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村域区划调整
东南溪村在明代的时候，属于朱开乡横溪里的二十二都三图；到了清朝，为了方便收取田赋，东南溪村被划分到东乡柘浦庄；民国二十一年（1923）又属南溪乡；民国二十四年（1935），整个县的行政区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开始实行保甲制度，茶院乡、南溪乡、许家山乡、道士桥乡和浦东乡合并成柘浦乡，全部属于柘浦乡；1949年7月，保甲制被废除，东南溪村又属于东区柘浦乡管理；1950年，区和乡行政区域又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东南溪村属于沥洋区庙岭乡管辖的范围；1951年2月，土地改革开始，为了适应土地改革需要，各个乡镇实行小乡制，东南溪村属沥洋区毛屿乡；1956年，庙岭乡被并到茶院乡，属于沥洋区茶院乡管辖，所以东南溪村又属于茶院乡；1958年10月，宁海、象山两个县合并以后，宁海县就撤销了区（镇）乡组织，沥洋区变成了沥洋公社，茶院乡改为茶院公社管理区，行政村改为生产大队；1961年7月，公社进行了大范围的改变，东南溪村属于沥洋区毛屿公社；1983年，毛屿公社改称为毛屿乡，南溪大队改称南溪村；1992年，毛屿乡被撤除了，东南溪村并入到茶院乡；2001年，坡下村并入东南溪村；2005年，苔芳村并入东南溪村。
东南溪村在90年代最重要的组织就是生产队，生产队在劳动群众集体中具有领导的作用。生产队就是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方式。村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村生产队在上一级部门的指导下，可以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决定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每一个村民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可以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东南溪村曾以生产队（十二队）为单位，每个生产队有两个队长，队长记公分，根据每一位村民的公分数来分配物资。我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队长，还十分怀念那段时光，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积极干活，每个村民都很信赖生产队。大家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开心。
现在的东南溪行政村是不断合并邻近的自然村形成。自然村，就是屋场，它是人们自然而然聚集在一起组成的，所以就叫做自然村。详细地说，自然村是由一个或者多个以家族、户族、氏族，或其他原因自然形成的居民聚居点，起源是村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里在某一个自然环境下自发形成的，自然聚集在一起居住的村落。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个自然村只有一个姓氏，并且村民们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后代，他们有着相同的血缘关系。
东南溪村现有南溪、苔芳、坡下三个自然村。南溪自然村，本来是从霞岭坑迁过来的傅姓村民居住，但是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主要是以陈姓为主。陈姓村民是在明朝的时候从桃源桥搬到这里。因为这个村子在霞岭坑南面的溪边，所以大家就叫南溪，就变成了南溪村。后来，为了与行政村名称保持一致，1985年南溪村改了名字叫做东南溪村。
苔芳自然村，本来村里的村民是姓单，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统治的时候，村里的姓单的村民已经没有了，现在这个村的村民主要都姓王，也有其他姓氏的村民在这里生活，大概有二十多种姓氏，苔芳村里的村民大多数都外来人口。姓王的村民是从桑洲上叶村搬迁到苔芳，因为苔芳村在海边，海涂上有很多的海苔，每年到了菜苔的季节，苔芳村到处都是海苔的香味，所以就叫做苔芳。苔芳自然村其实不止是一个村，而是由四个自然村组成的：路湾村、礁嘴村、燕楼村、苔芳村。苔芳自然村是原来的毛屿乡政府、供销社、商店等的聚集地，交通十分便利。
交通便利，去的村民一多，很多小店都在这里定居下来，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坡下自然村，这个村的村民主要姓孙。孙姓的村民是在明朝从西店樟树那边搬到这里的，因为整个村子在一个大山坡的下面，所以就叫坡下村了。跟苔芳一样，坡下村的村民也是因为坡下的位置好，又有耕田，又靠近大山，所以有很多生活物产，所以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后来人口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村了。
（口述人：陈才撑）
第二节 村民生活变化
“要致富，先修路”。在以前，村民们出门办事主要是靠步行。因为东南溪村靠山又靠海，所以村民们出行很不方便。有时候出门买卖东西，村民们可能会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来回要走几里甚至是十几里的路程，路远的时候当天都不能来回。如果碰到天气恶劣，刮风下雨的时候，路泥泞不堪，村民们翻山越岭的时候甚至会有生命危险。随着建国后经济条件的好转，东南溪村开始修建道路。1996年修建了从苔芳到毛屿的公路，这条公路从苔芳开始，经过龙口、塘溪、龙尾巴，最后到毛屿村，全长接近5千米，分段修建。这条公路经过的地方很多，给村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公路开始陆陆续续修建的时候，出行工具就成了村民们关注的重点。在当时，如果大家看见谁买回一辆自行车，都会好奇地看个够，摸个够，每个人都羡慕不已。自行车不仅让村民们出门变得方便，而且这也是一件十分有面子的事情，所以买一辆自行车，成了东南溪村村民的愿望。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也快速发展，不要说自行车，就连买摩托车也成了东南溪村很普遍的事情，有些人家还买了私家小轿车。村民的生活变好了，大家有时间就会开着小车出门买东西，去旅游，慢慢开始享受自己的幸福生活。
至于东南溪村在吃住等方面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以前的房子都是草房和土方，家里的地都是泥地，只要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是砖地，墙上糊的都是报纸，就连厕所也是用篱笆做的简易厕所，就更不要说卫生情况。后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房子都变成了大瓦房，有的村民还盖起了小楼房，从80年代两间平房到90年代一幢楼房，再到21世纪三室一厅都知足了，充分体现了东南溪村的住房变化，房子里面的装修和城里的不相上下，而且家电都很齐全。
以前村民们每天吃的粮食都是有规定的，凭借粮票补票领取生活物资，基本的需求可能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就更不要说好吃的食物和好看的衣服。过去村民们吃得很简单，一年基本上都是粗粮，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肉，冬天蔬菜少，只有白菜、萝卜和土豆。要是想买好吃的东西，还需要拿着票，限量购买。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蔬菜和肉，而且村民也逐渐提高了对事物的要求，要吃绿色食品和粗茶淡饭，追求健康。以前，衣服的颜色单一，都是黑蓝灰，布料也都是粗布，一般人家都是一年才买一次新衣服，平时都舍不得穿，只有在过年过节或者出门才穿。家里孩子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还有很多人都穿着补丁的衣服。鞋子基本上也都是村民们自己做的。现在，生活变好了，衣服的样式各种各样，每个人的衣服都很多，也很少看到有人还穿着补丁的衣服。大家也很少自己做鞋了，都是去商店里去买，挑自己喜欢的鞋子。食物和衣服的数量种类变多了，吃饭和穿衣再也不是村民们担心的问题了。
以前，村民们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现在拥有家庭电话早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了。最早的时候，装一部电话要4000多元，而且线路有限，不是想装就能装的。后来，装一部电话只需要2000元，现在电话的初装费用只要一百多块，而且不受线路的限制，只要付钱就可以随时随地装电话。随着手机的兴起，电话就变得更加普遍了。原来的电话都是又厚又大又贵的“大哥大”，后来各式各样、小巧玲珑的时尚手机出现了，从按键到触屏再到智能，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因为手机的多样化深厚村民的喜爱，所以手机的普及对路边的自助公用电话和小商店的公用电话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电话开始慢慢变少，而村民们也适应了这种变化，用起了更加智能的手机。
电灯也已经走进了东南溪村的家家户户。原来的某油灯和蜡烛，不仅消耗快而且亮度不够，有时候还会有奇怪的味道，也容易引起火灾等问题。现在电灯不仅亮度更大，而且更加环保。各式各样的日关灯、白炽灯、节能灯还有彩色灯都越来越多，村民们的生活真正地亮起来了。
村里的健身娱乐设备也慢慢在增加，大家不再担心温饱问题，而是慢慢地追求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东南溪村村民生活的变化在这几十年里最为明显，从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增加到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化，都是东南溪村村民生活越来越好的见证。
（口述人：叶定养）
第三节 文化教育事业
南溪小学的前身是南溪正蒙小学，民国九年（1920）由陈瀛洲创办，学校的场地选在南溪祠堂，学生有20多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改名为南溪保民小学，学生增加到30多人。刚开始学校是没有严格分班的，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左右，学校扩展成二班二员，这个时候，因为小学的规模渐渐正规起来，学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人左右。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各地的教育事业逐渐重视起来，首先是改名扩建。南溪保民小学正式改名为南溪小学，学校的规模也在慢慢扩大，但是由于祠堂的场地有限，并且在特定的节日，村民需要在祠堂里举办一些祭祀活动，所以学校需要迁移地址。1959年，学校迁至南溪桥头庵，仍然是两个班级两个教导员的制度。1965年，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南溪小学扩建了4个教室，从原来的两个班级变为四个班级，学生和教室也有所增加。南溪小学原来只有小学，后来在1969年附设了两年制初中班，一直到1981年初中从小学分离出去了。1983年，乡村政府筹集资金3万余元，拆除了旧庵堂，设立了8个班，学生有360人，11位教师，而且还设立了一个学前班，对老师的待遇也有所提高，新建了教师宿舍，解决了教师的食宿问题。
南溪小学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政策好，大家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小孩子越来越多。村里的孩子差不多都是七岁左右开始上学，学费基本上不用交，都是政府拨款资助，所以到学校读书的学生也就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小学需要更加彻底地扩建了。1989年，南溪小学的师生人数不断增加，原有的校区规模和设备都难以适应。在当地乡、村领导的支持下，当时的东南溪村发起了筹募资金，并且还得到了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村里捐资9万元，啤酒原料厂捐资10万元，啤酒厂捐资3万元，上级部门拨款6万元，一共集资了28万元。南溪小学拿着这笔钱，拆除了旧校舍，新建了9间三层教学楼，还新增了教师宿舍、厨房、校门等配套设施。学校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大大扩大，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了，后来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绿化美化，学校的样子焕然一新。南溪小学的学生成绩都很不错，1991年，南溪小学被县教委命名为文明学校。到了1993年，南溪小学共有8个班，303个学生，学校的教职工有12个人。
至于东南溪村的中学发展，则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南溪小学同时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学生们的成绩都很好。后来因为乡村的划分有了变化，南溪小学的小学部和初中部都被划分到不同的学校。南溪小学小学部并入毛屿初中，而南溪小学初中部并到茶院初中。
茶院初中全称是茶院乡初级中学，它原来是茶院公社中心校附设的初中班，在1968年成立，但是班级和学生人数都不多，1978年迁到茶院乡张家村北边，但是还是属于小学。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很久，1980年初中部单独成立，有6个班级，320名学生，15位教师，1985年改名为茶院乡初级中学。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孩子的教育逐渐重视起来，因此茶院乡初级中学的规模不断壮大。1987年有7个班370名学生，1993年增加到11个班级623名学生，教职工31个人。学校的占地面积也在不断增大，当时占地6670平方米，建筑面积4141平方米。茶院乡初级中学有一座碧华实验楼，它的设备和教学条件是当时整个县都算非常好的，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在乡镇都很出名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非常好，学生们都想去那里读书。茶院中学的学生成绩优秀，1993年还出了一个中考县状元，学校的学习氛围好，学生们都努力学习，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后来为了集中办学，南溪小学的初中部就被并入到茶院初中了。
毛屿中学以前是毛屿社校1969年设立的初中部，当时只有一个班，学生也不多。1971年，迁到庙岭祠堂，变成2个班86名学生。1978年改名为毛屿公社初级中学，虽然毛屿初中独立出来了，但由于人手不足，毛屿公社初级中学和毛屿社校还是由一个学校领导团体来管理，一直到1984年，在毛屿乡东边建了9间校区，初中部搬进了新校区，毛屿公社初级中学才完全地独立出来了。因为学校的设备有所提升，又加上是新校区，所以班级、学生、教职工的数量都大大增加了。1987年，在县教委、乡政府和南溪村（当时的东南溪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很多方面的努力，一共集资50多万元，在1988年8月在南溪村南边建成初中新校舍，毛屿初中从庙岭搬进了新校舍，一直到今天。毛屿公社初级中学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建有三层教学楼和两层宿舍楼共20间，学校里有很多个标准化的教室和实验室、图书室等，学校的运动场很大，还有环形跑道。1992年改名毛屿中学，一直到今天还是用这个名字。到了1993年，学校的班级、学生、教职工都已经是一个成熟学校的规模了。毛屿中学的校训是“勤学、守纪、团结、奋进”，1989年经过县级验收，毛屿中学被评为良好级别，1993年被评为文明学校。
后来南溪小学的小学部也并入到了毛屿公社初级中学，成为小学部，而南溪小学的校区变成了现在东南溪村的敬老院。
东南溪村文化礼堂是茶院乡新农村建设的一大文化工程，建成2014年8月。文化礼堂的一楼是一个大的礼堂，平时全村经常在礼堂里举行文体活动，比如“一人一艺”百姓大舞台，尤其是到了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村委会也会请一些专业的表演者来礼堂演出，号召村民们都来观看。活动一多，村里的人气也就旺了，大家都喜欢去文化礼堂参加活动，没事的时候也会去那里和其他村民聊聊家常，这就让村民的生活彻底丰富起来了。
文化礼堂的二楼有一个乡愁记忆馆，这个馆名是由东南溪村人、全国著名律师陈有西题写的。乡愁记忆馆的门口一左一右各放着一架老式的座式电影放映机，以前看电影的条件有限，村民们就是通过这两台放映机来看电影的。因为在当时这两台电影放映机也算很稀少了，所以放电影的时候，也有很多其他村的村民来看，很是热闹。乡愁记忆馆分为四个区块：南溪印记、古村遗韵、旧貌新颜、家园风物，一共有展品200多件，每个老物件旁边都用卡片标者物品名称和用途。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感谢捐赠这些物品的村民，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老旧物品的展示，让村民对东南溪村的变化以及以前村民的生产生活、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都能有所了解。
文化礼堂的三楼是东南溪村召开重要会议的会议室，平时村里的重大会议、重要的讲座都在这里进行。
东南溪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在日益重视精神文明的今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东南溪村的村民们通过这些文化教育活动使得自己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使得精神家园也更加地丰富起来。
（口述人：祝多芬）
第四节 大梁山下产啤酒
大梁山啤酒厂以前叫做宁海县毛屿啤酒厂，是1980年成立的。位于东南溪村的大梁山啤酒厂属于社办企业，1982年改名为宁海县啤酒厂；1984年与国营宁海第一酒厂实行松散联营后，改名为宁海啤酒厂；1992年兼并国营天明啤酒厂后，以东南溪村后的大梁山命名，改称浙江大梁山啤酒厂，厂总部移至城关；1994年5月经省计经委和体改委批准，组建成立浙江大梁山啤酒集团公司。
1998年大梁山集团成员中，有核心企业2家：浙江大梁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梁山啤酒经营公司；合资企业1家：威马啤酒（宁波）有限公司；子公司4家：宁波俊均出口包装有限公司、宁海宁化麦芽有限公司、宁海宁化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宁海大梁山彩印有限公司；参股单位2家：宁海跃龙城市信用社、宁海正宁典当行。这些公司以产品为龙头，以资金为纽带的经济联合体，所属企业既是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又是相互依存的团体成员。
经过多年经营，啤酒厂有了长足的发展。1998年厂区（含所属企业）占地面积15.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38万平方米，分别比1982年增加7.46倍和11.3倍；资产总额25490.5万元，固定资产11215.4万元，分别比1982年增长127倍和87倍；年产啤酒能力12万吨，实产80233.5吨，分别比1982年增长39倍和53倍；工业总产值24247.1万元，销售收入22706.5万元，分别比1982年增长304倍和285倍；实现税利3883.5万元，比1982年增长210倍。职工1105人。大梁山啤酒厂成为农业部命名的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和浙江省重点啤酒酿造企业之一。
一个乡办小厂为什么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大潮中稳步前进、脱颖而出呢？一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二是不怕苦不怕累，豁出去，改善经济生活；三是抓住市场时机，勇于做第一。
想要办厂的念头是在1980年7月开始的，当时只有从毛屿农机厂分出来的12名职工，用30元钱在力洋区农行营业所为啤酒厂开了个户。在没有资金、没有厂房、没有设备的艰难条件下，却毫不气馁，做好心理准备：“办任何事情都是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需要去拼搏，只要有信心、努力去解决困难，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980年的秋天，我和同事们踏遍毛屿公社的山山水水、坑坑岙岙，最后选定东南溪大梁山脚下的大园草坛为厂址。之所以选择这里，是这个地方不仅水源近、交通便，而且不占用良田。于是，轰轰烈烈的“创业曲”就在这块坎坷不平的荒坟地上奏响了。
厂址选在荒坟地上，意味着要将这些坟地移到别的地方，为了节省开支，同事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除了请石化三公司用机械帮助推土外，凡是自己能干的活都由职工自己干。大家身先士卒，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斗志昂扬。因为时间有限，大家想要早日建厂营业，所以抢时间、争速度，经过30多个日日夜夜，移掉古坟100多座，搬动土石方3万多立方，才把这片荒冢垒垒、乱石成堆的荒山坡平整为建厂基地。
1980年12月22日，开始奠基建厂房。我们抓紧时间连续作战，继续掘墙基、搬泥土、抬石块、运材料。砌墙基的石块不够，为了节约开支，不购买岩石，职工们自己动手，到20多里路外的力洋、岭峧一带去捡溪坑石，用拖拉机、手拉车一车车运到工地。有些职工离家较远，就住在工地，吃在工地，夜以继日地参加劳动，却从不叫苦叫累。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奋斗，至1981年9月中旬，这座建筑面积为6000平方米的厂房终于落成。说起这段艰难的建厂岁月，我对勤奋能干的同事们一直充满感激之情。
在建房的同时，我们这些厂领导为了解决资金、设备等问题，接二连三地上县城，奔宁波，赴沪杭，联系自己的亲朋好友，拜访在这方面的专家能人。。通过多方工作，采取向银行贷、单位借以及职工集资等方法，大梁山啤酒厂先后筹集资金100多万元，作为建办费用。至于设备的问题，大家商量后，决定采取“土洋结合”逐步完善的办法，也就是说先就近采购、加工，然后根据资金，再进行改造更新。历尽千辛万苦，东拼西凑，在厂房竣工的同时，设备也终于陆续购入并安装完成。
1981年9月19日，在上海啤酒厂老师傅的帮助下，大梁山啤酒厂第一次投下了酒料，10月1日出酒，只花了12天的时间就喜获成功。全体职工欢欣雀跃，为自己辛勤的劳动终于而了回报而感到高兴，对企业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啤酒厂正式开始成立，想要取得更长远的发展，人才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厂里开始招贤纳士，希望通过技术技术推动企业的进步发展。
质量是一个企业的生命，所以抓质量、靠人才、靠技术是啤酒厂的核心工作之一。在办厂初期，厂里没有一个技术人员，对于啤酒生产大家都是门外汉。我和其他领导商量后，及时作出引进和自培双管齐下解决人才的决策，也就是说，要借人家的“脑”起家，然后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于是，一边建厂，一边派员四处奔波，招贤纳士，先后从北京、天津、西安、上海、宁波等地聘请20多名啤酒权威人士来厂担任顾问或在第一线指挥生产，为确保大梁山啤酒质量奠定了可靠基础。从1990年起，又先后引进德国、荷兰、丹麦等国16个批次的外国啤酒专家来厂指导，传技授艺。其中八上“大梁山”的德国专家威廉·阿伯特先生每年还无偿带来德国优质酵母菌种。通过众多国内外专家的言传身教，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使大梁山啤酒的质量不断跃上台阶。1997年获省“八五”期间引进国外智力项目重大成果二等奖。
同时，大梁山啤酒厂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这就是有计划地选送一批青年职工到大专院校和啤酒企业学习、进修；请国内外专家来公司帮助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请他们讲课授艺，提高技术人员和全体职工的业务素质。至1998年，厂内已获技术职称的职工有80人，其中工程师级11人，助师级45人，技术员24人；另有厂外聘用的高级技术人员12人，中级4人。这样一支技术队伍，不仅能熟练地按照先进的生产工艺组织管理啤酒生产，而且还能不断地研究开发优质的新产品。
人才已经有了，但没有一流的设备，即使是有一流的人才，也生产不出一流的啤酒。所以，在培养建立技术队伍的同时，我们也把设备更新放在重要位置上。从1985年以来，大梁山啤酒厂陆续投入技改资金9600万元，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装备改进，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糖化设备，原是铁制的两锅一槽，后改为先进的不锈钢制造的三锅两槽，使糖化能力和质量大大提高；发酵设备，原是传统的室内水泥地发酵，后陆续改为封闭式的现代化的露天大罐发酵，省房省时省能又卫生，一举多得；过滤设备，原来是比较原始的棉饼过滤机，现在已经改为先进的硅藻土和精纸板两道过滤机过滤，不但有效提高了啤酒的纯度和清亮度，而且延长了保质期；灌装设备，以前是2台6头脚踏罐装机，现在有5条自动灌装流水线，每小时可灌7万瓶；贴标设备，本来是国产两贴标机，现在是从德国引进克朗斯四标贴标机。其他设备都得到了同步改造。通过装备更新，以标准的、先进的设备淘汰和代替简陋陈旧的设备，为产品上档次、质量上水平，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也为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创造了条件。
品质是一个企业的生命所在，“保质创优，实施名牌战略”，也是啤酒厂面临的又一个核心战术。
在建厂初期，大梁山啤酒厂就确立“酿制美酒，造福人类”的办厂宗旨，提出“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办厂方针，始终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发展企业的重中之重，紧紧抓住不放。同时职工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质量是名牌的基础和前提，但它可以按标准来衡量，而名牌不能按标准而定，必须在市场竞争中确立，在社会上形成。从而把质量意识与名牌意识结合起来，加深了对质量观念的理解，进一步确立以质量立业的思想，把抓质量、创名牌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建立和健全保质体系，使质量有个组织保证，这是我们最重视的方面。大梁山啤酒厂首先成立了公司质量管理委员会，由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分任正副主任；各厂和车间设立质量管理小组，形成公司、分厂、车间三级质管体系。同时，由总工程师办公室、分厂质检科和化验室、各车间和关键工种质检员，建立三级质量监督网络。不断完善各项技术、质量管理制度；经常对员工进行质量管理基础知识教育，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把质量好坏与员工的切身利益挂钩，增强大家保质创优的责任心；建立每月一次质量、安全、卫生检查制度和每周一次的评酒活动，使质保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
同时，狠抓质保环节，加强质量监测控制。啤酒生产有20多道工序，环绕质量这个中心环节，把好原料采购、过程控制、成品检验和信息反馈“四个关”。原料采购，坚决做到不合格的原辅料不进厂，更不允许不合格的原辅料进入生产过程。在过程控制中，梳理出粉碎、糖化、冷却、发酵、过滤、清酒、灌装、杀菌、贴标、包装入库等10个关键质量控制点，对每个控制点均定订有一定的工艺标准，并按标准进行检测控制。先由各班组、车间自查、再进行互查，重点环节由质检科专查，实行自查、互查、专查三级结合，环环扣紧、道道把关，绝不使漏过一关。一经发现不符工艺标准、有损质量的问题，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决不准不合格的半成品流入下道工序。已包装入库的成品，也必须经过最后一次全面质量检验，否则不准出厂。
大梁山啤酒厂由于重视质保工作，并采用德国先进的生产工艺和酵母菌种，还有得天独厚的优质天然矿泉水酿制，保质创优，获得了多次大将。至1998年，大梁山系列啤酒已获市及市以上名优产品奖57次。其中市优15次，省优20次，部优（含其他部门）19次，特别是在“92曼谷国际名酒博览会”“93慕尼黑啤酒节”和“95天津国际食品饮品博览会”上，经评委按国际标准严格检测评比，均获得了金奖。1995年，被农业部和内贸部分别授予中国乡镇企业名牌产品和中国优质名牌产品荣誉称号，1996年被人民大会堂指定为国宴用酒。1997年，经中国方师分任正副主任；各厂和车间设立质量管理小组，形成公司、分厂、车间三级质管体系。同时，由总工程师办公室、分厂质检科和化验室、各车间和关键工种质检员，建立三级质量监督网络。不断完善各项技术、质量管理制度；经常对员工进行质量管理基础知识教育，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把质量好坏与员工的切身利益挂钩，增强大家保质创优的责任心；建立每月一次质量、安全、卫生检查制度和每周一次的评酒活动，使质保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
同时，狠抓质保环节，加强质量监测控制。啤酒生产有20多道工序，环绕质量这个中心环节，把好原料采购、过程控制、成品检验和信息反馈“四个关”。原料采购，坚决做到不合格的原辅料不进厂，更不允许不合格的原辅料进入生产过程。在过程控制中，梳理出粉碎、糖化、冷却、发酵、过滤、清酒、灌装、杀菌、贴标、包装入库等10个关键质量控制点，对每个控制点均定订有一定的工艺标准，并按标准进行检测控制。先由各班组、车间自查、再进行互查，重点环节由质检科专查，实行自查、互查、专查三级结合，环环扣紧、道道把关，绝不使漏过一关。一经发现不符工艺标准、有损质量的问题，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决不准不合格的半成品流入下道工序。已包装入库的成品，也必须经过最后一次全面质量检验，否则不准出厂。
大梁山啤酒厂由于重视质保工作，并采用德国先进的生产工艺和酵母菌种，还有得天独厚的优质天然矿泉水酿制，保质创优，获得了多次大将。至1998年，大梁山系列啤酒已获市及市以上名优产品奖57次。其中市优15次，省优20次，部优（含其他部门）19次，特别是在“92曼谷国际名酒博览会”“93慕尼黑啤酒节”和“95天津国际食品饮品博览会”上，经评委按国际标准严格检测评比，均获得了金奖。1995年，被农业部和内贸部分别授予中国乡镇企业名牌产品和中国优质名牌产品荣誉称号，1996年被人民大会堂指定为国宴用酒。1997年，经中国方中夺得主动权。”
但是，这个困难无形之中也成了机遇。1992年，在县委、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又带领职工们以惊人的胆魄，抓住机遇，一举兼并了濒临倒闭的国营天明啤酒厂，把“天明”60亩地的厂区，7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以及一套年产啤酒5000吨的设备等全部并了过来，使“大梁山”插上腾飞的翅膀，实现了第二次创业。当年，就投入1000多万元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优势得到互补，产量翻番增长。1993年，啤酒年产能力升到6万吨，实产达43942吨，比兼并前的1991年翻了一番。1992年被国家企业划型组划为“全国中一型企业”，1993年被国家统计局命名为全国500家最大饮料制造企业之一。
1994年5月，组建成立浙江大梁山啤酒集团公司，经营规模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此形成以啤酒生产为主体、集麦芽生产、出口包装、塑料制品、彩色印刷为一体的经济格局，推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实现了第三次腾飞。当年啤酒年产能力达8万吨，实产61885吨，被中国企业评估中心浙江分中心评为全省食品工业最大经营规模企业之一。1995年，被农业部乡镇企业镇企业局公布为“中国饮料行业最大规模乡镇企业”100家的第12位，被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中国分部命名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1996年，啤酒年产能力达10万吨，实产74077吨，被农业部晋升为全国大型二档乡镇企业，第二年又被农业部命名为国家乡镇企业集团。1998年，啤酒年产能力达12万吨，实产80233吨，比组建集团前的1993年又翻了近一番。近7年的啤酒产量，平均每年以6512吨的速度增长，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的发展。
企业规模扩大，营销力量加强，市场也得到相应拓展。建厂初期只在厂内设一个供应部，配3个人；1985年改设销售科，增至6人；1991年成立宁海啤酒厂经营部，增至56人；1992年改名为浙江大梁山啤酒经营公司，营销队伍扩大100多人。后又增设了公关拓展部，加强经营公司的力量，并由1名副总经理负责。每年投入数百万资金，从人力、财力上予以保证。除利用电视广告、报刊报道、大幅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外，每年还举行一两次形式各异、突出重点的公关活动。如曾多次举办“新闻发布会”“大梁山啤酒有奖问卷”“大梁山啤酒市场调研”“万事发啤酒广告语征集”“北京‘大梁山杯’中国名人桥牌邀请赛”“庆‘五一’嘉宾联谊会”“大梁山系列啤酒品尝会”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广大消费者了解，认可“大梁山”，扩大了知名度。至1998年，经营公司有业务员150多人，营销网点遍布省内外50多个县市，产品还远销意大利、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历年啤酒产销率均在96％以上。酒以山名，山以酒名，“大梁山”饮誉城乡，扬名海外。
一个企业发展壮大了，那么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我坚持强化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大梁山啤酒厂从1985年的“一包五改”至1994年的分厂（单位）承包，都是坚持“包”字当头，“改”为重点，统分结合，以“统”为主的经营管理模式；1997年开始，实行集团公司与个成员企业以“分”为主的管理模式，集团公司是指挥中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运用计划、协调、综合、监督、服务五大功能，管好资本、人事、品质、技术四大环节，推进企业的发展，每个成员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法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他们始终坚持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把承包责任制与职工的切身利益挂钩，职责明确，赏罚分明，有利于调动成员企业和广大员工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为了强化管理，大梁山啤酒厂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我早在1984年就制订了厂纪厂规、职工守则，以及生产计划、技术质量、财务统计、设备物资、安全卫生等一些系列的管理制度，以后又制订了正副厂长（经理）和各部门的工作标准等，共379条。并在实施过程中反复补充修改，至1996年编印成《企业管理制度》和《工作标准》各一册，成为企业系统管理的全书。1997年，为配合“方圆”认证工作，公司按照GB/T19000工作标准要求，又编制了《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成为企业质量管理得纲领性文件。通过这些工作，重管理、严要求，使企业管理逐步走上了制度化和现代化的轨道。质量、节能、安全、卫生、物资、档案等管理工作，多次被评为县、市、省先进单位。其中1992年被省乡镇企业局评为七项管理基础工作先进单位，被农业部命名为全面质量管理达到国家标准单位。
等到管理达到一定效果以后，效益就出来了。赚钱是每一个企业的核心需求，也是每一个职工最想看到的成果。
由于大梁山啤酒厂加强管理，保质保量，精打细算，勤俭治厂，使企业效益持续提高。自1982年以来，累计生产啤酒54.83万吨，加上麦芽、出口包装、塑料制品、彩色印刷等，总计工业总产值107410．99万元，销售收入98742.81万元，实现税利19890．4万元，其中税金16840．74万元。另外教育费附加、农发基金、水利建设基金等398万元。税款和各项基金共计17238.68万元，平均每年缴纳税费1014万元。1987年以来，连续被评为县、市、省纳税先进单位。其中1989年、1993年为全县第二纳税大户。1995年被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八五”期间规模经济效益先进企业，1996年被国家乡镇企业列为全国1000家最高税利总额乡镇企业的第334位，为全省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之一。
职工收入也得到同步增长。1998年职工人均收入9728元，比1982年的385元、1990年的2200元，分别增长24倍和3.4倍。
效益很重要，但是人比效益更重要，真正要做到以人为本，以职工为本，关键在于领导。
大梁山啤酒厂为什么能够越众而出？为什么能够驰骋竞争激烈的啤酒市场？对于这个问题，大梁山集团公司领导深有体会：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企业的任何工作都是靠人干的，人的素质不提高，其他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关键在于领导。
企业的领导班子，必须是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敢于进取，勇于开拓，具有企业家头脑的好班子。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而且事事处处都能以身作则，齐心协力，团结战斗，为企业的发展而不遗余力。
从建厂到投产，从年产啤酒能力3000吨到12万吨，从乡办小厂到国家级企业集团，历尽艰辛，十九年如一日，倾注了我们全部的心血，才为企业创下了现在的辉煌，为企业美好发展前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领导作风正，自身过得硬，才能带出一支好队伍，形成一种好风气，建立一个好制度，开创一个好局面。广大职工主要来自农民，劳动在厂，户粮在村，亦工亦农，并能根据企业的需要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他们爱厂敬业，把“大梁山”的兴衰与自己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了集体观念，树立了主人翁思想，一心一意为办好企业而勤奋劳动。他们曾在企业资金困难时，主动集资投资，为企业分忧解难；他们积极参加岗位培训，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和技术素质，以适应企业的需要；他们严格遵守厂纪厂规，争做“四有”职工；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经常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企业献计献策；他们严格执行工艺标准，掌握质保环节，确保产品质量，为大梁山争光。
从整个大梁山啤酒厂的发展过程来看，它的成就很大，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很大。大梁山啤酒厂会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们都坚信：只要能审时度势，把好力度，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继往开来，保质创优，就一定能登上更灿烂的高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更好的未来。
（据《大梁山啤酒厂志》整理）
第五节 打造中国第一手套品牌
1991年，我与人合伙在宁波开发区创办了富田经济发展公司。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在1994年正式创建了富田集团，这是一家专业从事手套、袜子及其原料生产的民营合资企业。现有员工1100多人，总资产4.3亿元，总占地面积为36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厂房10万平方米，办公用房5万平方米，仓库5万平方米。拥有手套机、包装机等近2000套设备。集团共有宁波富田手套有限公司、苏州富业日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富贵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5家合资企业。2()02年在日本横滨、大冈二地设立了办事处，2004年1月，又在英国伦敦创办了分公司。产品远销日本、英国、法国等28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度，实现工业产值2．35亿元，销售收入2.37亿元，创利润1307万元，出口交货值1.85亿元。
富田集团连续荣获鄞州区重点骨干企业、外贸自营进出口先进企业、五星级企业、朝阳苗子企业、优秀民营企业、引进外资先进单位、工业生产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我们究竟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建立起自己的手套王国的呢？
手套、袜子是我们生活常见的日用品。在一般人的眼里，手套、袜子与服装、家纺相比，太不足挂齿了。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硬是把富田集团打造成了中国最大的手套生产企业。要像卖服装一样卖手套，让手套也时尚起来，打造中国手套业第一品牌。
1986年，我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政法系统工作。在机关工作了3个月后，我抓住了机遇去了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在信托公司，广泛接触了各类金融投资业务，也结交了诸多生意上的朋友，为下海创办公司打下了基础。
来到信托公司工作不久，当时有一位姓刘的投资者找到我，申请借款买设备创办手套厂。但刘先生当时没有任何的方案和计划，我尝试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帮助刘先生制订了详细的投资方案和贷、还款计划，顺利地帮助刘先生贷到款。那时写完投资方案，我就觉得手套这产业前景广阔。
在信托公司工作了3年后，1993年我下海到深圳创办了贸易公司，做深圳与宁波之间的细铁丝收购生意。那时深圳是特区，办贸易公司有很多优惠政策。我在宁波收购废旧细铁丝，运到深圳去卖，两地差价很大，深圳那时大搞建设，需求量大，这个生意特别好做。
在废旧细铁丝贸易中挣得第一桶金之后，我回到宁波，利用宁波设立保税区的机会，创办了富田贸易公司。
我涉足手套业可谓冥冥天意。那时，有一家姓孙的朋友办手套厂，资金周转出现了一些问题，我陆续借钱给他，后来他还不出，就用手套抵债。那手套有几十万打，放在仓库了没用。干脆就租了店面拿到门市部去卖。后来看看这个手套还挺好卖的，又了解到这个手套市场的行情。觉得手套的需求量挺大，生意还好做，客户资源也有，就决定进军手套制造业。
决定进军手套制造业后，我立即感觉到手头资金紧张。那时进口一台手套机就要1.3万美元，而且就日本2家公司会做。我要一下子进口200多台，哪来这么多钱？只能来个四两拨千斤。
我邀请这两家公司代表请到宁波来，分别住在宁波华侨饭店和金龙饭店，提出要采购200台横机（那时200台横机的规模在手套行业中属于最大了），然后让他们分别开价，分别谈判，反复以开价较低的公司报价给另一家公司谈。当时200台横机的采购量非常大，所以这两家公司都很感兴趣，我来回以两家公司的底价压低价格，后来压到5万美元每台，分别给了这两家公司各100台的合同。光是手套机的采购成本就省了一半。
在谈妥价格后，我与对方商定了一年期的远期信用证支付款项，当时宁波没多少人了解远期信用证，而远期信用证只需付保证金，就顺利地把价值200万美元的手套机购买下来了，使得手套厂可以先开工再还款。当时我选择用日元支付，因为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为1:79，是日元升值最高时，这样手套厂就可以先开工生产，获利后再付款。富田手套厂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盈利。而到了一年后付款时，因日本神户大地震，日元大跌40％，这样一来，从日本购进的设备成本降低了40％。
虽然工厂运转顺利，但一年内还是无法支付200万美元。也是运气好，当年世界银行在中国开展无息长期商业贷款，各地均可以申报。这12个宁波项目中，只有我们一家获得了国家审计委和外汇管理局的批准。我们顺利获得了世界银行2000多万美元的贷款扶持，一下子就还清了手套机的采购款。
从此，事业步入快车道。富田集团已拥有全资和合资企业8家，海外公司4家，投资控股25家规模手套工厂，是目前国内同行业中投资规模最大、产销量最多的企业。年产各类手套4500万打，推销总额5.3亿元。产品远销日本、美国、英国等2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占日本手套市场份额的25％以上，是日本市场上最大的手套供应商。2005年宁波福田集团与世界顶尖安全用品制造商巴固公司携手合作，成为该公司在亚洲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手套研发、生产基地；并成为世界手套协会中国分会的主席单位。
现在手套跟以前的手套概念和范围都不同了，除了我们平常印象里的保暖手套之外，还有各种功能型的手套，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手、什么样的职业，就要戴什么样的手套。手套用途广泛、是个日不落的产业。
与服装、鞋子动辄数百元、数千元不同的是，手套、袜子的单品夹着很低，一双普通手套只有不到50元的价格。这种局面让手套只能在批发市场、小商品市场混迹，很难进入大商场，开出连锁专卖店。但是我们经过调研，认为手套也可以时尚化，走品牌，连锁化经营道路。
中国手套业现在没有一个大众品牌的企业，我们将是手套业第一个做大众品牌的企业。经过调研，我发现，手套业由于单品价值比较低，而且手套产品没有形成系列化、时尚化，消费者对手套的消费次数有限，市场并没有得到深层次的开发，连锁化、品牌化经营对大部分手套业企业来说是“只赔不赚”，没有人敢喝“头口水”。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手套也可以做成时尚消费产品，专门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深度开发，比如在普通日用手套方便，我们可以做情侣手套、保健手套、护肤手套、纪念手套等等，让手套产品丰富起来，时尚起来，成为与服装一样具有美化、装饰的时尚消费品，不再仅仅只具有保暖功能。这样手套的利润附加值和消费次数也大大增加，手套的市场就大起来。
我们制定了方案，准备在各大城市中开出5000家手套连锁专卖店，先在长三角地区试验。“依依富田心、款款手足情。”通过手套传递的贴心贴身的温暖，以此打破手套地段经营的传统，开创中国手套业的新天地。
“手套连锁经营”只是富田战略谋变的其中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要实现从单纯制造企业向生产、营销、研发和品牌经营的全方位经营转变，成为中国手套业的制造中心、研发中心和信息中心，成为中国手套业的领头羊。”
为推进富田战略的实施，我们积极组建中国手套协会，并得到了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的大力支持。目前，中国百货商业协会手套行业分会已申报国资委和国家民政部及宁波市民政局，分会地址就设在宁波。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基本同意由福田集团制订五趾袜和部分功能手套的行业标准，成为手套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承办单位。
我们还会通过各种办法，纵向发展延伸、拓展产业链，横向整合中国手套成员工厂，进行品牌输出，吸收和整合国内同行工厂，将现在主营产品的六大类3000多款手套、手套机、手套原辅料继续做大做强，成为世界手套行业研发、生产、交易基地、行业学术交流和培训基地，行业标准测试、制定单位，成为产业链和投资为一体行业组合型企业集团。力争短时间内跻身世界手套行业第一集团行列，成为“世界手套工业城”，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小小手套享受到人间温暖的手足情。
富田的每一个人都积极投入到品牌的建设中，把品牌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概念来经营，在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是品牌这个无形投资产生更好地发展。同时，企业创建了完整的品牌管理模式，从原材料的采购到生产、流通以及财务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互相衔接，并有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与之匹配。在品牌建设中，积极参加申报创牌活动，富田产品被评为宁波名牌产品、浙江省名牌产品。
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富田人在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中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快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在运作中的相互渗透，共同发挥效应，使富田集团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从容应对。
（据陈杉中相关报道整理）
东南溪村在明代的时候，属于朱开乡横溪里的二十二都三图；到了清朝，为了方便收取田赋，东南溪村被划分到东乡柘浦庄；民国二十一年（1923）又属南溪乡；民国二十四年（1935），整个县的行政区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开始实行保甲制度，茶院乡、南溪乡、许家山乡、道士桥乡和浦东乡合并成柘浦乡，全部属于柘浦乡；1949年7月，保甲制被废除，东南溪村又属于东区柘浦乡管理；1950年，区和乡行政区域又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东南溪村属于沥洋区庙岭乡管辖的范围；1951年2月，土地改革开始，为了适应土地改革需要，各个乡镇实行小乡制，东南溪村属沥洋区毛屿乡；1956年，庙岭乡被并到茶院乡，属于沥洋区茶院乡管辖，所以东南溪村又属于茶院乡；1958年10月，宁海、象山两个县合并以后，宁海县就撤销了区（镇）乡组织，沥洋区变成了沥洋公社，茶院乡改为茶院公社管理区，行政村改为生产大队；1961年7月，公社进行了大范围的改变，东南溪村属于沥洋区毛屿公社；1983年，毛屿公社改称为毛屿乡，南溪大队改称南溪村；1992年，毛屿乡被撤除了，东南溪村并入到茶院乡；2001年，坡下村并入东南溪村；2005年，苔芳村并入东南溪村。
东南溪村在90年代最重要的组织就是生产队，生产队在劳动群众集体中具有领导的作用。生产队就是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方式。村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村生产队在上一级部门的指导下，可以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决定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每一个村民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可以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东南溪村曾以生产队（十二队）为单位，每个生产队有两个队长，队长记公分，根据每一位村民的公分数来分配物资。我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队长，还十分怀念那段时光，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积极干活，每个村民都很信赖生产队。大家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开心。
现在的东南溪行政村是不断合并邻近的自然村形成。自然村，就是屋场，它是人们自然而然聚集在一起组成的，所以就叫做自然村。详细地说，自然村是由一个或者多个以家族、户族、氏族，或其他原因自然形成的居民聚居点，起源是村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里在某一个自然环境下自发形成的，自然聚集在一起居住的村落。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个自然村只有一个姓氏，并且村民们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后代，他们有着相同的血缘关系。
东南溪村现有南溪、苔芳、坡下三个自然村。南溪自然村，本来是从霞岭坑迁过来的傅姓村民居住，但是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主要是以陈姓为主。陈姓村民是在明朝的时候从桃源桥搬到这里。因为这个村子在霞岭坑南面的溪边，所以大家就叫南溪，就变成了南溪村。后来，为了与行政村名称保持一致，1985年南溪村改了名字叫做东南溪村。
苔芳自然村，本来村里的村民是姓单，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统治的时候，村里的姓单的村民已经没有了，现在这个村的村民主要都姓王，也有其他姓氏的村民在这里生活，大概有二十多种姓氏，苔芳村里的村民大多数都外来人口。姓王的村民是从桑洲上叶村搬迁到苔芳，因为苔芳村在海边，海涂上有很多的海苔，每年到了菜苔的季节，苔芳村到处都是海苔的香味，所以就叫做苔芳。苔芳自然村其实不止是一个村，而是由四个自然村组成的：路湾村、礁嘴村、燕楼村、苔芳村。苔芳自然村是原来的毛屿乡政府、供销社、商店等的聚集地，交通十分便利。
交通便利，去的村民一多，很多小店都在这里定居下来，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坡下自然村，这个村的村民主要姓孙。孙姓的村民是在明朝从西店樟树那边搬到这里的，因为整个村子在一个大山坡的下面，所以就叫坡下村了。跟苔芳一样，坡下村的村民也是因为坡下的位置好，又有耕田，又靠近大山，所以有很多生活物产，所以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后来人口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村了。
（口述人：陈才撑）
第二节 村民生活变化
“要致富，先修路”。在以前，村民们出门办事主要是靠步行。因为东南溪村靠山又靠海，所以村民们出行很不方便。有时候出门买卖东西，村民们可能会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来回要走几里甚至是十几里的路程，路远的时候当天都不能来回。如果碰到天气恶劣，刮风下雨的时候，路泥泞不堪，村民们翻山越岭的时候甚至会有生命危险。随着建国后经济条件的好转，东南溪村开始修建道路。1996年修建了从苔芳到毛屿的公路，这条公路从苔芳开始，经过龙口、塘溪、龙尾巴，最后到毛屿村，全长接近5千米，分段修建。这条公路经过的地方很多，给村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公路开始陆陆续续修建的时候，出行工具就成了村民们关注的重点。在当时，如果大家看见谁买回一辆自行车，都会好奇地看个够，摸个够，每个人都羡慕不已。自行车不仅让村民们出门变得方便，而且这也是一件十分有面子的事情，所以买一辆自行车，成了东南溪村村民的愿望。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也快速发展，不要说自行车，就连买摩托车也成了东南溪村很普遍的事情，有些人家还买了私家小轿车。村民的生活变好了，大家有时间就会开着小车出门买东西，去旅游，慢慢开始享受自己的幸福生活。
至于东南溪村在吃住等方面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以前的房子都是草房和土方，家里的地都是泥地，只要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是砖地，墙上糊的都是报纸，就连厕所也是用篱笆做的简易厕所，就更不要说卫生情况。后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房子都变成了大瓦房，有的村民还盖起了小楼房，从80年代两间平房到90年代一幢楼房，再到21世纪三室一厅都知足了，充分体现了东南溪村的住房变化，房子里面的装修和城里的不相上下，而且家电都很齐全。
以前村民们每天吃的粮食都是有规定的，凭借粮票补票领取生活物资，基本的需求可能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就更不要说好吃的食物和好看的衣服。过去村民们吃得很简单，一年基本上都是粗粮，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肉，冬天蔬菜少，只有白菜、萝卜和土豆。要是想买好吃的东西，还需要拿着票，限量购买。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蔬菜和肉，而且村民也逐渐提高了对事物的要求，要吃绿色食品和粗茶淡饭，追求健康。以前，衣服的颜色单一，都是黑蓝灰，布料也都是粗布，一般人家都是一年才买一次新衣服，平时都舍不得穿，只有在过年过节或者出门才穿。家里孩子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还有很多人都穿着补丁的衣服。鞋子基本上也都是村民们自己做的。现在，生活变好了，衣服的样式各种各样，每个人的衣服都很多，也很少看到有人还穿着补丁的衣服。大家也很少自己做鞋了，都是去商店里去买，挑自己喜欢的鞋子。食物和衣服的数量种类变多了，吃饭和穿衣再也不是村民们担心的问题了。
以前，村民们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现在拥有家庭电话早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了。最早的时候，装一部电话要4000多元，而且线路有限，不是想装就能装的。后来，装一部电话只需要2000元，现在电话的初装费用只要一百多块，而且不受线路的限制，只要付钱就可以随时随地装电话。随着手机的兴起，电话就变得更加普遍了。原来的电话都是又厚又大又贵的“大哥大”，后来各式各样、小巧玲珑的时尚手机出现了，从按键到触屏再到智能，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因为手机的多样化深厚村民的喜爱，所以手机的普及对路边的自助公用电话和小商店的公用电话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电话开始慢慢变少，而村民们也适应了这种变化，用起了更加智能的手机。
电灯也已经走进了东南溪村的家家户户。原来的某油灯和蜡烛，不仅消耗快而且亮度不够，有时候还会有奇怪的味道，也容易引起火灾等问题。现在电灯不仅亮度更大，而且更加环保。各式各样的日关灯、白炽灯、节能灯还有彩色灯都越来越多，村民们的生活真正地亮起来了。
村里的健身娱乐设备也慢慢在增加，大家不再担心温饱问题，而是慢慢地追求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东南溪村村民生活的变化在这几十年里最为明显，从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增加到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化，都是东南溪村村民生活越来越好的见证。
（口述人：叶定养）
第三节 文化教育事业
南溪小学的前身是南溪正蒙小学，民国九年（1920）由陈瀛洲创办，学校的场地选在南溪祠堂，学生有20多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改名为南溪保民小学，学生增加到30多人。刚开始学校是没有严格分班的，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左右，学校扩展成二班二员，这个时候，因为小学的规模渐渐正规起来，学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人左右。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各地的教育事业逐渐重视起来，首先是改名扩建。南溪保民小学正式改名为南溪小学，学校的规模也在慢慢扩大，但是由于祠堂的场地有限，并且在特定的节日，村民需要在祠堂里举办一些祭祀活动，所以学校需要迁移地址。1959年，学校迁至南溪桥头庵，仍然是两个班级两个教导员的制度。1965年，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南溪小学扩建了4个教室，从原来的两个班级变为四个班级，学生和教室也有所增加。南溪小学原来只有小学，后来在1969年附设了两年制初中班，一直到1981年初中从小学分离出去了。1983年，乡村政府筹集资金3万余元，拆除了旧庵堂，设立了8个班，学生有360人，11位教师，而且还设立了一个学前班，对老师的待遇也有所提高，新建了教师宿舍，解决了教师的食宿问题。
南溪小学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政策好，大家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小孩子越来越多。村里的孩子差不多都是七岁左右开始上学，学费基本上不用交，都是政府拨款资助，所以到学校读书的学生也就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小学需要更加彻底地扩建了。1989年，南溪小学的师生人数不断增加，原有的校区规模和设备都难以适应。在当地乡、村领导的支持下，当时的东南溪村发起了筹募资金，并且还得到了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村里捐资9万元，啤酒原料厂捐资10万元，啤酒厂捐资3万元，上级部门拨款6万元，一共集资了28万元。南溪小学拿着这笔钱，拆除了旧校舍，新建了9间三层教学楼，还新增了教师宿舍、厨房、校门等配套设施。学校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大大扩大，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了，后来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绿化美化，学校的样子焕然一新。南溪小学的学生成绩都很不错，1991年，南溪小学被县教委命名为文明学校。到了1993年，南溪小学共有8个班，303个学生，学校的教职工有12个人。
至于东南溪村的中学发展，则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南溪小学同时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学生们的成绩都很好。后来因为乡村的划分有了变化，南溪小学的小学部和初中部都被划分到不同的学校。南溪小学小学部并入毛屿初中，而南溪小学初中部并到茶院初中。
茶院初中全称是茶院乡初级中学，它原来是茶院公社中心校附设的初中班，在1968年成立，但是班级和学生人数都不多，1978年迁到茶院乡张家村北边，但是还是属于小学。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很久，1980年初中部单独成立，有6个班级，320名学生，15位教师，1985年改名为茶院乡初级中学。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孩子的教育逐渐重视起来，因此茶院乡初级中学的规模不断壮大。1987年有7个班370名学生，1993年增加到11个班级623名学生，教职工31个人。学校的占地面积也在不断增大，当时占地6670平方米，建筑面积4141平方米。茶院乡初级中学有一座碧华实验楼，它的设备和教学条件是当时整个县都算非常好的，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在乡镇都很出名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非常好，学生们都想去那里读书。茶院中学的学生成绩优秀，1993年还出了一个中考县状元，学校的学习氛围好，学生们都努力学习，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后来为了集中办学，南溪小学的初中部就被并入到茶院初中了。
毛屿中学以前是毛屿社校1969年设立的初中部，当时只有一个班，学生也不多。1971年，迁到庙岭祠堂，变成2个班86名学生。1978年改名为毛屿公社初级中学，虽然毛屿初中独立出来了，但由于人手不足，毛屿公社初级中学和毛屿社校还是由一个学校领导团体来管理，一直到1984年，在毛屿乡东边建了9间校区，初中部搬进了新校区，毛屿公社初级中学才完全地独立出来了。因为学校的设备有所提升，又加上是新校区，所以班级、学生、教职工的数量都大大增加了。1987年，在县教委、乡政府和南溪村（当时的东南溪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很多方面的努力，一共集资50多万元，在1988年8月在南溪村南边建成初中新校舍，毛屿初中从庙岭搬进了新校舍，一直到今天。毛屿公社初级中学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建有三层教学楼和两层宿舍楼共20间，学校里有很多个标准化的教室和实验室、图书室等，学校的运动场很大，还有环形跑道。1992年改名毛屿中学，一直到今天还是用这个名字。到了1993年，学校的班级、学生、教职工都已经是一个成熟学校的规模了。毛屿中学的校训是“勤学、守纪、团结、奋进”，1989年经过县级验收，毛屿中学被评为良好级别，1993年被评为文明学校。
后来南溪小学的小学部也并入到了毛屿公社初级中学，成为小学部，而南溪小学的校区变成了现在东南溪村的敬老院。
东南溪村文化礼堂是茶院乡新农村建设的一大文化工程，建成2014年8月。文化礼堂的一楼是一个大的礼堂，平时全村经常在礼堂里举行文体活动，比如“一人一艺”百姓大舞台，尤其是到了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村委会也会请一些专业的表演者来礼堂演出，号召村民们都来观看。活动一多，村里的人气也就旺了，大家都喜欢去文化礼堂参加活动，没事的时候也会去那里和其他村民聊聊家常，这就让村民的生活彻底丰富起来了。
文化礼堂的二楼有一个乡愁记忆馆，这个馆名是由东南溪村人、全国著名律师陈有西题写的。乡愁记忆馆的门口一左一右各放着一架老式的座式电影放映机，以前看电影的条件有限，村民们就是通过这两台放映机来看电影的。因为在当时这两台电影放映机也算很稀少了，所以放电影的时候，也有很多其他村的村民来看，很是热闹。乡愁记忆馆分为四个区块：南溪印记、古村遗韵、旧貌新颜、家园风物，一共有展品200多件，每个老物件旁边都用卡片标者物品名称和用途。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感谢捐赠这些物品的村民，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老旧物品的展示，让村民对东南溪村的变化以及以前村民的生产生活、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都能有所了解。
文化礼堂的三楼是东南溪村召开重要会议的会议室，平时村里的重大会议、重要的讲座都在这里进行。
东南溪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在日益重视精神文明的今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东南溪村的村民们通过这些文化教育活动使得自己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使得精神家园也更加地丰富起来。
（口述人：祝多芬）
第四节 大梁山下产啤酒
大梁山啤酒厂以前叫做宁海县毛屿啤酒厂，是1980年成立的。位于东南溪村的大梁山啤酒厂属于社办企业，1982年改名为宁海县啤酒厂；1984年与国营宁海第一酒厂实行松散联营后，改名为宁海啤酒厂；1992年兼并国营天明啤酒厂后，以东南溪村后的大梁山命名，改称浙江大梁山啤酒厂，厂总部移至城关；1994年5月经省计经委和体改委批准，组建成立浙江大梁山啤酒集团公司。
1998年大梁山集团成员中，有核心企业2家：浙江大梁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梁山啤酒经营公司；合资企业1家：威马啤酒（宁波）有限公司；子公司4家：宁波俊均出口包装有限公司、宁海宁化麦芽有限公司、宁海宁化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宁海大梁山彩印有限公司；参股单位2家：宁海跃龙城市信用社、宁海正宁典当行。这些公司以产品为龙头，以资金为纽带的经济联合体，所属企业既是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又是相互依存的团体成员。
经过多年经营，啤酒厂有了长足的发展。1998年厂区（含所属企业）占地面积15.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38万平方米，分别比1982年增加7.46倍和11.3倍；资产总额25490.5万元，固定资产11215.4万元，分别比1982年增长127倍和87倍；年产啤酒能力12万吨，实产80233.5吨，分别比1982年增长39倍和53倍；工业总产值24247.1万元，销售收入22706.5万元，分别比1982年增长304倍和285倍；实现税利3883.5万元，比1982年增长210倍。职工1105人。大梁山啤酒厂成为农业部命名的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和浙江省重点啤酒酿造企业之一。
一个乡办小厂为什么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大潮中稳步前进、脱颖而出呢？一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二是不怕苦不怕累，豁出去，改善经济生活；三是抓住市场时机，勇于做第一。
想要办厂的念头是在1980年7月开始的，当时只有从毛屿农机厂分出来的12名职工，用30元钱在力洋区农行营业所为啤酒厂开了个户。在没有资金、没有厂房、没有设备的艰难条件下，却毫不气馁，做好心理准备：“办任何事情都是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需要去拼搏，只要有信心、努力去解决困难，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980年的秋天，我和同事们踏遍毛屿公社的山山水水、坑坑岙岙，最后选定东南溪大梁山脚下的大园草坛为厂址。之所以选择这里，是这个地方不仅水源近、交通便，而且不占用良田。于是，轰轰烈烈的“创业曲”就在这块坎坷不平的荒坟地上奏响了。
厂址选在荒坟地上，意味着要将这些坟地移到别的地方，为了节省开支，同事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除了请石化三公司用机械帮助推土外，凡是自己能干的活都由职工自己干。大家身先士卒，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斗志昂扬。因为时间有限，大家想要早日建厂营业，所以抢时间、争速度，经过30多个日日夜夜，移掉古坟100多座，搬动土石方3万多立方，才把这片荒冢垒垒、乱石成堆的荒山坡平整为建厂基地。
1980年12月22日，开始奠基建厂房。我们抓紧时间连续作战，继续掘墙基、搬泥土、抬石块、运材料。砌墙基的石块不够，为了节约开支，不购买岩石，职工们自己动手，到20多里路外的力洋、岭峧一带去捡溪坑石，用拖拉机、手拉车一车车运到工地。有些职工离家较远，就住在工地，吃在工地，夜以继日地参加劳动，却从不叫苦叫累。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奋斗，至1981年9月中旬，这座建筑面积为6000平方米的厂房终于落成。说起这段艰难的建厂岁月，我对勤奋能干的同事们一直充满感激之情。
在建房的同时，我们这些厂领导为了解决资金、设备等问题，接二连三地上县城，奔宁波，赴沪杭，联系自己的亲朋好友，拜访在这方面的专家能人。。通过多方工作，采取向银行贷、单位借以及职工集资等方法，大梁山啤酒厂先后筹集资金100多万元，作为建办费用。至于设备的问题，大家商量后，决定采取“土洋结合”逐步完善的办法，也就是说先就近采购、加工，然后根据资金，再进行改造更新。历尽千辛万苦，东拼西凑，在厂房竣工的同时，设备也终于陆续购入并安装完成。
1981年9月19日，在上海啤酒厂老师傅的帮助下，大梁山啤酒厂第一次投下了酒料，10月1日出酒，只花了12天的时间就喜获成功。全体职工欢欣雀跃，为自己辛勤的劳动终于而了回报而感到高兴，对企业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啤酒厂正式开始成立，想要取得更长远的发展，人才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厂里开始招贤纳士，希望通过技术技术推动企业的进步发展。
质量是一个企业的生命，所以抓质量、靠人才、靠技术是啤酒厂的核心工作之一。在办厂初期，厂里没有一个技术人员，对于啤酒生产大家都是门外汉。我和其他领导商量后，及时作出引进和自培双管齐下解决人才的决策，也就是说，要借人家的“脑”起家，然后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于是，一边建厂，一边派员四处奔波，招贤纳士，先后从北京、天津、西安、上海、宁波等地聘请20多名啤酒权威人士来厂担任顾问或在第一线指挥生产，为确保大梁山啤酒质量奠定了可靠基础。从1990年起，又先后引进德国、荷兰、丹麦等国16个批次的外国啤酒专家来厂指导，传技授艺。其中八上“大梁山”的德国专家威廉·阿伯特先生每年还无偿带来德国优质酵母菌种。通过众多国内外专家的言传身教，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使大梁山啤酒的质量不断跃上台阶。1997年获省“八五”期间引进国外智力项目重大成果二等奖。
同时，大梁山啤酒厂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这就是有计划地选送一批青年职工到大专院校和啤酒企业学习、进修；请国内外专家来公司帮助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请他们讲课授艺，提高技术人员和全体职工的业务素质。至1998年，厂内已获技术职称的职工有80人，其中工程师级11人，助师级45人，技术员24人；另有厂外聘用的高级技术人员12人，中级4人。这样一支技术队伍，不仅能熟练地按照先进的生产工艺组织管理啤酒生产，而且还能不断地研究开发优质的新产品。
人才已经有了，但没有一流的设备，即使是有一流的人才，也生产不出一流的啤酒。所以，在培养建立技术队伍的同时，我们也把设备更新放在重要位置上。从1985年以来，大梁山啤酒厂陆续投入技改资金9600万元，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装备改进，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糖化设备，原是铁制的两锅一槽，后改为先进的不锈钢制造的三锅两槽，使糖化能力和质量大大提高；发酵设备，原是传统的室内水泥地发酵，后陆续改为封闭式的现代化的露天大罐发酵，省房省时省能又卫生，一举多得；过滤设备，原来是比较原始的棉饼过滤机，现在已经改为先进的硅藻土和精纸板两道过滤机过滤，不但有效提高了啤酒的纯度和清亮度，而且延长了保质期；灌装设备，以前是2台6头脚踏罐装机，现在有5条自动灌装流水线，每小时可灌7万瓶；贴标设备，本来是国产两贴标机，现在是从德国引进克朗斯四标贴标机。其他设备都得到了同步改造。通过装备更新，以标准的、先进的设备淘汰和代替简陋陈旧的设备，为产品上档次、质量上水平，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也为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创造了条件。
品质是一个企业的生命所在，“保质创优，实施名牌战略”，也是啤酒厂面临的又一个核心战术。
在建厂初期，大梁山啤酒厂就确立“酿制美酒，造福人类”的办厂宗旨，提出“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办厂方针，始终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发展企业的重中之重，紧紧抓住不放。同时职工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质量是名牌的基础和前提，但它可以按标准来衡量，而名牌不能按标准而定，必须在市场竞争中确立，在社会上形成。从而把质量意识与名牌意识结合起来，加深了对质量观念的理解，进一步确立以质量立业的思想，把抓质量、创名牌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建立和健全保质体系，使质量有个组织保证，这是我们最重视的方面。大梁山啤酒厂首先成立了公司质量管理委员会，由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分任正副主任；各厂和车间设立质量管理小组，形成公司、分厂、车间三级质管体系。同时，由总工程师办公室、分厂质检科和化验室、各车间和关键工种质检员，建立三级质量监督网络。不断完善各项技术、质量管理制度；经常对员工进行质量管理基础知识教育，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把质量好坏与员工的切身利益挂钩，增强大家保质创优的责任心；建立每月一次质量、安全、卫生检查制度和每周一次的评酒活动，使质保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
同时，狠抓质保环节，加强质量监测控制。啤酒生产有20多道工序，环绕质量这个中心环节，把好原料采购、过程控制、成品检验和信息反馈“四个关”。原料采购，坚决做到不合格的原辅料不进厂，更不允许不合格的原辅料进入生产过程。在过程控制中，梳理出粉碎、糖化、冷却、发酵、过滤、清酒、灌装、杀菌、贴标、包装入库等10个关键质量控制点，对每个控制点均定订有一定的工艺标准，并按标准进行检测控制。先由各班组、车间自查、再进行互查，重点环节由质检科专查，实行自查、互查、专查三级结合，环环扣紧、道道把关，绝不使漏过一关。一经发现不符工艺标准、有损质量的问题，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决不准不合格的半成品流入下道工序。已包装入库的成品，也必须经过最后一次全面质量检验，否则不准出厂。
大梁山啤酒厂由于重视质保工作，并采用德国先进的生产工艺和酵母菌种，还有得天独厚的优质天然矿泉水酿制，保质创优，获得了多次大将。至1998年，大梁山系列啤酒已获市及市以上名优产品奖57次。其中市优15次，省优20次，部优（含其他部门）19次，特别是在“92曼谷国际名酒博览会”“93慕尼黑啤酒节”和“95天津国际食品饮品博览会”上，经评委按国际标准严格检测评比，均获得了金奖。1995年，被农业部和内贸部分别授予中国乡镇企业名牌产品和中国优质名牌产品荣誉称号，1996年被人民大会堂指定为国宴用酒。1997年，经中国方师分任正副主任；各厂和车间设立质量管理小组，形成公司、分厂、车间三级质管体系。同时，由总工程师办公室、分厂质检科和化验室、各车间和关键工种质检员，建立三级质量监督网络。不断完善各项技术、质量管理制度；经常对员工进行质量管理基础知识教育，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把质量好坏与员工的切身利益挂钩，增强大家保质创优的责任心；建立每月一次质量、安全、卫生检查制度和每周一次的评酒活动，使质保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
同时，狠抓质保环节，加强质量监测控制。啤酒生产有20多道工序，环绕质量这个中心环节，把好原料采购、过程控制、成品检验和信息反馈“四个关”。原料采购，坚决做到不合格的原辅料不进厂，更不允许不合格的原辅料进入生产过程。在过程控制中，梳理出粉碎、糖化、冷却、发酵、过滤、清酒、灌装、杀菌、贴标、包装入库等10个关键质量控制点，对每个控制点均定订有一定的工艺标准，并按标准进行检测控制。先由各班组、车间自查、再进行互查，重点环节由质检科专查，实行自查、互查、专查三级结合，环环扣紧、道道把关，绝不使漏过一关。一经发现不符工艺标准、有损质量的问题，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决不准不合格的半成品流入下道工序。已包装入库的成品，也必须经过最后一次全面质量检验，否则不准出厂。
大梁山啤酒厂由于重视质保工作，并采用德国先进的生产工艺和酵母菌种，还有得天独厚的优质天然矿泉水酿制，保质创优，获得了多次大将。至1998年，大梁山系列啤酒已获市及市以上名优产品奖57次。其中市优15次，省优20次，部优（含其他部门）19次，特别是在“92曼谷国际名酒博览会”“93慕尼黑啤酒节”和“95天津国际食品饮品博览会”上，经评委按国际标准严格检测评比，均获得了金奖。1995年，被农业部和内贸部分别授予中国乡镇企业名牌产品和中国优质名牌产品荣誉称号，1996年被人民大会堂指定为国宴用酒。1997年，经中国方中夺得主动权。”
但是，这个困难无形之中也成了机遇。1992年，在县委、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又带领职工们以惊人的胆魄，抓住机遇，一举兼并了濒临倒闭的国营天明啤酒厂，把“天明”60亩地的厂区，7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以及一套年产啤酒5000吨的设备等全部并了过来，使“大梁山”插上腾飞的翅膀，实现了第二次创业。当年，就投入1000多万元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优势得到互补，产量翻番增长。1993年，啤酒年产能力升到6万吨，实产达43942吨，比兼并前的1991年翻了一番。1992年被国家企业划型组划为“全国中一型企业”，1993年被国家统计局命名为全国500家最大饮料制造企业之一。
1994年5月，组建成立浙江大梁山啤酒集团公司，经营规模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此形成以啤酒生产为主体、集麦芽生产、出口包装、塑料制品、彩色印刷为一体的经济格局，推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实现了第三次腾飞。当年啤酒年产能力达8万吨，实产61885吨，被中国企业评估中心浙江分中心评为全省食品工业最大经营规模企业之一。1995年，被农业部乡镇企业镇企业局公布为“中国饮料行业最大规模乡镇企业”100家的第12位，被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中国分部命名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1996年，啤酒年产能力达10万吨，实产74077吨，被农业部晋升为全国大型二档乡镇企业，第二年又被农业部命名为国家乡镇企业集团。1998年，啤酒年产能力达12万吨，实产80233吨，比组建集团前的1993年又翻了近一番。近7年的啤酒产量，平均每年以6512吨的速度增长，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的发展。
企业规模扩大，营销力量加强，市场也得到相应拓展。建厂初期只在厂内设一个供应部，配3个人；1985年改设销售科，增至6人；1991年成立宁海啤酒厂经营部，增至56人；1992年改名为浙江大梁山啤酒经营公司，营销队伍扩大100多人。后又增设了公关拓展部，加强经营公司的力量，并由1名副总经理负责。每年投入数百万资金，从人力、财力上予以保证。除利用电视广告、报刊报道、大幅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外，每年还举行一两次形式各异、突出重点的公关活动。如曾多次举办“新闻发布会”“大梁山啤酒有奖问卷”“大梁山啤酒市场调研”“万事发啤酒广告语征集”“北京‘大梁山杯’中国名人桥牌邀请赛”“庆‘五一’嘉宾联谊会”“大梁山系列啤酒品尝会”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广大消费者了解，认可“大梁山”，扩大了知名度。至1998年，经营公司有业务员150多人，营销网点遍布省内外50多个县市，产品还远销意大利、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历年啤酒产销率均在96％以上。酒以山名，山以酒名，“大梁山”饮誉城乡，扬名海外。
一个企业发展壮大了，那么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我坚持强化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大梁山啤酒厂从1985年的“一包五改”至1994年的分厂（单位）承包，都是坚持“包”字当头，“改”为重点，统分结合，以“统”为主的经营管理模式；1997年开始，实行集团公司与个成员企业以“分”为主的管理模式，集团公司是指挥中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运用计划、协调、综合、监督、服务五大功能，管好资本、人事、品质、技术四大环节，推进企业的发展，每个成员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法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他们始终坚持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把承包责任制与职工的切身利益挂钩，职责明确，赏罚分明，有利于调动成员企业和广大员工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为了强化管理，大梁山啤酒厂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我早在1984年就制订了厂纪厂规、职工守则，以及生产计划、技术质量、财务统计、设备物资、安全卫生等一些系列的管理制度，以后又制订了正副厂长（经理）和各部门的工作标准等，共379条。并在实施过程中反复补充修改，至1996年编印成《企业管理制度》和《工作标准》各一册，成为企业系统管理的全书。1997年，为配合“方圆”认证工作，公司按照GB/T19000工作标准要求，又编制了《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成为企业质量管理得纲领性文件。通过这些工作，重管理、严要求，使企业管理逐步走上了制度化和现代化的轨道。质量、节能、安全、卫生、物资、档案等管理工作，多次被评为县、市、省先进单位。其中1992年被省乡镇企业局评为七项管理基础工作先进单位，被农业部命名为全面质量管理达到国家标准单位。
等到管理达到一定效果以后，效益就出来了。赚钱是每一个企业的核心需求，也是每一个职工最想看到的成果。
由于大梁山啤酒厂加强管理，保质保量，精打细算，勤俭治厂，使企业效益持续提高。自1982年以来，累计生产啤酒54.83万吨，加上麦芽、出口包装、塑料制品、彩色印刷等，总计工业总产值107410．99万元，销售收入98742.81万元，实现税利19890．4万元，其中税金16840．74万元。另外教育费附加、农发基金、水利建设基金等398万元。税款和各项基金共计17238.68万元，平均每年缴纳税费1014万元。1987年以来，连续被评为县、市、省纳税先进单位。其中1989年、1993年为全县第二纳税大户。1995年被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八五”期间规模经济效益先进企业，1996年被国家乡镇企业列为全国1000家最高税利总额乡镇企业的第334位，为全省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之一。
职工收入也得到同步增长。1998年职工人均收入9728元，比1982年的385元、1990年的2200元，分别增长24倍和3.4倍。
效益很重要，但是人比效益更重要，真正要做到以人为本，以职工为本，关键在于领导。
大梁山啤酒厂为什么能够越众而出？为什么能够驰骋竞争激烈的啤酒市场？对于这个问题，大梁山集团公司领导深有体会：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企业的任何工作都是靠人干的，人的素质不提高，其他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关键在于领导。
企业的领导班子，必须是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敢于进取，勇于开拓，具有企业家头脑的好班子。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而且事事处处都能以身作则，齐心协力，团结战斗，为企业的发展而不遗余力。
从建厂到投产，从年产啤酒能力3000吨到12万吨，从乡办小厂到国家级企业集团，历尽艰辛，十九年如一日，倾注了我们全部的心血，才为企业创下了现在的辉煌，为企业美好发展前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领导作风正，自身过得硬，才能带出一支好队伍，形成一种好风气，建立一个好制度，开创一个好局面。广大职工主要来自农民，劳动在厂，户粮在村，亦工亦农，并能根据企业的需要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他们爱厂敬业，把“大梁山”的兴衰与自己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了集体观念，树立了主人翁思想，一心一意为办好企业而勤奋劳动。他们曾在企业资金困难时，主动集资投资，为企业分忧解难；他们积极参加岗位培训，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和技术素质，以适应企业的需要；他们严格遵守厂纪厂规，争做“四有”职工；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经常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企业献计献策；他们严格执行工艺标准，掌握质保环节，确保产品质量，为大梁山争光。
从整个大梁山啤酒厂的发展过程来看，它的成就很大，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很大。大梁山啤酒厂会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们都坚信：只要能审时度势，把好力度，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继往开来，保质创优，就一定能登上更灿烂的高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更好的未来。
（据《大梁山啤酒厂志》整理）
第五节 打造中国第一手套品牌
1991年，我与人合伙在宁波开发区创办了富田经济发展公司。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在1994年正式创建了富田集团，这是一家专业从事手套、袜子及其原料生产的民营合资企业。现有员工1100多人，总资产4.3亿元，总占地面积为36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厂房10万平方米，办公用房5万平方米，仓库5万平方米。拥有手套机、包装机等近2000套设备。集团共有宁波富田手套有限公司、苏州富业日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富贵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5家合资企业。2()02年在日本横滨、大冈二地设立了办事处，2004年1月，又在英国伦敦创办了分公司。产品远销日本、英国、法国等28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度，实现工业产值2．35亿元，销售收入2.37亿元，创利润1307万元，出口交货值1.85亿元。
富田集团连续荣获鄞州区重点骨干企业、外贸自营进出口先进企业、五星级企业、朝阳苗子企业、优秀民营企业、引进外资先进单位、工业生产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我们究竟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建立起自己的手套王国的呢？
手套、袜子是我们生活常见的日用品。在一般人的眼里，手套、袜子与服装、家纺相比，太不足挂齿了。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硬是把富田集团打造成了中国最大的手套生产企业。要像卖服装一样卖手套，让手套也时尚起来，打造中国手套业第一品牌。
1986年，我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政法系统工作。在机关工作了3个月后，我抓住了机遇去了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在信托公司，广泛接触了各类金融投资业务，也结交了诸多生意上的朋友，为下海创办公司打下了基础。
来到信托公司工作不久，当时有一位姓刘的投资者找到我，申请借款买设备创办手套厂。但刘先生当时没有任何的方案和计划，我尝试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帮助刘先生制订了详细的投资方案和贷、还款计划，顺利地帮助刘先生贷到款。那时写完投资方案，我就觉得手套这产业前景广阔。
在信托公司工作了3年后，1993年我下海到深圳创办了贸易公司，做深圳与宁波之间的细铁丝收购生意。那时深圳是特区，办贸易公司有很多优惠政策。我在宁波收购废旧细铁丝，运到深圳去卖，两地差价很大，深圳那时大搞建设，需求量大，这个生意特别好做。
在废旧细铁丝贸易中挣得第一桶金之后，我回到宁波，利用宁波设立保税区的机会，创办了富田贸易公司。
我涉足手套业可谓冥冥天意。那时，有一家姓孙的朋友办手套厂，资金周转出现了一些问题，我陆续借钱给他，后来他还不出，就用手套抵债。那手套有几十万打，放在仓库了没用。干脆就租了店面拿到门市部去卖。后来看看这个手套还挺好卖的，又了解到这个手套市场的行情。觉得手套的需求量挺大，生意还好做，客户资源也有，就决定进军手套制造业。
决定进军手套制造业后，我立即感觉到手头资金紧张。那时进口一台手套机就要1.3万美元，而且就日本2家公司会做。我要一下子进口200多台，哪来这么多钱？只能来个四两拨千斤。
我邀请这两家公司代表请到宁波来，分别住在宁波华侨饭店和金龙饭店，提出要采购200台横机（那时200台横机的规模在手套行业中属于最大了），然后让他们分别开价，分别谈判，反复以开价较低的公司报价给另一家公司谈。当时200台横机的采购量非常大，所以这两家公司都很感兴趣，我来回以两家公司的底价压低价格，后来压到5万美元每台，分别给了这两家公司各100台的合同。光是手套机的采购成本就省了一半。
在谈妥价格后，我与对方商定了一年期的远期信用证支付款项，当时宁波没多少人了解远期信用证，而远期信用证只需付保证金，就顺利地把价值200万美元的手套机购买下来了，使得手套厂可以先开工再还款。当时我选择用日元支付，因为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为1:79，是日元升值最高时，这样手套厂就可以先开工生产，获利后再付款。富田手套厂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盈利。而到了一年后付款时，因日本神户大地震，日元大跌40％，这样一来，从日本购进的设备成本降低了40％。
虽然工厂运转顺利，但一年内还是无法支付200万美元。也是运气好，当年世界银行在中国开展无息长期商业贷款，各地均可以申报。这12个宁波项目中，只有我们一家获得了国家审计委和外汇管理局的批准。我们顺利获得了世界银行2000多万美元的贷款扶持，一下子就还清了手套机的采购款。
从此，事业步入快车道。富田集团已拥有全资和合资企业8家，海外公司4家，投资控股25家规模手套工厂，是目前国内同行业中投资规模最大、产销量最多的企业。年产各类手套4500万打，推销总额5.3亿元。产品远销日本、美国、英国等2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占日本手套市场份额的25％以上，是日本市场上最大的手套供应商。2005年宁波福田集团与世界顶尖安全用品制造商巴固公司携手合作，成为该公司在亚洲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手套研发、生产基地；并成为世界手套协会中国分会的主席单位。
现在手套跟以前的手套概念和范围都不同了，除了我们平常印象里的保暖手套之外，还有各种功能型的手套，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手、什么样的职业，就要戴什么样的手套。手套用途广泛、是个日不落的产业。
与服装、鞋子动辄数百元、数千元不同的是，手套、袜子的单品夹着很低，一双普通手套只有不到50元的价格。这种局面让手套只能在批发市场、小商品市场混迹，很难进入大商场，开出连锁专卖店。但是我们经过调研，认为手套也可以时尚化，走品牌，连锁化经营道路。
中国手套业现在没有一个大众品牌的企业，我们将是手套业第一个做大众品牌的企业。经过调研，我发现，手套业由于单品价值比较低，而且手套产品没有形成系列化、时尚化，消费者对手套的消费次数有限，市场并没有得到深层次的开发，连锁化、品牌化经营对大部分手套业企业来说是“只赔不赚”，没有人敢喝“头口水”。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手套也可以做成时尚消费产品，专门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深度开发，比如在普通日用手套方便，我们可以做情侣手套、保健手套、护肤手套、纪念手套等等，让手套产品丰富起来，时尚起来，成为与服装一样具有美化、装饰的时尚消费品，不再仅仅只具有保暖功能。这样手套的利润附加值和消费次数也大大增加，手套的市场就大起来。
我们制定了方案，准备在各大城市中开出5000家手套连锁专卖店，先在长三角地区试验。“依依富田心、款款手足情。”通过手套传递的贴心贴身的温暖，以此打破手套地段经营的传统，开创中国手套业的新天地。
“手套连锁经营”只是富田战略谋变的其中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要实现从单纯制造企业向生产、营销、研发和品牌经营的全方位经营转变，成为中国手套业的制造中心、研发中心和信息中心，成为中国手套业的领头羊。”
为推进富田战略的实施，我们积极组建中国手套协会，并得到了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的大力支持。目前，中国百货商业协会手套行业分会已申报国资委和国家民政部及宁波市民政局，分会地址就设在宁波。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基本同意由福田集团制订五趾袜和部分功能手套的行业标准，成为手套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承办单位。
我们还会通过各种办法，纵向发展延伸、拓展产业链，横向整合中国手套成员工厂，进行品牌输出，吸收和整合国内同行工厂，将现在主营产品的六大类3000多款手套、手套机、手套原辅料继续做大做强，成为世界手套行业研发、生产、交易基地、行业学术交流和培训基地，行业标准测试、制定单位，成为产业链和投资为一体行业组合型企业集团。力争短时间内跻身世界手套行业第一集团行列，成为“世界手套工业城”，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小小手套享受到人间温暖的手足情。
富田的每一个人都积极投入到品牌的建设中，把品牌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概念来经营，在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是品牌这个无形投资产生更好地发展。同时，企业创建了完整的品牌管理模式，从原材料的采购到生产、流通以及财务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互相衔接，并有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与之匹配。在品牌建设中，积极参加申报创牌活动，富田产品被评为宁波名牌产品、浙江省名牌产品。
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富田人在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中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快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在运作中的相互渗透，共同发挥效应，使富田集团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从容应对。
（据陈杉中相关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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