李知微《县学新泉记》称，“有泉溢于县学讲堂之右，不假疏浚，自然清甘”。城东有“新井”，深不盈丈，虽四人并汲而不竭，用以酿酒，味特醇厚。南郊有“它山泉”，泉底伸手可及而常年不枯，取之烹茶，经宿无渍，堪与杭之虎跑媲美。犹有“云壑”、“后郭”、“透瓶”等宋井数口，历八百年而清泉永注，甘冽如初。
城区河道纵横而缀以湖、塘。玉带河起于县署而盘亘市井，经司基巷、小米巷、大米巷而后北趋黄墩港。桃源河纵贯全城，并与北郊之颜公河联接。河道上下，莲荷交织，鲫鲤群栖，夹岸桃花，杂以垂柳，跨永春、桃源、步云、春浪诸桥，钱惟演咏为“一派桃源，阮肇旧游之胜境”。又有古蒲湖，汇玉带、桃源两水于一泊，沿湖古榆成荫，湖围方整，湖心建亭，南屏长堤，背倚拱辰，两囿竹园，东设试院，为钟灵毓秀之良苑。南郊，千年不涸之大溪自花崑崙山逶迤而来，揖城阙而逸往东海。农妇沿溪捣衣，渔翁乘筏张网，山乡水色，俨如画图。
古城内外，有祠庙多处。遗惠祠祀上书死谏以蠲苛赋之五代陈长官；它山庙祀修筑它山堰以广灌溉之唐代王元𬀩；唐公祠祀扶弱抑强均田平徭之明代唐愈贤；王公祠祀停赋赈饥捐廉治学的王演畴，五公祠祀开凿北河以益农田的颜欲章等。他如散财济民的胡长儒，筑城御倭的林大梁，剪除虎患的王士宏，爱民戢暴的许元沐，首倡奖钱（奖学金）以振文风的孙熹，革贪窦剖曲直的林光庭，庇护方氏族党免辱的魏泽，治八井以便民生的薛抗，兴学校重教化的王耀斌、陈鹏举、崔秉镜、邓廷彩等，或列像祠庙，或垂名志册，或以事物之命名记其绩。计祠祀者十余，立传者七十有零。
邑城虽小而代出乡贤，载传于旧志者32人。宋两浙提点刑狱罗适，事政夙兴夜寐，出私钱营药剂活民无数，又广修水利以盛农业，宋哲宗特赐敕书而建宝敕堂于城南；崇安令王齐舆，断狱得情，邑无冤民，又凿渠灌田万顷，百姓立生祠以颂其德；明石简，不徇权势，兴学省敛，知安庆，年节供需四万金，皖人为其树石纪爱；清龚正席，乐善好施，屡献巨资以赈灾民，常于岁末夜行里巷，闻难以卒岁者每掷金门内而去。又有王敏，轻女色酣酒不乱，拒贿赂不私毫发，懿文太子叹为“鲁男子”；石允常，为官明察秋毫，弃官囊无一钱，民众誉为“石清潭”。诸凡福惠本邑、流泽他乡者，古城或留其迹，或存于史，褒美而嫉丑，藉以彰往昭来。
古城不仅是千万子民赖以生息之所，亦且是外籍人士避危就安的吉祥之地。梁殿前将军田什，因侯景之乱而定居广度；宋宗室赵公健，以靖康之耻而卜宅三隍；元安统（蒙族），随大都之失而隐身方河；明剧作家高则诚，为方国珍之扰而遁迹缑城；清末同盟会首领陈其美，缘端方搜捕而寄寓崇圣。有人称本城为“山陬福地，海隅洞天”，诚非虚妄之词。
“缑城”命名考
宁海城关，古为广度里。武后永昌元年（689）建为县治时，循旧称。清康熙十年，县治设一里二隅，仍是“里称广度”。民国17年，行村里制，划城区为崇圣、遗惠、正学三里。民国21年改里为镇，名称依旧。其间宋至明初，部分人士有以“桃源”作为县治或县的别名的。宋《宁海县赋》作者储国秀（本城人），曾自称为“桃源主人”；元至治元年县丞黄溍，有“桃源名更美，何处有神仙”诗句；明洪武时知县王士宏，则以“桃源仙宰”作为自己的雅号。（以上均见光绪《宁海县志》）
明代中期以后，在有关的历史文稿中，渐次出现以“缑城”作县治或县的代称。而且发展到后来，竟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称。至民国24年，县治被建制为“缑城镇”，“缑城”更成了正式的命名。然而，宁海县治何以取名缑城，始于何时，则向无定说。现经查考有关史料，可以认定，缑城之名开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起因于纪念明代大儒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本县北乡缑城里人（今为大佳河乡溪下村），别号缑城生，邑人多尊称他为“缑城先生”。明建文时，任侍讲学士，道德文章为世所推崇。明太祖称他为庄士，蜀献王目为正学，姚广孝誉为天下读书种子，而黄宗羲《师说》则列为明代诸儒之首。方孝孺为人忠直，因拒为燕王朱棣草登极诏，而罹灭十族之祸，最为邑人所敬仰和思念。
永乐时，文禁极严，“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邑人谈文论事未敢丝毫触及孝孺名号。洪熙以后，对于因靖难之役受株连者罚稍宽。正德二年（1507），知县戴显葺方正学故里祠，并于治北5里许建“景方楼”，寓“云横紫洞，月落缑城”之意。嘉靖五年进士石文睿，曾作《柏屏黄君膺宠序》，有“吾乡忠义勋谟如缑城”，“夜来梦见缑城里，先到紫溪隐士家”等语。嘉靖十五年（1536），知县杨时秀建方祠于跃龙山，以“昭示前修，兴起后学”。
但是，迄隆庆末，对“方案”的宽宥是极为有限的。弘治时曾任南京大理评事的夏*，于嘉靖初上《裨益睿览疏》，谓“只愿陛下决用臣之愚，不废孝孺之言”，“孝孺之书有不如臣之言者，臣愿伏罔上之诛”。光绪《宁海县志·邬良佑传》载，“嘉靖时，追念革除间方孝孺、练安、王叔英诸人享祀无闻，不避忌讳，上褒忠义以敦风化疏，闻者为之咋舌”。可见厉禁未除，余悸难释，邑人对于方孝孺的纪念，仍是谨小慎微，未敢稍有过分。嘉靖三十一年（1552），县令林大梁为御倭冠而率民筑城，城成后，秦鸣夏撰《新城碑》而称之为新城，别无他名。民间传说有云当时称此城为“猴城”，联系永乐中王稌潛录孝孺文字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恐也含有存义而避讳的意思。
万历元年，神宗始钦定方孝孺为忠烈之士。据《明史·方孝孺传》载，“神宗初（1573），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又据光绪《宁海县志》王士昌撰《方正学先生后嗣归宗记》，亦有“今皇登极之诏台郡缑城并建特祠，金陵云间递为崇祀”等语。这是明廷正式为方孝孺恢复名誉，并于方的故里“缑城”诏建特祠。至此，邑人因孝孺死难而久郁之心始消，以“缑城”为荣之情得舒。万历十八年（1590），知县曹学程于城内倡修“义井”。万历廿二年（1594），知县王演畴于城东创设书院，并命名为“缑城书院”。任大冶撰《缑城书院文昌阁碑》，谓“方逊志世称为缑城先生，侯造土欲如先生所学之正，故名”。点明书院取名缑城的用意。王演畴离任后，曾为寺后《李氏宗谱》作序，内有“旧门生李明善自缑城来”，“思当日令缑，实无以厚缑人”。由此可见，王演畴在任宁海知县期间，不但以“缑城”命名书院，并且已用以作为县治和县的代称。
查考《明史》、《明鉴》和本县现存的崇祯、康熙，光绪三朝所编县志，在万历以前的所有记载中，未见有以“缑城”代宁海县治或县名的。究其故，因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君命难违”乃至高律例，“欺君罔上”为最大罪名，在神宗诏定方孝孺为忠臣之前，是不可能以他的名号作城名或县名的。
王演畴任知县之后，“缑城”之称始屡有出现。光绪《宁海县志·杨武传》载，“杨武，字子文，西隅人……每与思庵石公辈笑詠于龙山鹤林间”，“轸南张公尝寄语云汉颜公曰，缑城石杨二先生诚有澹台氏风”。按张轸南（邦翼）、颜云汉（欲章）是继王演畴之后分别于万历廿六年和卅一年知宁海县事的，他们已明确称县治为缑城。
值得一提的是，明葛元衡所撰《王侯（演畴）祠碑》，内有“吾宁习闻方正学籍灭，以书为讳，侯至，创缑城书院”。由此看来，王演畴以孝孺别号命名书院，可谓前所未有之大胆创举。
考王士昌《方正学先生后嗣归宗记》，于“今皇登极之诏台郡缑城并建特祠”之后，又有“会时震泽王公来为邑令，首重风教，遍搜其嫡派以奉祠事而尤毖于举也”。又《宁海县志·王演畴传》，谓王“求方正学先生后裔。比为南部郎，始悉先生嫡裔居华亭，变姓俞，乃遗书学院杨公廷筠，檄下松守张公九德亟为褒扬保护，使复姓归宗守故里祠”。综上所述，王演畴不但对方孝孺至为钦佩，而且为其扬名显世与抚恤后裔而竭尽心力，是一位颇有胆识之士。在神宗确认孝孺为忠臣并于“缑城”诏建特祠之后，命名之举就成为“有恃无恐”而又顺理成章的事。
据此推断，“缑城”作为宁海县治的代称，当始于明万历元年至廿三年（1573～1595）期间。而且，极有可能发端于王演畴任宁海知县（1592～1595）期内。目的在于纪念与表彰方孝孺，并以方孝孺为表率，教化后学，荣耀本邑。
文物
重点文物
王锡桐起义遗址位于本城桃源南路，系旧时城隍庙，主体建筑四进。据旧志载，宁海城隍庙始建于唐，入元隳废，重兴于明。民国时，复有局部改建。现存之建筑中，有清嘉庆时《修葺碑记》。
1903年10月，本县北乡伏虎会会主王锡桐，因反对天主教会仗势凌虐乡民，率众至城隍庙举行武装起义，焚毁教堂，严惩首恶，使教会势力受沉重打击而从此敛迹。
为纪念王锡桐起义，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浙江省人民政府于1963年、1981年先后两次公布，王锡桐起义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县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葺，加强保护，供人观瞻。
柔石故居 在城关上隍畈，为一旧式木结构二层楼房三合院的西厢，柔石曾在此度过他的童年与少年达十六个春秋。
柔石，原名赵平福（复），现代小说家，“左联”五烈士之一。1928年在上海曾编辑《语丝》，创办朝华社，于创作外，致力于介绍东欧、北欧等外国文学和版画。1931年2月7日，为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为纪念革命烈士，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县人民委员会于1960年拨款修葺故居，并搜集整理文物资料予以陈列开放。1962年4月，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故居关闭。1979年10月，重新整理开放。1982年12月，再次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柔石故居”匾额系许广平题写。
文峰塔 矗立于跃龙山之巅。为六面九层楼阁式空心砖塔，旧志谓“万历壬午（1582）令黄醇建。”塔高22.6米，底座最大对角线长5米。每层腰檐均用三层菱角牙子叠涩，撩檐坊下各有六枚小枹鼓支撑。底层西面有一拱券门，其余五面各有拱门式空龛一道。第二层以上，各层每面概有壶门式空龛。
清同治元年（1862），塔顶毁于雷击。至同治十三年集资修理，并勒石记于塔内。民国初又遭雷轰，顶部再度受损。
1982年12月，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次年拨款修复一新。
城关群众，有端阳登山赏塔风俗，名为“洗塔”。
方正学先生读书处 坐落在跃龙山西部之“百步岭”顶，东凭塔山松林，西南面溪临崖，背邻青云观、三官殿，下有石级可通。
方孝孺，字希直，北乡溪上方人。其书斋名逊志，后经蜀献王赐名正学，世人因称“正学先生”。明初散文家。因拒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被杀，凡灭十族（九族及方的学生）。福王时，追谥“文正”。
读书处原为宽、深各7米之三开间抬梁，穿斗混合结构廊式平房，系明代万历年间因方孝孺曾在此读书而建之纪念性建筑。后代经兴废，民国10年复集资重建。读书处旧有楹联三副，联语为“真读书种子，是名教完人”；“正气充天地，学行炳古今”；“一席名山留胜迹，千秋正学属先生”。室外原有石桌、石凳和古柏，均废。建国后，读书处曾修缮作教师宿舍。“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墙垣及北面的“乾坤正气”石坊被毁。1982年12月，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建书店 在东大街24号，系一间木结构平房。1938年4月，中共宁海城区地下党组织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宣传联合抗日而开办。同时，也是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抗建书店经销生活、新知等书店出版的诸如《国家与革命》、《论持久战》、《随军西征记》等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以及上海的《译报》和译报社翻印的《抗敌》等新四军刊物。1939年初，书店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1962年4月，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12月，县人民政府重行公布，拨款维修，并委人经售书刊，以示纪念。后井在县圃村后井巷，系宋代建筑。旧志载：“后郭井，治西九十步，在今武庙后”。即指此井。井呈正六角形，自井底至井口，六面井壁均用70×60厘米之石板卯榫叠砌。上置井圈，高60厘米，由六根边长16厘米的正方石望柱与六块厚12厘米、长70厘米的石板相间结构而成。现除东面两栏板及望柱上部残损外，余皆完好。井之东壁有铭文，字迹斑驳难辨；西壁有“皇宋淳熙十二年乙口岁戊口月癸丑日女弟子……”阴文，清楚可读。按淳熙十二年即公元1185年，迄今已历800余年，井水仍清冽甘美，常年不竭。
市门头巷又有前井。旧志亦载：“市西井，治西60步，名透瓶泉，寒冽特甚，即今市门巷井”。其构筑式样酷似后井，虽无文字左证，亦被认定是宋井。有关考古研究部门专家认为，此二井历史悠久，结构完整，颇具史料、研究价值。
出土文物
东汉陶罐 1985年12月，城关应家山民居工地东汉残墓中出土。高15厘米，口径10厘米，施青灰色釉，双系，系上刻有叶脉纹，肩上有一道弦纹，鼓腹，平底。碎裂，经修复完整。
魏晋鐎斗 1986年12月于桃源北路县总工会基建工地出土。青铜制，通体有锈斑。侈口，口径18厘米，反唇，斜壁，体高5.7厘米，把长6厘米，残。平底，底径12厘米。鐎斗为古温器，又名“刁斗”，古人有“刁无足而鐎有足”，军中“昼炊饭食，夜执持行”之说。
南朝牡丹花提壶 1984年4月，大同酒家工地出土。高32.8厘米，口径15.6厘米，颈高7厘米，残流长6.5厘米。反唇，侈口，把无存。深腹，矮圈足，残。釉色青，壶身刻牡丹花三朵，其中两朵较大，对刻，并有棱状茎，把迹下一朵较小，花下为素面，内壁通体饰凹凸弦纹。酒器。
唐代盘口壶 1986年3月南门村晒场出土。高35厘米，口径15厘米，盘口稍减。颈细长，双系对称，肩刻弦纹五道。腹略鼓，腹径27厘米。平足，足高1厘米。釉色青黄。盛水器。
唐代多角瓶 1974年于跃龙山东丝厂仓库工地出土。高28厘米，口径10厘米，角长4厘米。瓶体呈葫芦型，束腰二道，分三级，体径自下而上逐层缩小，各按瓶围四等分处向上贴附羊角状弯角共12支，中空，不贯通，平底，釉色青黄。随葬品。
宋代钱币 1986年12月，宁海动配厂基建工地出土一破碎陶罐，内藏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计重6.5公斤。崇宁通宝为旋读，径2.9厘米，重宝为对读，径3.1厘米。穿边长1厘米。内厚，方穿，有内外郭，钱文系宋徽宗所书瘦金体。
宋代方铜镜 1984年8月，白石村民居工地出土。边长7.2厘米，厚0.1厘米，有“方正而明，万里无尘。天水一色，犀照群伦”铭文。铭文下有椭圆、正方铜戳各一，刻记铸镜者住址与姓名，上印：葛（？）溪，下印：鲍惠公造。
宋代黑釉陶碗 1985年8月于小米巷基建工地出土。口径12.3厘米，底径4厘米，高6厘米，直口，斜壁，平足。通体施黑釉，釉不及底。
宋代执壶 1985年8月，小米巷口基建工地出土。高30厘米，洗口残。径约12厘米，肩一侧流无存，另一侧贴附扁平形曲把，残，约高9.5厘米，宽3.5厘米。肩饰二系，鼓腹，腹径21.5厘米，圈足，底径10厘米。腹身刻云状纹，描以褐彩。酒器。
宋代四系罐 1985年8月，小米巷口基建工地出土。高20厘米，直口，径14厘米。四系，广肩、敛腹，腹径29厘米。
平底，底径9.5厘米。淋釉，不及底，色灰白。盛水器。
宋代杯口壶 1985年8月，小米巷口基建工地出土。高16.5厘米，上部作圆筒形，口略侈，径10厘米，把与口平，流略呈弧形，肩部阴刻弦纹三道，两侧对称，贴附叶状饰二枚，中刻一“王”字。腹身扁鼓，腹径17厘米，刻莲瓣纹。矮圈足，底径9.3厘米。是为北宋时新创壶式之一。酒器。
宋代刻划纹碗 1975年2月，东观山宁海砖瓦厂工地出土。高8厘米，口径14.6厘米，足高1厘米，底径5厘米。内壁刻划云纹、篦梳纹，外壁刻划细爪楞纹。施青釉，色泽光亮，器物完整。
元代妙相寺铜钟 妙相寺（“文革”中拆毁）遗物。体高1.5米，重2500公斤。顶上铸纽，名蒲牢，纽高22厘米，两头四足，周体起鳞。肩饰荷瓣纹，肩围2.73米，肩下有凸棱弦纹二周。上体起纵横凸棱多条，构成四块竖形框面。内中铭文于“文革”时錾凿净尽，另刻上“红卫兵造反有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字样。腰饰三道凹凸粗弦纹，下体文饰同上体，但对称地增刻二圆形图案，一为荷瓣纹，一为钱纹。钟口侈，六出弧线，梅花口，径1.14米。钟下方有长0.45米竖裂痕，亦为“文革”时所损。关于此钟，旧邑志有载。
元代青花大瓷盆 1985年9月，环南西路洗衣机总厂基建工地出土。口径41厘米，底径25厘米，高7厘米，菱口，平底。盆内绘葡萄、石榴、万年青等象征祥瑞之花木。口沿周饰棱形图案，外壁饰二方连续草叶纹。瓷白花青，制作精美。此类大盆，元代始制，明初终业。本盆出土时为十余碎片，经文物部门修复完整。
宁海县城，古为广度里，后称缑城，唐武后永昌元年（689）置为县治，迄今已1300年。
建治初，周围六百步，设四门，有城围而无池垣。明代，为防倭寇入侵，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冬，修筑城垒，凡一年又五月而成，高2丈4尺，厚1丈8尺，方圆1541丈。建城门六，东为靖海，南名迎薰，西谓登台，北号拱辰，复于西南设小南门，西北设小北门，分称登瀛、望阙。门顶冠敌楼，设窝铺戍守。郭外凿城河，深1丈，宽丈五，跨石桥以通往来。
古城群山环抱，屏障天然；城乡文物荟萃，多胜景奇观。
东郭外之东观山，有神农祠遗址，唐代于此首建学宫。距城4里许，为石台山，山顶巨石重叠，其上方正而平广，且有棋盘，可十人观奕。其南，连十八陇山，上有塔七级，藏古剑三柄。最高处名烟墩岗，遗古烽火台之断壁残垣。其东，邻杜鹃山，山麓有半岩洞，容数十人。有巨岩如鸟，以翼蔽洞，名乌岩。洞侧怪石林立，有搏击似狮者，称狮〓岩。此洞原为虎窝，后僧人逐虎建庵，庵顶“半为椽瓦半为岩”，因称半岩庵，洞即随庵得名。治西2里，为上寺山，有唐代乾元元年初建之崇教寺。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将领潘飞熊曾在此设局驻守历五月有余。左近，吴越时为民请命因而被磔之陈长官墓，坐落在青松翠竹林中。治西北五里弱，有尚山、鸟石山、虎头山。又有石岩窪山，窪中容水数十丈，奥秘莫测。南郊之跃龙山，尤为游览胜地，有文峰塔、朱子祠、百步峻、千丈岩、将军湖、巃嵸潭、青云观与方正学读书处诸景错落其间。读书处临崖而设，下为深潭，势若凌空，系明代大儒方孝孺启蒙之地；青云观傍山修筑，因势造型，“入门三层楼，出门不见梯”，结构独特。观前架望潮楼，据楼凭眺，飞凤与跃龙两山对峙，清溪共海潮一水相连。两者，更是游客踵接。南五里许，有象鼻岩，其形酷似大象垂鼻豪饮，岩质细腻，非本地所产，可谓奇石天降。稍偏，为连头山，一桥飞架两峰之间，桥上古樟连理，桥下流水淙淙。桥端有庙，庙侧有泉，小如脸盆而舀之难尽，名去风泉，于风湿性疾病有奇效，千百里外不乏求治者。
古城内，居中设县署。旁置县圃，建有云锦亭、岸帻亭、青云榭、横翠阁。又有真爱亭，亭后植雪松，系稀世古树，宋薛抗有《县圃十绝》记其景色之佳。东百余步，有建于梁天监元年之古刹，名妙相寺。寺内，悬元代大德四年铸造的洪钟，击之，声闻十里外。左邻为东岳宫，塑十殿群像数百而神采各异，世态万千淋漓尽致，展现古城泥塑艺人技艺之高超。缑城书院之扶摇阁，檐飞栋走；龚氏梦园构馆轩二十而款式不一；薛野鹤之水竹居，三水两竹一分屋，周密《癸末杂识》赞而美之；又有古堂屋数楹，经历四百余年而泰然无恙，显示鲁班弟子之巧夺天工。中街有义井亭，埋方孝孺十族死难者尸骨；又有正学故里坊，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木质圣旨坊；西街有柔石故居，为“左联”烈士赵平复诞生地；南街有城隍庙，为王锡桐起义遗址。东街之抗建书店，北隅之宁海中学，西隅之正学小学与师范学校，曾是共产党人为启迪民智、发展革命而奋斗的重要场所。古城人民重气节、尚狷介，于刚正不阿、见义勇为之正气视同瑰宝。
宁海地处海隅，苦咸碱，古城虽近海港而水独清，多甘泉。宋李知微《县学新泉记》称，“有泉溢于县学讲堂之右，不假疏浚，自然清甘”。城东有“新井”，深不盈丈，虽四人并汲而不竭，用以酿酒，味特醇厚。南郊有“它山泉”，泉底伸手可及而常年不枯，取之烹茶，经宿无渍，堪与杭之虎跑媲美。犹有“云壑”、“后郭”、“透瓶”等宋井数口，历八百年而清泉永注，甘冽如初。
城区河道纵横而缀以湖、塘。玉带河起于县署而盘亘市井，经司基巷、小米巷、大米巷而后北趋黄墩港。桃源河纵贯全城，并与北郊之颜公河联接。河道上下，莲荷交织，鲫鲤群栖，夹岸桃花，杂以垂柳，跨永春、桃源、步云、春浪诸桥，钱惟演咏为“一派桃源，阮肇旧游之胜境”。又有古蒲湖，汇玉带、桃源两水于一泊，沿湖古榆成荫，湖围方整，湖心建亭，南屏长堤，背倚拱辰，两囿竹园，东设试院，为钟灵毓秀之良苑。南郊，千年不涸之大溪自花崑崙山逶迤而来，揖城阙而逸往东海。农妇沿溪捣衣，渔翁乘筏张网，山乡水色，俨如画图。
古城内外，有祠庙多处。遗惠祠祀上书死谏以蠲苛赋之五代陈长官；它山庙祀修筑它山堰以广灌溉之唐代王元𬀩；唐公祠祀扶弱抑强均田平徭之明代唐愈贤；王公祠祀停赋赈饥捐廉治学的王演畴，五公祠祀开凿北河以益农田的颜欲章等。他如散财济民的胡长儒，筑城御倭的林大梁，剪除虎患的王士宏，爱民戢暴的许元沐，首倡奖钱（奖学金）以振文风的孙熹，革贪窦剖曲直的林光庭，庇护方氏族党免辱的魏泽，治八井以便民生的薛抗，兴学校重教化的王耀斌、陈鹏举、崔秉镜、邓廷彩等，或列像祠庙，或垂名志册，或以事物之命名记其绩。计祠祀者十余，立传者七十有零。
邑城虽小而代出乡贤，载传于旧志者32人。宋两浙提点刑狱罗适，事政夙兴夜寐，出私钱营药剂活民无数，又广修水利以盛农业，宋哲宗特赐敕书而建宝敕堂于城南；崇安令王齐舆，断狱得情，邑无冤民，又凿渠灌田万顷，百姓立生祠以颂其德；明石简，不徇权势，兴学省敛，知安庆，年节供需四万金，皖人为其树石纪爱；清龚正席，乐善好施，屡献巨资以赈灾民，常于岁末夜行里巷，闻难以卒岁者每掷金门内而去。又有王敏，轻女色酣酒不乱，拒贿赂不私毫发，懿文太子叹为“鲁男子”；石允常，为官明察秋毫，弃官囊无一钱，民众誉为“石清潭”。诸凡福惠本邑、流泽他乡者，古城或留其迹，或存于史，褒美而嫉丑，藉以彰往昭来。
古城不仅是千万子民赖以生息之所，亦且是外籍人士避危就安的吉祥之地。梁殿前将军田什，因侯景之乱而定居广度；宋宗室赵公健，以靖康之耻而卜宅三隍；元安统（蒙族），随大都之失而隐身方河；明剧作家高则诚，为方国珍之扰而遁迹缑城；清末同盟会首领陈其美，缘端方搜捕而寄寓崇圣。有人称本城为“山陬福地，海隅洞天”，诚非虚妄之词。
“缑城”命名考
宁海城关，古为广度里。武后永昌元年（689）建为县治时，循旧称。清康熙十年，县治设一里二隅，仍是“里称广度”。民国17年，行村里制，划城区为崇圣、遗惠、正学三里。民国21年改里为镇，名称依旧。其间宋至明初，部分人士有以“桃源”作为县治或县的别名的。宋《宁海县赋》作者储国秀（本城人），曾自称为“桃源主人”；元至治元年县丞黄溍，有“桃源名更美，何处有神仙”诗句；明洪武时知县王士宏，则以“桃源仙宰”作为自己的雅号。（以上均见光绪《宁海县志》）
明代中期以后，在有关的历史文稿中，渐次出现以“缑城”作县治或县的代称。而且发展到后来，竟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称。至民国24年，县治被建制为“缑城镇”，“缑城”更成了正式的命名。然而，宁海县治何以取名缑城，始于何时，则向无定说。现经查考有关史料，可以认定，缑城之名开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起因于纪念明代大儒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本县北乡缑城里人（今为大佳河乡溪下村），别号缑城生，邑人多尊称他为“缑城先生”。明建文时，任侍讲学士，道德文章为世所推崇。明太祖称他为庄士，蜀献王目为正学，姚广孝誉为天下读书种子，而黄宗羲《师说》则列为明代诸儒之首。方孝孺为人忠直，因拒为燕王朱棣草登极诏，而罹灭十族之祸，最为邑人所敬仰和思念。
永乐时，文禁极严，“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邑人谈文论事未敢丝毫触及孝孺名号。洪熙以后，对于因靖难之役受株连者罚稍宽。正德二年（1507），知县戴显葺方正学故里祠，并于治北5里许建“景方楼”，寓“云横紫洞，月落缑城”之意。嘉靖五年进士石文睿，曾作《柏屏黄君膺宠序》，有“吾乡忠义勋谟如缑城”，“夜来梦见缑城里，先到紫溪隐士家”等语。嘉靖十五年（1536），知县杨时秀建方祠于跃龙山，以“昭示前修，兴起后学”。
但是，迄隆庆末，对“方案”的宽宥是极为有限的。弘治时曾任南京大理评事的夏*，于嘉靖初上《裨益睿览疏》，谓“只愿陛下决用臣之愚，不废孝孺之言”，“孝孺之书有不如臣之言者，臣愿伏罔上之诛”。光绪《宁海县志·邬良佑传》载，“嘉靖时，追念革除间方孝孺、练安、王叔英诸人享祀无闻，不避忌讳，上褒忠义以敦风化疏，闻者为之咋舌”。可见厉禁未除，余悸难释，邑人对于方孝孺的纪念，仍是谨小慎微，未敢稍有过分。嘉靖三十一年（1552），县令林大梁为御倭冠而率民筑城，城成后，秦鸣夏撰《新城碑》而称之为新城，别无他名。民间传说有云当时称此城为“猴城”，联系永乐中王稌潛录孝孺文字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恐也含有存义而避讳的意思。
万历元年，神宗始钦定方孝孺为忠烈之士。据《明史·方孝孺传》载，“神宗初（1573），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又据光绪《宁海县志》王士昌撰《方正学先生后嗣归宗记》，亦有“今皇登极之诏台郡缑城并建特祠，金陵云间递为崇祀”等语。这是明廷正式为方孝孺恢复名誉，并于方的故里“缑城”诏建特祠。至此，邑人因孝孺死难而久郁之心始消，以“缑城”为荣之情得舒。万历十八年（1590），知县曹学程于城内倡修“义井”。万历廿二年（1594），知县王演畴于城东创设书院，并命名为“缑城书院”。任大冶撰《缑城书院文昌阁碑》，谓“方逊志世称为缑城先生，侯造土欲如先生所学之正，故名”。点明书院取名缑城的用意。王演畴离任后，曾为寺后《李氏宗谱》作序，内有“旧门生李明善自缑城来”，“思当日令缑，实无以厚缑人”。由此可见，王演畴在任宁海知县期间，不但以“缑城”命名书院，并且已用以作为县治和县的代称。
查考《明史》、《明鉴》和本县现存的崇祯、康熙，光绪三朝所编县志，在万历以前的所有记载中，未见有以“缑城”代宁海县治或县名的。究其故，因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君命难违”乃至高律例，“欺君罔上”为最大罪名，在神宗诏定方孝孺为忠臣之前，是不可能以他的名号作城名或县名的。
王演畴任知县之后，“缑城”之称始屡有出现。光绪《宁海县志·杨武传》载，“杨武，字子文，西隅人……每与思庵石公辈笑詠于龙山鹤林间”，“轸南张公尝寄语云汉颜公曰，缑城石杨二先生诚有澹台氏风”。按张轸南（邦翼）、颜云汉（欲章）是继王演畴之后分别于万历廿六年和卅一年知宁海县事的，他们已明确称县治为缑城。
值得一提的是，明葛元衡所撰《王侯（演畴）祠碑》，内有“吾宁习闻方正学籍灭，以书为讳，侯至，创缑城书院”。由此看来，王演畴以孝孺别号命名书院，可谓前所未有之大胆创举。
考王士昌《方正学先生后嗣归宗记》，于“今皇登极之诏台郡缑城并建特祠”之后，又有“会时震泽王公来为邑令，首重风教，遍搜其嫡派以奉祠事而尤毖于举也”。又《宁海县志·王演畴传》，谓王“求方正学先生后裔。比为南部郎，始悉先生嫡裔居华亭，变姓俞，乃遗书学院杨公廷筠，檄下松守张公九德亟为褒扬保护，使复姓归宗守故里祠”。综上所述，王演畴不但对方孝孺至为钦佩，而且为其扬名显世与抚恤后裔而竭尽心力，是一位颇有胆识之士。在神宗确认孝孺为忠臣并于“缑城”诏建特祠之后，命名之举就成为“有恃无恐”而又顺理成章的事。
据此推断，“缑城”作为宁海县治的代称，当始于明万历元年至廿三年（1573～1595）期间。而且，极有可能发端于王演畴任宁海知县（1592～1595）期内。目的在于纪念与表彰方孝孺，并以方孝孺为表率，教化后学，荣耀本邑。
文物
重点文物
王锡桐起义遗址位于本城桃源南路，系旧时城隍庙，主体建筑四进。据旧志载，宁海城隍庙始建于唐，入元隳废，重兴于明。民国时，复有局部改建。现存之建筑中，有清嘉庆时《修葺碑记》。
1903年10月，本县北乡伏虎会会主王锡桐，因反对天主教会仗势凌虐乡民，率众至城隍庙举行武装起义，焚毁教堂，严惩首恶，使教会势力受沉重打击而从此敛迹。
为纪念王锡桐起义，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浙江省人民政府于1963年、1981年先后两次公布，王锡桐起义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县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葺，加强保护，供人观瞻。
柔石故居 在城关上隍畈，为一旧式木结构二层楼房三合院的西厢，柔石曾在此度过他的童年与少年达十六个春秋。
柔石，原名赵平福（复），现代小说家，“左联”五烈士之一。1928年在上海曾编辑《语丝》，创办朝华社，于创作外，致力于介绍东欧、北欧等外国文学和版画。1931年2月7日，为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为纪念革命烈士，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县人民委员会于1960年拨款修葺故居，并搜集整理文物资料予以陈列开放。1962年4月，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故居关闭。1979年10月，重新整理开放。1982年12月，再次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柔石故居”匾额系许广平题写。
文峰塔 矗立于跃龙山之巅。为六面九层楼阁式空心砖塔，旧志谓“万历壬午（1582）令黄醇建。”塔高22.6米，底座最大对角线长5米。每层腰檐均用三层菱角牙子叠涩，撩檐坊下各有六枚小枹鼓支撑。底层西面有一拱券门，其余五面各有拱门式空龛一道。第二层以上，各层每面概有壶门式空龛。
清同治元年（1862），塔顶毁于雷击。至同治十三年集资修理，并勒石记于塔内。民国初又遭雷轰，顶部再度受损。
1982年12月，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次年拨款修复一新。
城关群众，有端阳登山赏塔风俗，名为“洗塔”。
方正学先生读书处 坐落在跃龙山西部之“百步岭”顶，东凭塔山松林，西南面溪临崖，背邻青云观、三官殿，下有石级可通。
方孝孺，字希直，北乡溪上方人。其书斋名逊志，后经蜀献王赐名正学，世人因称“正学先生”。明初散文家。因拒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被杀，凡灭十族（九族及方的学生）。福王时，追谥“文正”。
读书处原为宽、深各7米之三开间抬梁，穿斗混合结构廊式平房，系明代万历年间因方孝孺曾在此读书而建之纪念性建筑。后代经兴废，民国10年复集资重建。读书处旧有楹联三副，联语为“真读书种子，是名教完人”；“正气充天地，学行炳古今”；“一席名山留胜迹，千秋正学属先生”。室外原有石桌、石凳和古柏，均废。建国后，读书处曾修缮作教师宿舍。“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墙垣及北面的“乾坤正气”石坊被毁。1982年12月，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建书店 在东大街24号，系一间木结构平房。1938年4月，中共宁海城区地下党组织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宣传联合抗日而开办。同时，也是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抗建书店经销生活、新知等书店出版的诸如《国家与革命》、《论持久战》、《随军西征记》等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以及上海的《译报》和译报社翻印的《抗敌》等新四军刊物。1939年初，书店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1962年4月，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12月，县人民政府重行公布，拨款维修，并委人经售书刊，以示纪念。后井在县圃村后井巷，系宋代建筑。旧志载：“后郭井，治西九十步，在今武庙后”。即指此井。井呈正六角形，自井底至井口，六面井壁均用70×60厘米之石板卯榫叠砌。上置井圈，高60厘米，由六根边长16厘米的正方石望柱与六块厚12厘米、长70厘米的石板相间结构而成。现除东面两栏板及望柱上部残损外，余皆完好。井之东壁有铭文，字迹斑驳难辨；西壁有“皇宋淳熙十二年乙口岁戊口月癸丑日女弟子……”阴文，清楚可读。按淳熙十二年即公元1185年，迄今已历800余年，井水仍清冽甘美，常年不竭。
市门头巷又有前井。旧志亦载：“市西井，治西60步，名透瓶泉，寒冽特甚，即今市门巷井”。其构筑式样酷似后井，虽无文字左证，亦被认定是宋井。有关考古研究部门专家认为，此二井历史悠久，结构完整，颇具史料、研究价值。
出土文物
东汉陶罐 1985年12月，城关应家山民居工地东汉残墓中出土。高15厘米，口径10厘米，施青灰色釉，双系，系上刻有叶脉纹，肩上有一道弦纹，鼓腹，平底。碎裂，经修复完整。
魏晋鐎斗 1986年12月于桃源北路县总工会基建工地出土。青铜制，通体有锈斑。侈口，口径18厘米，反唇，斜壁，体高5.7厘米，把长6厘米，残。平底，底径12厘米。鐎斗为古温器，又名“刁斗”，古人有“刁无足而鐎有足”，军中“昼炊饭食，夜执持行”之说。
南朝牡丹花提壶 1984年4月，大同酒家工地出土。高32.8厘米，口径15.6厘米，颈高7厘米，残流长6.5厘米。反唇，侈口，把无存。深腹，矮圈足，残。釉色青，壶身刻牡丹花三朵，其中两朵较大，对刻，并有棱状茎，把迹下一朵较小，花下为素面，内壁通体饰凹凸弦纹。酒器。
唐代盘口壶 1986年3月南门村晒场出土。高35厘米，口径15厘米，盘口稍减。颈细长，双系对称，肩刻弦纹五道。腹略鼓，腹径27厘米。平足，足高1厘米。釉色青黄。盛水器。
唐代多角瓶 1974年于跃龙山东丝厂仓库工地出土。高28厘米，口径10厘米，角长4厘米。瓶体呈葫芦型，束腰二道，分三级，体径自下而上逐层缩小，各按瓶围四等分处向上贴附羊角状弯角共12支，中空，不贯通，平底，釉色青黄。随葬品。
宋代钱币 1986年12月，宁海动配厂基建工地出土一破碎陶罐，内藏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计重6.5公斤。崇宁通宝为旋读，径2.9厘米，重宝为对读，径3.1厘米。穿边长1厘米。内厚，方穿，有内外郭，钱文系宋徽宗所书瘦金体。
宋代方铜镜 1984年8月，白石村民居工地出土。边长7.2厘米，厚0.1厘米，有“方正而明，万里无尘。天水一色，犀照群伦”铭文。铭文下有椭圆、正方铜戳各一，刻记铸镜者住址与姓名，上印：葛（？）溪，下印：鲍惠公造。
宋代黑釉陶碗 1985年8月于小米巷基建工地出土。口径12.3厘米，底径4厘米，高6厘米，直口，斜壁，平足。通体施黑釉，釉不及底。
宋代执壶 1985年8月，小米巷口基建工地出土。高30厘米，洗口残。径约12厘米，肩一侧流无存，另一侧贴附扁平形曲把，残，约高9.5厘米，宽3.5厘米。肩饰二系，鼓腹，腹径21.5厘米，圈足，底径10厘米。腹身刻云状纹，描以褐彩。酒器。
宋代四系罐 1985年8月，小米巷口基建工地出土。高20厘米，直口，径14厘米。四系，广肩、敛腹，腹径29厘米。
平底，底径9.5厘米。淋釉，不及底，色灰白。盛水器。
宋代杯口壶 1985年8月，小米巷口基建工地出土。高16.5厘米，上部作圆筒形，口略侈，径10厘米，把与口平，流略呈弧形，肩部阴刻弦纹三道，两侧对称，贴附叶状饰二枚，中刻一“王”字。腹身扁鼓，腹径17厘米，刻莲瓣纹。矮圈足，底径9.3厘米。是为北宋时新创壶式之一。酒器。
宋代刻划纹碗 1975年2月，东观山宁海砖瓦厂工地出土。高8厘米，口径14.6厘米，足高1厘米，底径5厘米。内壁刻划云纹、篦梳纹，外壁刻划细爪楞纹。施青釉，色泽光亮，器物完整。
元代妙相寺铜钟 妙相寺（“文革”中拆毁）遗物。体高1.5米，重2500公斤。顶上铸纽，名蒲牢，纽高22厘米，两头四足，周体起鳞。肩饰荷瓣纹，肩围2.73米，肩下有凸棱弦纹二周。上体起纵横凸棱多条，构成四块竖形框面。内中铭文于“文革”时錾凿净尽，另刻上“红卫兵造反有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字样。腰饰三道凹凸粗弦纹，下体文饰同上体，但对称地增刻二圆形图案，一为荷瓣纹，一为钱纹。钟口侈，六出弧线，梅花口，径1.14米。钟下方有长0.45米竖裂痕，亦为“文革”时所损。关于此钟，旧邑志有载。
元代青花大瓷盆 1985年9月，环南西路洗衣机总厂基建工地出土。口径41厘米，底径25厘米，高7厘米，菱口，平底。盆内绘葡萄、石榴、万年青等象征祥瑞之花木。口沿周饰棱形图案，外壁饰二方连续草叶纹。瓷白花青，制作精美。此类大盆，元代始制，明初终业。本盆出土时为十余碎片，经文物部门修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