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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对藕池村来说，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年开始，藕池进入了旧村改造行列，新村逐步形成。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藕池村完成了城市化工作。洪小康说：“吴纪芳书记在任时，村的发展是最快的。拆迁啊，造路啊，都是在他当书记时发生的。”
第一节／旧村改新村
吴纪芳1995—2016年担任书记，李小平1996—2016年担任村长，徐定良担任社长至1999年。李小平说：“我跟吴书记两个人主要是做新农村改造的事情。”2017年起，李小平担任书记，徐建波担任村长兼社长。
一、旧村改造的背景及规划
杭甬高速公路一通，路边藕池村的破败形象立马不适合，上级领导要求改造城中村，于是引发旧村改造活动。吴纪芳书记抓住了机会，开始旧村改造。李小平说：“为什么要搞旧村改造呀？我印象很深，当时省里来市区会路过藕池段塘出口，藕池那边有一条河，河边全是搭得破破烂烂的房子，都是老百姓养鸭用的，省里领导每次经过宁波，印象都不佳，意思说鄞州发展这么好，在全省也排得上名了，老百姓居住环境怎么这么差。但实际上是鸭棚。”
那时候上面搞新农村建设，古林的藕池、五乡的明伦、下应的湾底三个村当试点。2000年9月，藕池村被县府列入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村，建设三大园区。吴纪芳说：“我们村里再三考虑，在村里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改变村容村貌就要搞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目的是建设中心村、消灭空心村，改变村容村貌，改变老百姓原来比较破烂的房子。藕池村1999年规划，2000年开始动工，2001年第一次动员。在上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新农村建设从示范村起步。我们建设了三种模型，一种是A型，第二种是B型，第三种是C型。”徐亚晨说：“旧村改造，是上面要求的，但不是强制的。我们书记那时候是人大代表，对各方面政策也很了解，旧村改造上面提出来以后有补贴。如果这个村改造了，上面规定给你一年几十万、上百万的补贴。因为我们村很破烂，那时候要消灭空心村、建立中心村，这样就打算搞拆迁。2000年开始，分批搞旧村改造。”葛小其说：“为了造村里的房子，党员、干部去外面考察了很多村庄，确定到底造哪一种样子。”
二、滚动式的开发
李小平说：“藕池新农村改造，实际上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开始，板桥、姜苏是不改的，只改藕池。结果老百姓一看房子很好，意见就大了。实际上，我们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逐步统一改了。旧村改造是从孙家开始的，是先向鄞州区土管局借了一块地，20亩左右，先把房子建起来。造好以后，就让第一批的人搬进去，然后再把老房子拆掉，再建第二批房子。时间长了以后，土地多了。农村以前有牛棚、厕所间，这些就赔偿钱，没有土地赔偿的。整理出来以后，先改姜苏、板桥再到藕池。这样也不用因为拆迁，到外面租房子。这是一种滚动式的开发，这块土地建好，那边人先过来；然后那边人的房子拆了再建起来，另外一边人再过来。总体来讲，对老百姓是好事，但村里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
改造可分三个阶段。一是第一批。2001年8月3日，农业农村现代化居民住宅区第一批村民分房26户33套。拆迁是从2000年开始的，2001年第一批分，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当年拆，当年分了。村民住宅园区第一期工程竣工，用地12.7亩，建新房33套，投资近300万元。
二是后面几批。2002年2月2日，藕池村村民第二批安置抽签。2003年4月8日，藕池村进行第四批安置抽签，共19户。5月22日，藕池村进行第五批安置抽签，共抽签产生A型14套，B型18套，C型12套。6月27日，藕池村进行第六批安置抽签，共17户。9月30日，对板桥蔡家进行第七批村民新房抽签，共安置60户。2004年4月30日，全村已安置新房230户，其中A型103套，B型140套，C型28套。9月8日新村规划出来，旧村拆迁基本情况摸清，板桥、姜苏抽签126套房子。2002年第二、第三批分，2003年是第四、第五批分。2005年最后一批分，全是板桥和姜苏的。
三是大龄婚房。2008年10月20日，村1、3、5大龄婚房项目开工，总投资3000万。2011年1月25日，1、3、5大龄婚房分配。“书记非常有头脑，上级关系搞得很好，包括帮大龄青年婚房办房产证，能力非常强。”
吴纪芳说：“新农村建设是建设中心村、消灭空心村，把原来3个自然村并成一个中心村，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李小平说：“当然，钱那时候也是值钱的。时间拉得很长，这个模式有好有坏，坏的是时间拉得长，市场价前后就差得很大。从长远来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这是村庄的现代化转型。”
三、第一批拆迁遇到的难题
吴纪芳说：“人家都说天下第一难就是拆迁，特别是农村房子。老百姓原来对新农村建设是‘门难进、脸难看’，老百姓不想搞旧村改造。”李小平说：“拆迁那时候难度很大，第一批的老百姓不想拆，那时候房子不像现在这么贵。开始第一批拆，一套房子只有十几万，你造出来的话，还要人家拿两三万，人家为什么要拆呀？有几个老头说，我拆什么呀，80块一间，50块一间出租的话，每个月的钱就够我用了。第一批拆迁，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
徐亚晨说：“有些人安安稳稳过日子，拆迁要搬家、装修等，太麻烦。拆了以后，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好多老百姓有思想顾虑。这么大自然村，集中起来弄新村，很困难的。有些人本身房子刚刚造好才一两年，好好的房子让你拆掉。东西要搬，人临时住到哪里？不愿意拆的人很多，反对意见很大。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矛盾百出。最不喜欢的是年纪大的人，本来日子过得还可以，而且钱也没有多少，要他拿五六万太困难了。自己钱不够，还要向子女拿。子女自己也要拆迁，不借给父母的人也有，那父母就急死了。反正五花八门的事情很多，工作是难做。”余忠芬说：“拆迁政策会让老百姓意见很大，礼嘉桥书记就不弄。有一些人非常拥护，比如自己儿子结婚了，本来住老房子，买不起新房，旧村改造变成新房子了，或者说老房子面积大，有两间可以分。这些人就高兴了，自己一间，儿子一间，婚房也不用造了。”
包康利说：“会碰到很多老百姓观念上的问题。比方说今年已经70多岁快80岁，儿子、女儿婚事都办完了，有钱的，房子买到外面去了，老两口不想动迁，儿子女儿混得不错，原来的房子装修得蛮好，住得不错。还有的不想换的原因是老邻居楼上楼下聊天比较方便，门口场地比较多。到了新安置场地以后，首先要装修，不想这样麻烦。其次是进进出出不方便，原来在门口种种菜，养养鸡，这是原来的农村生活方式。一到新区以后，原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改掉了，不能生蜂窝煤炉，不能劈柴烧火，他们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就是拿堆火，拿个大锅，过年到了，烤笋、烤鸭什么的。到了新村以后，大家都在小区里面，谁敢这么做？你一做，别人不来说你，你自己也不好意思，这是最大的一个顾虑。其三，有的人卫生习惯没有这么好，年纪大了，不方便改。现在我们村里的垃圾桶是有固定地方的，大家也必须把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去，年纪大的人没有这个意识，不愿意这样做，随手就把菜叶子放到绿化带，他认为可以做肥料，这个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他住新房子，毕竟要拿出钱，哪怕最少的基本造价也要606元一平方米，还有一档是1038元一平方米。按照政策折算，两层的房子可以拿到158平方米的新房，老两口子住，一个嫌大，第二个嫌贵，对老年人来说何必呢！他们就说，我没有必要再花十几万块钱，我十几万块钱养养老已经很好了，很自由自在了。这样的情况下，碰到的难题就很多了。”
张加昌说：“我爸妈给我一间，自己造了一间。后来我儿子结婚了，又造了两间，新房子也分了两套。搬进新房子时，是高兴的，新房子干净。以前木质结构的房子是爸妈给我的，后来的水泥房子也是用乱七八糟的砖头造的。我的房子是第二批，因为第一批房子，百姓补贴要600多元一平方，价格太高了，大家都有意见。书记动了脑，分经济房，补贴300多元一平方，但是水泥工又偷工减料，结果导致房屋质量不好，水泥梁要翻新重弄。不过，当时价格补贴的也少。第一批面积跟我们是一样的，房子造得比我们还好。以前的楼房一间最多卖一两万，新房分到手后，房价马上涨了。以前村里有个人有一间小屋，有八九十平方米，有两套可以分，但要补贴600多元一平方。两套拿下，要补贴9万左右，他说自己没有钱。人家说，你直接拿了两套，卖掉一套好了。他就直接把第二套让村里卖掉，卖了二十几万，付掉补贴9万，还剩余11万，其中6万给了儿子，一直住在儿子一间楼房里。我自己房子卖掉也只有43万，现在卖的价格更高了。当时我还在当村民组长，就在想，这么大面积地弄，有这么多钱吗？老百姓有些人家可以补贴得起，但是有些人可能补贴不出来。像我为了还清那10万元欠款，就把房子卖了。像有些人到现在都还有欠款。”
老书记吴纪芳说：“在新农村建设中，老百姓老的观念很难改变，大水缸要敲掉，他也不舍得，就把小缸、大缸都放在阳台下面，锄头什么都要放在家门口。你说这像新农村建设吗？我们村就出政策，大缸敲碎给50元，小缸敲碎给30元。这样，他们接受了。不通过这种方法，老百姓观念没办法改变。房子是新的，思想观念是旧的。”
四、沟通与谈判
书记李小平说：“当时，轮不到改的人，要找支部，一定要改；轮到要改的人，又不愿意搬，这种情况很多的。那时候旧村改造，拆迁就是靠村里自己做工作，又没有其他领导参加。第一批是从孙家开始的。记得有十多户人家，分户到人（每个支部）。好在我的大伯和叔叔都住在孙家。那时候就有亲找亲，有人找人，做思想工作。那时候有五六户人家要拆，就让我家里人先带头，逐步逐步这样做思想工作。”
工作思想是怎么做通的？徐亚晨说：“分组，分好几批，我负责姜苏、板桥自然村的结算工作，藕池拆迁是郭成祜做，后来是包康利、郭成祜、李小平，分两三组做。那时候就是走访上门谈。有的村民心态不好，想多分房产，到办公室拍桌子，跟你来闹。我们说，手伸出五个手指也有长短。当初，因为拆的政策规定，八十平方米以下是老年房，超过80平方米可以拿两间新房，这个政策老百姓反对的很多，79平方米只有一间老年房，80平方米以上两间，老百姓心里就不平衡了，因为这种原因闹的人最多了。”
包康利说：“我们整个建设不可能为了你一户人家停下来，这个就只能多做工作，多谈，把利益讲清楚。首先你住在那边环境好了，心情好了，可以在门口打打太极拳，健健身，鸡、鸭不要去养了，蔬菜现在也很便宜。讲不通的，就通过他儿子、女儿去说。说得多了，自然而然会同意。10户人家的老房子，8户已经走了，剩下2户就要打算了。过了三个月、半年以后，他们自然会有想法要住新房子。后来几户人家的观念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现在不去住，说不定再过三年五年，生命就先到终点了。通过一步一步劝导，人的思想也在改变。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做工作的。”包康利又说：“1999年10月，开始搭建班子，我进入拆迁办。我们跟着村里领导一起实地去谈，跟村里领导谈拆迁政策，我们再分工分出来，在书记、村长的带领下，各就各位分工，把老百姓要拆迁的地块怎么去安置。我具体的工作就是跟老百姓去交谈。我们村里的工作也做得很细致，把所有的政策宣传到位，每个人的思想上都要明白，我们这个动迁是怎么动迁的，是怎么样享受的。对老百姓来说，贴出的钱是很少的，性价比很高。”
五、后面拆迁的顺利
旧村改造做试点是对的，中国改革也是从试点开始。李小平说：“一开始最难，前面的人麻烦也是最多的，因为前面几户人家市场价格也便宜，房子卖给别人也没有人要。最早做一个老党员（陈惠信）的思想工作，把一套别墅分给他，差不多200平方米，当时他只卖35万，现在卖掉的话，最起码300万。”余忠芬说：“2000年时，一户人家拿出五六万不容易，大家都没有钱。第一批拆的人房子不多，比如说分得两间，没有钱，就卖一间，有钱了再装修一下。后来，卖掉的房子拿五六万买不回来了，价格差别很大。像陈惠信200多平方米的别墅，当时只卖了35万，他真正悔死了。如果晚一点，他就不卖了。”
吴纪芳说：“藕池村基本上一套房子起码100万，不是新农村建设，怎么会有100万给你？原来的房子算好一点，三五万一套房子够了吧，但我们现在有100万好卖，这样资金不就来了。新农村建设，老百姓一开始不想改造。通过几年努力，老百姓看到了实惠，村里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很多人的资产从原来几万变到几十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村支部的努力下，通过2001年第一次动员，到2003年一部分村民得到了实惠，村容村貌有了改变，老百姓资产也保值增值。原来老百姓破烂的房子，只有200元每平方米，假如说150平方米房子，只有3万多，老百姓觉得村里干部总是要面子，就是做做样子，不是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使旧村得到彻底的改变。通过几年努力，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就要求村支部加快新农村建设。党委政府比较重视，政策处理、拆迁都依法依规的进行。藕池村新村建设，走得比较早。”
李小平又说：“我们是做得早，后来一段时间工作很好做，房产价格也贵起来了，老百姓看看，感觉合算，积极性就来了，要拆的人很多。人就是这样，看到好处，巴不得你来拆早一点，给我建新的。”等板桥、姜苏人提出来拆迁时，房子价格高了，他们觉得拆了划算。徐亚晨说：“到后面，多数老百姓还是拥护的。政策都一样的，是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了。之前拆都不愿意，真正拆了以后，心里想还是拆了好。”
杨国平说：“我儿子大了，要买房子，现在村改造了，房子分配好了，儿子的负担不知道轻多少。我自己造了两间房子，现在儿子一套房子，自己也有一套房子，那是非常好了。不然的话，造了两间房子，我儿子肯定要另外买。要么造，要么买，买又买不起，要100多万。现在村里面貌这么好，这么干净，多好。我拆迁比较晚，老二（杨国成）的房子分得早，他们在孙家，拆迁孙家那边先拆，我们是在包家，是在中间的。新房子是在路边的，就是超市的隔壁。基本上以前是什么位置，就还是什么位置，以前新房子是我们自己造的，后来拆了造套间了，套间又是比较晚了。第一批好像不太容易接受拆迁，但是后来都接受了。第一批分房子可能吃亏一点，比如我房子自己多造了，那么后来加的面积不算的，赔得少一点，吃亏一些。房子总要买的，买是买不起，现在的话，我是轻松多了，现在我房子有了，儿子的房子也有了。”
六、后期分配的争议
郭成祜解释说：“意见大是这么回事，第一批是专门有人分的，以前一个姓李的，是乡里面的老干部，退休了以后，书记把他叫过来，以他为中心分房子。结算方面，我是会计，不用参与的。第二批是妇女主任主持的，第三批是我主持分的，第四批是全部交给他（李小平）了。”张加昌说：“拆迁对社员来说是好的，但是如果会吵就能多拿一间去，还是有些不公平，越会吵的人拿的越多，人们会争相效仿。”
郭成祜说：“第一批搬家的时候，有的人家因为没有钱，将房子卖给村里，村里再卖给人家。有的也不是被没钱所逼的，相反是有多余房子。因为你考虑卖房子的话，自己住的房子肯定是要留下的。有些人是故意这样说的：村里造的房子我没有钱买，村里发通知一定要我拿，没办法，我只好卖房子。说这种话的，有部分人是心里有一股气，其实他是一点儿也没事的。听的人好像觉得村里做的事情不怎么好，没有考虑老百姓利益。我看到不少人对分房子的事情，怨气蛮重的。有些人就是故意不肯拆。不肯拆的话，村里就要去做工作，政策就有点放松了。一放松的话，这碗水就端不平了，前面已经拆了的人就有意见了，既然放松了，那就要全部放。”
余忠芬说：“有的人攀比，看到别人分多他分少，就要到办公室闹了。移民是最划算的，他们老房子买来以后，在旁边搭出来一部分，房子面积很大，有的搭三四百平方米，房子就分了很多。我们造的房子坏在哪里呢？房产证一直没有做过，古林镇里面只有2个村没有房产证。20世纪90年代末，想要做了，领导说要拆迁了，等造好再做。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做。政策就让外地人享受了，他搭出来的违建房都算面积了。上面有规定，1992年开始有图纸，有图纸之前造的房子都认可，这一点本村人意见很大。新房子真正本村人拿得比较少，一般只有2套。外地人很多分3套、4套，然后卖掉，就发财了。”
吴升月说：“最开始分得公平公正，后来有一点端不平了。什么原因呢？一分为二地讲，人的工作总有摆不平的地方，有欠缺的地方，拆迁分房是新的工作，做书记、做村长也有兼顾不到的地方。从我的角度来看，老藕池村社员没有享受多。但后来政策出问题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干部没有以身作则。之前，我跟老头两个人到古林镇政府去讲过了，我们没有扩大过，就是一间小屋的厨房。我说小屋倒了，要拆迁了，怎么办？村里说你不能扩大，要跟原来一样。我说家里住不下，这样才让我扩大。1993年后面旧村改造时，我的房子算违章建筑。但我是村长批过的，是原拆原建，没有扩大过。村里给我拿掉了。我说，我有批文，怎么会是违章建筑？同样的情况，为什么某个干部可以算进面积，我就不能算？后来我也没有去讲过，想想还是算了。吴纪芳书记来了，建设得这么好，我也不要为我自己十几平方米面积弄来弄去了。”
郭成祜说：“有的人会说，房子给外地人分光了。1986年到1996年来的部分移民，确实造了很多房子。不过，之前种田造房子，村里也允许他们造的。特别是板桥的移民，造了很多。有的人儿子有二三个，每个儿子都分到了房子。有些人心里就不平衡了，觉得他们怎么能拿那么多。其实，这样的人也不多，但是话一讲起来，就很难听。话说回来，不是说每个外地人都有房子的，有的外地人房子也少。但相对来说，政策有一点点放松。”郭成祜又说：“还有一种情况，以前大家房子样子都不一样，当初的话，70平方米的老房子，按照规定只能拿一间房子。有些人说，10平方米也能拿一间，我是70平方米，相当于60平方米浪费掉了。执行政策一松的话就出问题了，这样子就不好掌握了。你看503车站那边还有一排老房子在，按道理，这个村的房子都要收回来的，但是现在大家有点分歧，说人家怎么分的，我也要怎么分。如果村里采取强制措施，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郭成祜还说：“当初为了分房子，我们也花了很多精力的。有些人在村里闹，要求账目公开。我把账公布了以后，就没人说了。”
七、资金压力大
村里资金压力大。李小平说：“我们又不能拿房子赚钱，但补贴要向老百姓收，新旧房子折价，比如说你的老房子有100平方米，我现在给你150平方米的房子，这100平方米的差价大概是300元／平方米，还有50平方米大概是1000元／平方米的价格，我们还要造绿化、搞道路建设和配套设施，这些钱全部是村里贴的。所以，我们村到现在为止，资金底子也不是很雄厚。像礼嘉桥村，同样的事情做好，他有好几个亿可赚。我们大多数都是贴到老百姓的房子里面去了，像他们村基本上没有建设过，他们有的老百姓就说藕池顶好了。”郭成祜说：“农村现代化改造后，感觉村里稍微有点钱了，这是2000年后的。说起来的话，这个账也很困难，村民的房子在改造，实际村里都是亏本的。当初我们造这幢大楼以及对面那个大楼（金顶大厦）的时候都是没钱的，那怎么办？去银行贷款。那时候那边的楼还没有造，土地还空着，用土地抵押给银行贷款，这个手续都是我去办的，那时候刚过2000年。薛家村那边正好有点零钱，通过镇里面，借500万给我们。还有属于镇里面的通达房产公司，我们问他们借了一点，都是付利息的，最后才造好这个楼房。当时商品房是一起造的，要好多钱，比如我们投资近一个亿，老百姓的补贴收进来只有4000万，还有6000万的钱，一定要通过别的地方挣出来贴进去的。我们当时都是贷款的。造芳草苑时，我们与通达公司联合开发商品房，钱是靠这个挣出来的。不然的话，改造真的改不起来。”
八、村人的心声
徐亚晨说：“旧村改造难做，我们村那时候最早做，真的是没有钱，老百姓也没有钱。这个事情被吴纪芳做起来，他也是大功臣，这功绩是磨灭不了的。”陈高华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藕池这样的地方会造这样的房子。总的来说，他的目的是好的，方向是对的，对藕池百姓的好处大了。到我家小店里来聊天的人多，他们说：你怎么还说他好？实际上，如果没有阿三（吴纪芳）到藕池当书记，现在我们还住在老房子。这是他的功劳，我是佩服他的，藕池村也算是有福气，如果没有吴纪芳到我们藕池里当书记，这些建设都是不可能搞的。那时候我也弄席草，他也弄席草，弄了三年席草以后，有三个人让徐定良选，徐定良最后选了吴纪芳。这个就像唱走书一样的，都是一环套一环的。没有吴纪芳，就没有藕池这样的房子；没有吴纪芳，503路公交车不会通到这里。有一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说明他以前眼光是有的，胆子也大。弄好了以后，他那天跟我讲，说心中没有底。后来人家来，夸村里面弄得很好，他的心事就放下来了；如果说外面看看还好，村里头住着一塌糊涂，那他心里也交代不过去。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都不愿意拆，那时候拿出5万、10万，也难的。书记的眼光还是有的，胆魄大，也有经济头脑。所以现在很多村里让老板当书记也是有点道理的，做过老板，再做书记，有经济头脑。一个村的书记如果没有经济头脑，村里也发展不起来。对藕池来说，旧村改造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老藕池比板桥还要差，以前龚财良家屋子边上的包家，过来是要一步一步跳的，无法踩下去，地上跟泥浆一样的。板桥房子还好一点，藕池全部是老房子。我来的时候，路也没有，自行车在下雨天是不能骑的，要推进来。现在这样算是好的了。做人一定要凭良心，也不能乱讲，有些人好像还有点心里不平衡。现在藕池的人住在这里，下雨刮风不用愁了。不像布政这样，每次发大水，每次都要漫两三个台阶。我们倒是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的房子地基都比较高的。以前台风来，房子都会摇动的。现在的房子真的好。以前房子造是造两层，但都是用泥造的，下雨天都要用脸盆接水，质量很差。”
吴升月说：“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旧村改造，多亏了吴纪芳书记来做旧村改造，把老房子拆掉，新房子分给我们，要不然，也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然后工厂也都拆掉，搬到板桥去，工厂区就放在板桥，环境现在也变好了，变化大了。旧村改造，是从藕池村先开始的，藕池弄好就是板桥和姜苏。以前住的老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现在都住新房子。人民生活总是改善的，邻村也羡慕。像礼嘉桥村就没有改造过，还是破破烂烂的房子住着。这么看，改造总是好的，我们要看大方向。书记眼光是有，魄力也有。”张国章说：“吴纪芳书记为藕池村贡献确实是大，原来村里都是破烂草棚，大风都要吹倒的房子，换成现在的新农村别墅，哪一个人心里不是高兴的？虽然说过程中有一定曲折，但总体来讲，这是一个为民造福的大事情，的的确确是为藕池村办了一个大实事，这是真正的实事。”包康利说：“工作难度是有，但总体来说，老百姓的拥护性是相当大。改造了以后，有一个新的面貌，这肯定是好的。当然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就和书记、村长一起努力，和老百姓多谈，多做工作，才有了现在这样的状况。拆迁问题的解决效率，藕池村可能在鄞州区里边也是名列比较前茅的。我们的拆迁基本上全部结束了，剩下没有几户人家了。到2018年底之前，拆迁全部会安置完毕。”
九、领导的声音
吴纪芳说：“刚去藕池村时，村里经济条件比较差，房屋也比较破旧。现在一年分红有六千，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了很多。作为村支部书记，我个人来看，还是要加强村级民主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是公正公平公开进行招标，让村民参与到工程招标中。原来老百姓不是很了解，但是让村民来参与，可以避免村支部包揽一切，免得大家觉得总是书记说了算，民主也促进了村的经济发展。”
2009年，吴纪芳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2016年，他退居二线。2018年，正式退休。李小平说：“2016年，我们书记要走了，不做了，一方面因为年纪也大了，另一方面这么多年支部书记做下来，村里多多少少有一点闲话。上一届，他已经不想做了。”吴纪芳说：“我始终还是说要实事求是，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说实话、办实事、鼓实劲、求实效。还是实事求是好，否则的话，嘴上说得很好，但村里什么都没有，老百姓当然会有意见。到目前为止，十几年过去了，老百姓对新农村建设也很满意。”
李小平说：“新农村工作不好做，像我们做过的人都吓死了，老百姓看见你就敲桌凳。像我还算好，因为我的母亲在村里威望很高，她对人也很好，所以老百姓对我们还算好。虽然说还算好，但有经济方面的事情，老百姓还是有想法的。做新农村建设那段时间，我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晚上睡不着。我跟书记两个人，他虽然是外地进来的，但社交水平很高，为人处事也好。在几任书记中，吴纪芳人最好，交际能力相当强。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跟他搭档了二十多年。他的抗压能力很强，什么事都能轻松面对，心态很好。像我就不行，工作上有一点事情或者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总是要翻来覆去地想要怎么做才好。
“反过来看，其实也是好事，老百姓居住条件改善了，房子升值了。旧村改造老百姓是得到实惠的，原来的房子破破烂烂的，只有几千块，现在的新房子最起码也要一万多块一平方米。原来资产几十万的，已经变成几百万了。比如说本来的一个‘五保户’老头（洪桂棠），原来就只有两间破屋，现在他自己住的房子最起码值200万，两套房子差不多值400万。事后实惠得到了，他也说好，但事前他想不明白。老百姓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这是很正常的。硬骨头一定要啃，不啃也不行。好在我们旧村改造比较早，成本低，老百姓那时法制意识也不是很强。现在旧村改造，上面领导提出来，老百姓愿意拆就拆，老百姓不愿意拆你就不能拆，这样的话，工作就更难做了。”葛小其说：“等我们大部分房子造好之后，土地已经不能批了。我们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房子都是一两层的房子，不是高楼。那时候三个村的试点，五乡的明伦村也是两层的，藕池村也是两层的，还有一个就是湾底的是高层。最后，像湾底的高层改造方案就被推广了，我们两层的就没有进入推广之列，因为土地浪费很厉害。从老百姓来讲，是我们这种房子住着爽快，高楼的楼梯爬上爬下比较累。从节约土地角度来讲，是推广高层比较好，礼嘉桥也是造了高层房子。”
郭成祜说：“如果造高层商品房的话，土地可以空出来很多了。像我们藕池新村，如果造12楼的话，5幢就够了，老百姓可以免费住进来。剩下这么多空的地方，造起来卖的话，就真的发了。但造房子这个钱也是很紧张，拆西墙补东墙来的。”
第二节／旧貌换新颜
包康利说：“当时他们买了这个房子，特别是现在房价涨了以后，观念又完全改变了。我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藕池村的村民，按照身价来说，每一户村民至少在80万，都是因为旧村改造。这一点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到后面，人的观念又不一样了，市场在变化，人的商品意识也越来越高了。”
村民搬进新房子以后。郭成祜说：“刚开始搬进去，经济方面可能相对比较困难，装修要花钱，村里有小部分差价要个人补出来。几年以后，慢慢有了积累，有债的大部分都还清了，然后再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搞一些爬山活动，生活质量也在提高了。以前老房子住着，很早就要出去干农活，干到7点半回来，再上班去。下午4点半下班了，又要下地。现在没有土地了，就出去上班，回来以后锻炼锻炼，保养自己，生活质量提高了，起码穿的衣服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吴升月说：“搬进新房子，我们很高兴，这么好的房子从没有住过。我们下放，是人家的偏屋，我们在镇海这么大的房子不住，要来偏屋住，多困难呀。后来自己搭了一间。像这样一间房，自己装修的话要6万，现在装得这么好，很好。宁波大学两个退休老师来说：吴老师，你们住得很惬意了。一楼、二楼住人，三楼自己做了一个阁楼，上面放点杂物，等于是两层半。对藕池村村民来讲，生活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包康利说：“他们住了新房子以后，肯定不一样了，首先是不怕刮风下雨了，感觉舒服多了。过年过节，家里的子女回来，有闭路电视、有网线。我们住的新房子，最小的近80平方米。现在老年人对他们的生活，包括现在的环境，印象都很好的，身体也健康。现在早上起来锻炼的老年人很多，以前他们要下地挖菜，现在不挖菜了，一般出门锻炼或者散散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村民变成市民以后，他们的思想意识现在也提高了。原来年纪大的老百姓，谈吐都是土里土气的，聊天都是聊今年收入多少、菜籽种多少、油菜卖几斤、水稻卖了多少。现在谈的不一样了，都聊早上几点起来、在哪个公园走走、今天麻将打了几圈、儿子女儿有没有来看，他们谈论的话题也在变。我为什么会留意呢？因为我老爸94岁了，我老婆和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他，至少两天要带一顿饭去，老年人在谈的话题，我送饭过去的时候就会观察。他们还谈现在的社会主义好，好到什么程度，都是实话实说的。现在年纪大的人，农保最少的都拿1000多块钱，生活来源早就足够了，生病了也有医保，作为子女来说，烧几个菜过去就可以了。尤其是像我爸这种，区政府也好，村里也好，过年过节都会去慰问的，有时候送袋米，或者送个羽绒被，不管怎么样，一片心意到了。倒推到20年、30年前，60岁以下的老头老太都过得一塌糊涂，裤子都是一个裤脚高，一个裤脚低，典型的老农民形象。30年前的五六十岁的人，和现在八九十岁的老头，都是不能比的。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身体都很健康。他们本来就是农民出身的，现在思想也解放了，他们穿出来的衣服，不管怎么样，至少不会是很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为子女争光，而不是为别人争光。如果子女进了你的屋，你身上太臭了，那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对子女的影响也不好。这就是老年人最大的变化。他们现在的素质也不一样了。因为我爸爸在，有时我会到老年活动室去，也会经常观察这些问题。原来印象里，一些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打电话，我坐在四楼都可以听见。现在，情况变了，老百姓经常在交流，老年人也在学文明这一套。过去是父母教育孩子，现在是孩子在教育父母：爸爸，你说话不要这么重，不要这么难听。原来他会骂孩子，现在也很少了，慢慢地也能接受了。
“这都是我所看到的、听到的，的确是不一样了。一些年纪大的人，环境卫生他们也做得很好。在家时的生活垃圾，年纪大的人都会放到指定的地方去，原来都没有这个习惯的，现在人家刚刚扫好地，你敢扔吗？我有时候扔下去，自己也会捡起来，也会不好意思。包括老年人的吐痰问题，慢慢都在改变。像开车时，以前会摇开窗户，随口吐痰，但我两个小孩就会说：爸爸，你怎么能这么做啊！一次两次说过以后，我的脸都会红，因为小孩子在教育我。现在我们车上都放有垃圾桶。现在新的一代在教育老的一代，老的那一代思想已经out了。虽然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这个前提始终是不会改变，但是，新的东西，老年人就要向年轻人学习了。原来老年人走出来，两个鞋子一脱，马路上一坐，像个老法师一样。现在你去看看老年人，真的不会这样了。他穿着拖鞋也好，穿着普通鞋子也好，也是正儿八经地坐着，已经没有过去的这个问题了。这个就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市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生活的方式就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没有新农村建设这种环境，老年人绝对不会到这种层次和境界。假如说在整个社会环境都不抽烟，那抽烟的人自然而然就不会想到去抽烟了。我们村里真的不错，这就是十多年新农村建设的成果。
“吵架的减少在村里最为突出。现在每户至少有80万的身家，邻居之间都很和睦。你去看，现在商品房里有吵架的事情吗？最多有同一单元楼上楼下吵架，关于漏水等一些小问题。30年之前，农村的吵架概率是相当高的。为什么吵架？就为了你的鸡吃了我的谷子这种事情。十户邻居里面，我不敢多说，有三户邻居之间肯定是吵过架的。现在除了外来务工人员打架，纠纷也少得多了，老百姓之间的吵架几乎没有了。原来就是为了一些小事情纠缠在一起，现在小事情也没有了。子女也会说了，邻居之间关系处理得好一点，不要为了小事情去说人家。儿子肯定会说：爸爸怎么了，又不开心了？又跟隔壁的叔叔吵架了？没意思的，不要吵，年纪这么大了，我们日子也好过的，随便了。你晚上没事的时候自己想一想，也会觉得没必要吵架。
“新农村改造以后，实际上邻居相互之间牵扯的利益少了。邻居之间，你在这个门里，他在那个门里，之间最少相差四米，能产生的矛盾少了。原来农村之间，就是门对门的，所以容易吵架。像这种问题，真的要感谢社会主义，感谢党，把老百姓带到这种生活环境里，真的很好。说实在话，现在人都有良心的，以前有嫉妒心、逆反心理，现在，你也一套房子，我也一套房子，大家都住新房子，大家都一样了，等于是公平了。你家生活也好了，我家生活也好了，不会为了几块钱，把你家里东西弄坏，大家思想层次不一样了。能把新农村建设搞到现在这样，政府花了很多精力，村里和市里在共同努力下，把老百姓的事情做好。现在我们村里真的很好，你去问老百姓，10个人里边，9个人都会说好。几十年下来，这是村里最大的变化、最大的成就。现在不管是小的也好，老的也好，思想观念跟原来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市民化了，接下来还要向更高层次进军。”
第三节／为民做实事
李小平说：“我们（吴纪芳）书记来了以后，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一、煤气管道
吴纪芳说：“新农村建设一步到位了。2000年，村里装煤气管道，很多老百姓有顾虑，万一断掉了怎么办？饭煮得半生不熟怎么办？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有突发事件。”
二、闭路电视
吴纪芳说：“2016年装网络电视的时候，对村民也是免费的，280元的年费都是村里交。原来，老年人觉得网络电视、闭路电视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到呀。现在技术进步了，信息化了，老百姓都得到了实惠。特别是老年人，原来机顶盒遥控器都不会玩，通过几年努力学习，现在都说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呀。有一个孙子说：我爷爷厉害了，手机摇摇，肯德基都能吃上了。”
三、医保与社保
吴纪芳说：“为了提升藕池村老百姓的幸福感，村里搞了失土农民养老保险、大病医疗保险。这方面，我们村始终有一条原则：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按照新农村合作医疗执行以外，我们村也可以再补助10％，比如说大病医疗保险60％国家报销，40％个人承担，我们村再补助10％，他本人只承担30％就够了。从90年代初起，村里实行老年人交30元的养老保险，到2000年为止，有失土农民养劳保险。参保时，村民每人还可以享受5000元的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参保补贴。”陈高华说：“我前两年身体不错，劳保都可以拿。有些人说，拿劳保是因为我们拿出钱了。我说，你拿出了多少钱呢？他说：我们有集体资金。我说：集体资金是谁给你的？以前在生产队，有多少钱分你？怎么以前集体资金不分给你？其实全都是国家的东西，你现在是有的拿了，都是政策好，如果不给你呢？对方就无话可说了。”张加昌说：“现在国家这个劳保政策真的好。还有一个医疗保险，农民原本医保都没有的，都是只有社保。现在年龄大的人坐公交车也免费，国家对老年人也是尊重的。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年纪大的人，哪有到处旅游的。”蔡大利说：“我住在这里，也心满意足了。虽然社保是低保，只有1300多一个月，但每个月都有，生病也可以用医保，买点药也可以用医保，这样就够了。”
四、股份制经济合作社
2005年，实行股份经济合作制改造后，村民每年多了一笔股金分红。
吴纪芳说：“2005年开始，建立村级股份制。搞村级股份制改造，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到目前为止，将近十几年了，每年增长10％到15％，到2018年为止，藕池村每人可以分红六千左右。这方面，老百姓也是有目共睹。”
2005年初，藕池村完成了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造，合作社1098位村民领到了股权证，平均每人拥有股金3.5万元。吴纪芳说：“农民贷款缺少担保对象，房子一般也不能用来抵押，贷款难已成为鄞州农民创业致富路上的绊脚石。在藕池村，约有20％的村民有创业的愿望，大部分因为贷不到款而未能实施。”与社员们多次商量后，吴纪芳想出了股权质押的贷款办法。鄞州农村合作银行接受了这个建议，允许最高贷款额度达到原始股金的90％。股权质押给银行后，农民社员仍能享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每年的分红。股权质押贷款解了农民创业的燃眉之急，村民郭成科用家里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作抵押，从银行贷到了16万元创业资金。他的小运输公司一下子添了两辆车，生意都做到杭州、上海去了。吴纪芳说：“通过几年努力，老百姓也看到了，藕池村目前村级存款有将近1亿。2016年下半年，将八千万固定存起来，用大额储存来增加村的经济收入。现在利息比原来翻了将近一倍。原来基准利率一年是2厘，我们跟宁波银行、鄞州银行谈好是3.975厘，增加了1.975厘，八千万，就多了将近160万，可以提升村里各方面的福利和老百姓的待遇。这些福利一定要持续，如果不持续，老百姓就不愿意了。一定要对得起党心，对得起良心，更要对得起老百姓。”
五、多项奖励
吴纪芳说：“村里经济发展也不能忘记老百姓，村富民富。藕池村现在分红，去年人人都有六千块，特别是老年人都很感谢党、感谢政府，这些以前藕池村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一是失土农民养劳保险，一个月有千把元好拿。二是老年人有额外补助，比如重阳节每人补助500元，80岁以上1000元，90岁以上2000元，100岁以上奖励10000元，提倡尊老爱幼。过年，村里对老年人也比较关心，除了500元的红包，还有其他福利，包括水果、食品。”吴升月说：“村里对老年人待遇也很好，春节、老年节、中秋、三八妇女节，都有东西发。”三是村里对大学生的扶持力度大，考上本科的学生每人奖励3000块，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大学生。四是对不同党龄老党员和担任过队长以上老干部实行工作贡献补贴制度。藕池村有今天，他们功不可没。村里好了，更不能忘记他们。1998年，吴纪芳在党员村民代表会议上提出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村民代表马善祥说，他们以前奔在前头，拿拿零头，群众都看在眼里。当年，女年满55周岁、男年满60周岁的老功臣拿到了第一笔补贴。2013年，村里第二次提高了补贴标准：党龄补贴5元，生产队长7元，支委9元，村支书11元，重合的就高发放。按此，当年领取补贴最高的达4750元，18位老功臣共领取了6万多元。吴纪芳说：“村里记得他们，他们也非常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拆旧村建新村，这些‘功臣’敢说真话、公道话，给了村里很大的支持。”这是稳定农村基层的一种有效做法。
六、产业的调整
吴纪芳说：“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种养业，建大棚41亩，养殖园69亩，农业基本设施已建路渠沟等配套设施。藕池单纯从事种植、养殖的人，现在没有了。农民搞种植业、养殖业，缺技术、缺信息、缺资金，发展也比较难。当时其中有一户吴文龙，养殖兔子，当时是1995年，他养了3000多只，结果畜牧中心药配错了，一个星期，全部都死了，看着心真的是很痛的。农民在养殖业、种植业方面现在还是和以前一样，一部分靠政府补助，农民钱是不好赚的。藕池原来开出租车的很多，现在出租车生意也不好做，老爸做出租车生意，儿子肯定不做，因为太苦了。另外有安全问题，出租车经常被抢劫。藕池原来杀猪的人很多，现在讲环保不允许集中屠宰了，再做杀猪的生意，利润就很少了。现在土地没有了，藕池人就做一点小生意。现在很多年轻人出来，自主创业也比较多，不像过去做一产二产，现在都从事三产。很多大学生自己搞代销店、网店，包括到轻纺城开店。还有一部分人是靠村里养着的。2015年，当时给五千一个人。原来一亩田有两千块的纯收入就不错了，十亩就是两万块，不过要种、要摘、要管。村里合作社的股份分红，也是每年都可以拿的。
“当然，也不能全靠村里给，村里给的只是一点，关键还是靠你自己去努力，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奋斗，自己不奋斗的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呀。现在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年轻人都在想办法赚钱。大学生能力也强了，各种产业都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了。一部分大学生，如果老爸是开公司或者是开厂的，很多都回来接班。藕池很多村民子女大学毕业以后，都子承父业了。我算了一下，将近有二十家企业，都是由第二代来经营了。另外，也可以到外面公司打工。”
七、土地的征用
藕池土地的征用，始于机场路建设。当然，数量不大。杭甬高速公路建造时，又征用了部分土地。最大的土地征用是姜苏村地块，因为机场高架路要建新的收费口，时间在2014年左右。
郭成祜说：“不同时期，土地征用价格是不一样的。当时土地很便宜，我们好像是卖8000还是10000块钱一亩。造高速公路、机场路时，是15000元一亩。我们藕池村当时的土地，有大占田，还有自留地呢，那时候我们有将近1500亩田。后来通达公司开发了房地产，还有高速公路、机场路开发了，我们一半的土地被他们拿走了。当初不管你12万一亩也好，9万一亩也好，15万一亩也好，到我们村里面只有两三万的。这个钱区里面要扣，镇里面要留，等到我们村里面，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土地上基本上都是有农作物的，如果早一点通知还好，农作物可以不要种了。如果临时突然要的话，还要赔偿农作物，所以村里这个3万其实也不到。最后到农户头上，也没什么钱的。
“后来姜苏自然村的土地拍卖，9万一亩，一共193亩田，还有里面的农作物，赔3万一亩。两者相加，近2300万。再加在姜苏自然村老房子9000多平方米，也得到了赔偿。当初村里的规划是想开发一个楼盘，弄个高档大酒店，出租给人家。姜苏被征用后，村合作社就有钱了。这大概是2014年的事。目前，板桥还有近150亩田。”
李小平说：“当时村里规划也做过了，分了三个区域，当时藕池定的是居民住宅区，藕池这个自然村做居民住宅区；板桥自然村拆了以后做工业区，姜苏这个自然村拆了以后是农业示范区，当时规划部门给我们村里做了三个区域，就是工业、农业、住宅区。现在改掉了，没有多长时间，姜苏自然村被他们拿过去做机场高架收费口了，这里就被征用掉了。板桥原来规划是做工业的，现在也不允许了，海曙区要把它做成公园。藕池成了海曙区的门户、宁波城市的门户，所以不能搞成工业区。这样一来，又要损失了，本来可以收租金的。”
八、经济纠纷
吴纪芳说：“经济上纠纷还是有的。个别企业主搬出去时有心机，把设备晚上偷偷拉出去，欠村里几十万租金不交，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呢？就导致了纠纷。土地纠纷也有，原来我们村好心，为了发展规模企业，土地一定要5亩以上才给。2007年、2008年的时候，土地从原来几十万涨到几百万了，企业主认为到这个土地是他的，要过河拆桥了，把土地占为己有了，这不可能呀，村里怎么办呢？就打官司，一直打到省里。当时我们也比较担心，土地被他拿去，我村损失几百万钱呢！不过，法律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法院人员来调查，我们明确说明，当时也是好心，看他钱拿不出，我们村里给他提供土地，以后有钱了再说。最后，当然是他输了。从村里来看，还是要依法行事，不依法行事，没有经过民主公开程序，肯定不行。在市场经济中，出纠纷是正常的事情。”
第四节／环境的治理
在环境的治理工作中，涉及工业区环境治理与生活区环境治理两大方面。吴纪芳说：“作为村支部书记，我自己也在想，原来就是田种好，国家的粮食任务完成好，老百姓口粮留足。现在环境、卫生、乱停车，都要管。”
吴纪芳说：“总体规划中，老工业区、板桥新工业区都要严格控制，污染严重的、噪声比较大的企业，这些我们不引进。到目前为止，藕池村企业中有一定规模的，有塑料制品、不锈钢、服装、食品、缝纫机行业，应该说各类企业都比较多。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老工业区到目前为止，一共使用了52亩土地，大部分企业都是老厂房，这次党委和政府也比较重视，积极改造。原来档次比较低，土地利用率比较低，村级回报也比较低。现在进行老工业区进行改造，目的是改变藕池村面貌，同时也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藕池村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新农村建设完成了，办公区也建立了，老工业区也打算改造，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一步一个脚印。
“重污染企业、重噪声企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前几年重污染、重噪声企业一方面是用小锅炉，会‘嗡嗡’响；还有提炼的时候会有污染。现在只有污水问题，对空气基本上没有影响了。政府要求小锅炉2015年前要全部拆光，政府拿钱来拆。噪声污染方面，如果有，老百姓会举报。现在关键是污水问题，特别是不锈钢厂的污水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在割钢过程中，一部分机油会通过下水道出来。我们也比较重视，等鄞西污水处理厂弄好，基本上都要统一处理了。缝纫机生产厂有的污水，流过来以后，通过药化剂处理，有一部分要渗出来，当时截污纳管没有做好，但去年已经接好了。现在执法部门、专业部门都是科技执法，用‘电子狗’，哪里渗透，一查就知道。如果没有这么先进的科学技术，企业也不服的，你说是他渗的，他说隔壁修理厂也有污水的，怎么就是我渗出来的。现在可以拿数据出来说话。
“之前搞‘五水共治’，通过几年努力，确实河水也清了，天也蓝了，一部分污水纳管了，一部分也被禁止掉了，重污染的漂染厂、印刷厂都关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再说，万一被群众举报，工厂都开不下去了，所以企业法人这方面的意识强了。政府监督力度也大，确实投入力度也大，光建鄞西污水处理厂就要花20个亿。”
李小平说：“2016年我们老书记就走了，然后我接任书记。书记走了以后，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处理。村里到目前为止，发展空间比较少了，就是在制度上做一些完善。我想发展，可是大拆大建、新农村建设，这些都已经完成了，我就决定将老厂房进行改造。藕池有两个工业区，一个是老工业区，在藕池；另一个就是板桥工业区，是新的。板桥工业区相对好一点，藕池工业区主要是低小散的老企业，污染严重。旧厂房改造任务也很重，压力很大。要把他们搬出来，最麻烦了，但没有办法。为什么要改造呢？这个厂房最早是吴安光书记时造的，当时也很便宜，80元一平方米、100元一平方米，差不多30年了，随时随地会发生安全事故。镇里提出改造，在我们藕池试点，要把老厂房里的企业搬出来，从去年开始已经在做了。镇里叫荣安房产来开发，我们出土地给他，他们把厂房拆掉以后，造起来，再租给别人。跟村里是这样算的，我们工业区原来一年上交大概70万，房地产公司租期15年，每五年提升20％的租金，第六年等于能收84万，10年翻一番，15年再翻一番。15年以后，这些财产（投资大概有6000万）归村里所有。这样做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一，安全问题。如果房子坍塌了，里面有人的话就会被压死压伤。第二，整理了一批小的企业。因为那边企业都很小，五六个人家庭工厂很多，环境污染也很严重，这次都整理掉了。第三是环境卫生问题。这个问题之前没有考虑，原来污水管也没有规划过，环境一塌糊涂。这次全部要做起来，大概要规划30亩土地。农村的工作，一点点事情全部都是村里做。”
吴升月说：“李书记生活方面很低调，我生活在村里，平常听大家说起，都说李小平各方面比较节约，自己也比较低调，不像一些领导大搞铺排。作为领导，各方面都要做带头人。有些领导工作不太会做，有事情要跟他商量，也推得远远。我碰到几个事情，让他去上面问问看，他总是推，办实事比较少。”
近二十年发展下来，藕池村硬件基本上完成了，剩下就是软件怎么样提升的问题，农民怎么样市民化，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李小平说：“这个问题是今后发展的重点。现在有几件事，比如说卫生习惯，我们好好的房子分下去，但老百姓卫生习惯相当差，乱丢垃圾、乱堆放。党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三番五次提出来，环境卫生要共同管理、共同参与，村里干部也费了很多精力，都没有用，老百姓不理解。一定要他们把这些东西拿掉，他也会拿掉，有些人会说我要用来赚钱的，不肯拿。前面几年，藕池样样都改好了，就是卫生这块，老百姓不理解。要有制度，没有制度不行。去年镇党委提出来‘环境洁美我带头’活动，要求党员村民代表参加，我们选择了25个人，戴个红袖套，到各村里去，在包干范围内查环境卫生。有些老百姓不理解，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早两年门口摆得一塌糊涂，家里也摆得一塌糊涂，跟原来住老房的时候一样，这是思想观念问题。我原来的小学老师，他老太婆没有了，前年我问他，卫生间七八个水桶做什么，他说是不舍得用抽水马桶，嫌浪费水，还是用水桶冲节省。人家丢的垃圾，他都捡过来放在家里。他在门口放衣服，我就跟他说：你别弄得一塌糊涂，买一个洗衣机过来。他说：第一，洗衣机我不会用。第二，这用电很厉害的。”
郭成祜说：“以前还是鄞州区，上面拨下来钱，给藕池居委会外墙和下面下水道全部修理过。如果拆掉的话，根本拆不动。因为造那个房子的时候，是哪个地方有空就建在哪个地方，是以挣钱为目的的，没有好好地规划。后来就没有办法改造，如果改造的话，土地就不够了，只能重新搞一下。现在相对漂亮一点了，外墙刷过了，下水道重做过了。以前还要差，经常臭气熏天的。当时有通达、天地、恒江三个房地产公司来开发，协调工作也比较难。”
第五节／市场与礼堂
吴纪芳说：“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花了将近一千万。红事，藕池村在礼堂里搞得比较早，白事家家户户都在自己家里办，因为农村房子比较大。红事原来是在老年活动室搞，地方比较小。农贸市场（老百姓习惯到老新村买菜，路也很远）现在有3万多人，农村来说，一般有8千人就是规模市场了，我们下面弄市场，上面弄一个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我们都给它规划好了，里面是村史馆，做成像农村博物馆一样的，目的也是为了老百姓。在文化礼堂办婚礼，派头不会比在酒店里差。农村结婚，起码吃三顿，一定要有场地。我走之前规划全部都做好了，图纸也设计好了，领导也比较重视。浙江省对文化礼堂、乡村振兴比较重视。到国外去，农村像城市，城市像农村。现在来看，弄得好的村确实好，像城市一样，多清爽呀。”
2019年1月18日，文化礼堂正式落成。
第六节／日常的管理
吴纪芳说：“做农村的支部书记工作，我认为关键是三个事情：一是建立机制，二是帮助村民富裕，三是提高村里的收入。”
村主任徐建波说：“我2000年刚进村碰上了1999年计划开始的旧村改造，刚开始是造房子，先从空地造房子，造一些整改一些。2000年开始做农业社长，就是现在的村长。农业社长是管田的，刚开始不适应。来村里之后，人已经改变很多。那时30岁出头，到村里第一年，也会与人发生争吵，对领导角色还不适应。当时藕池村有1000多亩粮田，还要上交公粮，相当于国税。等我社长当了2年之后，就是2002年，公粮就免掉了。公粮免了之后，我压力就轻些了。因为交公粮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内完成，有些村民不想交，我们也要去做工作，有些人很可怜，每亩田种的不多，连公粮也交不出。在社长里面，我也算年纪大的了，工龄20多年。公粮不交，事情也不小，95％的人都很自觉，会上缴，大家都有缴纳的意识，很少人会赖的。只偶尔有的困难户缴不出，这种情况比较少。我当社长，拖拉机、农田等都归我管，至今我还当着社长，就是职权越当越小。
“我刚来的时候，土地有1000多亩，到现在只有100亩的土地。变化的过程非常复杂，有些造房子要拆迁，要做工程，土地被征用，要赔偿，都要去处理好。以前都没有赔偿标准，我就要去谈判，百姓希望多赔偿点，我希望少点。之后，村里出了一套标准，在拆迁时，树、菜、棚等都要赔偿，这些工作都是由我来协调。
“建设工程质量，我也要管，水电、闭路电视等建设，我要先与别人联系好。当时我们村里的电工装电线，由于专业安全意识薄弱，全村都从一根电线接入，一断电就会全村都停电。后来供电局有新的标准及规划，要求分线接入，要不然不能装电表，电工与供电局沟通不好。为了配套设施建设好，我就去再让供电局做规划，这是个大工程。这是2002年、2003年的事情，大概花了400万，配套也算做好了。
“任何事情都要管，要检查各项工作，这就是村长的责任。现在主要民生这块最重要，比如百姓残疾、生病补助。村长也要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这个活动，专门补助困难户，我们古林每年都要发放补助700多万。从2018年开始，又出了新的政策，凡是有农保的农户去医院看病，住院花费5000元以上，村里可以报销10％,1万元以上报销15％,2万元以上报销20％，最高可达30％，最高额度补助2万元。慈善一日捐我们有存基金100万，利息6万元，利息均补助困难户。
“现在，我当村长一年还不到。以前做社长事情比较多，旧村改造、土地赔偿、造房子、搞配套，什么事情要管，旧村改造完毕之后的二三年是比较空的。后来当了村长，事情又多了，现在要管安全、环保、卫生等，不过现在计生不用管了。说事情样样都有，还是安全最重要，最近我们也在查安全问题，任务已经分配下去了。在村里工作习惯了也还好，最烦的是老百姓不理解，心情会很郁闷。
“以前鄞州区政府在江东，没有直达的公交车，我们去要花一个多小时骑自行车，很不方便，后来有汽车就好点了。现在已经基本不用去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基本建设都已弄完。海曙区是城市化的，鄞州区则有点农村的感觉，海曙区任何事都很仔细，做过的事情都要存档，开会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像我这种在农村干出来的，现在搞城市化与社会化，感觉有点脱节了，电脑技能等方面跟不上了，但是工作经验还是丰富的。”
文书郭成祜说：“现在日常管理，看起来似乎是简单了，只要管人了，其实，仍是复杂的。村委会的话，经济上还是要管理，和居委会不一样的，村里还有一个合作社。居委会的话主要对接物业公司，管行政方面的东西，经济事务的话都是物业公司出面负责，比如修东西等。村里的话，全部要管的，上面的众多部门，农办、清洁办、计生办，到我们村里就一个办了。除了计生工作由妇女主任管外，其余的东西就都需要我和书记那里承担。鄞州区刚刚合并到海曙区的时候，那边的部门是专门管居委会的，对农村根本不了解，所以当时这些基础资料都要交上去。我们现在有一些报表，都是网上传的。
“村委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以前是命令型的，现在是服务型的，村委会大厅那么多人就是服务村民的。服务是难做的。人家会说在村里上班好，其实在村里上班，还不如在企业上班单纯。百姓百姓，就是有百条心，一个人一种说话方式，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平时说话聊天，也要掌握他们的心理，说不好的话，他们就要骂你了。他们认为你们村里面应该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实际上，我们也是为他们服务的，有些人不会理解的。在村里上班跟在单位上班不一样。村民吵架，我们都要劝。在2005年以前，打架打到住院什么的，我们也都要管。现在，人的思想也慢慢转变，素质也提高了，打架少了。”
这十多年，村里的变化和职业的变化反映了从农民市民化的一个过程。徐建波说：“农民这个概念是没有变化过的，农民家里都有农具，因为以前他们种田种惯了。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领导的素质提高很多，生活水平提高了，基础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村里也有很多福利，比如大龄青年都是有补助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张杏芳说：“我们每个月什么事情都要汇报，要有党员的样子，要争先进的。我们老党员认为，对新党员应该要稍微严格一点，不要有无所谓的样子。现在党员也没有什么工作好做，支部应该考虑给老党员一点活干干，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
回顾藕池村近四十年的变迁始末及其内在逻辑，可以发现，有几大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道路的修筑，交通的逐渐便利，使之城区化。二是人才的引入，使村子抓住了工业化机遇。三是人才引进，使村子抓住了城市化的机遇。农业、农村消失的过程，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成功的过程。原来的郊区农村，通过城市化，彻底解决了三农问题，实现了乡村现代化建设。经商出身的外村人布政乡书记张世生、藕池村书记吴纪芳，抓住了这发展机遇。这就是外来人才的眼光、决策的优势所在。
新村成为全新的城市社区。现在看来，新村改造以两层楼为主不是太成功。如果是直接建高楼，土地使用率会更高，村的经济实力也会更强。不过，高楼不太容易为中国人接受，住惯了一楼或两楼，突然要村民住高楼，他们也不太适应。后期的大龄青年婚房的建设，也走了高层路线。最终，藕池村靠姜苏收费站建设的机遇，赢得了股份合作社雄厚的积累资金。
未来，它不再可能有大的发展。板桥工业区要成为花园区，只能进一步改造藕池老工业区，维持现状，进一步城市化而已。除非进入另一个改建时代，全部改成高楼区。藕池小学建设似没有跟上新村居民教育需求的提升步伐。村民观念也没有完全跟上城市化步伐，这一代老农民消失以后，也许会有较大的变化。
第一节／旧村改新村
吴纪芳1995—2016年担任书记，李小平1996—2016年担任村长，徐定良担任社长至1999年。李小平说：“我跟吴书记两个人主要是做新农村改造的事情。”2017年起，李小平担任书记，徐建波担任村长兼社长。
一、旧村改造的背景及规划
杭甬高速公路一通，路边藕池村的破败形象立马不适合，上级领导要求改造城中村，于是引发旧村改造活动。吴纪芳书记抓住了机会，开始旧村改造。李小平说：“为什么要搞旧村改造呀？我印象很深，当时省里来市区会路过藕池段塘出口，藕池那边有一条河，河边全是搭得破破烂烂的房子，都是老百姓养鸭用的，省里领导每次经过宁波，印象都不佳，意思说鄞州发展这么好，在全省也排得上名了，老百姓居住环境怎么这么差。但实际上是鸭棚。”
那时候上面搞新农村建设，古林的藕池、五乡的明伦、下应的湾底三个村当试点。2000年9月，藕池村被县府列入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村，建设三大园区。吴纪芳说：“我们村里再三考虑，在村里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改变村容村貌就要搞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目的是建设中心村、消灭空心村，改变村容村貌，改变老百姓原来比较破烂的房子。藕池村1999年规划，2000年开始动工，2001年第一次动员。在上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新农村建设从示范村起步。我们建设了三种模型，一种是A型，第二种是B型，第三种是C型。”徐亚晨说：“旧村改造，是上面要求的，但不是强制的。我们书记那时候是人大代表，对各方面政策也很了解，旧村改造上面提出来以后有补贴。如果这个村改造了，上面规定给你一年几十万、上百万的补贴。因为我们村很破烂，那时候要消灭空心村、建立中心村，这样就打算搞拆迁。2000年开始，分批搞旧村改造。”葛小其说：“为了造村里的房子，党员、干部去外面考察了很多村庄，确定到底造哪一种样子。”
二、滚动式的开发
李小平说：“藕池新农村改造，实际上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开始，板桥、姜苏是不改的，只改藕池。结果老百姓一看房子很好，意见就大了。实际上，我们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逐步统一改了。旧村改造是从孙家开始的，是先向鄞州区土管局借了一块地，20亩左右，先把房子建起来。造好以后，就让第一批的人搬进去，然后再把老房子拆掉，再建第二批房子。时间长了以后，土地多了。农村以前有牛棚、厕所间，这些就赔偿钱，没有土地赔偿的。整理出来以后，先改姜苏、板桥再到藕池。这样也不用因为拆迁，到外面租房子。这是一种滚动式的开发，这块土地建好，那边人先过来；然后那边人的房子拆了再建起来，另外一边人再过来。总体来讲，对老百姓是好事，但村里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
改造可分三个阶段。一是第一批。2001年8月3日，农业农村现代化居民住宅区第一批村民分房26户33套。拆迁是从2000年开始的，2001年第一批分，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当年拆，当年分了。村民住宅园区第一期工程竣工，用地12.7亩，建新房33套，投资近300万元。
二是后面几批。2002年2月2日，藕池村村民第二批安置抽签。2003年4月8日，藕池村进行第四批安置抽签，共19户。5月22日，藕池村进行第五批安置抽签，共抽签产生A型14套，B型18套，C型12套。6月27日，藕池村进行第六批安置抽签，共17户。9月30日，对板桥蔡家进行第七批村民新房抽签，共安置60户。2004年4月30日，全村已安置新房230户，其中A型103套，B型140套，C型28套。9月8日新村规划出来，旧村拆迁基本情况摸清，板桥、姜苏抽签126套房子。2002年第二、第三批分，2003年是第四、第五批分。2005年最后一批分，全是板桥和姜苏的。
三是大龄婚房。2008年10月20日，村1、3、5大龄婚房项目开工，总投资3000万。2011年1月25日，1、3、5大龄婚房分配。“书记非常有头脑，上级关系搞得很好，包括帮大龄青年婚房办房产证，能力非常强。”
吴纪芳说：“新农村建设是建设中心村、消灭空心村，把原来3个自然村并成一个中心村，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李小平说：“当然，钱那时候也是值钱的。时间拉得很长，这个模式有好有坏，坏的是时间拉得长，市场价前后就差得很大。从长远来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这是村庄的现代化转型。”
三、第一批拆迁遇到的难题
吴纪芳说：“人家都说天下第一难就是拆迁，特别是农村房子。老百姓原来对新农村建设是‘门难进、脸难看’，老百姓不想搞旧村改造。”李小平说：“拆迁那时候难度很大，第一批的老百姓不想拆，那时候房子不像现在这么贵。开始第一批拆，一套房子只有十几万，你造出来的话，还要人家拿两三万，人家为什么要拆呀？有几个老头说，我拆什么呀，80块一间，50块一间出租的话，每个月的钱就够我用了。第一批拆迁，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
徐亚晨说：“有些人安安稳稳过日子，拆迁要搬家、装修等，太麻烦。拆了以后，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好多老百姓有思想顾虑。这么大自然村，集中起来弄新村，很困难的。有些人本身房子刚刚造好才一两年，好好的房子让你拆掉。东西要搬，人临时住到哪里？不愿意拆的人很多，反对意见很大。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矛盾百出。最不喜欢的是年纪大的人，本来日子过得还可以，而且钱也没有多少，要他拿五六万太困难了。自己钱不够，还要向子女拿。子女自己也要拆迁，不借给父母的人也有，那父母就急死了。反正五花八门的事情很多，工作是难做。”余忠芬说：“拆迁政策会让老百姓意见很大，礼嘉桥书记就不弄。有一些人非常拥护，比如自己儿子结婚了，本来住老房子，买不起新房，旧村改造变成新房子了，或者说老房子面积大，有两间可以分。这些人就高兴了，自己一间，儿子一间，婚房也不用造了。”
包康利说：“会碰到很多老百姓观念上的问题。比方说今年已经70多岁快80岁，儿子、女儿婚事都办完了，有钱的，房子买到外面去了，老两口不想动迁，儿子女儿混得不错，原来的房子装修得蛮好，住得不错。还有的不想换的原因是老邻居楼上楼下聊天比较方便，门口场地比较多。到了新安置场地以后，首先要装修，不想这样麻烦。其次是进进出出不方便，原来在门口种种菜，养养鸡，这是原来的农村生活方式。一到新区以后，原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改掉了，不能生蜂窝煤炉，不能劈柴烧火，他们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就是拿堆火，拿个大锅，过年到了，烤笋、烤鸭什么的。到了新村以后，大家都在小区里面，谁敢这么做？你一做，别人不来说你，你自己也不好意思，这是最大的一个顾虑。其三，有的人卫生习惯没有这么好，年纪大了，不方便改。现在我们村里的垃圾桶是有固定地方的，大家也必须把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去，年纪大的人没有这个意识，不愿意这样做，随手就把菜叶子放到绿化带，他认为可以做肥料，这个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他住新房子，毕竟要拿出钱，哪怕最少的基本造价也要606元一平方米，还有一档是1038元一平方米。按照政策折算，两层的房子可以拿到158平方米的新房，老两口子住，一个嫌大，第二个嫌贵，对老年人来说何必呢！他们就说，我没有必要再花十几万块钱，我十几万块钱养养老已经很好了，很自由自在了。这样的情况下，碰到的难题就很多了。”
张加昌说：“我爸妈给我一间，自己造了一间。后来我儿子结婚了，又造了两间，新房子也分了两套。搬进新房子时，是高兴的，新房子干净。以前木质结构的房子是爸妈给我的，后来的水泥房子也是用乱七八糟的砖头造的。我的房子是第二批，因为第一批房子，百姓补贴要600多元一平方，价格太高了，大家都有意见。书记动了脑，分经济房，补贴300多元一平方，但是水泥工又偷工减料，结果导致房屋质量不好，水泥梁要翻新重弄。不过，当时价格补贴的也少。第一批面积跟我们是一样的，房子造得比我们还好。以前的楼房一间最多卖一两万，新房分到手后，房价马上涨了。以前村里有个人有一间小屋，有八九十平方米，有两套可以分，但要补贴600多元一平方。两套拿下，要补贴9万左右，他说自己没有钱。人家说，你直接拿了两套，卖掉一套好了。他就直接把第二套让村里卖掉，卖了二十几万，付掉补贴9万，还剩余11万，其中6万给了儿子，一直住在儿子一间楼房里。我自己房子卖掉也只有43万，现在卖的价格更高了。当时我还在当村民组长，就在想，这么大面积地弄，有这么多钱吗？老百姓有些人家可以补贴得起，但是有些人可能补贴不出来。像我为了还清那10万元欠款，就把房子卖了。像有些人到现在都还有欠款。”
老书记吴纪芳说：“在新农村建设中，老百姓老的观念很难改变，大水缸要敲掉，他也不舍得，就把小缸、大缸都放在阳台下面，锄头什么都要放在家门口。你说这像新农村建设吗？我们村就出政策，大缸敲碎给50元，小缸敲碎给30元。这样，他们接受了。不通过这种方法，老百姓观念没办法改变。房子是新的，思想观念是旧的。”
四、沟通与谈判
书记李小平说：“当时，轮不到改的人，要找支部，一定要改；轮到要改的人，又不愿意搬，这种情况很多的。那时候旧村改造，拆迁就是靠村里自己做工作，又没有其他领导参加。第一批是从孙家开始的。记得有十多户人家，分户到人（每个支部）。好在我的大伯和叔叔都住在孙家。那时候就有亲找亲，有人找人，做思想工作。那时候有五六户人家要拆，就让我家里人先带头，逐步逐步这样做思想工作。”
工作思想是怎么做通的？徐亚晨说：“分组，分好几批，我负责姜苏、板桥自然村的结算工作，藕池拆迁是郭成祜做，后来是包康利、郭成祜、李小平，分两三组做。那时候就是走访上门谈。有的村民心态不好，想多分房产，到办公室拍桌子，跟你来闹。我们说，手伸出五个手指也有长短。当初，因为拆的政策规定，八十平方米以下是老年房，超过80平方米可以拿两间新房，这个政策老百姓反对的很多，79平方米只有一间老年房，80平方米以上两间，老百姓心里就不平衡了，因为这种原因闹的人最多了。”
包康利说：“我们整个建设不可能为了你一户人家停下来，这个就只能多做工作，多谈，把利益讲清楚。首先你住在那边环境好了，心情好了，可以在门口打打太极拳，健健身，鸡、鸭不要去养了，蔬菜现在也很便宜。讲不通的，就通过他儿子、女儿去说。说得多了，自然而然会同意。10户人家的老房子，8户已经走了，剩下2户就要打算了。过了三个月、半年以后，他们自然会有想法要住新房子。后来几户人家的观念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现在不去住，说不定再过三年五年，生命就先到终点了。通过一步一步劝导，人的思想也在改变。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做工作的。”包康利又说：“1999年10月，开始搭建班子，我进入拆迁办。我们跟着村里领导一起实地去谈，跟村里领导谈拆迁政策，我们再分工分出来，在书记、村长的带领下，各就各位分工，把老百姓要拆迁的地块怎么去安置。我具体的工作就是跟老百姓去交谈。我们村里的工作也做得很细致，把所有的政策宣传到位，每个人的思想上都要明白，我们这个动迁是怎么动迁的，是怎么样享受的。对老百姓来说，贴出的钱是很少的，性价比很高。”
五、后面拆迁的顺利
旧村改造做试点是对的，中国改革也是从试点开始。李小平说：“一开始最难，前面的人麻烦也是最多的，因为前面几户人家市场价格也便宜，房子卖给别人也没有人要。最早做一个老党员（陈惠信）的思想工作，把一套别墅分给他，差不多200平方米，当时他只卖35万，现在卖掉的话，最起码300万。”余忠芬说：“2000年时，一户人家拿出五六万不容易，大家都没有钱。第一批拆的人房子不多，比如说分得两间，没有钱，就卖一间，有钱了再装修一下。后来，卖掉的房子拿五六万买不回来了，价格差别很大。像陈惠信200多平方米的别墅，当时只卖了35万，他真正悔死了。如果晚一点，他就不卖了。”
吴纪芳说：“藕池村基本上一套房子起码100万，不是新农村建设，怎么会有100万给你？原来的房子算好一点，三五万一套房子够了吧，但我们现在有100万好卖，这样资金不就来了。新农村建设，老百姓一开始不想改造。通过几年努力，老百姓看到了实惠，村里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很多人的资产从原来几万变到几十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村支部的努力下，通过2001年第一次动员，到2003年一部分村民得到了实惠，村容村貌有了改变，老百姓资产也保值增值。原来老百姓破烂的房子，只有200元每平方米，假如说150平方米房子，只有3万多，老百姓觉得村里干部总是要面子，就是做做样子，不是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使旧村得到彻底的改变。通过几年努力，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就要求村支部加快新农村建设。党委政府比较重视，政策处理、拆迁都依法依规的进行。藕池村新村建设，走得比较早。”
李小平又说：“我们是做得早，后来一段时间工作很好做，房产价格也贵起来了，老百姓看看，感觉合算，积极性就来了，要拆的人很多。人就是这样，看到好处，巴不得你来拆早一点，给我建新的。”等板桥、姜苏人提出来拆迁时，房子价格高了，他们觉得拆了划算。徐亚晨说：“到后面，多数老百姓还是拥护的。政策都一样的，是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了。之前拆都不愿意，真正拆了以后，心里想还是拆了好。”
杨国平说：“我儿子大了，要买房子，现在村改造了，房子分配好了，儿子的负担不知道轻多少。我自己造了两间房子，现在儿子一套房子，自己也有一套房子，那是非常好了。不然的话，造了两间房子，我儿子肯定要另外买。要么造，要么买，买又买不起，要100多万。现在村里面貌这么好，这么干净，多好。我拆迁比较晚，老二（杨国成）的房子分得早，他们在孙家，拆迁孙家那边先拆，我们是在包家，是在中间的。新房子是在路边的，就是超市的隔壁。基本上以前是什么位置，就还是什么位置，以前新房子是我们自己造的，后来拆了造套间了，套间又是比较晚了。第一批好像不太容易接受拆迁，但是后来都接受了。第一批分房子可能吃亏一点，比如我房子自己多造了，那么后来加的面积不算的，赔得少一点，吃亏一些。房子总要买的，买是买不起，现在的话，我是轻松多了，现在我房子有了，儿子的房子也有了。”
六、后期分配的争议
郭成祜解释说：“意见大是这么回事，第一批是专门有人分的，以前一个姓李的，是乡里面的老干部，退休了以后，书记把他叫过来，以他为中心分房子。结算方面，我是会计，不用参与的。第二批是妇女主任主持的，第三批是我主持分的，第四批是全部交给他（李小平）了。”张加昌说：“拆迁对社员来说是好的，但是如果会吵就能多拿一间去，还是有些不公平，越会吵的人拿的越多，人们会争相效仿。”
郭成祜说：“第一批搬家的时候，有的人家因为没有钱，将房子卖给村里，村里再卖给人家。有的也不是被没钱所逼的，相反是有多余房子。因为你考虑卖房子的话，自己住的房子肯定是要留下的。有些人是故意这样说的：村里造的房子我没有钱买，村里发通知一定要我拿，没办法，我只好卖房子。说这种话的，有部分人是心里有一股气，其实他是一点儿也没事的。听的人好像觉得村里做的事情不怎么好，没有考虑老百姓利益。我看到不少人对分房子的事情，怨气蛮重的。有些人就是故意不肯拆。不肯拆的话，村里就要去做工作，政策就有点放松了。一放松的话，这碗水就端不平了，前面已经拆了的人就有意见了，既然放松了，那就要全部放。”
余忠芬说：“有的人攀比，看到别人分多他分少，就要到办公室闹了。移民是最划算的，他们老房子买来以后，在旁边搭出来一部分，房子面积很大，有的搭三四百平方米，房子就分了很多。我们造的房子坏在哪里呢？房产证一直没有做过，古林镇里面只有2个村没有房产证。20世纪90年代末，想要做了，领导说要拆迁了，等造好再做。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做。政策就让外地人享受了，他搭出来的违建房都算面积了。上面有规定，1992年开始有图纸，有图纸之前造的房子都认可，这一点本村人意见很大。新房子真正本村人拿得比较少，一般只有2套。外地人很多分3套、4套，然后卖掉，就发财了。”
吴升月说：“最开始分得公平公正，后来有一点端不平了。什么原因呢？一分为二地讲，人的工作总有摆不平的地方，有欠缺的地方，拆迁分房是新的工作，做书记、做村长也有兼顾不到的地方。从我的角度来看，老藕池村社员没有享受多。但后来政策出问题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干部没有以身作则。之前，我跟老头两个人到古林镇政府去讲过了，我们没有扩大过，就是一间小屋的厨房。我说小屋倒了，要拆迁了，怎么办？村里说你不能扩大，要跟原来一样。我说家里住不下，这样才让我扩大。1993年后面旧村改造时，我的房子算违章建筑。但我是村长批过的，是原拆原建，没有扩大过。村里给我拿掉了。我说，我有批文，怎么会是违章建筑？同样的情况，为什么某个干部可以算进面积，我就不能算？后来我也没有去讲过，想想还是算了。吴纪芳书记来了，建设得这么好，我也不要为我自己十几平方米面积弄来弄去了。”
郭成祜说：“有的人会说，房子给外地人分光了。1986年到1996年来的部分移民，确实造了很多房子。不过，之前种田造房子，村里也允许他们造的。特别是板桥的移民，造了很多。有的人儿子有二三个，每个儿子都分到了房子。有些人心里就不平衡了，觉得他们怎么能拿那么多。其实，这样的人也不多，但是话一讲起来，就很难听。话说回来，不是说每个外地人都有房子的，有的外地人房子也少。但相对来说，政策有一点点放松。”郭成祜又说：“还有一种情况，以前大家房子样子都不一样，当初的话，70平方米的老房子，按照规定只能拿一间房子。有些人说，10平方米也能拿一间，我是70平方米，相当于60平方米浪费掉了。执行政策一松的话就出问题了，这样子就不好掌握了。你看503车站那边还有一排老房子在，按道理，这个村的房子都要收回来的，但是现在大家有点分歧，说人家怎么分的，我也要怎么分。如果村里采取强制措施，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郭成祜还说：“当初为了分房子，我们也花了很多精力的。有些人在村里闹，要求账目公开。我把账公布了以后，就没人说了。”
七、资金压力大
村里资金压力大。李小平说：“我们又不能拿房子赚钱，但补贴要向老百姓收，新旧房子折价，比如说你的老房子有100平方米，我现在给你150平方米的房子，这100平方米的差价大概是300元／平方米，还有50平方米大概是1000元／平方米的价格，我们还要造绿化、搞道路建设和配套设施，这些钱全部是村里贴的。所以，我们村到现在为止，资金底子也不是很雄厚。像礼嘉桥村，同样的事情做好，他有好几个亿可赚。我们大多数都是贴到老百姓的房子里面去了，像他们村基本上没有建设过，他们有的老百姓就说藕池顶好了。”郭成祜说：“农村现代化改造后，感觉村里稍微有点钱了，这是2000年后的。说起来的话，这个账也很困难，村民的房子在改造，实际村里都是亏本的。当初我们造这幢大楼以及对面那个大楼（金顶大厦）的时候都是没钱的，那怎么办？去银行贷款。那时候那边的楼还没有造，土地还空着，用土地抵押给银行贷款，这个手续都是我去办的，那时候刚过2000年。薛家村那边正好有点零钱，通过镇里面，借500万给我们。还有属于镇里面的通达房产公司，我们问他们借了一点，都是付利息的，最后才造好这个楼房。当时商品房是一起造的，要好多钱，比如我们投资近一个亿，老百姓的补贴收进来只有4000万，还有6000万的钱，一定要通过别的地方挣出来贴进去的。我们当时都是贷款的。造芳草苑时，我们与通达公司联合开发商品房，钱是靠这个挣出来的。不然的话，改造真的改不起来。”
八、村人的心声
徐亚晨说：“旧村改造难做，我们村那时候最早做，真的是没有钱，老百姓也没有钱。这个事情被吴纪芳做起来，他也是大功臣，这功绩是磨灭不了的。”陈高华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藕池这样的地方会造这样的房子。总的来说，他的目的是好的，方向是对的，对藕池百姓的好处大了。到我家小店里来聊天的人多，他们说：你怎么还说他好？实际上，如果没有阿三（吴纪芳）到藕池当书记，现在我们还住在老房子。这是他的功劳，我是佩服他的，藕池村也算是有福气，如果没有吴纪芳到我们藕池里当书记，这些建设都是不可能搞的。那时候我也弄席草，他也弄席草，弄了三年席草以后，有三个人让徐定良选，徐定良最后选了吴纪芳。这个就像唱走书一样的，都是一环套一环的。没有吴纪芳，就没有藕池这样的房子；没有吴纪芳，503路公交车不会通到这里。有一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说明他以前眼光是有的，胆子也大。弄好了以后，他那天跟我讲，说心中没有底。后来人家来，夸村里面弄得很好，他的心事就放下来了；如果说外面看看还好，村里头住着一塌糊涂，那他心里也交代不过去。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都不愿意拆，那时候拿出5万、10万，也难的。书记的眼光还是有的，胆魄大，也有经济头脑。所以现在很多村里让老板当书记也是有点道理的，做过老板，再做书记，有经济头脑。一个村的书记如果没有经济头脑，村里也发展不起来。对藕池来说，旧村改造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老藕池比板桥还要差，以前龚财良家屋子边上的包家，过来是要一步一步跳的，无法踩下去，地上跟泥浆一样的。板桥房子还好一点，藕池全部是老房子。我来的时候，路也没有，自行车在下雨天是不能骑的，要推进来。现在这样算是好的了。做人一定要凭良心，也不能乱讲，有些人好像还有点心里不平衡。现在藕池的人住在这里，下雨刮风不用愁了。不像布政这样，每次发大水，每次都要漫两三个台阶。我们倒是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的房子地基都比较高的。以前台风来，房子都会摇动的。现在的房子真的好。以前房子造是造两层，但都是用泥造的，下雨天都要用脸盆接水，质量很差。”
吴升月说：“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旧村改造，多亏了吴纪芳书记来做旧村改造，把老房子拆掉，新房子分给我们，要不然，也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然后工厂也都拆掉，搬到板桥去，工厂区就放在板桥，环境现在也变好了，变化大了。旧村改造，是从藕池村先开始的，藕池弄好就是板桥和姜苏。以前住的老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现在都住新房子。人民生活总是改善的，邻村也羡慕。像礼嘉桥村就没有改造过，还是破破烂烂的房子住着。这么看，改造总是好的，我们要看大方向。书记眼光是有，魄力也有。”张国章说：“吴纪芳书记为藕池村贡献确实是大，原来村里都是破烂草棚，大风都要吹倒的房子，换成现在的新农村别墅，哪一个人心里不是高兴的？虽然说过程中有一定曲折，但总体来讲，这是一个为民造福的大事情，的的确确是为藕池村办了一个大实事，这是真正的实事。”包康利说：“工作难度是有，但总体来说，老百姓的拥护性是相当大。改造了以后，有一个新的面貌，这肯定是好的。当然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就和书记、村长一起努力，和老百姓多谈，多做工作，才有了现在这样的状况。拆迁问题的解决效率，藕池村可能在鄞州区里边也是名列比较前茅的。我们的拆迁基本上全部结束了，剩下没有几户人家了。到2018年底之前，拆迁全部会安置完毕。”
九、领导的声音
吴纪芳说：“刚去藕池村时，村里经济条件比较差，房屋也比较破旧。现在一年分红有六千，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了很多。作为村支部书记，我个人来看，还是要加强村级民主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是公正公平公开进行招标，让村民参与到工程招标中。原来老百姓不是很了解，但是让村民来参与，可以避免村支部包揽一切，免得大家觉得总是书记说了算，民主也促进了村的经济发展。”
2009年，吴纪芳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2016年，他退居二线。2018年，正式退休。李小平说：“2016年，我们书记要走了，不做了，一方面因为年纪也大了，另一方面这么多年支部书记做下来，村里多多少少有一点闲话。上一届，他已经不想做了。”吴纪芳说：“我始终还是说要实事求是，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说实话、办实事、鼓实劲、求实效。还是实事求是好，否则的话，嘴上说得很好，但村里什么都没有，老百姓当然会有意见。到目前为止，十几年过去了，老百姓对新农村建设也很满意。”
李小平说：“新农村工作不好做，像我们做过的人都吓死了，老百姓看见你就敲桌凳。像我还算好，因为我的母亲在村里威望很高，她对人也很好，所以老百姓对我们还算好。虽然说还算好，但有经济方面的事情，老百姓还是有想法的。做新农村建设那段时间，我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晚上睡不着。我跟书记两个人，他虽然是外地进来的，但社交水平很高，为人处事也好。在几任书记中，吴纪芳人最好，交际能力相当强。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跟他搭档了二十多年。他的抗压能力很强，什么事都能轻松面对，心态很好。像我就不行，工作上有一点事情或者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总是要翻来覆去地想要怎么做才好。
“反过来看，其实也是好事，老百姓居住条件改善了，房子升值了。旧村改造老百姓是得到实惠的，原来的房子破破烂烂的，只有几千块，现在的新房子最起码也要一万多块一平方米。原来资产几十万的，已经变成几百万了。比如说本来的一个‘五保户’老头（洪桂棠），原来就只有两间破屋，现在他自己住的房子最起码值200万，两套房子差不多值400万。事后实惠得到了，他也说好，但事前他想不明白。老百姓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这是很正常的。硬骨头一定要啃，不啃也不行。好在我们旧村改造比较早，成本低，老百姓那时法制意识也不是很强。现在旧村改造，上面领导提出来，老百姓愿意拆就拆，老百姓不愿意拆你就不能拆，这样的话，工作就更难做了。”葛小其说：“等我们大部分房子造好之后，土地已经不能批了。我们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房子都是一两层的房子，不是高楼。那时候三个村的试点，五乡的明伦村也是两层的，藕池村也是两层的，还有一个就是湾底的是高层。最后，像湾底的高层改造方案就被推广了，我们两层的就没有进入推广之列，因为土地浪费很厉害。从老百姓来讲，是我们这种房子住着爽快，高楼的楼梯爬上爬下比较累。从节约土地角度来讲，是推广高层比较好，礼嘉桥也是造了高层房子。”
郭成祜说：“如果造高层商品房的话，土地可以空出来很多了。像我们藕池新村，如果造12楼的话，5幢就够了，老百姓可以免费住进来。剩下这么多空的地方，造起来卖的话，就真的发了。但造房子这个钱也是很紧张，拆西墙补东墙来的。”
第二节／旧貌换新颜
包康利说：“当时他们买了这个房子，特别是现在房价涨了以后，观念又完全改变了。我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藕池村的村民，按照身价来说，每一户村民至少在80万，都是因为旧村改造。这一点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到后面，人的观念又不一样了，市场在变化，人的商品意识也越来越高了。”
村民搬进新房子以后。郭成祜说：“刚开始搬进去，经济方面可能相对比较困难，装修要花钱，村里有小部分差价要个人补出来。几年以后，慢慢有了积累，有债的大部分都还清了，然后再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搞一些爬山活动，生活质量也在提高了。以前老房子住着，很早就要出去干农活，干到7点半回来，再上班去。下午4点半下班了，又要下地。现在没有土地了，就出去上班，回来以后锻炼锻炼，保养自己，生活质量提高了，起码穿的衣服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吴升月说：“搬进新房子，我们很高兴，这么好的房子从没有住过。我们下放，是人家的偏屋，我们在镇海这么大的房子不住，要来偏屋住，多困难呀。后来自己搭了一间。像这样一间房，自己装修的话要6万，现在装得这么好，很好。宁波大学两个退休老师来说：吴老师，你们住得很惬意了。一楼、二楼住人，三楼自己做了一个阁楼，上面放点杂物，等于是两层半。对藕池村村民来讲，生活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包康利说：“他们住了新房子以后，肯定不一样了，首先是不怕刮风下雨了，感觉舒服多了。过年过节，家里的子女回来，有闭路电视、有网线。我们住的新房子，最小的近80平方米。现在老年人对他们的生活，包括现在的环境，印象都很好的，身体也健康。现在早上起来锻炼的老年人很多，以前他们要下地挖菜，现在不挖菜了，一般出门锻炼或者散散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村民变成市民以后，他们的思想意识现在也提高了。原来年纪大的老百姓，谈吐都是土里土气的，聊天都是聊今年收入多少、菜籽种多少、油菜卖几斤、水稻卖了多少。现在谈的不一样了，都聊早上几点起来、在哪个公园走走、今天麻将打了几圈、儿子女儿有没有来看，他们谈论的话题也在变。我为什么会留意呢？因为我老爸94岁了，我老婆和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他，至少两天要带一顿饭去，老年人在谈的话题，我送饭过去的时候就会观察。他们还谈现在的社会主义好，好到什么程度，都是实话实说的。现在年纪大的人，农保最少的都拿1000多块钱，生活来源早就足够了，生病了也有医保，作为子女来说，烧几个菜过去就可以了。尤其是像我爸这种，区政府也好，村里也好，过年过节都会去慰问的，有时候送袋米，或者送个羽绒被，不管怎么样，一片心意到了。倒推到20年、30年前，60岁以下的老头老太都过得一塌糊涂，裤子都是一个裤脚高，一个裤脚低，典型的老农民形象。30年前的五六十岁的人，和现在八九十岁的老头，都是不能比的。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身体都很健康。他们本来就是农民出身的，现在思想也解放了，他们穿出来的衣服，不管怎么样，至少不会是很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为子女争光，而不是为别人争光。如果子女进了你的屋，你身上太臭了，那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对子女的影响也不好。这就是老年人最大的变化。他们现在的素质也不一样了。因为我爸爸在，有时我会到老年活动室去，也会经常观察这些问题。原来印象里，一些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打电话，我坐在四楼都可以听见。现在，情况变了，老百姓经常在交流，老年人也在学文明这一套。过去是父母教育孩子，现在是孩子在教育父母：爸爸，你说话不要这么重，不要这么难听。原来他会骂孩子，现在也很少了，慢慢地也能接受了。
“这都是我所看到的、听到的，的确是不一样了。一些年纪大的人，环境卫生他们也做得很好。在家时的生活垃圾，年纪大的人都会放到指定的地方去，原来都没有这个习惯的，现在人家刚刚扫好地，你敢扔吗？我有时候扔下去，自己也会捡起来，也会不好意思。包括老年人的吐痰问题，慢慢都在改变。像开车时，以前会摇开窗户，随口吐痰，但我两个小孩就会说：爸爸，你怎么能这么做啊！一次两次说过以后，我的脸都会红，因为小孩子在教育我。现在我们车上都放有垃圾桶。现在新的一代在教育老的一代，老的那一代思想已经out了。虽然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这个前提始终是不会改变，但是，新的东西，老年人就要向年轻人学习了。原来老年人走出来，两个鞋子一脱，马路上一坐，像个老法师一样。现在你去看看老年人，真的不会这样了。他穿着拖鞋也好，穿着普通鞋子也好，也是正儿八经地坐着，已经没有过去的这个问题了。这个就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市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生活的方式就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没有新农村建设这种环境，老年人绝对不会到这种层次和境界。假如说在整个社会环境都不抽烟，那抽烟的人自然而然就不会想到去抽烟了。我们村里真的不错，这就是十多年新农村建设的成果。
“吵架的减少在村里最为突出。现在每户至少有80万的身家，邻居之间都很和睦。你去看，现在商品房里有吵架的事情吗？最多有同一单元楼上楼下吵架，关于漏水等一些小问题。30年之前，农村的吵架概率是相当高的。为什么吵架？就为了你的鸡吃了我的谷子这种事情。十户邻居里面，我不敢多说，有三户邻居之间肯定是吵过架的。现在除了外来务工人员打架，纠纷也少得多了，老百姓之间的吵架几乎没有了。原来就是为了一些小事情纠缠在一起，现在小事情也没有了。子女也会说了，邻居之间关系处理得好一点，不要为了小事情去说人家。儿子肯定会说：爸爸怎么了，又不开心了？又跟隔壁的叔叔吵架了？没意思的，不要吵，年纪这么大了，我们日子也好过的，随便了。你晚上没事的时候自己想一想，也会觉得没必要吵架。
“新农村改造以后，实际上邻居相互之间牵扯的利益少了。邻居之间，你在这个门里，他在那个门里，之间最少相差四米，能产生的矛盾少了。原来农村之间，就是门对门的，所以容易吵架。像这种问题，真的要感谢社会主义，感谢党，把老百姓带到这种生活环境里，真的很好。说实在话，现在人都有良心的，以前有嫉妒心、逆反心理，现在，你也一套房子，我也一套房子，大家都住新房子，大家都一样了，等于是公平了。你家生活也好了，我家生活也好了，不会为了几块钱，把你家里东西弄坏，大家思想层次不一样了。能把新农村建设搞到现在这样，政府花了很多精力，村里和市里在共同努力下，把老百姓的事情做好。现在我们村里真的很好，你去问老百姓，10个人里边，9个人都会说好。几十年下来，这是村里最大的变化、最大的成就。现在不管是小的也好，老的也好，思想观念跟原来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市民化了，接下来还要向更高层次进军。”
第三节／为民做实事
李小平说：“我们（吴纪芳）书记来了以后，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一、煤气管道
吴纪芳说：“新农村建设一步到位了。2000年，村里装煤气管道，很多老百姓有顾虑，万一断掉了怎么办？饭煮得半生不熟怎么办？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有突发事件。”
二、闭路电视
吴纪芳说：“2016年装网络电视的时候，对村民也是免费的，280元的年费都是村里交。原来，老年人觉得网络电视、闭路电视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到呀。现在技术进步了，信息化了，老百姓都得到了实惠。特别是老年人，原来机顶盒遥控器都不会玩，通过几年努力学习，现在都说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呀。有一个孙子说：我爷爷厉害了，手机摇摇，肯德基都能吃上了。”
三、医保与社保
吴纪芳说：“为了提升藕池村老百姓的幸福感，村里搞了失土农民养老保险、大病医疗保险。这方面，我们村始终有一条原则：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按照新农村合作医疗执行以外，我们村也可以再补助10％，比如说大病医疗保险60％国家报销，40％个人承担，我们村再补助10％，他本人只承担30％就够了。从90年代初起，村里实行老年人交30元的养老保险，到2000年为止，有失土农民养劳保险。参保时，村民每人还可以享受5000元的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参保补贴。”陈高华说：“我前两年身体不错，劳保都可以拿。有些人说，拿劳保是因为我们拿出钱了。我说，你拿出了多少钱呢？他说：我们有集体资金。我说：集体资金是谁给你的？以前在生产队，有多少钱分你？怎么以前集体资金不分给你？其实全都是国家的东西，你现在是有的拿了，都是政策好，如果不给你呢？对方就无话可说了。”张加昌说：“现在国家这个劳保政策真的好。还有一个医疗保险，农民原本医保都没有的，都是只有社保。现在年龄大的人坐公交车也免费，国家对老年人也是尊重的。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年纪大的人，哪有到处旅游的。”蔡大利说：“我住在这里，也心满意足了。虽然社保是低保，只有1300多一个月，但每个月都有，生病也可以用医保，买点药也可以用医保，这样就够了。”
四、股份制经济合作社
2005年，实行股份经济合作制改造后，村民每年多了一笔股金分红。
吴纪芳说：“2005年开始，建立村级股份制。搞村级股份制改造，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到目前为止，将近十几年了，每年增长10％到15％，到2018年为止，藕池村每人可以分红六千左右。这方面，老百姓也是有目共睹。”
2005年初，藕池村完成了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造，合作社1098位村民领到了股权证，平均每人拥有股金3.5万元。吴纪芳说：“农民贷款缺少担保对象，房子一般也不能用来抵押，贷款难已成为鄞州农民创业致富路上的绊脚石。在藕池村，约有20％的村民有创业的愿望，大部分因为贷不到款而未能实施。”与社员们多次商量后，吴纪芳想出了股权质押的贷款办法。鄞州农村合作银行接受了这个建议，允许最高贷款额度达到原始股金的90％。股权质押给银行后，农民社员仍能享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每年的分红。股权质押贷款解了农民创业的燃眉之急，村民郭成科用家里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作抵押，从银行贷到了16万元创业资金。他的小运输公司一下子添了两辆车，生意都做到杭州、上海去了。吴纪芳说：“通过几年努力，老百姓也看到了，藕池村目前村级存款有将近1亿。2016年下半年，将八千万固定存起来，用大额储存来增加村的经济收入。现在利息比原来翻了将近一倍。原来基准利率一年是2厘，我们跟宁波银行、鄞州银行谈好是3.975厘，增加了1.975厘，八千万，就多了将近160万，可以提升村里各方面的福利和老百姓的待遇。这些福利一定要持续，如果不持续，老百姓就不愿意了。一定要对得起党心，对得起良心，更要对得起老百姓。”
五、多项奖励
吴纪芳说：“村里经济发展也不能忘记老百姓，村富民富。藕池村现在分红，去年人人都有六千块，特别是老年人都很感谢党、感谢政府，这些以前藕池村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一是失土农民养劳保险，一个月有千把元好拿。二是老年人有额外补助，比如重阳节每人补助500元，80岁以上1000元，90岁以上2000元，100岁以上奖励10000元，提倡尊老爱幼。过年，村里对老年人也比较关心，除了500元的红包，还有其他福利，包括水果、食品。”吴升月说：“村里对老年人待遇也很好，春节、老年节、中秋、三八妇女节，都有东西发。”三是村里对大学生的扶持力度大，考上本科的学生每人奖励3000块，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大学生。四是对不同党龄老党员和担任过队长以上老干部实行工作贡献补贴制度。藕池村有今天，他们功不可没。村里好了，更不能忘记他们。1998年，吴纪芳在党员村民代表会议上提出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村民代表马善祥说，他们以前奔在前头，拿拿零头，群众都看在眼里。当年，女年满55周岁、男年满60周岁的老功臣拿到了第一笔补贴。2013年，村里第二次提高了补贴标准：党龄补贴5元，生产队长7元，支委9元，村支书11元，重合的就高发放。按此，当年领取补贴最高的达4750元，18位老功臣共领取了6万多元。吴纪芳说：“村里记得他们，他们也非常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拆旧村建新村，这些‘功臣’敢说真话、公道话，给了村里很大的支持。”这是稳定农村基层的一种有效做法。
六、产业的调整
吴纪芳说：“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种养业，建大棚41亩，养殖园69亩，农业基本设施已建路渠沟等配套设施。藕池单纯从事种植、养殖的人，现在没有了。农民搞种植业、养殖业，缺技术、缺信息、缺资金，发展也比较难。当时其中有一户吴文龙，养殖兔子，当时是1995年，他养了3000多只，结果畜牧中心药配错了，一个星期，全部都死了，看着心真的是很痛的。农民在养殖业、种植业方面现在还是和以前一样，一部分靠政府补助，农民钱是不好赚的。藕池原来开出租车的很多，现在出租车生意也不好做，老爸做出租车生意，儿子肯定不做，因为太苦了。另外有安全问题，出租车经常被抢劫。藕池原来杀猪的人很多，现在讲环保不允许集中屠宰了，再做杀猪的生意，利润就很少了。现在土地没有了，藕池人就做一点小生意。现在很多年轻人出来，自主创业也比较多，不像过去做一产二产，现在都从事三产。很多大学生自己搞代销店、网店，包括到轻纺城开店。还有一部分人是靠村里养着的。2015年，当时给五千一个人。原来一亩田有两千块的纯收入就不错了，十亩就是两万块，不过要种、要摘、要管。村里合作社的股份分红，也是每年都可以拿的。
“当然，也不能全靠村里给，村里给的只是一点，关键还是靠你自己去努力，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奋斗，自己不奋斗的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呀。现在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年轻人都在想办法赚钱。大学生能力也强了，各种产业都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了。一部分大学生，如果老爸是开公司或者是开厂的，很多都回来接班。藕池很多村民子女大学毕业以后，都子承父业了。我算了一下，将近有二十家企业，都是由第二代来经营了。另外，也可以到外面公司打工。”
七、土地的征用
藕池土地的征用，始于机场路建设。当然，数量不大。杭甬高速公路建造时，又征用了部分土地。最大的土地征用是姜苏村地块，因为机场高架路要建新的收费口，时间在2014年左右。
郭成祜说：“不同时期，土地征用价格是不一样的。当时土地很便宜，我们好像是卖8000还是10000块钱一亩。造高速公路、机场路时，是15000元一亩。我们藕池村当时的土地，有大占田，还有自留地呢，那时候我们有将近1500亩田。后来通达公司开发了房地产，还有高速公路、机场路开发了，我们一半的土地被他们拿走了。当初不管你12万一亩也好，9万一亩也好，15万一亩也好，到我们村里面只有两三万的。这个钱区里面要扣，镇里面要留，等到我们村里面，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土地上基本上都是有农作物的，如果早一点通知还好，农作物可以不要种了。如果临时突然要的话，还要赔偿农作物，所以村里这个3万其实也不到。最后到农户头上，也没什么钱的。
“后来姜苏自然村的土地拍卖，9万一亩，一共193亩田，还有里面的农作物，赔3万一亩。两者相加，近2300万。再加在姜苏自然村老房子9000多平方米，也得到了赔偿。当初村里的规划是想开发一个楼盘，弄个高档大酒店，出租给人家。姜苏被征用后，村合作社就有钱了。这大概是2014年的事。目前，板桥还有近150亩田。”
李小平说：“当时村里规划也做过了，分了三个区域，当时藕池定的是居民住宅区，藕池这个自然村做居民住宅区；板桥自然村拆了以后做工业区，姜苏这个自然村拆了以后是农业示范区，当时规划部门给我们村里做了三个区域，就是工业、农业、住宅区。现在改掉了，没有多长时间，姜苏自然村被他们拿过去做机场高架收费口了，这里就被征用掉了。板桥原来规划是做工业的，现在也不允许了，海曙区要把它做成公园。藕池成了海曙区的门户、宁波城市的门户，所以不能搞成工业区。这样一来，又要损失了，本来可以收租金的。”
八、经济纠纷
吴纪芳说：“经济上纠纷还是有的。个别企业主搬出去时有心机，把设备晚上偷偷拉出去，欠村里几十万租金不交，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呢？就导致了纠纷。土地纠纷也有，原来我们村好心，为了发展规模企业，土地一定要5亩以上才给。2007年、2008年的时候，土地从原来几十万涨到几百万了，企业主认为到这个土地是他的，要过河拆桥了，把土地占为己有了，这不可能呀，村里怎么办呢？就打官司，一直打到省里。当时我们也比较担心，土地被他拿去，我村损失几百万钱呢！不过，法律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法院人员来调查，我们明确说明，当时也是好心，看他钱拿不出，我们村里给他提供土地，以后有钱了再说。最后，当然是他输了。从村里来看，还是要依法行事，不依法行事，没有经过民主公开程序，肯定不行。在市场经济中，出纠纷是正常的事情。”
第四节／环境的治理
在环境的治理工作中，涉及工业区环境治理与生活区环境治理两大方面。吴纪芳说：“作为村支部书记，我自己也在想，原来就是田种好，国家的粮食任务完成好，老百姓口粮留足。现在环境、卫生、乱停车，都要管。”
吴纪芳说：“总体规划中，老工业区、板桥新工业区都要严格控制，污染严重的、噪声比较大的企业，这些我们不引进。到目前为止，藕池村企业中有一定规模的，有塑料制品、不锈钢、服装、食品、缝纫机行业，应该说各类企业都比较多。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老工业区到目前为止，一共使用了52亩土地，大部分企业都是老厂房，这次党委和政府也比较重视，积极改造。原来档次比较低，土地利用率比较低，村级回报也比较低。现在进行老工业区进行改造，目的是改变藕池村面貌，同时也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藕池村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新农村建设完成了，办公区也建立了，老工业区也打算改造，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一步一个脚印。
“重污染企业、重噪声企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前几年重污染、重噪声企业一方面是用小锅炉，会‘嗡嗡’响；还有提炼的时候会有污染。现在只有污水问题，对空气基本上没有影响了。政府要求小锅炉2015年前要全部拆光，政府拿钱来拆。噪声污染方面，如果有，老百姓会举报。现在关键是污水问题，特别是不锈钢厂的污水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在割钢过程中，一部分机油会通过下水道出来。我们也比较重视，等鄞西污水处理厂弄好，基本上都要统一处理了。缝纫机生产厂有的污水，流过来以后，通过药化剂处理，有一部分要渗出来，当时截污纳管没有做好，但去年已经接好了。现在执法部门、专业部门都是科技执法，用‘电子狗’，哪里渗透，一查就知道。如果没有这么先进的科学技术，企业也不服的，你说是他渗的，他说隔壁修理厂也有污水的，怎么就是我渗出来的。现在可以拿数据出来说话。
“之前搞‘五水共治’，通过几年努力，确实河水也清了，天也蓝了，一部分污水纳管了，一部分也被禁止掉了，重污染的漂染厂、印刷厂都关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再说，万一被群众举报，工厂都开不下去了，所以企业法人这方面的意识强了。政府监督力度也大，确实投入力度也大，光建鄞西污水处理厂就要花20个亿。”
李小平说：“2016年我们老书记就走了，然后我接任书记。书记走了以后，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处理。村里到目前为止，发展空间比较少了，就是在制度上做一些完善。我想发展，可是大拆大建、新农村建设，这些都已经完成了，我就决定将老厂房进行改造。藕池有两个工业区，一个是老工业区，在藕池；另一个就是板桥工业区，是新的。板桥工业区相对好一点，藕池工业区主要是低小散的老企业，污染严重。旧厂房改造任务也很重，压力很大。要把他们搬出来，最麻烦了，但没有办法。为什么要改造呢？这个厂房最早是吴安光书记时造的，当时也很便宜，80元一平方米、100元一平方米，差不多30年了，随时随地会发生安全事故。镇里提出改造，在我们藕池试点，要把老厂房里的企业搬出来，从去年开始已经在做了。镇里叫荣安房产来开发，我们出土地给他，他们把厂房拆掉以后，造起来，再租给别人。跟村里是这样算的，我们工业区原来一年上交大概70万，房地产公司租期15年，每五年提升20％的租金，第六年等于能收84万，10年翻一番，15年再翻一番。15年以后，这些财产（投资大概有6000万）归村里所有。这样做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一，安全问题。如果房子坍塌了，里面有人的话就会被压死压伤。第二，整理了一批小的企业。因为那边企业都很小，五六个人家庭工厂很多，环境污染也很严重，这次都整理掉了。第三是环境卫生问题。这个问题之前没有考虑，原来污水管也没有规划过，环境一塌糊涂。这次全部要做起来，大概要规划30亩土地。农村的工作，一点点事情全部都是村里做。”
吴升月说：“李书记生活方面很低调，我生活在村里，平常听大家说起，都说李小平各方面比较节约，自己也比较低调，不像一些领导大搞铺排。作为领导，各方面都要做带头人。有些领导工作不太会做，有事情要跟他商量，也推得远远。我碰到几个事情，让他去上面问问看，他总是推，办实事比较少。”
近二十年发展下来，藕池村硬件基本上完成了，剩下就是软件怎么样提升的问题，农民怎么样市民化，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李小平说：“这个问题是今后发展的重点。现在有几件事，比如说卫生习惯，我们好好的房子分下去，但老百姓卫生习惯相当差，乱丢垃圾、乱堆放。党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三番五次提出来，环境卫生要共同管理、共同参与，村里干部也费了很多精力，都没有用，老百姓不理解。一定要他们把这些东西拿掉，他也会拿掉，有些人会说我要用来赚钱的，不肯拿。前面几年，藕池样样都改好了，就是卫生这块，老百姓不理解。要有制度，没有制度不行。去年镇党委提出来‘环境洁美我带头’活动，要求党员村民代表参加，我们选择了25个人，戴个红袖套，到各村里去，在包干范围内查环境卫生。有些老百姓不理解，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早两年门口摆得一塌糊涂，家里也摆得一塌糊涂，跟原来住老房的时候一样，这是思想观念问题。我原来的小学老师，他老太婆没有了，前年我问他，卫生间七八个水桶做什么，他说是不舍得用抽水马桶，嫌浪费水，还是用水桶冲节省。人家丢的垃圾，他都捡过来放在家里。他在门口放衣服，我就跟他说：你别弄得一塌糊涂，买一个洗衣机过来。他说：第一，洗衣机我不会用。第二，这用电很厉害的。”
郭成祜说：“以前还是鄞州区，上面拨下来钱，给藕池居委会外墙和下面下水道全部修理过。如果拆掉的话，根本拆不动。因为造那个房子的时候，是哪个地方有空就建在哪个地方，是以挣钱为目的的，没有好好地规划。后来就没有办法改造，如果改造的话，土地就不够了，只能重新搞一下。现在相对漂亮一点了，外墙刷过了，下水道重做过了。以前还要差，经常臭气熏天的。当时有通达、天地、恒江三个房地产公司来开发，协调工作也比较难。”
第五节／市场与礼堂
吴纪芳说：“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花了将近一千万。红事，藕池村在礼堂里搞得比较早，白事家家户户都在自己家里办，因为农村房子比较大。红事原来是在老年活动室搞，地方比较小。农贸市场（老百姓习惯到老新村买菜，路也很远）现在有3万多人，农村来说，一般有8千人就是规模市场了，我们下面弄市场，上面弄一个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我们都给它规划好了，里面是村史馆，做成像农村博物馆一样的，目的也是为了老百姓。在文化礼堂办婚礼，派头不会比在酒店里差。农村结婚，起码吃三顿，一定要有场地。我走之前规划全部都做好了，图纸也设计好了，领导也比较重视。浙江省对文化礼堂、乡村振兴比较重视。到国外去，农村像城市，城市像农村。现在来看，弄得好的村确实好，像城市一样，多清爽呀。”
2019年1月18日，文化礼堂正式落成。
第六节／日常的管理
吴纪芳说：“做农村的支部书记工作，我认为关键是三个事情：一是建立机制，二是帮助村民富裕，三是提高村里的收入。”
村主任徐建波说：“我2000年刚进村碰上了1999年计划开始的旧村改造，刚开始是造房子，先从空地造房子，造一些整改一些。2000年开始做农业社长，就是现在的村长。农业社长是管田的，刚开始不适应。来村里之后，人已经改变很多。那时30岁出头，到村里第一年，也会与人发生争吵，对领导角色还不适应。当时藕池村有1000多亩粮田，还要上交公粮，相当于国税。等我社长当了2年之后，就是2002年，公粮就免掉了。公粮免了之后，我压力就轻些了。因为交公粮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内完成，有些村民不想交，我们也要去做工作，有些人很可怜，每亩田种的不多，连公粮也交不出。在社长里面，我也算年纪大的了，工龄20多年。公粮不交，事情也不小，95％的人都很自觉，会上缴，大家都有缴纳的意识，很少人会赖的。只偶尔有的困难户缴不出，这种情况比较少。我当社长，拖拉机、农田等都归我管，至今我还当着社长，就是职权越当越小。
“我刚来的时候，土地有1000多亩，到现在只有100亩的土地。变化的过程非常复杂，有些造房子要拆迁，要做工程，土地被征用，要赔偿，都要去处理好。以前都没有赔偿标准，我就要去谈判，百姓希望多赔偿点，我希望少点。之后，村里出了一套标准，在拆迁时，树、菜、棚等都要赔偿，这些工作都是由我来协调。
“建设工程质量，我也要管，水电、闭路电视等建设，我要先与别人联系好。当时我们村里的电工装电线，由于专业安全意识薄弱，全村都从一根电线接入，一断电就会全村都停电。后来供电局有新的标准及规划，要求分线接入，要不然不能装电表，电工与供电局沟通不好。为了配套设施建设好，我就去再让供电局做规划，这是个大工程。这是2002年、2003年的事情，大概花了400万，配套也算做好了。
“任何事情都要管，要检查各项工作，这就是村长的责任。现在主要民生这块最重要，比如百姓残疾、生病补助。村长也要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这个活动，专门补助困难户，我们古林每年都要发放补助700多万。从2018年开始，又出了新的政策，凡是有农保的农户去医院看病，住院花费5000元以上，村里可以报销10％,1万元以上报销15％,2万元以上报销20％，最高可达30％，最高额度补助2万元。慈善一日捐我们有存基金100万，利息6万元，利息均补助困难户。
“现在，我当村长一年还不到。以前做社长事情比较多，旧村改造、土地赔偿、造房子、搞配套，什么事情要管，旧村改造完毕之后的二三年是比较空的。后来当了村长，事情又多了，现在要管安全、环保、卫生等，不过现在计生不用管了。说事情样样都有，还是安全最重要，最近我们也在查安全问题，任务已经分配下去了。在村里工作习惯了也还好，最烦的是老百姓不理解，心情会很郁闷。
“以前鄞州区政府在江东，没有直达的公交车，我们去要花一个多小时骑自行车，很不方便，后来有汽车就好点了。现在已经基本不用去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基本建设都已弄完。海曙区是城市化的，鄞州区则有点农村的感觉，海曙区任何事都很仔细，做过的事情都要存档，开会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像我这种在农村干出来的，现在搞城市化与社会化，感觉有点脱节了，电脑技能等方面跟不上了，但是工作经验还是丰富的。”
文书郭成祜说：“现在日常管理，看起来似乎是简单了，只要管人了，其实，仍是复杂的。村委会的话，经济上还是要管理，和居委会不一样的，村里还有一个合作社。居委会的话主要对接物业公司，管行政方面的东西，经济事务的话都是物业公司出面负责，比如修东西等。村里的话，全部要管的，上面的众多部门，农办、清洁办、计生办，到我们村里就一个办了。除了计生工作由妇女主任管外，其余的东西就都需要我和书记那里承担。鄞州区刚刚合并到海曙区的时候，那边的部门是专门管居委会的，对农村根本不了解，所以当时这些基础资料都要交上去。我们现在有一些报表，都是网上传的。
“村委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以前是命令型的，现在是服务型的，村委会大厅那么多人就是服务村民的。服务是难做的。人家会说在村里上班好，其实在村里上班，还不如在企业上班单纯。百姓百姓，就是有百条心，一个人一种说话方式，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平时说话聊天，也要掌握他们的心理，说不好的话，他们就要骂你了。他们认为你们村里面应该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实际上，我们也是为他们服务的，有些人不会理解的。在村里上班跟在单位上班不一样。村民吵架，我们都要劝。在2005年以前，打架打到住院什么的，我们也都要管。现在，人的思想也慢慢转变，素质也提高了，打架少了。”
这十多年，村里的变化和职业的变化反映了从农民市民化的一个过程。徐建波说：“农民这个概念是没有变化过的，农民家里都有农具，因为以前他们种田种惯了。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领导的素质提高很多，生活水平提高了，基础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村里也有很多福利，比如大龄青年都是有补助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张杏芳说：“我们每个月什么事情都要汇报，要有党员的样子，要争先进的。我们老党员认为，对新党员应该要稍微严格一点，不要有无所谓的样子。现在党员也没有什么工作好做，支部应该考虑给老党员一点活干干，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
回顾藕池村近四十年的变迁始末及其内在逻辑，可以发现，有几大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道路的修筑，交通的逐渐便利，使之城区化。二是人才的引入，使村子抓住了工业化机遇。三是人才引进，使村子抓住了城市化的机遇。农业、农村消失的过程，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成功的过程。原来的郊区农村，通过城市化，彻底解决了三农问题，实现了乡村现代化建设。经商出身的外村人布政乡书记张世生、藕池村书记吴纪芳，抓住了这发展机遇。这就是外来人才的眼光、决策的优势所在。
新村成为全新的城市社区。现在看来，新村改造以两层楼为主不是太成功。如果是直接建高楼，土地使用率会更高，村的经济实力也会更强。不过，高楼不太容易为中国人接受，住惯了一楼或两楼，突然要村民住高楼，他们也不太适应。后期的大龄青年婚房的建设，也走了高层路线。最终，藕池村靠姜苏收费站建设的机遇，赢得了股份合作社雄厚的积累资金。
未来，它不再可能有大的发展。板桥工业区要成为花园区，只能进一步改造藕池老工业区，维持现状，进一步城市化而已。除非进入另一个改建时代，全部改成高楼区。藕池小学建设似没有跟上新村居民教育需求的提升步伐。村民观念也没有完全跟上城市化步伐，这一代老农民消失以后，也许会有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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