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他的一生，是不是一个悲剧？幼时被誉为神童，垂髫之年中了秀才，然后又中举人、进士，入翰林院。方苞、李绂等名人对他青眼相加，于是，他年纪轻轻就名满京华。在翰林院的考核中，有人从中作祟，他被置为末等。他一气之下就回了家乡。从此，他在家著书立说或为衣食奔波。家境每况愈下，有时候甚至断粮。他自嘲，明三百年世宦之贫，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女儿早夭，儿子也先他而去，他极少人伦之乐。51岁时，他终于去跟他传记中的主人公们会面了。没有银钱下葬，最后，妻子卖掉了万卷藏书，才让他入土为安。 可是，他又是幸运的。他生前，没遭文字狱的大劫，除了那句“为我讨贼清乾坤”招惹了一点小小的风波外。好友杭世骏扣压了他的《鲒埼亭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客观上保护了他。三百多年后，他家乡的学者评价他“以乡邦文献这样狭小领域的研究而跻身于全国大家之列，在学术史上绝无仅有”。“史学大柱”、“布衣太史”、“班马之后第一人”、“浙东学术的最后一块丰碑”……他的学术著作和史学精神，是浙东文化的瑰宝，后人采撷不尽。 成，是因为性格；败，是因为性格；贫困潦倒，是因为性格；名垂青史，也是因为性格。 我常常想，全祖望，这位别号谢山的人怎么会有如此耿介狂狷的性格？这是不是可以上溯到他的祖上，可以关联到他所处的这方地域？全家系南宋宗室两朝戚畹，但却耻于“女壮门楣”，拒不做官。他的曾祖、祖父、父亲，是明朝的遗民，身怀亡国之痛，拒不做清朝的官。他的族母，就是抗清志士张煌言的女儿。到他这一代，距离明亡已经六十多年。他私淑黄宗羲，从《明夷待访录》那种进步的史观来说，他不再纠结于“华夷之辨”，但是，内心深处，那种民族意识却是一颗茁壮的种子。而且，浙东这块人文渊薮之地，自南宋以来，就是才俊辈出，楼钥、王应麟、淳熙四先生、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万斯同……这些大家治学的严谨和对故国的忠义，深深地感染着他。 从表面来看，他在仕途铩羽而归是因为他和李绂交好，因而得罪了李绂的政敌——权贵张廷玉。可是，实质上，还是因为他性格中的某些东西。有谁，会像他，在清王朝文网罗织的情况下还要为明朝的忠臣义士树碑立传？又有谁，刚出道时就敢于向大家方苞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还有谁，敢于批评自己崇敬的老师黄宗羲，说他后期的文章玉石相杂？在绍兴蕺山书院讲学，他因太守杜甲偶有失礼愤然而归，最后诸生重资来请他也绝不再去。而彼时，他家里都快断炊了。他的性格，迟早要把他推向仕途的反面。 仕途受挫，他潜心于研究。他续修黄宗羲父子的《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又将答弟子董秉纯、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疑义录为《经史问答》10卷，撰《鲒埼亭集》38卷。阮元说：“尝谓学、史才、词料三者得一足传，而祖望兼之。”虽贫病交加，他仍是著述不辍。他如此爱惜自己的羽毛，绝不写一些不该写、不该留的应酬之作。“儒者之为文也，其养之当如婴儿，其卫之当如处女。”他说。他毫无功利地写晚明浙东人物传记，搜集遗闻轶事。他数次去扬州凭吊史可法衣冠冢，最后写了荡气回肠的《梅山岭记》。他又去燕子矶金山寺寻找张煌言当年的题词。一个管道复的后人，携带他父亲的残稿来售，索白银四两。眼看日已近午，家中尚无米下锅，又哪有四两白银？正当他忧心之际，恰有杭州来客送来友人龚明水的书信和馈赠的白银，刚好四两。他二话不说就将这四两白银给了管道复的后人。他还特地托去台湾任职的张湄搜求沈光文的遗著，从而作《沈太仆传》。对于李香君这样的青楼女子，他大加褒奖。但是，他并不狭隘。他敢于指出明崇祯帝的不是，同时对收复台湾的姚启圣充满敬意。 他著《鲒埼亭集》，颇有司马迁的风格，文采卓然，许多人物碑记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散文，笔法腾挪多姿，寥寥数笔，人物形象如在眼前。有人说他的文章不合度。著名学者陈平原却指出，他大气、芜杂，那就是史家之文和文人之文的区别。文人之文重法度，讲究严谨、精致。可全祖望在文中臧否人物，纵横古今，酣畅淋漓，棱角毕露，真正是“风骚驱使古人书”。他所记录的这些忠诚耿介之士，就是浙东的精魂所在。他所收集的乡邦文献和遗民逸事，填补了正史的空白。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践行他的学术理念“经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