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人物史，有一些是可以按编年来写的，有一些是不能的，必须按专题来写。公众社区史，重要的是不同类型人物故事的呈现。个体是群体意义上的个体。群体史的观察，须通过个体来呈现，个体史是解开群体史的钥匙。大学生名录、退役军人名录的意义即是如此，可以将村产大学生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人才，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第一节／人口变迁
  1986年时，当时鄞县曾要求做过各类数据统计。下面是张吉安会计做的1962—1985年藕池村人口统计，因为数据清楚，我们就将图片放在下面了。
  从以上表格可知，户数由129至265户，总人口由496至787人，总的趋势是不断增长，增长了近一倍。
  第二节／教育升学
  一、幼儿园
  张志娣说：“我大概是1958年办幼儿班的，二三个老婆婆弄饭，我算是老师了，教教他们写字、唱歌。一开始有好多小孩，最多的时候有40个，有的读了一段时间就不来了。幼儿班是全托的，大人比较担心，有的小孩容易生病。因为村子大，一个村会有老婆婆。那时候就是在一个庙里，我们也办了很长时间。后来在孙家堂沿了，那地方是新的楼房，比较干净。那时候只有十多个人了，不到20人。实际上就办了一年多一点，我从17岁做到18岁，下半年就结婚了。”可见，这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的产物。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藕池村是没有幼儿园的。藕池小学，有一个学前班，承担了部分学前教育功能。直到1995年藕池新村建设时，才建起了藕池幼儿园。从此，藕池一带有了正规的幼儿园。
  二、藕池小学
  藕池的小学，民国期间就有了，当时是办在藕池庙里，如江根星就在此小学读书。1943—1946年，徐名侠也在藕池小学读初小。那时候是俞福泰（1927－？）当老师，1950年档案称，他居住在藕池庙中。
  1957年时，与方家耷村合并成一个学校，称方家耷小学，因地点在沙塔庵中，也被称为沙塔庵小学，据张信良档案，1959—1961年，他在沙塔庵小学读书。当时老师是俞福泰、范平、王维岚。
  1965年，村里不让范平教书，让他去姜苏村插队劳动了。这年9月，吴升月接任老师。吴升月说：“我是1965年由藕池村党支部推荐到藕池小学做民办教师的，1965年9月开始的。我老头家就是在藕池村，原来我们两个人都在外面工作，他在镇海中学做人事秘书，我在城关三小做代课教师，后来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回乡支农，他从镇海中学下来，我从城关三小回来，1962年我们下乡参加藕池村板桥生产队，他务农，我做家务。我1965年进小学，原来与方家耷村一起的。”张国章说：“我是1965年上小学的，那时候上学是在方家耷（聚福）庵里读小学，那时候还没有藕池小学。读了半年以后，就到藕池头庙里读书，那时候藕池小学开学了。”
  1966年2月，两个村小学分开了，藕池小学设在庙里。吴升月说：“藕池小学只有我一个人，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复式班教育。最开始没有教室，就是藕池头庙的厢房做教室，一个教室，四个班级。学生有三十个左右，在同一个班里，一年级几个、二年级几个、三年级几个、四年级几个。那时候一节课是一个小时，上课前要备课，比如说这一节课重点是一年级的，那二、三、四年级我就先布置作业，让他们做作业，我先讲一年级的课，讲好了休息15分钟，一年级做作业，然后我讲二年级。他们上课是听两遍，一遍作业一遍讲课。有时候二年级的东西，一年级也听懂了，学得快的学生，他说老师这个你讲过，我懂的，但是学生进度都不一样。老师没有空，很辛苦，一节课四个年级都要讲课，不然的话，让学生整整做一个小时的作业学生也很烦，而且课程也讲不完。那时候上一天的课，一天到晚都要讲。还有活动课，老师可以轻松一下。语文、数学上完，第三节比如说画画，一二年级画这个，三四年级画那个，这个时候的老师是万金油，画画、唱歌、体育都是自己一个人教。主课就是语文、数学，没有英语，画画、唱歌、体育是有的。上午三节课，有两节课嘴巴不能停，一直讲，第三节可以放松一下，比如说画画，讲的地方就少了，活动课让他们自己去活动，唱歌课，那时候也没有风琴，就是用嘴巴唱唱歌，后来风琴买来了，自己也轻松一些，学生也爱听。那时候讲课是用宁波话讲，不用普通话。”这就是典型的乡村教师生活。
  吴升月说：“1967年‘文化大革命’对学校也有影响，经常要去开会。不过我们是小学，该上课还是上课，外面也不怎么走出去。那时候只有星期天休息，周一到周六都是上课的。后来半工半读，半天读书，半天做凉帽了，那时候学习抓得不怎么紧。当时是全日制，就是下午要弄一节劳动课，做凉帽，勤工俭学，不上课。后来，有两个老师了，就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课堂。1971年，造了两层楼的房子做学校，这就是新学堂。这个学校是我老头画图纸，叫师傅来造的，有两层，是1971年村里出资造的，一直到1995年才搬到藕池新村的学校。
  “1972年时，方家耷小学又合并到藕池小学，有了三个班级，六个老师。两年后，方家耷小学又合并到礼嘉桥小学。藕池小学又独立办校了。其间，代课老师来了很多，最多时有三个老师。1980年初，因为缺师资，又叫来了范平。80年代后期，公立教师调过来一个，就是丁贻德。1965至1980年，由村里发工资，每月只有28元。1988年转正为国家老师的，工资加到40元。
  “村里人基本上都在这里读的，有些住在外面，在外面读的也有，住在藕池的都在藕池读，大多数都是在藕池读。1962年下放来，21岁到藕池做民办教师，现在学生最大的有63岁了，我教了三代。”
  根据档案，1983年前后，姜善庭也做过藕池小学代课老师。
  姜锡岳说：“我是1968年从部队回来的。当兵回来后也没有什么事，村里没有老师，就叫我去学校了。我说我当不来老师的，但是没有办法，村里叫我去做，我就去做了。我对学校的事情不感兴趣，就是把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给他们搞军训，像李小平也是我学生。当时有二十几个人。我搞军训是可以的，我是部队里出身的。但是教书这个活没有干过，不知道怎么做。我当了一年多，后来其他老师来了，我就不肯去做了。”
  张国章说：“藕池学校那时候条件很差，只有一个老师，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只有一个老师。那时候读书很艰苦，老师来不及讲课，就分配作业，一年级抄30遍课文，那时候读书生活比较困难。后来我到布政中学去了，藕池村只有我一个人到布政中学读书。我读书总体来讲还比较好，有的人是读不起，有些人是不会读，学习成绩跟不上。”
  李小平说：“我们读书有好几个学校，我1963年出生，1970年上学，1971年新学校盖好了。我们读了一年，读书就在靠庙南面的底下，那时候读书的人比较少。1971年拆了庙，重新建造新学校。那时候一年级学生分开了，藕池的人就在藕池读书，板桥的到板桥读书。那时候在农村的仓库里读书，我家门口有个洪家堂沿，生产队把里面的东西都收去了，这个地方就空了，就在这里读书了。当时是姜锡岳来教我们一年级。
  “新学堂就是指1971年建的学校。有一个五角星，1971年，写得很清楚，建得很漂亮的。新学堂长度是24米，楼上一间是医务室，隔壁是吴老师和丁老师的办公室，大通间有8米，后面还有一间，那时候三四年级一间，五六年级一间，有两个教室。下面一楼是一二年级。房子是24米乘24米，楼上楼下，阳台是木头阳台。下面一个是乒乓室。旁边还有一个大会堂，村里造的，用来开会的。
  “到新学堂读书，就两个老师，一个是吴（升月）老师，还有一个丁（国昌）老师，是从（段塘）丁家来这里教书的。二年级，就流行讲普通话了，吴老师不会教，由一个上海的知青来教普通话。她叫胡容娣，在藕池有亲戚，我们叫她小胡老师。她落户在村里，村里给她一个小房子住。她是新学堂造好以后来代课的，代了四五年总有的。那时候就是她一个人教普通话，教了没几次，那时候刚刚开始学普通话，也算早的。后来，‘上山下乡’的人可以回城了，1978年她就回去了。四五年级要到礼嘉桥小学读，我读了两年，就没有读了，回家种田了。”
  张吉峰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幼儿园的，只有一个学前班。一二年级、学前班一个教室，楼上三四年级一个教室，老师上课先上一年级，下半节课上二年级，两个年级分别坐在一个教室的左边和右边，讲完之后，就做作业。村里的学校也只能这样子了。我们还算好了，有的地方学校都没有，还要去别的地方读。我们只有四个年级，五六年级要到礼嘉桥小学去了。办一个学校成本太高了，同龄的孩子就这么几个，一个年级就两排，才十几个人。我们那个时候小学有吴（升月）老师、丁（国昌）老师，只有两个老师。一开始是一个，后来二个，再后来是三个。从我们三年级开始就有三个老师了，老师也就一间办公室。那个时候是没有操场的，要跑步的话，就在机耕路上跑，从这头到那头，大概50米，是比较简陋的。”
  吴升月说：“1993年，藕池新村开发后，外地买房子的人多了，学生也多了。藕池村与房产公司出资造了二幢三层楼，作为新的藕池小学。1995年，学校迁进新校区。村校变成完小，有六年级了。原来的藕池小学是初小，只有一到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要到礼嘉桥村。成为完小后，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到布政中学。师范生也来了，有12个老师，学生也有200多。上面让我脱产去学习了一年，教育局任命我为校长。师范生质量很高，工作都很努力，所以每次统考，我们成绩都很好。后来到鄞县中学考试，我们6个学生参加考试，成绩也很好，后来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有5个考到鄞县中学，他们喜欢我们学生到他们学校去。1997年，我正式退休。退休后，又干了2年，1999年才正式离岗。”
  三、代课老师
  徐亚晨说：“我1959年出生。家里兄弟姐妹多，我上学比较晚，10岁才上学。那时候村里女孩读书很少。一个年级只有11个人。当时是复式班，一二三四年级在一起的，老师先教一年级，然后做作业，轮到给二年级上课，三年级一边做作业一边也听课了，老师讲课也讲不过来，也教不过来。我们二年级有8个人，那时候四个年级加起来只有三十多人，有些人读了一段时间就不读了，到生产队去做农民，年龄小，就安排放牛，人是越读越少。我们上午两节课，下午劳动课比较多，农忙时还要帮助农民拔秧、拾稻穗。放学回到家里要做凉帽，上午11点放学做凉帽，做到12点半再去上学，凉帽做来卖掉，可以交学费。那时候都在生产队里劳动，下半年分红，多的人有几十块好拿，没有的人还要找生产队借十块、二十块。那没有钱怎么办，只有自己做凉帽去交。那时候是浙江省统一教材，现在是全国统一。
  “那时候布政中学刚初中升高中，名气还是古林中学大。初中，有十个名额可以到古林中学，老师也很客气，把我排进了。1978年，高中毕业。我先在礼嘉桥小学代课，接着是藕池小学代课，在藕池小学代课是1979年或者是1980年，代了二三年。在藕池小学代课时，我们在整个布政二年级语文考第一名。”
  姜芬琴说：“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学校就在藕池的周边，有时候也到那边去。老学堂也读过，老学堂是一个庙，我到新学堂已经是四年级了，这个新学堂也是我们亲手给它造起来的。造学堂的时候，那些砖头都是我们学生一块块递上去的。以前我们读书，不像现在任务这么重，经常一节课就学一句话，很简单的。我去上学已经很迟了，已经10岁了，我们村里读书的人很少，一个班级是10个女孩子，男孩子一个都没有的。小的8岁，大的12岁，多数是10岁、11岁。这10个人是动员来的。如果你没有读书的话，晚上要读扫盲班的。我姐姐没有读过书，就是晚上读扫盲班的，晚上在仓库里读的。读到二三年级，上面一班有两个男的留级了，所以我们这个班2个男的10个女的。以前办了扫盲班，可能有的年纪会比较大，我们这个班后面的学生，年龄都正常了。读到小学毕业，十五六岁了，自己也懂事了，社会也发展了。我老爸倒是认识字的，在旧社会读了四年级，所以算是有文化的人了，看了很多书，小时候老是给我们讲历史故事，什么薛仁贵之类的。我老妈不识字的，等小学毕业，我老妈说：你也不用读了，你前面的三个姐姐，一个没有读过，一个读一年，一个读两年，你也够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懂事了，我说我要去读书。你读书，人家没有读书，草帽也是一天做两顶帽子。我说我去读书，我给你做一顶半，我可以晚上做。这个时候形势也发展了，老妈也没有怎么阻止我，我就去读初中。初中读好以后，社会更进一步，自己的思想也有了，就去读高中了。我们村里的人，我们这个班有两个人去读高中了，一个是我，一个是徐亚晨，还有一个读初中的姜丽菊，她可能高中没有去读，读初中的就我们三个人。那个年代，高中毕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村里当领导的这些人，文化程度太低了。下面一届还有两个女的是高中生，一是大队长徐定良的女儿徐贤君，还有一个是徐亚芬。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一代的人，包括60年代的人，识字的人很少，有文化的人很少。”
  四、升大专、本科
  说及藕池小学毕业后较为出色的学生，吴升月说：“早期是姜芬琴。戚建军是藕池村90年代的大学生。张忠杰考进大学了，现在在外面工作。洪康华的两个女儿很乖，姐姐洪海微在房地产公司，妹妹洪小微是鄞州电视台的编辑。姚亚苏考到了北京语言大学，现在在北京工作。徐伟祥是杭州铁路局医院外科第一把刀，我们村里两个人找他动手术也动得非常好。我教育他说，外科医生这把刀要抓好，技术要高，给别人救命的，态度要好。”
  姜芬琴说：“我弟弟（姜国城）好像是村里第一个去读大学的。他当老师当了7年，后来下海了。最开始在望春中学做英语老师，班主任做得很好。那时候的望春中学算是比较好的中学了。当时他很年轻的，说老师不做了，下海去了，跟了一个学生的家长，到学生家长那边去打工了，扔了铁饭碗去经商了。那时候是90年代初。我们这个村，普遍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后来冒出的人才也很少，比如说经商生意很大的，或者当领导很大的，这样的人才也是少的。”姜国城说：“我家里面最小，1972年7岁上小学。小学读了五年半，1977年7月，小学毕业。初中是在布政中学，1980年毕业。高中是在古林中学，1982年毕业。1982年考上宁波师院英语系，1985年毕业，分配到鄞县望春中学，现在的同济中学。1985年到1992年，教了7年。我1985年宁波师范英语系毕业，分配到望春中学，刚刚去教书的第一第二年，我是非常非常投入的。我从初一开始是做英语课代表的，有时候英语老师叫我一起去批改作业，那时候改作业用红墨水的笔，如果有一点红墨水沾到了手指上，被同学看到了，好像还很光荣。那么小的一个事，对我自己内心是有触动的，好像做老师也蛮好的。后来考了大学，因为总的分数不高，是师范大学最后一批录取的，但是对我们农家孩子来讲，对我爸妈来讲，能够考上大学，从农民变成国家的人，也是一件很大的喜事。我在1985年、1986年、1987年这三年是全身心工作的。第二年，我是当高三文科班的班主任，高考成绩出来，是望春中学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以前都是没有人考进大学的。我这个文科班一共42个人，考进了24个。1987年年底，学校里面评先进教师，我们文科班是5位老师，这5位老师，要么就是年终评上先进教师，要么就是在年终大会上有表扬，唯独我没有。那时候人单纯，才21、22岁，这件事情对我纯洁、朴素的情感打击是很大的，用现在的一个词语去表达，好像是我被忽悠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学校的看法就有点转变了。接下去就对教书的热情也一般般了，没有像刚刚开始那么投入了。到了23岁，开始找对象了。我认为做老师这个行业不好玩，也没有我想要的东西。”
  姚亚苏，女，1992—1996年，北京语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2005—2008年，获得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服务于中石化、爱立信、索尼爱立信、文思创新、联合能源集团等公司，在大型央企、大型外企和美国或香港上市企业均有就职经历，管理幅宽涉及人力资源、行政、IT、企业资讯及政府公共关系等领域。现任迈世科技副总裁，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在汽车、钢铁等行业的产业落地。同时担任清华大学xLAB创业导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职业发展导师及MBA入试评委，国资委职业经理资质评价项目面试评委、北京中外企业人力资源协会委员、人力资源认证课程及职业提升软技能等课程讲师。热心公益，发起五米公益（中学生及家长公益群）与一步阳光。
  牟洁琼说：“我小学在藕池小学，初中在实验学校。高中的话在五乡中学，然后又转到了鄞州中学。那时候就是觉得我爸妈对我挺严，我在六年级就学完了整个初中的课程。初三，就把高一的学完了。然后，我要去外面，也要自由一点，就到了英国。我喜欢设计，是学设计出身的。我在武汉读了一个合作班，读完语言，就直接去了英国，在英国本地考一个大学。我研究生读的是传媒经济，还有一个专业是财政金融。其实，你要在国外找寻自己的一片事业天地是特别难的，最好的发展的地方就是中国。中国正在发展商业企业，市场最大，就回来了。”
  张富华儿子张瑞翔，1997年，辰卿小学毕业。田莘耕中学初中毕业。高中在姜山中学读。2008年，考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俞云华的两个女儿也是大学毕业。长女俞红，田莘耕中学初中毕业，在鄞县中学读高中。2008年，中国地质大学毕业。2009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双学位。2009年，到英国约克大学读商务。目前在方力集团做国际销售。次女俞丹，田莘耕中学初中毕业，高中在同济中学。2011年，在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读环境科技。2015年毕业，在首南小学当老师。
  2019年毕业的大学生孙怡，绘制了《游园惊梦》。
  第三节／参军退役
  徐森林说：“那时候当兵要兄弟多一点的人去当的。我算是独养儿子了，当兵轮不到的。那时候去的人很多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喜欢当兵的人多。”
  一、志愿军
  1951年，徐信华、戚阿毛、洪志康参加志愿军。1952年5月转业，徐信华、戚阿毛回村，从地主张阿存家各分得一间楼房。于是，徐信华一家从姜苏迁居板桥。竺信翠因为长子吴善良参加三五支队之功，也分配了一间楼房，与次子吴祝庆居住于此。俞阿秀说：“老头叫徐信华，以前也是种田的，做铁路也去做过两年。以前做过生产队长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自己也在外面跑，他不会阻止我，我也不会阻止他，老头在结婚前就去当过兵了，当兵回来了才结婚的。”
  洪志康，1951年至1955年参军。1956年以后，在家务农。
  二、姜岳祥
  姜岳祥说：“因为我1955年3月当兵，1959年回来，在部队待了五年。这段时间我不在村里，谁当村主任不知道。后来杨文林也来当过书记，来了两三年，这我也是听别人讲的。杨文林是1958年来的，1961年8月走的，接下来就是老江书记。等我回来是1959年7月，本来1959年3月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因为新兵没有到，所以连队说不能走。等新兵进来训练好以后，我们才好回来。我在舟山当兵，是海军。当兵当了五个年头，有四个整年。我们当兵的就在一个山里，跟老百姓不搭界，跟其他军也不搭界，如果要出去买东西要走八里路。老百姓逢年过节进来慰问，首长接待一下，几个钟头就走了。我们很团结的，无论是外面还是里面都非常团结。”
  三、徐树芳
  徐树芳，学名徐名侠。1936年10月。1943年至1946年，在藕池小学读初小。1946年至1949年，在石碶镇中心小学读高小。1949年至1950年8月，在家务农。1950年9月至1954年6月，在鄞县第一中学读初中。1954年7月至1955年10月，在家务农。10月26日，由姜岳海介绍入团。1955年11月至12月，应征入伍。1956年1月以后，在东海航队航标队当兵。1958年起，为文书、班长。1958年12月22日进入预备期，次年入党。1960年起，为海测大队分队长、副队长、队长。1961年结婚。1964年9月至1965年9月，参加宁波航务局的四清工作组。1970年起，为海军航海测绘中队副中队长、中队长。1982年起，为镇海航标处筹办处副组长、副主任。1989年至1991年，为副书记。1991年5月起为调研员。夫人吴冲菊说：“他人会做，思想好，不贪人家的东西，部队里的东西一点都不拿的，以前造房子什么的，他也不要，这点好。”
  四、张富昌
  1958年，张富昌。张加昌说：“我的二哥1958年18岁去舟山当兵了，当了6年，在1965年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在藕池做工。他是陆军，当警卫员，做到副排长。”张富昌说：“我在部队做过的工作很多，最早做了一年炮兵，然后做了三年警卫员，最后去小食堂相当于干部食堂，做到退伍。我为什么当这么多年兵呢？我领导是想给我提干，但是成分有点问题。后来转业的时候，我属于干部转业。因为我在机关食堂，专门跟领导打交道。后来参谋长说没办法，委屈你了。国家规定义务兵三年，我当了六年，1966年3月转业。”
  五、姜锡岳等
  1964年，姜锡岳、姜全法。姜锡岳说：“当兵是在舟山，我当了副班长。去时22岁，我当了4年零6个月的兵回来。我因为是侦察兵，也算是特种兵，要保护首长。”
  姜全法，1964年到定海参军。1968年退伍。
  杨国平说：“我1979年高中毕业，在藕池村种子队待了一年。1980年，当兵去了，在辽宁益山，我是机械工程兵，建设鞍山钢铁厂。1982年，国家裁军100万。1983年1月，我就回来。”
  张利华，1969年至1975年，在藕池小学读书。1975年至1977年，在礼嘉桥小学读书。1977年至1979年，在布政中学读初中。1980年至1985年10月，在部队服役。1983年11月30日，入党。1985年10月起，在翻砂厂上班。
  崔国存，崔述芳儿子，初中毕业以后曾在藕池小学代过课。19岁（1978）到武汉当通信兵。因为得到连长的信任与帮忙，退役后被介绍到武汉国税局工作至今，担任领导职务。他是村中当兵退伍后在城市安排工作的二人之一。
  张加洋，初中毕业以后，20岁去哈尔滨当兵。回来后，去了布政第八布厂。1999年，当了布政第八布厂厂长。
  第四节／在外工作
  一、姜芬琴
  姜芬琴说：“我是乡政府1983年12月招聘的。我1978年高中毕业，毕业后当了两年村里的小学老师。在陈横楼，就是藕池隔壁的村。我的理想，就是当老师，但考大学时差了13分，没有考进。老师知道我成绩很好的，就推荐我到隔壁的村当编制内代课老师，教的是四年级、五年级。当时学校搞复式班，我教语文、音乐课，教了两年。我们年纪轻，家里也没有什么事，一心教育孩子，就在那住着的。有一位成绩很差的学生，他说话也说不清楚的，我看他很可怜，每天都很关心他。我们把学生成绩都搞上去了，统考的时候，全公社的年级段都考了第一，两年代课都考了第一名。支部书记认定我教书很好，叫我教下去。
  “但等到第三年，师范毕业生要分配了，支部书记就去讲了，我们不要师范毕业的老师，我要这个人做老师。教育局说不行的，后来到了公社广播站、文化站工作。后来我协助妇联办了一个幼儿园，我就去了幼儿园，工作了两年左右。
  “那时候乡政府办了一个鄞县床单厂，是鄞县经委办的，是大集体企业。其实也是乡镇企业。我到床单厂去了，做团总支书记兼人事工作，还兼任公社的团委副书记。1980年来招干的，招干的人问我：你高中毕业后在做什么？我说去教书了，那人听了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招干的硬条件是要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其实招干的人已经在大队长、生产队长那里去问过了，他们都说我参加了两年劳动，因为我这两年生产队劳动期间还在读高中，就是放暑假时参加双夏工劳动，还评了10级（最高评级级别）。按照我们村妇女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习惯就是双夏劳动了，那应该可以算我参加两年劳动了，但我的回答不对，就错过了招干的机会。第二年又来招聘了，我已经到了床单厂，第一次是招干，直接提为国家干部了，这次是招聘的，户口是不转的。正好我那天不在，到东钱湖开人事工作会议，我的厂长把我留下了，他就说，这个人我们不放的，我们要培养她当副厂长，这样机会又溜了。等到1983年又来招聘了，终于被招进去了，是乡镇团委书记。那时候的团委书记做的工作，都是青年突击队、青年义务工，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做北仑铁路，那一条铁路全部是我们年轻人用翻斗车把土拉上去的。现在机械的工具多，不用那么辛苦了。到1985年，我当上了妇联主任了，那个时候已经叫乡政府了。妇联主任和团委书记感觉不一样，团委书记的工作就是要找点事情做做，妇联主任面向的是很多的工作平台，如五好家庭、美好家庭、幼儿教育等，本身这个载体是有的，你把政策落实好就是了。那个时候，村一级的妇女主任都是老同志，都是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老同志，没有文化的。我这个时候还是很年轻的，二十几岁，他们老是讲，姜芬琴，你当妇女主任老是要我们做这么多的东西，要搞什么活动，我们搞不好的。以前的妇女主任，邻里有什么事情，去做做工作就好了，现在不一样了。后来我们的妇女工作，每年评上区里的先进，在县里也是先进。1985年，我被评为浙江省三八红旗手、县十佳女干部，要到省里去做报告。1987年我当乡组织委员，1988年当乡副书记。组织委员和村书记的工作主要是抓村级及企业的班子建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村的班子，跟每一个企业的班子，都建设得很强，支部书记和厂长，责任心很强，工作也很扎实，比如我们开会，有一个党日活动，每个月20号，所有村里的支部书记、企业的支部书记，都要参加。以前他们认为，党日活动是政治性学习，老是要迟到早退。我给他们举例子，如果我们每次党日活动，你把它当成我要乘飞机去，你还会迟到吗？你要是迟到了，你不就是坐不上飞机了吗？我说从今以后，每个月的党日活动，要是有特殊情况会通知更改日期，没有通知说明要按时执行党日活动，以后如果谁再随便请假迟到早退要支付200元工作经费，那以后这个党日活动坚持得很好。1991年我当乡长时碰到了一次群众上访的事，包家村办了一个做地砖厂，烟有污染的，我们这个时候已经不种本地的席草了，种日本的蔺草，日本蔺草种好以后，做榻榻米，销售到日本去。当时5、6月份，蔺草已经长得很大了，那个有毒的烟冒上去以后，空气被污染，蔺草的头都焦掉了，一截没有了，席子也做不了了，因为太短了，那村民都要来上访了，这个事情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个时候党委书记说，乡长你先去，你是管实际工作的，党委书记是管党务为主的，你先去跟他们说。我与上访的群众说，你们派几个代表，其他的请放心回家，等待消息。我们把农机站的专家也请来了，我说这个空气会不会影响蔺草是要分析明白的。分析下来，大气问题肯定是第一原因，那让他们厂里适当拿出来一些钱赔偿一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两个村的支部书记闹矛盾了，吵得不可开交，吵到乡政府来了，我给他们做工作，后来两个支部书记很要好了。其实当领导干部，也是要接近他们，了解他们，才能给他们解决问题，实事求是地给民众干好工作，不要回避他们，他越当你不关心他们，越是有敌视心理。我们原来住在乡政府的，老百姓跟我们很亲近的。那时候上班，不是可以每天回家的，我们党委书记规定，一个星期六天只能星期三回家一次，其他的时间都住在乡政府。以前我们办公都是这里，一个办公室，后面有一张床，很简单的，每天住在这里的。一到晚上，我们没有事了，附近老百姓都会来的，跟我们一起聊天。氛围很好，不像现在下班了就下班了，我们没有下班的，到这里就是回家，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是这种感觉。这也很多年了，后来到了撤扩并才有一点改变了，下班了以后大多数人就回家了。
  “1992年12月，我调到文化广播电视局，党委书记调到区府办当主任，我到文化局当副局长，我比较爱好文艺这方面，就叫我到文化局去了。1992年到2000年，差不多有9年的时间，我也爱上了文化局。我们原来有8个直属的事业单位，摊子也很大的，我是常务副局长，分管文化市场与专业文化。刚刚是文化市场兴起来，文化局跟人家搭界的地方很多，参加全县开会的事情很多，每个星期有两三次开会。这个时候，卡拉OK厅、舞厅、溜冰场，这三个东西兴起很快。这个时候文化市场检查的任务很重，我们每天有空就去检查，后来又扩大到印刷企业，印刷企业也是我们管的，主要管的是许可证。1997年文广局分成了文化局和广电局，我留在文化局。1993年9月到1995年1月，我去杭大读书，县政府组织的30人，都是副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我是班委，读了两年经济管理。2000年到2001年，调到体委工作。一年的体委工作，刚好遇上了宁波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我们体委共十位同志都做得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也非常团结，结果获得了宁波市第十二届运动会金牌总数和总分双第二的成绩。
  “2002年1月我被调到区政协任秘书长，到2010年的5月，退到二线，我也很热爱政协工作。秘书长是一个大管家，政协机关工作也要安排好，比如说一年要做的工作计划、每月主席会议主题和每季常委会主题以及政情交流会监督视察、调研等活动的安排策划等。另外为充分发挥委员的智慧和热情，我们给委组和委员一年工作也有一基本考核，有7大方面的内容，比如调研、社情民意、提案、视察学习等，委组和委员都有责任感和荣誉感，积极性高，考核先进的会在政协会上做表彰。
  “从事行政干部算起来也有35年，其实我的工作经历还要长一些的，因1978年至1982年不算工龄。要说有什么感悟，当一般干部我的感悟是，勤奋工作，勤奋学习，有勤奋才有做出工作出成果。只有勤奋，没有创新，可能成果也要事倍功半了，在我当团委书记、当妇联主任、当组织委员、党群书记、党建工作，一系列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先进，所以当时在区里、县里，都把我们当成榜样。曾经全区的组织会议、党群会议，都到我们这里来开现场会。
  “走上领导岗位后我的感悟是，勤奋工作，勤奋学习还是必需的，同时要关心爱护培养你的下属，让你的下属成长成才，当你的下属工作做得不好不满意时，不能凶巴巴的，一定要用爱护他帮助他的心态去指导他，让他的智慧也发挥出来。没有积极性我想这个领导也没当好，古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讲这句话的，为什么伯乐不常有？我想伯乐也是常有的，但是伯乐的心态不好，就变成了伯乐不常有了。第三感悟是要与人民心贴心，当时我们做工作，和老百姓也是很接近的，很好沟通，很好说话的。我们的基层组织是村委会、村支部，村一级的班子也建设得比较好的，老百姓有什么事通过村、镇都可以解决好的。”
  二、徐信定
  吴升月说：“他1936年出生的，他妈妈一个人带大三兄弟。1944年至1950年，石碶小学毕业。人很聪明，一笔字写得很好。石碶小学毕业以后，就跟阿哥种田。1954年10月，到藕池乡信用社做会计了。同年入党。1955年20岁，当信用社主任。1958年10月，大办钢铁，调到鄞江桥钢铁厂去了。这年，我因阿哥参军，照顾家属，我也进了钢铁厂，让我做保健员。炼钢铁，有人烫伤了，帮助擦擦药。他是钢铁厂的团支部书记，就在我们隔壁的办公室，就这样认识了。1959年5月，钢铁厂解散，他调到镇海中学任人事秘书，算国家干部了。我调到宁波市延安布厂（南门口）做工人，当车工。师傅非常好、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半年后，我参加宁波市织布操作比赛，得了奖状。后来到宁波床单厂。出名的人领导认识得快，坏的人也认识得很快。师傅要求非常严格，我是家里最小的，大人比较宠爱，夏天下班以后，要给师傅打洗澡水，脚洗好，再把水倒掉，我真正不想做了。在延安布厂做了两年，因农村户口，又下放了。老头给我介绍到镇海清季小学代课。他1959年到镇海中学，1962年4月下放，两个人到藕池村做农民来了。1964年，布政公社让他担任公社卫生所所长。不久，担任综合社社长，管理不同的手工行业。1968年时，回村担任革委会成员。1970年，负责办水平仪厂。1971年，负责办铁厂。1975年，国家落实政策，下放的双精简人员有一个好安排上去。老头不怎么爱讲话，到外面办事情，统统都是我去。那时候要两个人的证明，钢铁厂是国有企业，两个双精简，要两个人在那里工作过的证明才可以办，材料都找不到的。我一级一级地办上去，最后办好了，他进了宁波师院后勤处工作。1997年退休，当时退休工资只有102块，现在多了。”2019年7月，辞世。
  三、张吉峰
  张吉峰说：“我是1980年1月出生的，小学是1987年（藕池小学），初中是1993年（姜山中学），然后1995年高中（姜山中学），1998年高考，考到宁波警校，毕业后就参加工作。毕业以后就去鄞县公安局，在派出所工作。1999年9月2日到那边，一直到2002年的4月，在中心派出所，现改名为中河派出所，从实习到分配，一直在那工作。2002年4月到2003年的11月，又去了咸祥派出所。从2003年11月一直到2012年10月在高桥派出所，整整10年。那工作量来讲，一个是村乡结合部，一个相对来说是路稍微偏远一点，都各有特点。”2007年，开始担任副所长。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时任高桥派出所副所长的张吉峰第一时间主动报名成为赴川救援民警，并担任鄞州援川民警的临时负责人。抗震救灾期间，张吉峰冒着余震不断、危房随时倒塌的危险，积极抢救伤员，为群众排除各类险情，带领鄞州中队创造了整个宁波特警中收到锦旗（感谢信）最早和最多的纪录。他注意到灾区群众十分渴望通过电视实时了解全国支援灾区的情况，渴望倾听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深切慰问，但大多数家庭电视机都在地震中损毁，于是马上与办企业的父母联系，筹集了15万人民币，购买了100台25寸彩电，行程两千多公里，于7月5日运抵绵竹。灾区群众手捧着电视机，感动得热泪盈眶。通过收看救灾电视节目，当地群众渴望了解灾区重建整体情况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原本焦虑不安的情绪平复下来，精神生活更加丰富，重建家园的信心更足了。回到宁波后，得知有四川地震灾区群众到宁波投亲上学的消息，张吉峰又组织派出所民警与四川学生结为助学对子，长期予以资助、关爱。他被公安部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评为“灾区群众满意的公安特警”。①2009年，29岁的他出任高桥派出所所长。先后获得“宁波市优秀人民警察”、市级“青年岗位能手”、市级“优秀共青团员”、“宁波市鄞州区十大杰出青年”、鄞州区第三届“我身边的文明之星”等荣誉称号。任高桥派出所所长期间，在他的带领下，派出所多次获得至高荣誉。2009年8月，高桥派出所被中组部、中宣部、人力资源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等单位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荣誉称号。2010年3月16日，高桥派出所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的荣誉称号，受到宁波市公安局局长王惠敏注意。2012年4月，到市局办公室工作。2013年，王惠敏调任福建公安厅厅长，他一度作为秘书随行。福建省委书记开会，作为秘书都要去，接触的都是高层，得到的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回来后，任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机动大队大队长。后到政治部等部门，现在在公共关系处当处长。公共关系处就是原来的宣传处，是2018年2月才刚刚重新更名。1998年穿上警服，1999年开始实习，至今已经20年了。于春玲说：“我儿子很优秀的，一级一级升上去，像乘着火箭一样的，都是靠他自己的，主要是领导看上他了。他个人形象也蛮好的。”
  四、洪小康
  洪小康说：“我10岁上学，11岁看牛。12岁又上学了，到16岁小学毕业。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到粮食局下的粮站挑谷子去了。过去收购站收稻谷，要抬到仓库里去，过去都是人工搬运的，就去做搬运工。16岁的下半年，一直到18岁，我做木工，在粮食系统做木工。这4年当中，我做过粮草监察队，后来调到宁波市二支库。后来调到省粮食厅，在西湖边上，我工作蛮好的，有一个厅长对我的印象也很好，把我的户口都迁到杭州了。1962年20岁，我家生活比较苦，我心里十分挂念，我又想到宁波来。因为农村里生活不习惯，工作做不来，我又出去了。通过关系，又到粮食系统。当初是亦工亦农的，钱赚来，交给生产队，否则你属于非法的。以前有一个粮食户口，一个政治户口。政治户口迁好，粮食户口迁不了，因为粮食户口带不下来，以前迁粮食户口相当困难。后来国家出了政策，迁下来了。迁下来后，我调到水利局，就在九眼碶、铜盆铺那个地方。水利局的气氛不好，我又调到教育局。在教育局的教仪厂做，后来教仪厂的木工厂倒掉了，给我调到了姜山中学。我一直做木工的，做了15年，2003年退休。退休后，就住到老房子这里来了。”
  五、张忠年
  张忠年说：“我小学是在藕池小学读的，五六年级是在礼嘉桥小学读的。当时学校比较少，几个村并成一个小学。读到六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候读书就断断续续了，有的学校还开着，有的学校关了。初中开始，进入布政中学，就一班。读了半年以后，第二年开学，学校开学也不是非常规律，断断续续的，开学非常晚。因为开学非常晚，我就到了生产队了。当时是推荐我上绍兴卫生学校，当时是中专。绍兴卫生学校，在省里讲起来还算可以的。当时培训班里的那些人，现在只有4个人了，其他都过世了。我22岁到绍兴，单位是现在的绍兴卫校，全省最大。在绍兴卫校读了两年书。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鄞县人民医院工作。我去鄞县人民医院，人民医院只有100多个人，当时都是老房子，地板咚咚响的。从1977年到2001年，我在那工作了20多年，当副主任医师。2001年，宁波第六医院筹建，我就调到那里去了，一直到现在。2003年到2005年，我随中国医疗队赴马里工作了两年。现在是退休又返聘。第六医院的工作量不比其他医院的工作量轻，因为第六医院的骨科是重点科，拍片的数量相当大，要做磁共振、CT，现在在宁波市医院的病人数甚至在浙江省都算多了，因为大多数的病人要到我们科室来的，不拍片的很少的。我一生当医生，从鄞县人民医院到六院，前后近40年。当时分配当医生，跟现在当医生就不一样了。当时在医院里，医生说出来的话还是比较权威的，现在医生难当了。这么多年当下来，也有一些毛病没有给人家看好的。大多数给人看好了，病人也来感谢你，这样的事情也蛮多。我当医生也不会乱弄。医学这个东西学无止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不断更新，老的一些技术逐步淘汰了。以前的技术仪器没有这么好，过去就是靠医生看、听，现在仪器多了，为什么现在查出来的毛病这么多，环境差了也是一个问题，还有是机器先进了，过去有的毛病不能诊断，现在都可以诊断了，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了。”
  六、李安法
  李安法说：“我从小读三年书，到13岁，以前学费2块钱也交不起，就没有读书了。在生产队看两头牛，看牛看到十五六岁，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了。21岁那年到皎口水库去了，这是生产队抓阄轮流的。皎口水库做了一年，1972年回来。1973年1月3号，做大队兽医，一直做到1979年为止。我在藕池当兽医已经算是第四个了。第一个是知识青年，杨国富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姜忠杨。我是属于半脱产的，一半是参加生产队劳动，还有一半是看肉猪、打预防针等等的，收入一半是问大队里拿的。那时候是公社兽医来接诊的，大队兽医的活是配合公社兽医的，人家会问：你师傅什么时候来？师傅来，我们会配合，一起做。师傅看我人还好，还勤快的，就会教我。
  “1979年4月29号到公社去了。公社原来一个兽医身体有毛病，老是胃痛。布政公社党委决定再培养一个兽医，就把我选去了。到公社报到后，我到段塘的望春区畜牧兽医培训班，拜师傅学了一年，住也住在那，吃也在那。一年学出以后到了公社。到公社以后，我主要的活是医牛。原来是四个兽医，三个兽医是在布政公社里医猪、鸡、鸭子和打预防针。那时候很忙的，提倡一户一猪。原来藕池有这样的政策，养猪，猪卖掉，钱拿来，可以在生产队领200斤谷子。当初，布政全公社是484头牛。那时候生产队也有猪，农村里每户人家都有猪的。做到1984年1月1日，成立望春区畜牧业站，十个公社组成望春区畜牧业站，办公室在集士港镇。成立了以后，工资是问它拿的，我们的产值也要上交给它，每个月15号要到畜牧兽医站开会，账算好，工资发给你，吃个午饭回来。如果产值高了，促销人员奖70％。如果产值达不到要求的话，赔30％。那时候政策是定好的。这样弄了近10年，到1993年7月31号为止。因为是撤区并乡，兽医站也解散了，布政划到古林了。8月1号后，属古林镇了，一直做到退休。我是2011年退休的。”
  七、俞元根
  俞元根，1976年，30岁，开始进入布政建设队，进入建筑行业。后来是古林建设公司，做泥水匠师傅。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鄞县第二建设公司，历任班组长。后独立承包分公司。建造多处粮站。通达公司开发藕池村时，他负责了多幢房子的建设。60岁退休后，仍偶尔帮人干点活，现在赋闲在家。前后从事30年建筑行业。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弟弟俞元芳、俞元通、小舅子陈志信也参与建筑行业，他们主要做一些小单位的建筑。藕池村文化礼堂就是陈志信承包建设的。可以说，他的带动促进形成了藕池村一大特色行业。
  第四节／专业人员
  一、主办会计张吉安
  吴安光说：“张会计是当时藕池村的当家人。我出生时，他已当会计。遇到他，就叫声张会计，也没有特别接触。后来我到村里以后，张会计就是正正经经的会计，把关把得相当好。我当了书记，我是不管账的，以前都是社长给我管。如果一把手签了字，社长不签字，他也不会报的。他是真正的当家人，村里的财务，一般人不会给你过目的。其实，张会计是真正的当家人，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的工作做得真的好。”
  郭成祜说：“他做事情也是一个钉子一个眼的。我记得1994、1995、1996年，他经常抽宁波牌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烟，他就坐着一句话都不说，你问他，他就“唔唔”地应下。对初次碰面的人，他会很拘谨的。我与李小平跟他比较熟悉，可以说说话、开开玩笑。平时空了，我们也会玩玩梭哈什么的。有时来我家里，喝一点小酒，可以坐一个下午，会天南地北地聊天，说种田什么的，你看我们多苦。我本来打算是1994年12月不做了，我说村里不做了。他到我家里做工作，不行，你要做，我们年纪大了，你一定要做。”
  笔者进村的第一天，说及口述史，李小平书记就说，如果张会计在就好了，他是最为熟悉藕池村历史的人。可惜，他去年刚过世了。他1954年就开始当会计，一直到1999年12月才退休。退休以后，也常来村中帮忙。乡村会计近于村的史官，是村级数据信息的文本整合者，负责村的集体文献记录。藕池村有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档案，都是张会计精心保管的结果。我进村档案室查阅档案时，非常惊奇于档案之完整，完整到某些存根也保留着。可以这么说，他经手的每一张纸都保存着。如果他在世的话，不仅可以搜集到大量一手的历史记忆，更可以有效地开发村档案资料。
  二、乡村放映员杨国平
  杨国平说：“以前的生活是蛮单调的，听说哪里有戏，有电影，我们就会去看。60年代、70年代，也就10岁左右，隔壁村薛家礼堂有演戏的，我们经常跑到那儿去看。80年代初，塘西村已经有18寸彩电了。那时候放《红楼梦》，看的人很多的。最早是县电影公司负责到我们这里来放，是开船来放的。后来乡里也有电影机了，布政最早放电影的人是薛家那个黑面孔，他也是退伍军人。开始是16毫米的，后来是30毫米的，宽了。我1983年初退伍后，到乡文化站工作。1986年开始放电影，先在影剧院放，后到各单位里去放，后面又到影剧院放电影了。当时的电影放映模式，是流动放映加上剧院。剧场里片子都排好的，几号放什么，有空了到各个村去流动，组织去放。我们到望春、吉林、布政三个乡流动去放，放映片都是基本路线教育之类政治活动。放电影，就到各村去组织票子，排班排好。80年代露天电影倒是多的，一般是跟村长讲的，今天晚上到你们这里来放，机器去拉来。放电影时，我们和村里结算，一般都是50块一场。像我们那时候就是四五十块，早点就更便宜了，10块、15块，这是70年代的行情。我们算最晚了，现在也偶尔放。
  “随着电视机的出现，电影生意也清淡了。我在上海买了一个双喇叭的电视机，当时还托人拿了票子，是1984年的时候，当时宁波电视台刚开台。1980年末，家里都有彩色电视机了。我是1987年结婚的，到城隍庙买了一只14寸的彩色电视机，日本将军牌。后来，宁波本地也有天马电视机了，是宁波电视机厂生产的。这样，电影生意比较少了，村里也不放了。剧院里好一点的电影，有时候还有的，但是上座率不是很高了。1992年，我有点不想放了，剧院里上座率也只有一点点。1993年，我正式辞职了。”
  三、乡村医生张国章
  张国章说：“我是1956年8月出生的。当医生是从1976年4月开始。9岁开始上学，读了7年书，在藕池小学、布政中学。布政中学读了两年，毕业后本要到高中，因为家庭条件限制，读不起了，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工作。那时候工作都是一样的，都是割稻种田。刚读书回来，就是让你看牛，因为也不太会做其他工作。那时候我身体比较弱，不是很强壮。参加劳动就是看牛，看了大半年、一年左右。后参建皎口水库，工作做了一年多。从皎口水库回来以后，就做医生了。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医生叫张忠年，后来他去绍兴的学校进修了。这样，村里就想要物色一个人，那时候条件也比较差，好的人比较难找。那时候我刚刚初中毕业，村书记那时候是江根星，就和其他村支委讨论，让我去进修一段时间，然后到村里做赤脚医生。从1976年开始，我当了医生。
  “那时候村里经济实在是比较艰苦，就只有一个破庙，学校读书也是在破庙，工作也是在破庙。那时候工作的主要是江根星书记和张吉安会计几个人，大队长那时候也有，主要是靠书记和会计，会计主内，书记主外，他们两个人比较实在。特别是江根星书记，善于动脑筋，为了村里的发展和解决村民的困难做了很多事情。那时候破庙里面只有一部电话，而且还要到总机转，然后才能接通。板桥要打电话的话，要走到藕池破庙里打。那时候信息比较闭塞，就是靠一支笔写信。后来逐步有一点改变了，江根星书记想把村里经济慢慢弄上去，那时候办了藕池村铁厂，就是打铁厂，也办在破庙里。一边办公，一边是学堂，一边是铁厂，噪音问题可想而知。后来在杨家路头建了平房，打铁厂搬过来了。
  “那时候学习回来当医生，就是背一个保健箱到地头送药。那时候当医生，半夜还有人来找，那你就要起来，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去配药打针。那时候看病不像现在，那时候发高烧了，吃一颗安乃近片，基本上就会好，不像现在挂盐水三四日都不会好。就这样，我当了好几年医生。后来藕池村慢慢有点改变了，当时赵宏海当书记，藕池新村开始慢慢发展了，造了一些商品房。当医生，也没有什么大事。我当医生四十多年了，现在我63岁，为了生存，还在上班赚点工资。后来根据形势需要，所有社区乡村都要合并，统一到社区服务站工作，就这样工作到了现在。”
  四、乡村出纳杨裕祥
  1946年生。8到16岁，读小学。读了初中一年级，没有毕业。1962年17岁，参加生产队，杨裕祥说：“我书读好以后到生产队，然后到打铁厂打铁，那时候打铁厂是用手工敲，我是敲榔头的，敲了两三年。”后任生产队会计。1966年21岁，到大队米厂任会计。1978年33岁起，在大队与铁厂任出纳。一贯来账目清楚，注意节约，得到群众信任。杨裕祥说：“然后从铁厂走出来到村里碾米了。那时候村里‘四清’工作队进来了，那时候我做出纳账目做得很清爽。那时候生产队，整个大队就一个铁厂，铁厂收入是村里主要收入。铁厂出纳也是让我当，前面还好，后来村里业务也多了，后来（1983）让书记做出纳，村里出纳给李小平做了。那时候我们做草凉帽，人家做了多少要给多少钱，这边会计账算好，人家来收购，把钱给大队。隔多少日子他会来大队收一回。基本上每户人家都做凉帽，那时候做草凉帽，一顶三角已经算很好了，一个生产队一年只有三百多块，藕池少一点，三百多块，板桥好一点有四百多块，总共八百多块收入。一天可以做好几顶，苦是很苦。现在做凉帽的人没有了，做凉帽的技术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要消失了。以前是草帽，用的是金丝草，细细的。现在是纸草，像纸头做的，又不一样了。那时候是本草，本草做凉帽、做席比较好。蔺草的芯子嫩嫩的，还是本草硬。那时候没有蔺草，用的是本草。蔺草80年代才有。后来铁厂关门了，我回到村里。铁厂那时候个人承包了，不打铁了，打模具，后来打不锈钢。”
  五、乡村会计林德庆
  林德庆，1947年至1950年，在塘西小学读书。1951年，在藕池小学读书。1954年，加入高级社。1956年至1957年，担任迎丰社生产队记工员。1963年至1966年，担任生产队会计。1967年至1982年，担任生产队长。1973年入党。1982年左右，担任村羽毛厂厂长。1985年起，担任保温材料厂会计。后来，成为村工业会计。

①李娜：《张吉峰：警察形象代言人》，《法制日报》2012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