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图书馆

凡五谷者，百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历来粮价波动是随年成丰歉及季节而涨落，正常年景稳定。宁海之粮油行情历受中央关注，民国三十年（1941），粮食部举办直报《米、麦零售价粮情电讯报》，宁海列为全省29县直报之一。1987年9月16日，商业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市场粮油行情会议，全省唯宁海城关和桐乡鸟镇两粮油交易所代表出席，指定两场为《粮油行情》直报单位。
  古之粮食行情，明嘉靖五年（1926），斗米二钱。明崇祯九年（1636）大旱，斗米五钱。清顺治八年（1651）大旱，斗米八钱。清顺治十二年（1655）岁大歉，石谷银二两五钱（折米五斗，每斗合银五钱）。清末粮价无考。
  民国粮价分“稳定、波动、飞涨”三个时期：
  民国一年至二十六年（1912～1937）为稳定时期。斗米从3角到7角。26年上涨1.33倍。挢头胡虽于二十四年十月首起涨风，斗米0.174元，高达1.00元，平粜跌至0.60元。
  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38～1940）为波动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复起涨风，斗米从1元到7元，以二十六年为一，3年翻9番。二十九年十一月，县评议会公布《粮食评价表》以每担谷17.6元（折米五斗，每斗合3.52元）为基准，饬各粮食商号遵价发售，市面仍以暗盘交易，高出限价一倍。
  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八年（1941～1949）为飞涨时期，一面实行粮价管制，一面采取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滥发货币，粮价腾飞，斗米从17元到12千亿元。这个时期的粮价逆历史涨落规律，可谓千古罕见奇闻。民国三十一年（1942）秋收称丰，斗米30～35元，比上年起飞市价涨一倍，比限价高六倍。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一日，连续召开三次评价会议评定物价，严历管制。翌年一月一日，县长《告民众书》，彻底管制物价，实行粮食限价。二月省府颁发《管制粮价实施办法》。三月限定调剂民食斗米30.5元。四月省派管制物价督导员黄〓等抵县指导限价，公布《各项物价、工资、运费限价表》举办物价登记，设立联合检查所。是月十二日上午，举行全城各商号、职业工人“拥护管制物价政策及限价宣誓大会”。八月十七日，第六次物管会议公布以“食米为计算本位”的《五匠工资限价表》：
  民国三十三年（1944）斗米最高495元，比上年60元上涨7.25倍，翌年跃登千元台阶。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梅林米市暴涨至2100元，升合贫民仰天长叹！城内花楼村袁志连将50石长工谷，于三十二年折价存入新生成南货店生息，至三十五年提取本息，仅向该店买回“提庄青”红糖一斤；又同村孔先文以同样方式存谷20石，本息吃“二只大饼、二根油条”。三十六年斗米猛涨至6.08万元。为方便通货币值，于三十七年八月发行金圆券，1元兑法币300万元，终于比法币崩溃更快。九月评定粮价如下：
  民国三十八年（1949）物价日变莫测，五月一日，县府调整米价石米金圆券400万元，折合法币12万亿元，比二十八年石米14元，10年飞张8571亿倍，日均上升2.3482亿倍，斤米约28240粒，粒米值法币283.3万元，民不聊生。谚云：“上半日卖头牛，下半日买斤油”。
  解放后，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县商会呈报的《宁海县市区物价表·粮食类》载，1949年9月1日斗米1500元（旧人民币，下同），12月1日斗米4800元，上涨2.2倍。翌年计量改市斗为市斤。国家牌价始于何时无考。4月30日，台州专署调整宁海花秋米（籼米）牌价：每市斤批发价从850元调为900元、零售价从870元调为920元。这是建国后宁海最早国家粮食牌价。5月10日，中粮公司成立，国家正式开始管理粮价，以牌价指导市价，牌价分收购、批发、零售三种价格。1951年7月，粮行经营购销业务，市场除交易价外又增零售价。但与国家零售价不同。公司几经调低粮价，牌市差价10％，出现与毗邻县地区差悬殊。8月，奉化行商、天台肩贩纷至沓来冲击市场，产生脱销，民心恐慌。公司采取紧急措施，先调大湖粮食应急，后向三门、台州调入大批稻谷放开供应，销量骤降，稳定市价。
  1952年是调价最频繁的一年，两次失慎，引起群众误会，导致门售秩序一度混乱，一是5月1日，籼米每斤从1120元调高到1160元，适值“五一”节，各专业公司均减价优惠，惟粮价适得其反，反响强烈，说“粮食公司是剥削公司”，二是8月1日，籼米每斤从1150.6元调低为1090元，受到外商冲击。是年各种差价调整为：新陈差5％，批零差面粉8％、大米和杂粮9％，拉平地区差，年减少外流大米100余万市斤。
  1953年毗邻差复又高低悬殊，影响粮食正常流通。宁海毗邻三门、天台、新昌、奉化、象山五县的接壤地区，以象山大麦塘与宁海岳井为例，两地仅一水之隔，大麦塘购价高于岳井每斤稻谷35元、黄豆55元，致使宁海大批粮食倾流象山，经宁波专署粮食局协调撤销大麦塘收购点。10月26日撤销联营行，国家接收后，牌市价一致，市场稳定。
  1950～1953年的米价在频繁调整中达到合理稳定，市场年均价每斤籼米：交易价1100元上下，零售价1200元上下，比1949年底4000元（斗折斤计算）分别下降72.5％、70％。
  上述比价表明，季节工农产品剪刀差悬殊。沥洋群众比喻：过去“稻桶响，物价涨，新谷上市，贱得要死”；现在“物价勿涨，价格合理”。国家仅用三、五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失调，解决了民国时期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谷贱伤农”的尖锐矛盾，保护了农民利益。有首民谣：“神仙难定柴米价，共产党定了柴米价，给人民吃了定心丸”。是年6月，全县建立14个国家粮食市场，市场价格由国家直接掌握，作价原则：卖方以稍高统购价售出，买方以稍低统销价买进，购销差率1～4％。
  1960～1962年连续“三年灾害”，粮食奇缺，上市粮食寥寥无几，暗市“百斤谷百元钱”（新人民币，下同），高出国家牌价14倍多。国家采取调整农业政策及相应的经济措施，粮价迅速恢复正常。1964年7月13日，县粮食局《粮油行情简报》载，半年来市场粮价稳定，呈回落趋势，以五、六两个月份比较：
  ，70年代百斤粒米稳定在25元上下，高出国家统销价82．48％。
  1973年10月，执行市场薯类吞吐价最高限价：
  随着形势的发展，价格放开，除国家管理粮食品种外，其余粮价实行随行就市，80年代的市场米价百斤25元向上浮动13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