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图书馆

革命烈士光荣牺牲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时期，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相同的。为了表彰烈士英雄业绩，特选编了各个时期的部分烈士传略。
  柔石
  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福（后改为平复又名少雄），笔名柔石、金桥、赵璜、刘志清等，是中国共产党员，鲁迅先生的亲密战友，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优秀战士，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柔石1902年9月28日出生于宁海城关镇西门方祠前。因家境不好，他七岁才进缑中初小念书。1917年夏毕业于正学高小。同年秋，进台州省立第六中学，次年转考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夏丐尊诸进步名师。翌年的“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对他震动很大，为他以后的救国救民思想奠定了基础。
  1921年，柔石参加了该校的进步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步入文学道路。1923年夏，柔石从一师毕业，应聘在杭州任应溥泉家庭教师，虽物质生活不错，但和自己“教育救国”理想抱负相去太远，不到半年即辞去。
  1924年，他到慈溪县普迪小学（今宁波市慈城）任教，同时从事创作。次年元旦，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疯人》。
  1925年春，柔石到了北京，在“北大”做了旁听生，从此有机会能经常聆听鲁迅的讲课。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对柔石震动极大，看社会之现实，联系自己的境地，他开始把个人对现实不满和抗争纳入向黑暗社会冲击的洪流，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了。
  1926年春，由于经济困难，柔石离京返回浙江。先在杭州代课，下半年到镇海中学当教员，后任教务主任。是年创作了揭露旧社会黑暗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
  1927年夏返回故乡，参加由中国共产党员范金镖等领导的“消夏社”，并参与筹办宁海中学，并在该校任教。次年初，在中共地下党和革命力量的支持下，柔石担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
  1928年5月，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宁海亭旁（现属三门县）发动农民起义，因宁海中学有师生参加，起义失败后学校被解散，柔石也受牵连而被迫出走上海。在沪结识了素来最为景仰的鲁迅先生。下半年，与鲁迅发起成立“朝花社”，并为朝花社编印的《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花》写稿和积极工作。1929年1月，鲁迅事忙，推荐柔石继任《语丝》编辑。工作之余，柔石又创作了中篇小说《二月》，短篇小说集《希望》等，并协助鲁迅编辑出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朝花小集》等丛书和介绍外国美术作品的《艺苑朝花》。他为革命文艺的发展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成为鲁迅的优秀学生和亲密战友。
  1929年秋，党中央决定建立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柔石是最先参加“左联”筹备工作的重要成员。他参与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和讨论“左联”纲领。在筹备“左联”的同时，柔石还和鲁迅一起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工作。1930年2月13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3月2日下午“左联”正式成立。柔石先被选为执行委员，后又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主持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工作。同年5月，柔石由冯雪峰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胡也频、冯铿以“左联”代表身份，参加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以刘志清的笔名写了会议通迅《一个伟大的印象》。同时还发表了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后被译成多种外文。
  1931年1月17日，柔石到上海东方饭店参加我党的秘密会议，因叛徒告密，与会三十多人全部被捕。2月7日，柔石遭敌枪杀于上海龙华，以身殉国，时年三十岁。被杀人员中有“左联”成员五人，故称“左联”五烈士。
  后来，鲁迅先生曾写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躯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柔石小传》等文章，沉痛悼念柔石等五烈士。
  包定
  包定（1901—1930年），又名本锭、次庵，参加革命时化名袁应吉，宁海县亭旁镇（今属三门县）人，1926年在宁海中学附小任教时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至1928年任中共宁海县亭旁区委书记，后兼县委委员。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他在当地组织“壁虎社”、“平民夜校”、“亭旁学会”等，发动农民准备武装起义。1928年4月，当地土豪勾结国民党省防军，阴谋“进剿”亭旁。迫于形势，5月20日，经中共宁海县委同意，在谷仓岭头召开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党代会，决定提前起义，并推荐包定为总指挥。5月25日亭旁苏维埃红色政权正式成立，包定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国民党调动二府五县兵力，进行“围剿”，起义遭到失败。他奉调去天台县任特派员。领导农民运动工作。
  1929年3月18日，包定化名袁应吉去杭州向省委请示工作，因叛徒出卖在杭州被捕，关押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他在狱中刚贞不屈，坚持斗争，1930年6月12日就义于杭州松木场。
  包定工诗词，后人搜集汇编其诗词遗作百余首，定名为《次庵遗稿》。
  朱学勉
  朱学勉（1912—1944年），宁海县城关镇人。中共党员，历任中共鄞县县委组织部长、余姚中心县委和诸暨中心县委书记，诸北八乡抗日自卫大队、“小三八”部队领导人和金肖支队第一大队长等职。1944年5月27日，在诸暨县墨城坞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一）
  朱学勉，原名应端贤，笔名叶峰、杨明、秋悲，化名应启。
  朱学勉八岁上学读书。十二岁时，因他哥哥应野平离家到上海做学徒，他负起了家里邦母亲劳作的责任，他十四岁高小毕业时，父亲去世。由于家庭生活贫苦，他只好到梅林中药店做学徒。两年后，他转到城里同慰春药店做学徒。
  1929年，十八岁的朱学勉到上海，在一家中药店做小店员。空余跟哥哥应野平学绘画和学写诗词。以后，曾在华章礼品公司和天珍礼品公司绘图。在这段时间里，他受到哥哥的师弟，和爱好文学的李守先影响，思想进步，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学习写作。那时，他经济生活困难，经常要向别人借贷。他从自己和朋友中间体验到人生的困难，从而发生对有钱有势者的憎恨，对穷苦朋友无限同情，也开始看到社会的黑暗。因而他多愁善感，常用“秋悲”笔名写文稿。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次年“一二、八”事变，激起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他对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人民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华北半壁河山被日寇占领，表示非常愤怒。他在一首《三多令》词中写道：“家国，家国，依旧风雨飘落。长期抵抗无期，亲善双手携提。提携，提携，整个国土送伊。”他在共产党员林淡秋和进步作家王任叔（巴人）的邦助下，明白了中国不仅社会制度黑暗，而且还存在一个可耻的卖国政府。从此，他用自己的笔，写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诗词文章，先后发表在当时“左联”的刊物和上海《文艺学刊》、北京《文学月报》上。
  （二）
  抗战暴发后，朱学勉受到抗日救亡的伟大召唤，爱国主义情绪更加高涨。他写了不少悲壮激昂的文章和诗篇，抒发了关心国事的心情和投笔从戎的志愿，表现出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他在诗词中写道：“不将热血洒神州，怎觅和平与自由”？（《忆旧杂句》）“还当重整旗和鼓，奋向刀丛觅自由”。（《沪杭车上》）“志士忧时懒作愁，只思热血洒神州”。（《沪战杂咏》）“洒热血，从军者”！（《贺新郎·写怀》）“欲知后会期何日，扫尽倭奴奏凯秋”。（《远行》）他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当朱学勉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是一伙贪污腐化、专打内战的蟊贼而真正能领导抗日救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时候，1937年10月，就毅然决定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忠诚、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
  （三）
  朱学勉从陕北公学毕业后，于1938年2月8日到了西安。起初，党派他到武汉、继又调南京，后去浙南松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同年四、五月间又调他到宁波工作，不久担任中共鄞县县委组织部长。1939年10月，他调任余姚中心县委书记。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朱学勉到余姚后，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1940年3月，他与其他县委成员一起，与国民党控制县妇女选举的行径开展了坚决斗争，取得了各抗日团体的同情、支援，迫使县党部请妇女去谈判，并进行重新选举，选出了进步力量占优势的妇女界领导机构，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显示了抗战以来余姚妇女运动的力量，促进妇女运动的开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朱学勉调任中共诸暨中心县委书记。同年秋，他针对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长宣铁吾指派叛徒、特务孙均亮和陈作人等到诸暨破坏我党组织、强迫自首自新的恶劣形势，执行了党的“精干隐蔽”政策。将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的领导方法，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为了保存党的力量，解决党的活动经费，提倡地下工作干部“职业化”，隐蔽到工农群众中去。他用自己筹集了一些资金，在诸南找了一个会做豆糕的共产党员杨乃来，去浬浦村附近的陈家坞开了一爿豆糕店，他把劳动和地下工作结合起来，不仅解决了几个党的领导干部生活问题，而且为开展地下工作创造了很有利条件。
  （四）
  1942年5月，日寇发动浙赣战役。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或一触即溃。日寇占领了浙赣沿线各县，诸暨也于5月18日沦陷。在这个形势转折关头，朱学勉立即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发动抗日游击战上来。他遵照党的指示，恢复了中共诸暨县委，继续担任县委书记。召开党的会议，确定诸暨党发动游击战争的活动方针，并亲自抓了抗日部队的的创建和发展工作。
  这年5月间，朱学勉通过诸暨北区泌湖乡乡长、共产党员何文隆的活动，建立了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泌湖乡抗日自卫队。6月，扩大为泌湖、明镜、姚江、朱公四乡联队。8月，又将四乡联队扩大为诸暨县北区八乡抗日自卫大队。他兼任一中队指导员。事实上，他亲自领导了这支抗日武装。
  同年11月底，朱学勉带领八乡联队随三支二大去四明山参加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1943年3月初，党决定派朱学勉返回诸暨，领导“小三八”部队，任大队副。因大队长不在部队，他是部队的实际领导者。
  1943年12月，浙东游击纵队金肖支队正式成立，“小三八”部队的两个中队编为金肖支队一大队的一、二中队，朱学勉任一大队大队长。从此，他离开诸暨县委，专职从事抗日军事斗争
  （五）
  朱学勉指挥过多次战斗，其中墨城坞战斗是最大的一次。
  1944年3月，金肖支队根据浙东区党委“坚持四明，巩固三北”，“分散活动，牵制调动敌人”的方针，离开四明地区，于12日抵达诸暨。同月23日，共产党员彭林等同志领导的国民党义乌独立大队，与金肖支队会合，成为金肖支队的独立大队。由此，金肖地区我军的武装力量大为加强。这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他们根据对整个浙东的反共内战部置，立即从嵊县、天台调来了“浙保”二、五两个团，勾结枫桥蔡廉伪军，妄图一举消灭金肖支队。他们还向我根据地“扫荡”，制造了“齐村惨案”等暴行，激起了我方群众与部队的强烈义愤。
  5月27日早晨7时，金肖支队领导率领朱大队和独立大队，从渔橹山后的小畈转移到墨城坞南的半山村时，接到群众送来的麻车阁有敌情的情报。得悉驻扎在枫桥镇和阮家埠的汪伪军独立第四旅旅长蔡廉亲率所部千余人，分头向沿江进犯，部分到麻车阁，前头部队向庙西窜袭。敌我相距只有两里路了。支队首长命令朱学勉的一大队向西南运动，解决占领庙西的敌人。
  朱大队刚要发起冲锋，汪伪军四团三、四百人又赶到了。当时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朱学勉立即率领指战员主动退守到枯竹尖和枯竹尖西南地势险恶、陡坡达七十度的无名高地。朱学勉指挥所设在枯竹尖，这是前沿阵地的中心，支队长蔡群帆和他在一起并肩指挥，当第一次冲锋的敌人被击退时，敌人为了争夺制高点，集中迫击炮和二、三十挺轻重机枪的火力，喷向无名高地。就在这个紧急时刻，守在无名高地的朱大队第二中队副王志清同志牺牲了，中队长负重伤。朱学勉立即从大队指挥所奔向战斗最激烈的无名高地，鼓励同志们“为王中队副报仇，狠狠地打”！受到鼓舞的指战员，勇气百倍，猛揍敌人，很快打退了敌人第二次冲锋。
  下午3时，敌人向无名高地组织更猛烈的冲锋。这次敌蔡廉唯一的一张王牌“老虎排”拿了出来，要他们冲在前面，后面跟着百来个喽啰，最后还有副旅长亲率的督战队一齐扑向无名高地。当时无名高地象无人守着的一样，毫无动静。当敌人逼近时，朱大队的机枪子弹突然喷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杀伤了“老虎排”和大量敌人。正当这个最紧张的时刻，在指挥战斗的朱学勉，不幸胸部中弹，英勇牺牲。朱大队指战员满腔怒火，打退了敌人第三次冲锋。
  墨城坞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伪顽的反动气焰，扭转了金肖地区的被动局面，进入了新的斗争发展阶段。
  （六）
  朱学勉的牺牲，是金肖地区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金肖支队指战员和诸暨人民，无不为失去这位党的优秀干部而痛惜。人们含着眼泪，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他战斗过的山边，开起了追悼大会哀悼这位人民的儿子。
  为了追念朱学勉烈士，1945年7月，金肖支队诸暨办事处将枫桥魏家坞的“忠义中学”改名为“学勉学院”。诸北大宣村的群众，将村中的一块“元宝地”挖成一个大池塘，取名为“朱公池”。建国后，枫桥还有“学勉路”、“学勉中学”。1957年，诸暨县人民政府在连湖公社尚武大队兴建了朱学勉烈士墓。1981年5月，县人民政府又将朱学勉烈士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以供后人永远瞻仰纪念。
  俞光营
  俞光营是宁海县双峰乡长丘村人。1957年8月7日出生于贫农家庭。1976年应征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四营炮兵连担任预备炮手，同年加入共青团。1979年2月，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由于他机智勇敢，连续摧毁敌人两个火力点，扫除了我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保证了部队还击战中的胜利，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二十三岁。
  俞光营入伍后，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很快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民战士。他尊干爱民，团结同志，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虚心学习，苦练杀敌本领；他心明眼亮思想好，保卫祖国意志坚，他作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坚决完成任务，曾两次受到部队的嘉奖。他对人民亲，对敌人狠，特别是对越南霸权主义者的侵略行径，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再三报告要求参战。1979年2月17日，在自卫还击，围歼西罗楼之敌的战斗中，俞光营所在的炮兵连，负责配合步兵攻占敌人的一个无名高地。当我进攻部队发起冲锋时，正前方80公尺处的一个敌人火力点发射出密集的子弹，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冲锋部队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一片开阔地带，在我部队将会引起重大伤亡的紧急情况下，俞光营根据指挥员的命令，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情况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连续发射两发炮弹，消灭了敌人的火力点。部队趁机发起再次冲锋，不料在距离俞光营所在十班仅60公尺的地方，敌人的两挺重机枪，又组成了交叉火力，封锁我冲锋部队。俞光营看到这种情况，当机立断，迅速将炮口对准敌重机枪，连发两炮，随着两声巨响，这个新出现的火力点，又彻底摧毁了。紧接着，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开炮对另一个距离较远的火力点进行压制，掩护我步兵连的战友们，攻占敌人阵地的制高点。这一切，俞光营只用了三分钟的时间。正当十班深入敌人纵深阵地，俞光营准备向凶狠的敌人开炮时，一个躲在猫儿洞的敌人向他射出了一梭罪恶的子弹，他壮烈牺牲了。但他没有倒下，两眼仍然愤怒地盯着前面正在顽抗的敌人，右手还紧紧地扣着扳机，尽管鲜血染红了炮身，他仍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这一切充分表现了人民战士对越南侵略者的无比憎恨，对保卫祖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为了表彰俞光营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部队党委根据俞光营生前的表现和申请，追认为中共党员，并追记一等功。
  施永良
  施永良（1965—1984）宁海县人，生前系茶山林场职工，共青团员。于1984年3月22日下午在扑救林场火灾时不幸光荣牺牲，终年20岁。
  施永良出生在茶山林场一个工人家庭。在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学校老师的教育下，他从小努力学习，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热爱林场。从十岁起到十九岁就先后五次奋不顾身地参加过村里和林场的救火。
  1982年12月，施永良初中毕业，深知林场正缺乏男劳力，于是毅然报名参加林场招工，成了一名林业工人。在林场短短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工种却换了三次，可他毫无怨言，干一行，爱一行，工作满腔热情。1983年2月，施永良调到场部，担任艰巨的盘山公路测量工作。这条公路从场部一直通往茶山顶，峰峦层叠，林木茂密，测量任务繁重而艰苦。他又从没学过测量工作，由于谦虚好学，很快掌握了测量技术。在测量的工作中，他选择了拿标尺这项最艰苦的工作。1983年12月，施永良又被调到场部搞林木档案调查工作。这也是一项技术性强、工作量大的工作，特别是量树高，人要爬到十多米高的树上测算材积和高度，既劳累又危险，但他总是争着干。
  施永良爱场如家，惜国家财产似命，谁要是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不管是谁，他都敢管。春笋收获季节，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他自愿参加团支部组织的义务护林队，带领四名青年，在黄泥柱要塞路上增设护林点。不管是邻村熟人还是家人，谁要是从国有山林中拿走一点半截，他都管。邻村一位朋友从彭坑掏来一担竹笋，被他拦住后，不留情面地没收了全部竹笋，还责令其写了检讨书。同年10月，彭坑岭头油茶长得正旺。一次，他和同志们正在彭坑削草，发现油茶地里有人偷摘油茶子。他第一个奔过去抓住了正在偷油茶的人。偷油茶子的人和他是认识的。当时有人提出大的一袋茶子拿回缴公，小的一袋放掉算了。偷油茶子的人听了乘机背起油茶就走。这时，施永良追向前说：“国家的东西决不允许侵犯，油茶子一律缴回。”把全部茶子都交了公。有一次，他哥哥和几个临时工到山上挖笋，被施永良发现，要他们把竹笋全部送回公家。一个临时工说：“你哥哥的笋呢？”他当即回答…“我哥哥也一样！”对哥哥进行严肃批评，并把全部竹笋送到场部。林场的同志钦佩地说：“都象阿良一样，熟人、生人一样不徇私，林场的东西就管得更好了。”
  1984年3月22日下午2时许，施永良刚从林区调查林木资料回来，正聚精会神地在办公室整理林木档案，突然听到一阵“山上起火了”的呼救声。施永良抬头朝后窗一看，只见岭脚林区的田湾山浓烟滚滚。如果大火蔓延，附近一千亩杉木林就会毁于一旦，后果不敢设想。火光就是命令，施永良迅速放好档案，操起一把柴刀，和冯宗田、孔祥川一起边跑边喊救火，飞快地向着火地点奔去。到达起火现场时、他看见有根电线横跨小沟搁于离地面约0.8米的小树上。跑在前面的冯宗田从电线底下钻过去了。施永良为了扑火随手砍了一枝小柳杉，由于救火心切，在从电线下钻过去的时候，不幸遭高压线触击，他“啊唷”一声跌倒在山沟内。在前面的冯宗田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只见施永良脸色苍白，仰卧于地。当时冯、孔两人以为施永良是不小心跌倒的，急忙转身去拉他。施永良却微睁双眼，艰难地呼喊“有电！不要拖我！”这一字千钧话语，保护了战友的安全，自己因抢救无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施永良牺牲后，《宁波日报》、《浙江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都相继登载了简要事迹。共青团宁海县委授予施永良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宁海县林特局向全系统的干部职工发出向施永良学习的通知。
  根据施永良生前一贯表现，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二条第五项精神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