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一、一切要票证
张杏芳说：“以前买东西都是用票的。那时候有布票、粮票，还有香烟票。布票一个人一年大概一丈五，棉花几斤。粮票是在生产队里，要粮票，就拿米去换，或者用钱买也可以的。有的人手里粮票有多的，也可以买一点来。那时候是有供销社的。”李小平说：“粮票、布票，我那时候有还是有的，我做出纳，村里有国家供应户（非农业户），粮票、布票每年马丽萍、洪康华的老婆有，普通农民是没有的。”
陈高华说：“以前都是凭票的，最多的是肉食票、粮票、钞票。只有一两种票还不能吃饭。比如说去吃碗馄饨，粮食加钱1毛3分，另外还要一张肉食票，没有就不能吃的。这个没有用多长时间，是特殊情况。一般是只要有粮票、钞票就可以了。那时候米也要凭票的，酒也要凭票的。买肥皂，每个户头一块，横着切开来的。那时候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到了逢年过节，只有一点东西，几两花生、几两肉。我们逢年过节，供销社分配东西，是半斤左右的粉，2斤多重的塘鱼一条，小一点1斤多的是两条，可能5斤肉票。过年倒是过得蛮好的，自己有时候养了鸡，过年也吃得蛮热闹的，反而现在吃得少了，不过现在吃得好了，我们现在过年吃没几顿，一条鱼最多吃一顿了。那时候我们亲戚也多，一天吃五顿六顿也有的，上半天在他家，下半天在你家。最多是吃四天，因为初四下半天要开工的。那时候饭基本上有吃了。我家敖忠出生才2岁左右的时候，粮食还是很紧张的。”
陈高华又说：“板桥只有两家小店，属供销社。供销社时代，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买东西的。买蔬菜也要到礼嘉桥。后来有点自由了，可以到外面买点菜。以前在生产队，我们动一点脑筋，一个供销社去挑来，然后分开。李志蕃，这个活他会弄的，他喜欢弄。他干活比不过人家，他就弄这个活。这也有好处，没有他的话，我们13户人家也没有东西吃的。他挑过来，分成13份，我们拿一份回家，这是70年代的事。”50岁（1981）时，崔述芳因白内障，眼力不好。他找大队帮忙，先被安排在窑厂。次年，有一个供销社代理店的机会，大队让其开小店。当时，公社供销社给了30元一月，大队补10元，共40元。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凭票供应物资。他一直开到62岁（1993），生意不好，年纪也大了，店就停开了。
于春玲说：“我公公（张嘉康）原先是大户人家出生的，有社交关系，比方说村里哪一户人家要买砖头、瓦片，我公公会去帮忙，所以大家都尊重他的。”张龙才说：“我爸爸宁波有个亲戚，我叫他舅公，在宁波造纸厂当领导的，村里专门叫我爸爸去买些砖瓦片等。那个时候有宁波屠宰场，猪重量不及格，他出面通关，说拖拖进去算了。”
二、用
徐亚晨说：“现在人见多识广，以前连电视都没有。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小时候天天盼过年，因为过年可以吃肉、可以穿新衣服了。平时没有肉吃，也没有新衣服穿。我上面有两个姐姐，姐姐穿下来的旧衣服拿来给我穿就很好了，正月里可以做一套新的。平时也没有肉吃，正月里有肉吃。那时候我阿爸做肉丸做得好，从初一到十五，一直都有这道菜，上一拨客人没有吃完再热热。正月里客人都来完了，才可以给小孩吃肉丸。这个时候吃，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了。现在好像天天过春节，吃的太多了。小时候比较困难，有一年，我们家是大灶，没有米饭，就用草籽和细糠煮煮吃。我有时候搬个小凳子去偷点来吃，看到米有一点开花了就叫。那时候农村很苦，吃了那种饭以后大便都拉不出来了。那应该是困难时期。我10岁读书，天气热，放假了，夏天要去种田，凌晨四点爬起来，跟妈妈去拔秧，一边拔一边还要打瞌睡，赚点工分。我1982年结婚，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我婆婆给我一间老屋，在板桥自然村。我在板桥，婆婆在俞家（小地名）。酒水办了六七桌。新房间，纸头平顶拉拉，铅丝一根根拉好，然后白纸糊起来的，看上去白白的，交关赞（非常漂亮）。结婚证有的，那时候结婚证是到布政乡领的。”
张杏芳说及以往艰难生活时说：“我们是困难人家，下雨天就是穿破鞋。好的人家有穿解放鞋，也比较少的。天冷，年纪轻不穿鞋也没事，抵抗力强，不会冻病的。现在是不行了。天气热了就用扇子，晚上睡在外面。像我妈妈去做佣人，住在别人家里的，家里又没有什么东西的。隔壁邻居看我，也是蛮同情的。土地改革的时候，我还小，才10岁不到。到庙里住，分到了一间老房子，后来自己老屋翻新屋。以前因为年纪太小，东西都分不到。”张加昌说：“我以前7岁上学，没有拖鞋，拿根草绳绑一下，就上学去了。到生产队以后，可以到上海买雨衣穿了，生活水平在逐步改善。以前买双拖鞋，去人家家做客，到人家家里，洗个脚再穿拖鞋，这么冷的天，就赤脚走过去，怕把拖鞋走坏，脚冻得很红。当时没有钱，很节省，工业也不发达，买双拖鞋很不容易。买双高筒拖鞋，也要十几块，以前东西太贵了。买自行车是70年代，当时也是凭票买的，杭州牌的，134元一辆车。以前买辆凤凰牌的自行车真的是稀罕事。缝纫机是我女儿快结婚时买的，手表是上海牌的，120元一块，是托上海的亲戚买的。买一个手表，在生产队要做半年。”现在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食
姜芬琴说：“我们家都是女孩子，口粮吃不完，还可以支援我的阿姨。阿姨家里有7个儿子，他们老是口粮不够吃。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村里每户人家都很勤劳，很会干活。隔壁邻居之间都很和睦的，哪一户人家有什么事情了，大家都会去帮助。哪一户人家有什么喜事了，还会分蛋、面条。
“我们还会做年糕，小时候每一户人家在快过年、晚稻割了以后，12月或者1月，都要做年糕了。做年糕，有时候两户人家拼在一起做，有时候一户人家做。我的姐姐们都是嫁在同一个村的，嫁出去的姐姐跟我老妈家里一起做。做年糕很开心的，早晨三四点之前，我老爸用很大的缸把米浸泡下去，浸两天，第三天开始磨，一袋一袋装好，压成粉。这个压，我老爸是农民当中最厉害的。我们每一户人家做年糕，还要用咸菜做馅儿包进去。还有黄豆馅儿，黄豆也是自己种的，大家东西都会相互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每一家都在做，晚上都可以吃这个东西。今天某一户人家做了，做好了以后，滚烫的年糕就来分了，邻里关系非常和谐，很好的。
“家里有人生病没有人帮忙，我们邻居会来帮忙的，一起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什么的，邻里关系很好，没有闹不愉快不团结的。每一户家庭的教育也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出来的人也是比较诚实的。有一户人家，他家里的老妈比较急躁，老是要打小孩子的。我们家里长大的这么多人，我老爸老妈从来不打我们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女孩子不太会被打，女孩子比较听话一点，男孩子皮一点。
“我的记忆当中，我们村里是很干净的。我当时已经到乡政府参加工作了，乡干部联村联到这里了，有一次党委书记联村到村里，就是我所在这个自然村，走过了，他说：‘姜芬琴，你们村里是怎么回事，打扫过了？这么干净。’我说，我们这个自然村就这样的，每天都是这样的，没有特别去打扫。他说：‘我下次要在这里开现场会，让全公社的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开清洁卫生现场会。’过了几天，果然召开了一个村干部会议，把每个村的支部书记、村长、组长叫到我们村里来开现场会，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村弄得很干净。这个自然村，大路、小路、房前屋后，都很干净的。我家一个对门是生产队的队长（吴祝庆）家，这户人家是我们这个自然村最干净的了。到现在为止，我们住商品房，有的人家地上也不如他家那时候干净。那时候是农民家庭，农具都要拿进来的。他的家里是每天用刷子刷得很干净，毛巾都可以擦地板的。现在的平顶房是不会有灰的，那时候没有平顶的，是用柱子架起来的，如果一年不去打扫，灰尘肯定很多的。我们家里过年就要打扫了，把这些灰给弄掉。他们是每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就把这些灰尘用毛巾擦掉，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一只苍蝇蚊子都留不下的，最干净不过了。这种现象对周边邻居也是一种影响。我们的村民，家里都是弄得比较干净的，有些农民家里走进去很脏的，鸡、鸭、鹅，到处是屎什么的。我们家里基本上也是很干净的。鸡养的，鸭是不养的，养着就很难弄干净了。养鸡的话，有一个专门的鸡笼，白天放出去，鸡拉了屎，我们会去扫掉。那时候又没有物业，又没有请清洁卫生工人，我们自己会去打扫的，这个氛围很好的。我从小到大，我们自然村地方就很干净。但是藕池这边的自然村就没有这么干净了。”
包康乐说：“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一年比一年好。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富裕，这是肯定的，也不像现在这么自由。以前生产队，你起得晚一点就要扣工分了，你活干得糙了一点，有可能记零工分了。有人说现在和以前的钱差百倍，我说万倍都不止了。那时候社会上很困难，东西都不能买的，还要凭票的，各种各样的票。我还记得到石碶商店去吃饭，等我们排到队，已经没有了，说明天再来，你说气不气！那时候用钱买都买不到东西的，没有的。等到改革开放了，只要你勤劳，会动脑，就能赚到钱。像习总书记说的，中国梦，要有梦总归会实现的，如果没有梦，走路也没有方向。我今年要怎么样，明年要怎么样，都有计划的。我厂房造好，儿子跑跑业务，我也帮帮忙，日子就很好了。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可以过过舒服日子。
“白手起家，幸福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不是说了，都是苦出来、干出来的。你想不苦，还要成功，是没有的，只有付出才有回报。以前没有钱，我老婆那边是种棉花的，不下水田的，脚上每天可以穿鞋子袜子。到了这边来，要下水田了，怎么苦呢，这个蚂蟥都不知道怎么抓，真的苦。我说那不要做了，晒谷子。结果，晒谷子后，她的脚上都晒出了泡。到这里来，她想起来这么苦的日子，就不想回来，一直在厂里，让我儿子再开个厂，业务很多的。以前说1块2毛钱拿不出来，我儿子从慈溪过来，到解放桥，解放桥那时候可以坐6路车，6路下来是段塘，从段塘下车再到藕池。哪有像现在这样，地铁就到家里了。那时候车子坐过来要4分一张票，2张票，两个人。我老婆跟我儿子，要8分。一根白糖棒冰要4分，从北站走到解放桥的桥头，这段路要走的。以前卖棒冰是用木块敲的，小孩子听到这个，耳朵很亮的，就走过去了，意思是想买根棒冰吃。那时候我老婆也不明白儿子的意思，既然儿子往那走，就跟着走了，结果儿子走到卖棒冰的地方不肯走了。你说怎么弄？1毛钱，如果买了棒冰，就剩下6分了，就回不了家了，到家要8分。我老婆没有办法，就打儿子，打到他不想买棒冰为止。这是80年代初的事，儿子为了2分钱被打哭了，说起来眼泪都出来了。现在这个钱，我儿子也不浪费的。我家全是不赌博的，也不打麻将的，不赌不嫖，儿子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大人有点钱，总归是给孩子的。现在说起来，过去的事是要回忆回忆，回忆过就会珍惜时间、珍惜今天、珍惜生命了。那时候是不怕死的，刀山火海都得去，人家不肯去的你要去，人家不跳的地方你要跳；脚生疮了，开刀了，还去挑谷。那时候的路不像现在的路这么好走，都是铁厂的煤渣铺在上面的，硌着多痛啊。赤脚挑，还要比别人挑得快；如果你挑得慢，说你吊儿郎当的。”
周利英说：“现在年纪都大了，也不会赚钱了。我们以前都苦过来的，吃也是这样，现在不会生病了，以前我老是生病的。生什么病呢，就是没有力气，这可能是饭没有好好吃的缘故。以前种田的时候，泥鳅很多的，就在脚下钻，一下子抓出来，卷在裤脚里，用草绑起来，回到家，杀了以后，在饭锅里煮熟。现在没有田鸡了，以前种田老是在叫的，一手抓下去，这么大的田鸡就抓上来了，回到家里剥了皮煮起来吃，我喜欢吃这些东西。他们要说我的，你这个人这么厉害，看起来人瘦瘦的。这些东西要是动动脑筋还是有的，只是没有时间去弄。
“这个钱就这么一点，要造房子，要买材料，哪有钱买吃的。以前生产队种荸荠，种了去卖，自己没得吃。干活，你也做我也做，是运动，是政策，不像现在这样的，哪像现在这么好啊。我婆婆说，我活到100岁了，这么好的时代没有遇到的。
“像我老头也是很苦的，跟他父亲去捕鱼，新鲜的鱼卖掉，准备买米，结果没有米了，人家卖光了，都收摊了。捕鱼的人每天要吃饭的，可是米缸里没有米，每天鱼卖光，去买现米。如果当天没有米卖的话，这一天就没有饭吃了。布政市集，开米店的人有四五家，一看有两家米卖光了，他不卖鱼了，先把米买回。如果等鱼卖光了再去买，就没得买了，要饿肚子了。有时候稍微空一点，到岸上剥点菜叶，煮点细糠。他们船停在桥下的，上面人家走过，人家说，这么小的小孩真是可怜，只能吃这种东西。有的人很好的，扔点年糕给小孩吃。你扔给他两根年糕，我也扔两根年糕，那有四根了，四根年糕，再加一点菜，就有得吃了。小孩子不懂，问父亲，还有年糕吗？你说就这么点东西，哪还有啊，就只能吃细糠什么的。
“有一次鱼卖掉，又没有米了，那他就买了点毛笋当饭。孩子们不知道，说：今天怎么这么好，买了这么多毛笋。他父亲说：你快吃吧。第一顿毛笋味道真的很好，结果第二顿也是这个，第三顿也是这个，哪有三顿可以连着吃的，第一顿是好吃的，后面吃就不好吃了。我是宁波城里人，我母亲就我们两姐弟，我们平时吃得比较细巧，所以没有什么力气。我现在吃得好了，但我不大生病了。我老头好坏都要吃的。现在没有大碗橱了，以前有大碗橱，没有倒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等下顿吃的。我有些东西不吃，他到现在像汤团、精团，都喜欢吃。人家感到奇怪，这么大年纪了，还吃这些。他母亲100岁的人了，也要吃汤团的。她说我们捕鱼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后来可以种田了，开心死了，就让儿子种田去了。像我们到这里，总想着捕鱼的人家最有钱了，他们却说种田人好。我们觉得捕鱼的人一天把鱼卖掉就有现钱了，我们每天都没有现钱。但是她说，你们有年糕块吃，我们连年糕块也没得吃。像阿娘（婆婆）很喜欢吃年糕块的，他们以前没有怎么吃，看见人家吃年糕块、汤团，就十分羡慕。100岁的人了，还可以吃10个汤团。像我老头也是这样的，饭倒是不怎么想吃，汤团是很喜欢的。”
傅阿英说：“以前钱赚来就起一点房，刚开始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以前菜是不买的，每天都是吃咸菜的。以前有一个人，她对我们很好的，她知道我不买，有一天，她说：你去买菜，大人不吃，小孩子还是要吃的。然后，就拿出5元，让我去买。我拿了她的钱，就去买了。凉帽卖出之后，把钱还给她。她说：不用还的，去用好了。那个奶奶最好了。她知道我没有买菜，会买给我们吃，每次都是这样子。以前有船开过来，卖小黄鱼、大乌贼，很好吃，很便宜，只有1角多一斤。但是，我没去买，她每次来，都把钱借给我，让我去买。我生了两个小孩，都是自己打理的，也没人帮忙。我这个大女儿最苦了，苦的没人知道。嫁到这边，也很苦。但是现在好了。当时住在板桥，知道田可以被征收用来造路了，我老头还有点担心，说田没有了，以后靠什么生活，但是后来就不担心了。”
龚财良说：“生活总归是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买菜也没什么好买的，自己也种了芋艿，都是吃这些东西，鱼、螺蛳自己也会去抓的，就用这些当菜的。那时候大多数还是吃自己的东西，自己种自己吃，有多了去卖一点。新村改造以后，改变比较大了。现在劳保是有了，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低劳保。很多日子也是平平凡凡地过去了，没有特别去记了。”徐仁定说：“政策变化了，农民生活是一年一年在变好的。我一边是有村办企业，一边要种田，田是按照家里有几个人分的，还要上交公粮，一年交几百斤。养猪也是养的，养了好多只。以前凭票，肉7毛一斤。分田到户以后，一年比一年好了，东西也有得吃了。”张龙才说：“那个时候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的确很苦的，没有好好吃顿饭。因为家里兄弟多，都是小小的，都是多少一个人定量的，想吃点稻谷，还要去黑市买的，5分一斤，100斤5块够了。早上粥煮也煮得非常薄，到中午早就饿了。偷点家里的番薯吃吃，还要被家里大人说。有时候就水多喝点，把肚子喝饱。以前这么辛苦，现在生活这么好，真的没想到。”李和芳说：“我们家人口多，有四个兄弟，一个姐姐，我爸没有劳力的，全靠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养大。以前大集体，每户人家一年到了分多少口粮定的，像我们家四兄弟，十级劳力，粮食根本不够吃的。过年了，粮食不够了，要问人家借。这种日子，我没碰到过。等我出生，已经不需要饿肚子了。在家里，我们就买酱油、盐，番薯、青菜、芋头都有种的，肉是过年才有的。大年夜，我爸妈炒碗倭豆、炒瓜子、煮肉，每个人分一块压岁钱。新年了，每人可以有新鞋、新袜、新衣裤。等过完年了，又要收回去藏好，一套新衣服要穿两年，这个是我七八岁时候留下的印象。大哥穿下的衣服、鞋子没有破的话，就给弟弟穿。”戚明华说：“那时没有钱的，小孩子也很苦。读书读到14岁就种田了，当时我放了3头牛，一年算17个工分，类似于现在的20几块，一年到头放8个月的牛，刮风下雨都要去放。我们兄弟比较多，这些定粮拿来，8个月就吃完了，要向生产队借稻谷了，借来的稻谷，都是质量不好的，去还，都是质量好的稻谷，所以越借越穷。我家5个兄弟，一个大姐，男人比较多的家庭，会越吃越不够。到1976、1978年，按劳分粮，情况才有所好转。当时规定妇女最高600斤，18岁以上男子700斤。”葛小其说：“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变化大的。首先厂办起来了，不然旧村改造等都没有资金弄的。”
普通村民造房、婚嫁时，物资也不多。姜宝根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嫁妆的，就几件衣服、一个箱子、一条棉被。我结婚，给了我一间稍微大一点的老屋。我就后面打灶，前面做房。我老婆和丈母娘的意思是说，能否买一个手表，要80块钱一只的上海牌手表。我也跟老婆和丈母娘说，等我有钱了再买。那当时就有点工分，一年到头，年底也就分红15、16块。当时一年‘三支一结’，5月20号拿一回，7月拿一回，9月拿一回，再到年底结算一下。总共300多块钱的收入，到年底也只发个10、20块，80块钱的表怎么买得起。年底总结算，有80、90块，最好的时候100多块。以前人没有空闲时间，快过年了，供销社会送货下乡的，船开过来了，喇叭就喊大家来买东西。但是没有钱，就去问保管员支10块、支5元，然后买点菜。一会儿借5元，一会儿借10元、20元，到年底，统一算账的时候就没有钱了。我和父亲分家后，我也赡养他的，每年20块钱。20块看似不多，但那时20块都拿不出的。有的坏的儿子，不赡养的也有的。钱的话，我也不会用钱，也没有钱用的。有的人嘴巴馋了，会买点吃的，如一毛钱7粒的梭草。我这点钱也不会用的，都会带回家的。以前饭也就是这样，带点咸菜，河里舀点水，砖头搭起来烧火，饭后在凉亭里休息一下。
“我读书的时候也没有钱。后来读五六年级，算高小了。到邻村小学读书，要带饭去，天亮（早上）根本没有吃饱的，家里稍微有一点冷饭装了带过去。但是肚子很饿，半路都给它吃掉了。中午，人家吃饭，我们就是东走走西走走，没得吃。饿到晚上吃晚饭，那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晚上睡着，肚子又饿了。我就想，什么时候能让我吃饱饭。
“那时候，我父亲有8个小孩，4个儿子，4个女儿。4个女儿嫁出去，4个儿子娶媳妇进来，房子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家老屋好一点的一个房间给我了，旁边有个弄堂，再搭一下，也不算屋，乱糟糟的。我结婚以后，我父亲就把这些老屋都拆了，又拼了3间。我父亲会做木匠的，人是聪明的，做出来的东西也挺像的。房子柱子自己立起来，都是自己弄的。我还有娘舅也是土木匠，也会弄的，舅舅也帮帮忙。以前挑坟滩，有石头，就挑点石头来搭一搭，又搭了3间。我下面3个阿弟，一人一间，小虽然小，也是楼房了。3间都是楼房，是一上一下的，3个儿子3间。我父亲住在小儿子的地方。连我的是4间，我那间宽敞一点，我阿弟的房子小一点。我楼上是自己翻新的。
“第二个阿弟结婚的时候说要起房子了，我们拦住了。你起的话，把下面的阿弟的位置给起掉了，母亲也没地方住了。我阿姐还在的，阿姐跟我商量了，说老小这么小，阿姐作主，给他起一间。后来就是兄弟姐妹帮忙，又起了两间，我母亲就住在小间了，小阿弟一间。老二后来到外面起了一间，是结婚了以后，他自己攒钱自己起的。以前有养肉猪的，后来肉猪不养了，就在那位置起一间。
“我们家人口多，吃饭就是大大的一桌，也是没有饭菜吃的，就靠自己种点菜。想想都不可思议的，10个人一桌。我们4个兄弟也是很能吃的，也没东西吃。过年到了，那有点肉吃。我六年级，成绩也很好的，考了布政初中，那时候食堂要带米，我米也拿不出来。”
四、用水的变迁
张吉峰说：“我们用上自来水可能是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以前是用水缸的。当时家里是用灶的。厕所是河边一个粪缸，以前每个家庭一人一个马桶，每天早上都要去那边倒掉。后来才有公共厕所，也没什么人打扫。厕所的变化是最大的。”杨裕祥说：“有一个电工和一个自来水工，两个人，做了大概十多年。后来老厂拆了，自来水也拆掉，新的又装上了。自来水的话，包家是想接宁波水厂，但是接不过去。那时候都愿意装自来水的，不要装的是少数。要装的话，村里钱交好，就装了。那时候自来水的水质很差，管子也经常堵塞。有的地方装得不对，结冰了，也没办法处理。像我屋后面那一片地方，管子很冷的，去装管子，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的。那时候村庄很分散，没有新村改造之前，有的地方的管子会冻掉，现在基本上不会冻掉。露天的管子，里面会生锈，容易坏。那时候我不单单负责管子，村里水费、电费也要我收。收费的话，日子规定好，每个月10号到村来收，等于这十天时间，我不能离开，一直要在村里。”
张杏芳说：“以前买东西都是用票的。那时候有布票、粮票，还有香烟票。布票一个人一年大概一丈五，棉花几斤。粮票是在生产队里，要粮票，就拿米去换，或者用钱买也可以的。有的人手里粮票有多的，也可以买一点来。那时候是有供销社的。”李小平说：“粮票、布票，我那时候有还是有的，我做出纳，村里有国家供应户（非农业户），粮票、布票每年马丽萍、洪康华的老婆有，普通农民是没有的。”
陈高华说：“以前都是凭票的，最多的是肉食票、粮票、钞票。只有一两种票还不能吃饭。比如说去吃碗馄饨，粮食加钱1毛3分，另外还要一张肉食票，没有就不能吃的。这个没有用多长时间，是特殊情况。一般是只要有粮票、钞票就可以了。那时候米也要凭票的，酒也要凭票的。买肥皂，每个户头一块，横着切开来的。那时候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到了逢年过节，只有一点东西，几两花生、几两肉。我们逢年过节，供销社分配东西，是半斤左右的粉，2斤多重的塘鱼一条，小一点1斤多的是两条，可能5斤肉票。过年倒是过得蛮好的，自己有时候养了鸡，过年也吃得蛮热闹的，反而现在吃得少了，不过现在吃得好了，我们现在过年吃没几顿，一条鱼最多吃一顿了。那时候我们亲戚也多，一天吃五顿六顿也有的，上半天在他家，下半天在你家。最多是吃四天，因为初四下半天要开工的。那时候饭基本上有吃了。我家敖忠出生才2岁左右的时候，粮食还是很紧张的。”
陈高华又说：“板桥只有两家小店，属供销社。供销社时代，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买东西的。买蔬菜也要到礼嘉桥。后来有点自由了，可以到外面买点菜。以前在生产队，我们动一点脑筋，一个供销社去挑来，然后分开。李志蕃，这个活他会弄的，他喜欢弄。他干活比不过人家，他就弄这个活。这也有好处，没有他的话，我们13户人家也没有东西吃的。他挑过来，分成13份，我们拿一份回家，这是70年代的事。”50岁（1981）时，崔述芳因白内障，眼力不好。他找大队帮忙，先被安排在窑厂。次年，有一个供销社代理店的机会，大队让其开小店。当时，公社供销社给了30元一月，大队补10元，共40元。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凭票供应物资。他一直开到62岁（1993），生意不好，年纪也大了，店就停开了。
于春玲说：“我公公（张嘉康）原先是大户人家出生的，有社交关系，比方说村里哪一户人家要买砖头、瓦片，我公公会去帮忙，所以大家都尊重他的。”张龙才说：“我爸爸宁波有个亲戚，我叫他舅公，在宁波造纸厂当领导的，村里专门叫我爸爸去买些砖瓦片等。那个时候有宁波屠宰场，猪重量不及格，他出面通关，说拖拖进去算了。”
二、用
徐亚晨说：“现在人见多识广，以前连电视都没有。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小时候天天盼过年，因为过年可以吃肉、可以穿新衣服了。平时没有肉吃，也没有新衣服穿。我上面有两个姐姐，姐姐穿下来的旧衣服拿来给我穿就很好了，正月里可以做一套新的。平时也没有肉吃，正月里有肉吃。那时候我阿爸做肉丸做得好，从初一到十五，一直都有这道菜，上一拨客人没有吃完再热热。正月里客人都来完了，才可以给小孩吃肉丸。这个时候吃，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了。现在好像天天过春节，吃的太多了。小时候比较困难，有一年，我们家是大灶，没有米饭，就用草籽和细糠煮煮吃。我有时候搬个小凳子去偷点来吃，看到米有一点开花了就叫。那时候农村很苦，吃了那种饭以后大便都拉不出来了。那应该是困难时期。我10岁读书，天气热，放假了，夏天要去种田，凌晨四点爬起来，跟妈妈去拔秧，一边拔一边还要打瞌睡，赚点工分。我1982年结婚，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我婆婆给我一间老屋，在板桥自然村。我在板桥，婆婆在俞家（小地名）。酒水办了六七桌。新房间，纸头平顶拉拉，铅丝一根根拉好，然后白纸糊起来的，看上去白白的，交关赞（非常漂亮）。结婚证有的，那时候结婚证是到布政乡领的。”
张杏芳说及以往艰难生活时说：“我们是困难人家，下雨天就是穿破鞋。好的人家有穿解放鞋，也比较少的。天冷，年纪轻不穿鞋也没事，抵抗力强，不会冻病的。现在是不行了。天气热了就用扇子，晚上睡在外面。像我妈妈去做佣人，住在别人家里的，家里又没有什么东西的。隔壁邻居看我，也是蛮同情的。土地改革的时候，我还小，才10岁不到。到庙里住，分到了一间老房子，后来自己老屋翻新屋。以前因为年纪太小，东西都分不到。”张加昌说：“我以前7岁上学，没有拖鞋，拿根草绳绑一下，就上学去了。到生产队以后，可以到上海买雨衣穿了，生活水平在逐步改善。以前买双拖鞋，去人家家做客，到人家家里，洗个脚再穿拖鞋，这么冷的天，就赤脚走过去，怕把拖鞋走坏，脚冻得很红。当时没有钱，很节省，工业也不发达，买双拖鞋很不容易。买双高筒拖鞋，也要十几块，以前东西太贵了。买自行车是70年代，当时也是凭票买的，杭州牌的，134元一辆车。以前买辆凤凰牌的自行车真的是稀罕事。缝纫机是我女儿快结婚时买的，手表是上海牌的，120元一块，是托上海的亲戚买的。买一个手表，在生产队要做半年。”现在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食
姜芬琴说：“我们家都是女孩子，口粮吃不完，还可以支援我的阿姨。阿姨家里有7个儿子，他们老是口粮不够吃。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村里每户人家都很勤劳，很会干活。隔壁邻居之间都很和睦的，哪一户人家有什么事情了，大家都会去帮助。哪一户人家有什么喜事了，还会分蛋、面条。
“我们还会做年糕，小时候每一户人家在快过年、晚稻割了以后，12月或者1月，都要做年糕了。做年糕，有时候两户人家拼在一起做，有时候一户人家做。我的姐姐们都是嫁在同一个村的，嫁出去的姐姐跟我老妈家里一起做。做年糕很开心的，早晨三四点之前，我老爸用很大的缸把米浸泡下去，浸两天，第三天开始磨，一袋一袋装好，压成粉。这个压，我老爸是农民当中最厉害的。我们每一户人家做年糕，还要用咸菜做馅儿包进去。还有黄豆馅儿，黄豆也是自己种的，大家东西都会相互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每一家都在做，晚上都可以吃这个东西。今天某一户人家做了，做好了以后，滚烫的年糕就来分了，邻里关系非常和谐，很好的。
“家里有人生病没有人帮忙，我们邻居会来帮忙的，一起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什么的，邻里关系很好，没有闹不愉快不团结的。每一户家庭的教育也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出来的人也是比较诚实的。有一户人家，他家里的老妈比较急躁，老是要打小孩子的。我们家里长大的这么多人，我老爸老妈从来不打我们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女孩子不太会被打，女孩子比较听话一点，男孩子皮一点。
“我的记忆当中，我们村里是很干净的。我当时已经到乡政府参加工作了，乡干部联村联到这里了，有一次党委书记联村到村里，就是我所在这个自然村，走过了，他说：‘姜芬琴，你们村里是怎么回事，打扫过了？这么干净。’我说，我们这个自然村就这样的，每天都是这样的，没有特别去打扫。他说：‘我下次要在这里开现场会，让全公社的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开清洁卫生现场会。’过了几天，果然召开了一个村干部会议，把每个村的支部书记、村长、组长叫到我们村里来开现场会，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村弄得很干净。这个自然村，大路、小路、房前屋后，都很干净的。我家一个对门是生产队的队长（吴祝庆）家，这户人家是我们这个自然村最干净的了。到现在为止，我们住商品房，有的人家地上也不如他家那时候干净。那时候是农民家庭，农具都要拿进来的。他的家里是每天用刷子刷得很干净，毛巾都可以擦地板的。现在的平顶房是不会有灰的，那时候没有平顶的，是用柱子架起来的，如果一年不去打扫，灰尘肯定很多的。我们家里过年就要打扫了，把这些灰给弄掉。他们是每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就把这些灰尘用毛巾擦掉，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一只苍蝇蚊子都留不下的，最干净不过了。这种现象对周边邻居也是一种影响。我们的村民，家里都是弄得比较干净的，有些农民家里走进去很脏的，鸡、鸭、鹅，到处是屎什么的。我们家里基本上也是很干净的。鸡养的，鸭是不养的，养着就很难弄干净了。养鸡的话，有一个专门的鸡笼，白天放出去，鸡拉了屎，我们会去扫掉。那时候又没有物业，又没有请清洁卫生工人，我们自己会去打扫的，这个氛围很好的。我从小到大，我们自然村地方就很干净。但是藕池这边的自然村就没有这么干净了。”
包康乐说：“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一年比一年好。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富裕，这是肯定的，也不像现在这么自由。以前生产队，你起得晚一点就要扣工分了，你活干得糙了一点，有可能记零工分了。有人说现在和以前的钱差百倍，我说万倍都不止了。那时候社会上很困难，东西都不能买的，还要凭票的，各种各样的票。我还记得到石碶商店去吃饭，等我们排到队，已经没有了，说明天再来，你说气不气！那时候用钱买都买不到东西的，没有的。等到改革开放了，只要你勤劳，会动脑，就能赚到钱。像习总书记说的，中国梦，要有梦总归会实现的，如果没有梦，走路也没有方向。我今年要怎么样，明年要怎么样，都有计划的。我厂房造好，儿子跑跑业务，我也帮帮忙，日子就很好了。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可以过过舒服日子。
“白手起家，幸福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不是说了，都是苦出来、干出来的。你想不苦，还要成功，是没有的，只有付出才有回报。以前没有钱，我老婆那边是种棉花的，不下水田的，脚上每天可以穿鞋子袜子。到了这边来，要下水田了，怎么苦呢，这个蚂蟥都不知道怎么抓，真的苦。我说那不要做了，晒谷子。结果，晒谷子后，她的脚上都晒出了泡。到这里来，她想起来这么苦的日子，就不想回来，一直在厂里，让我儿子再开个厂，业务很多的。以前说1块2毛钱拿不出来，我儿子从慈溪过来，到解放桥，解放桥那时候可以坐6路车，6路下来是段塘，从段塘下车再到藕池。哪有像现在这样，地铁就到家里了。那时候车子坐过来要4分一张票，2张票，两个人。我老婆跟我儿子，要8分。一根白糖棒冰要4分，从北站走到解放桥的桥头，这段路要走的。以前卖棒冰是用木块敲的，小孩子听到这个，耳朵很亮的，就走过去了，意思是想买根棒冰吃。那时候我老婆也不明白儿子的意思，既然儿子往那走，就跟着走了，结果儿子走到卖棒冰的地方不肯走了。你说怎么弄？1毛钱，如果买了棒冰，就剩下6分了，就回不了家了，到家要8分。我老婆没有办法，就打儿子，打到他不想买棒冰为止。这是80年代初的事，儿子为了2分钱被打哭了，说起来眼泪都出来了。现在这个钱，我儿子也不浪费的。我家全是不赌博的，也不打麻将的，不赌不嫖，儿子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大人有点钱，总归是给孩子的。现在说起来，过去的事是要回忆回忆，回忆过就会珍惜时间、珍惜今天、珍惜生命了。那时候是不怕死的，刀山火海都得去，人家不肯去的你要去，人家不跳的地方你要跳；脚生疮了，开刀了，还去挑谷。那时候的路不像现在的路这么好走，都是铁厂的煤渣铺在上面的，硌着多痛啊。赤脚挑，还要比别人挑得快；如果你挑得慢，说你吊儿郎当的。”
周利英说：“现在年纪都大了，也不会赚钱了。我们以前都苦过来的，吃也是这样，现在不会生病了，以前我老是生病的。生什么病呢，就是没有力气，这可能是饭没有好好吃的缘故。以前种田的时候，泥鳅很多的，就在脚下钻，一下子抓出来，卷在裤脚里，用草绑起来，回到家，杀了以后，在饭锅里煮熟。现在没有田鸡了，以前种田老是在叫的，一手抓下去，这么大的田鸡就抓上来了，回到家里剥了皮煮起来吃，我喜欢吃这些东西。他们要说我的，你这个人这么厉害，看起来人瘦瘦的。这些东西要是动动脑筋还是有的，只是没有时间去弄。
“这个钱就这么一点，要造房子，要买材料，哪有钱买吃的。以前生产队种荸荠，种了去卖，自己没得吃。干活，你也做我也做，是运动，是政策，不像现在这样的，哪像现在这么好啊。我婆婆说，我活到100岁了，这么好的时代没有遇到的。
“像我老头也是很苦的，跟他父亲去捕鱼，新鲜的鱼卖掉，准备买米，结果没有米了，人家卖光了，都收摊了。捕鱼的人每天要吃饭的，可是米缸里没有米，每天鱼卖光，去买现米。如果当天没有米卖的话，这一天就没有饭吃了。布政市集，开米店的人有四五家，一看有两家米卖光了，他不卖鱼了，先把米买回。如果等鱼卖光了再去买，就没得买了，要饿肚子了。有时候稍微空一点，到岸上剥点菜叶，煮点细糠。他们船停在桥下的，上面人家走过，人家说，这么小的小孩真是可怜，只能吃这种东西。有的人很好的，扔点年糕给小孩吃。你扔给他两根年糕，我也扔两根年糕，那有四根了，四根年糕，再加一点菜，就有得吃了。小孩子不懂，问父亲，还有年糕吗？你说就这么点东西，哪还有啊，就只能吃细糠什么的。
“有一次鱼卖掉，又没有米了，那他就买了点毛笋当饭。孩子们不知道，说：今天怎么这么好，买了这么多毛笋。他父亲说：你快吃吧。第一顿毛笋味道真的很好，结果第二顿也是这个，第三顿也是这个，哪有三顿可以连着吃的，第一顿是好吃的，后面吃就不好吃了。我是宁波城里人，我母亲就我们两姐弟，我们平时吃得比较细巧，所以没有什么力气。我现在吃得好了，但我不大生病了。我老头好坏都要吃的。现在没有大碗橱了，以前有大碗橱，没有倒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等下顿吃的。我有些东西不吃，他到现在像汤团、精团，都喜欢吃。人家感到奇怪，这么大年纪了，还吃这些。他母亲100岁的人了，也要吃汤团的。她说我们捕鱼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后来可以种田了，开心死了，就让儿子种田去了。像我们到这里，总想着捕鱼的人家最有钱了，他们却说种田人好。我们觉得捕鱼的人一天把鱼卖掉就有现钱了，我们每天都没有现钱。但是她说，你们有年糕块吃，我们连年糕块也没得吃。像阿娘（婆婆）很喜欢吃年糕块的，他们以前没有怎么吃，看见人家吃年糕块、汤团，就十分羡慕。100岁的人了，还可以吃10个汤团。像我老头也是这样的，饭倒是不怎么想吃，汤团是很喜欢的。”
傅阿英说：“以前钱赚来就起一点房，刚开始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以前菜是不买的，每天都是吃咸菜的。以前有一个人，她对我们很好的，她知道我不买，有一天，她说：你去买菜，大人不吃，小孩子还是要吃的。然后，就拿出5元，让我去买。我拿了她的钱，就去买了。凉帽卖出之后，把钱还给她。她说：不用还的，去用好了。那个奶奶最好了。她知道我没有买菜，会买给我们吃，每次都是这样子。以前有船开过来，卖小黄鱼、大乌贼，很好吃，很便宜，只有1角多一斤。但是，我没去买，她每次来，都把钱借给我，让我去买。我生了两个小孩，都是自己打理的，也没人帮忙。我这个大女儿最苦了，苦的没人知道。嫁到这边，也很苦。但是现在好了。当时住在板桥，知道田可以被征收用来造路了，我老头还有点担心，说田没有了，以后靠什么生活，但是后来就不担心了。”
龚财良说：“生活总归是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买菜也没什么好买的，自己也种了芋艿，都是吃这些东西，鱼、螺蛳自己也会去抓的，就用这些当菜的。那时候大多数还是吃自己的东西，自己种自己吃，有多了去卖一点。新村改造以后，改变比较大了。现在劳保是有了，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低劳保。很多日子也是平平凡凡地过去了，没有特别去记了。”徐仁定说：“政策变化了，农民生活是一年一年在变好的。我一边是有村办企业，一边要种田，田是按照家里有几个人分的，还要上交公粮，一年交几百斤。养猪也是养的，养了好多只。以前凭票，肉7毛一斤。分田到户以后，一年比一年好了，东西也有得吃了。”张龙才说：“那个时候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的确很苦的，没有好好吃顿饭。因为家里兄弟多，都是小小的，都是多少一个人定量的，想吃点稻谷，还要去黑市买的，5分一斤，100斤5块够了。早上粥煮也煮得非常薄，到中午早就饿了。偷点家里的番薯吃吃，还要被家里大人说。有时候就水多喝点，把肚子喝饱。以前这么辛苦，现在生活这么好，真的没想到。”李和芳说：“我们家人口多，有四个兄弟，一个姐姐，我爸没有劳力的，全靠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养大。以前大集体，每户人家一年到了分多少口粮定的，像我们家四兄弟，十级劳力，粮食根本不够吃的。过年了，粮食不够了，要问人家借。这种日子，我没碰到过。等我出生，已经不需要饿肚子了。在家里，我们就买酱油、盐，番薯、青菜、芋头都有种的，肉是过年才有的。大年夜，我爸妈炒碗倭豆、炒瓜子、煮肉，每个人分一块压岁钱。新年了，每人可以有新鞋、新袜、新衣裤。等过完年了，又要收回去藏好，一套新衣服要穿两年，这个是我七八岁时候留下的印象。大哥穿下的衣服、鞋子没有破的话，就给弟弟穿。”戚明华说：“那时没有钱的，小孩子也很苦。读书读到14岁就种田了，当时我放了3头牛，一年算17个工分，类似于现在的20几块，一年到头放8个月的牛，刮风下雨都要去放。我们兄弟比较多，这些定粮拿来，8个月就吃完了，要向生产队借稻谷了，借来的稻谷，都是质量不好的，去还，都是质量好的稻谷，所以越借越穷。我家5个兄弟，一个大姐，男人比较多的家庭，会越吃越不够。到1976、1978年，按劳分粮，情况才有所好转。当时规定妇女最高600斤，18岁以上男子700斤。”葛小其说：“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变化大的。首先厂办起来了，不然旧村改造等都没有资金弄的。”
普通村民造房、婚嫁时，物资也不多。姜宝根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嫁妆的，就几件衣服、一个箱子、一条棉被。我结婚，给了我一间稍微大一点的老屋。我就后面打灶，前面做房。我老婆和丈母娘的意思是说，能否买一个手表，要80块钱一只的上海牌手表。我也跟老婆和丈母娘说，等我有钱了再买。那当时就有点工分，一年到头，年底也就分红15、16块。当时一年‘三支一结’，5月20号拿一回，7月拿一回，9月拿一回，再到年底结算一下。总共300多块钱的收入，到年底也只发个10、20块，80块钱的表怎么买得起。年底总结算，有80、90块，最好的时候100多块。以前人没有空闲时间，快过年了，供销社会送货下乡的，船开过来了，喇叭就喊大家来买东西。但是没有钱，就去问保管员支10块、支5元，然后买点菜。一会儿借5元，一会儿借10元、20元，到年底，统一算账的时候就没有钱了。我和父亲分家后，我也赡养他的，每年20块钱。20块看似不多，但那时20块都拿不出的。有的坏的儿子，不赡养的也有的。钱的话，我也不会用钱，也没有钱用的。有的人嘴巴馋了，会买点吃的，如一毛钱7粒的梭草。我这点钱也不会用的，都会带回家的。以前饭也就是这样，带点咸菜，河里舀点水，砖头搭起来烧火，饭后在凉亭里休息一下。
“我读书的时候也没有钱。后来读五六年级，算高小了。到邻村小学读书，要带饭去，天亮（早上）根本没有吃饱的，家里稍微有一点冷饭装了带过去。但是肚子很饿，半路都给它吃掉了。中午，人家吃饭，我们就是东走走西走走，没得吃。饿到晚上吃晚饭，那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晚上睡着，肚子又饿了。我就想，什么时候能让我吃饱饭。
“那时候，我父亲有8个小孩，4个儿子，4个女儿。4个女儿嫁出去，4个儿子娶媳妇进来，房子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家老屋好一点的一个房间给我了，旁边有个弄堂，再搭一下，也不算屋，乱糟糟的。我结婚以后，我父亲就把这些老屋都拆了，又拼了3间。我父亲会做木匠的，人是聪明的，做出来的东西也挺像的。房子柱子自己立起来，都是自己弄的。我还有娘舅也是土木匠，也会弄的，舅舅也帮帮忙。以前挑坟滩，有石头，就挑点石头来搭一搭，又搭了3间。我下面3个阿弟，一人一间，小虽然小，也是楼房了。3间都是楼房，是一上一下的，3个儿子3间。我父亲住在小儿子的地方。连我的是4间，我那间宽敞一点，我阿弟的房子小一点。我楼上是自己翻新的。
“第二个阿弟结婚的时候说要起房子了，我们拦住了。你起的话，把下面的阿弟的位置给起掉了，母亲也没地方住了。我阿姐还在的，阿姐跟我商量了，说老小这么小，阿姐作主，给他起一间。后来就是兄弟姐妹帮忙，又起了两间，我母亲就住在小间了，小阿弟一间。老二后来到外面起了一间，是结婚了以后，他自己攒钱自己起的。以前有养肉猪的，后来肉猪不养了，就在那位置起一间。
“我们家人口多，吃饭就是大大的一桌，也是没有饭菜吃的，就靠自己种点菜。想想都不可思议的，10个人一桌。我们4个兄弟也是很能吃的，也没东西吃。过年到了，那有点肉吃。我六年级，成绩也很好的，考了布政初中，那时候食堂要带米，我米也拿不出来。”
四、用水的变迁
张吉峰说：“我们用上自来水可能是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以前是用水缸的。当时家里是用灶的。厕所是河边一个粪缸，以前每个家庭一人一个马桶，每天早上都要去那边倒掉。后来才有公共厕所，也没什么人打扫。厕所的变化是最大的。”杨裕祥说：“有一个电工和一个自来水工，两个人，做了大概十多年。后来老厂拆了，自来水也拆掉，新的又装上了。自来水的话，包家是想接宁波水厂，但是接不过去。那时候都愿意装自来水的，不要装的是少数。要装的话，村里钱交好，就装了。那时候自来水的水质很差，管子也经常堵塞。有的地方装得不对，结冰了，也没办法处理。像我屋后面那一片地方，管子很冷的，去装管子，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的。那时候村庄很分散，没有新村改造之前，有的地方的管子会冻掉，现在基本上不会冻掉。露天的管子，里面会生锈，容易坏。那时候我不单单负责管子，村里水费、电费也要我收。收费的话，日子规定好，每个月10号到村来收，等于这十天时间，我不能离开，一直要在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