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百年藕池的村民，经历了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化，进入物资丰盛的时代。
第一节／计划时代生活
一、一切要票证
张杏芳说：“以前买东西都是用票的。那时候有布票、粮票，还有香烟票。布票一个人一年大概一丈五，棉花几斤。粮票是在生产队里，要粮票，就拿米去换，或者用钱买也可以的。有的人手里粮票有多的，也可以买一点来。那时候是有供销社的。”李小平说：“粮票、布票，我那时候有还是有的，我做出纳，村里有国家供应户（非农业户），粮票、布票每年马丽萍、洪康华的老婆有，普通农民是没有的。”
陈高华说：“以前都是凭票的，最多的是肉食票、粮票、钞票。只有一两种票还不能吃饭。比如说去吃碗馄饨，粮食加钱1毛3分，另外还要一张肉食票，没有就不能吃的。这个没有用多长时间，是特殊情况。一般是只要有粮票、钞票就可以了。那时候米也要凭票的，酒也要凭票的。买肥皂，每个户头一块，横着切开来的。那时候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到了逢年过节，只有一点东西，几两花生、几两肉。我们逢年过节，供销社分配东西，是半斤左右的粉，2斤多重的塘鱼一条，小一点1斤多的是两条，可能5斤肉票。过年倒是过得蛮好的，自己有时候养了鸡，过年也吃得蛮热闹的，反而现在吃得少了，不过现在吃得好了，我们现在过年吃没几顿，一条鱼最多吃一顿了。那时候我们亲戚也多，一天吃五顿六顿也有的，上半天在他家，下半天在你家。最多是吃四天，因为初四下半天要开工的。那时候饭基本上有吃了。我家敖忠出生才2岁左右的时候，粮食还是很紧张的。”
陈高华又说：“板桥只有两家小店，属供销社。供销社时代，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买东西的。买蔬菜也要到礼嘉桥。后来有点自由了，可以到外面买点菜。以前在生产队，我们动一点脑筋，一个供销社去挑来，然后分开。李志蕃，这个活他会弄的，他喜欢弄。他干活比不过人家，他就弄这个活。这也有好处，没有他的话，我们13户人家也没有东西吃的。他挑过来，分成13份，我们拿一份回家，这是70年代的事。”50岁（1981）时，崔述芳因白内障，眼力不好。他找大队帮忙，先被安排在窑厂。次年，有一个供销社代理店的机会，大队让其开小店。当时，公社供销社给了30元一月，大队补10元，共40元。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凭票供应物资。他一直开到62岁（1993），生意不好，年纪也大了，店就停开了。
于春玲说：“我公公（张嘉康）原先是大户人家出生的，有社交关系，比方说村里哪一户人家要买砖头、瓦片，我公公会去帮忙，所以大家都尊重他的。”张龙才说：“我爸爸宁波有个亲戚，我叫他舅公，在宁波造纸厂当领导的，村里专门叫我爸爸去买些砖瓦片等。那个时候有宁波屠宰场，猪重量不及格，他出面通关，说拖拖进去算了。”
二、用
徐亚晨说：“现在人见多识广，以前连电视都没有。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小时候天天盼过年，因为过年可以吃肉、可以穿新衣服了。平时没有肉吃，也没有新衣服穿。我上面有两个姐姐，姐姐穿下来的旧衣服拿来给我穿就很好了，正月里可以做一套新的。平时也没有肉吃，正月里有肉吃。那时候我阿爸做肉丸做得好，从初一到十五，一直都有这道菜，上一拨客人没有吃完再热热。正月里客人都来完了，才可以给小孩吃肉丸。这个时候吃，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了。现在好像天天过春节，吃的太多了。小时候比较困难，有一年，我们家是大灶，没有米饭，就用草籽和细糠煮煮吃。我有时候搬个小凳子去偷点来吃，看到米有一点开花了就叫。那时候农村很苦，吃了那种饭以后大便都拉不出来了。那应该是困难时期。我10岁读书，天气热，放假了，夏天要去种田，凌晨四点爬起来，跟妈妈去拔秧，一边拔一边还要打瞌睡，赚点工分。我1982年结婚，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我婆婆给我一间老屋，在板桥自然村。我在板桥，婆婆在俞家（小地名）。酒水办了六七桌。新房间，纸头平顶拉拉，铅丝一根根拉好，然后白纸糊起来的，看上去白白的，交关赞（非常漂亮）。结婚证有的，那时候结婚证是到布政乡领的。”
张杏芳说及以往艰难生活时说：“我们是困难人家，下雨天就是穿破鞋。好的人家有穿解放鞋，也比较少的。天冷，年纪轻不穿鞋也没事，抵抗力强，不会冻病的。现在是不行了。天气热了就用扇子，晚上睡在外面。像我妈妈去做佣人，住在别人家里的，家里又没有什么东西的。隔壁邻居看我，也是蛮同情的。土地改革的时候，我还小，才10岁不到。到庙里住，分到了一间老房子，后来自己老屋翻新屋。以前因为年纪太小，东西都分不到。”张加昌说：“我以前7岁上学，没有拖鞋，拿根草绳绑一下，就上学去了。到生产队以后，可以到上海买雨衣穿了，生活水平在逐步改善。以前买双拖鞋，去人家家做客，到人家家里，洗个脚再穿拖鞋，这么冷的天，就赤脚走过去，怕把拖鞋走坏，脚冻得很红。当时没有钱，很节省，工业也不发达，买双拖鞋很不容易。买双高筒拖鞋，也要十几块，以前东西太贵了。买自行车是70年代，当时也是凭票买的，杭州牌的，134元一辆车。以前买辆凤凰牌的自行车真的是稀罕事。缝纫机是我女儿快结婚时买的，手表是上海牌的，120元一块，是托上海的亲戚买的。买一个手表，在生产队要做半年。”现在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食
姜芬琴说：“我们家都是女孩子，口粮吃不完，还可以支援我的阿姨。阿姨家里有7个儿子，他们老是口粮不够吃。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村里每户人家都很勤劳，很会干活。隔壁邻居之间都很和睦的，哪一户人家有什么事情了，大家都会去帮助。哪一户人家有什么喜事了，还会分蛋、面条。
“我们还会做年糕，小时候每一户人家在快过年、晚稻割了以后，12月或者1月，都要做年糕了。做年糕，有时候两户人家拼在一起做，有时候一户人家做。我的姐姐们都是嫁在同一个村的，嫁出去的姐姐跟我老妈家里一起做。做年糕很开心的，早晨三四点之前，我老爸用很大的缸把米浸泡下去，浸两天，第三天开始磨，一袋一袋装好，压成粉。这个压，我老爸是农民当中最厉害的。我们每一户人家做年糕，还要用咸菜做馅儿包进去。还有黄豆馅儿，黄豆也是自己种的，大家东西都会相互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每一家都在做，晚上都可以吃这个东西。今天某一户人家做了，做好了以后，滚烫的年糕就来分了，邻里关系非常和谐，很好的。
“家里有人生病没有人帮忙，我们邻居会来帮忙的，一起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什么的，邻里关系很好，没有闹不愉快不团结的。每一户家庭的教育也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出来的人也是比较诚实的。有一户人家，他家里的老妈比较急躁，老是要打小孩子的。我们家里长大的这么多人，我老爸老妈从来不打我们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女孩子不太会被打，女孩子比较听话一点，男孩子皮一点。
“我的记忆当中，我们村里是很干净的。我当时已经到乡政府参加工作了，乡干部联村联到这里了，有一次党委书记联村到村里，就是我所在这个自然村，走过了，他说：‘姜芬琴，你们村里是怎么回事，打扫过了？这么干净。’我说，我们这个自然村就这样的，每天都是这样的，没有特别去打扫。他说：‘我下次要在这里开现场会，让全公社的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开清洁卫生现场会。’过了几天，果然召开了一个村干部会议，把每个村的支部书记、村长、组长叫到我们村里来开现场会，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村弄得很干净。这个自然村，大路、小路、房前屋后，都很干净的。我家一个对门是生产队的队长（吴祝庆）家，这户人家是我们这个自然村最干净的了。到现在为止，我们住商品房，有的人家地上也不如他家那时候干净。那时候是农民家庭，农具都要拿进来的。他的家里是每天用刷子刷得很干净，毛巾都可以擦地板的。现在的平顶房是不会有灰的，那时候没有平顶的，是用柱子架起来的，如果一年不去打扫，灰尘肯定很多的。我们家里过年就要打扫了，把这些灰给弄掉。他们是每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就把这些灰尘用毛巾擦掉，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一只苍蝇蚊子都留不下的，最干净不过了。这种现象对周边邻居也是一种影响。我们的村民，家里都是弄得比较干净的，有些农民家里走进去很脏的，鸡、鸭、鹅，到处是屎什么的。我们家里基本上也是很干净的。鸡养的，鸭是不养的，养着就很难弄干净了。养鸡的话，有一个专门的鸡笼，白天放出去，鸡拉了屎，我们会去扫掉。那时候又没有物业，又没有请清洁卫生工人，我们自己会去打扫的，这个氛围很好的。我从小到大，我们自然村地方就很干净。但是藕池这边的自然村就没有这么干净了。”
包康乐说：“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一年比一年好。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富裕，这是肯定的，也不像现在这么自由。以前生产队，你起得晚一点就要扣工分了，你活干得糙了一点，有可能记零工分了。有人说现在和以前的钱差百倍，我说万倍都不止了。那时候社会上很困难，东西都不能买的，还要凭票的，各种各样的票。我还记得到石碶商店去吃饭，等我们排到队，已经没有了，说明天再来，你说气不气！那时候用钱买都买不到东西的，没有的。等到改革开放了，只要你勤劳，会动脑，就能赚到钱。像习总书记说的，中国梦，要有梦总归会实现的，如果没有梦，走路也没有方向。我今年要怎么样，明年要怎么样，都有计划的。我厂房造好，儿子跑跑业务，我也帮帮忙，日子就很好了。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可以过过舒服日子。
“白手起家，幸福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不是说了，都是苦出来、干出来的。你想不苦，还要成功，是没有的，只有付出才有回报。以前没有钱，我老婆那边是种棉花的，不下水田的，脚上每天可以穿鞋子袜子。到了这边来，要下水田了，怎么苦呢，这个蚂蟥都不知道怎么抓，真的苦。我说那不要做了，晒谷子。结果，晒谷子后，她的脚上都晒出了泡。到这里来，她想起来这么苦的日子，就不想回来，一直在厂里，让我儿子再开个厂，业务很多的。以前说1块2毛钱拿不出来，我儿子从慈溪过来，到解放桥，解放桥那时候可以坐6路车，6路下来是段塘，从段塘下车再到藕池。哪有像现在这样，地铁就到家里了。那时候车子坐过来要4分一张票，2张票，两个人。我老婆跟我儿子，要8分。一根白糖棒冰要4分，从北站走到解放桥的桥头，这段路要走的。以前卖棒冰是用木块敲的，小孩子听到这个，耳朵很亮的，就走过去了，意思是想买根棒冰吃。那时候我老婆也不明白儿子的意思，既然儿子往那走，就跟着走了，结果儿子走到卖棒冰的地方不肯走了。你说怎么弄？1毛钱，如果买了棒冰，就剩下6分了，就回不了家了，到家要8分。我老婆没有办法，就打儿子，打到他不想买棒冰为止。这是80年代初的事，儿子为了2分钱被打哭了，说起来眼泪都出来了。现在这个钱，我儿子也不浪费的。我家全是不赌博的，也不打麻将的，不赌不嫖，儿子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大人有点钱，总归是给孩子的。现在说起来，过去的事是要回忆回忆，回忆过就会珍惜时间、珍惜今天、珍惜生命了。那时候是不怕死的，刀山火海都得去，人家不肯去的你要去，人家不跳的地方你要跳；脚生疮了，开刀了，还去挑谷。那时候的路不像现在的路这么好走，都是铁厂的煤渣铺在上面的，硌着多痛啊。赤脚挑，还要比别人挑得快；如果你挑得慢，说你吊儿郎当的。”
周利英说：“现在年纪都大了，也不会赚钱了。我们以前都苦过来的，吃也是这样，现在不会生病了，以前我老是生病的。生什么病呢，就是没有力气，这可能是饭没有好好吃的缘故。以前种田的时候，泥鳅很多的，就在脚下钻，一下子抓出来，卷在裤脚里，用草绑起来，回到家，杀了以后，在饭锅里煮熟。现在没有田鸡了，以前种田老是在叫的，一手抓下去，这么大的田鸡就抓上来了，回到家里剥了皮煮起来吃，我喜欢吃这些东西。他们要说我的，你这个人这么厉害，看起来人瘦瘦的。这些东西要是动动脑筋还是有的，只是没有时间去弄。
“这个钱就这么一点，要造房子，要买材料，哪有钱买吃的。以前生产队种荸荠，种了去卖，自己没得吃。干活，你也做我也做，是运动，是政策，不像现在这样的，哪像现在这么好啊。我婆婆说，我活到100岁了，这么好的时代没有遇到的。
“像我老头也是很苦的，跟他父亲去捕鱼，新鲜的鱼卖掉，准备买米，结果没有米了，人家卖光了，都收摊了。捕鱼的人每天要吃饭的，可是米缸里没有米，每天鱼卖光，去买现米。如果当天没有米卖的话，这一天就没有饭吃了。布政市集，开米店的人有四五家，一看有两家米卖光了，他不卖鱼了，先把米买回。如果等鱼卖光了再去买，就没得买了，要饿肚子了。有时候稍微空一点，到岸上剥点菜叶，煮点细糠。他们船停在桥下的，上面人家走过，人家说，这么小的小孩真是可怜，只能吃这种东西。有的人很好的，扔点年糕给小孩吃。你扔给他两根年糕，我也扔两根年糕，那有四根了，四根年糕，再加一点菜，就有得吃了。小孩子不懂，问父亲，还有年糕吗？你说就这么点东西，哪还有啊，就只能吃细糠什么的。
“有一次鱼卖掉，又没有米了，那他就买了点毛笋当饭。孩子们不知道，说：今天怎么这么好，买了这么多毛笋。他父亲说：你快吃吧。第一顿毛笋味道真的很好，结果第二顿也是这个，第三顿也是这个，哪有三顿可以连着吃的，第一顿是好吃的，后面吃就不好吃了。我是宁波城里人，我母亲就我们两姐弟，我们平时吃得比较细巧，所以没有什么力气。我现在吃得好了，但我不大生病了。我老头好坏都要吃的。现在没有大碗橱了，以前有大碗橱，没有倒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等下顿吃的。我有些东西不吃，他到现在像汤团、精团，都喜欢吃。人家感到奇怪，这么大年纪了，还吃这些。他母亲100岁的人了，也要吃汤团的。她说我们捕鱼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后来可以种田了，开心死了，就让儿子种田去了。像我们到这里，总想着捕鱼的人家最有钱了，他们却说种田人好。我们觉得捕鱼的人一天把鱼卖掉就有现钱了，我们每天都没有现钱。但是她说，你们有年糕块吃，我们连年糕块也没得吃。像阿娘（婆婆）很喜欢吃年糕块的，他们以前没有怎么吃，看见人家吃年糕块、汤团，就十分羡慕。100岁的人了，还可以吃10个汤团。像我老头也是这样的，饭倒是不怎么想吃，汤团是很喜欢的。”
傅阿英说：“以前钱赚来就起一点房，刚开始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以前菜是不买的，每天都是吃咸菜的。以前有一个人，她对我们很好的，她知道我不买，有一天，她说：你去买菜，大人不吃，小孩子还是要吃的。然后，就拿出5元，让我去买。我拿了她的钱，就去买了。凉帽卖出之后，把钱还给她。她说：不用还的，去用好了。那个奶奶最好了。她知道我没有买菜，会买给我们吃，每次都是这样子。以前有船开过来，卖小黄鱼、大乌贼，很好吃，很便宜，只有1角多一斤。但是，我没去买，她每次来，都把钱借给我，让我去买。我生了两个小孩，都是自己打理的，也没人帮忙。我这个大女儿最苦了，苦的没人知道。嫁到这边，也很苦。但是现在好了。当时住在板桥，知道田可以被征收用来造路了，我老头还有点担心，说田没有了，以后靠什么生活，但是后来就不担心了。”
龚财良说：“生活总归是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买菜也没什么好买的，自己也种了芋艿，都是吃这些东西，鱼、螺蛳自己也会去抓的，就用这些当菜的。那时候大多数还是吃自己的东西，自己种自己吃，有多了去卖一点。新村改造以后，改变比较大了。现在劳保是有了，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低劳保。很多日子也是平平凡凡地过去了，没有特别去记了。”徐仁定说：“政策变化了，农民生活是一年一年在变好的。我一边是有村办企业，一边要种田，田是按照家里有几个人分的，还要上交公粮，一年交几百斤。养猪也是养的，养了好多只。以前凭票，肉7毛一斤。分田到户以后，一年比一年好了，东西也有得吃了。”张龙才说：“那个时候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的确很苦的，没有好好吃顿饭。因为家里兄弟多，都是小小的，都是多少一个人定量的，想吃点稻谷，还要去黑市买的，5分一斤，100斤5块够了。早上粥煮也煮得非常薄，到中午早就饿了。偷点家里的番薯吃吃，还要被家里大人说。有时候就水多喝点，把肚子喝饱。以前这么辛苦，现在生活这么好，真的没想到。”李和芳说：“我们家人口多，有四个兄弟，一个姐姐，我爸没有劳力的，全靠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养大。以前大集体，每户人家一年到了分多少口粮定的，像我们家四兄弟，十级劳力，粮食根本不够吃的。过年了，粮食不够了，要问人家借。这种日子，我没碰到过。等我出生，已经不需要饿肚子了。在家里，我们就买酱油、盐，番薯、青菜、芋头都有种的，肉是过年才有的。大年夜，我爸妈炒碗倭豆、炒瓜子、煮肉，每个人分一块压岁钱。新年了，每人可以有新鞋、新袜、新衣裤。等过完年了，又要收回去藏好，一套新衣服要穿两年，这个是我七八岁时候留下的印象。大哥穿下的衣服、鞋子没有破的话，就给弟弟穿。”戚明华说：“那时没有钱的，小孩子也很苦。读书读到14岁就种田了，当时我放了3头牛，一年算17个工分，类似于现在的20几块，一年到头放8个月的牛，刮风下雨都要去放。我们兄弟比较多，这些定粮拿来，8个月就吃完了，要向生产队借稻谷了，借来的稻谷，都是质量不好的，去还，都是质量好的稻谷，所以越借越穷。我家5个兄弟，一个大姐，男人比较多的家庭，会越吃越不够。到1976、1978年，按劳分粮，情况才有所好转。当时规定妇女最高600斤，18岁以上男子700斤。”葛小其说：“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变化大的。首先厂办起来了，不然旧村改造等都没有资金弄的。”
普通村民造房、婚嫁时，物资也不多。姜宝根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嫁妆的，就几件衣服、一个箱子、一条棉被。我结婚，给了我一间稍微大一点的老屋。我就后面打灶，前面做房。我老婆和丈母娘的意思是说，能否买一个手表，要80块钱一只的上海牌手表。我也跟老婆和丈母娘说，等我有钱了再买。那当时就有点工分，一年到头，年底也就分红15、16块。当时一年‘三支一结’，5月20号拿一回，7月拿一回，9月拿一回，再到年底结算一下。总共300多块钱的收入，到年底也只发个10、20块，80块钱的表怎么买得起。年底总结算，有80、90块，最好的时候100多块。以前人没有空闲时间，快过年了，供销社会送货下乡的，船开过来了，喇叭就喊大家来买东西。但是没有钱，就去问保管员支10块、支5元，然后买点菜。一会儿借5元，一会儿借10元、20元，到年底，统一算账的时候就没有钱了。我和父亲分家后，我也赡养他的，每年20块钱。20块看似不多，但那时20块都拿不出的。有的坏的儿子，不赡养的也有的。钱的话，我也不会用钱，也没有钱用的。有的人嘴巴馋了，会买点吃的，如一毛钱7粒的梭草。我这点钱也不会用的，都会带回家的。以前饭也就是这样，带点咸菜，河里舀点水，砖头搭起来烧火，饭后在凉亭里休息一下。
“我读书的时候也没有钱。后来读五六年级，算高小了。到邻村小学读书，要带饭去，天亮（早上）根本没有吃饱的，家里稍微有一点冷饭装了带过去。但是肚子很饿，半路都给它吃掉了。中午，人家吃饭，我们就是东走走西走走，没得吃。饿到晚上吃晚饭，那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晚上睡着，肚子又饿了。我就想，什么时候能让我吃饱饭。
“那时候，我父亲有8个小孩，4个儿子，4个女儿。4个女儿嫁出去，4个儿子娶媳妇进来，房子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家老屋好一点的一个房间给我了，旁边有个弄堂，再搭一下，也不算屋，乱糟糟的。我结婚以后，我父亲就把这些老屋都拆了，又拼了3间。我父亲会做木匠的，人是聪明的，做出来的东西也挺像的。房子柱子自己立起来，都是自己弄的。我还有娘舅也是土木匠，也会弄的，舅舅也帮帮忙。以前挑坟滩，有石头，就挑点石头来搭一搭，又搭了3间。我下面3个阿弟，一人一间，小虽然小，也是楼房了。3间都是楼房，是一上一下的，3个儿子3间。我父亲住在小儿子的地方。连我的是4间，我那间宽敞一点，我阿弟的房子小一点。我楼上是自己翻新的。
“第二个阿弟结婚的时候说要起房子了，我们拦住了。你起的话，把下面的阿弟的位置给起掉了，母亲也没地方住了。我阿姐还在的，阿姐跟我商量了，说老小这么小，阿姐作主，给他起一间。后来就是兄弟姐妹帮忙，又起了两间，我母亲就住在小间了，小阿弟一间。老二后来到外面起了一间，是结婚了以后，他自己攒钱自己起的。以前有养肉猪的，后来肉猪不养了，就在那位置起一间。
“我们家人口多，吃饭就是大大的一桌，也是没有饭菜吃的，就靠自己种点菜。想想都不可思议的，10个人一桌。我们4个兄弟也是很能吃的，也没东西吃。过年到了，那有点肉吃。我六年级，成绩也很好的，考了布政初中，那时候食堂要带米，我米也拿不出来。”
四、用水的变迁
张吉峰说：“我们用上自来水可能是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以前是用水缸的。当时家里是用灶的。厕所是河边一个粪缸，以前每个家庭一人一个马桶，每天早上都要去那边倒掉。后来才有公共厕所，也没什么人打扫。厕所的变化是最大的。”杨裕祥说：“有一个电工和一个自来水工，两个人，做了大概十多年。后来老厂拆了，自来水也拆掉，新的又装上了。自来水的话，包家是想接宁波水厂，但是接不过去。那时候都愿意装自来水的，不要装的是少数。要装的话，村里钱交好，就装了。那时候自来水的水质很差，管子也经常堵塞。有的地方装得不对，结冰了，也没办法处理。像我屋后面那一片地方，管子很冷的，去装管子，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的。那时候村庄很分散，没有新村改造之前，有的地方的管子会冻掉，现在基本上不会冻掉。露天的管子，里面会生锈，容易坏。那时候我不单单负责管子，村里水费、电费也要我收。收费的话，日子规定好，每个月10号到村来收，等于这十天时间，我不能离开，一直要在村里。”
第二节／住行舒心
一、住房
那时候的生活真的是很艰难。包康乐说：“结婚，住父亲的老房子。我们两间房子，一间他们住，一间我们住。结婚时乡下有闹房习俗的，我们这样不能吵的，楼上要塌下来的。以前你不能造房子的，造好了也给你推掉的。那怎么办呢，就用那个竹竿子弄弄。
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的，人家10级劳力，我爸只有8级，他一直在生肺病，挑不动、做不大动，只能给8级。我爸喜欢喝酒，后来我生病了，也没有钱看医生买阿司匹林。我妈将我爸喝酒的饮具卖了一块钱，给我看医生去。如果不看医生，我当时都没有命了。真的是要珍惜现在，比起来不知道好多少倍了。像现在这样高楼大厦，水泥柏油路，真的没有想过。”
周利英说：“讲起买房子也是挺罪过的，把孙家那间房子买过来，以前就100多块钱。上海人来了，三天工夫就要回去。当时借100多块钱没地方借，我老头问他妹妹去借，去了三个晚上。他妹妹家里人多，没有钱。口粮也是可以换钱的，把米卖了也是钱。我老头就说，你跟妹夫商量一下，借一袋谷子给我，三天工夫钱就要拿去的。她就去问她婆婆，她婆婆说：借米好借，讨米难讨。我老头坐了两个晚上下来，对方也没有来回一声，只好把我做媳妇时候稍微好一点的两件衣服去卖掉。上海人来了，他叫我把猪卖给他。后来这样拼拼凑凑，才买下来。以前买一个房子要160块。大概是二十七八岁买的，也即1971年、1972年。
“以前借住在孙家，是国民的母亲，是他们外婆的上代，是许信法的房子卖掉，是他们家的亲戚。那个时候还是姜岳海当书记。那个房子才八尺，一张床放进去，人就得挤进挤出的。我们有三个人，怎么住呢？我老头白天干活，晚上挑砖，叫了两个姑丈来搭搭，用草巾泥土糊糊，住在里面，不下雨就好了。地上也没有水泥地，最多是石板。当时没有房子，都住在人家家的。我们造房子不是同一个时间造的，今年造一间，明天有点钱了，再弄一间。这样一间一间搭起来。我们自己造房子，挑砖头，抬石头，以前没有劳力的，他抬大一点的，我抬小一点的。以前是苦的，也没有地方买东西，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的。房子在造，砖头、水泥横条，这些要花钱去买的，半夜三更的去买，很辛苦的。”
王翠芳说：“我想是天地之别，我们是拍了照片的，以前的照片拍过，现在新房子分好了再拍一下，两个样子真的天地之差。一靠党的政策好，二靠老书记吴纪芳和村里的领导班子。藕池村如果没有改造，藕池村的小孩想买房子娶老婆是很困难的。现在被老书记一弄，现在娶老婆也可以了，卖掉房子有几十万，也可以做老板了。以前出租车不肯来，现在藕池谁不知道。老底子东门口还是我们藕池热闹，晚上的夜市多好，那条马路，503路公交车都不想来了，太难开了。我跑运输，东门口哪有这么热闹，马路哪有这么大。生活习惯方面，现在老百姓的素质好了，以前都是垃圾乱扔的，现在都放到垃圾桶去了。虽然我们藕池村垃圾分类还没有开始，但是总有意识了。像‘五水共治’，现在老百姓意识也很好了。”
包康乐说：“小时候村里的面貌，印象当中，就是一楼二楼的老房子，弄堂里转来转去的，看不出来的，很挤，我们小孩子跑来跑去的。这和其他村里的老房子结构是一样的。最有印象的就是上学，那个学校叫新学堂，有两层，我们在这里读书，是80年代以后的房子，条件稍微好一点。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好了以后，搭建的就多了，给村里付一个10块钱、20块钱的土地费，一般情况下，是儿子要结婚了，大人们拼拼凑凑造一两间房子。如果没有结婚的话，这种现象不多的。因为我们从拆迁情况看得出来，毕竟是老房子多，新房子少。”
二、出行
张加昌说：“到礼嘉桥、板桥、布政，都是可以去的，到石碶、段塘都是石板路，更差的是黄泥路。走前面这条河，撑船可以到石碶去的。以前有五个河埠头，洪家、包家、张家、孙家、庙口。当时船也很少的，土改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就包家一条大船。”张龙才说：“我小时候，杨家路头就是坟滩。这里的路弯来弯去，生意做不来，不像现在正正方方。坟滩挑掉以后，这里种水稻了。后来路也做起来了，虽然很小。边上的屋子也是七歪八倒的。头一排房子，是我阿舅（虞迪厚）买过的地方，在杨家路头菜场后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好起来了，藕池新村开发，土地是我们的，造是他们造的，19000元一套，70平方。那个时候，1万块都拿不出来。”姜宝根说：“交通也不行，有点石板路已经很好了，石板路就算大路了，一般都是泥路的。到板桥就是走石板路，用石头铺出来的。过了一条河，对面就是詹家耷了。要走石桥到万井桥，之后路就多了。有一条近路，是一个木桥（树桥），木头搭起来的桥，危险是危险的。”赵宏海说：“那时候我们去开会，车钱都没有报销，几分钱都是自己出。那时候汽车很少的，大多数都是靠自己腿走，也没有车乘的。去布政开会，也是走。甚至，我们去天童开会，都要走过去。”张吉峰说：“当时没有菜场，都是吃自己家里种的菜，买肉都要去段塘，都是骑车去段塘的。最早的（藕池）小菜场，就是空心板搭起来了几个摊位，然后变得越来越大了。”
1976年，筑机耕路。赵宏海说：“那时候都是石板路，我们开会到布政，晚上石板路走过去。现在外面那条马路很热闹，这条马路还是我当大队长的时候造的。别看现在客运中心、地铁这么热闹，以前都很冷清，没有人的。那时候去段塘，要走杨家路头，就是现在地铁的地方。那时候杨家路头只有二三户人家，是个小村，都姓杨，很小的。那时候石料装来，一袋一袋都是人挑来的。当时是布政公社组织的，因为没有通向城市的路，所以要造大路。一段一段地分开，每个大队分多少，是这样做出来的。现在都是国家做了，那时候没有路的。这条机耕路是1975—1976年间造的。造新家塘要造个桥，两边石头铺铺，上面石块铺铺，当桥板用。那时候水泥板有是有，但村里没有钱，买不起。”张富昌说：“我37岁（1976）去机电站的，那时候段塘到古林的路已经通了。造路大概是在1976年，我参与了筑路活动。那时候装石头，一车石头有几吨，我管着的，发票也要我开的。后来，村里一定要叫我回来，那时候去外面有补贴的，每天补贴一个工分。那时候我在生产队做电工，说电动机开不起来了，江根星也打电话来调过，但是公社不允许我去，他们说张富昌修路是公社革委会决定的。”结合赵、张两人的说法，初步可判断路是1976年完成的。
1994年，筑君运路。吴安光说：“以前村里走进走出的交通不方便，都是泥路，买菜要到段塘去买。那时候平时也不太会去买菜，田里种的弄点吃吃。如果有亲戚来了，偶尔到段塘去买点菜，那要走三里路了，都是坑坑洼洼的泥路，要靠两条腿走的。我当书记时，有一条机耕路，也是一脚高一脚低的。到环城西路，有两三里路。这条君运路，一半是段塘吴家村的，一半是藕池的。我跟张世生书记、吴家村周书记商量，划一点地给他们，他把块角落地给我一点，就这样弄成的。这条南北向君运路打通以后，跟前面这条启运路接上了，藕池村出行的交通也方便了。”
第三节／生老病死
一、婚姻
包康乐说：“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我结婚时，父亲和母亲算是很好了，分给我一张凳子，只能坐一个人，我们两夫妻吃饭，你坐，我就不坐。我不坐，给我老婆坐。我丈人说，他没有看错我。你看我们现在日子多舒服，很早就开了厂。我是1976年结婚的，喜糖是通过我上海的娘舅买的，那时候糖还买不到，我娘舅是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他帮我买了糖。”
子女结婚很艰难。杨国平说：“我有很多兄弟，兄弟胃口都很好，都很会吃的，粮食很容易出现断档现象，有时候早稻季节还没有到，有些人要问生产队借粮。我们家安排得好，基本上不用借的。我老娘当家当得好，基本上能接得上的。舂来一袋谷，人家有了就胡乱吃喝，老早没有了。那时候生产队又没有什么钱的，我们只有二三百块一年。扣除谷子什么的，剩下没有多少了。二三百块一年，那时候在生产队还算是比较好的了。后来板桥村徐亚晨阿哥（徐定良）当生产队长，他有八九百块一年，这是最高了。生产队是板桥村弄得好。家里有几块钱积攒下来了，又有儿子要结婚了。结婚基本上是平房，后来自己有点钱了再造上去。”
不同时代结婚习俗有变化。周利英说：“我儿子的话，本来是小房子的，慢慢搭起来的。儿子要上班去了，20岁了，小房子翻成楼房了。房子以前13000块买来，弄了两间楼房，自己再弄一个灶间。比我们那时候好，他结婚的时候摆了7桌，那个地方也大的。我儿子24岁结婚的，现在我孙子也30多了。那时候结婚，新娘子来了，用船接新娘，衣服也是一般就穿自己的，我们没有像人家这么大手笔。儿子是1963年生的，1987年24岁结婚。儿子结婚比我们那时候的情况好。我们结婚时，连晚饭都没吃，就到母亲那吃一点，晚上再随便吃一点。第二天，就没有什么饭菜了。结婚，老头买只鸭，带过去了。我母亲说不要，两人扔来扔去的，两只内脏掉下来了，老头带回来了，第二天早上，正好两只内脏当饭。本来应该是买鹅的，鹅没有买到，换成了鸭。等到孙子孙女结婚，那条件很好了。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算是独子了。我大女儿14岁开始干活，她中学不愿意读了，就去干活了。我就说了，你做凉帽，钱自己放着。我大女儿也很勤快，十多岁，就到外面去干活赚钱。我只拿给她200块，其他都是她自己赚钱存的。两姐妹读书读好以后，给人家做凉帽。后来一人买了一只手表，这都是做凉帽赚出来的。现在的人读书读得多，以前没有那么抓紧。以前在学堂，还要做凉帽的。我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东西，结婚就用借来的东西招待。以前他爸爸就和媳妇娘家讲，说东西都有的，其实都是借来的东西。后来媳妇娶进门以后，火熜也被人家拿回去了，棉被也没有。那时候捕鱼人家钱是有点，我们是要记工分。他们捕鱼人，鱼卖掉，就会有现金。有什么东西没有，只好两边家人拼着买。那时候样样都要借的，钱也是现借的。我母亲那边要好的还没有来，要早点算账，就怕人提前走了。这么多的儿子，也没有办法的，赚来的钱都用掉了。女儿结婚，我只拿出200块钱，其余的都是她自己赚的，我大女儿会干活，但是人也有不一样，我小女儿就不爱干活了，东西也不要，你给她东西，也说不要。结婚仪式，大家差不多的。一开始是在堂沿，介绍人说一说，堂上坐着父母，夫妻对拜什么的，跟戏文里一样的，别的也没有什么。不像现在这样在台上发言，以前都没有的。”
史幼高说：“我们是1976年结婚的，结婚证就是一张纸，红色的。就写一个名字，上面没有照片的。”
吴纪芳说：“现在年轻化，科技太发达，手机、网络都有了。结婚以后，双方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话，女方对男方也不买账，觉得我不用依靠你，男方也说，我不会依靠你的，双方自尊心都很强的。我们本地人还是喜欢找本地人的。两个年轻人，主要是自尊心太强了，你也不体谅我，我也不体谅你，这样的人现在很多。
“现在信息太发达了，社会变化太大。我跟儿子说，你找对象，只要你们喜欢，我们大人不反对，不然今后离婚就不合算了。现在形势变化也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我说儿子和媳妇关系好，明天起冲突了，也很难讲。不仅说年轻人，现在年纪大的人离婚也很多。2014年鄞州区离婚率有40％，这个数字实在比较高。现在为了经济条件离婚的很少，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在农村或者城市都是有房子的。藕池村50％是自己谈恋爱，自己找对象。有些本身是大学生，找外地人比较多。一部分双农双女户、双农独女户的人家条件也不坏，真正要找本地同等的人，本地男的外面活络一点的都被找光了。有一部分农家女，本地男人被找光了，找外地男的还是很多。一般来讲，要么是自己找的。没有找的话，大人老早就介绍了。虽然女婿赚钱也不是很会赚，人好一点就可以了。”
二、生育政策的变化
蔡菊英说：“很早的时候说，农民人家一定要儿子，没有儿子就没有劳动力。我家因为没有兄弟，我父亲多苦啊。分田到户后，我们家分到了7分田，7分田的稻草你说有多少，我8点钟还在结稻草，绑起来，晒干。我那时候人矮矮的，跟挑担工具一样高的。那时候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帮忙的，这么多的稻草，我一个人去结，人家都有阿哥会结的。农民就是这样，没有儿子，没有兄弟，没有父亲，就没有劳力。我以前总想着做工人，农民做得要吓死。”俞阿秀说：“妇女主任是李阿凤，我是副主任，给她帮帮忙，李阿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做，做到自己不会做为止。”李安明说：“那个时候，最困难的就是计划生育这个事，这个工作量很大。”李和芳说：“我1994年结婚，25岁。分田到户之后，我们田种不过来，让临海、三门人来这里种。我老婆是临海牛头山水库那边的，水库被征用了，国家叫她们移民到板桥，板桥自然村土地多。我老婆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老婆十四五岁来种田，后来经过村里人介绍，1994年和我结婚。我女儿现在25岁了，那个时候要等9年才可以生二胎，妇女主任来说可以生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16岁。以前开出租车、办企业都不能生二胎的。我在我大哥个人厂里上班，营业执照领的是集体企业。后来他这个厂拆迁了，不开了，我就自己找工作了，在家休息了一年。报上去批，说都是农民，才准许生的。”
徐亚晨说：“1995年，村里有640户左右村民，妇女、儿童、未婚青年等都要登记入册，我从头开始登记。还有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妇女，也要登记入册。村里妇女工作先登记，那时候一胎多少人，二胎多少人，全部要列出来分开，工作蛮难的。好在我娘家也在藕池，夫家也在藕池，知根知底，工作做起来很顺利。开始做，先走村入户，多接近群众，联络感情，村民也很信任我。1995年开始，妇女主任要参加村委会，所以村委员也连续当了几届。
“妇女工作当初最难弄的是外地人，外地人到我们这里来打工，那时候政策很严，不像现在二胎放开了。有的地方人，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在老家二胎生好了，就到外地来生儿子，生第三胎。那时候旧村还没有改造，姜苏、板桥、藕池三个自然村，外地人有一万多。每天晚上夜防队、村治保队、后勤人员，分两组、三组查夜。每个月总有二三次查。那时候工作最艰苦，苦中总有甜，老百姓也蛮拥护。
“本地问题不大。本村人那时候二胎政策是这样的，凡是农村户口的人，第一胎生女儿的人，间隔六年可以生第二胎，就是忙这些工作。生第一胎，你要上门去问第二胎要不要生。不生的人，表格不用填，要生的人，表格要填。一级级上报上去，区里批了以后，镇里打个电话，就算批下来了。申请表格拿来以后，再拿二胎准生证。本村村民育龄妇女就是忙这些事。
“现在人想得开，让他生，他也不生，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让他第三胎生儿子的绝对没有。以前是查夜最艰苦。我们挨家挨户查，做暂住证，出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人家外地人不理，我们怎么办？镇里派出所领导很关心，给我们村主要查夜人员算成镇里夜保队成员，专门做一个挂牌，查房时牌拿出去。村里妇女与计生工作，我每年都能评先进，镇里领导、计生领导也对我很客气。我主要做到确保没有计划外生育，然后按时报新生儿数字的报表，计生人口普查要跟我的数字合得上。
“郭世党的外婆，我去菜场买菜碰到了，她说你是老妇女主任吧？我说是呀。她说：哎呀，大恩人。她说，我外孙全靠你保下来的，没有你的话，我外孙命都没有了。我回忆起来了，那是2000年，梅克瑞、卢利琴夫妇房子买在藕池，是老屋板桥的房子，后来旧村改造分房子，那时候她女儿大肚皮，因为户口在台州临海东塍，流动人口要婚育证明，没有这个证明的话，就不给你做暂住证，这个证很重要的。因为她老早就出来了，村里不给她打证明，证明她这个人是未婚。后来她结婚怀孕了，出生证要在户口所在地打的，她匆匆忙忙去打，因为多年没有去了，快去快来的，匆匆忙忙的，身份证号写错了。后来要生，她到妇儿医院待产，医生看出生证和身份证号码不一样，电话就打到我们村里了，说你村有计划外人在妇儿医院，你不来的话，我们就不能给他接生。这怎么办呢？我们赶快去妇儿医院，一看这种情况，与户口所在地联系，电话接不通。后来没办法，只好到户口所在地重新核实，否则她没几天就要生了。没有当地政府打证明来，医生没办法让她生下来，因为这是属于计划外。电话打不通，我们只好套了车，跑到临海去，山里面，人非常难找，东问西问，运气算好，她们妇女主任最后被我们找到了。一看，是弄错了，又把证明打过来。这样，就可以生了。当初的情况，流动人口一万多人，育龄妇女也有很多，总共有几千人，难就难在一定要做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我们浙江人先进，特别是宁波地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很超前，老早就做了。有的地区还没有这么超前，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没有的，那就非常困难了。我们就查她户口在什么地方，打长途电话联系，问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搞计划生育，流动人口是最难的。有些人的证明打不来的，有些外地人是非婚先孕。有一次，一个安徽人大肚皮了，我们查夜去了，她自己心虚，一看要登记，就逃走了。第二天我们又去，房屋里没有，后来发现在房间后面的草间藏着的。”
三、丧葬习俗的变迁
周利英说：“白事，以前和现在也差不多。以前简单，现在派头大了。我婆婆没有了以后，用了差不多快10万。以前年轻，这看你家里的情况的，条件好的就弄得好一点，条件差的弄得差一点。好的就热闹一点，如果没有钱的话，腰鼓也不打的，做做羹饭就算了。如果这户人家来叫你去打腰鼓，那这家人条件还好一点的。我们读书的时候，人家会来叫我们打腰鼓，有一桌饭给我们的，也有酒。吃饭，饭票要拿去。差一点的话，也没有的。说到死人，别人我不知道，就说我母亲好了。我母亲没有了，那时候我也没有钱的，我母亲只有200块钱，买一个坟基地。我母亲埋在芝山，我阿爷（公公）死了有20多年了，也在芝山。我弟弟也算是独养儿子，那时候他也困难的，我母亲死时，我和我弟弟拿出钱，一共是1000块钱办后事。我阿爷生病的时候，把阿爷的坟买好了，买在宝幢。买好了以后，阿爷的病好了，结果小阿叔先走了，小阿叔只有33岁。大人就想，这个坟不吉利，不去了。这200块是四兄弟一起拿出来的，50块一家，结果他说不去了。阿爷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坟买到芝山，也是200块，所以坟买了两次。现在阿爷也走了有20年了，他活到了112岁，那年我阿娘（婆婆）刚刚100岁。公公死，酒水也没有几桌，自己家里也没有几个人，有的女儿嫁人了，有的女儿还没有出嫁，就三桌饭。棺材是把板买来，让棺材师傅做的。我阿爷的棺材是用以前老大床的板做的。
“我阿娘（婆婆）派头就大了，福气是阿娘好。阿爷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吃，生病了也没有东西吃。阿娘的排场还是有的。8年时间，天亮不吃饭的，麦片、饼干吃了8年。中午和晚上的饭，我们送过去的，轮到谁了，谁送过去。上次拿出麦片，我女儿就说了，妈妈你不吃麦片，这包麦片过期三年了。我说要么是分东西分来的。阿娘这边还没有吃完，那边又送过来了，箱子里都放着。后来她死了，这些东西就拿出来，几户分掉了，可能我就分到这包了。我女儿说，这个麦片怎么不吃呢？我说老头子也不怎么喜欢吃。她看看说，过期三年了，我说那总归是阿娘了。阿娘是吃得好，阿爷是没有东西吃。就和我母亲一样的，我母亲也没有什么东西吃，我自己也没东西吃的，只是把孩子养养大。阿娘五代同堂，才去年下半年死的。
“人死了要经过多道程序。人死当天晚上，花钱也很厉害，我们是三户人家凑起来，当然现在钱还能拿得出，不像以前这样拿不出，钱总归要万把块。堂会也要弄好的，一般三天，有些人家五天。我们也得陪着，都得自己经手的，年轻人又不会去弄的。老人生病也是我们照顾，钱也是我们拿的，有的人家还要做什么八人抬大轿，我们就没有这些，抬抬出去就好了。三天里，第二天送出去火葬，第三天再吃一天。阿娘刚好晚上10点钟走，所以晚上算一天，白天就只有两天了。佛事就是念经，一直念到头七为止，念两回，是当天晚上10点钟连夜去叫来的，是念佛的老太太，然后念到天亮。第二天念一天，晚上的话，念佛的老太太不念了，就是和尚来。弄完以后，到第二天天亮，一晚上不能睡的。要是弄五天，人都要倒了。天亮送出去之前，就是一晚上敲好弄好。天亮了，就抬到门口，前面就是马路了，现在的人会这样弄的，到天亮就抬到芝山去了，先火葬，再去做坟。
“本来阿娘要抬棺材的，棺材放好，一层层衣服放好。衣服是两套，然后棉被一层一层盖好。骨灰盒是在棉被中间放着。那个棺材非常大的，不是那种小棺材，是大棺材。之前我没有看到过的，我母亲去世，也没有什么东西，简单弄一下就好了。他父亲也是大棺材，那时候还可以做棺材，还没有火葬场。”
四、健康维护的变迁
吴祝庆说：“我阿姆（竺信翠）作为烈属，藕池乡给予照顾，培养她为接生婆。她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周利英说：“我是1962年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村里户口迁过来，知道我在张家潭做过医生，大队就叫我做保健医生。结婚后，我学了接生，做了好几年接生婆。后来，村里要让吴德利的老婆周利菊做，书是她读得多，所以就给她当了。周利菊做的时间很短，就是吴德利在当队长的时候她做了一段时间。以前做保健医生，就是做发药之类的工作。有时候手指割开了，包扎一下。有的小孩病了，就去送药。有时候有什么医生过来讲课了，那就去开会。以前还有个独臂的病人，当过兵，一只手没有了，经常到大队里来的。讲起来我打针是没有打过，一般去学习开会什么的，学习怎么接生，这个我自己学过的。”
龚瑞花说：“我是1952年出生的，做医生是18岁①。原来是吴德利的老婆做医生，后来他生病了，我就接班了。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因为没有人，现在的书记阿姆（李阿凤）叫我来做的，那时候书记母亲是妇女主任。后面去古林培训了一下。那时候也很简单，就是配点止痛的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来到石碶、古林卫生院培训，培训了一年多，那时候估计18岁左右，我接生也学过的。开会那时候，是周利红先生、李医生、董医生上课，都是老一辈。那时候做医生，白天到村里去，到田间去，晚上七八点还在村里。不像现在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来。那时候我们要到外面去，半夜别人来叫，我们马上就要去。当时我比较小，半夜不敢去。有个人小偷小摸，手被人割开了，半夜我过去帮他缝。那时候我胆子非常小，吓死了，总是被自己的影子吓到。1974年了，藕池学校迁到到新学堂了，半夜出去要经过坟滩，我很害怕的。我妈总是提着一个灯来外面找我，她知道我胆子小，就来陪我。我在村里做医生做了七年，一边做医生，一边熟悉妇女工作，然后做团的工作。我1976年结婚，结婚后到段塘卫生院去做了三到四年。因为我是村里培养的，我到段塘去，我嬷嬷不肯，硬是叫我回到村里。石碶也去过，什么地方缺医生我就去。我在石碶卫生院跟段塘卫生院之间来来去去流动的，这样做了两年。两年以后到幸福工作队，那时候还在布政。”据档案，龚瑞花1960年至1964年在方加耷小学读书，任班长。1965年至1968年，任妇女队长。1969年至1972年8月，当赤脚医生。1972年9月至1973年12月，进公社农业学大寨幸福工作组。1974年至1979年，担任藕池大队女代会副主任。1980年至1985年，到鄞县布厂工作，任副主任。1986年以后，从事个体裁缝业。
张忠年说：“那时候，区里办了医生培训班，是1969年左右在集士港办的。以后，村合作医疗站成立了，我当了医生。那时候好像蛮红的，就在村里干，干到1975年左右，断断续续的，前后6年。皎口水库我也去过一年。这6年时间，除了这一年以外，其他时间都基本上在藕池村。当时我们有三个自然村，当时做赤脚医生要背个保健箱，在三个自然村走动。当时，藕池头弄了一个房子，作为合作医疗站。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小平的阿娘当时受伤，全部是血，我帮她扎了血管，直接送医院。第二个事情是，一个外地人，掉到河里了，人的神志快没有了。当时的处理办法也没有，只好送去鄞县人民医院，从这里送到鄞县人民医院，也不是很方便的。就是这两件事情有点印象，其他的也蛮平平淡淡的。当赤脚医生，三个自然村我基本上挨家挨户地服务，也没有什么大的成绩。1969年我当医生，我刚刚16岁，当时去培训，布政乡里，我是年龄最小的医生。”
张国章说：“李小平书记刚刚上任以后，为村里老年人办了一个实事，就是身体健康问题，家庭医生签约，每人要50块，都是村里支付的，也是村里领导关怀，为村里老年人健康着想。上面也有这个精神，但是没有强制，都是村里对村民关心。家庭医生服务，藕池村已经第二年了。那时候我们村里服务站、社区服务站以自愿为基础，招家庭医生，需要签约。有的人对家庭医生的想法是，打个电话，医生就上门服务。但现在的家庭医生不是这么一回事，家庭医生签约了以后，你的身体问题，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要及早发现。一个社区，本身只有两个医生，要随时上门为村民服务，可能也做不到。我们跟美国的家庭医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对一服务，我们这个是面向整个社区服务。美国家庭医生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医生签约了五个人，我只对这五个人服务，家庭医生上门的话，一般根据医生的级别来收费，但是有限制，家庭医生一个月内收费不能超过几次以上。藕池村是这样，60岁以上老年人，村里付50块，60岁以下在工作的，都是自己付50块。现在对家庭医生，老百姓的意识和概念也有了，大部分人交钱，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两个医生，每个月20日到村里去查血压，一个月一天，到村里的中心点，比如说老年协会、文化中心。如果一户一户人家上门的话，一个医生看不了几个人的病。藕池社区两个医生，也比较艰苦的，一天多的话，门诊量七八十个，最多时候有一百多个，四五十个是最少的。我早上上班，稍微迟了一点，最起码有十多个人等着了。”
第四节／四时八节
关于四时八节习俗，前人的相关研究，多是简单地抄通用的四时八节介绍，本节想通过一些个案叙述来呈现。
一、过年
周利英说：“以前过年，一只鸡，这边的母亲半只，这边他出嫁的大的妹妹来了也半只，自己就没有吃了，剩下的东西吃一点。也没有请菩萨，讲起来也是交关（挺）罪过的。大年三十夜，还要挑地菜，卖掉了，再买过年的东西。老头子也是很苦的，做是会做的。要造房子，要买空心板、水泥横条，都没钱了。到过年了，只有两户亲戚来，就是我阿弟与母亲，那边还有大的阿妹，过年就杀一只鸡，半只给我母亲吃。过年，不像现在冰箱里都是菜，以前没有的。人家说大年三十晚上黑得快，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的，我儿子还小小的，在家里。他说：怎么那么黑，漆黑的。老头把地菜挑回来，就在家里炒点冷饭吃。第二天一早去把菜卖掉，买点吃的回来，这时候他阿妹就来了。有时候人家来了，家里菜还没有买回来。”
二、清明节和七月半
周利英说：“清明节，那时候大人还在的，还没有去世，不用上坟的，也不用做羹饭的。农民清明时候最苦了，要种田，越苦越没得赚。清明没有东西吃，有时候一人一个鸡蛋。大人死了，才要上坟的，人家有时候上山去上坟，我们不用上坟，我们大人都是活得很长寿了才死的。
“那时候吃人家的都很少的，没有钱的，都是干活的。有人家拿到钱了，可以买点东西吃。我们家是不买东西的，比如说有西瓜上市了，我们也基本上不能尝鲜。
“七月半没有的，人家也有做羹饭的，清明上坟的也有人家做羹饭。”
三、立夏
周利英说：“立夏就吃蛋，鸡蛋都不用买，家里养着鸡的，弄回两个蛋吃吃。
“那时候还在生产队干活，有趣倒是有趣的，比方快立夏了，队里会提供糖糕、精团，还有牛舌头、猪舌头，扁扁的，这样的话，真的开心死了。如果不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家里是没得吃的，也不会去买的。以前种田要吃团，撒点松花。有时候干完活，买点糖糕。平常，自己是不会去买的，就是生产队出面去买的，买了给下地的人吃，那我们就喜欢去下地了，不做就没得吃了，是劳力才有得分，没有劳力没得分。我们这样在外面干活，分来了，就带回去给孩子吃。不像现在，小孩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以前有点小鱼干吃，就已经很好了，又没得买的。”
四、中秋节
周利英说：“八月半吃月饼。小时候都没有东西的，没有买月饼、吃东西的，儿子、女儿在厂里做，有时候逢年过节分到西瓜什么的，那高兴死了。”
五、冬至
周利英说：冬至，年糕总归有的，冬至汤果，吃了又大了一年了。那时候我很小的，我母亲也是会做冬至汤果的，我下代的儿子女儿也弄的。汤果不弄的话，就放点年糕, 放点糖，放点番薯，种地人家，番薯总是有的。
第五节/异姓通婚
藕池村是一个杂姓村，三个自然村不同姓氏间的通婚现象十分常见。
《藕池村百姓联谱》的编纂，披露出藕池村内部复杂的婚姻关系。中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千丝万缕的。两个人结婚，就是两个家族的联姻，中间会引出大量的姻亲关系。当然，这是小家族间关系，不是大家族。亲戚关系是二代亲，同宗关系是千代亲，前者浓，后者淡。这是穷人婚姻，或普通百姓婚姻。小家族婚姻，主要是亲戚关系，没有太多政治意味。
几大姓间通婚很多，甚至有互换亲的。有因为找当地女儿而落户者，有做上门女婿者。有同一个自然村间通婚，有三个自然村间通婚的。从时间上说，是两头少，中间多。即生产队前少，生产队后少，只是生产队时期多。内部通婚，正是封闭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就复杂了，以和外面通婚为主了。就近找对象，彼此想法比较接近。吴纪芳说：“村里已经毕业的年轻人结婚的对象，按比例算算呢，自己找有50％，都是同学。30％是父母介绍，20％通过媒人。多数是自己找，特别是本地人小伙子、小姑娘早在大学就找好了，很多都是自己找的。不像过去，一定要人介绍。”
第六节／业余生活
史幼芳说：“以前老江书记在的时候，有9个生产队，集体企业有点钱了，每个生产队就买一个9寸黑白电视机，主要就靠我们这家厂赚钱买的，集体到仓库里看电视。这大概是1979年还是1980年吧。那时候看的人很多，女的织着草帽，男的在旁边，整个房间都是人。晚上吃好饭，大家就在外面等，那时候还要拉天线的。”
张吉峰说：“小时候还是有几块晒场在那边的，那边还有个河漕咀，我们小时候都是去那边游泳的，而且旁边的稻田也是挺多的。现在进到村里面去就已经没有原来农村的那种感觉了。现在完全是社区化了。以前小，大家都相互串门，在吃晚饭的时候，拿着碗在家里走来走去，在边上几户人家家里走来走去，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你说住在这种商品房里面，楼上楼下对门住的是谁都不清楚，以前四周邻里都是认识的，以前村里还有在晒场上放电影、唱唱戏，现在这种感觉都没有了。以前小孩子都在田里跑。当时放电影，就是在晒场上，草地上幕布一支，就开始放了。放电影是整个乡里在轮的，轮到你这边放几天，那边再放几天。放电影的就是我们村里的杨国平，因为他当过兵。
“我家电话大概是1994年装的，因为我当时是读初中。开始号码是314623，后来是7314623，后来是87314623。开始是6位数，后来是7位数，后来是8位数。那个时候装电话还要初装费。
“赵国海是我家邻居，他当时在我家门口开录像厅，门口放两张台球桌。那个时候没有文化生活，旁边都是工地，厂房也没有，外来的务工人员很多，晚上没事就去他那边，他那边门口会放一个电视，放录像带。然后里面一张张椅子放好，要买票进去看。有几个在外面打打台球，偶尔有几个游戏厅，里面是那种大型的游戏机，给小孩子玩的。再到后面，发展到外面有溜冰场，有唱歌的地方，有跳舞的地方，但是这些都是要到宁波去才有的。到后来，慢慢地有了网吧什么的。以前的文化生活就是这些，一到晚上，漆黑一片的，大家就是在家里看看电视。我们小时候还没电视。葛红波家最早有电视，我们小时候到他家去看。那个时候经常停电，经常到下午六点钟，动画片要开始了，这边停电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去葛红波家里，他那边是有电的。看完动画片，然后再骑自行车回来，这个动画片是不能错过的，那个时候叫《恐龙特级号》。特别是到了‘双抢’，都要让电给农民，民房就要停电了。
“看戏，藕池做戏文不多，板桥做戏文挺多的，我们是骑车去板桥看的，有的是手电筒拿着，走路走去的。戏文旁边有卖炒瓜子，还有卖烤番薯，还有卖大饼的。戏台子搭好以后，每次唱的时间都很长的，搭台子很复杂，所以每一场都很长。大人们老早就把椅子放在那边抢位置了，小孩子在舞台下钻来钻去，唱戏是最热闹的了。有的人过大寿会请人过来唱戏。连演员在化妆都有人去看热闹。这都是在我们读小学三四年级时的事，应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那个时候没有几户人家家里有自行车的，现在汽车每个人家都有了。”
张凌说：“那时候是河边一个操场上，有一个大的空地上，就是放电影那个地方，我们童年的时候经常在那边玩，别的玩的地方也没有的。前面藕池新村，中间一排房子，那个地方可以打台球，以前还有录像厅。”
1971年，俞圣君庙拆掉，1992年又重新建了。那时候因为风俗关系，说不可以拆，拆了以后要建好。2003年，又重建了。目前所见，为2010年所建，位置移到老庙的南边。
吴纪芳说：“藕池村村民的宗教信仰，佛教居多，基督教比较少。藕池村老年人一般是打打小麻将，老婆婆就是拜拜小菩萨。藕池村有一个俞圣君庙，不太大，占地三亩。老人要活动场地，我当时考虑最好可以唱戏，舞台我也造好了。后面有一个庙，前面是老年活动室。村里来讲，庙是不能投资的，只能在原来基础上扶持一点。原来庙是小小的，后来考虑到老百姓也需要，就做成了五间，二楼，下面给他们看电视，上面可以打打麻将。后面是五间庙，各种菩萨很多。再有一个很大的戏台，平时可以唱戏，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自娱自乐。现在也非常忙，尤其是每月初一，香火也很旺，老百姓也比较需要。”
龚财良说：“我在庙里20多年，都是义务劳动的，这些帮忙的人都没有工资的。庙里，是我老太婆管着，后来她吃不消了，我去帮忙。当时李安明还是谁，说工资要拿点给我们。我们两夫妻商量，工资干脆别拿了。从庙造起来开始，就是我们管着的，如果今天拿了1分，明天就会拿2分了，人就发昏了。当时也觉得是做好事了，现在志愿者也很多的。”
包康利说：“搬进去新房子以后，一开始大家感觉都不适应，人居太密集，不如老房子空间大，感觉很拘束，也不能烧炉子了，也不能喂鸡鸭，年纪大了喜欢运动，门口蔬菜也不能种了。所以我们村里就搞了一个老年活动室，搞一些棋牌，里面放放电影、电视，包括有时候搭台唱戏，让年纪大的人有一点业余生活。我们把新型的文化引进以后，年纪大的人可以去听听书，看看电视，包括有时候打打麻将，娱乐一下。村里建了一个老年活动室以后，文化气氛不一样了，慢慢大家都习惯了。我们随时随地到老年活动室去，都有十几个老年人在那打麻将、聊聊天，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了。”杨裕祥说：“我管老年活动室也有十年多了。大家在一起看看电视、打打麻将，有时候搞活动了，我也要去服务一下。经常来活动的，大概三四十人，上午人多一些。”
第七节／互助民风
在中国文化里有一种很重要的民风，叫互助责任。这在生产队时期，表现更为明显。
一、生产队时期的互助民风
姜国城说：“互助当然有，我也能说出几个例子。一个是发生在我自己家里面的，发生在我自己家里的就是我妈的事。我这个人的气质形象像我爸，人格良心像我妈，我妈很多年一直在另外一个村委会工作，走过去大概要20分钟吧，那边一个家庭，我们家一直在帮助他。我们也不算太富裕的，但是如果他家里面饭没有了，我们就借给他。有时候春节到了，小孩子去买一件衣服、买点布的钱没有了，我妈妈就借给他5块、2块的。
这个实际上来说是潜移默化告诉我，要帮助别人。
“另外一件事情，是邻居之间的，我们隔壁有一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被他大人打了，冬天了，把他扔到河里面去，那时候他才八九岁。孩子会游泳的，自己爬上来了。冬天都是零下1度、2度，他上来以后，冻得瑟瑟发抖，他自己的爸爸都不理他。我妈赶紧把他领到我们家里，把他衣服换掉，给他洗热水澡，喝一些暖和的东西。最后给他的爸爸去讲，你不能这样做。按照现在说起来，有点太极端了，小孩子不听话，你可以骂几句打几下，但是扔到河里去是太极端了。虽然说事情也是很小，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也是点点滴滴微小的事情组成的。
“还有很多要饭的到我家里面来，我妈肯定是给一碗热饭，或者把家里面我们不能穿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可以穿的衣服，送给他们一些。其他家庭发生的类似事情，肯定多多少少也有的。
“我们板桥村在整个藕池大队里面，村风、民风是最好的，好就好在安分守己、善良。有的村庄里面出来的小孩就是会打架的，但是我们村庄小孩子跟隔壁去打架是打不过他们的。这个是环境的熏陶，是潜移默化的。当时哪一户人家做一些帮助人的事，也是发自于内心，就认为是很自然的，有这份良心在，能帮就帮。
“我小时候待在家里面是蛮多的，农忙的双抢时节，每个家庭不一样，男劳力比较多的，活就干得比较快一点，有的家里男劳力比较少的，就去帮帮忙，对方家里会出钱，或者之后送点东西，反正大家都相互尊重。那个时候，这些都很普遍，比如借牛也经常有。我小时候也放过牛，那个时候黄牛、水牛都有的，有六七头，会给1毛钱或者5分钱，相当于赚点外快。人对牛的感情也蛮深，杀牛，牛会流泪的，有的牛已经到了年纪，干不动农活了，生产队就把牛杀了。生产队队员除了分牛肉以外，还分骨头什么的。生产队也有一个养牛的仓库，大家围在一起分牛肉，这是最开心最热闹的。
“以前田里每年三四月份，种早稻之前种了秧苗，秧苗拔了以后，这个地也是很光滑的，我们小孩子就把这个农田有水的地方当成游泳池去游泳了。还有村庄里面河沟里面游泳，我们农村里面的小孩子，五六岁就会游泳了。板桥边上以前有很大的河，现在河很小了。原来的板桥是一座石桥，年代很久了，是拱形的石桥，很漂亮，皎口水库水有时候会放下来，我们那个板桥的泄洪量还是蛮大的。
“小时候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还有生产队那个船，我们有一个孩子王带头，跳到河沟里面，张牙舞爪地玩水。那时候水里鱼多，塘鱼会跳起来的，有的鱼一不小心会跳到船里，我们就在船上抓鱼，一个小孩子，跳下去，水花弄得很大，鱼就会跳上来。我小时候负面的东西是没有的，村庄里面，最多就是偶然谁跟谁吵架，吵架哪里没有，很极端的违反中国人的道德的东西，没有的。还有一些村民对我都蛮好的，有以我为某种骄傲的样子，我能感觉到。
“藕池村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农村里面最纯朴的这种感情还存在。我们板桥村的邻里关系是最和谐的，村的风气也蛮好的，正直、善良。我们的村风更加淳朴一点，村民都安分守己的。对我自己来讲，村里面的小孩子的童年都是很幸福的，那时候都是蓝天，干净的天、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大家都是农民的儿子，平常上学、放假，帮自己家里面去干活，到生产队去干活。那时候还有生产队的，都是很好的。那个时候，人总体上不胖不瘦，我认为除了爸妈娘胎里面的遗传，一部分还是来自小时候的锻炼。小时候村里面的自然环境，包括人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挺好的。所以，村里面的村风，快乐的童年，还有当时的社会的环境，几个因素就潜移默化地对我自己有一些影响。所以，我无论考大学也好，参加工作也好，打工也好，自己办厂做老板也好，实际上内心里面也是很有一种理想存在的。总之，我们是蛮忠厚老实的村民，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我对出生的地方还是非常认同的，也非常念旧的。”
二、照顾阿珠婆婆
张阿珠（1901—？），新昌人，马裕棠家娘姨，人称阿珠婆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搬出来住了，后来住在洪家，离李阿凤家近。晚年，李阿凤经常照顾她。李桂花说：“以前地主不要保姆了，那个老婆婆，人家都叫她老太婆，在三滑（马善祥）家做娘姨，没人管事，挺可怜的，后来就是我妈妈去管她。后来年纪大了，大小便失禁，都是我妈妈去给她打理的。我妈妈一直是去做好事的。现在我二弟也开始做好事了，有一个人死了，他也每年去拜的。有些事，我妈妈不经常跟我们说的，她总是教育我们，如果你有什么事，一定要做好。没有小孩的人，是很可怜的，你要去照顾。现在，我也很会照顾别人。以前我刚做媳妇的时候，我妈妈说，你跟你婆婆一起住，不要对婆婆坏，一定要对婆婆好。我一直对我婆婆很好，我婆婆大便拉出什么的，都是我来清理的。我现在跟我弟弟说，当了书记，一定要敬重年纪大的人，他们生病了，你一定要多去看看，你不能看不起别人。我以前被别人看不起，我现在对人家好，人家看到我也不会说我。”李阿凤说：“我当妇女主任，是国家委托我，所以很多事是我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对张阿珠，我盛饭给她吃，米多多少少拿一点去的。她在这边做娘姨，人是新昌人。我说你心里没坏过，我拿过来给你吃一点，跟你的子女一样的。然后她说：阿凤，你态度这么好。我说，自己家里家庭这么苦，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还这么苦，我应该帮你的。”
李桂花说：“人家小孩手脱臼了，是我妈帮他弄好的。”李阿凤说：“这个是应该的，人家要把钱给我，我都不要的。但是人家送东西给我，我也没办法。这个做人要想明白，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这么好，待我那么好，我也应该对国家好。”
三、照顾五保户詹月香、鲍启扣
徐亚晨说：“板桥村原来有一个叫詹月香的五保户，人称阿姆婆婆，住在我家附近，住着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一个人生活。我奶奶与我母亲很有爱心，凡当季蔬菜种上来，总会让我送她一份。她搞不动家里卫生，我母亲会给她去搞。到她不会动了，洗衣服、吃饭等，也是我母亲帮的。我母亲家里活忙不过来，就叫我去给老人家洗衣服。又有一个叫鲍启扣的五保户，有点手艺，会补鞋，有时候挑着担子到外面赚几块钱，自己当生活费。2002年3月病危，住在礼嘉桥的侄子侄女过来，准备后事，希望在祖关山做坟。我与村长李小平一起去他家，对他说：你是五保户，后事的费用由我们村里出，得由村里决定。祖关山，村里不熟悉。村里老人的坟墓，多做在芝山，方便后人扫墓。老人答应了，就做在芝山。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会在清明节去给他上坟，烧点纸钱，纪念老人。”
四、救助梁阿反
张国章说：“1976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右，快过年了，那天晚上和亲朋喝了一点酒，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梁国平的阿姆来敲门，她一边哭一边叫。那时候路是石板路，正在下雪，西北风呼呼响，我赶快爬起来，只穿了一条棉毛裤，外面穿了一件大衣，提着箱子就去了。奔到他家里以后，发现梁国平阿爸是心肌梗死，人已经不会动了。我走到的时候，旁边几个村民已经到了。我说你快点拿一个毛巾，把他嘴巴盖着，做人工呼吸。他做人工呼吸，我做心脏按压。同时要他们快点打120。120的车没有来，只好自己去医院。那怎么去医院呢？板桥旁有一个渔业队，渔业队有一条抓鱼用的机动船。那天晚上非常冷，机动船是锁着的，我们把它敲掉，把人抬到机动船上。那次板桥后生基本上都出动了，那时候村民跟村民非常团结，相互帮助，隔壁邻里有什么事情都非常关心。到三孔溪，机动船熄火了，多少危险呀。熄火以后，再要开起来，就用绳子拉，拼命地拉，用尽全身力气地拉，刚刚要卷进去，拉响了。机动船不像别的机动车，已经有点要翻的样子，它慢慢慢慢又恢复了。如果翻下去，那我们就全军覆没了。然后开到宁波浩河头停了，我们真正没有力气了。那时候还有李安民，他一边奔，一边打电话，宁波第一医院的电话一直打不通。离第一医院还有一段路，那时候就一人一只手这样抬着奔去。奔到第一医院，进急诊室了，医生一看，赶快打了一针强心针，几秒钟后，医生说，没办法了，这人已经去了。这事大概是1977年。回来以后，他老婆哭哭啼啼，特别悲伤。他年纪很轻，只有33岁，就这样过世了，对这一家人打击很大。梁国平的外公和外婆在他阿姆的地方住着，外公（张良惠）在女婿走了以后，心里受打击比较大，不到两年的时间（1978），也生病走了。外公本来是生意人，身体非常好。”
五、好媳妇陈利菊
陈利菊说：“照顾老人，也是理所应当的，要尽到做子女的责任，要做到尊重老人。我婆婆是81岁去世的，79岁脑梗，生活不能自理了。有一次她感冒了，我过去，她说人有点伤风感冒了，躺着也没有吃饭。每次有点生病，我会问她，要不要来我家里。她愿意来，我就把她叫来，在家里住下。一开始，就是天亮了给她穿衣服，吃饭了给她盛饭，后来四五个月后，她就爬不起来了，她要吃饭或者喝水，我就拿给她吃，她自己也不会说话了，要吃什么也说不了了。我想水总归要喝一点，就给她倒点水。喝了水以后，更加要上厕所了。那就帮助她上厕所，她每次会示意的，我要经常过去看看，她掀开被子，就说明要上厕所了。有一次上好厕所，我抱她到床上去，她又掀开了，我以为又要上了，实际上是要大便了。”
丈夫姚国华说：“一般常人是做不到她这样的。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电视上看到，什么婆媳关系，我们家都是没有的。她对大人很好，给我母亲擦身，把脚趾什么的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我母亲是非常爱干净的一个人，她说儿女都是乱洗的，说媳妇细心一点。后来耳朵不怎么好了，刚刚动好手术，我们叫阿妹来照顾几天，刚好住院没有住进去，母亲午饭都不肯吃，她话也讲不清楚了，人是认得的。后来看见媳妇手里拿着热水瓶、脸盆回去，她又开心了，就愿意吃饭了。一般人想不到的东西，她都做得出来。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老婆，像宁波市、浙江省好媳妇都可以评上，一辈子都对老人这么好，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好好地在吃饭，一下子呕出来，真的是很恶心的，但是她会用手去捧，要是人家的话，早就跑了。她就用手去接，拿毛巾，打水过来擦，这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性这样做的。母亲是心脑血管毛病，吃心脑血管的药又很贵的，今天花几百块，过几天又花几百块，一般人真的不愿意。凭良心说，我老婆真的是好。我母亲就说了，媳妇天晴下雨都对我一样的。
“在医院，医生说，你母亲看病的钱已经用光了，明天要付钱了。我马上打电话打到家里，她吃好午饭，马上就把钱送过来了。第二天医生问我：你钱付进来了吗？我说付进来了。他还不相信呢，后来一看真的付了。我说：我们大钱没有，小钱有的，你放心好了。医生给我母亲看病很主动的，医生也很负责的。这两年工夫，母亲也吃了很多苦的。两年以前，还没有生病之前，她自己一个人住的，我们对她也是照顾的，给她送饭菜，鱼啊肉啊，总把好的送过去。买了小黄鱼，就把最大的干净的挑出来，洗好了给母亲送去。还会进一步，问她要红烧还是清炖。这些都是日常要做的，不是生病了才对她好，她对我母亲就像是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样好的。当时她和村长李小平也熟悉的，是隔壁邻居，村长的母亲也说：这么好的媳妇，真的跟女儿一样的。每天都会去看一看她，真的很好，一般人都做不到。后来布政乡发了一张通知，精神文明之类的，有好几个人参评婆媳关系，她评上了，我们也没有想到。人家也说我福气好。我母亲死也要死在我家的，我四个兄弟，我是老三，本来应该是死在大儿子家里的。她住在我家里以后，她说喜欢住在这里。母亲从第一医院回来以后在我家住了两年，我老婆就照顾了两年，她说我很喜欢在这儿的。阿妹在，母亲就白着眼睛瞪着，等我老婆到了就好了。”
最后，陈利菊说：“一人一世，很好也做不到，恶人也做不来，就是平平凡凡的，性格是天生的。”
六、慈善老人姜善庭
“谢谢您，谢谢，您是我们身边无私奉献的楷模。”2018年8月27日上午，宁波海曙区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紧紧握住姜善庭的手，感谢他将自己拾荒以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万元捐至慈善总会，用于资助困难家庭。在老人的再三要求下，捐赠证书上留下了“爱心老人”四个字，并没有用其真实姓名。海曙区古林镇藕池村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里住着一位老人姜善庭，但却不知他是一位不求回报、默默奉献的好心人。10多年来，这位88岁的老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每天骑着一辆小小的旧三轮出门，捡废品卖钱，再将这换来的钱资助困难家庭。每天上午起床后，姜善庭都会骑着三轮车在家附近的社区、街道上“溜达”，找寻“目标”，到了饭点再回家。“硬纸板的回收价格高一些，饮料瓶不值钱嘞。”姜善庭笑着说，当小三轮装满废品后，他便会一车车推到家，积累了一个月后，再统一卖给废品回收站。“有时候，一星期捡下来的废品还卖不到10块钱。”老人坚持拾荒的原因不是自己生计困难，而是想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给予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这样一个心存善心的老人，并不是大富大贵之人，退休后，姜善庭每月有退休金1200余元，他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钱，菜都不舍得买，电都不舍得用，女儿心疼父亲经常送菜过来。“我长期吃素，有时候一个面包就可以抵一餐了，除了每个月吃药看病以及买点蔬菜50元左右，剩下的都积攒起来。”姜善庭说，自己平均每月攒800元，加上卖废品的钱，每年有1万元左右。姜善庭的家里经常堆满了各种捡来的瓶子，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周围的邻居多次劝他退休金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了，就不要再去捡废品了。可是谁知道他从牙缝里抠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事老人从来不和任何人说起，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女儿们知道了他做的事，纷纷劝他不要出去捡废品了，钱不够子女们可以给。但姜善庭却说：国家给他的退休金是给他好好生活养老的，自己既然想帮助别人，就应该拿真心去帮助，用自己的劳动赚钱帮助他人。关于老人这些年到底资助了多少人，捐了多少钱，他自己也已经模糊了。姜善庭喜欢看报纸，有一年通过报纸看到横溪镇有个困难家庭，孩子因贫困读不起书，需要帮助。“这个事情对我启发很大，感触很深。”姜善庭想到还有读书困难的学生，就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事情帮助他们上学。于是，姜善庭来到藕池村村委会，向村党支部书记李小平了解这位资助对象。“姜师傅问起我去横溪的路线，我们才知道他已经做热心公益这么多年了。”李小平感慨。随后，姜善庭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就坐着公交车，怀揣着4000元爱心款，专程赶到横溪一所小学，将善款交给资助对象的老师手里，还买了生活用品送到学生家中。“孩子的成绩非常好，但读不起书，我很心疼，就想帮帮她。”姜善庭说。还有一年冬天，集士港镇山下庄村一个村民的女儿得了白血病。老人知道后，又将自己省下的3000元钱送到这户家庭，献完爱心就离开了，没有留下姓名和住址。虽然每次献爱心的钱不多，但是却需要老人节省好几个月的费用，捡数不清的废品换来。目前老人的左腿因故残疾，日常出行不便，时常还会出现腰酸背痛的状况。由此，他才将自己的心愿告诉村书记李小平，想一次性捐赠5万元给需要帮助的人。“我都一把年纪了，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子女有手有脚，能够靠自己养活自己，我现在能帮在困难中的人，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和乐趣。”①
姜善庭自幼家境贫寒，14岁时，小学还差一年，没有读完，就辍学到宁波布厂当学徒，打工赚钱。在一个老板家时，他随其孩子旁听。1952年时，在慈溪的广货店工作。20世纪50年代，曾在慈溪的小学当过十几年代课老师。后来又在工厂做过一段时间。他一生喜欢读书，尤其是喜欢读文艺类图书。而且有一个习惯，书读过以后就出售了，不再保存，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读书者。据其女儿说，父亲回家，就是捧一本书，一生未太劳累过。家务诸事，都是母亲操心的。笔者与老先生交谈过，除了耳聋外，大脑思维清楚，声音响亮。89岁的老人，仍在楼梯下的小书房读书。如此喜欢读书，在藕池村中也是少见。只是，他属自我消费型的读书，装进大脑，只读不写。而且他所学到的知识，一生中也没有机会服务于他人、服务于社会，可称为独善其身。因为读书多，思想境界高，让老人产生了要做善事的念头。“再不能让孩子们因为没钱辍学！”这是姜老伯捐款时最朴素的初衷。
七、勇救落水儿童
2009年8月22日早上七点四十分左右，藕池村村民王翠芳在河边洗衣服，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她看了看，发现河里有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浮了上来，王翠芳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救起孩子，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人工呼吸，使原本已没有意识的孩子苏醒过来，王翠芳这才松了一口气。孩子得以脱离危险，随后被送往医院进一步观察。王翠芳不愧为新时代的巾帼英雄。
第一节／计划时代生活
一、一切要票证
张杏芳说：“以前买东西都是用票的。那时候有布票、粮票，还有香烟票。布票一个人一年大概一丈五，棉花几斤。粮票是在生产队里，要粮票，就拿米去换，或者用钱买也可以的。有的人手里粮票有多的，也可以买一点来。那时候是有供销社的。”李小平说：“粮票、布票，我那时候有还是有的，我做出纳，村里有国家供应户（非农业户），粮票、布票每年马丽萍、洪康华的老婆有，普通农民是没有的。”
陈高华说：“以前都是凭票的，最多的是肉食票、粮票、钞票。只有一两种票还不能吃饭。比如说去吃碗馄饨，粮食加钱1毛3分，另外还要一张肉食票，没有就不能吃的。这个没有用多长时间，是特殊情况。一般是只要有粮票、钞票就可以了。那时候米也要凭票的，酒也要凭票的。买肥皂，每个户头一块，横着切开来的。那时候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到了逢年过节，只有一点东西，几两花生、几两肉。我们逢年过节，供销社分配东西，是半斤左右的粉，2斤多重的塘鱼一条，小一点1斤多的是两条，可能5斤肉票。过年倒是过得蛮好的，自己有时候养了鸡，过年也吃得蛮热闹的，反而现在吃得少了，不过现在吃得好了，我们现在过年吃没几顿，一条鱼最多吃一顿了。那时候我们亲戚也多，一天吃五顿六顿也有的，上半天在他家，下半天在你家。最多是吃四天，因为初四下半天要开工的。那时候饭基本上有吃了。我家敖忠出生才2岁左右的时候，粮食还是很紧张的。”
陈高华又说：“板桥只有两家小店，属供销社。供销社时代，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买东西的。买蔬菜也要到礼嘉桥。后来有点自由了，可以到外面买点菜。以前在生产队，我们动一点脑筋，一个供销社去挑来，然后分开。李志蕃，这个活他会弄的，他喜欢弄。他干活比不过人家，他就弄这个活。这也有好处，没有他的话，我们13户人家也没有东西吃的。他挑过来，分成13份，我们拿一份回家，这是70年代的事。”50岁（1981）时，崔述芳因白内障，眼力不好。他找大队帮忙，先被安排在窑厂。次年，有一个供销社代理店的机会，大队让其开小店。当时，公社供销社给了30元一月，大队补10元，共40元。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凭票供应物资。他一直开到62岁（1993），生意不好，年纪也大了，店就停开了。
于春玲说：“我公公（张嘉康）原先是大户人家出生的，有社交关系，比方说村里哪一户人家要买砖头、瓦片，我公公会去帮忙，所以大家都尊重他的。”张龙才说：“我爸爸宁波有个亲戚，我叫他舅公，在宁波造纸厂当领导的，村里专门叫我爸爸去买些砖瓦片等。那个时候有宁波屠宰场，猪重量不及格，他出面通关，说拖拖进去算了。”
二、用
徐亚晨说：“现在人见多识广，以前连电视都没有。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小时候天天盼过年，因为过年可以吃肉、可以穿新衣服了。平时没有肉吃，也没有新衣服穿。我上面有两个姐姐，姐姐穿下来的旧衣服拿来给我穿就很好了，正月里可以做一套新的。平时也没有肉吃，正月里有肉吃。那时候我阿爸做肉丸做得好，从初一到十五，一直都有这道菜，上一拨客人没有吃完再热热。正月里客人都来完了，才可以给小孩吃肉丸。这个时候吃，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了。现在好像天天过春节，吃的太多了。小时候比较困难，有一年，我们家是大灶，没有米饭，就用草籽和细糠煮煮吃。我有时候搬个小凳子去偷点来吃，看到米有一点开花了就叫。那时候农村很苦，吃了那种饭以后大便都拉不出来了。那应该是困难时期。我10岁读书，天气热，放假了，夏天要去种田，凌晨四点爬起来，跟妈妈去拔秧，一边拔一边还要打瞌睡，赚点工分。我1982年结婚，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我婆婆给我一间老屋，在板桥自然村。我在板桥，婆婆在俞家（小地名）。酒水办了六七桌。新房间，纸头平顶拉拉，铅丝一根根拉好，然后白纸糊起来的，看上去白白的，交关赞（非常漂亮）。结婚证有的，那时候结婚证是到布政乡领的。”
张杏芳说及以往艰难生活时说：“我们是困难人家，下雨天就是穿破鞋。好的人家有穿解放鞋，也比较少的。天冷，年纪轻不穿鞋也没事，抵抗力强，不会冻病的。现在是不行了。天气热了就用扇子，晚上睡在外面。像我妈妈去做佣人，住在别人家里的，家里又没有什么东西的。隔壁邻居看我，也是蛮同情的。土地改革的时候，我还小，才10岁不到。到庙里住，分到了一间老房子，后来自己老屋翻新屋。以前因为年纪太小，东西都分不到。”张加昌说：“我以前7岁上学，没有拖鞋，拿根草绳绑一下，就上学去了。到生产队以后，可以到上海买雨衣穿了，生活水平在逐步改善。以前买双拖鞋，去人家家做客，到人家家里，洗个脚再穿拖鞋，这么冷的天，就赤脚走过去，怕把拖鞋走坏，脚冻得很红。当时没有钱，很节省，工业也不发达，买双拖鞋很不容易。买双高筒拖鞋，也要十几块，以前东西太贵了。买自行车是70年代，当时也是凭票买的，杭州牌的，134元一辆车。以前买辆凤凰牌的自行车真的是稀罕事。缝纫机是我女儿快结婚时买的，手表是上海牌的，120元一块，是托上海的亲戚买的。买一个手表，在生产队要做半年。”现在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食
姜芬琴说：“我们家都是女孩子，口粮吃不完，还可以支援我的阿姨。阿姨家里有7个儿子，他们老是口粮不够吃。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村里每户人家都很勤劳，很会干活。隔壁邻居之间都很和睦的，哪一户人家有什么事情了，大家都会去帮助。哪一户人家有什么喜事了，还会分蛋、面条。
“我们还会做年糕，小时候每一户人家在快过年、晚稻割了以后，12月或者1月，都要做年糕了。做年糕，有时候两户人家拼在一起做，有时候一户人家做。我的姐姐们都是嫁在同一个村的，嫁出去的姐姐跟我老妈家里一起做。做年糕很开心的，早晨三四点之前，我老爸用很大的缸把米浸泡下去，浸两天，第三天开始磨，一袋一袋装好，压成粉。这个压，我老爸是农民当中最厉害的。我们每一户人家做年糕，还要用咸菜做馅儿包进去。还有黄豆馅儿，黄豆也是自己种的，大家东西都会相互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每一家都在做，晚上都可以吃这个东西。今天某一户人家做了，做好了以后，滚烫的年糕就来分了，邻里关系非常和谐，很好的。
“家里有人生病没有人帮忙，我们邻居会来帮忙的，一起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什么的，邻里关系很好，没有闹不愉快不团结的。每一户家庭的教育也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出来的人也是比较诚实的。有一户人家，他家里的老妈比较急躁，老是要打小孩子的。我们家里长大的这么多人，我老爸老妈从来不打我们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女孩子不太会被打，女孩子比较听话一点，男孩子皮一点。
“我的记忆当中，我们村里是很干净的。我当时已经到乡政府参加工作了，乡干部联村联到这里了，有一次党委书记联村到村里，就是我所在这个自然村，走过了，他说：‘姜芬琴，你们村里是怎么回事，打扫过了？这么干净。’我说，我们这个自然村就这样的，每天都是这样的，没有特别去打扫。他说：‘我下次要在这里开现场会，让全公社的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开清洁卫生现场会。’过了几天，果然召开了一个村干部会议，把每个村的支部书记、村长、组长叫到我们村里来开现场会，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村弄得很干净。这个自然村，大路、小路、房前屋后，都很干净的。我家一个对门是生产队的队长（吴祝庆）家，这户人家是我们这个自然村最干净的了。到现在为止，我们住商品房，有的人家地上也不如他家那时候干净。那时候是农民家庭，农具都要拿进来的。他的家里是每天用刷子刷得很干净，毛巾都可以擦地板的。现在的平顶房是不会有灰的，那时候没有平顶的，是用柱子架起来的，如果一年不去打扫，灰尘肯定很多的。我们家里过年就要打扫了，把这些灰给弄掉。他们是每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就把这些灰尘用毛巾擦掉，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一只苍蝇蚊子都留不下的，最干净不过了。这种现象对周边邻居也是一种影响。我们的村民，家里都是弄得比较干净的，有些农民家里走进去很脏的，鸡、鸭、鹅，到处是屎什么的。我们家里基本上也是很干净的。鸡养的，鸭是不养的，养着就很难弄干净了。养鸡的话，有一个专门的鸡笼，白天放出去，鸡拉了屎，我们会去扫掉。那时候又没有物业，又没有请清洁卫生工人，我们自己会去打扫的，这个氛围很好的。我从小到大，我们自然村地方就很干净。但是藕池这边的自然村就没有这么干净了。”
包康乐说：“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一年比一年好。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富裕，这是肯定的，也不像现在这么自由。以前生产队，你起得晚一点就要扣工分了，你活干得糙了一点，有可能记零工分了。有人说现在和以前的钱差百倍，我说万倍都不止了。那时候社会上很困难，东西都不能买的，还要凭票的，各种各样的票。我还记得到石碶商店去吃饭，等我们排到队，已经没有了，说明天再来，你说气不气！那时候用钱买都买不到东西的，没有的。等到改革开放了，只要你勤劳，会动脑，就能赚到钱。像习总书记说的，中国梦，要有梦总归会实现的，如果没有梦，走路也没有方向。我今年要怎么样，明年要怎么样，都有计划的。我厂房造好，儿子跑跑业务，我也帮帮忙，日子就很好了。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可以过过舒服日子。
“白手起家，幸福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不是说了，都是苦出来、干出来的。你想不苦，还要成功，是没有的，只有付出才有回报。以前没有钱，我老婆那边是种棉花的，不下水田的，脚上每天可以穿鞋子袜子。到了这边来，要下水田了，怎么苦呢，这个蚂蟥都不知道怎么抓，真的苦。我说那不要做了，晒谷子。结果，晒谷子后，她的脚上都晒出了泡。到这里来，她想起来这么苦的日子，就不想回来，一直在厂里，让我儿子再开个厂，业务很多的。以前说1块2毛钱拿不出来，我儿子从慈溪过来，到解放桥，解放桥那时候可以坐6路车，6路下来是段塘，从段塘下车再到藕池。哪有像现在这样，地铁就到家里了。那时候车子坐过来要4分一张票，2张票，两个人。我老婆跟我儿子，要8分。一根白糖棒冰要4分，从北站走到解放桥的桥头，这段路要走的。以前卖棒冰是用木块敲的，小孩子听到这个，耳朵很亮的，就走过去了，意思是想买根棒冰吃。那时候我老婆也不明白儿子的意思，既然儿子往那走，就跟着走了，结果儿子走到卖棒冰的地方不肯走了。你说怎么弄？1毛钱，如果买了棒冰，就剩下6分了，就回不了家了，到家要8分。我老婆没有办法，就打儿子，打到他不想买棒冰为止。这是80年代初的事，儿子为了2分钱被打哭了，说起来眼泪都出来了。现在这个钱，我儿子也不浪费的。我家全是不赌博的，也不打麻将的，不赌不嫖，儿子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大人有点钱，总归是给孩子的。现在说起来，过去的事是要回忆回忆，回忆过就会珍惜时间、珍惜今天、珍惜生命了。那时候是不怕死的，刀山火海都得去，人家不肯去的你要去，人家不跳的地方你要跳；脚生疮了，开刀了，还去挑谷。那时候的路不像现在的路这么好走，都是铁厂的煤渣铺在上面的，硌着多痛啊。赤脚挑，还要比别人挑得快；如果你挑得慢，说你吊儿郎当的。”
周利英说：“现在年纪都大了，也不会赚钱了。我们以前都苦过来的，吃也是这样，现在不会生病了，以前我老是生病的。生什么病呢，就是没有力气，这可能是饭没有好好吃的缘故。以前种田的时候，泥鳅很多的，就在脚下钻，一下子抓出来，卷在裤脚里，用草绑起来，回到家，杀了以后，在饭锅里煮熟。现在没有田鸡了，以前种田老是在叫的，一手抓下去，这么大的田鸡就抓上来了，回到家里剥了皮煮起来吃，我喜欢吃这些东西。他们要说我的，你这个人这么厉害，看起来人瘦瘦的。这些东西要是动动脑筋还是有的，只是没有时间去弄。
“这个钱就这么一点，要造房子，要买材料，哪有钱买吃的。以前生产队种荸荠，种了去卖，自己没得吃。干活，你也做我也做，是运动，是政策，不像现在这样的，哪像现在这么好啊。我婆婆说，我活到100岁了，这么好的时代没有遇到的。
“像我老头也是很苦的，跟他父亲去捕鱼，新鲜的鱼卖掉，准备买米，结果没有米了，人家卖光了，都收摊了。捕鱼的人每天要吃饭的，可是米缸里没有米，每天鱼卖光，去买现米。如果当天没有米卖的话，这一天就没有饭吃了。布政市集，开米店的人有四五家，一看有两家米卖光了，他不卖鱼了，先把米买回。如果等鱼卖光了再去买，就没得买了，要饿肚子了。有时候稍微空一点，到岸上剥点菜叶，煮点细糠。他们船停在桥下的，上面人家走过，人家说，这么小的小孩真是可怜，只能吃这种东西。有的人很好的，扔点年糕给小孩吃。你扔给他两根年糕，我也扔两根年糕，那有四根了，四根年糕，再加一点菜，就有得吃了。小孩子不懂，问父亲，还有年糕吗？你说就这么点东西，哪还有啊，就只能吃细糠什么的。
“有一次鱼卖掉，又没有米了，那他就买了点毛笋当饭。孩子们不知道，说：今天怎么这么好，买了这么多毛笋。他父亲说：你快吃吧。第一顿毛笋味道真的很好，结果第二顿也是这个，第三顿也是这个，哪有三顿可以连着吃的，第一顿是好吃的，后面吃就不好吃了。我是宁波城里人，我母亲就我们两姐弟，我们平时吃得比较细巧，所以没有什么力气。我现在吃得好了，但我不大生病了。我老头好坏都要吃的。现在没有大碗橱了，以前有大碗橱，没有倒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等下顿吃的。我有些东西不吃，他到现在像汤团、精团，都喜欢吃。人家感到奇怪，这么大年纪了，还吃这些。他母亲100岁的人了，也要吃汤团的。她说我们捕鱼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后来可以种田了，开心死了，就让儿子种田去了。像我们到这里，总想着捕鱼的人家最有钱了，他们却说种田人好。我们觉得捕鱼的人一天把鱼卖掉就有现钱了，我们每天都没有现钱。但是她说，你们有年糕块吃，我们连年糕块也没得吃。像阿娘（婆婆）很喜欢吃年糕块的，他们以前没有怎么吃，看见人家吃年糕块、汤团，就十分羡慕。100岁的人了，还可以吃10个汤团。像我老头也是这样的，饭倒是不怎么想吃，汤团是很喜欢的。”
傅阿英说：“以前钱赚来就起一点房，刚开始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以前菜是不买的，每天都是吃咸菜的。以前有一个人，她对我们很好的，她知道我不买，有一天，她说：你去买菜，大人不吃，小孩子还是要吃的。然后，就拿出5元，让我去买。我拿了她的钱，就去买了。凉帽卖出之后，把钱还给她。她说：不用还的，去用好了。那个奶奶最好了。她知道我没有买菜，会买给我们吃，每次都是这样子。以前有船开过来，卖小黄鱼、大乌贼，很好吃，很便宜，只有1角多一斤。但是，我没去买，她每次来，都把钱借给我，让我去买。我生了两个小孩，都是自己打理的，也没人帮忙。我这个大女儿最苦了，苦的没人知道。嫁到这边，也很苦。但是现在好了。当时住在板桥，知道田可以被征收用来造路了，我老头还有点担心，说田没有了，以后靠什么生活，但是后来就不担心了。”
龚财良说：“生活总归是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买菜也没什么好买的，自己也种了芋艿，都是吃这些东西，鱼、螺蛳自己也会去抓的，就用这些当菜的。那时候大多数还是吃自己的东西，自己种自己吃，有多了去卖一点。新村改造以后，改变比较大了。现在劳保是有了，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低劳保。很多日子也是平平凡凡地过去了，没有特别去记了。”徐仁定说：“政策变化了，农民生活是一年一年在变好的。我一边是有村办企业，一边要种田，田是按照家里有几个人分的，还要上交公粮，一年交几百斤。养猪也是养的，养了好多只。以前凭票，肉7毛一斤。分田到户以后，一年比一年好了，东西也有得吃了。”张龙才说：“那个时候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的确很苦的，没有好好吃顿饭。因为家里兄弟多，都是小小的，都是多少一个人定量的，想吃点稻谷，还要去黑市买的，5分一斤，100斤5块够了。早上粥煮也煮得非常薄，到中午早就饿了。偷点家里的番薯吃吃，还要被家里大人说。有时候就水多喝点，把肚子喝饱。以前这么辛苦，现在生活这么好，真的没想到。”李和芳说：“我们家人口多，有四个兄弟，一个姐姐，我爸没有劳力的，全靠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养大。以前大集体，每户人家一年到了分多少口粮定的，像我们家四兄弟，十级劳力，粮食根本不够吃的。过年了，粮食不够了，要问人家借。这种日子，我没碰到过。等我出生，已经不需要饿肚子了。在家里，我们就买酱油、盐，番薯、青菜、芋头都有种的，肉是过年才有的。大年夜，我爸妈炒碗倭豆、炒瓜子、煮肉，每个人分一块压岁钱。新年了，每人可以有新鞋、新袜、新衣裤。等过完年了，又要收回去藏好，一套新衣服要穿两年，这个是我七八岁时候留下的印象。大哥穿下的衣服、鞋子没有破的话，就给弟弟穿。”戚明华说：“那时没有钱的，小孩子也很苦。读书读到14岁就种田了，当时我放了3头牛，一年算17个工分，类似于现在的20几块，一年到头放8个月的牛，刮风下雨都要去放。我们兄弟比较多，这些定粮拿来，8个月就吃完了，要向生产队借稻谷了，借来的稻谷，都是质量不好的，去还，都是质量好的稻谷，所以越借越穷。我家5个兄弟，一个大姐，男人比较多的家庭，会越吃越不够。到1976、1978年，按劳分粮，情况才有所好转。当时规定妇女最高600斤，18岁以上男子700斤。”葛小其说：“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变化大的。首先厂办起来了，不然旧村改造等都没有资金弄的。”
普通村民造房、婚嫁时，物资也不多。姜宝根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嫁妆的，就几件衣服、一个箱子、一条棉被。我结婚，给了我一间稍微大一点的老屋。我就后面打灶，前面做房。我老婆和丈母娘的意思是说，能否买一个手表，要80块钱一只的上海牌手表。我也跟老婆和丈母娘说，等我有钱了再买。那当时就有点工分，一年到头，年底也就分红15、16块。当时一年‘三支一结’，5月20号拿一回，7月拿一回，9月拿一回，再到年底结算一下。总共300多块钱的收入，到年底也只发个10、20块，80块钱的表怎么买得起。年底总结算，有80、90块，最好的时候100多块。以前人没有空闲时间，快过年了，供销社会送货下乡的，船开过来了，喇叭就喊大家来买东西。但是没有钱，就去问保管员支10块、支5元，然后买点菜。一会儿借5元，一会儿借10元、20元，到年底，统一算账的时候就没有钱了。我和父亲分家后，我也赡养他的，每年20块钱。20块看似不多，但那时20块都拿不出的。有的坏的儿子，不赡养的也有的。钱的话，我也不会用钱，也没有钱用的。有的人嘴巴馋了，会买点吃的，如一毛钱7粒的梭草。我这点钱也不会用的，都会带回家的。以前饭也就是这样，带点咸菜，河里舀点水，砖头搭起来烧火，饭后在凉亭里休息一下。
“我读书的时候也没有钱。后来读五六年级，算高小了。到邻村小学读书，要带饭去，天亮（早上）根本没有吃饱的，家里稍微有一点冷饭装了带过去。但是肚子很饿，半路都给它吃掉了。中午，人家吃饭，我们就是东走走西走走，没得吃。饿到晚上吃晚饭，那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晚上睡着，肚子又饿了。我就想，什么时候能让我吃饱饭。
“那时候，我父亲有8个小孩，4个儿子，4个女儿。4个女儿嫁出去，4个儿子娶媳妇进来，房子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家老屋好一点的一个房间给我了，旁边有个弄堂，再搭一下，也不算屋，乱糟糟的。我结婚以后，我父亲就把这些老屋都拆了，又拼了3间。我父亲会做木匠的，人是聪明的，做出来的东西也挺像的。房子柱子自己立起来，都是自己弄的。我还有娘舅也是土木匠，也会弄的，舅舅也帮帮忙。以前挑坟滩，有石头，就挑点石头来搭一搭，又搭了3间。我下面3个阿弟，一人一间，小虽然小，也是楼房了。3间都是楼房，是一上一下的，3个儿子3间。我父亲住在小儿子的地方。连我的是4间，我那间宽敞一点，我阿弟的房子小一点。我楼上是自己翻新的。
“第二个阿弟结婚的时候说要起房子了，我们拦住了。你起的话，把下面的阿弟的位置给起掉了，母亲也没地方住了。我阿姐还在的，阿姐跟我商量了，说老小这么小，阿姐作主，给他起一间。后来就是兄弟姐妹帮忙，又起了两间，我母亲就住在小间了，小阿弟一间。老二后来到外面起了一间，是结婚了以后，他自己攒钱自己起的。以前有养肉猪的，后来肉猪不养了，就在那位置起一间。
“我们家人口多，吃饭就是大大的一桌，也是没有饭菜吃的，就靠自己种点菜。想想都不可思议的，10个人一桌。我们4个兄弟也是很能吃的，也没东西吃。过年到了，那有点肉吃。我六年级，成绩也很好的，考了布政初中，那时候食堂要带米，我米也拿不出来。”
四、用水的变迁
张吉峰说：“我们用上自来水可能是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以前是用水缸的。当时家里是用灶的。厕所是河边一个粪缸，以前每个家庭一人一个马桶，每天早上都要去那边倒掉。后来才有公共厕所，也没什么人打扫。厕所的变化是最大的。”杨裕祥说：“有一个电工和一个自来水工，两个人，做了大概十多年。后来老厂拆了，自来水也拆掉，新的又装上了。自来水的话，包家是想接宁波水厂，但是接不过去。那时候都愿意装自来水的，不要装的是少数。要装的话，村里钱交好，就装了。那时候自来水的水质很差，管子也经常堵塞。有的地方装得不对，结冰了，也没办法处理。像我屋后面那一片地方，管子很冷的，去装管子，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的。那时候村庄很分散，没有新村改造之前，有的地方的管子会冻掉，现在基本上不会冻掉。露天的管子，里面会生锈，容易坏。那时候我不单单负责管子，村里水费、电费也要我收。收费的话，日子规定好，每个月10号到村来收，等于这十天时间，我不能离开，一直要在村里。”
第二节／住行舒心
一、住房
那时候的生活真的是很艰难。包康乐说：“结婚，住父亲的老房子。我们两间房子，一间他们住，一间我们住。结婚时乡下有闹房习俗的，我们这样不能吵的，楼上要塌下来的。以前你不能造房子的，造好了也给你推掉的。那怎么办呢，就用那个竹竿子弄弄。
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的，人家10级劳力，我爸只有8级，他一直在生肺病，挑不动、做不大动，只能给8级。我爸喜欢喝酒，后来我生病了，也没有钱看医生买阿司匹林。我妈将我爸喝酒的饮具卖了一块钱，给我看医生去。如果不看医生，我当时都没有命了。真的是要珍惜现在，比起来不知道好多少倍了。像现在这样高楼大厦，水泥柏油路，真的没有想过。”
周利英说：“讲起买房子也是挺罪过的，把孙家那间房子买过来，以前就100多块钱。上海人来了，三天工夫就要回去。当时借100多块钱没地方借，我老头问他妹妹去借，去了三个晚上。他妹妹家里人多，没有钱。口粮也是可以换钱的，把米卖了也是钱。我老头就说，你跟妹夫商量一下，借一袋谷子给我，三天工夫钱就要拿去的。她就去问她婆婆，她婆婆说：借米好借，讨米难讨。我老头坐了两个晚上下来，对方也没有来回一声，只好把我做媳妇时候稍微好一点的两件衣服去卖掉。上海人来了，他叫我把猪卖给他。后来这样拼拼凑凑，才买下来。以前买一个房子要160块。大概是二十七八岁买的，也即1971年、1972年。
“以前借住在孙家，是国民的母亲，是他们外婆的上代，是许信法的房子卖掉，是他们家的亲戚。那个时候还是姜岳海当书记。那个房子才八尺，一张床放进去，人就得挤进挤出的。我们有三个人，怎么住呢？我老头白天干活，晚上挑砖，叫了两个姑丈来搭搭，用草巾泥土糊糊，住在里面，不下雨就好了。地上也没有水泥地，最多是石板。当时没有房子，都住在人家家的。我们造房子不是同一个时间造的，今年造一间，明天有点钱了，再弄一间。这样一间一间搭起来。我们自己造房子，挑砖头，抬石头，以前没有劳力的，他抬大一点的，我抬小一点的。以前是苦的，也没有地方买东西，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的。房子在造，砖头、水泥横条，这些要花钱去买的，半夜三更的去买，很辛苦的。”
王翠芳说：“我想是天地之别，我们是拍了照片的，以前的照片拍过，现在新房子分好了再拍一下，两个样子真的天地之差。一靠党的政策好，二靠老书记吴纪芳和村里的领导班子。藕池村如果没有改造，藕池村的小孩想买房子娶老婆是很困难的。现在被老书记一弄，现在娶老婆也可以了，卖掉房子有几十万，也可以做老板了。以前出租车不肯来，现在藕池谁不知道。老底子东门口还是我们藕池热闹，晚上的夜市多好，那条马路，503路公交车都不想来了，太难开了。我跑运输，东门口哪有这么热闹，马路哪有这么大。生活习惯方面，现在老百姓的素质好了，以前都是垃圾乱扔的，现在都放到垃圾桶去了。虽然我们藕池村垃圾分类还没有开始，但是总有意识了。像‘五水共治’，现在老百姓意识也很好了。”
包康乐说：“小时候村里的面貌，印象当中，就是一楼二楼的老房子，弄堂里转来转去的，看不出来的，很挤，我们小孩子跑来跑去的。这和其他村里的老房子结构是一样的。最有印象的就是上学，那个学校叫新学堂，有两层，我们在这里读书，是80年代以后的房子，条件稍微好一点。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好了以后，搭建的就多了，给村里付一个10块钱、20块钱的土地费，一般情况下，是儿子要结婚了，大人们拼拼凑凑造一两间房子。如果没有结婚的话，这种现象不多的。因为我们从拆迁情况看得出来，毕竟是老房子多，新房子少。”
二、出行
张加昌说：“到礼嘉桥、板桥、布政，都是可以去的，到石碶、段塘都是石板路，更差的是黄泥路。走前面这条河，撑船可以到石碶去的。以前有五个河埠头，洪家、包家、张家、孙家、庙口。当时船也很少的，土改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就包家一条大船。”张龙才说：“我小时候，杨家路头就是坟滩。这里的路弯来弯去，生意做不来，不像现在正正方方。坟滩挑掉以后，这里种水稻了。后来路也做起来了，虽然很小。边上的屋子也是七歪八倒的。头一排房子，是我阿舅（虞迪厚）买过的地方，在杨家路头菜场后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好起来了，藕池新村开发，土地是我们的，造是他们造的，19000元一套，70平方。那个时候，1万块都拿不出来。”姜宝根说：“交通也不行，有点石板路已经很好了，石板路就算大路了，一般都是泥路的。到板桥就是走石板路，用石头铺出来的。过了一条河，对面就是詹家耷了。要走石桥到万井桥，之后路就多了。有一条近路，是一个木桥（树桥），木头搭起来的桥，危险是危险的。”赵宏海说：“那时候我们去开会，车钱都没有报销，几分钱都是自己出。那时候汽车很少的，大多数都是靠自己腿走，也没有车乘的。去布政开会，也是走。甚至，我们去天童开会，都要走过去。”张吉峰说：“当时没有菜场，都是吃自己家里种的菜，买肉都要去段塘，都是骑车去段塘的。最早的（藕池）小菜场，就是空心板搭起来了几个摊位，然后变得越来越大了。”
1976年，筑机耕路。赵宏海说：“那时候都是石板路，我们开会到布政，晚上石板路走过去。现在外面那条马路很热闹，这条马路还是我当大队长的时候造的。别看现在客运中心、地铁这么热闹，以前都很冷清，没有人的。那时候去段塘，要走杨家路头，就是现在地铁的地方。那时候杨家路头只有二三户人家，是个小村，都姓杨，很小的。那时候石料装来，一袋一袋都是人挑来的。当时是布政公社组织的，因为没有通向城市的路，所以要造大路。一段一段地分开，每个大队分多少，是这样做出来的。现在都是国家做了，那时候没有路的。这条机耕路是1975—1976年间造的。造新家塘要造个桥，两边石头铺铺，上面石块铺铺，当桥板用。那时候水泥板有是有，但村里没有钱，买不起。”张富昌说：“我37岁（1976）去机电站的，那时候段塘到古林的路已经通了。造路大概是在1976年，我参与了筑路活动。那时候装石头，一车石头有几吨，我管着的，发票也要我开的。后来，村里一定要叫我回来，那时候去外面有补贴的，每天补贴一个工分。那时候我在生产队做电工，说电动机开不起来了，江根星也打电话来调过，但是公社不允许我去，他们说张富昌修路是公社革委会决定的。”结合赵、张两人的说法，初步可判断路是1976年完成的。
1994年，筑君运路。吴安光说：“以前村里走进走出的交通不方便，都是泥路，买菜要到段塘去买。那时候平时也不太会去买菜，田里种的弄点吃吃。如果有亲戚来了，偶尔到段塘去买点菜，那要走三里路了，都是坑坑洼洼的泥路，要靠两条腿走的。我当书记时，有一条机耕路，也是一脚高一脚低的。到环城西路，有两三里路。这条君运路，一半是段塘吴家村的，一半是藕池的。我跟张世生书记、吴家村周书记商量，划一点地给他们，他把块角落地给我一点，就这样弄成的。这条南北向君运路打通以后，跟前面这条启运路接上了，藕池村出行的交通也方便了。”
第三节／生老病死
一、婚姻
包康乐说：“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我结婚时，父亲和母亲算是很好了，分给我一张凳子，只能坐一个人，我们两夫妻吃饭，你坐，我就不坐。我不坐，给我老婆坐。我丈人说，他没有看错我。你看我们现在日子多舒服，很早就开了厂。我是1976年结婚的，喜糖是通过我上海的娘舅买的，那时候糖还买不到，我娘舅是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他帮我买了糖。”
子女结婚很艰难。杨国平说：“我有很多兄弟，兄弟胃口都很好，都很会吃的，粮食很容易出现断档现象，有时候早稻季节还没有到，有些人要问生产队借粮。我们家安排得好，基本上不用借的。我老娘当家当得好，基本上能接得上的。舂来一袋谷，人家有了就胡乱吃喝，老早没有了。那时候生产队又没有什么钱的，我们只有二三百块一年。扣除谷子什么的，剩下没有多少了。二三百块一年，那时候在生产队还算是比较好的了。后来板桥村徐亚晨阿哥（徐定良）当生产队长，他有八九百块一年，这是最高了。生产队是板桥村弄得好。家里有几块钱积攒下来了，又有儿子要结婚了。结婚基本上是平房，后来自己有点钱了再造上去。”
不同时代结婚习俗有变化。周利英说：“我儿子的话，本来是小房子的，慢慢搭起来的。儿子要上班去了，20岁了，小房子翻成楼房了。房子以前13000块买来，弄了两间楼房，自己再弄一个灶间。比我们那时候好，他结婚的时候摆了7桌，那个地方也大的。我儿子24岁结婚的，现在我孙子也30多了。那时候结婚，新娘子来了，用船接新娘，衣服也是一般就穿自己的，我们没有像人家这么大手笔。儿子是1963年生的，1987年24岁结婚。儿子结婚比我们那时候的情况好。我们结婚时，连晚饭都没吃，就到母亲那吃一点，晚上再随便吃一点。第二天，就没有什么饭菜了。结婚，老头买只鸭，带过去了。我母亲说不要，两人扔来扔去的，两只内脏掉下来了，老头带回来了，第二天早上，正好两只内脏当饭。本来应该是买鹅的，鹅没有买到，换成了鸭。等到孙子孙女结婚，那条件很好了。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算是独子了。我大女儿14岁开始干活，她中学不愿意读了，就去干活了。我就说了，你做凉帽，钱自己放着。我大女儿也很勤快，十多岁，就到外面去干活赚钱。我只拿给她200块，其他都是她自己赚钱存的。两姐妹读书读好以后，给人家做凉帽。后来一人买了一只手表，这都是做凉帽赚出来的。现在的人读书读得多，以前没有那么抓紧。以前在学堂，还要做凉帽的。我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东西，结婚就用借来的东西招待。以前他爸爸就和媳妇娘家讲，说东西都有的，其实都是借来的东西。后来媳妇娶进门以后，火熜也被人家拿回去了，棉被也没有。那时候捕鱼人家钱是有点，我们是要记工分。他们捕鱼人，鱼卖掉，就会有现金。有什么东西没有，只好两边家人拼着买。那时候样样都要借的，钱也是现借的。我母亲那边要好的还没有来，要早点算账，就怕人提前走了。这么多的儿子，也没有办法的，赚来的钱都用掉了。女儿结婚，我只拿出200块钱，其余的都是她自己赚的，我大女儿会干活，但是人也有不一样，我小女儿就不爱干活了，东西也不要，你给她东西，也说不要。结婚仪式，大家差不多的。一开始是在堂沿，介绍人说一说，堂上坐着父母，夫妻对拜什么的，跟戏文里一样的，别的也没有什么。不像现在这样在台上发言，以前都没有的。”
史幼高说：“我们是1976年结婚的，结婚证就是一张纸，红色的。就写一个名字，上面没有照片的。”
吴纪芳说：“现在年轻化，科技太发达，手机、网络都有了。结婚以后，双方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话，女方对男方也不买账，觉得我不用依靠你，男方也说，我不会依靠你的，双方自尊心都很强的。我们本地人还是喜欢找本地人的。两个年轻人，主要是自尊心太强了，你也不体谅我，我也不体谅你，这样的人现在很多。
“现在信息太发达了，社会变化太大。我跟儿子说，你找对象，只要你们喜欢，我们大人不反对，不然今后离婚就不合算了。现在形势变化也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我说儿子和媳妇关系好，明天起冲突了，也很难讲。不仅说年轻人，现在年纪大的人离婚也很多。2014年鄞州区离婚率有40％，这个数字实在比较高。现在为了经济条件离婚的很少，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在农村或者城市都是有房子的。藕池村50％是自己谈恋爱，自己找对象。有些本身是大学生，找外地人比较多。一部分双农双女户、双农独女户的人家条件也不坏，真正要找本地同等的人，本地男的外面活络一点的都被找光了。有一部分农家女，本地男人被找光了，找外地男的还是很多。一般来讲，要么是自己找的。没有找的话，大人老早就介绍了。虽然女婿赚钱也不是很会赚，人好一点就可以了。”
二、生育政策的变化
蔡菊英说：“很早的时候说，农民人家一定要儿子，没有儿子就没有劳动力。我家因为没有兄弟，我父亲多苦啊。分田到户后，我们家分到了7分田，7分田的稻草你说有多少，我8点钟还在结稻草，绑起来，晒干。我那时候人矮矮的，跟挑担工具一样高的。那时候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帮忙的，这么多的稻草，我一个人去结，人家都有阿哥会结的。农民就是这样，没有儿子，没有兄弟，没有父亲，就没有劳力。我以前总想着做工人，农民做得要吓死。”俞阿秀说：“妇女主任是李阿凤，我是副主任，给她帮帮忙，李阿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做，做到自己不会做为止。”李安明说：“那个时候，最困难的就是计划生育这个事，这个工作量很大。”李和芳说：“我1994年结婚，25岁。分田到户之后，我们田种不过来，让临海、三门人来这里种。我老婆是临海牛头山水库那边的，水库被征用了，国家叫她们移民到板桥，板桥自然村土地多。我老婆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老婆十四五岁来种田，后来经过村里人介绍，1994年和我结婚。我女儿现在25岁了，那个时候要等9年才可以生二胎，妇女主任来说可以生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16岁。以前开出租车、办企业都不能生二胎的。我在我大哥个人厂里上班，营业执照领的是集体企业。后来他这个厂拆迁了，不开了，我就自己找工作了，在家休息了一年。报上去批，说都是农民，才准许生的。”
徐亚晨说：“1995年，村里有640户左右村民，妇女、儿童、未婚青年等都要登记入册，我从头开始登记。还有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妇女，也要登记入册。村里妇女工作先登记，那时候一胎多少人，二胎多少人，全部要列出来分开，工作蛮难的。好在我娘家也在藕池，夫家也在藕池，知根知底，工作做起来很顺利。开始做，先走村入户，多接近群众，联络感情，村民也很信任我。1995年开始，妇女主任要参加村委会，所以村委员也连续当了几届。
“妇女工作当初最难弄的是外地人，外地人到我们这里来打工，那时候政策很严，不像现在二胎放开了。有的地方人，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在老家二胎生好了，就到外地来生儿子，生第三胎。那时候旧村还没有改造，姜苏、板桥、藕池三个自然村，外地人有一万多。每天晚上夜防队、村治保队、后勤人员，分两组、三组查夜。每个月总有二三次查。那时候工作最艰苦，苦中总有甜，老百姓也蛮拥护。
“本地问题不大。本村人那时候二胎政策是这样的，凡是农村户口的人，第一胎生女儿的人，间隔六年可以生第二胎，就是忙这些工作。生第一胎，你要上门去问第二胎要不要生。不生的人，表格不用填，要生的人，表格要填。一级级上报上去，区里批了以后，镇里打个电话，就算批下来了。申请表格拿来以后，再拿二胎准生证。本村村民育龄妇女就是忙这些事。
“现在人想得开，让他生，他也不生，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让他第三胎生儿子的绝对没有。以前是查夜最艰苦。我们挨家挨户查，做暂住证，出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人家外地人不理，我们怎么办？镇里派出所领导很关心，给我们村主要查夜人员算成镇里夜保队成员，专门做一个挂牌，查房时牌拿出去。村里妇女与计生工作，我每年都能评先进，镇里领导、计生领导也对我很客气。我主要做到确保没有计划外生育，然后按时报新生儿数字的报表，计生人口普查要跟我的数字合得上。
“郭世党的外婆，我去菜场买菜碰到了，她说你是老妇女主任吧？我说是呀。她说：哎呀，大恩人。她说，我外孙全靠你保下来的，没有你的话，我外孙命都没有了。我回忆起来了，那是2000年，梅克瑞、卢利琴夫妇房子买在藕池，是老屋板桥的房子，后来旧村改造分房子，那时候她女儿大肚皮，因为户口在台州临海东塍，流动人口要婚育证明，没有这个证明的话，就不给你做暂住证，这个证很重要的。因为她老早就出来了，村里不给她打证明，证明她这个人是未婚。后来她结婚怀孕了，出生证要在户口所在地打的，她匆匆忙忙去打，因为多年没有去了，快去快来的，匆匆忙忙的，身份证号写错了。后来要生，她到妇儿医院待产，医生看出生证和身份证号码不一样，电话就打到我们村里了，说你村有计划外人在妇儿医院，你不来的话，我们就不能给他接生。这怎么办呢？我们赶快去妇儿医院，一看这种情况，与户口所在地联系，电话接不通。后来没办法，只好到户口所在地重新核实，否则她没几天就要生了。没有当地政府打证明来，医生没办法让她生下来，因为这是属于计划外。电话打不通，我们只好套了车，跑到临海去，山里面，人非常难找，东问西问，运气算好，她们妇女主任最后被我们找到了。一看，是弄错了，又把证明打过来。这样，就可以生了。当初的情况，流动人口一万多人，育龄妇女也有很多，总共有几千人，难就难在一定要做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我们浙江人先进，特别是宁波地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很超前，老早就做了。有的地区还没有这么超前，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没有的，那就非常困难了。我们就查她户口在什么地方，打长途电话联系，问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搞计划生育，流动人口是最难的。有些人的证明打不来的，有些外地人是非婚先孕。有一次，一个安徽人大肚皮了，我们查夜去了，她自己心虚，一看要登记，就逃走了。第二天我们又去，房屋里没有，后来发现在房间后面的草间藏着的。”
三、丧葬习俗的变迁
周利英说：“白事，以前和现在也差不多。以前简单，现在派头大了。我婆婆没有了以后，用了差不多快10万。以前年轻，这看你家里的情况的，条件好的就弄得好一点，条件差的弄得差一点。好的就热闹一点，如果没有钱的话，腰鼓也不打的，做做羹饭就算了。如果这户人家来叫你去打腰鼓，那这家人条件还好一点的。我们读书的时候，人家会来叫我们打腰鼓，有一桌饭给我们的，也有酒。吃饭，饭票要拿去。差一点的话，也没有的。说到死人，别人我不知道，就说我母亲好了。我母亲没有了，那时候我也没有钱的，我母亲只有200块钱，买一个坟基地。我母亲埋在芝山，我阿爷（公公）死了有20多年了，也在芝山。我弟弟也算是独养儿子，那时候他也困难的，我母亲死时，我和我弟弟拿出钱，一共是1000块钱办后事。我阿爷生病的时候，把阿爷的坟买好了，买在宝幢。买好了以后，阿爷的病好了，结果小阿叔先走了，小阿叔只有33岁。大人就想，这个坟不吉利，不去了。这200块是四兄弟一起拿出来的，50块一家，结果他说不去了。阿爷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坟买到芝山，也是200块，所以坟买了两次。现在阿爷也走了有20年了，他活到了112岁，那年我阿娘（婆婆）刚刚100岁。公公死，酒水也没有几桌，自己家里也没有几个人，有的女儿嫁人了，有的女儿还没有出嫁，就三桌饭。棺材是把板买来，让棺材师傅做的。我阿爷的棺材是用以前老大床的板做的。
“我阿娘（婆婆）派头就大了，福气是阿娘好。阿爷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吃，生病了也没有东西吃。阿娘的排场还是有的。8年时间，天亮不吃饭的，麦片、饼干吃了8年。中午和晚上的饭，我们送过去的，轮到谁了，谁送过去。上次拿出麦片，我女儿就说了，妈妈你不吃麦片，这包麦片过期三年了。我说要么是分东西分来的。阿娘这边还没有吃完，那边又送过来了，箱子里都放着。后来她死了，这些东西就拿出来，几户分掉了，可能我就分到这包了。我女儿说，这个麦片怎么不吃呢？我说老头子也不怎么喜欢吃。她看看说，过期三年了，我说那总归是阿娘了。阿娘是吃得好，阿爷是没有东西吃。就和我母亲一样的，我母亲也没有什么东西吃，我自己也没东西吃的，只是把孩子养养大。阿娘五代同堂，才去年下半年死的。
“人死了要经过多道程序。人死当天晚上，花钱也很厉害，我们是三户人家凑起来，当然现在钱还能拿得出，不像以前这样拿不出，钱总归要万把块。堂会也要弄好的，一般三天，有些人家五天。我们也得陪着，都得自己经手的，年轻人又不会去弄的。老人生病也是我们照顾，钱也是我们拿的，有的人家还要做什么八人抬大轿，我们就没有这些，抬抬出去就好了。三天里，第二天送出去火葬，第三天再吃一天。阿娘刚好晚上10点钟走，所以晚上算一天，白天就只有两天了。佛事就是念经，一直念到头七为止，念两回，是当天晚上10点钟连夜去叫来的，是念佛的老太太，然后念到天亮。第二天念一天，晚上的话，念佛的老太太不念了，就是和尚来。弄完以后，到第二天天亮，一晚上不能睡的。要是弄五天，人都要倒了。天亮送出去之前，就是一晚上敲好弄好。天亮了，就抬到门口，前面就是马路了，现在的人会这样弄的，到天亮就抬到芝山去了，先火葬，再去做坟。
“本来阿娘要抬棺材的，棺材放好，一层层衣服放好。衣服是两套，然后棉被一层一层盖好。骨灰盒是在棉被中间放着。那个棺材非常大的，不是那种小棺材，是大棺材。之前我没有看到过的，我母亲去世，也没有什么东西，简单弄一下就好了。他父亲也是大棺材，那时候还可以做棺材，还没有火葬场。”
四、健康维护的变迁
吴祝庆说：“我阿姆（竺信翠）作为烈属，藕池乡给予照顾，培养她为接生婆。她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周利英说：“我是1962年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村里户口迁过来，知道我在张家潭做过医生，大队就叫我做保健医生。结婚后，我学了接生，做了好几年接生婆。后来，村里要让吴德利的老婆周利菊做，书是她读得多，所以就给她当了。周利菊做的时间很短，就是吴德利在当队长的时候她做了一段时间。以前做保健医生，就是做发药之类的工作。有时候手指割开了，包扎一下。有的小孩病了，就去送药。有时候有什么医生过来讲课了，那就去开会。以前还有个独臂的病人，当过兵，一只手没有了，经常到大队里来的。讲起来我打针是没有打过，一般去学习开会什么的，学习怎么接生，这个我自己学过的。”
龚瑞花说：“我是1952年出生的，做医生是18岁①。原来是吴德利的老婆做医生，后来他生病了，我就接班了。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因为没有人，现在的书记阿姆（李阿凤）叫我来做的，那时候书记母亲是妇女主任。后面去古林培训了一下。那时候也很简单，就是配点止痛的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来到石碶、古林卫生院培训，培训了一年多，那时候估计18岁左右，我接生也学过的。开会那时候，是周利红先生、李医生、董医生上课，都是老一辈。那时候做医生，白天到村里去，到田间去，晚上七八点还在村里。不像现在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来。那时候我们要到外面去，半夜别人来叫，我们马上就要去。当时我比较小，半夜不敢去。有个人小偷小摸，手被人割开了，半夜我过去帮他缝。那时候我胆子非常小，吓死了，总是被自己的影子吓到。1974年了，藕池学校迁到到新学堂了，半夜出去要经过坟滩，我很害怕的。我妈总是提着一个灯来外面找我，她知道我胆子小，就来陪我。我在村里做医生做了七年，一边做医生，一边熟悉妇女工作，然后做团的工作。我1976年结婚，结婚后到段塘卫生院去做了三到四年。因为我是村里培养的，我到段塘去，我嬷嬷不肯，硬是叫我回到村里。石碶也去过，什么地方缺医生我就去。我在石碶卫生院跟段塘卫生院之间来来去去流动的，这样做了两年。两年以后到幸福工作队，那时候还在布政。”据档案，龚瑞花1960年至1964年在方加耷小学读书，任班长。1965年至1968年，任妇女队长。1969年至1972年8月，当赤脚医生。1972年9月至1973年12月，进公社农业学大寨幸福工作组。1974年至1979年，担任藕池大队女代会副主任。1980年至1985年，到鄞县布厂工作，任副主任。1986年以后，从事个体裁缝业。
张忠年说：“那时候，区里办了医生培训班，是1969年左右在集士港办的。以后，村合作医疗站成立了，我当了医生。那时候好像蛮红的，就在村里干，干到1975年左右，断断续续的，前后6年。皎口水库我也去过一年。这6年时间，除了这一年以外，其他时间都基本上在藕池村。当时我们有三个自然村，当时做赤脚医生要背个保健箱，在三个自然村走动。当时，藕池头弄了一个房子，作为合作医疗站。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小平的阿娘当时受伤，全部是血，我帮她扎了血管，直接送医院。第二个事情是，一个外地人，掉到河里了，人的神志快没有了。当时的处理办法也没有，只好送去鄞县人民医院，从这里送到鄞县人民医院，也不是很方便的。就是这两件事情有点印象，其他的也蛮平平淡淡的。当赤脚医生，三个自然村我基本上挨家挨户地服务，也没有什么大的成绩。1969年我当医生，我刚刚16岁，当时去培训，布政乡里，我是年龄最小的医生。”
张国章说：“李小平书记刚刚上任以后，为村里老年人办了一个实事，就是身体健康问题，家庭医生签约，每人要50块，都是村里支付的，也是村里领导关怀，为村里老年人健康着想。上面也有这个精神，但是没有强制，都是村里对村民关心。家庭医生服务，藕池村已经第二年了。那时候我们村里服务站、社区服务站以自愿为基础，招家庭医生，需要签约。有的人对家庭医生的想法是，打个电话，医生就上门服务。但现在的家庭医生不是这么一回事，家庭医生签约了以后，你的身体问题，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要及早发现。一个社区，本身只有两个医生，要随时上门为村民服务，可能也做不到。我们跟美国的家庭医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对一服务，我们这个是面向整个社区服务。美国家庭医生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医生签约了五个人，我只对这五个人服务，家庭医生上门的话，一般根据医生的级别来收费，但是有限制，家庭医生一个月内收费不能超过几次以上。藕池村是这样，60岁以上老年人，村里付50块，60岁以下在工作的，都是自己付50块。现在对家庭医生，老百姓的意识和概念也有了，大部分人交钱，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两个医生，每个月20日到村里去查血压，一个月一天，到村里的中心点，比如说老年协会、文化中心。如果一户一户人家上门的话，一个医生看不了几个人的病。藕池社区两个医生，也比较艰苦的，一天多的话，门诊量七八十个，最多时候有一百多个，四五十个是最少的。我早上上班，稍微迟了一点，最起码有十多个人等着了。”
第四节／四时八节
关于四时八节习俗，前人的相关研究，多是简单地抄通用的四时八节介绍，本节想通过一些个案叙述来呈现。
一、过年
周利英说：“以前过年，一只鸡，这边的母亲半只，这边他出嫁的大的妹妹来了也半只，自己就没有吃了，剩下的东西吃一点。也没有请菩萨，讲起来也是交关（挺）罪过的。大年三十夜，还要挑地菜，卖掉了，再买过年的东西。老头子也是很苦的，做是会做的。要造房子，要买空心板、水泥横条，都没钱了。到过年了，只有两户亲戚来，就是我阿弟与母亲，那边还有大的阿妹，过年就杀一只鸡，半只给我母亲吃。过年，不像现在冰箱里都是菜，以前没有的。人家说大年三十晚上黑得快，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的，我儿子还小小的，在家里。他说：怎么那么黑，漆黑的。老头把地菜挑回来，就在家里炒点冷饭吃。第二天一早去把菜卖掉，买点吃的回来，这时候他阿妹就来了。有时候人家来了，家里菜还没有买回来。”
二、清明节和七月半
周利英说：“清明节，那时候大人还在的，还没有去世，不用上坟的，也不用做羹饭的。农民清明时候最苦了，要种田，越苦越没得赚。清明没有东西吃，有时候一人一个鸡蛋。大人死了，才要上坟的，人家有时候上山去上坟，我们不用上坟，我们大人都是活得很长寿了才死的。
“那时候吃人家的都很少的，没有钱的，都是干活的。有人家拿到钱了，可以买点东西吃。我们家是不买东西的，比如说有西瓜上市了，我们也基本上不能尝鲜。
“七月半没有的，人家也有做羹饭的，清明上坟的也有人家做羹饭。”
三、立夏
周利英说：“立夏就吃蛋，鸡蛋都不用买，家里养着鸡的，弄回两个蛋吃吃。
“那时候还在生产队干活，有趣倒是有趣的，比方快立夏了，队里会提供糖糕、精团，还有牛舌头、猪舌头，扁扁的，这样的话，真的开心死了。如果不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家里是没得吃的，也不会去买的。以前种田要吃团，撒点松花。有时候干完活，买点糖糕。平常，自己是不会去买的，就是生产队出面去买的，买了给下地的人吃，那我们就喜欢去下地了，不做就没得吃了，是劳力才有得分，没有劳力没得分。我们这样在外面干活，分来了，就带回去给孩子吃。不像现在，小孩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以前有点小鱼干吃，就已经很好了，又没得买的。”
四、中秋节
周利英说：“八月半吃月饼。小时候都没有东西的，没有买月饼、吃东西的，儿子、女儿在厂里做，有时候逢年过节分到西瓜什么的，那高兴死了。”
五、冬至
周利英说：冬至，年糕总归有的，冬至汤果，吃了又大了一年了。那时候我很小的，我母亲也是会做冬至汤果的，我下代的儿子女儿也弄的。汤果不弄的话，就放点年糕, 放点糖，放点番薯，种地人家，番薯总是有的。
第五节/异姓通婚
藕池村是一个杂姓村，三个自然村不同姓氏间的通婚现象十分常见。
《藕池村百姓联谱》的编纂，披露出藕池村内部复杂的婚姻关系。中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千丝万缕的。两个人结婚，就是两个家族的联姻，中间会引出大量的姻亲关系。当然，这是小家族间关系，不是大家族。亲戚关系是二代亲，同宗关系是千代亲，前者浓，后者淡。这是穷人婚姻，或普通百姓婚姻。小家族婚姻，主要是亲戚关系，没有太多政治意味。
几大姓间通婚很多，甚至有互换亲的。有因为找当地女儿而落户者，有做上门女婿者。有同一个自然村间通婚，有三个自然村间通婚的。从时间上说，是两头少，中间多。即生产队前少，生产队后少，只是生产队时期多。内部通婚，正是封闭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就复杂了，以和外面通婚为主了。就近找对象，彼此想法比较接近。吴纪芳说：“村里已经毕业的年轻人结婚的对象，按比例算算呢，自己找有50％，都是同学。30％是父母介绍，20％通过媒人。多数是自己找，特别是本地人小伙子、小姑娘早在大学就找好了，很多都是自己找的。不像过去，一定要人介绍。”
第六节／业余生活
史幼芳说：“以前老江书记在的时候，有9个生产队，集体企业有点钱了，每个生产队就买一个9寸黑白电视机，主要就靠我们这家厂赚钱买的，集体到仓库里看电视。这大概是1979年还是1980年吧。那时候看的人很多，女的织着草帽，男的在旁边，整个房间都是人。晚上吃好饭，大家就在外面等，那时候还要拉天线的。”
张吉峰说：“小时候还是有几块晒场在那边的，那边还有个河漕咀，我们小时候都是去那边游泳的，而且旁边的稻田也是挺多的。现在进到村里面去就已经没有原来农村的那种感觉了。现在完全是社区化了。以前小，大家都相互串门，在吃晚饭的时候，拿着碗在家里走来走去，在边上几户人家家里走来走去，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你说住在这种商品房里面，楼上楼下对门住的是谁都不清楚，以前四周邻里都是认识的，以前村里还有在晒场上放电影、唱唱戏，现在这种感觉都没有了。以前小孩子都在田里跑。当时放电影，就是在晒场上，草地上幕布一支，就开始放了。放电影是整个乡里在轮的，轮到你这边放几天，那边再放几天。放电影的就是我们村里的杨国平，因为他当过兵。
“我家电话大概是1994年装的，因为我当时是读初中。开始号码是314623，后来是7314623，后来是87314623。开始是6位数，后来是7位数，后来是8位数。那个时候装电话还要初装费。
“赵国海是我家邻居，他当时在我家门口开录像厅，门口放两张台球桌。那个时候没有文化生活，旁边都是工地，厂房也没有，外来的务工人员很多，晚上没事就去他那边，他那边门口会放一个电视，放录像带。然后里面一张张椅子放好，要买票进去看。有几个在外面打打台球，偶尔有几个游戏厅，里面是那种大型的游戏机，给小孩子玩的。再到后面，发展到外面有溜冰场，有唱歌的地方，有跳舞的地方，但是这些都是要到宁波去才有的。到后来，慢慢地有了网吧什么的。以前的文化生活就是这些，一到晚上，漆黑一片的，大家就是在家里看看电视。我们小时候还没电视。葛红波家最早有电视，我们小时候到他家去看。那个时候经常停电，经常到下午六点钟，动画片要开始了，这边停电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去葛红波家里，他那边是有电的。看完动画片，然后再骑自行车回来，这个动画片是不能错过的，那个时候叫《恐龙特级号》。特别是到了‘双抢’，都要让电给农民，民房就要停电了。
“看戏，藕池做戏文不多，板桥做戏文挺多的，我们是骑车去板桥看的，有的是手电筒拿着，走路走去的。戏文旁边有卖炒瓜子，还有卖烤番薯，还有卖大饼的。戏台子搭好以后，每次唱的时间都很长的，搭台子很复杂，所以每一场都很长。大人们老早就把椅子放在那边抢位置了，小孩子在舞台下钻来钻去，唱戏是最热闹的了。有的人过大寿会请人过来唱戏。连演员在化妆都有人去看热闹。这都是在我们读小学三四年级时的事，应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那个时候没有几户人家家里有自行车的，现在汽车每个人家都有了。”
张凌说：“那时候是河边一个操场上，有一个大的空地上，就是放电影那个地方，我们童年的时候经常在那边玩，别的玩的地方也没有的。前面藕池新村，中间一排房子，那个地方可以打台球，以前还有录像厅。”
1971年，俞圣君庙拆掉，1992年又重新建了。那时候因为风俗关系，说不可以拆，拆了以后要建好。2003年，又重建了。目前所见，为2010年所建，位置移到老庙的南边。
吴纪芳说：“藕池村村民的宗教信仰，佛教居多，基督教比较少。藕池村老年人一般是打打小麻将，老婆婆就是拜拜小菩萨。藕池村有一个俞圣君庙，不太大，占地三亩。老人要活动场地，我当时考虑最好可以唱戏，舞台我也造好了。后面有一个庙，前面是老年活动室。村里来讲，庙是不能投资的，只能在原来基础上扶持一点。原来庙是小小的，后来考虑到老百姓也需要，就做成了五间，二楼，下面给他们看电视，上面可以打打麻将。后面是五间庙，各种菩萨很多。再有一个很大的戏台，平时可以唱戏，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自娱自乐。现在也非常忙，尤其是每月初一，香火也很旺，老百姓也比较需要。”
龚财良说：“我在庙里20多年，都是义务劳动的，这些帮忙的人都没有工资的。庙里，是我老太婆管着，后来她吃不消了，我去帮忙。当时李安明还是谁，说工资要拿点给我们。我们两夫妻商量，工资干脆别拿了。从庙造起来开始，就是我们管着的，如果今天拿了1分，明天就会拿2分了，人就发昏了。当时也觉得是做好事了，现在志愿者也很多的。”
包康利说：“搬进去新房子以后，一开始大家感觉都不适应，人居太密集，不如老房子空间大，感觉很拘束，也不能烧炉子了，也不能喂鸡鸭，年纪大了喜欢运动，门口蔬菜也不能种了。所以我们村里就搞了一个老年活动室，搞一些棋牌，里面放放电影、电视，包括有时候搭台唱戏，让年纪大的人有一点业余生活。我们把新型的文化引进以后，年纪大的人可以去听听书，看看电视，包括有时候打打麻将，娱乐一下。村里建了一个老年活动室以后，文化气氛不一样了，慢慢大家都习惯了。我们随时随地到老年活动室去，都有十几个老年人在那打麻将、聊聊天，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了。”杨裕祥说：“我管老年活动室也有十年多了。大家在一起看看电视、打打麻将，有时候搞活动了，我也要去服务一下。经常来活动的，大概三四十人，上午人多一些。”
第七节／互助民风
在中国文化里有一种很重要的民风，叫互助责任。这在生产队时期，表现更为明显。
一、生产队时期的互助民风
姜国城说：“互助当然有，我也能说出几个例子。一个是发生在我自己家里面的，发生在我自己家里的就是我妈的事。我这个人的气质形象像我爸，人格良心像我妈，我妈很多年一直在另外一个村委会工作，走过去大概要20分钟吧，那边一个家庭，我们家一直在帮助他。我们也不算太富裕的，但是如果他家里面饭没有了，我们就借给他。有时候春节到了，小孩子去买一件衣服、买点布的钱没有了，我妈妈就借给他5块、2块的。
这个实际上来说是潜移默化告诉我，要帮助别人。
“另外一件事情，是邻居之间的，我们隔壁有一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被他大人打了，冬天了，把他扔到河里面去，那时候他才八九岁。孩子会游泳的，自己爬上来了。冬天都是零下1度、2度，他上来以后，冻得瑟瑟发抖，他自己的爸爸都不理他。我妈赶紧把他领到我们家里，把他衣服换掉，给他洗热水澡，喝一些暖和的东西。最后给他的爸爸去讲，你不能这样做。按照现在说起来，有点太极端了，小孩子不听话，你可以骂几句打几下，但是扔到河里去是太极端了。虽然说事情也是很小，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也是点点滴滴微小的事情组成的。
“还有很多要饭的到我家里面来，我妈肯定是给一碗热饭，或者把家里面我们不能穿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可以穿的衣服，送给他们一些。其他家庭发生的类似事情，肯定多多少少也有的。
“我们板桥村在整个藕池大队里面，村风、民风是最好的，好就好在安分守己、善良。有的村庄里面出来的小孩就是会打架的，但是我们村庄小孩子跟隔壁去打架是打不过他们的。这个是环境的熏陶，是潜移默化的。当时哪一户人家做一些帮助人的事，也是发自于内心，就认为是很自然的，有这份良心在，能帮就帮。
“我小时候待在家里面是蛮多的，农忙的双抢时节，每个家庭不一样，男劳力比较多的，活就干得比较快一点，有的家里男劳力比较少的，就去帮帮忙，对方家里会出钱，或者之后送点东西，反正大家都相互尊重。那个时候，这些都很普遍，比如借牛也经常有。我小时候也放过牛，那个时候黄牛、水牛都有的，有六七头，会给1毛钱或者5分钱，相当于赚点外快。人对牛的感情也蛮深，杀牛，牛会流泪的，有的牛已经到了年纪，干不动农活了，生产队就把牛杀了。生产队队员除了分牛肉以外，还分骨头什么的。生产队也有一个养牛的仓库，大家围在一起分牛肉，这是最开心最热闹的。
“以前田里每年三四月份，种早稻之前种了秧苗，秧苗拔了以后，这个地也是很光滑的，我们小孩子就把这个农田有水的地方当成游泳池去游泳了。还有村庄里面河沟里面游泳，我们农村里面的小孩子，五六岁就会游泳了。板桥边上以前有很大的河，现在河很小了。原来的板桥是一座石桥，年代很久了，是拱形的石桥，很漂亮，皎口水库水有时候会放下来，我们那个板桥的泄洪量还是蛮大的。
“小时候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还有生产队那个船，我们有一个孩子王带头，跳到河沟里面，张牙舞爪地玩水。那时候水里鱼多，塘鱼会跳起来的，有的鱼一不小心会跳到船里，我们就在船上抓鱼，一个小孩子，跳下去，水花弄得很大，鱼就会跳上来。我小时候负面的东西是没有的，村庄里面，最多就是偶然谁跟谁吵架，吵架哪里没有，很极端的违反中国人的道德的东西，没有的。还有一些村民对我都蛮好的，有以我为某种骄傲的样子，我能感觉到。
“藕池村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农村里面最纯朴的这种感情还存在。我们板桥村的邻里关系是最和谐的，村的风气也蛮好的，正直、善良。我们的村风更加淳朴一点，村民都安分守己的。对我自己来讲，村里面的小孩子的童年都是很幸福的，那时候都是蓝天，干净的天、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大家都是农民的儿子，平常上学、放假，帮自己家里面去干活，到生产队去干活。那时候还有生产队的，都是很好的。那个时候，人总体上不胖不瘦，我认为除了爸妈娘胎里面的遗传，一部分还是来自小时候的锻炼。小时候村里面的自然环境，包括人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挺好的。所以，村里面的村风，快乐的童年，还有当时的社会的环境，几个因素就潜移默化地对我自己有一些影响。所以，我无论考大学也好，参加工作也好，打工也好，自己办厂做老板也好，实际上内心里面也是很有一种理想存在的。总之，我们是蛮忠厚老实的村民，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我对出生的地方还是非常认同的，也非常念旧的。”
二、照顾阿珠婆婆
张阿珠（1901—？），新昌人，马裕棠家娘姨，人称阿珠婆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搬出来住了，后来住在洪家，离李阿凤家近。晚年，李阿凤经常照顾她。李桂花说：“以前地主不要保姆了，那个老婆婆，人家都叫她老太婆，在三滑（马善祥）家做娘姨，没人管事，挺可怜的，后来就是我妈妈去管她。后来年纪大了，大小便失禁，都是我妈妈去给她打理的。我妈妈一直是去做好事的。现在我二弟也开始做好事了，有一个人死了，他也每年去拜的。有些事，我妈妈不经常跟我们说的，她总是教育我们，如果你有什么事，一定要做好。没有小孩的人，是很可怜的，你要去照顾。现在，我也很会照顾别人。以前我刚做媳妇的时候，我妈妈说，你跟你婆婆一起住，不要对婆婆坏，一定要对婆婆好。我一直对我婆婆很好，我婆婆大便拉出什么的，都是我来清理的。我现在跟我弟弟说，当了书记，一定要敬重年纪大的人，他们生病了，你一定要多去看看，你不能看不起别人。我以前被别人看不起，我现在对人家好，人家看到我也不会说我。”李阿凤说：“我当妇女主任，是国家委托我，所以很多事是我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对张阿珠，我盛饭给她吃，米多多少少拿一点去的。她在这边做娘姨，人是新昌人。我说你心里没坏过，我拿过来给你吃一点，跟你的子女一样的。然后她说：阿凤，你态度这么好。我说，自己家里家庭这么苦，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还这么苦，我应该帮你的。”
李桂花说：“人家小孩手脱臼了，是我妈帮他弄好的。”李阿凤说：“这个是应该的，人家要把钱给我，我都不要的。但是人家送东西给我，我也没办法。这个做人要想明白，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这么好，待我那么好，我也应该对国家好。”
三、照顾五保户詹月香、鲍启扣
徐亚晨说：“板桥村原来有一个叫詹月香的五保户，人称阿姆婆婆，住在我家附近，住着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一个人生活。我奶奶与我母亲很有爱心，凡当季蔬菜种上来，总会让我送她一份。她搞不动家里卫生，我母亲会给她去搞。到她不会动了，洗衣服、吃饭等，也是我母亲帮的。我母亲家里活忙不过来，就叫我去给老人家洗衣服。又有一个叫鲍启扣的五保户，有点手艺，会补鞋，有时候挑着担子到外面赚几块钱，自己当生活费。2002年3月病危，住在礼嘉桥的侄子侄女过来，准备后事，希望在祖关山做坟。我与村长李小平一起去他家，对他说：你是五保户，后事的费用由我们村里出，得由村里决定。祖关山，村里不熟悉。村里老人的坟墓，多做在芝山，方便后人扫墓。老人答应了，就做在芝山。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会在清明节去给他上坟，烧点纸钱，纪念老人。”
四、救助梁阿反
张国章说：“1976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右，快过年了，那天晚上和亲朋喝了一点酒，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梁国平的阿姆来敲门，她一边哭一边叫。那时候路是石板路，正在下雪，西北风呼呼响，我赶快爬起来，只穿了一条棉毛裤，外面穿了一件大衣，提着箱子就去了。奔到他家里以后，发现梁国平阿爸是心肌梗死，人已经不会动了。我走到的时候，旁边几个村民已经到了。我说你快点拿一个毛巾，把他嘴巴盖着，做人工呼吸。他做人工呼吸，我做心脏按压。同时要他们快点打120。120的车没有来，只好自己去医院。那怎么去医院呢？板桥旁有一个渔业队，渔业队有一条抓鱼用的机动船。那天晚上非常冷，机动船是锁着的，我们把它敲掉，把人抬到机动船上。那次板桥后生基本上都出动了，那时候村民跟村民非常团结，相互帮助，隔壁邻里有什么事情都非常关心。到三孔溪，机动船熄火了，多少危险呀。熄火以后，再要开起来，就用绳子拉，拼命地拉，用尽全身力气地拉，刚刚要卷进去，拉响了。机动船不像别的机动车，已经有点要翻的样子，它慢慢慢慢又恢复了。如果翻下去，那我们就全军覆没了。然后开到宁波浩河头停了，我们真正没有力气了。那时候还有李安民，他一边奔，一边打电话，宁波第一医院的电话一直打不通。离第一医院还有一段路，那时候就一人一只手这样抬着奔去。奔到第一医院，进急诊室了，医生一看，赶快打了一针强心针，几秒钟后，医生说，没办法了，这人已经去了。这事大概是1977年。回来以后，他老婆哭哭啼啼，特别悲伤。他年纪很轻，只有33岁，就这样过世了，对这一家人打击很大。梁国平的外公和外婆在他阿姆的地方住着，外公（张良惠）在女婿走了以后，心里受打击比较大，不到两年的时间（1978），也生病走了。外公本来是生意人，身体非常好。”
五、好媳妇陈利菊
陈利菊说：“照顾老人，也是理所应当的，要尽到做子女的责任，要做到尊重老人。我婆婆是81岁去世的，79岁脑梗，生活不能自理了。有一次她感冒了，我过去，她说人有点伤风感冒了，躺着也没有吃饭。每次有点生病，我会问她，要不要来我家里。她愿意来，我就把她叫来，在家里住下。一开始，就是天亮了给她穿衣服，吃饭了给她盛饭，后来四五个月后，她就爬不起来了，她要吃饭或者喝水，我就拿给她吃，她自己也不会说话了，要吃什么也说不了了。我想水总归要喝一点，就给她倒点水。喝了水以后，更加要上厕所了。那就帮助她上厕所，她每次会示意的，我要经常过去看看，她掀开被子，就说明要上厕所了。有一次上好厕所，我抱她到床上去，她又掀开了，我以为又要上了，实际上是要大便了。”
丈夫姚国华说：“一般常人是做不到她这样的。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电视上看到，什么婆媳关系，我们家都是没有的。她对大人很好，给我母亲擦身，把脚趾什么的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我母亲是非常爱干净的一个人，她说儿女都是乱洗的，说媳妇细心一点。后来耳朵不怎么好了，刚刚动好手术，我们叫阿妹来照顾几天，刚好住院没有住进去，母亲午饭都不肯吃，她话也讲不清楚了，人是认得的。后来看见媳妇手里拿着热水瓶、脸盆回去，她又开心了，就愿意吃饭了。一般人想不到的东西，她都做得出来。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老婆，像宁波市、浙江省好媳妇都可以评上，一辈子都对老人这么好，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好好地在吃饭，一下子呕出来，真的是很恶心的，但是她会用手去捧，要是人家的话，早就跑了。她就用手去接，拿毛巾，打水过来擦，这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性这样做的。母亲是心脑血管毛病，吃心脑血管的药又很贵的，今天花几百块，过几天又花几百块，一般人真的不愿意。凭良心说，我老婆真的是好。我母亲就说了，媳妇天晴下雨都对我一样的。
“在医院，医生说，你母亲看病的钱已经用光了，明天要付钱了。我马上打电话打到家里，她吃好午饭，马上就把钱送过来了。第二天医生问我：你钱付进来了吗？我说付进来了。他还不相信呢，后来一看真的付了。我说：我们大钱没有，小钱有的，你放心好了。医生给我母亲看病很主动的，医生也很负责的。这两年工夫，母亲也吃了很多苦的。两年以前，还没有生病之前，她自己一个人住的，我们对她也是照顾的，给她送饭菜，鱼啊肉啊，总把好的送过去。买了小黄鱼，就把最大的干净的挑出来，洗好了给母亲送去。还会进一步，问她要红烧还是清炖。这些都是日常要做的，不是生病了才对她好，她对我母亲就像是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样好的。当时她和村长李小平也熟悉的，是隔壁邻居，村长的母亲也说：这么好的媳妇，真的跟女儿一样的。每天都会去看一看她，真的很好，一般人都做不到。后来布政乡发了一张通知，精神文明之类的，有好几个人参评婆媳关系，她评上了，我们也没有想到。人家也说我福气好。我母亲死也要死在我家的，我四个兄弟，我是老三，本来应该是死在大儿子家里的。她住在我家里以后，她说喜欢住在这里。母亲从第一医院回来以后在我家住了两年，我老婆就照顾了两年，她说我很喜欢在这儿的。阿妹在，母亲就白着眼睛瞪着，等我老婆到了就好了。”
最后，陈利菊说：“一人一世，很好也做不到，恶人也做不来，就是平平凡凡的，性格是天生的。”
六、慈善老人姜善庭
“谢谢您，谢谢，您是我们身边无私奉献的楷模。”2018年8月27日上午，宁波海曙区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紧紧握住姜善庭的手，感谢他将自己拾荒以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万元捐至慈善总会，用于资助困难家庭。在老人的再三要求下，捐赠证书上留下了“爱心老人”四个字，并没有用其真实姓名。海曙区古林镇藕池村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里住着一位老人姜善庭，但却不知他是一位不求回报、默默奉献的好心人。10多年来，这位88岁的老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每天骑着一辆小小的旧三轮出门，捡废品卖钱，再将这换来的钱资助困难家庭。每天上午起床后，姜善庭都会骑着三轮车在家附近的社区、街道上“溜达”，找寻“目标”，到了饭点再回家。“硬纸板的回收价格高一些，饮料瓶不值钱嘞。”姜善庭笑着说，当小三轮装满废品后，他便会一车车推到家，积累了一个月后，再统一卖给废品回收站。“有时候，一星期捡下来的废品还卖不到10块钱。”老人坚持拾荒的原因不是自己生计困难，而是想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给予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这样一个心存善心的老人，并不是大富大贵之人，退休后，姜善庭每月有退休金1200余元，他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钱，菜都不舍得买，电都不舍得用，女儿心疼父亲经常送菜过来。“我长期吃素，有时候一个面包就可以抵一餐了，除了每个月吃药看病以及买点蔬菜50元左右，剩下的都积攒起来。”姜善庭说，自己平均每月攒800元，加上卖废品的钱，每年有1万元左右。姜善庭的家里经常堆满了各种捡来的瓶子，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周围的邻居多次劝他退休金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了，就不要再去捡废品了。可是谁知道他从牙缝里抠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事老人从来不和任何人说起，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女儿们知道了他做的事，纷纷劝他不要出去捡废品了，钱不够子女们可以给。但姜善庭却说：国家给他的退休金是给他好好生活养老的，自己既然想帮助别人，就应该拿真心去帮助，用自己的劳动赚钱帮助他人。关于老人这些年到底资助了多少人，捐了多少钱，他自己也已经模糊了。姜善庭喜欢看报纸，有一年通过报纸看到横溪镇有个困难家庭，孩子因贫困读不起书，需要帮助。“这个事情对我启发很大，感触很深。”姜善庭想到还有读书困难的学生，就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事情帮助他们上学。于是，姜善庭来到藕池村村委会，向村党支部书记李小平了解这位资助对象。“姜师傅问起我去横溪的路线，我们才知道他已经做热心公益这么多年了。”李小平感慨。随后，姜善庭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就坐着公交车，怀揣着4000元爱心款，专程赶到横溪一所小学，将善款交给资助对象的老师手里，还买了生活用品送到学生家中。“孩子的成绩非常好，但读不起书，我很心疼，就想帮帮她。”姜善庭说。还有一年冬天，集士港镇山下庄村一个村民的女儿得了白血病。老人知道后，又将自己省下的3000元钱送到这户家庭，献完爱心就离开了，没有留下姓名和住址。虽然每次献爱心的钱不多，但是却需要老人节省好几个月的费用，捡数不清的废品换来。目前老人的左腿因故残疾，日常出行不便，时常还会出现腰酸背痛的状况。由此，他才将自己的心愿告诉村书记李小平，想一次性捐赠5万元给需要帮助的人。“我都一把年纪了，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子女有手有脚，能够靠自己养活自己，我现在能帮在困难中的人，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和乐趣。”①
姜善庭自幼家境贫寒，14岁时，小学还差一年，没有读完，就辍学到宁波布厂当学徒，打工赚钱。在一个老板家时，他随其孩子旁听。1952年时，在慈溪的广货店工作。20世纪50年代，曾在慈溪的小学当过十几年代课老师。后来又在工厂做过一段时间。他一生喜欢读书，尤其是喜欢读文艺类图书。而且有一个习惯，书读过以后就出售了，不再保存，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读书者。据其女儿说，父亲回家，就是捧一本书，一生未太劳累过。家务诸事，都是母亲操心的。笔者与老先生交谈过，除了耳聋外，大脑思维清楚，声音响亮。89岁的老人，仍在楼梯下的小书房读书。如此喜欢读书，在藕池村中也是少见。只是，他属自我消费型的读书，装进大脑，只读不写。而且他所学到的知识，一生中也没有机会服务于他人、服务于社会，可称为独善其身。因为读书多，思想境界高，让老人产生了要做善事的念头。“再不能让孩子们因为没钱辍学！”这是姜老伯捐款时最朴素的初衷。
七、勇救落水儿童
2009年8月22日早上七点四十分左右，藕池村村民王翠芳在河边洗衣服，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她看了看，发现河里有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浮了上来，王翠芳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救起孩子，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人工呼吸，使原本已没有意识的孩子苏醒过来，王翠芳这才松了一口气。孩子得以脱离危险，随后被送往医院进一步观察。王翠芳不愧为新时代的巾帼英雄。
附注
①原话是14岁。这么小当医生，这是不可能的。考1976年做了七年后离开，应是1969年。
①陈朝霞：《10多年捐助了近8万元，宁波海曙88岁爱心老人拾荒助困》，《宁波日报》2018年8月29日。
相关地名
藕池村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