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一、大队体制
  1960年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经济工作，有了“农业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农业十二条”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农业六十条”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条，故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是人民公社的“宪法”，规定了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生产队成了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提出了包产到队、多劳多得的口号。
  1961年11月，公社以姜岳海为书记，江根星为大队长，张吉安为会计，一直到1968年。
  说及哥哥姜岳海当大队书记的往事，弟弟姜岳祥说：“1962年，阿哥做书记，老江去做大队长。那时候公社的书记是俞永方，是上面排的。早稻收割以后种晚稻，晚稻收割了以后又种菜籽、种麦，那时候是有任务的。有空，要平整土地，要拆坟，坟头都要拆掉，拆了三四年。这些事村里书记跟大队长两个人要安排好，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种田季节不能错过。造路，启运路一直到布政，然后再接到古林，这是后来做的。除了生产和拆坟，还有引水，一直到高桥。1961年、1962年，把姚江的水打出来引到这儿，三四部机器一起打，这样粮食就保住了，否则水稻就会被晒死。1962年歉收，第二年粮食就没有了，那时候就种一点草籽，草籽也可以吃，没饭吃，队长看到也不会说。”姜岳海儿子姜冲德说：“我父亲（姜岳海）原来当书记，经常要开会什么的，公社开会都是晚上，像大队开会，晚上的也有，白天也有。晚上开会没有工分，没有工资，白天是有的。如果以前到公社开会，都要三四天，日夜都在那边的，那等于是记白天的，晚上不记的。到县里开会也是一样的，不能多拿的。”
  20世纪60年代初来村中的吴升月老师说：“老江书记也是一直在田里做，像我老头一直在厂里带头做，也没有休息。开会去开，没什么享受，也没有车，也没有补贴，样样没有，饭自己在家里吃。很少看见老江书记和姜岳海书记在村里坐着，我那时候每天上课，他们办公室在我旁边，很少看到他们在办公室，他们都是出去做事的。我跟书记交往也比较少，基本是学校有什么事才去问问他。我那时候就是想怎么样把书教好，拍领导马屁也没有，反正就给我两百块，有什么好拍呀。他也没有什么东西来问我。白天七点多到学校，去给学生上课，放学到家里吃饭，学校是没有食堂的，吃好又到学校来上课，晚上又回家了。我跟书记交往不多，‘双抢’时候会有一些，因为你要送简报、汇报进度，平常没什么交往。原来两个老书记，群众的印象比较好。因为他们一直在劳动，没有什么享受，有什么困难也会帮助解决，村里小偷也没有。就是干部和群众心连心，没有两张皮的。”吴升月又说：“我来的时候，姜岳海是书记，老江是大队长。我老头来了，支委成员又增加了，五个人很团结，没有什么分歧。老江重点管姜苏，姜岳海重点管藕池，我老头管板桥。后来老头办企业了。我老头还要管治保、办企业，治保的事很烦，那时候人穷，吵架也很凶。我老头工作蛮会做，没有人说我们闲话，能把吵架双方都摆平。”
  老妇女主任李阿凤，是村中的骄傲。周利英说：“她（李阿凤）年纪大，也要工作的。我们年纪轻，安排我们去做的事，她早就干完了。做得多了，晒谷之类的活也知道了。像她年纪这么大，这么能干是厉害的。下田干活，中午12点都去干的。那时候天热，一边怕下雨，要打稻，汗水淋漓，一边要喝水，她的裤带都解不开，别人就帮她割断。她一直干活，就一直要喝水，肚子胀。天气太热，一直出汗，小便都解不出，多辛苦啊。我们以前跟她是同一个小队的，人家有时候说她闲话，但我们不会这样讲的。以前土改，一户一户，都是她去讲的。我以前在张家潭，她到布政来开会，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妇女背了一个小孩来，也不知道是谁。实际上她是当领导的，我倒是不知道，就看到那个小孩挺开心的。她有一个特点，总是背着小孩。她是要出去检查的，小孩总是背来背去，因为没有人看护小孩。后来嫁到藕池，才知道这个人是李阿凤。像我们这一代是算苦了，但是前一代还更苦。我们这一代苦是苦点，饿倒是没有饿到过，天天耕种，好好坏坏，总归有东西吃。有时候我们干活，有时叹苦，她听后说：你们这算什么苦啊，我讲点苦的给你们听听。她到的这户人家也苦，小孩很多，父亲身体差。我们比起人家算好的了，她们还要苦了，没有饭吃，干重活，那我们没有轮到过这么苦的活。”吴升月说：“李小平的妈妈是妇女主任，我1962年下放过来，她就做妇女主任，工作也很积极。她文化是没有，但领导做得蛮好，做妇女工作，隔壁邻居闹矛盾，她去解决，也蛮公正公平，群众对她印象很好。她对自己儿女要求也很高，所以她子女都蛮好，这也很要紧，家庭教育也很要紧，她家子女也蛮孝敬大人。”包文华说：“她老头（李孝康）当队长的，她（李阿凤）当妇女主任，小队里面干活的事情她也要管，不管也难受，因为她老公是队长，自己兼妇女队长。从分队一直干到1967年并大队。以前都是小小队，4个生产队都小小的。那时候一个生产队靠10户人家，包德林、龚财良、陈存夫、杨金尧、吴德利、张嘉法、张其康等八九个人，有100多亩田，李孝康是队长。那时候我还只是小孩子，跟着到他家去，有时候分东西就拿拿回来。书记阿娘这个人非常爽直，一点也不打扮，她自己做的事情不让她儿子做的，负责到底的。去开会，人家看见她无不认识的。附近的人说到李阿凤都知道的，李阿凤的名气很大。她开会去了，在人家生产队里，也太爽直了。自己家里要打米，儿子不让她去打，老太婆担了一百斤去打。她总是自己去做，不叫儿子，不差人家去干。像老嬷嬷这样的人真是没有的。人家都只出主意，她是自己做的，自力更生的。现在年纪大了，也是没办法了。她也还算好的，也不容易。书记阿姆也是非常苦的。”徐定良说：“李阿凤人也是实惠的。我也比较听她的话，她说：我们是穷村，第一要精打细算，第二不能给人家骗去。我就是听了她这句话，‘不能给人家骗去’，所以我在开支各方面都是精打细算的，没有给人家骗去。”
  当时大队的办公条件相当简陋。于春玲说：“当初我们村里有个新学堂，其实很陈旧，一楼是一、二年级，上面是三、四年级。楼上另有两间，中间用档案柜子隔开，里面一间开会用，外面一间村里办公。玻璃窗下面有两个陈旧书桌，给会计、出纳使用，他们每天需要上班。书桌旁边放了类似乒乓球桌的一张桌子，我们去村里办公，就在这张桌子上，柜子连个抽屉也没有。办公楼下是拖拉机房间，农具都放在这里。当时一个月工资也就20元，办公条件非常简陋。”
  二、小队结算
  1961年11月，藕池分为九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的干部名单如下：
  藕池大队下面有九个生产队。吴升月说：“大队有9个生产队，那时候是按地来分，不是按户数分。1962年来，我们是6队，还有7队、8队。1、2、3、4、5队在藕池，整个大队这样编下去，板桥是6、7、8队，姜苏只有一个9队。我做过统计知道，一个生产队有一百多亩，整个大队有土地有一千亩多点。我们第6生产队最厉害了，苦是非常苦。藕池生产队，又落后一点。姜苏那时候老江书记亲自管，他们生产队也好，虽然是小村，但书记亲自在那个村，所以好。藕池队数多，生产队长能量没有这么足。板桥3个生产队，我们6队最好了。我参加了两年，真正苦死了，队长很厉害，副队长徐定良很勤劳，他抓生产。”
  老队长吴祝庆回忆说：“那时候生产队不管你书记不书记，开会你是书记，不开会生产队跟你没有关系。生产队彼此不能侵犯，独立核算，大队就空掉了，没有东西。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江根星经常来找我借钞票。他说，你这么多钞票，借一点给村里。钱上交还是要上交，不上交，大队干部工资都没有。上交工分，村里也是拿工分，各生产队上交到大队里，有残疾人要照顾，有孤寡要照顾，有贫困户要照顾，这是大队的事。大队里钱有大用场就跟生产队打招呼，我们在信用社有存钱，是谷卖掉存的。那时候生产队最大了。”
  姜岳祥也是当过多年生产队长的人，他说：“1962年，他们叫我去帮忙，我说：我帮什么忙，我又不认识字，我不去，不要笑话我。书记说：让他人讲好了，我有缺点你讲我好了，是错就是错，否则的话也不要讲。那也没办法了，我就当队长了。这个队也大，上面也同意分开来，当队长好管。我们有3个生产队，吴祝庆是6队，我是7队，徐信华是8队。田最多的是8队，有110亩，我们是106亩，6队是103亩土地。”周利英说：“等我来时，他（叶金康）已经在生产队了。在藕池有4个生产队，他在1队当队长。我来时他29岁了，29岁（1961）开始当队长的。当队长的时候，那一队才7、8个人。”
  吴祝庆说：“我当队长一直没有调过，一直做队长。那时候生产队一直变，一会儿变大队，一会儿分了。青年突击队弄了两年，到1958年合并了。1958年当队长，那时候只有3个队：藕池、姜苏、板桥。那时候徐定良和我都当队长了。板桥田多劳动力少，藕池队劳动力多，所以那时候人可以调的，后来提出人要回到自己的队，藕池的到藕池，板桥的到板桥，我还是当队长。1958年是3个队，公社化以后有8个队。后来又扩大了，板桥变成5个队，藕池3个队。1961年变成9个生产队了。
  6队是最好的，产量660斤，我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在华侨饭店开会，我去参加的。1958年下半年，开夜工，不开夜工弄不来的，马马虎虎做不好的。”
  忆及当年生产队生活，姜岳祥说：“生产队开会一般一个月开一次，在老庙里，整个生产队的社员都要参加，生产队队长汇报田种得怎么样了，汇报好书记总结谁种得快，慢的要赶上去，要紧的是比如到收割的时候了，哪里的稻要割，哪里的稻暂时不割。饭没得吃，稻就早点割，好早点吃。后来一点点富裕起来，矛盾没有了。那时候有事，也是几个领导（队长）讨论这个人怎么样处理。他们说，人命长还是麦命长？人要饿死的，麦不会饿死的，这是给干部敲警钟了。没饭吃，就是靠做思想工作，动脑筋，上面的粮食任务要完成，一个生产队大麦300斤，小麦200斤，菜籽多少，任务还是要完成的，怎么办呢？地就多种一点。肥料没有怎么办呢？那时候没有化肥，就动脑筋，到宁波积肥，没办法呀，因为生产要搞上去。有些年纪大的人不去，因为跑不快。年纪轻的后生，跑起来快一点。那时候生产队也没办法。积肥书记不会去，但他知道这些情况，他说，你看看人家，别再坐等丰收，人家这样做，粮食产量高，生活好了，你也要改变生活。著名的一句话：田里没有肥料，稻子不会长的。产量高一点是6队，6队弄得非常好。队长吴祝庆指挥，副队长徐定良搞生产是内行。”
  陈存夫也当过三年队长，他说：“我们是藕池村的，屯庄也是藕池村的。生产队时，我在2队，当过三年队长。公社化以后，田都归社里，那时候藕池有9个队，我是2队队长，当时一个队有一个副队长，一个正队长，我做了三年队长。队长也要种田，等于现在的车间主任，要带头干活。生产队有7个人，111.3亩田，每天做多少活，都要安排好。”
  儿子徐繁荣说及父亲徐信华时说：“从我下田干活开始，父亲（徐信华）已经到皎口水库干活去了。做完皎口水库，他又搞移民工作。基本上我不和他一起下田的，在我记忆中，没有几次是和他一起干过活的。他当生产队长，我还没有开始种田，还小。他造皎口水库，后来搞移民工作，后来再回来，身体也不怎么好。”根据档案，徐信华1962—1969年担任生产队长、大队支委；1969年1月—1973年8月，在皎口水库工地，担任人保组长、支委；后担任移民小组组长；1974年1月—1976年12月，回村铁厂工作，担任厂长；1977年1月—1978年1月，担任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组长；1978年2月—1980年8月，担任公社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人保组长、支委；1980年6月—1986年，回村铁厂工作。
  张如芳原来是大队长，1961年底始，担任生产队队长，直到1973年。1974—1976年任畜牧主任。
  三、收入低
  周利英说：“以前总是要干活，天亮时候要按照时间出去的，几点钟要上班，你不能迟到。后来分开了，自己做自己的，人家今天做好了，你难道能不做好吗？也要做好的。
  像挑泥土抬进来，也是按照平方计算的，你力气大一点的人挑得快，我力气小的人多挑半天，你也10平方米，我也10平方米，工分是一样的。力气小一点的话，就要多做一点。我们这帮人样样都做过的，很苦的。在藕池，坟滩很多，走出来那个塘边都是坟，这么多的坟也拆光了，我们一年到头都要做的。拆坟，做机耕路，用一个小小的簸箕在挑的。”
  姜芬琴说：“三个自然村比较一下，板桥这个自然村的老百姓是最勤劳的，是最会做的，也是最诚实的。姜苏的这个自然村最小，这些人胆子比较小，也很勤劳，但是开拓创新不足。藕池这些村民比我们要强，强在语言上面的，或者心理上面的，比我们板桥这些人好像进攻能力强一点。板桥这个自然村有两个生产队，一个是6队，一个是7队，一年下来，报酬有600块，这是全公社里面最高的。我们这个自然村的村民没有很穷的人、吃饭吃不上的人家。都是在生产队做工，以前都是有粮，生产队分过来的。我们家的女孩子比较多，男劳力没有，我老爸每年去做，每年都要超支。我以前不知道超支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每年年终结账了以后会说，我们家又超支了100块，又超支了120块。后来才知道，超支就是你做的工抵不过你拿来的东西了，谷要分给你，农副产品要分给你，番薯要分给你，这些分的钱物已经抵不过你赚的钱了，超支了。等于每天这样超着，这个超支也不用你现金补上去的，就是到第二年你去做工，又把超支的东西先扣掉，所以我们家每年要超支的。但是不管超支还是没有超支，我们家生活还是过得下去的，我们女同志还可以打草帽拿去补充。”
  为了工分，社员忙于劳动。姜宝根说：“我父亲死的时候（1973），我好像是33岁。我父亲是做死的，因为人多，吃的粮食没有。说难听一点，我和我阿姐还稍微大一点，以前在地里偷点草籽，采点野菜，米一点点，野菜、草籽调调好倒下去，做好是糊糊的，那时候总是吃些这种糊糊。但是做还是要做的，像我这样要做的，像我爸也是很苦的，要做，又没得吃，他总要省点给小孩吃。小孩也不懂，乱吃，那样的糊糊，拼命夹来吃。我后来生浮肿病，也是饿出来的，1958、1960年左右得浮肿病的人很多。我家子女多，后来我结婚了，成家了，我还记得，我父亲还要去劳动，生病了也还要去，强撑着，干活干得面孔嘴唇赤黑的，发热发到37度多，还要去做，不做就没有工分。那时候也没有办法的。我父亲以前在田里赤脚干活受伤，脚开了一刀，不能走路。后来队长也算好，照顾他，让他管麻雀去。我把他背过去，让他坐在椅子上，绳子给他放好，赚点工分，日子真的是难过。那时候工分是一天都不能少的，要全工分的。工分360天，每天坚持还好，如果缺一点就工分少了。休息时间也有的，每月3号、8号是休息的，其他日子是天天都要做的。年纪大了，有些活干不了了，别的活要去抢了。70岁老人，像林阿三，年纪很大了，他一定要来做，也不能不让他做。一般这么大年纪，也不要来做了，也就这一点收入。但是他还是要来做，晒谷子什么的，人家在晒谷子，他也要晒谷子，因为没别的地方赚钱，都想来赚一点。以前没粮食吃，我父亲57岁死的，他一直撑着劳动，后来得肝硬化、腹水，都是肝病，去看医生，也说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