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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池村位于宁波城郊，靠近宁波轻纺城，所以村民发展三产、发展经济的思路也比较清晰。
一、杀猪卖肉
在板桥村，从俞云华开始，到庄朋海、徐林祥、徐繁荣、杜加田等人，均从事杀猪卖肉行业。俞云华又是受邻村城横楼陈光荣的影响。此人最早到大世界卖肉，当时连宰肉的工具都没有，拿了一把小斧头宰肉，人称“小斧头”。庄朋海是俞云华的妹夫，徐繁荣老婆叫俞云华母亲阿姨。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卖肉群体。
1.俞云华
俞云华说：“杀猪，我从25岁（1985）开始干，最开始在大世界做生意。在家里杀好，拉过去，放到肉摊去卖，卖了十五六年。我当时用的是摩托车，在板桥有摩托车我是最早了，我开着摩托车到处联系生意。我老婆是奉化方桥人，不会种田，我有9亩多的田，又要杀肉猪，多辛苦。因为我家里穷，我结婚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只有母亲留给我的一间老房子，也很破旧的，门板都破的，我买了纸，调好糨糊糊上了。人家娶了老婆不珍惜，我是很珍惜的。我们家困难，没有父亲的，还有两个妹妹。当初刚结婚的时候很困难，9亩多田在种，要交公粮，肉每天拉去大世界卖，赚一点也好。那时候卖肉有10多块、20块可以赚。那时候的工资才毛20块一个月，我一天可以抵人家一个月工资。
“辛苦是辛苦，赚倒是蛮好赚的。以前农村是石子路，桥头都是石阶，要把自行车推过去。我家离那个桥二三百米路，我老婆胆子很小，怕小孩子滑下去，所以一般我要陪她到家里，我再骑车回去。当时的路真的很差，后来好了。我的脚上开了两刀，我也还是每天去赚钱，因为背债了。开刀了以后，我也没有休息，卖肉的时候在旁边摆一个凳子，把脚搁在上面，回到家还要种田，一定要把钱还出来。我10个月就把债都还清了。那时候村里个体商户不多，我算是早的了。做生意时，我们体检，做健康证，领执照。那时候大世界的生意好，红白事都是要来大世界买菜的。那时候真的很苦，天气热，肉要臭掉的，一只猪大概卖六七十块钱，两只一百多块钱了，一家人的家产都在这里了，就怕肉臭掉。有时候自行车轮胎没气了，钢丝断了，就只能推过去，因为太早没有修车摊。我天还没亮就去市场，一般卖到9点钟肉就卖光了。天亮一般5点多，天热时就4点多，因为路远，骑车要骑一个多小时，我3点钟就要起来杀猪，弄好了以后，到大世界去卖。卖完以后，回来种田。最早的一次六七点钟肉卖光了。我的9亩多的田，要放水什么的，只有一个劳力干活那是很辛苦的了。我一般就是跟客户讲好要多少，然后客户直接过来买，或者我送到饭店去。种完田，我还要去收猪，要先去买下，然后用手拉车去拉回来。有一次放电影，我老婆一直等我不回来，我就是去收猪了，借了手拉车去拉，两只猪可以赚40块，结果却丢了50块，当时真的肉痛死了，两只猪都白卖了。我拉到桥头，桥头有石阶，我拉不动，就叫我老婆过来，一起抬到家里，才能吃两口饭。手拉车是借人家的，要还掉的，然后再骑自行车回来，这时候电影刚刚散场了。那时候看一场电影多难得啊，偶尔才放一场电影，这个讲起来现在还觉得鼻头酸酸的。
“那时候农村60块一年，100斤谷子是10块，讲起来我在藕池头也算是孝子了。口粮，男的一年是700斤谷，女的是600斤，我会种大人的那份。家里姐妹多，所以我要多赚钱。我后来就把母亲给的房子还给了母亲，我自己造了房子，为了这个，还背了6000块债务。”
2．庄朋海
庄朋海是20世纪70年代从水库移民出来的，住在板桥村，初在布政布厂工作。在俞云华卖肉成功以后几个月，21岁（1985）的庄朋海，嫌工资低，也走出来，加入杀猪卖肉的行业，然后到宁波大世界卖肉。屠宰行业比较辛苦，他也做了近十年。
3．徐繁荣
徐繁荣说：“我读了6年书，后来看牛，牛看了两年，然后到牧场养猪。十七八岁时，也当过畜牧主任。后来，牧场解散了。29岁（1987）时，开始做卖肉生意，做了17年。后来到村里工作了，也有18年了。
“在老的大世界，我做了17年生意。每天晚上12点钟要起来，卖肉到傍晚再回来，再去收猪。那没得睡的，每天都要收猪去的。总有五六年的时间，每天半夜起来，天亮杀猪，卖得完就可以回来睡觉，卖不回来就没得睡了，因为要挨家挨户去收猪，第二天要杀的。后来生意做大了，轻松了，可以休息一天，开着车到各个村庄去收。后来生意越发做大了，就到下应这边去收，也收了五六年。猪卖点给人家，自己也杀点。后来这种生意不好做了，就到镇海的一个食品公司去收，他们的肉猪是从外面调拨来的，几个人合伙，量比较大。自己杀的时候，晚上12点多就要起来杀。原来是在自己家里杀的，后来要到屠宰场去杀。后来我脚也不大好，就不卖了。我大概是45岁（2003）上不做生意了，就到村里来了。实际上做生意也苦，田头活也苦，一点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仅是养家糊口而已。老婆要烧水，我要杀猪。她那时候要照顾孩子，小孩还小。
“肉的价钱，在凭票时代是6毛6分。进入自由交易时代，最早是7毛多一斤，后来是1块多。我卖肉是从9毛多一斤开始卖起的。我第一次收猪是收了一只黑肉猪，60多块钱。小小的，一百多斤，那时候肉只卖9毛钱一斤，后来一两块，再是3块多，后面就是6块多了。卖到7块多一斤时，我不干了。
“那时候卖肉，一天一只肉猪基本上卖光，卖不光的话，便宜一点也要都卖掉的，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那时候猪就是吃稀糠什么的，是很瘦的。有一次在宁波火葬场那里，从一户人家我买了十多只。那时候天气非常热，肉卖不掉。那一次亏本亏惨了，到了下午，肉已经有馊味了。那个地方有个小饭店，我只能把40斤的肉都卖给他了。那时候我们三个人，一共十多只猪，都亏本了。做生意的话，还是自由一些，钱也好赚一点，家里条件好一点，吃的方面，如果稍微剩点肉，也可以自己吃。人家没钱的时候没有肉吃，我们总归有肉吃的。当时我的志向是做到1万块，就不做生意了。那时候也没有休息时间的，没有星期天的。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钱也用不了这么多。我退休以后，我也不会去做门卫的。
“我卖肉卖了17年，非常难卖的时候，我也找过我阿叔（徐信定），到宁波师范也去销过，他们是一整只猪都拿去的。那时候是中考，一次卖过以后，第二次他就支支吾吾的了。其实他也是有道理的，我做生意是天天要做的，卖不掉了，难道天天都卖给他吗？有困难偶尔求他一次还可以，但每天肯定不行。
“那时候骑着自行车去收猪，一百一二十斤的肉猪，我一个人抓住它，用绳子捆起来。那时候没有帮忙的人的，只能是自己抓，捆绑好，用自行车载回来。肉猪是活的，路上有汽车开过的话，肉猪要挣扎，我的车龙头就把不住了，有一次把他人给压着了。那时候做生意，40块一天、30块一天，开心是开心的，肉也比别人吃得多。那时候别人的工资才30多块钱一日，我们卖肉收入也算是比较好了。
“走上杀猪卖肉之路，缘于亲戚。过了半年，想想在厂里做做也就这么回事，也有做点生意的意思。他们就讲，杀肉猪也蛮好，叫我也去杀肉猪。我说我不会杀，他们说他们给我杀的，我也就是帮忙。他们人结实，我也会杀一点。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老婆也陪着去，跟人家老婆婆讲好。摊位的位置也要抢的，肯定要早的，不早的话，没有地方摆摊的。想想有点钱赚，也是高兴的。我做生意，其实也是做得最差的了，人家做生意能力好的都有窍门。我做到后面是给饭店送，不过也有风险。一次，一个老板欠了一万两千多，最后饭店倒闭了，我的钱也没地方拿，真的气死了。他店还没关门的时候，有一次说开现金支票，让我到银行去拿钱，结果是空头支票。一万多块没有拿到，也是有点难过，老房子都可以买一套了。这是1998年左右的事。
“那时候没有汽车，猪载到段塘机耕路，我再拉进来，然后从我们这里卖出去。那时候黄鱼车拉过来五车，家里这样一个房间，都是杀好的猪，大都是腿，前腿后腿，也去卖。那时候用三卡拉去，再用黄鱼车拖去，到大世界去卖。卖光了，那天生意是很好，大概卖了4000多斤肉，下午要把它卖光。上午老婆先过来，10点多，我不在，我老婆过秤，我回来以后再拉出去卖。那时候好像有BP机的。后来回来，人真的很累。这么多的肉，过年到了要卖的，那时候生意是好，自己也没有剩下什么，就一点骨头了。因为天气也冷，卖就卖一点，剩就剩一点，也是利润。
“做生意的话，说实话，人虽然吃力，但是有钱赚，也有动力，那时候体力好，睡一觉就恢复了。斩了这么多的肉，有时候刀都握不住了，五六斤的肉，一天劈到晚，也是很吃力的。第二天还是要做，没办法，还是靠赚钱这个想法支撑着。那时候零售不卖的，基本上都是整腿卖的，以前的腿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一只腿就10多斤、20来斤。以前跟三门人做生意，会轻松一点。三门这边的肉猪多，活猪也有的，他们肉猪很大，也很要吃肥肉。
“和外洋（远洋）人做生意最好玩。过去外洋人在过年会来买肉，轮船很大的，他们来做生意，船开出去要半年，就买点肉带回去。原来在白沙买的，白沙的价钱比较高，后来到大世界，大世界有点批发市场性质，东西便宜一些，种类又多。他们有四只船，两只船一队，到海上去捕鱼，需要半年，蔬菜全部都要准备好，猪是一只船要两三只。跟他们做生意最好了，一天能收入三四千块。他们把猪肉带走以后，用冰冰好，或者用盐腌好。后来钱少了一点，但是也有几千块。这个都是现钱拿进来的，老婆看见也是高兴。
“生意有好做也有不好做的，亏本也有，肉卖不掉就臭了，会亏本。一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一只肉猪，前腿、后腿、中间，分六大块，都是在家里斩好了再去卖。那时候也没有冰箱，有冰箱也塞不进去的，斩开了卖不掉，就只能放在屋顶上晾着。臭掉也有，亏本也有，不过总是少，一只肉猪卖了还剩下一只腿没有卖掉，就自己吃，如果臭掉，就得扔掉了。
“做生意是挺苦的，赚也赚了几块，当初还是可以的，一开始用自行车，后来买摩托车。我在板桥卖肉的人当中算是比较早了。我人小，买小一点的摩托车，江陵牌。他们人高大一点的，就买五羊、本田。
“我现在感觉，做生意，不管赚多少钱一天，都是辛苦。我们这个生意比别的还要苦，做水果、蔬菜生意是苦的，他们是贩卖来的，拿来就放在这里，我们还要给猪弄干净，还要挨家挨户去收。
“收购肉猪，必须自己动手，不敢相信别人。别人收来的不一定是好的，有好的有坏的。自己眼睛看过以后，万一蚀本，也是心甘情愿，不怨别人。如果别人收来的，蚀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做生意，实际上是靠经济支撑着，你去上班就没做生意这么费心思。
以前做生意的人经常会想，上班就好了，还有双休日，晚上也可以乘凉，那时候乘凉的时间都没有，一直都要做生意。那时候做生意，一有空就睡觉，真的很吃力。”
4.杜加田
杜加田说：“开始种田，也是很苦的。我们的田都是日日夜夜自己在种，我和老婆两个人种。后来，自己盖了两间空心板房子，前后门也没有的，窗也没有的，就住进去了。后面有了一点钱，就搞一下，一点点盖起了房子。有三四年时间，我一边种田，一边在外面做生意。我开始在大世界卖肉，后来因为没有执照，不给我卖了。我回来种田，社长就跟我说，让我养母猪。上面有任务分给我们村里，他说我看别人也不行，就给我弄。于是，我开始养母猪，一开始捉来五六只，养了一年多。后来便宜了，又把母猪卖掉，不养了。村里有一只船，我就去撑船了。一直弄到1992年以后，村里车路、机耕路都做通了，没有人乘船了。我就去办了执照，又到市场去卖肉了。一直卖到58岁（2007）不做了为止。开始在大世界市场卖，后到尹江岸市场，做到钟公庙市场、南苑市场，在南苑市场卖到了不卖为止。”
吴纪芳说：“这是顺其自然的，土地没有了之后，藕池人都做一点小生意。现在很多年轻人毕业以后，搞自主创业，不是像过去做一产二产，现在都从事三产。很多大学生自己搞代销店、网店，包括到轻纺城开店。藕池原来出租车很多，现在出租车生意也不好做，老爸做出租车生意，儿子肯定不做，因为太苦了，另外还有安全问题。藕池原来杀猪的人很多，现在环保不允许，都集中屠宰了，再做杀猪的生意，利润就很少了。现在藕池人基本上都从事三产，一部分人是靠村里养着。2015年，当时一个人一年发5000。我跟村民说，你家里三个人，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每一亩土地达到2000块收入，原来种6亩土地，一年只有1.2万收入，到2015年村里给你1.5万，因为你有3个人，年纪大了会再增加一点，家里闭路电视、网络电视钱都是村里付。原来一亩田，只有2000块的纯收入，就不错了，而且要种，要摘，晚上要管。村里的话，钱每年都可以拿的，而且好几个兄弟村比我们还要高。这样看来，不能靠村里给，村里给的只是一点，关键还是靠你自己去奋斗，像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奋斗。自己不奋斗的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呀。要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千方百计，特别是年轻人都要想办法赚钱。”
二、轻纺城经商
位于石碶的宁波轻纺城，始建于1992年，1993年开业，1994年趋冷，后引来6路公交，多业经营，只要是允许在市场卖的，都可以来轻纺城内销售，市场逐步红火起来。
藕池村近宁波轻纺城，于是很多村民也走上了到宁波轻纺城经商之路，如庄朋海夫妇、俞云华夫妇。
1994年，庄朋海首先到宁波轻纺城经营，做外贸服装批发生意。2010年，成立宁波市鄞州古林新龙针织制衣厂。2016年，在轻纺城包市场，开发海塘商贸中心。2017年招商。2018年12月16日开业。吴纪芳说：“他们两夫妻比较勤劳，通过不断发展，做得很好，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得很好。”
庄朋海夫妇经商的成功，也影响了大哥俞云华。俞云华说：“我妹妹的老公（庄朋海）在做生意，当初问我借钱造房子，后来钱很快还给我，家里还装修了，说明钱好赚的，于是我也去做这个生意了。”这样，俞云华也参与进来了。此前的1999年，他在卖摩托车。结果，因为1999年上半年始，宁波市区禁止摩托车上路，他的店亏掉了。俞云华说：“2001年，我到轻纺城做外贸生意，在轻纺城租了摊位，做了十六七年。我们那时候从厂里拿产品过来，做外贸批发生意。我进货，我老婆卖，收入还行，比厂里的工资多一点。
“做生意这个东西也要看诚信的，也有做得下去和做不下去。我们做生意是靠信用的，那时候也不用写什么，只要说出了，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亏本也没关系。我在轻纺城做生意，我们讲的话比山还可靠。说出的话就跟写上去一样的，我还是很要面子的。我们做生意的人，宗旨就一个，尊重人家，服务人家。生意没有做，也有人情在。以前在轻纺城做生意，经常有各种饭局，很多生意都是喝酒的时候谈成的。我老婆有时候有意见，但是在同样的店中，我生意做得最好了。做生意总归要讲诚信的，不诚信的话，老客户也要走掉。我最忙的时候，打包从天亮8点钟打到下午2点多，生意是真的好。我生意也做得多，胆魄也大，没有文化的人胆子大。
“有些人做生意很精明的，经验不会跟你讲的。别人不肯说，那我就自己琢磨。我卖了20天，算下来还赚了1万多块。本来可以赚5万块钱，但因为事先讲好了，我没有赚这个钱。后面人家觉得我爽快，进价也都给我便宜点。我这个人不怎么去进货的，跟厂里老板聊聊天、喝喝酒，他会给你介绍业务的。做生意就是双赢，你也赚一点，他也赚一点，大家都赚一点，不是一个人独吞的。
“我去进货，也没有带钱的，拿约20万、30多万货，对方说，你东西先拿去。我说没有带钱，他说你拿去好了，也不用写欠条的。我想总归要写张欠条的。他也不用我写，就叫我全部装走，五六天卖掉，3万多件衣服，毛30万。我拿了一个包，装去了。我说你点一点，他说不用点，缺几张也没关系，你老俞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做人都是这样的，绝对不会乱弄。钱这个东西，都不用点的。你再赚得多，欺诈的话也没意思的。
“我在村庄里讲起来条件还算可以的，我也没有开厂，就做点个体，各方面也没有去烦过人家，也没有话说。有的人年纪大了还要做，去卖劳力，我是吃不消了。有些人不要面子，要吵要闹。我的钱都是自己赚来的，一分一厘自己赚，用着放心。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去赚钱，自力更生，小孩子觉得爸爸这么辛苦赚钱，用钱也节省一点。”
三、村中开小店
陈高华说：“我妹夫（徐繁荣）开着小店，没有什么生意，就去养肉猪了。我就想，我来开，赚点钱也好。第一天，晚上我算了下账，赚了3块7毛钱，我真的开心死了。种田才能赚多少钱啊，从早到晚，哪有3块钱好赚啊。从孙子出生（1993）那年，我开始开店，到孙子结婚，我还在开，20多年了。此前，我是做木匠的。我店里主要是一些香烟、酒、酱油、米醋，就是一些日用品。我开店也就是顺便，我承包的田有13亩，很忙，开店就是晚上开开。我开店就在自己家里，卖点香烟，打点老酒，别的没有什么花头的。以前小店比较少，板桥只有崔述芳一家小店，他的小店算是供销社，有点商品供应，我们跟供销社不搭界的，就是自己开的。他配货配不过我，我那时候年纪轻，自行车、黄鱼车都会骑。现在小店没有生意，就随便做做。”
四、村中养殖业
马善祥说：“我是六年级毕业开始工作的，那时候家里比较困难，养牛、猪，晒谷，都要干。我看牛看了两年，然后去生产队干活，一直做到分田到户。27岁下半年结婚，28岁到宁波大世界去配过一点水果卖，卖了两年。水果生意倒是很好的。那时候年轻，上半天做好，下半天偷懒，因为那时候钱值钱，赚50块钱，我就高兴死了。后来我母亲不让我做了，我之后到翻砂厂做了六七年，那时候厂是周厚裕承包的。
“厂倒闭后，我也捕过鱼，做了两年。我捕鱼是用电板的，捕了一年。那时候鱼也多，上江捕了一年，第二年到下江去也捕了一年。那时候鱼非常多，卖也不值钱，一斤几毛钱而已。我赚了点钱，就去养鸭了，差不多养了9年，1999年下半年结束。第一年养了七八百只鸭，也有点怕怕的。两三年弄下来，规模又大了点，最多的时候鸭子养到五千多只。这一批鸭差不多生完蛋了，新的鸭子就接上来，老鸭子就卖掉。第一批就是养小鸭，买小鸭在春天，正月左右。小鸭买来，温度要调整好，200瓦的灯光安装好，小鸭子需要的地方小，热度要调好。一般鸭子生蛋，最多生10个月。10个月以后，你再让它生，要给它吃得好，这样的话成本就大了。所以一般情况下，10个月养好以后，就处理掉了。这时候新鸭选好了，就顶上来了。就是这样一季一季地翻的。我是以卖鸭蛋为主的，早上起来手工捡蛋，几千只鸭，有时候来不及，就再叫人帮忙一下。一只手三只蛋，两只手就是六个，一筐蛋一百只。发现今天的蛋少了一点，表明鸭子身体不太好了，就要弄点东西给它们吃吃。第二天，马上蛋就会多起来。鸭子要生病的，一只两只鸭子是不会生病的，但是养多了有细菌，要感染的。我们把小鸭子买来之后，打好预防针，针打好以后，不会有瘟病了，抵抗力强了。鸭子要感染、感冒，你看得出的，会流鼻水什么的，就要马上去配药。这也是要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话，鸭子养不好的。我们养鸭有一个思想的，‘逢三逢八’，养鸭的人都到市场上去，买药的买药，买饲料的买饲料，这个饲料是要用汽车装的。三天之后开汽车去装，运到哪里去，价钱也都讲好。我们需要的少就到市场上买点，需要的多就到余姚去配，一年要去好几次的。
“2000年，鸭棚拆掉，旧村改造了。我和书记、村长说：鸭棚拆了，我这个人也比较爽快，这个你们赔给我，不要少我的，我也不会来敲你们竹杠。我第二趟就签了字，村长和书记就觉得我比较爽快，工作好做。我跟书记提要求了，我一时三刻工作也安排不了，小孩也有了，老婆也在，你帮我找个工作做做。书记这一点也比较好，他看我爽快，他也很爽快，他就说，一些老房子给你拆，我说好的。后来确定是7块一平方米，我问村里买拆下来的这些材料，我再卖掉。那时候的材料有人要的。后来填塘渣时，也没有什么人要做，书记就问我了，你会做吗？这个事情给你做。我说我做做看，我就和安徽人合作接了这个活。人家要写协议，我不用写，我和书记这样说，要赖的人，协议写一百张也要赖的，我不会赖你的。我没有写协议的，讲好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活要干好，就算我钱少赚点也没事。就这样，这些活给我干，到2006年，我们旧村改造，房子也拆光了，填塘渣的活也没有了。后来剩下一点绿化工作，就给我做了。做做这些，赚点工钱是有的，多的也没有的。到2007年，书记问我，要不要包村里的环境卫生。我就一直做到2015年。现在我是管藕池居委会、藕池村、礼嘉桥村、薛家村四个村的活。”
五、黄大林种植业
黄大林，黄岩人，1985年迁居村中。此前，在黄岩开环保食品厂18年。2012年起，到云南租了30多亩田，种植提子。
六、拉车开车
马志祥与王翠芳夫妇开货运、出租车。王翠芳说：“我来的时候这边都是机耕路、十字路。我是1987年与马志祥结婚的。我是栎社人，嫁到这儿来的。以前这边穷，走路的时候，一脚踩下去，下过雨的话，水都会溅起来。小孩生病了，以前要坐三卡去看病，后来条件好了有夏利车，人家夏利车不肯开进来的，嫌我们这边脏。我想，人要富，就要先把交通搞起来。后来我去学开车，上班也不上了。我1990年去学的，1991年拿到了驾驶证。那时候是要学一年的，不像现在才几个月时间。我学会开车，然后借了26000块钱，买了一部大卡车，开始跑运输，前后跑了靠10年。跑了以后，觉得太苦了，2000年左右，改开夏利车，开了六七年，因为发生了夏利车被抢劫事件，就把车卖掉了。后来进宁波宇达驾校，做教练。都是自己拿出车子挂靠这样的。我们教学，好的学生还好，坏的学生也真是没道理可讲的。头两年还可以。以前驾校还是正规的，新学生也都是靠老学生介绍的。我们给人家一次性考试，包考出就是收5500块，什么补考费都不收的。现在的话，收2800到3000块，有的费用国家交。现在我已经不做了，我老公还在做。”
林惠成说：“生产队分田之后，我买了一辆黄鱼车（三轮车）做生意，拉黄鱼车钱好赚一点，但拉黄鱼车十分苦，毛1000斤的分量要给人家拉去，上桥时要推上去。还要给人家背上去，毛100斤的水泥，要给人家背到楼上去。做了两年。后来，我开摩托车，也开了一年多，摩托车轻松一些，好赚钱，风险大。一年多以后，摩托车就被禁掉了。现在我在上班，两千块一个月，养老保险也没有。”包文华是做运输的，1984年左右开始，骑了将近20年的三轮车。
七、不锈钢加工
徐建波说：“从铁厂辞职后，我22岁左右，就自己去外面创业了，开个铁厂，后来嫌太脏，转行做不锈钢，去学技术。二十八九岁时，刚改革开放，我又开始做个体，做不锈钢，给人家做防盗窗，可以说宁波市里面算早的。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400多元一平方，当时钱蛮好赚的，利润有30％至40％。后来，又做了铝合金。”
八、公共电话亭服务
包泉德说：“1982年以后，我分到了10亩田，自己种。那时候自由了，改革开放了，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地不荒，公粮交上就可以了。种田之余，我收凉帽，然后卖到宁波土产公司。当时路非常差，都是机耕路，马路也是石子路，一顶凉帽赚2分钱，做了三四年。1997、1998年的时候，我办电话亭，搞公用电话，前后做了近20年。藕池村公用电话，我是比较早开的。最早宁波电话是7字打头，鄞州电话是8字打头，7字打头的电话到乡下比较难办，宁波电话打宁波电话是3毛一分钟，鄞州电话打宁波电话就要1.05元。那时候宁波电话生意非常好。2000年时，我75岁了，老太婆死了，我就停了。”
九、个体裁缝
徐惠英说：“我是1983年下半年生的女儿，然后就开始学裁缝了。我觉得在藕池学这个行业蛮好的。我26岁那年进过服装厂，那时候师傅教我们，我非常喜欢学裁缝、做衣服的，在服装厂做过两三年时间。后来我个人拜师傅学裁缝专业，裁缝学出来以后，就一直在藕池村庄里做裁缝。专门做服装加工，人家把布拿过来，我来加工，量身定做。我结婚以前是做凉帽的，各种各样的凉帽都会做。我学了三个月裁缝，就自己开店了，在自己家里做做裁缝，带带孩子。后来村里改造，房子拆了，就到轻纺城做裁缝，做了一二年。现在服装买的人多了，做的人少了，以前是做便宜，现在是买便宜。以前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做，流行什么就做什么。那时候技术好，看看款式心里就有数了，我做裁缝的，布料也懂。那时候时装已经很流行了，穿起来好看，而且做比买合身。服装这个东西是跟时代的，什么时代流行什么款式。以前男的比较流行中山装，我就做中山装，流行西装就做西装，时装也做过。最好的时候我家还没有拆迁，生意比较好，一件衣服要排一二个月才能做完。我就是每天做衣服，家里带带孩子，我没有去过厂里，就是自己开裁缝店，种一点口粮田。我就在家里做裁缝，我老公到村办企业上班，也做了很多年。那时候做衣服的，一般都是本村里的人，性格、生活习惯也都熟悉的。那时候工钱也很便宜的，做一条裤子就是3块到3.5块。现在我多多少少还是在做的，但量不是很大，量身定制有也有的，但是比较少了。有的外来户在这里租房子，也有做裁缝的。不过，他们不固定的，租在这里了就在这里做，租到别的地方了就走了。”
一、杀猪卖肉
在板桥村，从俞云华开始，到庄朋海、徐林祥、徐繁荣、杜加田等人，均从事杀猪卖肉行业。俞云华又是受邻村城横楼陈光荣的影响。此人最早到大世界卖肉，当时连宰肉的工具都没有，拿了一把小斧头宰肉，人称“小斧头”。庄朋海是俞云华的妹夫，徐繁荣老婆叫俞云华母亲阿姨。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卖肉群体。
1.俞云华
俞云华说：“杀猪，我从25岁（1985）开始干，最开始在大世界做生意。在家里杀好，拉过去，放到肉摊去卖，卖了十五六年。我当时用的是摩托车，在板桥有摩托车我是最早了，我开着摩托车到处联系生意。我老婆是奉化方桥人，不会种田，我有9亩多的田，又要杀肉猪，多辛苦。因为我家里穷，我结婚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只有母亲留给我的一间老房子，也很破旧的，门板都破的，我买了纸，调好糨糊糊上了。人家娶了老婆不珍惜，我是很珍惜的。我们家困难，没有父亲的，还有两个妹妹。当初刚结婚的时候很困难，9亩多田在种，要交公粮，肉每天拉去大世界卖，赚一点也好。那时候卖肉有10多块、20块可以赚。那时候的工资才毛20块一个月，我一天可以抵人家一个月工资。
“辛苦是辛苦，赚倒是蛮好赚的。以前农村是石子路，桥头都是石阶，要把自行车推过去。我家离那个桥二三百米路，我老婆胆子很小，怕小孩子滑下去，所以一般我要陪她到家里，我再骑车回去。当时的路真的很差，后来好了。我的脚上开了两刀，我也还是每天去赚钱，因为背债了。开刀了以后，我也没有休息，卖肉的时候在旁边摆一个凳子，把脚搁在上面，回到家还要种田，一定要把钱还出来。我10个月就把债都还清了。那时候村里个体商户不多，我算是早的了。做生意时，我们体检，做健康证，领执照。那时候大世界的生意好，红白事都是要来大世界买菜的。那时候真的很苦，天气热，肉要臭掉的，一只猪大概卖六七十块钱，两只一百多块钱了，一家人的家产都在这里了，就怕肉臭掉。有时候自行车轮胎没气了，钢丝断了，就只能推过去，因为太早没有修车摊。我天还没亮就去市场，一般卖到9点钟肉就卖光了。天亮一般5点多，天热时就4点多，因为路远，骑车要骑一个多小时，我3点钟就要起来杀猪，弄好了以后，到大世界去卖。卖完以后，回来种田。最早的一次六七点钟肉卖光了。我的9亩多的田，要放水什么的，只有一个劳力干活那是很辛苦的了。我一般就是跟客户讲好要多少，然后客户直接过来买，或者我送到饭店去。种完田，我还要去收猪，要先去买下，然后用手拉车去拉回来。有一次放电影，我老婆一直等我不回来，我就是去收猪了，借了手拉车去拉，两只猪可以赚40块，结果却丢了50块，当时真的肉痛死了，两只猪都白卖了。我拉到桥头，桥头有石阶，我拉不动，就叫我老婆过来，一起抬到家里，才能吃两口饭。手拉车是借人家的，要还掉的，然后再骑自行车回来，这时候电影刚刚散场了。那时候看一场电影多难得啊，偶尔才放一场电影，这个讲起来现在还觉得鼻头酸酸的。
“那时候农村60块一年，100斤谷子是10块，讲起来我在藕池头也算是孝子了。口粮，男的一年是700斤谷，女的是600斤，我会种大人的那份。家里姐妹多，所以我要多赚钱。我后来就把母亲给的房子还给了母亲，我自己造了房子，为了这个，还背了6000块债务。”
2．庄朋海
庄朋海是20世纪70年代从水库移民出来的，住在板桥村，初在布政布厂工作。在俞云华卖肉成功以后几个月，21岁（1985）的庄朋海，嫌工资低，也走出来，加入杀猪卖肉的行业，然后到宁波大世界卖肉。屠宰行业比较辛苦，他也做了近十年。
3．徐繁荣
徐繁荣说：“我读了6年书，后来看牛，牛看了两年，然后到牧场养猪。十七八岁时，也当过畜牧主任。后来，牧场解散了。29岁（1987）时，开始做卖肉生意，做了17年。后来到村里工作了，也有18年了。
“在老的大世界，我做了17年生意。每天晚上12点钟要起来，卖肉到傍晚再回来，再去收猪。那没得睡的，每天都要收猪去的。总有五六年的时间，每天半夜起来，天亮杀猪，卖得完就可以回来睡觉，卖不回来就没得睡了，因为要挨家挨户去收猪，第二天要杀的。后来生意做大了，轻松了，可以休息一天，开着车到各个村庄去收。后来生意越发做大了，就到下应这边去收，也收了五六年。猪卖点给人家，自己也杀点。后来这种生意不好做了，就到镇海的一个食品公司去收，他们的肉猪是从外面调拨来的，几个人合伙，量比较大。自己杀的时候，晚上12点多就要起来杀。原来是在自己家里杀的，后来要到屠宰场去杀。后来我脚也不大好，就不卖了。我大概是45岁（2003）上不做生意了，就到村里来了。实际上做生意也苦，田头活也苦，一点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仅是养家糊口而已。老婆要烧水，我要杀猪。她那时候要照顾孩子，小孩还小。
“肉的价钱，在凭票时代是6毛6分。进入自由交易时代，最早是7毛多一斤，后来是1块多。我卖肉是从9毛多一斤开始卖起的。我第一次收猪是收了一只黑肉猪，60多块钱。小小的，一百多斤，那时候肉只卖9毛钱一斤，后来一两块，再是3块多，后面就是6块多了。卖到7块多一斤时，我不干了。
“那时候卖肉，一天一只肉猪基本上卖光，卖不光的话，便宜一点也要都卖掉的，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那时候猪就是吃稀糠什么的，是很瘦的。有一次在宁波火葬场那里，从一户人家我买了十多只。那时候天气非常热，肉卖不掉。那一次亏本亏惨了，到了下午，肉已经有馊味了。那个地方有个小饭店，我只能把40斤的肉都卖给他了。那时候我们三个人，一共十多只猪，都亏本了。做生意的话，还是自由一些，钱也好赚一点，家里条件好一点，吃的方面，如果稍微剩点肉，也可以自己吃。人家没钱的时候没有肉吃，我们总归有肉吃的。当时我的志向是做到1万块，就不做生意了。那时候也没有休息时间的，没有星期天的。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钱也用不了这么多。我退休以后，我也不会去做门卫的。
“我卖肉卖了17年，非常难卖的时候，我也找过我阿叔（徐信定），到宁波师范也去销过，他们是一整只猪都拿去的。那时候是中考，一次卖过以后，第二次他就支支吾吾的了。其实他也是有道理的，我做生意是天天要做的，卖不掉了，难道天天都卖给他吗？有困难偶尔求他一次还可以，但每天肯定不行。
“那时候骑着自行车去收猪，一百一二十斤的肉猪，我一个人抓住它，用绳子捆起来。那时候没有帮忙的人的，只能是自己抓，捆绑好，用自行车载回来。肉猪是活的，路上有汽车开过的话，肉猪要挣扎，我的车龙头就把不住了，有一次把他人给压着了。那时候做生意，40块一天、30块一天，开心是开心的，肉也比别人吃得多。那时候别人的工资才30多块钱一日，我们卖肉收入也算是比较好了。
“走上杀猪卖肉之路，缘于亲戚。过了半年，想想在厂里做做也就这么回事，也有做点生意的意思。他们就讲，杀肉猪也蛮好，叫我也去杀肉猪。我说我不会杀，他们说他们给我杀的，我也就是帮忙。他们人结实，我也会杀一点。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老婆也陪着去，跟人家老婆婆讲好。摊位的位置也要抢的，肯定要早的，不早的话，没有地方摆摊的。想想有点钱赚，也是高兴的。我做生意，其实也是做得最差的了，人家做生意能力好的都有窍门。我做到后面是给饭店送，不过也有风险。一次，一个老板欠了一万两千多，最后饭店倒闭了，我的钱也没地方拿，真的气死了。他店还没关门的时候，有一次说开现金支票，让我到银行去拿钱，结果是空头支票。一万多块没有拿到，也是有点难过，老房子都可以买一套了。这是1998年左右的事。
“那时候没有汽车，猪载到段塘机耕路，我再拉进来，然后从我们这里卖出去。那时候黄鱼车拉过来五车，家里这样一个房间，都是杀好的猪，大都是腿，前腿后腿，也去卖。那时候用三卡拉去，再用黄鱼车拖去，到大世界去卖。卖光了，那天生意是很好，大概卖了4000多斤肉，下午要把它卖光。上午老婆先过来，10点多，我不在，我老婆过秤，我回来以后再拉出去卖。那时候好像有BP机的。后来回来，人真的很累。这么多的肉，过年到了要卖的，那时候生意是好，自己也没有剩下什么，就一点骨头了。因为天气也冷，卖就卖一点，剩就剩一点，也是利润。
“做生意的话，说实话，人虽然吃力，但是有钱赚，也有动力，那时候体力好，睡一觉就恢复了。斩了这么多的肉，有时候刀都握不住了，五六斤的肉，一天劈到晚，也是很吃力的。第二天还是要做，没办法，还是靠赚钱这个想法支撑着。那时候零售不卖的，基本上都是整腿卖的，以前的腿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一只腿就10多斤、20来斤。以前跟三门人做生意，会轻松一点。三门这边的肉猪多，活猪也有的，他们肉猪很大，也很要吃肥肉。
“和外洋（远洋）人做生意最好玩。过去外洋人在过年会来买肉，轮船很大的，他们来做生意，船开出去要半年，就买点肉带回去。原来在白沙买的，白沙的价钱比较高，后来到大世界，大世界有点批发市场性质，东西便宜一些，种类又多。他们有四只船，两只船一队，到海上去捕鱼，需要半年，蔬菜全部都要准备好，猪是一只船要两三只。跟他们做生意最好了，一天能收入三四千块。他们把猪肉带走以后，用冰冰好，或者用盐腌好。后来钱少了一点，但是也有几千块。这个都是现钱拿进来的，老婆看见也是高兴。
“生意有好做也有不好做的，亏本也有，肉卖不掉就臭了，会亏本。一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一只肉猪，前腿、后腿、中间，分六大块，都是在家里斩好了再去卖。那时候也没有冰箱，有冰箱也塞不进去的，斩开了卖不掉，就只能放在屋顶上晾着。臭掉也有，亏本也有，不过总是少，一只肉猪卖了还剩下一只腿没有卖掉，就自己吃，如果臭掉，就得扔掉了。
“做生意是挺苦的，赚也赚了几块，当初还是可以的，一开始用自行车，后来买摩托车。我在板桥卖肉的人当中算是比较早了。我人小，买小一点的摩托车，江陵牌。他们人高大一点的，就买五羊、本田。
“我现在感觉，做生意，不管赚多少钱一天，都是辛苦。我们这个生意比别的还要苦，做水果、蔬菜生意是苦的，他们是贩卖来的，拿来就放在这里，我们还要给猪弄干净，还要挨家挨户去收。
“收购肉猪，必须自己动手，不敢相信别人。别人收来的不一定是好的，有好的有坏的。自己眼睛看过以后，万一蚀本，也是心甘情愿，不怨别人。如果别人收来的，蚀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做生意，实际上是靠经济支撑着，你去上班就没做生意这么费心思。
以前做生意的人经常会想，上班就好了，还有双休日，晚上也可以乘凉，那时候乘凉的时间都没有，一直都要做生意。那时候做生意，一有空就睡觉，真的很吃力。”
4.杜加田
杜加田说：“开始种田，也是很苦的。我们的田都是日日夜夜自己在种，我和老婆两个人种。后来，自己盖了两间空心板房子，前后门也没有的，窗也没有的，就住进去了。后面有了一点钱，就搞一下，一点点盖起了房子。有三四年时间，我一边种田，一边在外面做生意。我开始在大世界卖肉，后来因为没有执照，不给我卖了。我回来种田，社长就跟我说，让我养母猪。上面有任务分给我们村里，他说我看别人也不行，就给我弄。于是，我开始养母猪，一开始捉来五六只，养了一年多。后来便宜了，又把母猪卖掉，不养了。村里有一只船，我就去撑船了。一直弄到1992年以后，村里车路、机耕路都做通了，没有人乘船了。我就去办了执照，又到市场去卖肉了。一直卖到58岁（2007）不做了为止。开始在大世界市场卖，后到尹江岸市场，做到钟公庙市场、南苑市场，在南苑市场卖到了不卖为止。”
吴纪芳说：“这是顺其自然的，土地没有了之后，藕池人都做一点小生意。现在很多年轻人毕业以后，搞自主创业，不是像过去做一产二产，现在都从事三产。很多大学生自己搞代销店、网店，包括到轻纺城开店。藕池原来出租车很多，现在出租车生意也不好做，老爸做出租车生意，儿子肯定不做，因为太苦了，另外还有安全问题。藕池原来杀猪的人很多，现在环保不允许，都集中屠宰了，再做杀猪的生意，利润就很少了。现在藕池人基本上都从事三产，一部分人是靠村里养着。2015年，当时一个人一年发5000。我跟村民说，你家里三个人，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每一亩土地达到2000块收入，原来种6亩土地，一年只有1.2万收入，到2015年村里给你1.5万，因为你有3个人，年纪大了会再增加一点，家里闭路电视、网络电视钱都是村里付。原来一亩田，只有2000块的纯收入，就不错了，而且要种，要摘，晚上要管。村里的话，钱每年都可以拿的，而且好几个兄弟村比我们还要高。这样看来，不能靠村里给，村里给的只是一点，关键还是靠你自己去奋斗，像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奋斗。自己不奋斗的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呀。要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千方百计，特别是年轻人都要想办法赚钱。”
二、轻纺城经商
位于石碶的宁波轻纺城，始建于1992年，1993年开业，1994年趋冷，后引来6路公交，多业经营，只要是允许在市场卖的，都可以来轻纺城内销售，市场逐步红火起来。
藕池村近宁波轻纺城，于是很多村民也走上了到宁波轻纺城经商之路，如庄朋海夫妇、俞云华夫妇。
1994年，庄朋海首先到宁波轻纺城经营，做外贸服装批发生意。2010年，成立宁波市鄞州古林新龙针织制衣厂。2016年，在轻纺城包市场，开发海塘商贸中心。2017年招商。2018年12月16日开业。吴纪芳说：“他们两夫妻比较勤劳，通过不断发展，做得很好，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得很好。”
庄朋海夫妇经商的成功，也影响了大哥俞云华。俞云华说：“我妹妹的老公（庄朋海）在做生意，当初问我借钱造房子，后来钱很快还给我，家里还装修了，说明钱好赚的，于是我也去做这个生意了。”这样，俞云华也参与进来了。此前的1999年，他在卖摩托车。结果，因为1999年上半年始，宁波市区禁止摩托车上路，他的店亏掉了。俞云华说：“2001年，我到轻纺城做外贸生意，在轻纺城租了摊位，做了十六七年。我们那时候从厂里拿产品过来，做外贸批发生意。我进货，我老婆卖，收入还行，比厂里的工资多一点。
“做生意这个东西也要看诚信的，也有做得下去和做不下去。我们做生意是靠信用的，那时候也不用写什么，只要说出了，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亏本也没关系。我在轻纺城做生意，我们讲的话比山还可靠。说出的话就跟写上去一样的，我还是很要面子的。我们做生意的人，宗旨就一个，尊重人家，服务人家。生意没有做，也有人情在。以前在轻纺城做生意，经常有各种饭局，很多生意都是喝酒的时候谈成的。我老婆有时候有意见，但是在同样的店中，我生意做得最好了。做生意总归要讲诚信的，不诚信的话，老客户也要走掉。我最忙的时候，打包从天亮8点钟打到下午2点多，生意是真的好。我生意也做得多，胆魄也大，没有文化的人胆子大。
“有些人做生意很精明的，经验不会跟你讲的。别人不肯说，那我就自己琢磨。我卖了20天，算下来还赚了1万多块。本来可以赚5万块钱，但因为事先讲好了，我没有赚这个钱。后面人家觉得我爽快，进价也都给我便宜点。我这个人不怎么去进货的，跟厂里老板聊聊天、喝喝酒，他会给你介绍业务的。做生意就是双赢，你也赚一点，他也赚一点，大家都赚一点，不是一个人独吞的。
“我去进货，也没有带钱的，拿约20万、30多万货，对方说，你东西先拿去。我说没有带钱，他说你拿去好了，也不用写欠条的。我想总归要写张欠条的。他也不用我写，就叫我全部装走，五六天卖掉，3万多件衣服，毛30万。我拿了一个包，装去了。我说你点一点，他说不用点，缺几张也没关系，你老俞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做人都是这样的，绝对不会乱弄。钱这个东西，都不用点的。你再赚得多，欺诈的话也没意思的。
“我在村庄里讲起来条件还算可以的，我也没有开厂，就做点个体，各方面也没有去烦过人家，也没有话说。有的人年纪大了还要做，去卖劳力，我是吃不消了。有些人不要面子，要吵要闹。我的钱都是自己赚来的，一分一厘自己赚，用着放心。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去赚钱，自力更生，小孩子觉得爸爸这么辛苦赚钱，用钱也节省一点。”
三、村中开小店
陈高华说：“我妹夫（徐繁荣）开着小店，没有什么生意，就去养肉猪了。我就想，我来开，赚点钱也好。第一天，晚上我算了下账，赚了3块7毛钱，我真的开心死了。种田才能赚多少钱啊，从早到晚，哪有3块钱好赚啊。从孙子出生（1993）那年，我开始开店，到孙子结婚，我还在开，20多年了。此前，我是做木匠的。我店里主要是一些香烟、酒、酱油、米醋，就是一些日用品。我开店也就是顺便，我承包的田有13亩，很忙，开店就是晚上开开。我开店就在自己家里，卖点香烟，打点老酒，别的没有什么花头的。以前小店比较少，板桥只有崔述芳一家小店，他的小店算是供销社，有点商品供应，我们跟供销社不搭界的，就是自己开的。他配货配不过我，我那时候年纪轻，自行车、黄鱼车都会骑。现在小店没有生意，就随便做做。”
四、村中养殖业
马善祥说：“我是六年级毕业开始工作的，那时候家里比较困难，养牛、猪，晒谷，都要干。我看牛看了两年，然后去生产队干活，一直做到分田到户。27岁下半年结婚，28岁到宁波大世界去配过一点水果卖，卖了两年。水果生意倒是很好的。那时候年轻，上半天做好，下半天偷懒，因为那时候钱值钱，赚50块钱，我就高兴死了。后来我母亲不让我做了，我之后到翻砂厂做了六七年，那时候厂是周厚裕承包的。
“厂倒闭后，我也捕过鱼，做了两年。我捕鱼是用电板的，捕了一年。那时候鱼也多，上江捕了一年，第二年到下江去也捕了一年。那时候鱼非常多，卖也不值钱，一斤几毛钱而已。我赚了点钱，就去养鸭了，差不多养了9年，1999年下半年结束。第一年养了七八百只鸭，也有点怕怕的。两三年弄下来，规模又大了点，最多的时候鸭子养到五千多只。这一批鸭差不多生完蛋了，新的鸭子就接上来，老鸭子就卖掉。第一批就是养小鸭，买小鸭在春天，正月左右。小鸭买来，温度要调整好，200瓦的灯光安装好，小鸭子需要的地方小，热度要调好。一般鸭子生蛋，最多生10个月。10个月以后，你再让它生，要给它吃得好，这样的话成本就大了。所以一般情况下，10个月养好以后，就处理掉了。这时候新鸭选好了，就顶上来了。就是这样一季一季地翻的。我是以卖鸭蛋为主的，早上起来手工捡蛋，几千只鸭，有时候来不及，就再叫人帮忙一下。一只手三只蛋，两只手就是六个，一筐蛋一百只。发现今天的蛋少了一点，表明鸭子身体不太好了，就要弄点东西给它们吃吃。第二天，马上蛋就会多起来。鸭子要生病的，一只两只鸭子是不会生病的，但是养多了有细菌，要感染的。我们把小鸭子买来之后，打好预防针，针打好以后，不会有瘟病了，抵抗力强了。鸭子要感染、感冒，你看得出的，会流鼻水什么的，就要马上去配药。这也是要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话，鸭子养不好的。我们养鸭有一个思想的，‘逢三逢八’，养鸭的人都到市场上去，买药的买药，买饲料的买饲料，这个饲料是要用汽车装的。三天之后开汽车去装，运到哪里去，价钱也都讲好。我们需要的少就到市场上买点，需要的多就到余姚去配，一年要去好几次的。
“2000年，鸭棚拆掉，旧村改造了。我和书记、村长说：鸭棚拆了，我这个人也比较爽快，这个你们赔给我，不要少我的，我也不会来敲你们竹杠。我第二趟就签了字，村长和书记就觉得我比较爽快，工作好做。我跟书记提要求了，我一时三刻工作也安排不了，小孩也有了，老婆也在，你帮我找个工作做做。书记这一点也比较好，他看我爽快，他也很爽快，他就说，一些老房子给你拆，我说好的。后来确定是7块一平方米，我问村里买拆下来的这些材料，我再卖掉。那时候的材料有人要的。后来填塘渣时，也没有什么人要做，书记就问我了，你会做吗？这个事情给你做。我说我做做看，我就和安徽人合作接了这个活。人家要写协议，我不用写，我和书记这样说，要赖的人，协议写一百张也要赖的，我不会赖你的。我没有写协议的，讲好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活要干好，就算我钱少赚点也没事。就这样，这些活给我干，到2006年，我们旧村改造，房子也拆光了，填塘渣的活也没有了。后来剩下一点绿化工作，就给我做了。做做这些，赚点工钱是有的，多的也没有的。到2007年，书记问我，要不要包村里的环境卫生。我就一直做到2015年。现在我是管藕池居委会、藕池村、礼嘉桥村、薛家村四个村的活。”
五、黄大林种植业
黄大林，黄岩人，1985年迁居村中。此前，在黄岩开环保食品厂18年。2012年起，到云南租了30多亩田，种植提子。
六、拉车开车
马志祥与王翠芳夫妇开货运、出租车。王翠芳说：“我来的时候这边都是机耕路、十字路。我是1987年与马志祥结婚的。我是栎社人，嫁到这儿来的。以前这边穷，走路的时候，一脚踩下去，下过雨的话，水都会溅起来。小孩生病了，以前要坐三卡去看病，后来条件好了有夏利车，人家夏利车不肯开进来的，嫌我们这边脏。我想，人要富，就要先把交通搞起来。后来我去学开车，上班也不上了。我1990年去学的，1991年拿到了驾驶证。那时候是要学一年的，不像现在才几个月时间。我学会开车，然后借了26000块钱，买了一部大卡车，开始跑运输，前后跑了靠10年。跑了以后，觉得太苦了，2000年左右，改开夏利车，开了六七年，因为发生了夏利车被抢劫事件，就把车卖掉了。后来进宁波宇达驾校，做教练。都是自己拿出车子挂靠这样的。我们教学，好的学生还好，坏的学生也真是没道理可讲的。头两年还可以。以前驾校还是正规的，新学生也都是靠老学生介绍的。我们给人家一次性考试，包考出就是收5500块，什么补考费都不收的。现在的话，收2800到3000块，有的费用国家交。现在我已经不做了，我老公还在做。”
林惠成说：“生产队分田之后，我买了一辆黄鱼车（三轮车）做生意，拉黄鱼车钱好赚一点，但拉黄鱼车十分苦，毛1000斤的分量要给人家拉去，上桥时要推上去。还要给人家背上去，毛100斤的水泥，要给人家背到楼上去。做了两年。后来，我开摩托车，也开了一年多，摩托车轻松一些，好赚钱，风险大。一年多以后，摩托车就被禁掉了。现在我在上班，两千块一个月，养老保险也没有。”包文华是做运输的，1984年左右开始，骑了将近20年的三轮车。
七、不锈钢加工
徐建波说：“从铁厂辞职后，我22岁左右，就自己去外面创业了，开个铁厂，后来嫌太脏，转行做不锈钢，去学技术。二十八九岁时，刚改革开放，我又开始做个体，做不锈钢，给人家做防盗窗，可以说宁波市里面算早的。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400多元一平方，当时钱蛮好赚的，利润有30％至40％。后来，又做了铝合金。”
八、公共电话亭服务
包泉德说：“1982年以后，我分到了10亩田，自己种。那时候自由了，改革开放了，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地不荒，公粮交上就可以了。种田之余，我收凉帽，然后卖到宁波土产公司。当时路非常差，都是机耕路，马路也是石子路，一顶凉帽赚2分钱，做了三四年。1997、1998年的时候，我办电话亭，搞公用电话，前后做了近20年。藕池村公用电话，我是比较早开的。最早宁波电话是7字打头，鄞州电话是8字打头，7字打头的电话到乡下比较难办，宁波电话打宁波电话是3毛一分钟，鄞州电话打宁波电话就要1.05元。那时候宁波电话生意非常好。2000年时，我75岁了，老太婆死了，我就停了。”
九、个体裁缝
徐惠英说：“我是1983年下半年生的女儿，然后就开始学裁缝了。我觉得在藕池学这个行业蛮好的。我26岁那年进过服装厂，那时候师傅教我们，我非常喜欢学裁缝、做衣服的，在服装厂做过两三年时间。后来我个人拜师傅学裁缝专业，裁缝学出来以后，就一直在藕池村庄里做裁缝。专门做服装加工，人家把布拿过来，我来加工，量身定做。我结婚以前是做凉帽的，各种各样的凉帽都会做。我学了三个月裁缝，就自己开店了，在自己家里做做裁缝，带带孩子。后来村里改造，房子拆了，就到轻纺城做裁缝，做了一二年。现在服装买的人多了，做的人少了，以前是做便宜，现在是买便宜。以前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做，流行什么就做什么。那时候技术好，看看款式心里就有数了，我做裁缝的，布料也懂。那时候时装已经很流行了，穿起来好看，而且做比买合身。服装这个东西是跟时代的，什么时代流行什么款式。以前男的比较流行中山装，我就做中山装，流行西装就做西装，时装也做过。最好的时候我家还没有拆迁，生意比较好，一件衣服要排一二个月才能做完。我就是每天做衣服，家里带带孩子，我没有去过厂里，就是自己开裁缝店，种一点口粮田。我就在家里做裁缝，我老公到村办企业上班，也做了很多年。那时候做衣服的，一般都是本村里的人，性格、生活习惯也都熟悉的。那时候工钱也很便宜的，做一条裤子就是3块到3.5块。现在我多多少少还是在做的，但量不是很大，量身定制有也有的，但是比较少了。有的外来户在这里租房子，也有做裁缝的。不过，他们不固定的，租在这里了就在这里做，租到别的地方了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