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1971年9月，林彪外逃坠机，这件事导致革委会产生调整，洪康华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江根星重新担任大队书记。1971—1972年，姜岳海为副书记、大队长。1973年起，赵宏海为大队长。
  1971年2月，大队下面建立3个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名单是张如芳、俞名（明）福、林德庆。1971—1974年，张昌浩为生产队长。
  1975年时，5个队长分别是吴德利、姜冲德、俞名昌、吴祝庆、张杏芳。
  一、20世纪70年代初的大队
  张国章说：“我一直在村里，最早担任书记的是江根星，我跟他交往比较多。那时候村里穷，过年过节，村民请他吃饭都很少的。他当书记的时候，村里破破烂烂的。后来老百姓慢慢有了电灯、电话，都高兴得不得了。他那时候就是办厂，给老百姓办事。那时候我当医生，村里很艰苦，支出方面也很紧。为了减少开支，江根星书记一边让我当医生，还让我兼做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我都干不过来了，开会老是迟到。后来，就换了其他人。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那时候我的上进心也比较小。
  “书记也想让我到厂里去。1977年，工作队来了以后，镊子厂调人了，让我去厂里做厂长，与我谈过，我说我不干，我还是安安稳稳做个小医生算了。那时候跟我谈入党问题，问我为什么不入党。我说入党做什么，我只不过一个平头百姓，每天过过日子好了。那时候他也很看好我，好几次让我去公社开会，对上面也发发言，说慢慢来，以后好接班。我还是想安安稳稳做医生，我不喜欢去外面。”
  赵宏海说：“那时候我跟老江书记搭档，老江那时候当书记，我做大队长。我在生产队劳动的年数不长，14岁去的生产队，20岁提上来当干部，生产队做了五六年，就当领导了。大队长我是从1973年开始做的。最苦还是当大队长，凭良心讲，那时候最苦。一天到晚都没有在家里坐过，‘双抢’到了，天天在外面劳动，要带头。那时候很苦，没有拖拉机；后来有拖拉机了，但是一个大队1000多亩田，只有一台拖拉机，给谁用好？那时候也没有机耕路，都是小路。我们的田，这边也有，那边也有，河塘边也有，拖拉机转来转去的，有时候不小心会翻倒，那就推起来，修好再弄。‘双抢’到了，一会儿那个人来叫，一会儿这个人来叫。那时候生产队很难弄，有8个队，你想能弄得好吗，8个队只有一台拖拉机怎么弄。一会儿拖拉机又翻倒了，耕不了，那又要起矛盾了。
  “我跟老江书记说，还是让我去企业好了，所以最后两年我到企业去了。那时候也没有特权，当大队长只有2级工分，8级向队里拿。那时候白天开会、夜里开会，没办法。每天开早工，人家生产队开早工，你也要去开早工，早工只有2级。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又没有钱。那时候有很多会，抓生产会是一种，其他会也很多。那时候上级文件很多，文件下来都要学习。”据档案，1982—1983年，赵宏海在村电器绝缘厂工作。
  姜岳祥说：“电灯是1971年通的，板桥是从像鉴桥拉电线过来的。我们用了一年多以后，藕池也接进了电线，是从板桥接过去的。最早是宁波一个阿三师傅说起来的，他是做电工的。他说：你们怎么没有电灯呀？我们那时候没有电的，习惯用油灯。用了电灯以后，大家都说：这怎么这么好！藕池迟一年，那时候是书记江根星做主装起来的。那时候大队没有钱，都是拿工分抵的。”
  二、兴办企业
  1971年，对藕池村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年，大队创办了铁厂，地点在新学堂。张国章说：“江根星书记会动脑筋，想把村里经济慢慢弄上去。铁厂办了以后，村领导又动脑筋，办了镊子厂、翻砂厂，这样村里经济有所好转了。”1971年，乡镇企业的兴起，是一个契机，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乡村也可以办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来的知青进了水平仪厂，活跃的永康五金商人带来了打铁行业。原来的村书记姜岳海及1962年精简回乡的人才徐信定、洪根庆，成为办厂骨干。20世纪70年代办厂，农工杂处，大家作息时间不同，收入不同，导致彼此间的矛盾很大。
  关于铁厂搬至杨家路头的时间，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1971年庙里拆迁造新学堂以后，企业就搬来了；一种说法是1973年地区工作队任队长来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布政至宁波市区的机耕路修通了，方便了藕池村人的出行，马路是当代工商业发展之本，于是，杨家路头位置优势初显，村人便将铁厂迁移到此。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史幼芳也认为，铁厂是在1973年左右搬迁的。
  三、编村简报
  20世纪70年代，“双抢”期间，吴升月老师负责编辑村简报，16开。吴升月说：“老师放假了，要参加农业劳动。后来我没有参加农业劳动了，就叫我编简报。中饭吃好饭到生产队去统计，今天田种了多少，有多少好人好事，像工作汇报一样，然后到学校把材料写好，第二天上半天，用蜡纸刻好印好，然后发下去，明天上半天又这样做了，非常忙。70年代开始编简报，一直到布政并到古林（1992）后，没怎么编了。简报是我们自己藕池村的简报，跟别人没有关系。内容是种田进度、好人好事，村里有什么政策命令也通过简报宣传。差不多要印二十多张，一个生产队一份，还有书记、大队长也要给。快报要每天印，16开。本来每天都要去劳动，这样的话，空了去劳动，没有空不去劳动，也没有关系了。因为快报要刻要印，还要自己排版。那时候老师比较苦，后来放暑假，我们就去学习、备课。开始都是跟生产队打交道。这种简报，有的生产队也有，有的比较少，他们不弄，统计倒是会做。简报有的生产队不弄，我们是书记要我做，他也有眼睛，对情况也知道得比较多，好人好事开会也表扬。那时候队长开会非常多，要布置任务，工作也肯做，也会做，所以领导对我也很好，我也尽力。”
  四、修皎口水库
  皎口水库所在河流樟溪，是甬江水系奉化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四明山对岗岭东部莲花村。樟溪水直接关系鄞西水利，“樟溪不治，鄞西难安”。修水库，是几代人的梦想。水库上游就是大皎和小皎，二皎相汇成皎口，故名皎口水库。1970年5月动工兴建，1973年5月封孔蓄水。皎口水库是鄞县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也是当时宁波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施工主体是由鄞西农民组成的民工队伍。8300多位农民组成15个民工连，由3个指挥所指挥。那时搞的是群众运动，施工方法称之为“土洋结合”，沙砾料、块石开采，浆料运送上坝都是民工做的。民工是按合理负担原则，由鄞西受益区出工的。施工高峰期，每百亩农田出民工四人，共投入劳力958万工。民工在工地劳动，回队评分，工地每天只补给3角钱伙食费。1970年5月4日，皎口水库大坝在红旗簇拥、万人欢呼声中挖出第一铲土，宣告工程正式开工，开始了第一期围堰建筑及基坑开挖。同年冬，开始二期围堰，半年内进行二期围堰及基坑开挖称得上施工中的奇迹。1971年10月大江截流，开始第三期围堰基坑开挖。1972年坝体全面升高。1973年5月大坝封孔蓄水，水库下游开始受益。1974年5月，大坝土建工程结束，实现三年受益、四年建成的计划目标。1975年1月主体工程完工。①
  吴安光说：“我17岁到皎口水库做工去了，18岁回来。为了响应号召，我19岁又去皎口水库，当时一村30人，我就去带班，那时候在是大队里。1970年，到皎口水库，叫我带班，分配干活。”当时，生产队是抓阄轮流去的。包文华说：“以前造皎口水库，在鄞江桥里面，是要走过去的，那时候10多岁，干完以后走到家里，都十点多了。那时候每天要做8个钟头，三班倒的。到家最起码要走6个小时。那时候交通工具是很少的，船最多只能坐到鄞江桥，鄞江桥上往河有的，但是不能撑船。自己就带米过去给食堂，我一个月要吃60斤米，菜就是咸菜汤，赚也赚不到什么钱。我以前去皎口水库，干活不要紧，但是饭总归要给我吃饱的。我吃饭都已经吃得怕了，那时候我已经毛20岁了，家里没有粮食，要挑米过去。我一个人要挑去60斤，家里有时候还可以煮点别的菜什么的，但是食堂里没有别的，就是饭，我一顿饭吃两斤米饭，我就说了，这个米，我7两一餐，吃了不够，又打3两，吃完了也没有觉得肚子饱。人家就问了：你再吃1斤能吃得下吗？以前那个宿舍，不是现在的房子，而是毛竹搭起来的，皎口水库这里，上面盖着油毛毡。
  这边是女寝室，那边是男寝室。那时候没有泥板的，只有毛竹搭着，用报纸糊糊的。”陈高华说：“那时候，我生了儿子敖忠（1968）。等到他2岁（1970），我从生产队走出去，去造皎口水库了。建皎口水库，苦是苦的。不过，我们还好，我们班是车水的。我头一年做时，公社党委王书记找我说：你再做一年，给我帮帮忙，说大方向管一管好了，自己不用做。不过我喜欢干活，那时候车水，力气是有的，可以车两三个小时。我又多干了一年，共干了两年。本来干一年就够了，后来大队带班的不干了，就说让我不要去干活了，来带班管理。”
  五、水库移民来村
  20世纪70年代，曾有一批皎口水库移民进入村中。第一批是皎口造水库时的政策移民，杨志忠（1932—1996）家、庄定根（1935—1991）家、崔述芳（1932—）家、龚加云（1951—）家、方美龙（1932—1985）家，共有五户人家。庄定根来自长砂头村，崔述芳来自长里方村，杨志忠、龚加云来自大皎村，他们1971年迁入。1972年，方美龙从长里方村迁入。杨志忠妻子徐早珠说：“搬出来一开始没有地方住，就在冯家桥头以前开厂的地方先住着，房子造好了再搬进去。一共两间老房子，一间楼房，一间矮屋。”
  崔述芳说，当时政策是小家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于是，他们接受了迁移。他之所以迁移藕池，是因为藕池大队徐信华带班修水库时住在他家，彼此相识了。要迁移时，徐信华鼓励他来藕池大队落户。于是，他全家五口人来到了板桥。来的时候，习惯山区生活的他们，不习惯平原种种田生活。为此，他曾反反复复，心中十分纠结。村里也照顾他，没有让他下田干农活。他40岁来到藕池板桥村以后，开始几年种蚕桑，后来养猪。包文华说：“皎口水库移民，水电是免费享受的，因为他们为水电站建设做出了牺牲。”
  六、工作队进村
  张杏芳说：“1974年，地区工作队来了，那时候每天晚上开会，白天生产。晚上开会，地区工作队来的话，要很主动的。白天生产队的事也好，村里的事情也好，都要去汇报的。那个阶段苦也是苦的，义务工非常多的，晚上开会也没有钱，白天也没有钱。”张国章说：“比较深的印象是地区工作队，那时候有工作队开进来，特别注重成分。我那时候是中农，也不是贫下中农。工作队来了，问老江书记为什么让我在村里做医生。江书记回答了一句话，我们藕池村稍微有点读过书的人找不到。地区工作队也是领导，非常严格。他住在詹家耷，地区工作队要求他每天7点汇报工作，说说今天一天打算做什么事情。那时候搞得比较紧张。稍微有一点贪污受贿苗头，那是不得了的事。记得镊子厂有一个厂长，他有一点能力，经济上有一点点问题，比如说送东西。办厂总是会有一点人情往来，比如说递香烟，送一包香烟也是送礼。后来因为这个，就说他犯了经济上的问题，把他革掉了，请他告老还乡。”
  “富农”张小康说：“工作队来的时候，我在厂里做，肯定要接触人的，有人就说我富农儿子贪污。工作队来了，人家去告了。工作队说：你们厂里还有这样的人啊？就把我叫去了，叫到大队办公室，来自宁波港务局的严组长跟我讲了：张小康，买煤是你买的吗？你老实交代，头上这些字认识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不交代，明天让你坐牢去。我吓死了，当时我家有7个人要吃饭的。我快要哭地说：严组长，我真的没有。他说：人家检举你拿了，如果你没有拿过，你吃总吃过的。我就讲了，我是算过账的，付钱是别人付的，钱我从来一分也没有去碰过。那他说：你总归吃过饭的。我说：我去收煤，我把饭带去的，在人家家里吃饭，人家的菜夹一点给我吃吃，那是吃过的。他说：你还不老实，让你坐牢去，你坐牢要坐吗？我说：我不去坐，不去坐。他说：那你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真的吓死了，就哭了。旁边一个来自银行的女工作组人员跟严组长讲：算了，张小康负担也蛮重的。如果你把这个人吓傻了，吓成神经病了，他怎么做人？他家里有7个人吃饭，他是这家的顶梁柱。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严组长说把付钱的人叫过来。他就讲：你讲我们贪污，你去卖煤的地方去查好了。三年的账算下来，攒了600多块钱。老江书记也说了：我们总共才一个厂，都靠他在撑着。他在厂里，这样那样都做的。这个事情也就过了。二十多天以后，工作组结束工作，严组长跟我讲：张小康，我已经帮你看过了，你在厂里蛮能做的，你对这个厂也蛮有贡献的。我不会来为难你，我希望你在厂里好好地干下去。你以后在厂里好好参与财务，不然，你不会被人讲一句好的。第二个，你以后在厂里适当考虑自己的饭碗。”
  1959—1969年，俞云孝因为会挑选耕牛，屡次到临海贩黄牛，其中为小队买了50只，为别人买了2只，自己买了1只。他在经销过程中，赚了1400元。结果，在1971年12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成为典型，被扣上贪污的帽子，被要求退回款项。1970年还300元，1971年还300元，1972年还400元，1973年后还清全部款项。
  1976年，工作组进驻村中，进行对比教育。包泉德说：“生产队来了一个王姓公社书记，他到村里来搞生产，我们这队因为没有共产党员，他就入我们队了。那天早上他来犁田，我也在犁田，他在我隔壁。因为我的成分问题，我一看他在我隔壁，我想这事情麻烦了，我怎么弄呢？我弄得快，他没面子。如果有什么做错了，要批我破坏生产。我想还是慢一点来，让他在前面去，我在后面，出了什么错也没有关系。我也动脑筋了，就上厕所去了。等我上完厕所回来，他问我：包泉德，你现在每天要劳动，以前你不用劳动，是以前好还是现在好呀？我说没有想过。这怎么说呀，说好也不对，说不好也不对。他一定要我说。我说王书记，你问我以前好还是现在好，我说实话还是假话？他说什么叫实话，什么叫假话？我说讲实际。他说那要讲实际。我说你让我讲实话，我就说实话，以前我不劳动，不过我身体非常坏；现在，毛泽东领导好了，劳动锻炼了身体，在生产队可以挑200斤担子了。没有共产党来，我身体就不好，没共产党，人早死掉了。国民党在的时候，我们晚上睡不着，他们老是要到家里来抢，到下半夜才可以睡。等天亮了，又找你借谷了，农民哪有这么多谷呢。你不借的话，国民党就把手枪拿出来了，只好借。现在是好了，这种人没有了，可以安心劳动了，身体也好了。我说共产党是好，共产党领导好，做像衣服一样，你一丈三尺，我一丈三尺，谁都不吃亏。”

①缪复元：《记忆：皎口水库兴建始末》，见宁波水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