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田赋征收
一、地丁合一
五代十国（907～978）吴越王钱镠时，县令陈长官（名失）以邑地瘠民贫，上书请蠲赋，触犯上怒，逮狱被磔。后镠悟，不加赋。宁海故称剧县，粮赋独轻，赋额麦470.52石、米1256.69石，共1727.21石。民受其惠而难忘，建祠于城内大米巷、梅林、西垫等地，名遗惠祠，又称陈长官祠，以志纪念。宋袭五代赋额，后变为青苗法，将唐户税与地税统一按田亩征收，官田和民田税项均称赋，田赋之名始于此。所征田赋，米麦为主，赡军赈民。元征米粟，叫税粮，宁海赋额5237.53石，比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的1727.21石，增加二倍。明初田赋分夏税秋粮，麦为夏税，米为秋粮，概征实物。洪武十四年（1381），宁海征额增至16005.19石。又比元代增加二倍。永乐年间又增50％弱，征额23818.64石。这是宁海赋额有文字记载最多年份。
《台州府志》载，田赋分丁粮二项，清康熙五十年（1711）黄岩、宁海二县，一体丁归粮办。雍正二年（1724），实行“地丁合一”，意为总征均支，即合并征收分别解款。每地赋银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分。地丁之名始于此，地是土地税，丁是人头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宁海额征地丁银26296两零，每两征钱2220文。二十七年（1901），摊派赔款每正银一两，加捐300文。
民国田赋，实行地丁混合税，赋制分：银米分征，改两石为银园，田赋征实三个时期。二十三年（1934）八月二十六日，颁文各县，田赋项下永远不准再加附加，永远不准再立不法之税捐。二十五年（1936），立附加税项目11税。三十年比二十五年又分别激增至上期17.7％，下期9.4％。
二、漕粮南米
浙江地丁之外，又有漕粮南米，合称漕南，亦是田赋之一种。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和其他要地供官、军食用的粮食，为实物税。数额常视京师驻军多寡而定。征运漕粮的有江、浙、赣、皖、湘、鄂、豫、鲁等省，始于秦汉，兴于唐宋。漕运有耗费，正额之外再征附加税，浮收又多于法定正、耗税额，民户缴粮一石，实纳常需二石四、五斗。《台州府志》载，康熙癸亥二十二年（1683），宁海实征米数4155.49石零。清末漕粮改折征收，变成正税。光绪二十五年（1989）七月，宁海额征漕项2810两零，每两折征钱2220文。
民国一年（1912），改漕粮为抵补金，统征货币，每斗米折征银圆3角，以银圆1.5元连捐3角共1.8元。宁海漕南抵补金额征数4439.09石。民国二年（1913），取消抵补金名目，改为下期田赋。三十四年（1945）七月十七日，宁海县参议会与县田粮处联呈中央《建议减轻浙江特重正附税率意见书》第四条申述：“浙江地丁之外又有漕粮南米之征，漕粮行于浙西各县，南米行于浙东各县，本县除民山、新开山和鱼荡三种处，其他寺田、民田等九项均收南米，应请予废止。”翌年三月二十七日，省参议会复示，经财、粮两部呈国民政府案准。
三、粮食“三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借抗战之名，滥发货币，物价飞涨，粮价更猛，改货币田赋为实物田赋，实行粮食“三征”政策：
田赋征实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七月，田赋（十七年划为地方税）改由中央直接控制，酌征实物。翌年四月，田赋收归中央，全部征实，一次造串，不分上下期，以当年七月一日至下年六月底为征收年度，按照田赋正附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或小麦1.5市斗。七月，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度，划分粮区，设立分柜。三十一年（1942）始，随赋带征县级公粮，粮率翻番，改为正附税每元折征稻谷4斗（含县级公粮1斗）或小麦2.8斗，全县征额从上年的38767石，增加到58151石。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全国田赋豁免，翌年恢复征实，复归地方，中央、省、县按三、二、五比例分成。十一月八日，县府发布强制执行《补征历年欠赋命令》。三十六年（1947）八月二日，县府和田粮处派员坐镇乡镇催征历年欠赋8000石，实征1200石。
随赋征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实行“田赋征实同时再征购粮食”政策，购额与征实相同。旋于九月，省令征购改抢购，全部给现钞，宁海派额谷8000石，给价极低，每石50元，仅当时市价的九分之一。翌年八月，县府、田粮处布告，每元附税折谷6.6斗，分赋谷3斗，征购1.8斗，县级公粮1斗，积谷0.8斗。征购石谷给价79元（市价480）三成国币，七成《粮食库券》，面额以1市斤为单位。旋改为征借。
随赋征借 民国三十二年（1943），惟浙江呈准中央征购改征借，先行他省一年。宁海奉行强迫农民按购额借给政府，取消三成国币，全部给券。财、粮两部规定，是年起分五年还清本息，利率五厘。翌年征借又分“普通征借”与“累进征借”两种，累借以原征赋额满1石为起点、五级累进，以20石为一级，每级递增一成。全县借额29854831石，内普借28303381石、累借1551450石。不再发给《粮食库券》，只在田赋征实凭征上载明，代作凭证。粮食部又规定取消利息，以三十三年度征借粮食，自三十八年始，分五年平均在田赋项下抵还，三十二年度借粮候夺。三十五年取消累借。三十七年七月，奉行粮食部田赋征率“征一借一”命令，即每元正附税征实，征借各3斗。县按正附税每元另加县级公粮0.9斗、积谷0.3斗。上述每元正附税比上年增加1.5斗。翌年上半年，长江部队败驻前童、梁皇等地，围剿中共三五支队，田粮处抢征组配合至东岙、一市、前童等地抢征粮食10万斤，接济军糈。解放后，盘踞水东乡长江部队，十月，征借粮食254.88石。
四、随赋带征
“三征”及带征县级公粮之外，还有诸多带征：
征属优待谷 始于民国三十年（1941），按亩征谷3升，山荡减半。三十三年改为上期每元正税2斗。翌年三月十九日，省改每元正税谷4市斤，由田粮处代征。仅三十四至三十六年（1945～1947）度，实征稻谷2808298石，年均936099石，相当于银米分征时期两年赋额。三十七年五月，颁发《宁海县征属优待谷及保管暂行条例》，复按亩征谷3升，与积谷并征合储，数额告县优待会。
乡镇级公粮 民国三十三年（1944）前各自为政。三十三年实行《浙江省乡镇级公粮收支保管稽核办法》，按亩征谷6升，供应乡镇自治职员及中心校，保校教职员工之用。翌年一月三十日，财政部电令，随赋带证，于法不符，不得征派。二月八日，县府令改按保摊派。仅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44～1945）度，全县40个乡镇除18个未报缺数外，实征谷21049388石，每个乡镇年均负担478395石。
绥靖经费及乡镇自治、教育经费 各按正附税每元带征5升，仅三十六年（1947）三项经费实征谷5826石，占正附额13.16％。翌年惟绥靖经费一项，按每元正附税增加8倍。
此外还有名目众多的余粮收购，二十九年（1840）三月十八日，省分配宁海采购食米540万市斤，运送小万竹兵站。七月十七日，派员跨介象山抢购早谷500石，以济公粮。八月五日，省粮管局派购常平仓谷1万担，每担20元，为全省购足的十三个县之一。是年，县又定购余粮2万石，三十一年（1942）县派购石应、梅七、古渡、王爱、双港5个乡稻谷2300担。
以上事实揭示，田赋积弊颇深，税目繁多，没完没了，粮食搜刮殆尽，农民连“糠菜半年粮”也难以维持，愤称“刮命党”。
第二节 储粮备荒
一、积谷派募
历代政府重视荒政，效法“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宁海实施常平之法，南宋《嘉定赤城志》宁海有常平库之记载。嗣后各代有义仓、社仓、预备仓、广济仓和四乡借谷仓之设，名异意同，皆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由民办改为官办，由劝募变为派募。令民随土所宜，缴纳粟、麦、粳、稻等，商贾无田者按其不同情形分等派募。此制屡兴屡废，常为官吏，豪绅所把持，对人民进行额外剥削。清咸、同时，大都名存实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宁海遵办积谷，实行县、乡镇二级管理，以法定制，向地主、房东、商人派募，随赋带征，名谓以恤贫为主，办理平粜、贷与和散放之用，俱徒虚名。存储之粮，多被移作他用或少数当权者所侵吞，中饱私襄。是年六月，派募积谷49277石，实征8119石。翌年1月6日，以积谷款向东乡购谷6000石。十一月八日，缑城镇首批分派各保积谷450石，限月底征募足额，集储育婴所镇仓，十二日，县府电令各区督导员及乡镇长，抗募积谷，即依行政法惩办。二十五年（1936）二月，悬渚乡小坑村实存积谷85.38石。五月一日，省民政厅变更积谷办法，亩募3升。十一月二十一日，颁发《宁海县派募积谷实施办法》规定：地主积谷采取属人主义，是说田在甲地，人住乙地，由乙地派募，亩募谷4升，山荡减半，每石谷折价2.5元；房东积谷按房租额募收3％；商人积谷按营业额募收三分之一。二十八年（1939）十二月，全县储存积谷6455石、谷款13882元。翌年如数提借“民九赈余款”18000元，购谷囤储。三十年（1941）三月，执行《浙江省战时建仓积谷办法》派募标准：地主积谷每亩谷3升、房东积谷按房租额15％、商人积谷按营业额十分之一。六月，全县储存积谷6691石，谷款878元。三十二年（1943），地主积谷猛增至每元正税募谷8升，七月七日，忠魂乡因房东积谷派募855.72元，比上年285.74元增加二倍，呈请减免。翌年地主积谷募收标准减半。三十五年（1946）三月二日，执行中央《改订积谷派募标准命令》。四月一日，明定浙江地方银行为存储积谷款机关，全省划分八个区办理，宁海划入宁波区。十五日，中央复电：“积谷首在备荒，与田赋（抗战胜利全国田赋豁免）性质不同，上年派募积谷1.4万石不予免征。”三十七年（1948），地主积谷按田亩计募，亩募3升。
二、国代社储
建国后，储粮备荒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1958年7月21日，县粮食局向全县农村推行“建立储备粮制度”，逐步实行“社队自储”与“国家代储”两种形式。1960年7月，省人委拨款支援宁海穷队建仓资金88万元，计仓容1.35亿斤。1964年2月，实行“代生产队储备粮食”及“社员个人活期储备粮”制度，在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和安排好社员生活后，经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储备数量。代储5年为限，逾期粮权归国家所有，品种限储稻谷、小麦、大豆、玉米四种，按质论价，付给价款，收取代管费2％，发给“粮食代储备存摺，因需凭摺随时提取，按统购价收回价款，也可抵交统超购任务或换购工业品。这是一项“以丰补歉，储粮备荒”的重要措施，并可解决生产队资金、仓库、保管的困难。是年，生产队提取集体储备粮161万斤，内由国家代储43万斤，1965年10月，贯彻执行毛主席“藏粮于民”指示，广泛开展“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瞻前顾后，以丰补歉，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的宣传教育。社队当年委托国家代储416万市斤，比上年增加10倍。1972年，生产队提储当年粮食881万斤，为粮食储备量最多一年。为了解决沿海产粮地区建仓竹木贫乏，国家给予代储260万斤，占全县当年存储量497万斤的52．3％。1973年7月4日，长街区开展社队储备粮大检查，全区56个大队261个生产队，自储粮食428万斤，动用42万斤。是年，全县深入开展“广积粮”活动，达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要求，大搞节粮储备，国家年末代储库存量猛增至907万斤，比上年525万斤增长72.8％，为国家年末代储量最多的一年。嗣后，国家年末代储量徘徊在500～700万斤上下。从1962至1982的21年里，社队共累计提储粮食7349万斤，年末国家代储量尚存567万斤。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后，代储粮食只取不存，至1987年尚存国家213万斤。社队自储部分如数分配到户。
第三节 公粮征收
一、征借粮草
1949年7月，从建立人民政权之日起，接收民国政府田粮工作，开始公粮征收业务，全党动手，征借粮草，保证解放军粮秣供应任务。县人民政府立即分别召开工、农、商、青、妇各界及甲长会议，首批征借粮食10万斤，缴没各项粮食计米17409斤、谷4528斤。嗣遵六区专员公署《征借粮草办法》，实行“地多多借，地少少借，公平合理负担”及“征借一斤粮，随借一斤草”的政策，借率如下：
是年10月30日，台州专署紧急通知，分配宁海征借任务140万斤，支援解放舟山前线。尔后，专署核定宁海征借总额为1100万斤。秀屿乡96个山区村及旗门等地散匪，勾结地富阴谋抗粮。县采取护粮措施，划分基本区征粮，边沿区借粮。1951年6月17日，台州专署分配宁海夏季预借小麦80万斤。区乡成立夏粮预借委员会，以岔路、一市和桥头胡为重点区，按户计借，10亩以下每亩不超过10斤、10亩以上每亩不超过15斤，一斤麦顶一斤谷，秋征结算，以村为单位，集体交粮，分户过秤，7月15日全额完成，超额完成征借任务223.28％，共入库粮食2516万斤。
二、农业税
1949年9月30日，公布《浙江省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第二条阐明：为精简民便，特将公粮、田赋、公柴及乡村经费等各项负担合并，称为农业税，统一征收。
1950年8月4日，县遵省财委征收公粮附加12％，乡镇经费以拨付粮食为原则，依法附加144万斤。9月，国家颁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农业税以户为单位，在土地登记、查田定产的基础上，实行按产计征，分40级全额累进，征率从．3％到42％，平均16.25％，人均口粮不足150斤免征，计13942户，14563亩。是年秋粮入库，水车乡积极带头交纳公粮，建立功劳薄，口号：先交粮，交齐粮光荣。迅速完成任务，影响全县。胡陈乡组织1100人的缴粮大队，分成锣鼓喇叭，腰鼓秧歌和集体送粮3个队，高举毛主席画像，粮筐上插着各色小旗，呼喊：早交粮、早土改，交足翻身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拖交，交粮光荣，共产党万岁；互助送粮28万斤，两天半全部完成任务。城区各镇及水车、桂峰等乡均在二、三天内全部缴清。全县共入库粮食1587万斤，占应征1745万斤的90.94％，达到30个乡镇无尾欠。
1951年9月，实行《华东区农业税暂行条例》，10月20日止，全县爱国增产特捐认捐稻谷780855斤，已缴116706斤。
1952年11月30日，县粮食局抽调3名干部到县委秋征入库基点乡蹲点，总结《金桥乡三天完成公粮入库任务32万斤的经验》，全面铺开。是年全县完成征收任务2357万斤，占应征总额2535万斤的93.1％。
1953年，全额累进调整为24级，征率7％至30％，计税定产1.7亿斤，征额2885万斤，减免471万斤，实征2176万斤，占应征2414万斤的90.2％。
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农村社（队）、户、国营农场向国家交纳农业税的粮食部分，称“公粮现粮”，它既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又是商品粮的主要粮源，粮食部门接收公粮入库，按国家规定价格结算，价款汇缴财政部门。征收农业税以稻谷为主，少数缺粮的折交代金。
1956年7月至1979年，起征点改以生产队计征。1980年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户为单位，实行“实物征收、货币结算”的办法。1984年每担稻谷折代金6.8元。1985年实行“倒三七”比例价（按国家原统购价三成、原超购价七成）即百斤稻谷18.6元。1986年恢复“实征折币”办法，财税部门付给粮食部门代征手续费，到1987年未变。
第四节 粮食收购
一、市场收购
公司自购1950年5月，中粮公司开始在城关小北门收购粮食。10月3日，县委指示区乡，立即全面开展粮食收购，保征维持合理粮价，防止谷贱伤农，要解决定产思想问题，完成土整和秋征任务。解放后，国家第一年收购粮食2263万市斤，创历史奇迹。
1961年8月，公司自购下伸产粮区大湖、沥洋，其余委托代购。翌年1月，公司自购点除城关、沥洋、大湖外，增设桥头胡收购点。乃因国家粮食收购牌价高于市价，群众售粮踊跃，仅十天（10月11日到20日）收购稻谷925.18万斤。
1951～1954年粮食收购量分别为：1144万、1844万、2303万、3683万市斤。比1950年两增两减，减购原因，农民提高留粮水平。1953～1954年国合收购比重是：自购占51％、代购占49％。
委托代购 1951年8月始，基层合作社受中粮公司委托代购，有北区梅林和桥头胡、西南区前童等三社，同竹口社虽未订约，该社主动组织农民粮食运城出售。是年代购稻谷1137375市斤。粮食代购，既活跃农村经济与增强农民购买力，又促进基层合作社的资金周转。
1952年1月，增设竹口代购点，桥头胡改为自购点。翌年执行“大力扶植合作社发展经营”的方针。除城关、大湖外，其余一律委托基层社代购代销。粮食代购占全县收购总量的49％。粮食代管，公司付费标准为：手续费，6个月内0.5％，超过半年每月按0.1％计算；仓租费，每10万容量，月租费4万元（旧人民币）。
1954年4月1日，县府决定，撤销统购点，区乡全部委托代购，共15个点。1955年3月2日起，粮食购销业务，统一由粮食部门经营。
二、粮食统购
计划收购 1953年10月23日，县府完成省委“搜集有关粮食历史资料”及“农作物产量”的调查任务。11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命令》。29日，贯彻中央粮食统购统销命令，先内后外，层层发动。12月12日，按照《浙江省1953年粮食计划收购实施办法》规定，粮食统购与农业税同时进行，以户为单位统购粮食，起购点以农业税额为基础，分为征一购一、征一购一点五、征一购二的比例，进行县、乡两级匡算。
全县起购点为485.1市斤，为制订粮食产、留、购、销政策提供了数据。县根据省3048万市斤统购指标，分配到乡，民主评议，计算到户，实行对余粮户统购粮食，自给户不购不销、缺粮户欠缺定销的政策。
1954年1月7日，县府宣布粮食统购，抽调粮食285人，供销73人及银行等部门82人共440人。全县收粮分站共设50台磅称，每台8人，业务分工：验货、司磅、监磅、开票、复核、撕串、入库。截至3月底，全县入库粮食4479万斤，占征购任务5462万斤的82％。
是年春，对余粮户实行发放粮食预付定金及早中稻预征派购。全县发放定金2135万元（旧人民币），群众满意。是年，征购粮食6613万斤，内购3683万斤，比上年2303万斤增长60％。
粮食三定 1955年，对农村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全县“三定”到户：定产2.06亿斤、定购4050万斤，定销1380万斤。平均亩产423斤，略低常产。群众称“三定”为“四定”即加上定心。是年，粮食入库6258万斤，完成征购任务6594万市斤的94.9％。
1956年4月，县粮食局选择长亭大祝农业社，为“春花收购信用预约合同”基点，推广全县，收购春花427万斤（含部分周转），占年统购实绩2330万斤的18.4％，取得了全年粮食工作的主动权。7月，实行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粮食统购统销单位。同时执行“余粮户增产不增购，缺粮户增产不抵销”政策。
1957年是“三定”最后一年。春初，大蔡、梅林、竹口、茶院、古渡、竹林等26个乡，120个农业社，9712人，发生闹事88起，其中因粮食问题31起，由于政策观念薄弱，死扣任务，把新开荒、洋芋、芋头等小宗杂粮计产计购，仅力洋区多购60万斤。8月，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及“购销并重”方针，分配粮食“先国后社，先公后私”和“分季统购”的原则。11月，宣布“开荒地”经县人委批准的，一至三年内不计产计购；未经批准的，自开荒之年起，计产计购，定产略低实产。秋后，全县开展“反瞒产”，购了“过头粮”。12月，岳井乡反出瞒产39万余斤。翌春，全县退库粮食720万市斤。
粮食包干 1958年，实行粮食包干制度，即购销差额的办法，五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免，不准硬性调剂余粮，以征购和统销之和的4％及多购少销的粮食归县机动等政策。因“大跃进”刮起入库“放卫星，比数量”、用粮“放大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浮夸风，强调先入库再说，增购无底。国家征购粮食7703万市斤为历史最高记录。翌年贯彻“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统一安排，瞻前顾后，略有结余”的人民公社粮食方针。全县出现“高产量、高征购、高口粮”，推行公社“食堂化”、“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一平二调”共产风，三定口粮普遍超吃，包干负担亩产高达595斤，比三定亩产423斤提高40.66％，超过上年丰收年景15％，挖进口粮，购了种籽。两年共返销粮食3140万斤，大购大销，分配政策失信于民，严重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
1960年始，连续“三年灾害”，粮食问题严峻。县委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办代食品”。1960年至1961年度，继续实行粮食包干政策，国家征购销和社队三留粮同时试算到队，调整全县包干任务，减购253万斤，增销277万斤。
1961年至1962年度，省同地、县实行粮食差额包干。确定每年：从5月1日到次年4月底止为粮食统购年度；从7月1日到次年6月底止为粮食统销年度。1961年10月，贯彻执行“及时收购，同时安排”方针及“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政策。同时实行统购粮奖售工业品政策，吨奖棉布15市尺、胶鞋1双、香烟30包，凭票平价购买。1962年始，国家力争多购粮食，弥补库存窟窿，开展以工业品、化肥、黄酒换购粮食。
1963年，实行粮油包干，粮油棉挂钩政策，省核包干指标4960万市斤。几年来，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指导下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迅速回升。1964年是“三年灾害”后获得第一个粮食丰收年景，超额完成国家任务293万斤，占征购基数4971万斤的5.9％，社员人均口粮比上年335万增加59斤。翌年3月春，专署核减100万任务，全县包干指标为4660万斤。1966年，继续实行增产增购政策，增购幅度，按增产百斤增购5、10、15、20斤的比例，减免队口粮水平400斤左右。
一定五年 1971年1月21日，落实中央“一定三年”征购任务，旋即改为“一定五年”，合理调整社队畸轻畸重的政策遗留问题，全县征购从4590万斤调整为4600万斤，定销862万斤调整为1050万斤。是年，旱灾严重，征购仅完成72.5％。翌年入库5412万斤，超额完成759万斤，占4653万斤任务的16.31％。
1973年，实行粮食“四统一”（征购、销售、调拨、库存）计划管理。贯彻“不购过头粮，超额不超过余粮40～50％及继续加价收购，统销队增产抵销。口粮按老三定加5％”等政策。
1975年11月18日，省核定年净上交粮食征购任务3900万市斤。规定减产队口粮水平分别为：水稻地区450斤、杂粮地区400斤。
1979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一年，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粮食征购任务调整为：减购900万斤，增销450万斤。全县2093个生产队的增减面分别为：减购884个队占42.23％，计减774万斤任务，尚有126万斤，用于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公路、水利、征地、粮改经等历史遗留问题；增销636个队占30.38％，如数分减到队，人均口粮水平提高50斤。是年，是同严重风、旱灾害的斗争中取得粮食亩产超历史，比上年1007斤增加到1048斤，总产达到3.6亿斤，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692万斤，占3044万斤任务的22.73％，三留粮和储备粮相应提高，达到“国家多购一点，集体多留一点、社员多分一点”的要求。
1981年春粮登场起，对蚕豆产区实行统、派、换购政策，亩豆统派购百斤，对缺粮队采取品种换购。出境分别由省、县粮食局批准。7月11日，调减主要稻谷集中产区粮食征购基数200万市斤，以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对发展粮食生产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阐明国家当年粮食征购任务，是由“征购包干基数”和“超购数”组成，超购任务一年一定，保征完成。是年征购任务3000万斤，完成3051万斤，超额1.7％。
粮食大包干 1982年，粮食管理体制大改革，实行粮食大包干。粮食购销对象变4500多个生产队为12万多个承包户。地区包干任务3750万市斤，县里本着“不购过头粮，力争多购”的原则，完成征、超、议购6282万斤，占包干任务167.5％，涌现出一批重点售粮大户：万斤以上19户、5000斤以上147户。梅林花园八队社员李秀良任务4711斤，完成16000斤，占340％。1983年9月24日，召开全县首次专业户、重点户（简称“两户”）经验交流会，全县共有“两户”12758户，其中售粮万斤以上大户24户，售棉吨以上大户50户。翌年3月27日，县又召开“两户”代表会议，出席214人，县委和县府表彰奖励勤劳致富的积极分子65人。
1963年以来粮改经济作物，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鼓励社队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粮田改种经济作物，国家采取调整粮食包干任务的措施：
粮田改种棉花 1964年8000亩（实改11.853亩），减购175万斤，增销25万斤；1975年2万亩，任务在包干净上交中减去；1980年14731亩（实改16132亩），减购868.54万斤，增销287.78万斤。
粮田改种其他 1963年停垦还林1537亩，减购24.83万斤，增销18.3万斤；1975年扩大蔬菜基地128亩，从原172亩增加到300亩，任务在包干净上交中减去；1978年发展中药材生产基地，减购24万斤；1985年解决贫困地区口粮水平低和25坡度停垦还林后发生口粮不足，增销190万斤（原粮），分给岔路100万斤，一市和力洋各30万斤，城关（含黄坛）、桥头胡和深甽各10万市斤。
从1955至1987的33年里，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发生根本性变化，从6594万斤降至3200万斤，减少一倍多。全县从1980年起，粮食购销计划变余为缺，正常年景，收些议购粮尚能达到自给。
三、合同定购
1985年4月，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这是粮食工作的重大改革。县粮食局在梅林镇花园村为期一周试点，全面铺开与农民签订《粮食定购合同》，贯彻“合同内粮食按国家的比例价收购，合同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的政策。县按3000万斤定购任务分配到乡镇，落实到4.8万户，按户签订合同。全年共入库粮食3665万斤，超额22.2％。售粮大户3000斤以上610户、万斤以上43户比1983年增加一倍。得到县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
1986年，国家重申粮食定购合同既是经济合同，又是国家征购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必须保征完成。宁波市府核定定购任务3450万市斤，县府不留缺口，如数分配到区。1987年调整为3200万市斤。与此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奖励政策：完成合同内粮食，每百市斤补贴金0.4元；3000斤以上大户完成合同内粮食，每百市斤再发奖励0.8元、每千斤另奖柴油4市斤。此项政策至1987年未变，粮食任务年年完成。
第五节 农村留粮
一、留粮标准
三定标准 1955年始，国家对农村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政策。全县农村“三留粮”1.5008亿市斤，占定产2.0672亿市斤的72.85％。其标准：口粮人均472市斤，种籽亩均12市斤，饲料每头：肉猪120市斤、公母猪200市斤，耕牛30市斤。
调整标准 1960年继续实行粮食包干政策，国家任务和三留粮重新匡算到队，留粮标准调整为：口粮以1959年水平，人均435市斤；种籽亩留番薯40市斤、水稻30市斤、春粮及杂粮25市斤；饲料按现养头数每头公母猪250市斤、肉猪50市斤、耕牛20市斤。嗣后按照社队粮
食生产情况，国家任务保征完成，留粮水平社队自定。口粮基本按“老三定”，种籽据实留种，饲料粮变化较大。
二、实留水平
实留口粮 1955～1959年保持“三定”口粮水平，又称“老三定”或称基本口粮。“三年困难”时期的头年即1960年，用粮水平405市斤，比“三定”减少14.19％。1962年326市斤，为解放后最低一年，1963年开始回升，比上年增加28市斤。1964～1971年略低“三定”水平，1972～1973年略高“三定”水平，1974～1977年复又略低“三定”水平20斤上下。1978年增到558市斤，比“三定”增加15.68％。嗣后年年增长，1984～1985年连续两年突破600市斤，旋呈稳定趋势，人民生活安定。
实留种籽 种籽是根据耕地复种指数和种植品种决定。1957年留种1040万市斤，比“三定”增加近一倍。1958年2209万市斤，又比上年翻一番多。1959年复种指数下降，留种1916万市斤。此后连年下降，至1962年是改制后留种量最少一年仅961万市斤，比“三定”563万仍增70.7％。1963年开始，复种指数回升，逐年增长。1970年恢复到1958年大丰收年景的留种水平，达2042万市斤。嗣后留种量除1981年仅1871万市斤略少外，其余年分均保持在2200～2500万市斤上下，标志着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实留饲料 50～70年代饲料留粮与“三定”比较：以1962年为最少77万市斤，减少89.93％，以1970年为最多790万市斤，增加3.27％。1971年留饲量首次突破千万斤大关，达到1234万市斤。嗣除1981年仅888万市斤外，其余各年均在1100～2600万市斤之间。1987年留饲量3035万市斤，为历史之最。
一、地丁合一
五代十国（907～978）吴越王钱镠时，县令陈长官（名失）以邑地瘠民贫，上书请蠲赋，触犯上怒，逮狱被磔。后镠悟，不加赋。宁海故称剧县，粮赋独轻，赋额麦470.52石、米1256.69石，共1727.21石。民受其惠而难忘，建祠于城内大米巷、梅林、西垫等地，名遗惠祠，又称陈长官祠，以志纪念。宋袭五代赋额，后变为青苗法，将唐户税与地税统一按田亩征收，官田和民田税项均称赋，田赋之名始于此。所征田赋，米麦为主，赡军赈民。元征米粟，叫税粮，宁海赋额5237.53石，比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的1727.21石，增加二倍。明初田赋分夏税秋粮，麦为夏税，米为秋粮，概征实物。洪武十四年（1381），宁海征额增至16005.19石。又比元代增加二倍。永乐年间又增50％弱，征额23818.64石。这是宁海赋额有文字记载最多年份。
《台州府志》载，田赋分丁粮二项，清康熙五十年（1711）黄岩、宁海二县，一体丁归粮办。雍正二年（1724），实行“地丁合一”，意为总征均支，即合并征收分别解款。每地赋银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分。地丁之名始于此，地是土地税，丁是人头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宁海额征地丁银26296两零，每两征钱2220文。二十七年（1901），摊派赔款每正银一两，加捐300文。
民国田赋，实行地丁混合税，赋制分：银米分征，改两石为银园，田赋征实三个时期。二十三年（1934）八月二十六日，颁文各县，田赋项下永远不准再加附加，永远不准再立不法之税捐。二十五年（1936），立附加税项目11税。三十年比二十五年又分别激增至上期17.7％，下期9.4％。
二、漕粮南米
浙江地丁之外，又有漕粮南米，合称漕南，亦是田赋之一种。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和其他要地供官、军食用的粮食，为实物税。数额常视京师驻军多寡而定。征运漕粮的有江、浙、赣、皖、湘、鄂、豫、鲁等省，始于秦汉，兴于唐宋。漕运有耗费，正额之外再征附加税，浮收又多于法定正、耗税额，民户缴粮一石，实纳常需二石四、五斗。《台州府志》载，康熙癸亥二十二年（1683），宁海实征米数4155.49石零。清末漕粮改折征收，变成正税。光绪二十五年（1989）七月，宁海额征漕项2810两零，每两折征钱2220文。
民国一年（1912），改漕粮为抵补金，统征货币，每斗米折征银圆3角，以银圆1.5元连捐3角共1.8元。宁海漕南抵补金额征数4439.09石。民国二年（1913），取消抵补金名目，改为下期田赋。三十四年（1945）七月十七日，宁海县参议会与县田粮处联呈中央《建议减轻浙江特重正附税率意见书》第四条申述：“浙江地丁之外又有漕粮南米之征，漕粮行于浙西各县，南米行于浙东各县，本县除民山、新开山和鱼荡三种处，其他寺田、民田等九项均收南米，应请予废止。”翌年三月二十七日，省参议会复示，经财、粮两部呈国民政府案准。
三、粮食“三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借抗战之名，滥发货币，物价飞涨，粮价更猛，改货币田赋为实物田赋，实行粮食“三征”政策：
田赋征实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七月，田赋（十七年划为地方税）改由中央直接控制，酌征实物。翌年四月，田赋收归中央，全部征实，一次造串，不分上下期，以当年七月一日至下年六月底为征收年度，按照田赋正附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或小麦1.5市斗。七月，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度，划分粮区，设立分柜。三十一年（1942）始，随赋带征县级公粮，粮率翻番，改为正附税每元折征稻谷4斗（含县级公粮1斗）或小麦2.8斗，全县征额从上年的38767石，增加到58151石。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全国田赋豁免，翌年恢复征实，复归地方，中央、省、县按三、二、五比例分成。十一月八日，县府发布强制执行《补征历年欠赋命令》。三十六年（1947）八月二日，县府和田粮处派员坐镇乡镇催征历年欠赋8000石，实征1200石。
随赋征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实行“田赋征实同时再征购粮食”政策，购额与征实相同。旋于九月，省令征购改抢购，全部给现钞，宁海派额谷8000石，给价极低，每石50元，仅当时市价的九分之一。翌年八月，县府、田粮处布告，每元附税折谷6.6斗，分赋谷3斗，征购1.8斗，县级公粮1斗，积谷0.8斗。征购石谷给价79元（市价480）三成国币，七成《粮食库券》，面额以1市斤为单位。旋改为征借。
随赋征借 民国三十二年（1943），惟浙江呈准中央征购改征借，先行他省一年。宁海奉行强迫农民按购额借给政府，取消三成国币，全部给券。财、粮两部规定，是年起分五年还清本息，利率五厘。翌年征借又分“普通征借”与“累进征借”两种，累借以原征赋额满1石为起点、五级累进，以20石为一级，每级递增一成。全县借额29854831石，内普借28303381石、累借1551450石。不再发给《粮食库券》，只在田赋征实凭征上载明，代作凭证。粮食部又规定取消利息，以三十三年度征借粮食，自三十八年始，分五年平均在田赋项下抵还，三十二年度借粮候夺。三十五年取消累借。三十七年七月，奉行粮食部田赋征率“征一借一”命令，即每元正附税征实，征借各3斗。县按正附税每元另加县级公粮0.9斗、积谷0.3斗。上述每元正附税比上年增加1.5斗。翌年上半年，长江部队败驻前童、梁皇等地，围剿中共三五支队，田粮处抢征组配合至东岙、一市、前童等地抢征粮食10万斤，接济军糈。解放后，盘踞水东乡长江部队，十月，征借粮食254.88石。
四、随赋带征
“三征”及带征县级公粮之外，还有诸多带征：
征属优待谷 始于民国三十年（1941），按亩征谷3升，山荡减半。三十三年改为上期每元正税2斗。翌年三月十九日，省改每元正税谷4市斤，由田粮处代征。仅三十四至三十六年（1945～1947）度，实征稻谷2808298石，年均936099石，相当于银米分征时期两年赋额。三十七年五月，颁发《宁海县征属优待谷及保管暂行条例》，复按亩征谷3升，与积谷并征合储，数额告县优待会。
乡镇级公粮 民国三十三年（1944）前各自为政。三十三年实行《浙江省乡镇级公粮收支保管稽核办法》，按亩征谷6升，供应乡镇自治职员及中心校，保校教职员工之用。翌年一月三十日，财政部电令，随赋带证，于法不符，不得征派。二月八日，县府令改按保摊派。仅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44～1945）度，全县40个乡镇除18个未报缺数外，实征谷21049388石，每个乡镇年均负担478395石。
绥靖经费及乡镇自治、教育经费 各按正附税每元带征5升，仅三十六年（1947）三项经费实征谷5826石，占正附额13.16％。翌年惟绥靖经费一项，按每元正附税增加8倍。
此外还有名目众多的余粮收购，二十九年（1840）三月十八日，省分配宁海采购食米540万市斤，运送小万竹兵站。七月十七日，派员跨介象山抢购早谷500石，以济公粮。八月五日，省粮管局派购常平仓谷1万担，每担20元，为全省购足的十三个县之一。是年，县又定购余粮2万石，三十一年（1942）县派购石应、梅七、古渡、王爱、双港5个乡稻谷2300担。
以上事实揭示，田赋积弊颇深，税目繁多，没完没了，粮食搜刮殆尽，农民连“糠菜半年粮”也难以维持，愤称“刮命党”。
第二节 储粮备荒
一、积谷派募
历代政府重视荒政，效法“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宁海实施常平之法，南宋《嘉定赤城志》宁海有常平库之记载。嗣后各代有义仓、社仓、预备仓、广济仓和四乡借谷仓之设，名异意同，皆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由民办改为官办，由劝募变为派募。令民随土所宜，缴纳粟、麦、粳、稻等，商贾无田者按其不同情形分等派募。此制屡兴屡废，常为官吏，豪绅所把持，对人民进行额外剥削。清咸、同时，大都名存实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宁海遵办积谷，实行县、乡镇二级管理，以法定制，向地主、房东、商人派募，随赋带征，名谓以恤贫为主，办理平粜、贷与和散放之用，俱徒虚名。存储之粮，多被移作他用或少数当权者所侵吞，中饱私襄。是年六月，派募积谷49277石，实征8119石。翌年1月6日，以积谷款向东乡购谷6000石。十一月八日，缑城镇首批分派各保积谷450石，限月底征募足额，集储育婴所镇仓，十二日，县府电令各区督导员及乡镇长，抗募积谷，即依行政法惩办。二十五年（1936）二月，悬渚乡小坑村实存积谷85.38石。五月一日，省民政厅变更积谷办法，亩募3升。十一月二十一日，颁发《宁海县派募积谷实施办法》规定：地主积谷采取属人主义，是说田在甲地，人住乙地，由乙地派募，亩募谷4升，山荡减半，每石谷折价2.5元；房东积谷按房租额募收3％；商人积谷按营业额募收三分之一。二十八年（1939）十二月，全县储存积谷6455石、谷款13882元。翌年如数提借“民九赈余款”18000元，购谷囤储。三十年（1941）三月，执行《浙江省战时建仓积谷办法》派募标准：地主积谷每亩谷3升、房东积谷按房租额15％、商人积谷按营业额十分之一。六月，全县储存积谷6691石，谷款878元。三十二年（1943），地主积谷猛增至每元正税募谷8升，七月七日，忠魂乡因房东积谷派募855.72元，比上年285.74元增加二倍，呈请减免。翌年地主积谷募收标准减半。三十五年（1946）三月二日，执行中央《改订积谷派募标准命令》。四月一日，明定浙江地方银行为存储积谷款机关，全省划分八个区办理，宁海划入宁波区。十五日，中央复电：“积谷首在备荒，与田赋（抗战胜利全国田赋豁免）性质不同，上年派募积谷1.4万石不予免征。”三十七年（1948），地主积谷按田亩计募，亩募3升。
二、国代社储
建国后，储粮备荒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1958年7月21日，县粮食局向全县农村推行“建立储备粮制度”，逐步实行“社队自储”与“国家代储”两种形式。1960年7月，省人委拨款支援宁海穷队建仓资金88万元，计仓容1.35亿斤。1964年2月，实行“代生产队储备粮食”及“社员个人活期储备粮”制度，在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和安排好社员生活后，经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储备数量。代储5年为限，逾期粮权归国家所有，品种限储稻谷、小麦、大豆、玉米四种，按质论价，付给价款，收取代管费2％，发给“粮食代储备存摺，因需凭摺随时提取，按统购价收回价款，也可抵交统超购任务或换购工业品。这是一项“以丰补歉，储粮备荒”的重要措施，并可解决生产队资金、仓库、保管的困难。是年，生产队提取集体储备粮161万斤，内由国家代储43万斤，1965年10月，贯彻执行毛主席“藏粮于民”指示，广泛开展“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瞻前顾后，以丰补歉，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的宣传教育。社队当年委托国家代储416万市斤，比上年增加10倍。1972年，生产队提储当年粮食881万斤，为粮食储备量最多一年。为了解决沿海产粮地区建仓竹木贫乏，国家给予代储260万斤，占全县当年存储量497万斤的52．3％。1973年7月4日，长街区开展社队储备粮大检查，全区56个大队261个生产队，自储粮食428万斤，动用42万斤。是年，全县深入开展“广积粮”活动，达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要求，大搞节粮储备，国家年末代储库存量猛增至907万斤，比上年525万斤增长72.8％，为国家年末代储量最多的一年。嗣后，国家年末代储量徘徊在500～700万斤上下。从1962至1982的21年里，社队共累计提储粮食7349万斤，年末国家代储量尚存567万斤。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后，代储粮食只取不存，至1987年尚存国家213万斤。社队自储部分如数分配到户。
第三节 公粮征收
一、征借粮草
1949年7月，从建立人民政权之日起，接收民国政府田粮工作，开始公粮征收业务，全党动手，征借粮草，保证解放军粮秣供应任务。县人民政府立即分别召开工、农、商、青、妇各界及甲长会议，首批征借粮食10万斤，缴没各项粮食计米17409斤、谷4528斤。嗣遵六区专员公署《征借粮草办法》，实行“地多多借，地少少借，公平合理负担”及“征借一斤粮，随借一斤草”的政策，借率如下：
是年10月30日，台州专署紧急通知，分配宁海征借任务140万斤，支援解放舟山前线。尔后，专署核定宁海征借总额为1100万斤。秀屿乡96个山区村及旗门等地散匪，勾结地富阴谋抗粮。县采取护粮措施，划分基本区征粮，边沿区借粮。1951年6月17日，台州专署分配宁海夏季预借小麦80万斤。区乡成立夏粮预借委员会，以岔路、一市和桥头胡为重点区，按户计借，10亩以下每亩不超过10斤、10亩以上每亩不超过15斤，一斤麦顶一斤谷，秋征结算，以村为单位，集体交粮，分户过秤，7月15日全额完成，超额完成征借任务223.28％，共入库粮食2516万斤。
二、农业税
1949年9月30日，公布《浙江省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第二条阐明：为精简民便，特将公粮、田赋、公柴及乡村经费等各项负担合并，称为农业税，统一征收。
1950年8月4日，县遵省财委征收公粮附加12％，乡镇经费以拨付粮食为原则，依法附加144万斤。9月，国家颁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农业税以户为单位，在土地登记、查田定产的基础上，实行按产计征，分40级全额累进，征率从．3％到42％，平均16.25％，人均口粮不足150斤免征，计13942户，14563亩。是年秋粮入库，水车乡积极带头交纳公粮，建立功劳薄，口号：先交粮，交齐粮光荣。迅速完成任务，影响全县。胡陈乡组织1100人的缴粮大队，分成锣鼓喇叭，腰鼓秧歌和集体送粮3个队，高举毛主席画像，粮筐上插着各色小旗，呼喊：早交粮、早土改，交足翻身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拖交，交粮光荣，共产党万岁；互助送粮28万斤，两天半全部完成任务。城区各镇及水车、桂峰等乡均在二、三天内全部缴清。全县共入库粮食1587万斤，占应征1745万斤的90.94％，达到30个乡镇无尾欠。
1951年9月，实行《华东区农业税暂行条例》，10月20日止，全县爱国增产特捐认捐稻谷780855斤，已缴116706斤。
1952年11月30日，县粮食局抽调3名干部到县委秋征入库基点乡蹲点，总结《金桥乡三天完成公粮入库任务32万斤的经验》，全面铺开。是年全县完成征收任务2357万斤，占应征总额2535万斤的93.1％。
1953年，全额累进调整为24级，征率7％至30％，计税定产1.7亿斤，征额2885万斤，减免471万斤，实征2176万斤，占应征2414万斤的90.2％。
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农村社（队）、户、国营农场向国家交纳农业税的粮食部分，称“公粮现粮”，它既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又是商品粮的主要粮源，粮食部门接收公粮入库，按国家规定价格结算，价款汇缴财政部门。征收农业税以稻谷为主，少数缺粮的折交代金。
1956年7月至1979年，起征点改以生产队计征。1980年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户为单位，实行“实物征收、货币结算”的办法。1984年每担稻谷折代金6.8元。1985年实行“倒三七”比例价（按国家原统购价三成、原超购价七成）即百斤稻谷18.6元。1986年恢复“实征折币”办法，财税部门付给粮食部门代征手续费，到1987年未变。
第四节 粮食收购
一、市场收购
公司自购1950年5月，中粮公司开始在城关小北门收购粮食。10月3日，县委指示区乡，立即全面开展粮食收购，保征维持合理粮价，防止谷贱伤农，要解决定产思想问题，完成土整和秋征任务。解放后，国家第一年收购粮食2263万市斤，创历史奇迹。
1961年8月，公司自购下伸产粮区大湖、沥洋，其余委托代购。翌年1月，公司自购点除城关、沥洋、大湖外，增设桥头胡收购点。乃因国家粮食收购牌价高于市价，群众售粮踊跃，仅十天（10月11日到20日）收购稻谷925.18万斤。
1951～1954年粮食收购量分别为：1144万、1844万、2303万、3683万市斤。比1950年两增两减，减购原因，农民提高留粮水平。1953～1954年国合收购比重是：自购占51％、代购占49％。
委托代购 1951年8月始，基层合作社受中粮公司委托代购，有北区梅林和桥头胡、西南区前童等三社，同竹口社虽未订约，该社主动组织农民粮食运城出售。是年代购稻谷1137375市斤。粮食代购，既活跃农村经济与增强农民购买力，又促进基层合作社的资金周转。
1952年1月，增设竹口代购点，桥头胡改为自购点。翌年执行“大力扶植合作社发展经营”的方针。除城关、大湖外，其余一律委托基层社代购代销。粮食代购占全县收购总量的49％。粮食代管，公司付费标准为：手续费，6个月内0.5％，超过半年每月按0.1％计算；仓租费，每10万容量，月租费4万元（旧人民币）。
1954年4月1日，县府决定，撤销统购点，区乡全部委托代购，共15个点。1955年3月2日起，粮食购销业务，统一由粮食部门经营。
二、粮食统购
计划收购 1953年10月23日，县府完成省委“搜集有关粮食历史资料”及“农作物产量”的调查任务。11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命令》。29日，贯彻中央粮食统购统销命令，先内后外，层层发动。12月12日，按照《浙江省1953年粮食计划收购实施办法》规定，粮食统购与农业税同时进行，以户为单位统购粮食，起购点以农业税额为基础，分为征一购一、征一购一点五、征一购二的比例，进行县、乡两级匡算。
全县起购点为485.1市斤，为制订粮食产、留、购、销政策提供了数据。县根据省3048万市斤统购指标，分配到乡，民主评议，计算到户，实行对余粮户统购粮食，自给户不购不销、缺粮户欠缺定销的政策。
1954年1月7日，县府宣布粮食统购，抽调粮食285人，供销73人及银行等部门82人共440人。全县收粮分站共设50台磅称，每台8人，业务分工：验货、司磅、监磅、开票、复核、撕串、入库。截至3月底，全县入库粮食4479万斤，占征购任务5462万斤的82％。
是年春，对余粮户实行发放粮食预付定金及早中稻预征派购。全县发放定金2135万元（旧人民币），群众满意。是年，征购粮食6613万斤，内购3683万斤，比上年2303万斤增长60％。
粮食三定 1955年，对农村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全县“三定”到户：定产2.06亿斤、定购4050万斤，定销1380万斤。平均亩产423斤，略低常产。群众称“三定”为“四定”即加上定心。是年，粮食入库6258万斤，完成征购任务6594万市斤的94.9％。
1956年4月，县粮食局选择长亭大祝农业社，为“春花收购信用预约合同”基点，推广全县，收购春花427万斤（含部分周转），占年统购实绩2330万斤的18.4％，取得了全年粮食工作的主动权。7月，实行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粮食统购统销单位。同时执行“余粮户增产不增购，缺粮户增产不抵销”政策。
1957年是“三定”最后一年。春初，大蔡、梅林、竹口、茶院、古渡、竹林等26个乡，120个农业社，9712人，发生闹事88起，其中因粮食问题31起，由于政策观念薄弱，死扣任务，把新开荒、洋芋、芋头等小宗杂粮计产计购，仅力洋区多购60万斤。8月，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及“购销并重”方针，分配粮食“先国后社，先公后私”和“分季统购”的原则。11月，宣布“开荒地”经县人委批准的，一至三年内不计产计购；未经批准的，自开荒之年起，计产计购，定产略低实产。秋后，全县开展“反瞒产”，购了“过头粮”。12月，岳井乡反出瞒产39万余斤。翌春，全县退库粮食720万市斤。
粮食包干 1958年，实行粮食包干制度，即购销差额的办法，五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免，不准硬性调剂余粮，以征购和统销之和的4％及多购少销的粮食归县机动等政策。因“大跃进”刮起入库“放卫星，比数量”、用粮“放大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浮夸风，强调先入库再说，增购无底。国家征购粮食7703万市斤为历史最高记录。翌年贯彻“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统一安排，瞻前顾后，略有结余”的人民公社粮食方针。全县出现“高产量、高征购、高口粮”，推行公社“食堂化”、“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一平二调”共产风，三定口粮普遍超吃，包干负担亩产高达595斤，比三定亩产423斤提高40.66％，超过上年丰收年景15％，挖进口粮，购了种籽。两年共返销粮食3140万斤，大购大销，分配政策失信于民，严重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
1960年始，连续“三年灾害”，粮食问题严峻。县委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办代食品”。1960年至1961年度，继续实行粮食包干政策，国家征购销和社队三留粮同时试算到队，调整全县包干任务，减购253万斤，增销277万斤。
1961年至1962年度，省同地、县实行粮食差额包干。确定每年：从5月1日到次年4月底止为粮食统购年度；从7月1日到次年6月底止为粮食统销年度。1961年10月，贯彻执行“及时收购，同时安排”方针及“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政策。同时实行统购粮奖售工业品政策，吨奖棉布15市尺、胶鞋1双、香烟30包，凭票平价购买。1962年始，国家力争多购粮食，弥补库存窟窿，开展以工业品、化肥、黄酒换购粮食。
1963年，实行粮油包干，粮油棉挂钩政策，省核包干指标4960万市斤。几年来，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指导下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迅速回升。1964年是“三年灾害”后获得第一个粮食丰收年景，超额完成国家任务293万斤，占征购基数4971万斤的5.9％，社员人均口粮比上年335万增加59斤。翌年3月春，专署核减100万任务，全县包干指标为4660万斤。1966年，继续实行增产增购政策，增购幅度，按增产百斤增购5、10、15、20斤的比例，减免队口粮水平400斤左右。
一定五年 1971年1月21日，落实中央“一定三年”征购任务，旋即改为“一定五年”，合理调整社队畸轻畸重的政策遗留问题，全县征购从4590万斤调整为4600万斤，定销862万斤调整为1050万斤。是年，旱灾严重，征购仅完成72.5％。翌年入库5412万斤，超额完成759万斤，占4653万斤任务的16.31％。
1973年，实行粮食“四统一”（征购、销售、调拨、库存）计划管理。贯彻“不购过头粮，超额不超过余粮40～50％及继续加价收购，统销队增产抵销。口粮按老三定加5％”等政策。
1975年11月18日，省核定年净上交粮食征购任务3900万市斤。规定减产队口粮水平分别为：水稻地区450斤、杂粮地区400斤。
1979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一年，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粮食征购任务调整为：减购900万斤，增销450万斤。全县2093个生产队的增减面分别为：减购884个队占42.23％，计减774万斤任务，尚有126万斤，用于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公路、水利、征地、粮改经等历史遗留问题；增销636个队占30.38％，如数分减到队，人均口粮水平提高50斤。是年，是同严重风、旱灾害的斗争中取得粮食亩产超历史，比上年1007斤增加到1048斤，总产达到3.6亿斤，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692万斤，占3044万斤任务的22.73％，三留粮和储备粮相应提高，达到“国家多购一点，集体多留一点、社员多分一点”的要求。
1981年春粮登场起，对蚕豆产区实行统、派、换购政策，亩豆统派购百斤，对缺粮队采取品种换购。出境分别由省、县粮食局批准。7月11日，调减主要稻谷集中产区粮食征购基数200万市斤，以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对发展粮食生产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阐明国家当年粮食征购任务，是由“征购包干基数”和“超购数”组成，超购任务一年一定，保征完成。是年征购任务3000万斤，完成3051万斤，超额1.7％。
粮食大包干 1982年，粮食管理体制大改革，实行粮食大包干。粮食购销对象变4500多个生产队为12万多个承包户。地区包干任务3750万市斤，县里本着“不购过头粮，力争多购”的原则，完成征、超、议购6282万斤，占包干任务167.5％，涌现出一批重点售粮大户：万斤以上19户、5000斤以上147户。梅林花园八队社员李秀良任务4711斤，完成16000斤，占340％。1983年9月24日，召开全县首次专业户、重点户（简称“两户”）经验交流会，全县共有“两户”12758户，其中售粮万斤以上大户24户，售棉吨以上大户50户。翌年3月27日，县又召开“两户”代表会议，出席214人，县委和县府表彰奖励勤劳致富的积极分子65人。
1963年以来粮改经济作物，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鼓励社队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粮田改种经济作物，国家采取调整粮食包干任务的措施：
粮田改种棉花 1964年8000亩（实改11.853亩），减购175万斤，增销25万斤；1975年2万亩，任务在包干净上交中减去；1980年14731亩（实改16132亩），减购868.54万斤，增销287.78万斤。
粮田改种其他 1963年停垦还林1537亩，减购24.83万斤，增销18.3万斤；1975年扩大蔬菜基地128亩，从原172亩增加到300亩，任务在包干净上交中减去；1978年发展中药材生产基地，减购24万斤；1985年解决贫困地区口粮水平低和25坡度停垦还林后发生口粮不足，增销190万斤（原粮），分给岔路100万斤，一市和力洋各30万斤，城关（含黄坛）、桥头胡和深甽各10万市斤。
从1955至1987的33年里，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发生根本性变化，从6594万斤降至3200万斤，减少一倍多。全县从1980年起，粮食购销计划变余为缺，正常年景，收些议购粮尚能达到自给。
三、合同定购
1985年4月，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这是粮食工作的重大改革。县粮食局在梅林镇花园村为期一周试点，全面铺开与农民签订《粮食定购合同》，贯彻“合同内粮食按国家的比例价收购，合同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的政策。县按3000万斤定购任务分配到乡镇，落实到4.8万户，按户签订合同。全年共入库粮食3665万斤，超额22.2％。售粮大户3000斤以上610户、万斤以上43户比1983年增加一倍。得到县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
1986年，国家重申粮食定购合同既是经济合同，又是国家征购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必须保征完成。宁波市府核定定购任务3450万市斤，县府不留缺口，如数分配到区。1987年调整为3200万市斤。与此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奖励政策：完成合同内粮食，每百市斤补贴金0.4元；3000斤以上大户完成合同内粮食，每百市斤再发奖励0.8元、每千斤另奖柴油4市斤。此项政策至1987年未变，粮食任务年年完成。
第五节 农村留粮
一、留粮标准
三定标准 1955年始，国家对农村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政策。全县农村“三留粮”1.5008亿市斤，占定产2.0672亿市斤的72.85％。其标准：口粮人均472市斤，种籽亩均12市斤，饲料每头：肉猪120市斤、公母猪200市斤，耕牛30市斤。
调整标准 1960年继续实行粮食包干政策，国家任务和三留粮重新匡算到队，留粮标准调整为：口粮以1959年水平，人均435市斤；种籽亩留番薯40市斤、水稻30市斤、春粮及杂粮25市斤；饲料按现养头数每头公母猪250市斤、肉猪50市斤、耕牛20市斤。嗣后按照社队粮
食生产情况，国家任务保征完成，留粮水平社队自定。口粮基本按“老三定”，种籽据实留种，饲料粮变化较大。
二、实留水平
实留口粮 1955～1959年保持“三定”口粮水平，又称“老三定”或称基本口粮。“三年困难”时期的头年即1960年，用粮水平405市斤，比“三定”减少14.19％。1962年326市斤，为解放后最低一年，1963年开始回升，比上年增加28市斤。1964～1971年略低“三定”水平，1972～1973年略高“三定”水平，1974～1977年复又略低“三定”水平20斤上下。1978年增到558市斤，比“三定”增加15.68％。嗣后年年增长，1984～1985年连续两年突破600市斤，旋呈稳定趋势，人民生活安定。
实留种籽 种籽是根据耕地复种指数和种植品种决定。1957年留种1040万市斤，比“三定”增加近一倍。1958年2209万市斤，又比上年翻一番多。1959年复种指数下降，留种1916万市斤。此后连年下降，至1962年是改制后留种量最少一年仅961万市斤，比“三定”563万仍增70.7％。1963年开始，复种指数回升，逐年增长。1970年恢复到1958年大丰收年景的留种水平，达2042万市斤。嗣后留种量除1981年仅1871万市斤略少外，其余年分均保持在2200～2500万市斤上下，标志着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实留饲料 50～70年代饲料留粮与“三定”比较：以1962年为最少77万市斤，减少89.93％，以1970年为最多790万市斤，增加3.27％。1971年留饲量首次突破千万斤大关，达到1234万市斤。嗣除1981年仅888万市斤外，其余各年均在1100～2600万市斤之间。1987年留饲量3035万市斤，为历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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