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1959年至1961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1962—1965年，可以称为恢复时期。
一、精简回村
徐信华，1955年10月起，在西北铁路局204工程队当工人。1962年5月，回乡支农。
徐信定、吴升月夫妇，从镇海回村务农。吴升月说：“我们俩人1962年4月下放，到藕池村做农民来了。那时候农民饭有得吃，饭总可以吃饱。他妈妈那时候穷，要饿死了，买细糠吃，是叫别人买来的，里面有点白白的，别人骗她说是米，实际上那白白的不是碎米，是碎骨头。他妈妈吃了以后，大便也拉不出，面黄肌瘦。他走到屋里跟我说，我妈妈要饿死了，我要么种田去。我说你地也不怎么会种呀？他说现在有生产队，没有关系，我跟着去做。他人雪白（皮肤很白），种田吃得消吧？人家也客气，你思想这么好，给你评9级。按劳动评的话，只有6、7级。就这样来了藕池，我也只好跟来。4月来的，粮票带回去，他29斤，我也29斤。他妈妈开心死了，有米了，可以吃饭了。1962年8月，早稻分进来了，我女儿名字取良芬，意思就是粮食分进来了，有的吃了，我女儿1962年八月初四出生。”
张昌浩，从浙江水电水利工程处回村务农，原在公司当电工。
洪根庆，从浙江长广煤矿回村。1956年2月进机械厂，1962年7月回村。
仇友芳，1958年进宁波石油公司，1961年回村。
张彩英，从萧山棉纺织厂回藕池。她是1957年4月招工进萧山棉纺织厂做挡车工的。因为是农村户口，精简时，随夫到藕池居住。
二、“借田到户”
张加昌说：“1962年，刘少奇提出‘借田到户’政策，当时田是集体的，借给你们个人，借去种种菜，种稻了要还，这叫借田到户。”张小康说：“刘少奇的政策来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谁种谁收。一下子会议开了，传达下来，大家很高兴。贫下中农都去翻地种了，当时坟滩很多的，可以种土豆什么的。这个快，几个月就好了，半年够了，就可以翻了。吃的东西又种下去。到1961年下半年，已经慢慢好了。”
三、自留地的分配
1962年生产队开始分自留地了。姜芬琴说：“我是1958年出生的，那时候你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就可以自己用。到1962年以后，有自留地了，房前屋后可以种种了，我们每户人家自留地都种得很丰富的，种向日葵、南瓜、冬瓜，旁边都可以种的，就是这种宅基地。”陈高华说：“那时候自留地分过来，只有600斤定粮，自留地7分8厘，乘以3，才2亩左右。自留地的政策很不好，和现在的股份一样的，生出的人、会吃会跑的人没有股份，死掉的人、火葬场老早都烧掉的人反而有股份。有人死掉已经快10年了，还在拿股份，人家已经在读书的人没有股份。我两个小孩加我老婆，还有我自己，每天都要干活，饭很会吃的；有些人女儿嫁人了，大人死了，他有七八分自留地，种了两三亩，他的粮食就多了，我们没有什么粮食的。”
四、购打水机
姜岳祥说：“1962年还好，下半年就是抗旱，1963年就没有粮食了。农民其实很不好当，没有农具，这个种子还要国家拨下来。早稻种子有的，晚稻的种子已经被晒死了，那就要去打报告，国家发下来。到下半年割了稻子，要去还给国家。国家说不用还了，那还好。那时候稻子种不大的。后来用机器了，那块田好，有打水机了，两个小时，田里水就灌溉好。之前这种田不要的，因为每天晚上你要想，是睡觉好还是去赶水好，不去赶水的话，明天田就晒死。”五、打击经商活动
姜岳祥说：“藕池每两年换一个队长。这里一开始没人当，妇女主任来做也做不好。上面来叫我去当队长，我说我不去，这帮人，我弄不过他们的。他们起来非常早，4点不到，就走出去做生意了，等到种田干活了，叫不来人，所以产量非常低。在外面做生意，称为‘吃龙头’。比如这个东西你在卖，多少钱一个？1毛5分，那买2桶，一桶有10个，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1毛5卖2毛，卖完了再回来。不是只卖一样，比如看见鱼或者虾都会买，反正样样都有的，就这样做生意，做好回来了。做的话，至少5个小时，早上好卖。后来管得严了，队长、书记社长都要抓了。”
姜岳祥又说：“老江书记不住在村里，住在詹家耷他姐姐家。他要了解村里一般事务，譬如村里有多少田，他都要清楚。村里有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也要关注。他来了，会问队长，某人在吧？队长说：不在，到宁波‘吃龙头’去了。他会说，派两个人去找来。‘吃龙头’，是我们这边人的术语，跟小生意有点不一样，小生意是批发东西过来卖。他是看到东西先买来，再卖给别人。不是每天有货，赚得不多的。像这种‘吃龙头’的人，老江是自己出去找。找到了，就说：你好好种田去，没饭吃是大家都没得吃，不是你一个人没得吃。大道理跟他讲讲好，弄过两回，人家也不去了。规定支部开会，每个月3次，譬如说这任务交给谁做，你不做好，我就来看看你是怎么做的。要过年了，那时候有生猪出卖任务，有国家收购任务，有些人动歪主意，晚上把猪杀掉。第二天问他：猪呢，你自己说，到哪里去了？他说：杀掉了。这样，肚子里面的心脏肝脏肺都可以自己拿去了，但白肉要卖给供销社。然后那人说：我思想坏。检讨两句，事情也就算了。那时候饭都吃不饱，有的人在仓库里拿点，队长发现了，也不处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苦。拿过一次，你不责备他，下次他也不会再拿了。你对他好，他也心中有数，一直做坏事的人也没有，那时候也是讲思想的。总要讲好话，生产才能上去。如果你恶来恶去，别人会跳起来了，不给你做了，因为反正就拿你这一点东西。我们生产搞得好，跟领导好大有关系。”
吃龙头，近于“投机倒把”（指倒买倒卖）。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专有名词，就是买空卖空，它破坏当时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所以成为当时的打击对象。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即关于“五反”的指示）要求坚决打击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私设地下工厂、倒卖票证等违法活动”。所以，江书记上来后，每天要关注这些坏分子的动态。非常有意思的是，笔者采访姜岳祥时，他说及“吃龙头”一词，笔者感觉就是做小生意，他马上纠正说，与小生意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当时没有批发市场，物资在个人手中，须从个人手中购得，又复销售出去而已。当时不准个人经商，所以将这些人定为“坏分子”。没得吃，偷生产队仓库的粮食，也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特有现象。
六、没有电灯的时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电灯，用火油灯。姜岳祥说：“那时候用火油灯，下面一个瓶，上面一个灯头，就这样点。火油灯很危险，很难弄的。”说及1962年刚刚到村里的情况，吴升月说：“那时候村里条件很差，有一句老话，说藕池村是牛粪成堆，实际上我们是莲藕的‘藕’，但这时候大家都只记住牛粪。那时候，藕池村牛粪成堆，满路都是牛粪，条件很差，没有电灯。那时候我说镇海这么好，到这里来，点的是火油灯，黑乎乎的。生产队多少苦呀，那时候又没有钱买菜，我们下放到这，只拿了200多块钱，交给村里180块。村里说要交生产资金，不交的话，不能到生产队劳动。那时候也很困难，没有钱买菜，所以要种菜、种豆，他背石头，我提篮，非常辛苦。
“村里坟头多，藕池的坟非常多，大坟头、小坟头，都是坟。学校也是小小的。村里办公室在庙里，我们有个会计，就是张吉安，他的写字台破破的。他的办公室也是在庙里，课堂也在庙里。1962年，那时候人少，学生也少，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后来村里赤脚医生也在庙里。这一座庙等于是村行政中心了。庙里菩萨没有了，都弄掉了，‘文化大革命’弄掉的，庙也是破破的。”
一、精简回村
徐信华，1955年10月起，在西北铁路局204工程队当工人。1962年5月，回乡支农。
徐信定、吴升月夫妇，从镇海回村务农。吴升月说：“我们俩人1962年4月下放，到藕池村做农民来了。那时候农民饭有得吃，饭总可以吃饱。他妈妈那时候穷，要饿死了，买细糠吃，是叫别人买来的，里面有点白白的，别人骗她说是米，实际上那白白的不是碎米，是碎骨头。他妈妈吃了以后，大便也拉不出，面黄肌瘦。他走到屋里跟我说，我妈妈要饿死了，我要么种田去。我说你地也不怎么会种呀？他说现在有生产队，没有关系，我跟着去做。他人雪白（皮肤很白），种田吃得消吧？人家也客气，你思想这么好，给你评9级。按劳动评的话，只有6、7级。就这样来了藕池，我也只好跟来。4月来的，粮票带回去，他29斤，我也29斤。他妈妈开心死了，有米了，可以吃饭了。1962年8月，早稻分进来了，我女儿名字取良芬，意思就是粮食分进来了，有的吃了，我女儿1962年八月初四出生。”
张昌浩，从浙江水电水利工程处回村务农，原在公司当电工。
洪根庆，从浙江长广煤矿回村。1956年2月进机械厂，1962年7月回村。
仇友芳，1958年进宁波石油公司，1961年回村。
张彩英，从萧山棉纺织厂回藕池。她是1957年4月招工进萧山棉纺织厂做挡车工的。因为是农村户口，精简时，随夫到藕池居住。
二、“借田到户”
张加昌说：“1962年，刘少奇提出‘借田到户’政策，当时田是集体的，借给你们个人，借去种种菜，种稻了要还，这叫借田到户。”张小康说：“刘少奇的政策来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谁种谁收。一下子会议开了，传达下来，大家很高兴。贫下中农都去翻地种了，当时坟滩很多的，可以种土豆什么的。这个快，几个月就好了，半年够了，就可以翻了。吃的东西又种下去。到1961年下半年，已经慢慢好了。”
三、自留地的分配
1962年生产队开始分自留地了。姜芬琴说：“我是1958年出生的，那时候你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就可以自己用。到1962年以后，有自留地了，房前屋后可以种种了，我们每户人家自留地都种得很丰富的，种向日葵、南瓜、冬瓜，旁边都可以种的，就是这种宅基地。”陈高华说：“那时候自留地分过来，只有600斤定粮，自留地7分8厘，乘以3，才2亩左右。自留地的政策很不好，和现在的股份一样的，生出的人、会吃会跑的人没有股份，死掉的人、火葬场老早都烧掉的人反而有股份。有人死掉已经快10年了，还在拿股份，人家已经在读书的人没有股份。我两个小孩加我老婆，还有我自己，每天都要干活，饭很会吃的；有些人女儿嫁人了，大人死了，他有七八分自留地，种了两三亩，他的粮食就多了，我们没有什么粮食的。”
四、购打水机
姜岳祥说：“1962年还好，下半年就是抗旱，1963年就没有粮食了。农民其实很不好当，没有农具，这个种子还要国家拨下来。早稻种子有的，晚稻的种子已经被晒死了，那就要去打报告，国家发下来。到下半年割了稻子，要去还给国家。国家说不用还了，那还好。那时候稻子种不大的。后来用机器了，那块田好，有打水机了，两个小时，田里水就灌溉好。之前这种田不要的，因为每天晚上你要想，是睡觉好还是去赶水好，不去赶水的话，明天田就晒死。”五、打击经商活动
姜岳祥说：“藕池每两年换一个队长。这里一开始没人当，妇女主任来做也做不好。上面来叫我去当队长，我说我不去，这帮人，我弄不过他们的。他们起来非常早，4点不到，就走出去做生意了，等到种田干活了，叫不来人，所以产量非常低。在外面做生意，称为‘吃龙头’。比如这个东西你在卖，多少钱一个？1毛5分，那买2桶，一桶有10个，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1毛5卖2毛，卖完了再回来。不是只卖一样，比如看见鱼或者虾都会买，反正样样都有的，就这样做生意，做好回来了。做的话，至少5个小时，早上好卖。后来管得严了，队长、书记社长都要抓了。”
姜岳祥又说：“老江书记不住在村里，住在詹家耷他姐姐家。他要了解村里一般事务，譬如村里有多少田，他都要清楚。村里有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也要关注。他来了，会问队长，某人在吧？队长说：不在，到宁波‘吃龙头’去了。他会说，派两个人去找来。‘吃龙头’，是我们这边人的术语，跟小生意有点不一样，小生意是批发东西过来卖。他是看到东西先买来，再卖给别人。不是每天有货，赚得不多的。像这种‘吃龙头’的人，老江是自己出去找。找到了，就说：你好好种田去，没饭吃是大家都没得吃，不是你一个人没得吃。大道理跟他讲讲好，弄过两回，人家也不去了。规定支部开会，每个月3次，譬如说这任务交给谁做，你不做好，我就来看看你是怎么做的。要过年了，那时候有生猪出卖任务，有国家收购任务，有些人动歪主意，晚上把猪杀掉。第二天问他：猪呢，你自己说，到哪里去了？他说：杀掉了。这样，肚子里面的心脏肝脏肺都可以自己拿去了，但白肉要卖给供销社。然后那人说：我思想坏。检讨两句，事情也就算了。那时候饭都吃不饱，有的人在仓库里拿点，队长发现了，也不处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苦。拿过一次，你不责备他，下次他也不会再拿了。你对他好，他也心中有数，一直做坏事的人也没有，那时候也是讲思想的。总要讲好话，生产才能上去。如果你恶来恶去，别人会跳起来了，不给你做了，因为反正就拿你这一点东西。我们生产搞得好，跟领导好大有关系。”
吃龙头，近于“投机倒把”（指倒买倒卖）。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专有名词，就是买空卖空，它破坏当时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所以成为当时的打击对象。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即关于“五反”的指示）要求坚决打击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私设地下工厂、倒卖票证等违法活动”。所以，江书记上来后，每天要关注这些坏分子的动态。非常有意思的是，笔者采访姜岳祥时，他说及“吃龙头”一词，笔者感觉就是做小生意，他马上纠正说，与小生意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当时没有批发市场，物资在个人手中，须从个人手中购得，又复销售出去而已。当时不准个人经商，所以将这些人定为“坏分子”。没得吃，偷生产队仓库的粮食，也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特有现象。
六、没有电灯的时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电灯，用火油灯。姜岳祥说：“那时候用火油灯，下面一个瓶，上面一个灯头，就这样点。火油灯很危险，很难弄的。”说及1962年刚刚到村里的情况，吴升月说：“那时候村里条件很差，有一句老话，说藕池村是牛粪成堆，实际上我们是莲藕的‘藕’，但这时候大家都只记住牛粪。那时候，藕池村牛粪成堆，满路都是牛粪，条件很差，没有电灯。那时候我说镇海这么好，到这里来，点的是火油灯，黑乎乎的。生产队多少苦呀，那时候又没有钱买菜，我们下放到这，只拿了200多块钱，交给村里180块。村里说要交生产资金，不交的话，不能到生产队劳动。那时候也很困难，没有钱买菜，所以要种菜、种豆，他背石头，我提篮，非常辛苦。
“村里坟头多，藕池的坟非常多，大坟头、小坟头，都是坟。学校也是小小的。村里办公室在庙里，我们有个会计，就是张吉安，他的写字台破破的。他的办公室也是在庙里，课堂也在庙里。1962年，那时候人少，学生也少，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后来村里赤脚医生也在庙里。这一座庙等于是村行政中心了。庙里菩萨没有了，都弄掉了，‘文化大革命’弄掉的，庙也是破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