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一、织草帽
  织凉帽是藕池女人的一个特色手工行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都在织凉帽。姜芬琴说：“草席是自产自销的，打草帽，有打得好的，也有打得不好的。大多数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打。我们打草帽，基本上都聚在一起打的，我有三个姐姐，一起干活有个伴，老是到生产队长、大队长徐定良家里打，坐了满满的一房间，大家说说笑话、说说事情，也很有趣的，这是一种氛围。到了晚上，我们还要打，打好差不多要10点钟了。一般晚上聚在一起的比较少，因为晚上没有电灯的，只有煤油灯，太暗。到了冬天，打草帽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打草帽是要用水的，特别是西风一吹，草干了，打一会儿，就要用水浸一浸。草浸了水以后，就很冷，我们的手就要生冻疮。第二个是天冷，草比较容易断掉，要接上去。最好就是5月初这个时候打草帽，草很软的，冬天就比较痛苦。
  “第二个痛苦就是晚上打，晚上打草帽老是要打瞌睡，因为很累的，我们这个地方跟其他村里打草帽方法又不一样，其他村里打草帽有三根芯、四根芯，我们打草帽就是两根芯，中间隔了两条，很细的，三根芯、四根芯，绳子很粗，五根芯、六根芯打出来，边很宽的，一条一条的，一顶草帽没几条就打完了。我们草帽打得很细的，一个顶要打10多圈，边沿要打20多圈，平的这里要打10多圈，这样打下来，最起码要30、40圈。晚上6点钟晚饭吃好，要打到10点钟。这样，可以卖到2毛钱。如果打3根芯、4根芯的话，只卖6分钱。这是比较精细的。还有更精细的，用最好的草去打，可以卖到3毛钱或者3毛8分钱，这个是大帽子，打得慢的人要五六个小时，做得快的人也要三四个小时。像我的亲家母，前几天跟我说，他们一天能打4顶。我们这个时候最多一天打3顶，上午一顶，下午一顶，晚上一顶，这样3顶。我们一般情况下就只有打2顶、3顶。我们一开始，打的时候，特别是冬天，又比较冷，冬天又没有衣服穿的，穿着破棉袄，就容易打瞌睡。这不是速度慢下来了吗？没有打好睡不了，一定要打好，才能去睡，有时候打到11点，才去睡。冬天老是要打瞌睡，夏天晚上就是蚊子多，也打不快，又很热，容易出汗。反正打帽子，是挺痛苦。当时我就想，我一生什么时候不用打草帽了就好了。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们又改进了材料，席草不打了，打皮斯克，那个很软的，也不脏。以前打席子草帽是很脏的，草是地上种的，怎么洗过都没用，打过以后，手、衣服都很脏的。我家的三姐，帽子质量打得最好，人家自己戴的帽子，都叫她打，她帽子打得很好。草帽戴在头上，下雨天，水不会滴进来。还有扇子，她也打得非常好。
  “后来是用打纸草。好像慈溪还要早，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纸草了，我们还是比较晚的。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开始是草帽，工厂里会收，多少分量的草可以打几顶，数字给你写好，否则你乱打也不行的。后来是打纸草，纸草是硬的。反正就是打各种各样的花色出来，这个就贵了，5块钱一顶，要打好几天。它有点艺术感，有点花纹的，不像以前初级的东西，比较秀气了。我姐姐现在还在打，其实打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十个手指一直在动，对预防老年痴呆症也是有好处的，他们八十几岁的老人也有在打的。
  “打草帽也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这是有现金收入的。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是，女同志只在割稻的时候帮助男同志干一下，其他的时间都是男同志去干活，女同志不去的，全部都是打草帽的。以前是大家集中起来打，很开心的，我们有时候打凉帽，也唱戏，以前唱样板戏、唱京剧，尤其喜欢《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三个。我们村里有高音喇叭的，广播好了以后就放京剧了，这些京剧，每一段台词我们都能背下来，都会唱。以前的东西少，每天都是听这些，就听得滚瓜烂熟了。”
  李小平说：“赵宏海跟老婆两个人都在做，他们做得非常快。”有一天，笔者到赵宏海家中采访，确实看见他与老婆两人一起打凉帽。赵宏海说，他不喜欢搓麻将之类的活动，有空就打打凉帽。李小平又说：“我也会做凉帽。那时候家里条件都很差，记得凉帽是两三角一顶。那时候放学回来要割猪草，给猪吃好。然后要给草帽收边，草帽的底就是头，一般是大人先做好，藕池男孩子实际上这种活都会做。因为家里苦，大人把草帽打好，边圈的话，都要我们去做，底（头）开始到中部这个活我们做不了，男的就是收边，做旁边那一点，收边大多数男的都会做。会做的人做得很快，像我姐姐，她一天能编一顶多，现在好像是40块一顶，一个礼拜可以收入300多块。那时候没有地方可以赚钱，也没有地方打工，就是靠打草帽。唯一赚钱的路子就是打草帽。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是妇女主任，村里老百姓草帽做好，然后由她每周挑到西门工艺品厂去卖。卖了以后，把钱分给他们，算账是叫阿伟姐算。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就是挑着走过去。工艺品厂在西门口。那时候家庭手工艺就是打草帽，属于家庭手工业，原材料进来，成品出去。”
  姜芬琴说：“我们一些女同志，都是从五六岁、七八岁开始打草帽的，很会打的。一些男孩子也会打。我们的隔壁邻居，他们跟我们家相反，他们有五个男孩子，我们有四个女孩子，他们家男孩子都会打草帽，都打得很好的。大家用打草帽赚来的钱来补贴生活费，日子也是过得蛮好的。我们有四姐妹，都会打草帽，还有我妈妈也打，五个人打草帽。这个钱是一个星期收入一次，一顶草帽2毛钱。这个草是农民自己种的，是生产队负责分的，材料也是要钱的，成本5分钱，卖掉是2毛钱，还赚1毛5分钱。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也不是很贫穷，还可以，蛮好的。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很勤劳、很会干活的，去要饭或者没饭吃的现象，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的。”
  二、畜牧业与兽医
  在生产队时期，除了种田，也重视畜牧业，譬如养猪、养鸭、养鸡之类。当时，大队有牲畜场。生产队也会养鸭、养鸡。李安法说：“布政公社提倡一户一猪，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养猪，猪卖掉，钱拿来，可以在生产队领200斤谷子。当初在布政全公社是484头牛。那时候生产队也有的，农村里每户人家都有猪的。人家养猪不一定只有一只，人家家里人多，吃饭口粮也需要得多，养得多的也有可能的。如果你不养，村里的饲料都被别人拿光了。一只肉猪卖掉，生产队里可以拿200斤的饲料粮，就是200斤的谷子。生产队里这个没有限制的，票子拿来就可以拿谷子的。”周利英说：“还要养鸡，他（叶金康）是10级劳力，人家就说了：你10级劳力，不养鸡，难道叫我们9级、8级弄啊？
  他就养了。”既然养了鸭鸡，又得上市出售。包泉德说：“地主富农经常吃亏，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生产队的鸭可以卖了，生产队长派人来了，说你装两袋鸭，四五只一篓。我还觉得是好事。一共有4个人去，鸭装好挑去，加起来有60斤，那时候我还挑得动。挑到兴宁桥，人很多，他们叫我负责打秤，我这个本事也好的，算账很快。其他的人，在家里很厉害，到外面没花头了，人家给一块不知道找多少钱。鸭卖掉了，卖得很快，到家里去太早了，人家会气不过，觉得你们钱这么好赚呀。队长说：我们去逛逛吧，‘茶罗面’（阳春面）去吃一碗。他们三个嘻嘻哈哈还在吃时，我又动脑筋了，走这么远的路，空篓我不挑了。最后找一个上厕所的借口，篓子最后由他人挑回来了。”
  因为畜牧业，也带来了相关的畜牧兽医。杨国富、张加洋、李安法、李小平等做过兽医。李小平说：“六年级毕业以后读中学，是在礼嘉桥。我中学没有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先做兽医，大概是1976年、1977年，做了三年。那时候村里哪里有培训，原来有个兽医，就是我堂阿哥李安法，他原来是藕池村的兽医。那时候农村要发展就养猪，每个村都有兽医。后来布政乡把他叫去了，村里就没有兽医了，就我来做了。阿哥跟我讲，一般量量体温，发热时青霉素打打，药配一点。兽医做了三四年。后来年纪大了，要找对象了，兽医说出去不太好听，我就不做了。”
  三、泥水匠
  孙定根说：“我小阿姐的老公是做泥水匠的，他教过我怎么做，怎么打灶头。后来我做泥水匠，给人家造房子。那时候是给人家做，拿点工分，然后吃点饭，可以拿几个馒头回家给小孩子吃。我在村里帮人家造房子也造了很多的，很多人都来叫我，我就一直在做泥水匠。藕池有很多人要造房子，都是我造的。生产队忙的时候就做生产队的活，生产队空的时候帮人家造房子。
  “我的打灶技术很高。当时是烧稻草的，不是现在这样烧煤气的。打灶的话，我在板桥做的，板桥有一个（俞）元根也做泥水匠的。那时候在大队做的话，仅拿一些工分的，他也在做的。后来他找到别的活了，有泥水活也来叫我。宋严王村那边叫我去打灶头，我说你也给我带过去。后来板桥有一户人家打灶，打好了，用的时候熄火了。那户主人家问我，我们家这个小灶，稻草点着火以后，灶
  洞都没有塞进去就灭了，这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我说我给你去看看。我一看，灶头倒是打得蛮好的。我说，你拆是不要拆掉了，我给你改一下。就给它稍微拆了，改了一下，给它打好、排好，他说你真是有本事。然后这个名气就越做越大了，大家都叫我打灶。以前方家人碰到了会说：老孙，走，给我打灶去。从此以后，其他泥水活没有做了，专门打灶了。
  “这个是要有经验的，没有经验没有用，打灶也是这样的。过去有一个盆子，烧柴火的，塞进去，很快的。后面不一样了，这里很宽，柴火塞进去，锅边就可以烧起来了。就是这样的造型，就是上面一点点收起来，锅圈拿过来划好，用水泥刀斩好，一块一块都放好。它下面位置很大的，锅边这样烧上去，烧得很快的。以前一个灶头两个灶洞，两个灶洞的当中有一个汤锅的，以前汤锅非常好用的，你一烧火，汤锅要热的，这个汤锅不放好，你烧火的时候，汤锅冰凉的有什么用呢？所以汤锅放好，这两个位置看好，火一烧，汤锅就热得快了，这个都要经验的，以前汤锅很流行的。灶头打在这里就不大动了，如果灶洞的小缝大了一点，就要修灶了，其他的基本上不动的，用的年数多了，有可能会裂掉。
  “后来村里有一个新学堂，还有两个小房间在，要打地灶，我就去打了。地灶是做年糕的灶，我们还要打砻糠灶，米轧出来，做年糕用。它那个铁板是一块一块的，走进去，砻糠掉下去，这个东西会错开的，砻糠当柴火烧的。地灶，别的砻糠用不来的，你扔进去火就灭了。我问过姐夫，他说打地灶的话，烟囱打好以后，用稻草点火看看，如果塞进去火很大，就可以用了，如果没有火，那就不能用的。点起来以后火会走，灶屋弄好，火塞进去以后会变很大的。
  “我老婆生下儿子（孙民冲）以后，我做泥水匠，他也做泥水匠，他很听话。后来我给人家去砌墙，他也去，人家说这个小孩真的好乖，墙砌得整整齐齐的。方益民家的最开始是我带着我儿子去做的，方益民后来另外造房子时，是我儿子带班的。方益民后来对我儿子非常客气的，房子起几间，包括其他一些设计，都是我儿子弄好的。一开始，藕池的人都在夸，你儿子厉害。后来积了一些钱，他就不干活了。
  “板桥的梁苗反，是我把他带起来的，我做泥水他都跟着去。以前工资比较低的，最多2块一日，他就1块多一点。规矩我给他立好，你给人家干活，吃的东西要当心。他是经常喝酒。我就跟他说，你到外面去，第一，酒不要多喝，第二，饭菜不要乱吃。比方大黄鱼、小黄鱼放着，不要吃，有些菜是不能动的，一般的菜，一些菜羹什么的，你可以吃的。什么时候可以放开吃呢，上梁那一天，他把亲戚叫过来办酒席，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你不吃的话，也要被人家吃光的。村里谁要造房子了，我也给他做点工，拿一点工资。我做到2002年左右，60多岁了，就不做了。”
  四、轧米
  轧米，普通话称碾米。这是农村大米加工行业。当时，藕池有两个轧米厂，一是藕池，一是板桥。杨裕祥称：“碾米厂老早就有了，我读书的时候碾米机就已经有了，厂大概是1958年开始的。最早碾米的人姜全财（姜小云）、张昌浩，我是第三个人。整个藕池有两个人轧米（碾米），从早上一直碾到夜。”又有徐正章，也是轧米员。
  孙定根说：“轧米那会儿，我快40岁（1975）了。等于老的米厂在的，我在板桥干活，（徐）定良认识了。轧米这个行业本来是轮不到我的，原来是（励）康财在轧的，后来龚武良轧，再后来龚武良也不做了，轧米的人没有了。我也没出去做泥水匠了，我说，我来给你们轧米。他同意了，我就去轧米了。轧米轧到改革开放为止。我轧米的时候，已经不做泥水匠了。我轧米轧得非常好，我良心也好的，后来轧米不用付钱的，就是米糠不让人家拿走，人家养牛养鸡的，就到我这里来买，有了就卖给他。后来改革开放了，新的机器来了，老的机器没有用了。后来吴纪芳在了，那年去轧米，下半年去算账，算下来以后，七扣八扣，等于我没有钱拿了。当时吴纪芳拿新的机器来，我还用着老机器。他轧了以后可以拿很多钱，我没有钱拿。吴纪芳也很好，他说：这是不行的，同样是轧米，一个拿这么多，一个没有钱拿。吴纪芳就说，结200块给我。他一句话，我拿100块也好，心里舒服了。后来我也用新机器了，又快又省力。后来改革开放，我就不轧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