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一、赵宏海为书记
1983年，藕池大队改为藕池村。1983年4月，江根星退休，赵宏海为书记，吴安光为村主任，徐定良为生产合作社社长。此前的1980—1982年，徐定良为大队长。
徐彩宝谈及丈夫江根星时说：“他书记当了这么多年，人家拿东西来，他都不要的，鸡蛋拿过来也不要。如果送了一只手表过来，那真的是要生气了。人家叫他去吃饭，他还会讲：吃什么饭？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这一点思想是非常好的。儿子要去厂里，也不让去，说就这样种种地就好了，不用去。”江根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老书记。
老书记赵宏海回忆说：“我书记当了三年，到1985年不当了。那时候薛家有一个种子厂，公社党委书记是张世生，他到我们村里做工作，意思是礼嘉桥、方家耷、藕池三个自然村弄一百亩田，种桃子，种出来给那个厂里。当初我是不同意，藕池土质非常差，种稻产量都没有。如果说种桃子的话，没有一两年，肯定没有收入。张书记说我小农思想，没有市场经济观念。就这样，我与上面闹矛盾了。没过多少时间，大概一个月，就把我调掉了。他的意思，让我到俞家大队当书记。我说调掉没有关系，我不去俞家。拖了一年，他说机遇来了，去插企业，我给你安排好了。那时候我想不去，但他一直来说，我就插企业去了。我是1986年去的，去厂里做副书记。后来厂转型，转给个人了，我就走出来了。又给我安排到电熨机厂，我做了一天就跑了，到外面打打工。据档案，1985—1986年，赵宏海在村保温建筑材料厂工作。李小平说：“赵宏海书记这个人做事情很实在，话也不多说的。当时藕池人说，上一辈的性格比较实在。旁边村有的书记很活络，我们村这种人基本上没有的。”吴安光说：“张世生书记做事是军队作风。”据吴安光简历，他20岁（1974）时，大队分小队了，分到种子队去干活，在种子队里做了三年。
1975年底，到张家潭村参加工作。1977年1月，入党。1979年，到工作队，担任陈横楼工作组长。1980年，到种子队当队长，同时，兼大队治保主任。1979年到1980年之间，当了一届支部委员。一届支部委员当完以后，第二届又选举了，结果支部委员也落选了。等隔了一届以后，又给推选上了，又当支部委员。
“1982年，承包翻砂厂。1983年，叫我当村长。当村长的话，翻砂厂就不能承包了，就给别人弄了。1983年，担任村主任，当了两年。当时一边当村长，一边到公社培训班里去培训，读书也没有读几个月，大约半年。”
二、李阿凤退休
1983年，老妇女主任李阿凤退休，于春玲为妇女主任。于春玲说：“村里老妇女主任56岁了，从年轻干部上来的张世生书记在乡里开会，就问了：你们藕池村年轻的人难道没有了吗？当时，藕池村也需要招收小学老师。村里几个领导经过开会讨论选定了我，有两个位置让我选：是当小学老师还是当妇女主任。我想，当老师的话，我学历不高，当时也只是初中生，教学吃力，那我就选择了妇女主任尝试一下。当上村妇女主任是1983年的事，阿凤嬷嬷带我到葑水港开会，这样慢慢带了我一段时间，就把事情全部交给我了。”
1984年，李阿凤正式退居二线。李阿凤说：“我当妇女主任，是国家委托我办事，大队书记让我去干我就去干，我文化不高，记忆力很好，有的事只能让别人讲给我听，然后我跟群众讲讲，就是传话，别的事也不会做。”于春玲说：“阿凤嬷嬷人比较直爽，一是一，二是二。我刚来藕池的时候，与她接触不多。后来当了妇女主任，她带我去开了几次会，在村里大家都比较尊重她，开党员会议时，说话也比较实事求是。我们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情。我接她的班之后，她就退休了。我第一次跟她去开会的时候，她孙女骑在她脖子上，她走路像跑一样的，我后面小跑跟着。大家都挺尊重她的，她能力也是有的。开会时，一边听，一边还能做些凉帽，赚点小钱。她家里有四个儿子，都省吃俭用的。老嬷嬷一生蛮辛苦的，我现在经常去看她，她看到我经常跟我说，我奶奶对她很好。”李小平说：“母亲做妇女主任年数很长，55岁时，按照规定要退休了。布政乡有个领导叫她到敬老院去负责，她不肯去。她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外面，都是很优秀很公道的，记得她年年都是先进，评上布政乡的先进也有好几次。”姜爱珍说：“李阿凤在村民中的威信相当高，她虽然没有文化，但会干活。她人实在，讲话接地气，不讲大头话，别人听得进去。”
俞阿秀（秀莲）长期协助妇女工作，她说：“我给妇女主任做做助手，她也不认识字的，以前人不认识字的多了。上头文件下来，都靠口口相传的，口头传达一下，我就去带带头。以前开会很多，一会儿去乡里开会，一会儿去村里开会，活都是靠群众做的，都是靠他们的支持。”
1983年，李小平担任村出纳。李小平说：“21岁，到村里做出纳。那时候村里很穷，企业刚刚开始发展，村里有个出纳叫杨裕祥，铁厂发展了，他就去企业做出纳了，村里出纳他就不当了，让我来做了。那时候村里有工分，出纳是六级，还有四级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出纳做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左右。那时候办公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藕池大厦那边，那房子是属于藕池工业区，那时候刚刚开发。我跟张会计两个人在新学堂办公。做出纳的那一段时间，我民兵队长、治保主任也在做，都是兼职的。做出纳最大的事情是处理老百姓卖谷，我每日要到段塘去，因为粮站在段塘，每天都要去粮站。大家有谷要卖给粮站，粮站称好以后，给一张纸，写了某某人谷多少斤，多少钱，钱要到村里去拿，老百姓就要来找我拿，我再到银行去把钱拿出来付给老百姓，每天基本上都没有空。那时候做出纳，村里没有别的事情，因为没有钱，支出也没有，就是卖粮食那段时间忙。像村里菜籽收了要卖菜籽，都要经过我们这个渠道，卖给粮站，每天都有人卖，所以我每天都要去，结账要到我们村里结，粮站直接把钱打到我们村里。那时候也不多，大多一次几十块钱，一百块以上那就是大卖主了。那时候村里有公积金，每年几块。上交公粮，每个人都要扣，提存，收过来放在村里。不像现在，一分钱都不能向老百姓收。此外是麦子、油菜、谷，那时候其他东西也没有。”
三、吴安光任书记
吴安光任书记（1985—1994），藕池生产合作社社长徐定良兼村主任（1985—1987）。
吴安光说：“1985年，公社张世生书记找我谈话了，说这个担子要由我来挑。我说：这我也不行的，年纪轻，没有经验，这个担子太重。那时候，我才29岁。他说：不管行不行，都要上。面对上级领导的信任与托付，我马上行动起来，积极思考怎么干。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既然领导这样说了，那总归去试试看，就这样在村里当书记了。
“村里当时很穷，村办企业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的，一年下来上交的很少，没有钱的。我第一年当书记，村里只有26000元的总收入，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包括几十号人的工资，都在这里了。说难听点，生产队的拖拉机坏掉了，要去修，都要发愁的。当时村里的条件是怎么样个穷法呢？要买一辆拖拉机，钱不够，问信用社去贷款。信用社的主任讲：这个是不能贷你们村的，你们村整个的家产才值多少钱，拖拉机贷给你，你以后还得出吗？我说：不管还不还得出，现在有实际困难，你总归要贷给我。他说：我相信你，你年纪还轻，贷也总归要贷给你。拖拉机就是这样弄来的。就是这样穷的情况下，经过村委与村民的努力，两年后经济情况基本上也可以了。
“开始分田到户后的老百姓重视个人利益，想法多啊。比如说今年承包，要开社员大会，都开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呢？你书记还没有讲话，老百姓老早在讲话了：还讲什么呢，我们老百姓又没有收入的，我们要求是不高的，什么地方的东西没有弄好，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开会，是老百姓发牢骚的机会，不是你讲话的机会。头一两年开社员大会，老百姓都是发牢骚。后来村里也慢慢发展了，老百姓牢骚发的相对来说也少了。
“村里的资金也有了一部分了，那怎么办事呢？当时农民劳保还都没有的，我想既然村里有点钱了，就向保险公司提出，拿出一部分钱，买农民劳保，钱给保险公司。但是这个钱先不用，利息拿来付劳保。我们在鄞州区还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记者都来采访了。以前儿子给父母才50块钱，现在村里是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50块、60块好拿了，这是很好的，是为老百姓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老百姓真的很开心。后来随着宁波经济形势的发展，这笔钱对百姓来说也不算什么了。”
1987—1995年，于春玲担任村主任。于春玲说：“妇女主任我当了两年，我是从慈溪过来的，公公是地主，婆婆是富农，但是大家也默认了，因为我工作能力还是有的，人也随和。公社张世生书记看我有能力，想让我做村主任。当村主任需要投票的，有些人觉得地主、富农的儿媳妇怎么可以当村主任，他们的观念比较陈旧，觉得如果我做了村主任会报复他们。其实这种思想要不得。在选举的那一天，我十分紧张，根据规定半数以上就可以了。我们发了700多张票，有400多张选我，算通过了。1987年，我就通过选举当上了村主任，入党也是在1987年。我在工作期间，当过村长、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当时村里没有集体经济的，80年代我当村长才两年，那会要上缴公粮，公粮缴不出怎么办，我只好去娘家借钱，买好粮食，再上缴公粮。党委一直催促缴，下面的老百姓都不肯，只有村里承担。但是村里又没有钱，那我坐在这个位置，又必须要解决，那只能先垫付一下。我当妇女主任的时候是困难阶段，在这十几年过程当中，藕池村的张世生书记观念很超前，我们整个布政属于东大门，他就提出要建设藕池新村，当初居委会还未成立，要藕池一定数量的人家聚在一起，才能批居委会。这整个过程都是村里管的。这里造房子的时候，包工头、民工吵架打架很多，而我刚刚好住在这里，晚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地来我家，要我处理这个事。当时治保主任、村长都是我，我无法推掉，重大事情可以叫派出所，一般事情都是我自己处理掉。新村建好，居委会还未成立，这段日子真的难熬。
“后来搞新农村建设，村里事务也是繁杂的。在工作中碰到的事情也不少，比如村里的电费付得多，问老百姓收来的少，相差很多，就要清查了，于是叫来了村民组长、电工召开紧急会议，全程都是保密状态，查出来之后发现偷电的人很多，每户人家都有借口。那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不处理是不可能的，但面子还是会给百姓的，找个借口，就说可能是关门太重，导致保险丝脱开了。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给了台阶下，把电费补足就好了，罚款也不用交了，通报也不出了，圆满解决了。又比如说藕池有几户人家吵架、打架了，人受伤了，大家都说自己有理，受伤方的医药费要四十几元，我暗自拿出了以后就跟打伤方讲，他嘴上说不赔，但是也知道自己不对，医药费后来就还给我了。收了医药费的人家，觉得对方也上道的，钱肯出，证明自己知道错了，双方之间的敌意会慢慢淡化的。随着岁月的流走，他们和好了。后来他们讲起这个事情，才发现原来是我出的钱。在村里短短的12年，1985年刚当妇女主任工资只有20元一月，外面的人都说在藕池我是大材小用了，我说再做个几年，也算有个交代。”
1986年，李安明担任副书记。担任了一年多，主持村中工业工作。
1988年，洪康华担任村副书记。洪康华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退下后，去布政公社提炼五金电器厂当书记。后来到布政建设工程队当书记。吴安光说：“后来党委派洪康华来村里当副书记，原来他在社办厂当厂长。党委张世生书记跟我说：安光，他年纪也大了，到你这里来吧。他会讲话，也有文化水平，到你这里来做个搭档，应该比较理想。乡领导既然这样讲了，我也没有办法。这样，洪康华到村里当副书记了。”两年以后，村里讨论，让洪康华办轧钢厂。
1989年，徐定良调到布政乡工作。1990年，葛小其接任社长。1991年底，徐定良再次回来担任社长。葛小其说：“在1990年，我们村里有个社长年纪到了，要退居二线，我就到村里来了。最早是大队长，后来名称换成了社长，事情做的是一样的。村长管社区的安全、计生等方面，社长就是以前的大队长，就负责农业，去看人插秧、如何除虫，荒地问题也要解决好。旺季每天都要去看，生产要按照进度来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公粮要交足。我们村里也有很多人外出打工，不想种田，就叫外地人来种。等我负责时，我们的前任社长已经叫了很多外地人来种。有段时间，外地人也叫不来，是因为政策关系，要保持村里农民的收入。改革开放以后，去外面打工的人更多了，实在不行，村里就想办法，派党员、共青团员一起帮助种，可以承包的话就承包掉。如果村里有人要种空置的地，也给他们种。
“我负责了两年左右，不想做了。一个是因为工资太低。当时厂里和村里的收入不一样，村里收入低，厂里的收入高。新村刚开始要准备发展，老书记跟我说，两者的收入是差不多的，于是我去了村里。村里事情比较繁杂，经济条件差。干完一年之后，干部考核发了2900元，但当时我们在厂里的工资是3600元一年，相差700元。我管农业的还要打7折，书记是发全部，社长、村长打7折，会计、出纳是8.7折，村里当时就这5个人。二是村里的事情太繁杂，以前的农药、化肥都是分配的，不是在供销社随便买的，多少化肥过来，都要去分配好，村里没有钱，拖拉机坏了要去修，都是靠信用社的贷款，靠个人的面子去贷的。我们藕池村没有资金，我要想办法贷款。”
1983年，藕池大队改为藕池村。1983年4月，江根星退休，赵宏海为书记，吴安光为村主任，徐定良为生产合作社社长。此前的1980—1982年，徐定良为大队长。
徐彩宝谈及丈夫江根星时说：“他书记当了这么多年，人家拿东西来，他都不要的，鸡蛋拿过来也不要。如果送了一只手表过来，那真的是要生气了。人家叫他去吃饭，他还会讲：吃什么饭？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这一点思想是非常好的。儿子要去厂里，也不让去，说就这样种种地就好了，不用去。”江根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老书记。
老书记赵宏海回忆说：“我书记当了三年，到1985年不当了。那时候薛家有一个种子厂，公社党委书记是张世生，他到我们村里做工作，意思是礼嘉桥、方家耷、藕池三个自然村弄一百亩田，种桃子，种出来给那个厂里。当初我是不同意，藕池土质非常差，种稻产量都没有。如果说种桃子的话，没有一两年，肯定没有收入。张书记说我小农思想，没有市场经济观念。就这样，我与上面闹矛盾了。没过多少时间，大概一个月，就把我调掉了。他的意思，让我到俞家大队当书记。我说调掉没有关系，我不去俞家。拖了一年，他说机遇来了，去插企业，我给你安排好了。那时候我想不去，但他一直来说，我就插企业去了。我是1986年去的，去厂里做副书记。后来厂转型，转给个人了，我就走出来了。又给我安排到电熨机厂，我做了一天就跑了，到外面打打工。据档案，1985—1986年，赵宏海在村保温建筑材料厂工作。李小平说：“赵宏海书记这个人做事情很实在，话也不多说的。当时藕池人说，上一辈的性格比较实在。旁边村有的书记很活络，我们村这种人基本上没有的。”吴安光说：“张世生书记做事是军队作风。”据吴安光简历，他20岁（1974）时，大队分小队了，分到种子队去干活，在种子队里做了三年。
1975年底，到张家潭村参加工作。1977年1月，入党。1979年，到工作队，担任陈横楼工作组长。1980年，到种子队当队长，同时，兼大队治保主任。1979年到1980年之间，当了一届支部委员。一届支部委员当完以后，第二届又选举了，结果支部委员也落选了。等隔了一届以后，又给推选上了，又当支部委员。
“1982年，承包翻砂厂。1983年，叫我当村长。当村长的话，翻砂厂就不能承包了，就给别人弄了。1983年，担任村主任，当了两年。当时一边当村长，一边到公社培训班里去培训，读书也没有读几个月，大约半年。”
二、李阿凤退休
1983年，老妇女主任李阿凤退休，于春玲为妇女主任。于春玲说：“村里老妇女主任56岁了，从年轻干部上来的张世生书记在乡里开会，就问了：你们藕池村年轻的人难道没有了吗？当时，藕池村也需要招收小学老师。村里几个领导经过开会讨论选定了我，有两个位置让我选：是当小学老师还是当妇女主任。我想，当老师的话，我学历不高，当时也只是初中生，教学吃力，那我就选择了妇女主任尝试一下。当上村妇女主任是1983年的事，阿凤嬷嬷带我到葑水港开会，这样慢慢带了我一段时间，就把事情全部交给我了。”
1984年，李阿凤正式退居二线。李阿凤说：“我当妇女主任，是国家委托我办事，大队书记让我去干我就去干，我文化不高，记忆力很好，有的事只能让别人讲给我听，然后我跟群众讲讲，就是传话，别的事也不会做。”于春玲说：“阿凤嬷嬷人比较直爽，一是一，二是二。我刚来藕池的时候，与她接触不多。后来当了妇女主任，她带我去开了几次会，在村里大家都比较尊重她，开党员会议时，说话也比较实事求是。我们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情。我接她的班之后，她就退休了。我第一次跟她去开会的时候，她孙女骑在她脖子上，她走路像跑一样的，我后面小跑跟着。大家都挺尊重她的，她能力也是有的。开会时，一边听，一边还能做些凉帽，赚点小钱。她家里有四个儿子，都省吃俭用的。老嬷嬷一生蛮辛苦的，我现在经常去看她，她看到我经常跟我说，我奶奶对她很好。”李小平说：“母亲做妇女主任年数很长，55岁时，按照规定要退休了。布政乡有个领导叫她到敬老院去负责，她不肯去。她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外面，都是很优秀很公道的，记得她年年都是先进，评上布政乡的先进也有好几次。”姜爱珍说：“李阿凤在村民中的威信相当高，她虽然没有文化，但会干活。她人实在，讲话接地气，不讲大头话，别人听得进去。”
俞阿秀（秀莲）长期协助妇女工作，她说：“我给妇女主任做做助手，她也不认识字的，以前人不认识字的多了。上头文件下来，都靠口口相传的，口头传达一下，我就去带带头。以前开会很多，一会儿去乡里开会，一会儿去村里开会，活都是靠群众做的，都是靠他们的支持。”
1983年，李小平担任村出纳。李小平说：“21岁，到村里做出纳。那时候村里很穷，企业刚刚开始发展，村里有个出纳叫杨裕祥，铁厂发展了，他就去企业做出纳了，村里出纳他就不当了，让我来做了。那时候村里有工分，出纳是六级，还有四级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出纳做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左右。那时候办公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藕池大厦那边，那房子是属于藕池工业区，那时候刚刚开发。我跟张会计两个人在新学堂办公。做出纳的那一段时间，我民兵队长、治保主任也在做，都是兼职的。做出纳最大的事情是处理老百姓卖谷，我每日要到段塘去，因为粮站在段塘，每天都要去粮站。大家有谷要卖给粮站，粮站称好以后，给一张纸，写了某某人谷多少斤，多少钱，钱要到村里去拿，老百姓就要来找我拿，我再到银行去把钱拿出来付给老百姓，每天基本上都没有空。那时候做出纳，村里没有别的事情，因为没有钱，支出也没有，就是卖粮食那段时间忙。像村里菜籽收了要卖菜籽，都要经过我们这个渠道，卖给粮站，每天都有人卖，所以我每天都要去，结账要到我们村里结，粮站直接把钱打到我们村里。那时候也不多，大多一次几十块钱，一百块以上那就是大卖主了。那时候村里有公积金，每年几块。上交公粮，每个人都要扣，提存，收过来放在村里。不像现在，一分钱都不能向老百姓收。此外是麦子、油菜、谷，那时候其他东西也没有。”
三、吴安光任书记
吴安光任书记（1985—1994），藕池生产合作社社长徐定良兼村主任（1985—1987）。
吴安光说：“1985年，公社张世生书记找我谈话了，说这个担子要由我来挑。我说：这我也不行的，年纪轻，没有经验，这个担子太重。那时候，我才29岁。他说：不管行不行，都要上。面对上级领导的信任与托付，我马上行动起来，积极思考怎么干。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既然领导这样说了，那总归去试试看，就这样在村里当书记了。
“村里当时很穷，村办企业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的，一年下来上交的很少，没有钱的。我第一年当书记，村里只有26000元的总收入，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包括几十号人的工资，都在这里了。说难听点，生产队的拖拉机坏掉了，要去修，都要发愁的。当时村里的条件是怎么样个穷法呢？要买一辆拖拉机，钱不够，问信用社去贷款。信用社的主任讲：这个是不能贷你们村的，你们村整个的家产才值多少钱，拖拉机贷给你，你以后还得出吗？我说：不管还不还得出，现在有实际困难，你总归要贷给我。他说：我相信你，你年纪还轻，贷也总归要贷给你。拖拉机就是这样弄来的。就是这样穷的情况下，经过村委与村民的努力，两年后经济情况基本上也可以了。
“开始分田到户后的老百姓重视个人利益，想法多啊。比如说今年承包，要开社员大会，都开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呢？你书记还没有讲话，老百姓老早在讲话了：还讲什么呢，我们老百姓又没有收入的，我们要求是不高的，什么地方的东西没有弄好，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开会，是老百姓发牢骚的机会，不是你讲话的机会。头一两年开社员大会，老百姓都是发牢骚。后来村里也慢慢发展了，老百姓牢骚发的相对来说也少了。
“村里的资金也有了一部分了，那怎么办事呢？当时农民劳保还都没有的，我想既然村里有点钱了，就向保险公司提出，拿出一部分钱，买农民劳保，钱给保险公司。但是这个钱先不用，利息拿来付劳保。我们在鄞州区还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记者都来采访了。以前儿子给父母才50块钱，现在村里是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50块、60块好拿了，这是很好的，是为老百姓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老百姓真的很开心。后来随着宁波经济形势的发展，这笔钱对百姓来说也不算什么了。”
1987—1995年，于春玲担任村主任。于春玲说：“妇女主任我当了两年，我是从慈溪过来的，公公是地主，婆婆是富农，但是大家也默认了，因为我工作能力还是有的，人也随和。公社张世生书记看我有能力，想让我做村主任。当村主任需要投票的，有些人觉得地主、富农的儿媳妇怎么可以当村主任，他们的观念比较陈旧，觉得如果我做了村主任会报复他们。其实这种思想要不得。在选举的那一天，我十分紧张，根据规定半数以上就可以了。我们发了700多张票，有400多张选我，算通过了。1987年，我就通过选举当上了村主任，入党也是在1987年。我在工作期间，当过村长、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当时村里没有集体经济的，80年代我当村长才两年，那会要上缴公粮，公粮缴不出怎么办，我只好去娘家借钱，买好粮食，再上缴公粮。党委一直催促缴，下面的老百姓都不肯，只有村里承担。但是村里又没有钱，那我坐在这个位置，又必须要解决，那只能先垫付一下。我当妇女主任的时候是困难阶段，在这十几年过程当中，藕池村的张世生书记观念很超前，我们整个布政属于东大门，他就提出要建设藕池新村，当初居委会还未成立，要藕池一定数量的人家聚在一起，才能批居委会。这整个过程都是村里管的。这里造房子的时候，包工头、民工吵架打架很多，而我刚刚好住在这里，晚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地来我家，要我处理这个事。当时治保主任、村长都是我，我无法推掉，重大事情可以叫派出所，一般事情都是我自己处理掉。新村建好，居委会还未成立，这段日子真的难熬。
“后来搞新农村建设，村里事务也是繁杂的。在工作中碰到的事情也不少，比如村里的电费付得多，问老百姓收来的少，相差很多，就要清查了，于是叫来了村民组长、电工召开紧急会议，全程都是保密状态，查出来之后发现偷电的人很多，每户人家都有借口。那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不处理是不可能的，但面子还是会给百姓的，找个借口，就说可能是关门太重，导致保险丝脱开了。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给了台阶下，把电费补足就好了，罚款也不用交了，通报也不出了，圆满解决了。又比如说藕池有几户人家吵架、打架了，人受伤了，大家都说自己有理，受伤方的医药费要四十几元，我暗自拿出了以后就跟打伤方讲，他嘴上说不赔，但是也知道自己不对，医药费后来就还给我了。收了医药费的人家，觉得对方也上道的，钱肯出，证明自己知道错了，双方之间的敌意会慢慢淡化的。随着岁月的流走，他们和好了。后来他们讲起这个事情，才发现原来是我出的钱。在村里短短的12年，1985年刚当妇女主任工资只有20元一月，外面的人都说在藕池我是大材小用了，我说再做个几年，也算有个交代。”
1986年，李安明担任副书记。担任了一年多，主持村中工业工作。
1988年，洪康华担任村副书记。洪康华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退下后，去布政公社提炼五金电器厂当书记。后来到布政建设工程队当书记。吴安光说：“后来党委派洪康华来村里当副书记，原来他在社办厂当厂长。党委张世生书记跟我说：安光，他年纪也大了，到你这里来吧。他会讲话，也有文化水平，到你这里来做个搭档，应该比较理想。乡领导既然这样讲了，我也没有办法。这样，洪康华到村里当副书记了。”两年以后，村里讨论，让洪康华办轧钢厂。
1989年，徐定良调到布政乡工作。1990年，葛小其接任社长。1991年底，徐定良再次回来担任社长。葛小其说：“在1990年，我们村里有个社长年纪到了，要退居二线，我就到村里来了。最早是大队长，后来名称换成了社长，事情做的是一样的。村长管社区的安全、计生等方面，社长就是以前的大队长，就负责农业，去看人插秧、如何除虫，荒地问题也要解决好。旺季每天都要去看，生产要按照进度来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公粮要交足。我们村里也有很多人外出打工，不想种田，就叫外地人来种。等我负责时，我们的前任社长已经叫了很多外地人来种。有段时间，外地人也叫不来，是因为政策关系，要保持村里农民的收入。改革开放以后，去外面打工的人更多了，实在不行，村里就想办法，派党员、共青团员一起帮助种，可以承包的话就承包掉。如果村里有人要种空置的地，也给他们种。
“我负责了两年左右，不想做了。一个是因为工资太低。当时厂里和村里的收入不一样，村里收入低，厂里的收入高。新村刚开始要准备发展，老书记跟我说，两者的收入是差不多的，于是我去了村里。村里事情比较繁杂，经济条件差。干完一年之后，干部考核发了2900元，但当时我们在厂里的工资是3600元一年，相差700元。我管农业的还要打7折，书记是发全部，社长、村长打7折，会计、出纳是8.7折，村里当时就这5个人。二是村里的事情太繁杂，以前的农药、化肥都是分配的，不是在供销社随便买的，多少化肥过来，都要去分配好，村里没有钱，拖拉机坏了要去修，都是靠信用社的贷款，靠个人的面子去贷的。我们藕池村没有资金，我要想办法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