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一、婚姻
包康乐说：“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我结婚时，父亲和母亲算是很好了，分给我一张凳子，只能坐一个人，我们两夫妻吃饭，你坐，我就不坐。我不坐，给我老婆坐。我丈人说，他没有看错我。你看我们现在日子多舒服，很早就开了厂。我是1976年结婚的，喜糖是通过我上海的娘舅买的，那时候糖还买不到，我娘舅是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他帮我买了糖。”
子女结婚很艰难。杨国平说：“我有很多兄弟，兄弟胃口都很好，都很会吃的，粮食很容易出现断档现象，有时候早稻季节还没有到，有些人要问生产队借粮。我们家安排得好，基本上不用借的。我老娘当家当得好，基本上能接得上的。舂来一袋谷，人家有了就胡乱吃喝，老早没有了。那时候生产队又没有什么钱的，我们只有二三百块一年。扣除谷子什么的，剩下没有多少了。二三百块一年，那时候在生产队还算是比较好的了。后来板桥村徐亚晨阿哥（徐定良）当生产队长，他有八九百块一年，这是最高了。生产队是板桥村弄得好。家里有几块钱积攒下来了，又有儿子要结婚了。结婚基本上是平房，后来自己有点钱了再造上去。”
不同时代结婚习俗有变化。周利英说：“我儿子的话，本来是小房子的，慢慢搭起来的。儿子要上班去了，20岁了，小房子翻成楼房了。房子以前13000块买来，弄了两间楼房，自己再弄一个灶间。比我们那时候好，他结婚的时候摆了7桌，那个地方也大的。我儿子24岁结婚的，现在我孙子也30多了。那时候结婚，新娘子来了，用船接新娘，衣服也是一般就穿自己的，我们没有像人家这么大手笔。儿子是1963年生的，1987年24岁结婚。儿子结婚比我们那时候的情况好。我们结婚时，连晚饭都没吃，就到母亲那吃一点，晚上再随便吃一点。第二天，就没有什么饭菜了。结婚，老头买只鸭，带过去了。我母亲说不要，两人扔来扔去的，两只内脏掉下来了，老头带回来了，第二天早上，正好两只内脏当饭。本来应该是买鹅的，鹅没有买到，换成了鸭。等到孙子孙女结婚，那条件很好了。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算是独子了。我大女儿14岁开始干活，她中学不愿意读了，就去干活了。我就说了，你做凉帽，钱自己放着。我大女儿也很勤快，十多岁，就到外面去干活赚钱。我只拿给她200块，其他都是她自己赚钱存的。两姐妹读书读好以后，给人家做凉帽。后来一人买了一只手表，这都是做凉帽赚出来的。现在的人读书读得多，以前没有那么抓紧。以前在学堂，还要做凉帽的。我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东西，结婚就用借来的东西招待。以前他爸爸就和媳妇娘家讲，说东西都有的，其实都是借来的东西。后来媳妇娶进门以后，火熜也被人家拿回去了，棉被也没有。那时候捕鱼人家钱是有点，我们是要记工分。他们捕鱼人，鱼卖掉，就会有现金。有什么东西没有，只好两边家人拼着买。那时候样样都要借的，钱也是现借的。我母亲那边要好的还没有来，要早点算账，就怕人提前走了。这么多的儿子，也没有办法的，赚来的钱都用掉了。女儿结婚，我只拿出200块钱，其余的都是她自己赚的，我大女儿会干活，但是人也有不一样，我小女儿就不爱干活了，东西也不要，你给她东西，也说不要。结婚仪式，大家差不多的。一开始是在堂沿，介绍人说一说，堂上坐着父母，夫妻对拜什么的，跟戏文里一样的，别的也没有什么。不像现在这样在台上发言，以前都没有的。”
史幼高说：“我们是1976年结婚的，结婚证就是一张纸，红色的。就写一个名字，上面没有照片的。”
吴纪芳说：“现在年轻化，科技太发达，手机、网络都有了。结婚以后，双方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话，女方对男方也不买账，觉得我不用依靠你，男方也说，我不会依靠你的，双方自尊心都很强的。我们本地人还是喜欢找本地人的。两个年轻人，主要是自尊心太强了，你也不体谅我，我也不体谅你，这样的人现在很多。
“现在信息太发达了，社会变化太大。我跟儿子说，你找对象，只要你们喜欢，我们大人不反对，不然今后离婚就不合算了。现在形势变化也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我说儿子和媳妇关系好，明天起冲突了，也很难讲。不仅说年轻人，现在年纪大的人离婚也很多。2014年鄞州区离婚率有40％，这个数字实在比较高。现在为了经济条件离婚的很少，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在农村或者城市都是有房子的。藕池村50％是自己谈恋爱，自己找对象。有些本身是大学生，找外地人比较多。一部分双农双女户、双农独女户的人家条件也不坏，真正要找本地同等的人，本地男的外面活络一点的都被找光了。有一部分农家女，本地男人被找光了，找外地男的还是很多。一般来讲，要么是自己找的。没有找的话，大人老早就介绍了。虽然女婿赚钱也不是很会赚，人好一点就可以了。”
二、生育政策的变化
蔡菊英说：“很早的时候说，农民人家一定要儿子，没有儿子就没有劳动力。我家因为没有兄弟，我父亲多苦啊。分田到户后，我们家分到了7分田，7分田的稻草你说有多少，我8点钟还在结稻草，绑起来，晒干。我那时候人矮矮的，跟挑担工具一样高的。那时候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帮忙的，这么多的稻草，我一个人去结，人家都有阿哥会结的。农民就是这样，没有儿子，没有兄弟，没有父亲，就没有劳力。我以前总想着做工人，农民做得要吓死。”俞阿秀说：“妇女主任是李阿凤，我是副主任，给她帮帮忙，李阿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做，做到自己不会做为止。”李安明说：“那个时候，最困难的就是计划生育这个事，这个工作量很大。”李和芳说：“我1994年结婚，25岁。分田到户之后，我们田种不过来，让临海、三门人来这里种。我老婆是临海牛头山水库那边的，水库被征用了，国家叫她们移民到板桥，板桥自然村土地多。我老婆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老婆十四五岁来种田，后来经过村里人介绍，1994年和我结婚。我女儿现在25岁了，那个时候要等9年才可以生二胎，妇女主任来说可以生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16岁。以前开出租车、办企业都不能生二胎的。我在我大哥个人厂里上班，营业执照领的是集体企业。后来他这个厂拆迁了，不开了，我就自己找工作了，在家休息了一年。报上去批，说都是农民，才准许生的。”
徐亚晨说：“1995年，村里有640户左右村民，妇女、儿童、未婚青年等都要登记入册，我从头开始登记。还有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妇女，也要登记入册。村里妇女工作先登记，那时候一胎多少人，二胎多少人，全部要列出来分开，工作蛮难的。好在我娘家也在藕池，夫家也在藕池，知根知底，工作做起来很顺利。开始做，先走村入户，多接近群众，联络感情，村民也很信任我。1995年开始，妇女主任要参加村委会，所以村委员也连续当了几届。
“妇女工作当初最难弄的是外地人，外地人到我们这里来打工，那时候政策很严，不像现在二胎放开了。有的地方人，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在老家二胎生好了，就到外地来生儿子，生第三胎。那时候旧村还没有改造，姜苏、板桥、藕池三个自然村，外地人有一万多。每天晚上夜防队、村治保队、后勤人员，分两组、三组查夜。每个月总有二三次查。那时候工作最艰苦，苦中总有甜，老百姓也蛮拥护。
“本地问题不大。本村人那时候二胎政策是这样的，凡是农村户口的人，第一胎生女儿的人，间隔六年可以生第二胎，就是忙这些工作。生第一胎，你要上门去问第二胎要不要生。不生的人，表格不用填，要生的人，表格要填。一级级上报上去，区里批了以后，镇里打个电话，就算批下来了。申请表格拿来以后，再拿二胎准生证。本村村民育龄妇女就是忙这些事。
“现在人想得开，让他生，他也不生，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让他第三胎生儿子的绝对没有。以前是查夜最艰苦。我们挨家挨户查，做暂住证，出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人家外地人不理，我们怎么办？镇里派出所领导很关心，给我们村主要查夜人员算成镇里夜保队成员，专门做一个挂牌，查房时牌拿出去。村里妇女与计生工作，我每年都能评先进，镇里领导、计生领导也对我很客气。我主要做到确保没有计划外生育，然后按时报新生儿数字的报表，计生人口普查要跟我的数字合得上。
“郭世党的外婆，我去菜场买菜碰到了，她说你是老妇女主任吧？我说是呀。她说：哎呀，大恩人。她说，我外孙全靠你保下来的，没有你的话，我外孙命都没有了。我回忆起来了，那是2000年，梅克瑞、卢利琴夫妇房子买在藕池，是老屋板桥的房子，后来旧村改造分房子，那时候她女儿大肚皮，因为户口在台州临海东塍，流动人口要婚育证明，没有这个证明的话，就不给你做暂住证，这个证很重要的。因为她老早就出来了，村里不给她打证明，证明她这个人是未婚。后来她结婚怀孕了，出生证要在户口所在地打的，她匆匆忙忙去打，因为多年没有去了，快去快来的，匆匆忙忙的，身份证号写错了。后来要生，她到妇儿医院待产，医生看出生证和身份证号码不一样，电话就打到我们村里了，说你村有计划外人在妇儿医院，你不来的话，我们就不能给他接生。这怎么办呢？我们赶快去妇儿医院，一看这种情况，与户口所在地联系，电话接不通。后来没办法，只好到户口所在地重新核实，否则她没几天就要生了。没有当地政府打证明来，医生没办法让她生下来，因为这是属于计划外。电话打不通，我们只好套了车，跑到临海去，山里面，人非常难找，东问西问，运气算好，她们妇女主任最后被我们找到了。一看，是弄错了，又把证明打过来。这样，就可以生了。当初的情况，流动人口一万多人，育龄妇女也有很多，总共有几千人，难就难在一定要做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我们浙江人先进，特别是宁波地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很超前，老早就做了。有的地区还没有这么超前，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没有的，那就非常困难了。我们就查她户口在什么地方，打长途电话联系，问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搞计划生育，流动人口是最难的。有些人的证明打不来的，有些外地人是非婚先孕。有一次，一个安徽人大肚皮了，我们查夜去了，她自己心虚，一看要登记，就逃走了。第二天我们又去，房屋里没有，后来发现在房间后面的草间藏着的。”
三、丧葬习俗的变迁
周利英说：“白事，以前和现在也差不多。以前简单，现在派头大了。我婆婆没有了以后，用了差不多快10万。以前年轻，这看你家里的情况的，条件好的就弄得好一点，条件差的弄得差一点。好的就热闹一点，如果没有钱的话，腰鼓也不打的，做做羹饭就算了。如果这户人家来叫你去打腰鼓，那这家人条件还好一点的。我们读书的时候，人家会来叫我们打腰鼓，有一桌饭给我们的，也有酒。吃饭，饭票要拿去。差一点的话，也没有的。说到死人，别人我不知道，就说我母亲好了。我母亲没有了，那时候我也没有钱的，我母亲只有200块钱，买一个坟基地。我母亲埋在芝山，我阿爷（公公）死了有20多年了，也在芝山。我弟弟也算是独养儿子，那时候他也困难的，我母亲死时，我和我弟弟拿出钱，一共是1000块钱办后事。我阿爷生病的时候，把阿爷的坟买好了，买在宝幢。买好了以后，阿爷的病好了，结果小阿叔先走了，小阿叔只有33岁。大人就想，这个坟不吉利，不去了。这200块是四兄弟一起拿出来的，50块一家，结果他说不去了。阿爷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坟买到芝山，也是200块，所以坟买了两次。现在阿爷也走了有20年了，他活到了112岁，那年我阿娘（婆婆）刚刚100岁。公公死，酒水也没有几桌，自己家里也没有几个人，有的女儿嫁人了，有的女儿还没有出嫁，就三桌饭。棺材是把板买来，让棺材师傅做的。我阿爷的棺材是用以前老大床的板做的。
“我阿娘（婆婆）派头就大了，福气是阿娘好。阿爷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吃，生病了也没有东西吃。阿娘的排场还是有的。8年时间，天亮不吃饭的，麦片、饼干吃了8年。中午和晚上的饭，我们送过去的，轮到谁了，谁送过去。上次拿出麦片，我女儿就说了，妈妈你不吃麦片，这包麦片过期三年了。我说要么是分东西分来的。阿娘这边还没有吃完，那边又送过来了，箱子里都放着。后来她死了，这些东西就拿出来，几户分掉了，可能我就分到这包了。我女儿说，这个麦片怎么不吃呢？我说老头子也不怎么喜欢吃。她看看说，过期三年了，我说那总归是阿娘了。阿娘是吃得好，阿爷是没有东西吃。就和我母亲一样的，我母亲也没有什么东西吃，我自己也没东西吃的，只是把孩子养养大。阿娘五代同堂，才去年下半年死的。
“人死了要经过多道程序。人死当天晚上，花钱也很厉害，我们是三户人家凑起来，当然现在钱还能拿得出，不像以前这样拿不出，钱总归要万把块。堂会也要弄好的，一般三天，有些人家五天。我们也得陪着，都得自己经手的，年轻人又不会去弄的。老人生病也是我们照顾，钱也是我们拿的，有的人家还要做什么八人抬大轿，我们就没有这些，抬抬出去就好了。三天里，第二天送出去火葬，第三天再吃一天。阿娘刚好晚上10点钟走，所以晚上算一天，白天就只有两天了。佛事就是念经，一直念到头七为止，念两回，是当天晚上10点钟连夜去叫来的，是念佛的老太太，然后念到天亮。第二天念一天，晚上的话，念佛的老太太不念了，就是和尚来。弄完以后，到第二天天亮，一晚上不能睡的。要是弄五天，人都要倒了。天亮送出去之前，就是一晚上敲好弄好。天亮了，就抬到门口，前面就是马路了，现在的人会这样弄的，到天亮就抬到芝山去了，先火葬，再去做坟。
“本来阿娘要抬棺材的，棺材放好，一层层衣服放好。衣服是两套，然后棉被一层一层盖好。骨灰盒是在棉被中间放着。那个棺材非常大的，不是那种小棺材，是大棺材。之前我没有看到过的，我母亲去世，也没有什么东西，简单弄一下就好了。他父亲也是大棺材，那时候还可以做棺材，还没有火葬场。”
四、健康维护的变迁
吴祝庆说：“我阿姆（竺信翠）作为烈属，藕池乡给予照顾，培养她为接生婆。她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周利英说：“我是1962年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村里户口迁过来，知道我在张家潭做过医生，大队就叫我做保健医生。结婚后，我学了接生，做了好几年接生婆。后来，村里要让吴德利的老婆周利菊做，书是她读得多，所以就给她当了。周利菊做的时间很短，就是吴德利在当队长的时候她做了一段时间。以前做保健医生，就是做发药之类的工作。有时候手指割开了，包扎一下。有的小孩病了，就去送药。有时候有什么医生过来讲课了，那就去开会。以前还有个独臂的病人，当过兵，一只手没有了，经常到大队里来的。讲起来我打针是没有打过，一般去学习开会什么的，学习怎么接生，这个我自己学过的。”
龚瑞花说：“我是1952年出生的，做医生是18岁①。原来是吴德利的老婆做医生，后来他生病了，我就接班了。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因为没有人，现在的书记阿姆（李阿凤）叫我来做的，那时候书记母亲是妇女主任。后面去古林培训了一下。那时候也很简单，就是配点止痛的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来到石碶、古林卫生院培训，培训了一年多，那时候估计18岁左右，我接生也学过的。开会那时候，是周利红先生、李医生、董医生上课，都是老一辈。那时候做医生，白天到村里去，到田间去，晚上七八点还在村里。不像现在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来。那时候我们要到外面去，半夜别人来叫，我们马上就要去。当时我比较小，半夜不敢去。有个人小偷小摸，手被人割开了，半夜我过去帮他缝。那时候我胆子非常小，吓死了，总是被自己的影子吓到。1974年了，藕池学校迁到到新学堂了，半夜出去要经过坟滩，我很害怕的。我妈总是提着一个灯来外面找我，她知道我胆子小，就来陪我。我在村里做医生做了七年，一边做医生，一边熟悉妇女工作，然后做团的工作。我1976年结婚，结婚后到段塘卫生院去做了三到四年。因为我是村里培养的，我到段塘去，我嬷嬷不肯，硬是叫我回到村里。石碶也去过，什么地方缺医生我就去。我在石碶卫生院跟段塘卫生院之间来来去去流动的，这样做了两年。两年以后到幸福工作队，那时候还在布政。”据档案，龚瑞花1960年至1964年在方加耷小学读书，任班长。1965年至1968年，任妇女队长。1969年至1972年8月，当赤脚医生。1972年9月至1973年12月，进公社农业学大寨幸福工作组。1974年至1979年，担任藕池大队女代会副主任。1980年至1985年，到鄞县布厂工作，任副主任。1986年以后，从事个体裁缝业。
张忠年说：“那时候，区里办了医生培训班，是1969年左右在集士港办的。以后，村合作医疗站成立了，我当了医生。那时候好像蛮红的，就在村里干，干到1975年左右，断断续续的，前后6年。皎口水库我也去过一年。这6年时间，除了这一年以外，其他时间都基本上在藕池村。当时我们有三个自然村，当时做赤脚医生要背个保健箱，在三个自然村走动。当时，藕池头弄了一个房子，作为合作医疗站。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小平的阿娘当时受伤，全部是血，我帮她扎了血管，直接送医院。第二个事情是，一个外地人，掉到河里了，人的神志快没有了。当时的处理办法也没有，只好送去鄞县人民医院，从这里送到鄞县人民医院，也不是很方便的。就是这两件事情有点印象，其他的也蛮平平淡淡的。当赤脚医生，三个自然村我基本上挨家挨户地服务，也没有什么大的成绩。1969年我当医生，我刚刚16岁，当时去培训，布政乡里，我是年龄最小的医生。”
张国章说：“李小平书记刚刚上任以后，为村里老年人办了一个实事，就是身体健康问题，家庭医生签约，每人要50块，都是村里支付的，也是村里领导关怀，为村里老年人健康着想。上面也有这个精神，但是没有强制，都是村里对村民关心。家庭医生服务，藕池村已经第二年了。那时候我们村里服务站、社区服务站以自愿为基础，招家庭医生，需要签约。有的人对家庭医生的想法是，打个电话，医生就上门服务。但现在的家庭医生不是这么一回事，家庭医生签约了以后，你的身体问题，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要及早发现。一个社区，本身只有两个医生，要随时上门为村民服务，可能也做不到。我们跟美国的家庭医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对一服务，我们这个是面向整个社区服务。美国家庭医生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医生签约了五个人，我只对这五个人服务，家庭医生上门的话，一般根据医生的级别来收费，但是有限制，家庭医生一个月内收费不能超过几次以上。藕池村是这样，60岁以上老年人，村里付50块，60岁以下在工作的，都是自己付50块。现在对家庭医生，老百姓的意识和概念也有了，大部分人交钱，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两个医生，每个月20日到村里去查血压，一个月一天，到村里的中心点，比如说老年协会、文化中心。如果一户一户人家上门的话，一个医生看不了几个人的病。藕池社区两个医生，也比较艰苦的，一天多的话，门诊量七八十个，最多时候有一百多个，四五十个是最少的。我早上上班，稍微迟了一点，最起码有十多个人等着了。”
包康乐说：“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我结婚时，父亲和母亲算是很好了，分给我一张凳子，只能坐一个人，我们两夫妻吃饭，你坐，我就不坐。我不坐，给我老婆坐。我丈人说，他没有看错我。你看我们现在日子多舒服，很早就开了厂。我是1976年结婚的，喜糖是通过我上海的娘舅买的，那时候糖还买不到，我娘舅是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他帮我买了糖。”
子女结婚很艰难。杨国平说：“我有很多兄弟，兄弟胃口都很好，都很会吃的，粮食很容易出现断档现象，有时候早稻季节还没有到，有些人要问生产队借粮。我们家安排得好，基本上不用借的。我老娘当家当得好，基本上能接得上的。舂来一袋谷，人家有了就胡乱吃喝，老早没有了。那时候生产队又没有什么钱的，我们只有二三百块一年。扣除谷子什么的，剩下没有多少了。二三百块一年，那时候在生产队还算是比较好的了。后来板桥村徐亚晨阿哥（徐定良）当生产队长，他有八九百块一年，这是最高了。生产队是板桥村弄得好。家里有几块钱积攒下来了，又有儿子要结婚了。结婚基本上是平房，后来自己有点钱了再造上去。”
不同时代结婚习俗有变化。周利英说：“我儿子的话，本来是小房子的，慢慢搭起来的。儿子要上班去了，20岁了，小房子翻成楼房了。房子以前13000块买来，弄了两间楼房，自己再弄一个灶间。比我们那时候好，他结婚的时候摆了7桌，那个地方也大的。我儿子24岁结婚的，现在我孙子也30多了。那时候结婚，新娘子来了，用船接新娘，衣服也是一般就穿自己的，我们没有像人家这么大手笔。儿子是1963年生的，1987年24岁结婚。儿子结婚比我们那时候的情况好。我们结婚时，连晚饭都没吃，就到母亲那吃一点，晚上再随便吃一点。第二天，就没有什么饭菜了。结婚，老头买只鸭，带过去了。我母亲说不要，两人扔来扔去的，两只内脏掉下来了，老头带回来了，第二天早上，正好两只内脏当饭。本来应该是买鹅的，鹅没有买到，换成了鸭。等到孙子孙女结婚，那条件很好了。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算是独子了。我大女儿14岁开始干活，她中学不愿意读了，就去干活了。我就说了，你做凉帽，钱自己放着。我大女儿也很勤快，十多岁，就到外面去干活赚钱。我只拿给她200块，其他都是她自己赚钱存的。两姐妹读书读好以后，给人家做凉帽。后来一人买了一只手表，这都是做凉帽赚出来的。现在的人读书读得多，以前没有那么抓紧。以前在学堂，还要做凉帽的。我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东西，结婚就用借来的东西招待。以前他爸爸就和媳妇娘家讲，说东西都有的，其实都是借来的东西。后来媳妇娶进门以后，火熜也被人家拿回去了，棉被也没有。那时候捕鱼人家钱是有点，我们是要记工分。他们捕鱼人，鱼卖掉，就会有现金。有什么东西没有，只好两边家人拼着买。那时候样样都要借的，钱也是现借的。我母亲那边要好的还没有来，要早点算账，就怕人提前走了。这么多的儿子，也没有办法的，赚来的钱都用掉了。女儿结婚，我只拿出200块钱，其余的都是她自己赚的，我大女儿会干活，但是人也有不一样，我小女儿就不爱干活了，东西也不要，你给她东西，也说不要。结婚仪式，大家差不多的。一开始是在堂沿，介绍人说一说，堂上坐着父母，夫妻对拜什么的，跟戏文里一样的，别的也没有什么。不像现在这样在台上发言，以前都没有的。”
史幼高说：“我们是1976年结婚的，结婚证就是一张纸，红色的。就写一个名字，上面没有照片的。”
吴纪芳说：“现在年轻化，科技太发达，手机、网络都有了。结婚以后，双方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话，女方对男方也不买账，觉得我不用依靠你，男方也说，我不会依靠你的，双方自尊心都很强的。我们本地人还是喜欢找本地人的。两个年轻人，主要是自尊心太强了，你也不体谅我，我也不体谅你，这样的人现在很多。
“现在信息太发达了，社会变化太大。我跟儿子说，你找对象，只要你们喜欢，我们大人不反对，不然今后离婚就不合算了。现在形势变化也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我说儿子和媳妇关系好，明天起冲突了，也很难讲。不仅说年轻人，现在年纪大的人离婚也很多。2014年鄞州区离婚率有40％，这个数字实在比较高。现在为了经济条件离婚的很少，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在农村或者城市都是有房子的。藕池村50％是自己谈恋爱，自己找对象。有些本身是大学生，找外地人比较多。一部分双农双女户、双农独女户的人家条件也不坏，真正要找本地同等的人，本地男的外面活络一点的都被找光了。有一部分农家女，本地男人被找光了，找外地男的还是很多。一般来讲，要么是自己找的。没有找的话，大人老早就介绍了。虽然女婿赚钱也不是很会赚，人好一点就可以了。”
二、生育政策的变化
蔡菊英说：“很早的时候说，农民人家一定要儿子，没有儿子就没有劳动力。我家因为没有兄弟，我父亲多苦啊。分田到户后，我们家分到了7分田，7分田的稻草你说有多少，我8点钟还在结稻草，绑起来，晒干。我那时候人矮矮的，跟挑担工具一样高的。那时候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帮忙的，这么多的稻草，我一个人去结，人家都有阿哥会结的。农民就是这样，没有儿子，没有兄弟，没有父亲，就没有劳力。我以前总想着做工人，农民做得要吓死。”俞阿秀说：“妇女主任是李阿凤，我是副主任，给她帮帮忙，李阿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做，做到自己不会做为止。”李安明说：“那个时候，最困难的就是计划生育这个事，这个工作量很大。”李和芳说：“我1994年结婚，25岁。分田到户之后，我们田种不过来，让临海、三门人来这里种。我老婆是临海牛头山水库那边的，水库被征用了，国家叫她们移民到板桥，板桥自然村土地多。我老婆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老婆十四五岁来种田，后来经过村里人介绍，1994年和我结婚。我女儿现在25岁了，那个时候要等9年才可以生二胎，妇女主任来说可以生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16岁。以前开出租车、办企业都不能生二胎的。我在我大哥个人厂里上班，营业执照领的是集体企业。后来他这个厂拆迁了，不开了，我就自己找工作了，在家休息了一年。报上去批，说都是农民，才准许生的。”
徐亚晨说：“1995年，村里有640户左右村民，妇女、儿童、未婚青年等都要登记入册，我从头开始登记。还有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妇女，也要登记入册。村里妇女工作先登记，那时候一胎多少人，二胎多少人，全部要列出来分开，工作蛮难的。好在我娘家也在藕池，夫家也在藕池，知根知底，工作做起来很顺利。开始做，先走村入户，多接近群众，联络感情，村民也很信任我。1995年开始，妇女主任要参加村委会，所以村委员也连续当了几届。
“妇女工作当初最难弄的是外地人，外地人到我们这里来打工，那时候政策很严，不像现在二胎放开了。有的地方人，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在老家二胎生好了，就到外地来生儿子，生第三胎。那时候旧村还没有改造，姜苏、板桥、藕池三个自然村，外地人有一万多。每天晚上夜防队、村治保队、后勤人员，分两组、三组查夜。每个月总有二三次查。那时候工作最艰苦，苦中总有甜，老百姓也蛮拥护。
“本地问题不大。本村人那时候二胎政策是这样的，凡是农村户口的人，第一胎生女儿的人，间隔六年可以生第二胎，就是忙这些工作。生第一胎，你要上门去问第二胎要不要生。不生的人，表格不用填，要生的人，表格要填。一级级上报上去，区里批了以后，镇里打个电话，就算批下来了。申请表格拿来以后，再拿二胎准生证。本村村民育龄妇女就是忙这些事。
“现在人想得开，让他生，他也不生，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让他第三胎生儿子的绝对没有。以前是查夜最艰苦。我们挨家挨户查，做暂住证，出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人家外地人不理，我们怎么办？镇里派出所领导很关心，给我们村主要查夜人员算成镇里夜保队成员，专门做一个挂牌，查房时牌拿出去。村里妇女与计生工作，我每年都能评先进，镇里领导、计生领导也对我很客气。我主要做到确保没有计划外生育，然后按时报新生儿数字的报表，计生人口普查要跟我的数字合得上。
“郭世党的外婆，我去菜场买菜碰到了，她说你是老妇女主任吧？我说是呀。她说：哎呀，大恩人。她说，我外孙全靠你保下来的，没有你的话，我外孙命都没有了。我回忆起来了，那是2000年，梅克瑞、卢利琴夫妇房子买在藕池，是老屋板桥的房子，后来旧村改造分房子，那时候她女儿大肚皮，因为户口在台州临海东塍，流动人口要婚育证明，没有这个证明的话，就不给你做暂住证，这个证很重要的。因为她老早就出来了，村里不给她打证明，证明她这个人是未婚。后来她结婚怀孕了，出生证要在户口所在地打的，她匆匆忙忙去打，因为多年没有去了，快去快来的，匆匆忙忙的，身份证号写错了。后来要生，她到妇儿医院待产，医生看出生证和身份证号码不一样，电话就打到我们村里了，说你村有计划外人在妇儿医院，你不来的话，我们就不能给他接生。这怎么办呢？我们赶快去妇儿医院，一看这种情况，与户口所在地联系，电话接不通。后来没办法，只好到户口所在地重新核实，否则她没几天就要生了。没有当地政府打证明来，医生没办法让她生下来，因为这是属于计划外。电话打不通，我们只好套了车，跑到临海去，山里面，人非常难找，东问西问，运气算好，她们妇女主任最后被我们找到了。一看，是弄错了，又把证明打过来。这样，就可以生了。当初的情况，流动人口一万多人，育龄妇女也有很多，总共有几千人，难就难在一定要做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我们浙江人先进，特别是宁波地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很超前，老早就做了。有的地区还没有这么超前，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没有的，那就非常困难了。我们就查她户口在什么地方，打长途电话联系，问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搞计划生育，流动人口是最难的。有些人的证明打不来的，有些外地人是非婚先孕。有一次，一个安徽人大肚皮了，我们查夜去了，她自己心虚，一看要登记，就逃走了。第二天我们又去，房屋里没有，后来发现在房间后面的草间藏着的。”
三、丧葬习俗的变迁
周利英说：“白事，以前和现在也差不多。以前简单，现在派头大了。我婆婆没有了以后，用了差不多快10万。以前年轻，这看你家里的情况的，条件好的就弄得好一点，条件差的弄得差一点。好的就热闹一点，如果没有钱的话，腰鼓也不打的，做做羹饭就算了。如果这户人家来叫你去打腰鼓，那这家人条件还好一点的。我们读书的时候，人家会来叫我们打腰鼓，有一桌饭给我们的，也有酒。吃饭，饭票要拿去。差一点的话，也没有的。说到死人，别人我不知道，就说我母亲好了。我母亲没有了，那时候我也没有钱的，我母亲只有200块钱，买一个坟基地。我母亲埋在芝山，我阿爷（公公）死了有20多年了，也在芝山。我弟弟也算是独养儿子，那时候他也困难的，我母亲死时，我和我弟弟拿出钱，一共是1000块钱办后事。我阿爷生病的时候，把阿爷的坟买好了，买在宝幢。买好了以后，阿爷的病好了，结果小阿叔先走了，小阿叔只有33岁。大人就想，这个坟不吉利，不去了。这200块是四兄弟一起拿出来的，50块一家，结果他说不去了。阿爷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坟买到芝山，也是200块，所以坟买了两次。现在阿爷也走了有20年了，他活到了112岁，那年我阿娘（婆婆）刚刚100岁。公公死，酒水也没有几桌，自己家里也没有几个人，有的女儿嫁人了，有的女儿还没有出嫁，就三桌饭。棺材是把板买来，让棺材师傅做的。我阿爷的棺材是用以前老大床的板做的。
“我阿娘（婆婆）派头就大了，福气是阿娘好。阿爷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吃，生病了也没有东西吃。阿娘的排场还是有的。8年时间，天亮不吃饭的，麦片、饼干吃了8年。中午和晚上的饭，我们送过去的，轮到谁了，谁送过去。上次拿出麦片，我女儿就说了，妈妈你不吃麦片，这包麦片过期三年了。我说要么是分东西分来的。阿娘这边还没有吃完，那边又送过来了，箱子里都放着。后来她死了，这些东西就拿出来，几户分掉了，可能我就分到这包了。我女儿说，这个麦片怎么不吃呢？我说老头子也不怎么喜欢吃。她看看说，过期三年了，我说那总归是阿娘了。阿娘是吃得好，阿爷是没有东西吃。就和我母亲一样的，我母亲也没有什么东西吃，我自己也没东西吃的，只是把孩子养养大。阿娘五代同堂，才去年下半年死的。
“人死了要经过多道程序。人死当天晚上，花钱也很厉害，我们是三户人家凑起来，当然现在钱还能拿得出，不像以前这样拿不出，钱总归要万把块。堂会也要弄好的，一般三天，有些人家五天。我们也得陪着，都得自己经手的，年轻人又不会去弄的。老人生病也是我们照顾，钱也是我们拿的，有的人家还要做什么八人抬大轿，我们就没有这些，抬抬出去就好了。三天里，第二天送出去火葬，第三天再吃一天。阿娘刚好晚上10点钟走，所以晚上算一天，白天就只有两天了。佛事就是念经，一直念到头七为止，念两回，是当天晚上10点钟连夜去叫来的，是念佛的老太太，然后念到天亮。第二天念一天，晚上的话，念佛的老太太不念了，就是和尚来。弄完以后，到第二天天亮，一晚上不能睡的。要是弄五天，人都要倒了。天亮送出去之前，就是一晚上敲好弄好。天亮了，就抬到门口，前面就是马路了，现在的人会这样弄的，到天亮就抬到芝山去了，先火葬，再去做坟。
“本来阿娘要抬棺材的，棺材放好，一层层衣服放好。衣服是两套，然后棉被一层一层盖好。骨灰盒是在棉被中间放着。那个棺材非常大的，不是那种小棺材，是大棺材。之前我没有看到过的，我母亲去世，也没有什么东西，简单弄一下就好了。他父亲也是大棺材，那时候还可以做棺材，还没有火葬场。”
四、健康维护的变迁
吴祝庆说：“我阿姆（竺信翠）作为烈属，藕池乡给予照顾，培养她为接生婆。她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周利英说：“我是1962年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村里户口迁过来，知道我在张家潭做过医生，大队就叫我做保健医生。结婚后，我学了接生，做了好几年接生婆。后来，村里要让吴德利的老婆周利菊做，书是她读得多，所以就给她当了。周利菊做的时间很短，就是吴德利在当队长的时候她做了一段时间。以前做保健医生，就是做发药之类的工作。有时候手指割开了，包扎一下。有的小孩病了，就去送药。有时候有什么医生过来讲课了，那就去开会。以前还有个独臂的病人，当过兵，一只手没有了，经常到大队里来的。讲起来我打针是没有打过，一般去学习开会什么的，学习怎么接生，这个我自己学过的。”
龚瑞花说：“我是1952年出生的，做医生是18岁①。原来是吴德利的老婆做医生，后来他生病了，我就接班了。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因为没有人，现在的书记阿姆（李阿凤）叫我来做的，那时候书记母亲是妇女主任。后面去古林培训了一下。那时候也很简单，就是配点止痛的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来到石碶、古林卫生院培训，培训了一年多，那时候估计18岁左右，我接生也学过的。开会那时候，是周利红先生、李医生、董医生上课，都是老一辈。那时候做医生，白天到村里去，到田间去，晚上七八点还在村里。不像现在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来。那时候我们要到外面去，半夜别人来叫，我们马上就要去。当时我比较小，半夜不敢去。有个人小偷小摸，手被人割开了，半夜我过去帮他缝。那时候我胆子非常小，吓死了，总是被自己的影子吓到。1974年了，藕池学校迁到到新学堂了，半夜出去要经过坟滩，我很害怕的。我妈总是提着一个灯来外面找我，她知道我胆子小，就来陪我。我在村里做医生做了七年，一边做医生，一边熟悉妇女工作，然后做团的工作。我1976年结婚，结婚后到段塘卫生院去做了三到四年。因为我是村里培养的，我到段塘去，我嬷嬷不肯，硬是叫我回到村里。石碶也去过，什么地方缺医生我就去。我在石碶卫生院跟段塘卫生院之间来来去去流动的，这样做了两年。两年以后到幸福工作队，那时候还在布政。”据档案，龚瑞花1960年至1964年在方加耷小学读书，任班长。1965年至1968年，任妇女队长。1969年至1972年8月，当赤脚医生。1972年9月至1973年12月，进公社农业学大寨幸福工作组。1974年至1979年，担任藕池大队女代会副主任。1980年至1985年，到鄞县布厂工作，任副主任。1986年以后，从事个体裁缝业。
张忠年说：“那时候，区里办了医生培训班，是1969年左右在集士港办的。以后，村合作医疗站成立了，我当了医生。那时候好像蛮红的，就在村里干，干到1975年左右，断断续续的，前后6年。皎口水库我也去过一年。这6年时间，除了这一年以外，其他时间都基本上在藕池村。当时我们有三个自然村，当时做赤脚医生要背个保健箱，在三个自然村走动。当时，藕池头弄了一个房子，作为合作医疗站。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小平的阿娘当时受伤，全部是血，我帮她扎了血管，直接送医院。第二个事情是，一个外地人，掉到河里了，人的神志快没有了。当时的处理办法也没有，只好送去鄞县人民医院，从这里送到鄞县人民医院，也不是很方便的。就是这两件事情有点印象，其他的也蛮平平淡淡的。当赤脚医生，三个自然村我基本上挨家挨户地服务，也没有什么大的成绩。1969年我当医生，我刚刚16岁，当时去培训，布政乡里，我是年龄最小的医生。”
张国章说：“李小平书记刚刚上任以后，为村里老年人办了一个实事，就是身体健康问题，家庭医生签约，每人要50块，都是村里支付的，也是村里领导关怀，为村里老年人健康着想。上面也有这个精神，但是没有强制，都是村里对村民关心。家庭医生服务，藕池村已经第二年了。那时候我们村里服务站、社区服务站以自愿为基础，招家庭医生，需要签约。有的人对家庭医生的想法是，打个电话，医生就上门服务。但现在的家庭医生不是这么一回事，家庭医生签约了以后，你的身体问题，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要及早发现。一个社区，本身只有两个医生，要随时上门为村民服务，可能也做不到。我们跟美国的家庭医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对一服务，我们这个是面向整个社区服务。美国家庭医生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医生签约了五个人，我只对这五个人服务，家庭医生上门的话，一般根据医生的级别来收费，但是有限制，家庭医生一个月内收费不能超过几次以上。藕池村是这样，60岁以上老年人，村里付50块，60岁以下在工作的，都是自己付50块。现在对家庭医生，老百姓的意识和概念也有了，大部分人交钱，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两个医生，每个月20日到村里去查血压，一个月一天，到村里的中心点，比如说老年协会、文化中心。如果一户一户人家上门的话，一个医生看不了几个人的病。藕池社区两个医生，也比较艰苦的，一天多的话，门诊量七八十个，最多时候有一百多个，四五十个是最少的。我早上上班，稍微迟了一点，最起码有十多个人等着了。”
附注
①原话是14岁。这么小当医生，这是不可能的。考1976年做了七年后离开，应是196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