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在大队时期，农业为主，工业为辅，是一条基本原则。两者之间，多少有一些矛盾。当时村中领导，往往将杨家路头工业区称为“梁山巢”。因为他们赚了钱，只会私分，上交村里的财政很少。
  乡里有乡办企业，大队有队办企业。1971年可能是个高峰期，办厂都是1971年开始的。
  一、藕池铁厂
  铁厂，也被村人叫作锻压厂。1969年，永康商人来1队办铁厂加工。1971年，大队接手，独立办厂。徐信定当厂长，成员有张明芳、龚财良、李忠尧、陈再明、戚明亮、张小康等人。藕池为了办打铁厂，领导与技工曾去上海参与培训。
  张小康说：“我那时候28岁（1969），有一个永康人到我们第一生产队来问：你们有会打铁的吗？我们给你办厂，你们生产队的人去工作，给生产队60元一个月。我们队长一听挺好的，就同意了。厂子是以打农具为主的。我当时在畜牧场，他们打铁厂有所发展了，炉灶开得多了，要叫更多的人去。生产队的人打铁毕竟是外行，不想打了，就来叫我来了。我想想打铁是吃技术饭的，就同意了。我在生产队里就是打铁，做了两年。两年下来，已经有点学会了。因为我做事非常勤快，永康人很喜欢我。结果，生产队里矛盾很大，说厂里这么早下班，农民早上4点钟还要下田。结果，这个厂开不下去了，就关掉了。
  “大队书记江根星听说后就讲，大队去开，这个厂就给了大队。大队就开社员大会，社员全部报名想去。因为我的成分不好，是富农子女，就没有去报名。结果大队干部说，你为什么昨天没报名？我说报跟不报也是一样，到时候也要被淘汰下来的。他说，这个不用管的。过了八个月，永康那个老板说：张小康人很勤劳，这个人很好。结果，我又被他叫去了。我那时候29岁（1970）。我们藕池前一代，基本上个个都打过铁，但都没干长久，只有我一个人做得长。
  “厂给了大队以后，大队人去厂里做工的人多了，工资就付不起了。我们村里书记说，从农业收入里调过去。还有一家米厂，去轧米，给4毛5分一天。这个时候塑料厂刚开始有，这个利润也蛮好，赚了一些钱。我们藕池铁厂没有设备，想来想去，都觉得做不下去。为什么呢？一天的时间，两个人只能打一段铁，三天打下来，没多少好做，所以很烦。买铁要到耐火厂去买的，买了以后，用船拖回来。耐火厂那边回来，要路过三江口的，因为太重，船有时候会翻，人没有淹死，算运气好了。我是一直打铁的，打到1986年实行厂长责任制，厂被承包了为止。我打铁18年，这样风风雨雨过来，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是从农民起家的。”
  吴升月说：“1971年已经办打铁厂了，这是村里第一个厂，在藕池村庙里办，是机器打的。厂办了很多年，我老头1975年去了。这是藕池村第一个工厂，规模比较大，有二十几个职工，产品的销售也很好，那时候劳动力不紧张，生产队劳动不紧张，办厂能给村里增加收入。我老头那时候34岁了，下面的人都是18、19岁的小青年。厂一直到很晚才关。主要是做模具坯子，这个要用铁打出来，相当于做铸模的坯子，然后把这个坯子拿到模具厂去开模，他们不会开模，就只能打坯子。那时候是书记江根星、大队长姜岳海和我老头讨论出来要办这样一个厂，然后叫我老头去负责，他就从生产队走出来去办厂了。厂里都是拿工分，没有补贴的。”
  1974年1月到1976年12月，徐信华回村铁厂工作，担任厂长。由此可知，徐信定走前，村中已经将徐信华安排为厂长了。
  1978年，由李安明当厂长。李安明说：“1973年，村里叫我开拖拉机。到1977年，布政乡镇府把我叫去培养。1978年，藕池的锻压厂叫我去当厂长。①当时我妈是支委，大队开夜会说有个队办企业，非常不容易，这个厂的厂长没有人当。我妈就跟江书记说：这个厂长还是让我儿子去当。我妈夜会开回来跟我说：江书记同意让你去做这个厂的厂长。我答应了。我们有两班，一班是做钣金工，一班是做锻带，到宁波海洋有限公司造船的。我们电焊工去上班，4.8元一天，一班是我们村里的锻压厂打铁的。这个矛盾很大，他们4.8元一天，骑着自行车回来了。我们还在打铁，打完铁，还要造围墙。我跟江书记说，矛盾太大了。这个时候杨家路头还是坟滩，企业尚在起步阶段。江书记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还是以打铁为主，4.8元一天我也不赚了，并在一起。我们锻带以前两班，工作量很大，来不及。江书记说好的，就并在一起了。在海洋公司的那些人，平时空惯了，他们不会干活。我上白班，晚上我就去盯着。上夜班，我白天就去盯着，都是睡在厂里的。谁有不对的地方，我会指出来，如果真的不行，只能开除。有一个职工，每周有三四天总要提前走，招呼也不打一声。我告诉他，只允许每周有一天可以提早走。结果他屡教不改，我就让他不要来上班了。如果他写保证书愿意改过，那就再考虑一下。
  “1985年至1988年，企业多了，有铁厂、保温材料厂、轨钢厂、翻砂厂、镊子厂。1986年，我当时到村里去了，做副书记，管全村的企业，人称‘工业社长’。铁厂培养史幼芳做厂长，我跑业务，慈溪、奉化到处走。当时，我阿姨的儿子吴安光做村书记。我做的时候不长，才一年多。
  “到1994年，小型企业转制了，我和小兄弟就开始自己打铁了。上午做点活，下午送送货。我们当时有两个跑业务的人，我定了规则，跑的业务越多，奖励越多。当时奖励3％，跑业务的人是叔侄俩，叔叔业务能力、交际能力比较强，所以业务很多。弄到2002年左右，我们这个房子拆迁了，村里吴书记叫我不要弄了，去村里管拆迁。等房子造好之后，我就开始管物业了，比如房子漏了要修这些。我对工业这方面比较内行。企业要做大，就要有实力。”
  葛小其说：“锻压厂在现在造庙的位置，是以前大庙拆光了后造的。八几年，那时还未开放，政策有点放松，就相继办了很多厂。我在厂里做了三年，1987、1988年左右，我开始管村里的事了，管管养猪等杂事。八几年，生产队已经分成组了，生产队长就空了，我就负责了村里的一些杂事。那时候新学堂是村办公室。”姜芬琴说：“锻造厂在藕池，工厂做在学校里的。我们村里的村办企业也算办得早了，其他村是没有的。人是不多的，只有十来个人。以前的厂，规模不大的。我一个三姐夫李忠尧就是在锻造厂，他的活干得很好。”
  徐建波说：“我爸（徐月定）一直在铁厂上班，一直干到厂关闭为止。这个铁厂是1971年左右开始办的，这个时候厂里只有六七个人，一开始手工敲，后来用皮带榔头敲。我们徐家人都很实在，包括我在内，都是实话实说的人，我的家族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我爸一生也是为了企业，当时打铁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开始都是用手工打铁的，他是当时厂里的副厂长，是不可缺少的。我爸在铁厂做的时间是最久的一个。我爸这个人不怎么讲话，他很苦的，一直在做，他是师傅，就一直在打模板。以前模板都是一块块打出来的，才能开模子做产品，以前不像现在开模子，都可以用机器，以前是用很大的皮带榔头敲打的。我在铁厂也做过了，我做的时候，已经用空气锥了。我20岁到铁厂上班，做了4年。以前很难进去的，因为我爸爸在里面，照顾我，才让我去那里上班。具体干的活是给人家加工打毛坯。以前铁也很缺少的，材料也不能浪费。以前的皮带榔头都有几百斤的，要拉上去然后放下来。之后用空气锥了，自动化了。做铁厂真的很苦很热，也很危险，每个人都会烫伤。当榔头打下来，火花就会飞溅起来，就算戴着手套也会溅进去。一定要等那几下敲完，才能去脱手套。严重的时候，一层皮连带手套一起被脱了。我身上的疤就是工作时候留下的，这个是高风险工作。一开始厂里说打锄头铁把，后来给别人加工。”徐月定，1958年前在塘西益智小学读书，1959年在石碶中学读书，1961年务农，1964年加入共青团，1971年起在铁厂上班，1980年入党，后担任生产厂长。
  铁厂迁移到杨家路头，是1974年的事。这与机耕路铺好有关。史幼芳说：“我是1971年下半年到大队企业的。我是第二批，当时大概4个人。此前，第一批大概五六个人。原来在庙里，后来机耕路铺好了，这条车路通了，大概1974年搬过去的。杨家路头的发展也蛮好，厂有十多间房子，后来有了资金，就造了一排楼房。我们本来是锻压厂，专门打机械零件、打塑料模板的，塑料模子要开的话，就需要这个模板的，等于是给大的国有企业做材料加工。
  “那时候办厂困难有的，集体企业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在庙里的大树上把架子搭起来，用皮带拖榔头上去，然后掉下来。打铁，那是以前的土方法，没有什么技术性，也没有什么科学性。以前一开始是靠手工敲的，用八角榔头，农村钱也难赚。1987年，买了空气锤。空气锤买了以后，跟以前就不一样了，设备先进了，打铁就好打了。
  “一开始是拿工分的，1971年进去，18块一月，后来大概是25块，然后再加一点，30块一个月。生产队有些人就有怨言了，队办企业有30块一个月，我们每天种田，一个月只有几块。我们1971年、1972年，毛30块一月。1980年，工资有60块了，很高了。特别是如果到外面去做钣金，那工资就更高了。1986年，就自己承包厂了，营业执照上法人代表是我，厂的名字是藕池锻压厂。自己承包了，资金可以自己安排。买点东西，要村里支部书记批，等于自主权还在村里。”
  “1994年，转制了，自己办厂，改为新星不锈钢厂。改革开放之后，政策就两样了，最多时带过20多个人。我们做那种不锈钢，人家用锭子炼出来，打好，钢带就做不锈钢杯子，不锈钢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我们是第一道工序，就是先把锭子加热。后来厂区就用来造房子了，造商品房，后来就转到现在这里来，把地给他们了。生产不锈钢，因为是烧煤的，灰尘比较大，环保不达标，后来就关掉了，大概是2001年关掉的。”
  据吴安光的说法，铁厂（锻压厂）是藕池第一家企业，也是最好的企业，当时村人以能进铁厂为荣。铁厂的职工也十分牛，觉得村里的钱都是靠他们赚来的。有时，旁边的小厂想在休息时间用一下他们的设备，让他们来开门，他们都是十分不耐烦的。
  二、藕池水平仪厂
  姜芬琴说：“办企业，我们这个村的思想倒是蛮进步的，很早的时候就办了两个厂，一个是锻造厂，一个是水平仪厂。水平仪厂是怎么办起来的呢？我老爸有一点文化，村里书记叫我老爸去做知青工作，有一个女知青是苏州来的，叫胡克荣，她有做水平仪的技术。我也不知道她原来的经历，反正她有这个技术，包括这个知青的妹妹也会做的。那时候厂也是很小的，用的是玻璃钢管，差不多2—3厘米粗的玻璃钢管，这是原材料，还有酒精灯，上面有酒精。酒精灯的火没有烟的，把玻璃钢管加热。有一个机器，用脚可以踩的，踩一会儿这个火可以调节大小。看起来操作简单，但里面包含了一定技术，控制不好就做不好的。水平仪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我们做泥工，这个墙直不直，把这个一放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不直的话，水平仪就不在中间了，就斜到一边去了。”姜爱珍说：“这个厂是一个知青厂，职工大多是知青。”这印证了姜芬琴的话，水平仪厂是由苏州来的知青为首办起来的。蔡菊英说：“父亲1969年过世后，我们家里日子也比较难过。1971年，我到皎口水库去。没有做多久，就回来了。没有多久，藕池头开厂了，开的是水表厂（水平仪厂），就是在火车轨道里面，一根水平尺滑来滑去的。吴老师的老公徐信定做厂长。这些厂的人住在我家里，我的胆子也锻炼大了。15、16岁时，我在厂里干活。后来，厂也关掉了。”从有关情况来看，徐信定为厂长是对的。蔡菊英是当事人，所以话更有权威性。吴升月也明确说，是她老公办的厂。当时有女工20多人。姜芬琴说：“后来村里不办了，拿到公社去办过，这边会做的人也跟过去了，像我大姐，还有我隔壁的徐爱珠，这些人都去这个厂做过了。”这个厂称为布政公社机械仪器厂。徐爱珠说：“我进厂时，十七八岁（1970年左右）。这家厂是苏州来的知青胡克荣、庄惠珠等人办起来了。胡克荣妹妹是苏州水平仪厂的，她会做。一段时间后，她妹妹也来帮忙。厂办在张昌浩家中。玻璃比较危险，掉到地上，脚容易伤着。1973年，胡克荣、庄惠珠到皎口水库去做了，厂也就停了。1975年，公社拿去办了。胡克荣与姜素琴作为师傅，也到布政工作。职工有二三十人。我做了15年，直到工厂关门。”也就是说，1989年关门。按徐爱珠的说法，水平仪厂在做皎口水库前，地点在张昌浩家。而蔡菊英的说法是，在做皎口水库后，地点在他家中。
  三、藕池塑料厂
  姜岳海当厂长，1974年创办。轧机是靠人掰的。姜岳祥说：“有三台轧机，分三班。多时有七八人。有生意做一下，无生意时停了。也就存在四五年时间。”陈惠信老婆张吉英也做过。陈惠信说：“当时很难进，他老婆是因为丈人张文良被牛踩死，出于照顾一下而进厂的。”此事发生于1978年，张文良被吴家大队的牛踩死的。
  吴祝庆老婆王月娥也在此厂中做过。徐定良说：“姜岳海后来搞工业了，就跟农业不大接触了。工业也搞得不太好。”
  四、藕池镊子厂
  洪根庆当厂长，1975—1976年间创办。张杏芳说：“原来在藕池办企业，办得很好。他到上海也去过的，做钣金。以前有的厂要用桶的，是用铁做的，用电焊焊住，那个很苦的，用手敲的。”龚财良说：“我18岁时候打铁，一两年以后，再做钣金。当时要抓阄，有些人去打铁，我抓着钣金，就去做钣金了。我做钣金也做了五六年。到宁波那把洪根庆的业务接过来，再去做（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那时候还是记工分的。我们是社会工厂，到宁波，今天给这家做，明天给另外的做，这家厂活干好了，再到别的厂去，不是固定的，我们自己没有厂的。”龚财良1949年生，18岁时当为1966年。二年后，当为1968年。洪根庆做钣金时，接来做镊子的生意，就办了这个厂，大队包给他，做钣金、镊子。他管理两家厂，镊子厂大概15个人在做。洪桂棠、张方平等人做过。1982年，徐仁定接手。
  五、藕池翻砂厂
  第一任厂长是吴安光，第二任是林振华，第三任是龚财良，第四任是俞云华，第五任是周厚裕，第六任是徐仁定。
  翻砂厂是1981年成立的。吴安光说：“1982年，分田到户了。田里的收入，一直没有提高上去。那时候，大队里的翻砂厂关门了，人家办不起来。当时是集体承包，超额完成任务就按比例分成。我就跟（江）书记提出来，是不是田可以不要分，但这个厂由我来承包。当时他说：田没有人种不行，你要去办厂就去办好了，但田也要分去的，田不分去，我叫谁种呢？所以，我田也分到了。翻砂厂就由我承包下来了，叫来林振华等人。当时上交大队里是3000块一年，这个账目是要公开的。超出部分，按比例分成，三成可以归厂里职工分配，七成归企业集体。当时我承包的时候，老书记（江根星）说：你刚刚从田里上来的，包翻砂厂，你做得了吗？我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反正3000块钱一年给你，有分成的话就拿一点。就这样承包来了。我当时经营翻砂厂的策略是，把主要的人员组织好，供销也弄好，自己亲自管理生产。那当时翻砂厂还是做得很好的。”
  李和平说：“我是17岁（1982）进村翻砂厂的，翻砂是最土的一种铸造方法。那时候有二十多个人，厂长是林振华。我在厂里做了三年。藕池翻砂厂没有变样．我师父是老思想，不知道到外面去开发，收一点废铁来当原料，那产品当然做不好。三年后（1985），我从翻砂厂走出来了，到维多利厂上班。那时候厂里好一点业务会放到外面，让别人做，简单一点的拿回来，给厂里做。厂又瘫了。然后分开了，给俞云华承包了。后来鄞江铸造厂的周厚裕来藕池村承包，他能力有，弄得还可以，但毕竟是外地人，有些人老是整他，产品老是故意做报废，就又瘫了。然后就是徐仁定了，他是村里的党员，被派下来当厂长，他运气好，那时候好买断，钞票赚了一点。”
  俞云华说：“25岁时，我也包过厂的，藕池村翻砂厂是我包来的。在全公社，工资我最高了。我是最早做承包的，时间在1985年。一年都不到，时间挺短的。那时候什么人可以来包呢，村里有领导背景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文化，我吃亏也吃亏在这。承包过去没关系，但是人事权没有的，就是人招进来或者开除出去的权力没有的。我这边来不及，他也不给你通融。人家有靠山，我没有靠山。我业务接过来，人家时间都讲好的。我这个人是讲信用的，人家说货一个礼拜要拿的，我们开炉子，开了以后，铁水要倒进去。工人不给你做，就这样坐着。我被逼得没路了，我等于失信了，我给人家好话讲尽。拿来业务，一个礼拜后要交活的。那个时候也不是国有企业，村办企业都这个样子的。现在的老板如果看你做得不对，可以把你辞退掉。你承包了，工人不肯给你干，因为都是他们村里自己人压着的价钱，我去了以后，价钱抬高了，原来的是上交2000，我那时候抬高到6000块。他们看到我就难看了。”
  其后，徐仁定接任。徐仁定说：“1985年左右，我去翻砂厂了。我的娘舅都在宁波，所以到翻砂厂去跑业务。在段塘的钢锯厂，我也做了五六个月。然后村里就把我叫去，把我放在厂里。之后调到翻砂厂，让我做了副厂长，在翻砂厂好几年。翻砂厂是村里办的，是集体的，我们村里的总收入只有几万。”
  六、布政轨钢厂
  1983—1985年，葛小其任村金属提炼厂厂长。金属提炼厂，也被称为拉丝厂。
  1989—1990年，在杨家路头，洪康华任轧钢厂厂长。张龙才说：“老洪叔叔（洪康华）年纪也大了，让我承包试试看。当时村里要求上交3万一年。当时3万块也算比较多了，还有工人工资和水电费用也要付，我就硬着头皮试试看。我的压力也很大，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事情。我老婆也算村里的干部，我第一年上交的还比较多一点，多了几千块。以前卖东西要到慈溪、象山、宁海去兜兜转转，当时坐公交车去慈溪等地，早早出去，晚晚回来，像赚什么大钱似的。生产效率也有一些，工人也不喜欢半个月在做，半个月在休息，最好天天干活，来不及就加班，业务也比较多。我当时跟生产厂长说：你辛苦一点，如果做得好，下半年多分一点钱，别人年底发二百、三百，我发五百。办厂也办了四五年，慢慢转制，卖给个人，大概是1994年。我们转制应该很早，那时住在新房子。转制过来，厂房是问村里买的，村里没有上心造，厂房砖头都是用乱七八糟的烂泥弄弄的，可以算危房。后来面积不够大，我们就弄个棚，慢慢把规模弄起来。当时买厂房花了20万，我向我大舅子去借钱。我大舅子做生意，有钱的，也没有收我利息。收购的材料，都是大钢厂、小钢厂淘汰的东西，都是没有人要的。”
  七、藕池羽毛厂
  林德庆、吴安光先后担任过羽毛厂厂长。于春玲说：“我是1979年正月初六结婚的。1982年，村里开了一家羽毛厂，有广州人来给我们做指导老师。这个厂是老江书记一手策划的，做的是鸡毛掸子，地点在新学堂，办公室下面就是羽毛厂。这个时候村里没有钱的，就是招收年轻的员工。羽毛厂有100位女员工，给大家二两鸡毛，让我们挑，看谁能挑得快且好，我是第一名，张兰芳是第二名。因为我在羽毛厂出手快的，且是团员，广州人开会经常与我照面，所以就注意到我了。广州人是讲普通话的，我能讲几句话，跟广州人沟通起来方便些。于是我被广州人认可，给厂里跑跑业务、当当翻译。我原先家里大人是团支部书记，开会要去参加，他们看我档案，觉得还行，就让我去厂里做车间主任。后来，那个女的广州师傅生病了，这个厂就注销了。厂就存在一年多，1983年左右就关门了。”徐贤君是当时的出纳。吴安光说：“当时鸡毛厂（羽毛厂）经济效益差，那时我是生产队长，书记把我叫过去说：‘这个厂怎么弄？要么你去弄看看？’那我也去弄了，搞了一年两年，一边当生产队长，一边还要让我去管理鸡毛厂。当时条件十分窘迫。有一次，广州客人从杭州来宁波，我到南站接他。从永宁桥乘6路公交车到段塘，要2角钱，5分一站。如果从永宁桥头到段塘，二人乘车的话，身上的钱不够。当时南站可以走出来，我们就步行到恒丰纱厂，再乘6路公交车到段塘下，钱刚刚好。等我接手一年之后，我看看不对。我跟老书记说，这家厂不要去弄了，弄不好了，后来就关掉了。”
  八、窑厂
  窑厂在保温厂里办，分了两间屋子。张杏芳说：“窑厂是通达公司办的厂，那时候搞稳产，泥土都挑不完，我们生产队，挑了很多，像我们两个生产队，田有30亩。砖头厂（窑厂）办在通达那个位置，办了五六年吧，大约在1979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别人的砖头做得好，它做的砖头松松的，人家砌墙不喜欢用这样的。后来田分到户了，砖头厂也就不弄了，被人家买走了。”张吉峰说：“厂是李自强弄的，是村里的，就是做砖。1985年，是村里办好，承包给别人的，承包的是是集仕港人。”
  九、藕池保温厂
  1983年左右，开保温材料厂，厂开在杨家路头，厂长是张杏芳。1980年起，张杏芳到铁厂当厂长。1985年1月起，陈惠信跑外勤。此前，1982—1984年，他担任村合作社副社长。1984年入党。张杏芳当了五六年厂长，后给陈惠信当了。陈惠信的说法是，他与张杏芳分了两个组，他做玻璃珠，张杏芳做保温材料。1991年起，他承包了三年。1994年，转制给他个人，杨家路头工业区关掉，迁入新办的藕池工业区中，他老婆（张吉英）管车间。1999年，老婆病死，工厂也关门了。
  此外，藕池小学也办过校办厂，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板桥村人俞国忠承包，徐亚晨兼会计。1990年，徐亚晨第二次到藕池小学代课，兼校办厂会计。俞国忠1979—1983年当过兵。
  藕池绝缘材料厂，1985—1986年，徐仁定任厂长，赵宏海任书记。
  此外，有食品厂与海绵厂，是外来人办的。
  20世纪70、80、90年代的乡镇企业，由于人才、技术、资金不足，普遍做不大。在转制过程中，内外间、集体与个体间的矛盾加剧。集体观念强的村人，不愿意为个体承包人服务，更不愿意为外乡老板服务，成心怠工，导致企业效率十分低。政企不分，导致企业机制不灵活。于是，出现转制风，直接将村办集体企业出售给个人。1994年，农业部颁布文件《关于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要求将乡镇企业转制。到了1994年，藕池村也实行转制，村办企业出售给个人，乡村不再直接办厂，而改为服务企业，通过投资工业区，引进外来企业，收取租金，获得红利。藕池一直没有出现大型企业，只有一些小企业。村办工业区模式，只能出现小企业，不可能出现大企业。

①据李安民的党员档案修订和回忆，他1970年开拖拉机，1973年到布政乡，1974年或1977年进锻件厂。所谓“我包了两个厂，一个是砖瓦厂，一是手套厂”，实际上是“参加乡基本路线工作组，到针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