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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大公社的试验，1961年底以后，国家及时进行了调整，缩小了公社的规模，这可以称为小公社。小公社的形式自1962年始，直至1982年，前后存在了20年。藕池大队正是这样建立的，它属三级所有制，是人民公社与生产队间的中层管理体制。
第一节／大队管小队
一、大队体制
1960年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经济工作，有了“农业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农业十二条”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农业六十条”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条，故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是人民公社的“宪法”，规定了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生产队成了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提出了包产到队、多劳多得的口号。
1961年11月，公社以姜岳海为书记，江根星为大队长，张吉安为会计，一直到1968年。
说及哥哥姜岳海当大队书记的往事，弟弟姜岳祥说：“1962年，阿哥做书记，老江去做大队长。那时候公社的书记是俞永方，是上面排的。早稻收割以后种晚稻，晚稻收割了以后又种菜籽、种麦，那时候是有任务的。有空，要平整土地，要拆坟，坟头都要拆掉，拆了三四年。这些事村里书记跟大队长两个人要安排好，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种田季节不能错过。造路，启运路一直到布政，然后再接到古林，这是后来做的。除了生产和拆坟，还有引水，一直到高桥。1961年、1962年，把姚江的水打出来引到这儿，三四部机器一起打，这样粮食就保住了，否则水稻就会被晒死。1962年歉收，第二年粮食就没有了，那时候就种一点草籽，草籽也可以吃，没饭吃，队长看到也不会说。”姜岳海儿子姜冲德说：“我父亲（姜岳海）原来当书记，经常要开会什么的，公社开会都是晚上，像大队开会，晚上的也有，白天也有。晚上开会没有工分，没有工资，白天是有的。如果以前到公社开会，都要三四天，日夜都在那边的，那等于是记白天的，晚上不记的。到县里开会也是一样的，不能多拿的。”
20世纪60年代初来村中的吴升月老师说：“老江书记也是一直在田里做，像我老头一直在厂里带头做，也没有休息。开会去开，没什么享受，也没有车，也没有补贴，样样没有，饭自己在家里吃。很少看见老江书记和姜岳海书记在村里坐着，我那时候每天上课，他们办公室在我旁边，很少看到他们在办公室，他们都是出去做事的。我跟书记交往也比较少，基本是学校有什么事才去问问他。我那时候就是想怎么样把书教好，拍领导马屁也没有，反正就给我两百块，有什么好拍呀。他也没有什么东西来问我。白天七点多到学校，去给学生上课，放学到家里吃饭，学校是没有食堂的，吃好又到学校来上课，晚上又回家了。我跟书记交往不多，‘双抢’时候会有一些，因为你要送简报、汇报进度，平常没什么交往。原来两个老书记，群众的印象比较好。因为他们一直在劳动，没有什么享受，有什么困难也会帮助解决，村里小偷也没有。就是干部和群众心连心，没有两张皮的。”吴升月又说：“我来的时候，姜岳海是书记，老江是大队长。我老头来了，支委成员又增加了，五个人很团结，没有什么分歧。老江重点管姜苏，姜岳海重点管藕池，我老头管板桥。后来老头办企业了。我老头还要管治保、办企业，治保的事很烦，那时候人穷，吵架也很凶。我老头工作蛮会做，没有人说我们闲话，能把吵架双方都摆平。”
老妇女主任李阿凤，是村中的骄傲。周利英说：“她（李阿凤）年纪大，也要工作的。我们年纪轻，安排我们去做的事，她早就干完了。做得多了，晒谷之类的活也知道了。像她年纪这么大，这么能干是厉害的。下田干活，中午12点都去干的。那时候天热，一边怕下雨，要打稻，汗水淋漓，一边要喝水，她的裤带都解不开，别人就帮她割断。她一直干活，就一直要喝水，肚子胀。天气太热，一直出汗，小便都解不出，多辛苦啊。我们以前跟她是同一个小队的，人家有时候说她闲话，但我们不会这样讲的。以前土改，一户一户，都是她去讲的。我以前在张家潭，她到布政来开会，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妇女背了一个小孩来，也不知道是谁。实际上她是当领导的，我倒是不知道，就看到那个小孩挺开心的。她有一个特点，总是背着小孩。她是要出去检查的，小孩总是背来背去，因为没有人看护小孩。后来嫁到藕池，才知道这个人是李阿凤。像我们这一代是算苦了，但是前一代还更苦。我们这一代苦是苦点，饿倒是没有饿到过，天天耕种，好好坏坏，总归有东西吃。有时候我们干活，有时叹苦，她听后说：你们这算什么苦啊，我讲点苦的给你们听听。她到的这户人家也苦，小孩很多，父亲身体差。我们比起人家算好的了，她们还要苦了，没有饭吃，干重活，那我们没有轮到过这么苦的活。”吴升月说：“李小平的妈妈是妇女主任，我1962年下放过来，她就做妇女主任，工作也很积极。她文化是没有，但领导做得蛮好，做妇女工作，隔壁邻居闹矛盾，她去解决，也蛮公正公平，群众对她印象很好。她对自己儿女要求也很高，所以她子女都蛮好，这也很要紧，家庭教育也很要紧，她家子女也蛮孝敬大人。”包文华说：“她老头（李孝康）当队长的，她（李阿凤）当妇女主任，小队里面干活的事情她也要管，不管也难受，因为她老公是队长，自己兼妇女队长。从分队一直干到1967年并大队。以前都是小小队，4个生产队都小小的。那时候一个生产队靠10户人家，包德林、龚财良、陈存夫、杨金尧、吴德利、张嘉法、张其康等八九个人，有100多亩田，李孝康是队长。那时候我还只是小孩子，跟着到他家去，有时候分东西就拿拿回来。书记阿娘这个人非常爽直，一点也不打扮，她自己做的事情不让她儿子做的，负责到底的。去开会，人家看见她无不认识的。附近的人说到李阿凤都知道的，李阿凤的名气很大。她开会去了，在人家生产队里，也太爽直了。自己家里要打米，儿子不让她去打，老太婆担了一百斤去打。她总是自己去做，不叫儿子，不差人家去干。像老嬷嬷这样的人真是没有的。人家都只出主意，她是自己做的，自力更生的。现在年纪大了，也是没办法了。她也还算好的，也不容易。书记阿姆也是非常苦的。”徐定良说：“李阿凤人也是实惠的。我也比较听她的话，她说：我们是穷村，第一要精打细算，第二不能给人家骗去。我就是听了她这句话，‘不能给人家骗去’，所以我在开支各方面都是精打细算的，没有给人家骗去。”
当时大队的办公条件相当简陋。于春玲说：“当初我们村里有个新学堂，其实很陈旧，一楼是一、二年级，上面是三、四年级。楼上另有两间，中间用档案柜子隔开，里面一间开会用，外面一间村里办公。玻璃窗下面有两个陈旧书桌，给会计、出纳使用，他们每天需要上班。书桌旁边放了类似乒乓球桌的一张桌子，我们去村里办公，就在这张桌子上，柜子连个抽屉也没有。办公楼下是拖拉机房间，农具都放在这里。当时一个月工资也就20元，办公条件非常简陋。”
二、小队结算
1961年11月，藕池分为九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的干部名单如下：
藕池大队下面有九个生产队。吴升月说：“大队有9个生产队，那时候是按地来分，不是按户数分。1962年来，我们是6队，还有7队、8队。1、2、3、4、5队在藕池，整个大队这样编下去，板桥是6、7、8队，姜苏只有一个9队。我做过统计知道，一个生产队有一百多亩，整个大队有土地有一千亩多点。我们第6生产队最厉害了，苦是非常苦。藕池生产队，又落后一点。姜苏那时候老江书记亲自管，他们生产队也好，虽然是小村，但书记亲自在那个村，所以好。藕池队数多，生产队长能量没有这么足。板桥3个生产队，我们6队最好了。我参加了两年，真正苦死了，队长很厉害，副队长徐定良很勤劳，他抓生产。”
老队长吴祝庆回忆说：“那时候生产队不管你书记不书记，开会你是书记，不开会生产队跟你没有关系。生产队彼此不能侵犯，独立核算，大队就空掉了，没有东西。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江根星经常来找我借钞票。他说，你这么多钞票，借一点给村里。钱上交还是要上交，不上交，大队干部工资都没有。上交工分，村里也是拿工分，各生产队上交到大队里，有残疾人要照顾，有孤寡要照顾，有贫困户要照顾，这是大队的事。大队里钱有大用场就跟生产队打招呼，我们在信用社有存钱，是谷卖掉存的。那时候生产队最大了。”
姜岳祥也是当过多年生产队长的人，他说：“1962年，他们叫我去帮忙，我说：我帮什么忙，我又不认识字，我不去，不要笑话我。书记说：让他人讲好了，我有缺点你讲我好了，是错就是错，否则的话也不要讲。那也没办法了，我就当队长了。这个队也大，上面也同意分开来，当队长好管。我们有3个生产队，吴祝庆是6队，我是7队，徐信华是8队。田最多的是8队，有110亩，我们是106亩，6队是103亩土地。”周利英说：“等我来时，他（叶金康）已经在生产队了。在藕池有4个生产队，他在1队当队长。我来时他29岁了，29岁（1961）开始当队长的。当队长的时候，那一队才7、8个人。”
吴祝庆说：“我当队长一直没有调过，一直做队长。那时候生产队一直变，一会儿变大队，一会儿分了。青年突击队弄了两年，到1958年合并了。1958年当队长，那时候只有3个队：藕池、姜苏、板桥。那时候徐定良和我都当队长了。板桥田多劳动力少，藕池队劳动力多，所以那时候人可以调的，后来提出人要回到自己的队，藕池的到藕池，板桥的到板桥，我还是当队长。1958年是3个队，公社化以后有8个队。后来又扩大了，板桥变成5个队，藕池3个队。1961年变成9个生产队了。
6队是最好的，产量660斤，我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在华侨饭店开会，我去参加的。1958年下半年，开夜工，不开夜工弄不来的，马马虎虎做不好的。”
忆及当年生产队生活，姜岳祥说：“生产队开会一般一个月开一次，在老庙里，整个生产队的社员都要参加，生产队队长汇报田种得怎么样了，汇报好书记总结谁种得快，慢的要赶上去，要紧的是比如到收割的时候了，哪里的稻要割，哪里的稻暂时不割。饭没得吃，稻就早点割，好早点吃。后来一点点富裕起来，矛盾没有了。那时候有事，也是几个领导（队长）讨论这个人怎么样处理。他们说，人命长还是麦命长？人要饿死的，麦不会饿死的，这是给干部敲警钟了。没饭吃，就是靠做思想工作，动脑筋，上面的粮食任务要完成，一个生产队大麦300斤，小麦200斤，菜籽多少，任务还是要完成的，怎么办呢？地就多种一点。肥料没有怎么办呢？那时候没有化肥，就动脑筋，到宁波积肥，没办法呀，因为生产要搞上去。有些年纪大的人不去，因为跑不快。年纪轻的后生，跑起来快一点。那时候生产队也没办法。积肥书记不会去，但他知道这些情况，他说，你看看人家，别再坐等丰收，人家这样做，粮食产量高，生活好了，你也要改变生活。著名的一句话：田里没有肥料，稻子不会长的。产量高一点是6队，6队弄得非常好。队长吴祝庆指挥，副队长徐定良搞生产是内行。”
陈存夫也当过三年队长，他说：“我们是藕池村的，屯庄也是藕池村的。生产队时，我在2队，当过三年队长。公社化以后，田都归社里，那时候藕池有9个队，我是2队队长，当时一个队有一个副队长，一个正队长，我做了三年队长。队长也要种田，等于现在的车间主任，要带头干活。生产队有7个人，111.3亩田，每天做多少活，都要安排好。”
儿子徐繁荣说及父亲徐信华时说：“从我下田干活开始，父亲（徐信华）已经到皎口水库干活去了。做完皎口水库，他又搞移民工作。基本上我不和他一起下田的，在我记忆中，没有几次是和他一起干过活的。他当生产队长，我还没有开始种田，还小。他造皎口水库，后来搞移民工作，后来再回来，身体也不怎么好。”根据档案，徐信华1962—1969年担任生产队长、大队支委；1969年1月—1973年8月，在皎口水库工地，担任人保组长、支委；后担任移民小组组长；1974年1月—1976年12月，回村铁厂工作，担任厂长；1977年1月—1978年1月，担任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组长；1978年2月—1980年8月，担任公社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人保组长、支委；1980年6月—1986年，回村铁厂工作。
张如芳原来是大队长，1961年底始，担任生产队队长，直到1973年。1974—1976年任畜牧主任。
三、收入低
周利英说：“以前总是要干活，天亮时候要按照时间出去的，几点钟要上班，你不能迟到。后来分开了，自己做自己的，人家今天做好了，你难道能不做好吗？也要做好的。
像挑泥土抬进来，也是按照平方计算的，你力气大一点的人挑得快，我力气小的人多挑半天，你也10平方米，我也10平方米，工分是一样的。力气小一点的话，就要多做一点。我们这帮人样样都做过的，很苦的。在藕池，坟滩很多，走出来那个塘边都是坟，这么多的坟也拆光了，我们一年到头都要做的。拆坟，做机耕路，用一个小小的簸箕在挑的。”
姜芬琴说：“三个自然村比较一下，板桥这个自然村的老百姓是最勤劳的，是最会做的，也是最诚实的。姜苏的这个自然村最小，这些人胆子比较小，也很勤劳，但是开拓创新不足。藕池这些村民比我们要强，强在语言上面的，或者心理上面的，比我们板桥这些人好像进攻能力强一点。板桥这个自然村有两个生产队，一个是6队，一个是7队，一年下来，报酬有600块，这是全公社里面最高的。我们这个自然村的村民没有很穷的人、吃饭吃不上的人家。都是在生产队做工，以前都是有粮，生产队分过来的。我们家的女孩子比较多，男劳力没有，我老爸每年去做，每年都要超支。我以前不知道超支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每年年终结账了以后会说，我们家又超支了100块，又超支了120块。后来才知道，超支就是你做的工抵不过你拿来的东西了，谷要分给你，农副产品要分给你，番薯要分给你，这些分的钱物已经抵不过你赚的钱了，超支了。等于每天这样超着，这个超支也不用你现金补上去的，就是到第二年你去做工，又把超支的东西先扣掉，所以我们家每年要超支的。但是不管超支还是没有超支，我们家生活还是过得下去的，我们女同志还可以打草帽拿去补充。”
为了工分，社员忙于劳动。姜宝根说：“我父亲死的时候（1973），我好像是33岁。我父亲是做死的，因为人多，吃的粮食没有。说难听一点，我和我阿姐还稍微大一点，以前在地里偷点草籽，采点野菜，米一点点，野菜、草籽调调好倒下去，做好是糊糊的，那时候总是吃些这种糊糊。但是做还是要做的，像我这样要做的，像我爸也是很苦的，要做，又没得吃，他总要省点给小孩吃。小孩也不懂，乱吃，那样的糊糊，拼命夹来吃。我后来生浮肿病，也是饿出来的，1958、1960年左右得浮肿病的人很多。我家子女多，后来我结婚了，成家了，我还记得，我父亲还要去劳动，生病了也还要去，强撑着，干活干得面孔嘴唇赤黑的，发热发到37度多，还要去做，不做就没有工分。那时候也没有办法的。我父亲以前在田里赤脚干活受伤，脚开了一刀，不能走路。后来队长也算好，照顾他，让他管麻雀去。我把他背过去，让他坐在椅子上，绳子给他放好，赚点工分，日子真的是难过。那时候工分是一天都不能少的，要全工分的。工分360天，每天坚持还好，如果缺一点就工分少了。休息时间也有的，每月3号、8号是休息的，其他日子是天天都要做的。年纪大了，有些活干不了了，别的活要去抢了。70岁老人，像林阿三，年纪很大了，他一定要来做，也不能不让他做。一般这么大年纪，也不要来做了，也就这一点收入。但是他还是要来做，晒谷子什么的，人家在晒谷子，他也要晒谷子，因为没别的地方赚钱，都想来赚一点。以前没粮食吃，我父亲57岁死的，他一直撑着劳动，后来得肝硬化、腹水，都是肝病，去看医生，也说没办法了。”
第二节／艰难地度过
1959年至1961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1962—1965年，可以称为恢复时期。
一、精简回村
徐信华，1955年10月起，在西北铁路局204工程队当工人。1962年5月，回乡支农。
徐信定、吴升月夫妇，从镇海回村务农。吴升月说：“我们俩人1962年4月下放，到藕池村做农民来了。那时候农民饭有得吃，饭总可以吃饱。他妈妈那时候穷，要饿死了，买细糠吃，是叫别人买来的，里面有点白白的，别人骗她说是米，实际上那白白的不是碎米，是碎骨头。他妈妈吃了以后，大便也拉不出，面黄肌瘦。他走到屋里跟我说，我妈妈要饿死了，我要么种田去。我说你地也不怎么会种呀？他说现在有生产队，没有关系，我跟着去做。他人雪白（皮肤很白），种田吃得消吧？人家也客气，你思想这么好，给你评9级。按劳动评的话，只有6、7级。就这样来了藕池，我也只好跟来。4月来的，粮票带回去，他29斤，我也29斤。他妈妈开心死了，有米了，可以吃饭了。1962年8月，早稻分进来了，我女儿名字取良芬，意思就是粮食分进来了，有的吃了，我女儿1962年八月初四出生。”
张昌浩，从浙江水电水利工程处回村务农，原在公司当电工。
洪根庆，从浙江长广煤矿回村。1956年2月进机械厂，1962年7月回村。
仇友芳，1958年进宁波石油公司，1961年回村。
张彩英，从萧山棉纺织厂回藕池。她是1957年4月招工进萧山棉纺织厂做挡车工的。因为是农村户口，精简时，随夫到藕池居住。
二、“借田到户”
张加昌说：“1962年，刘少奇提出‘借田到户’政策，当时田是集体的，借给你们个人，借去种种菜，种稻了要还，这叫借田到户。”张小康说：“刘少奇的政策来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谁种谁收。一下子会议开了，传达下来，大家很高兴。贫下中农都去翻地种了，当时坟滩很多的，可以种土豆什么的。这个快，几个月就好了，半年够了，就可以翻了。吃的东西又种下去。到1961年下半年，已经慢慢好了。”
三、自留地的分配
1962年生产队开始分自留地了。姜芬琴说：“我是1958年出生的，那时候你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就可以自己用。到1962年以后，有自留地了，房前屋后可以种种了，我们每户人家自留地都种得很丰富的，种向日葵、南瓜、冬瓜，旁边都可以种的，就是这种宅基地。”陈高华说：“那时候自留地分过来，只有600斤定粮，自留地7分8厘，乘以3，才2亩左右。自留地的政策很不好，和现在的股份一样的，生出的人、会吃会跑的人没有股份，死掉的人、火葬场老早都烧掉的人反而有股份。有人死掉已经快10年了，还在拿股份，人家已经在读书的人没有股份。我两个小孩加我老婆，还有我自己，每天都要干活，饭很会吃的；有些人女儿嫁人了，大人死了，他有七八分自留地，种了两三亩，他的粮食就多了，我们没有什么粮食的。”
四、购打水机
姜岳祥说：“1962年还好，下半年就是抗旱，1963年就没有粮食了。农民其实很不好当，没有农具，这个种子还要国家拨下来。早稻种子有的，晚稻的种子已经被晒死了，那就要去打报告，国家发下来。到下半年割了稻子，要去还给国家。国家说不用还了，那还好。那时候稻子种不大的。后来用机器了，那块田好，有打水机了，两个小时，田里水就灌溉好。之前这种田不要的，因为每天晚上你要想，是睡觉好还是去赶水好，不去赶水的话，明天田就晒死。”五、打击经商活动
姜岳祥说：“藕池每两年换一个队长。这里一开始没人当，妇女主任来做也做不好。上面来叫我去当队长，我说我不去，这帮人，我弄不过他们的。他们起来非常早，4点不到，就走出去做生意了，等到种田干活了，叫不来人，所以产量非常低。在外面做生意，称为‘吃龙头’。比如这个东西你在卖，多少钱一个？1毛5分，那买2桶，一桶有10个，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1毛5卖2毛，卖完了再回来。不是只卖一样，比如看见鱼或者虾都会买，反正样样都有的，就这样做生意，做好回来了。做的话，至少5个小时，早上好卖。后来管得严了，队长、书记社长都要抓了。”
姜岳祥又说：“老江书记不住在村里，住在詹家耷他姐姐家。他要了解村里一般事务，譬如村里有多少田，他都要清楚。村里有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也要关注。他来了，会问队长，某人在吧？队长说：不在，到宁波‘吃龙头’去了。他会说，派两个人去找来。‘吃龙头’，是我们这边人的术语，跟小生意有点不一样，小生意是批发东西过来卖。他是看到东西先买来，再卖给别人。不是每天有货，赚得不多的。像这种‘吃龙头’的人，老江是自己出去找。找到了，就说：你好好种田去，没饭吃是大家都没得吃，不是你一个人没得吃。大道理跟他讲讲好，弄过两回，人家也不去了。规定支部开会，每个月3次，譬如说这任务交给谁做，你不做好，我就来看看你是怎么做的。要过年了，那时候有生猪出卖任务，有国家收购任务，有些人动歪主意，晚上把猪杀掉。第二天问他：猪呢，你自己说，到哪里去了？他说：杀掉了。这样，肚子里面的心脏肝脏肺都可以自己拿去了，但白肉要卖给供销社。然后那人说：我思想坏。检讨两句，事情也就算了。那时候饭都吃不饱，有的人在仓库里拿点，队长发现了，也不处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苦。拿过一次，你不责备他，下次他也不会再拿了。你对他好，他也心中有数，一直做坏事的人也没有，那时候也是讲思想的。总要讲好话，生产才能上去。如果你恶来恶去，别人会跳起来了，不给你做了，因为反正就拿你这一点东西。我们生产搞得好，跟领导好大有关系。”
吃龙头，近于“投机倒把”（指倒买倒卖）。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专有名词，就是买空卖空，它破坏当时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所以成为当时的打击对象。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即关于“五反”的指示）要求坚决打击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私设地下工厂、倒卖票证等违法活动”。所以，江书记上来后，每天要关注这些坏分子的动态。非常有意思的是，笔者采访姜岳祥时，他说及“吃龙头”一词，笔者感觉就是做小生意，他马上纠正说，与小生意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当时没有批发市场，物资在个人手中，须从个人手中购得，又复销售出去而已。当时不准个人经商，所以将这些人定为“坏分子”。没得吃，偷生产队仓库的粮食，也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特有现象。
六、没有电灯的时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电灯，用火油灯。姜岳祥说：“那时候用火油灯，下面一个瓶，上面一个灯头，就这样点。火油灯很危险，很难弄的。”说及1962年刚刚到村里的情况，吴升月说：“那时候村里条件很差，有一句老话，说藕池村是牛粪成堆，实际上我们是莲藕的‘藕’，但这时候大家都只记住牛粪。那时候，藕池村牛粪成堆，满路都是牛粪，条件很差，没有电灯。那时候我说镇海这么好，到这里来，点的是火油灯，黑乎乎的。生产队多少苦呀，那时候又没有钱买菜，我们下放到这，只拿了200多块钱，交给村里180块。村里说要交生产资金，不交的话，不能到生产队劳动。那时候也很困难，没有钱买菜，所以要种菜、种豆，他背石头，我提篮，非常辛苦。
“村里坟头多，藕池的坟非常多，大坟头、小坟头，都是坟。学校也是小小的。村里办公室在庙里，我们有个会计，就是张吉安，他的写字台破破的。他的办公室也是在庙里，课堂也在庙里。1962年，那时候人少，学生也少，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后来村里赤脚医生也在庙里。这一座庙等于是村行政中心了。庙里菩萨没有了，都弄掉了，‘文化大革命’弄掉的，庙也是破破的。”
第三节／1966—1970
一、并队
1965年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小小队是“走资本主义”，结果是把小小队并成大小队。包文华说：“一开始4个生产队，1967年，并大队了，4个并1个队，就是一个锅里吃饭。”1967年1月，林德庆为队长，一直到1980年。1967—1975年，徐定良担任板桥大队副队长，此前1961—1966年他担任6队副队长。这一年，张杏芳为队长。
队长葛小其说：“我7岁读书，先到方家耷读书。读到二年级，换到了藕池读书，读到四年级。从五年级开始就到了礼嘉桥读书。读到六年级，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我就没有读书了，去参加生产队了。以前入社要交钱进去的，要不交家里有田、牛、耙等。要入社了，东西要拿进去，比如说30个人一个生产队，都是要评级别的。我是15岁进生产队的，当时交了400多块，那时没有钱，人也小，生产队粮食给你拿的，但是钱从里面抵扣掉，抵扣了好几年。我16岁种田，17岁就当了生产队的副队长。因为我技术好，我级别加起来起码四级。以前，一个小队，一个正队长、二个副队长，我就是其中一个副队长。后来一个队分成了两个队，那时我19岁，就成了生产队队长，一直担任至分田到户为止，总共十多年的队长。开始是集体的，就吃大锅饭。1983年，就分田到户了。以前的生产队长类似现在的车间主任，自己也要去干活的。自己不干活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己带头。”据档案，葛小其1960—1963年在方加耷小学读书；1964—1966年在藕池小学读书；1969—1972年务农；1973—1978年任副队长；1978—1982年任一队队长；1979年7月入党；1980—1982年兼任大队团支书、民兵连长、畜牧主任，被选为布政公社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1983年，在宁波运二车队做工；1983—1985年任村金属提炼厂厂长；1985—1986年任村模具制造厂副厂长，兼自由村村长、党小组长。
队长张杏芳说：“1958年，我也才17岁，挖南塘河。后到队委会任职。1966年，当了生产队长。1972年，入党，当大队支委了，治保主任也当过，团支部书记也当过。共产党的政策好，重用贫下中农，所以当了干部。当队长，要老百姓听你的。如果不听你的，也没有用。队长一直当到1979年。1979年到铁厂当厂长去了。到1982年，又到生产队当了一年的队长。1982年的下半年，分田到户了。1978年那时候，‘大佃农’的帽子摘掉了。我们就是靠共产党，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样的人老早死了。现在形势是好，支部也好，也都关心你。”据档案，1959—1961年，他在古林红专学校读过书。
队长姜冲德说：“我13岁（1965）参加劳动的，在生产队干活。后来（1967）生产队并大队了，原来是4个队，我们并成1个队。那时候我当队委会委员，才16岁（1968）。后来又分队了，分2个队，我当了生产队长。那时候到皎口水库去造水库，在那边做了一年。随后到水电处，那时候水电是归浙江省水电三处管的，要招粉碎工，工作就是钻洞、打洞、冲山，就把我叫去了。我在水电三处做了大概一年半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又当生产队长。水电三处的军海码头招宝山要开发了，要造码头，那边三处又招人了，我又去了，大概去了一年半。那边不需要了，然后又回来。回来，又当了队长。我在村里也当过队长，那时候因为是大队，我在大队里当团支部书记、民兵队长。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文化，那时候当干部也不讲什么文化的，人家信任你就可以。因为生产队长是老百姓选的，像现在这样选举的，这是硬碰硬选的，每个人都要投票，你选不上的话，也没有办法，让你当队长就是当队长。至于团支部书记，这是大队里信任你。
“当生产队长，要分配社员工作，什么人做什么活，每天安排好。要开开会，搞搞活动。以前别的没有，就只有田里的活。以前都是坟滩，田间也是坟滩多，人去干活，钻进去以后都看不见的，要我父亲到下面去找我的。现在没有了。以前塘也都是坟滩地，‘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弄了，后来慢慢弄掉了。这个是要人挑的，挑到河边倒掉，全部处理掉，这样土地可以增加。这个填了很多年，前后十多年，每年都要拆坟，家里没有事了，田也没有种了，没有什么活干，就是挑坟滩。这是非常苦的，我13岁参加劳动，刚刚开始挑坟滩，我人还没有挑土工具高。没有人跟我搭对，只好和最大年纪的人搭档，就是杨祖全。
我最小，他最大，就搭档了。我挖得非常快，他挖得不快。村里以前苦，他和老婆没得吃没得穿，夫妻两个到田头去干活，吃点冷饭团，用酱油下饭。干活都是记工分的，10级就是10分，9级就是9分，按照工分算的，到年底了算总账。中途收了早稻、收了大麦，就暂时发给你多少，预支付一点，付200块、100块或者是几十块。到了年底有可能还超支，那还要还呢。以前也没有办法，总共才200多块钱收入，像我这样的有290块、300块吧。像徐定良算是最好了，最起码有300块。我们藕池村里基本也就200、300块，再多也没有了。因为那时候的田没有别的地方好，以前坟滩特别多，产量是有高低的。以前稻子一亩产三四百斤已经高兴死了，现在几千斤一亩都有的，那是不一样的。现在也有钱了，科技不一样了。以前400斤已经很好了，一般都是二三百斤的。碰到坟滩地，田都是很硬的，稻子倒是长得很好，虫子也不会生的，但是没有什么产量。”
社员包文华说：“在人民公社干活是这样的，4点钟就起来了，干两个小时活，再煮饭、上班。吃好饭，过个把钟头，又要去干活了，干活干到11点。以前藕池有三个生产队，大队就像部队里一样的，煮好了饭，就来叫歇工吃午饭了，就像在工厂上班一样的。我爸在皎口水库做了两年，后来回来了，在田里干干活，我在生产队里干活，每年都有奖金拿。其实也不是钱，以前都是一只搪瓷杯、一个脸盆、一块手巾这些东西；奖状也是有的，一样可以拿的。我人缘也好，也比人家干得多，人家都知道的，队长也知道的。大队发的奖，基本上我每年都有。”
二、村革委会
“文革”开始后，布政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停止职能活动。1968年9月成立布政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1968年11月，藕池大队建立革命委员会，成员有洪康华、姜全德、姜阿利、徐信定、江根星、吴德利、徐信华、李阿凤、俞明福。洪康华为革委会主任。此间，江根星、李阿凤虽也在名单中，但实际上靠边站。原来的大队书记姜岳海也靠边站。1969年，成立村级贫下中农协会，张阿毛担任贫协主席。
那时候李阿凤也被斗了。姜锡岳说：“我回来没几天工夫，他们也斗李阿凤了。我只允许他们文斗，不允许武斗，你要是武斗，我就对你不客气。实际上我们藕池村民风是很好的，藕池村的村民不会对人怎么样，党风也很好。不允许斗争就不会有斗争，藕池村动手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的。”吴升月说：“当时他们要我喊打倒李阿凤，我根本喊不出口。”李阿凤说：“‘文化大革命’斗到我自己了，我真真苦死了。他们斗我，我心里不快活。我老公去跟他说，我家老太婆快被们你弄死了。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是为国家做事的，我也不怕，我怕什么。我是做好事，我不做坏事的，人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人是凭良心说事的。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在做党的事业。”
洪小康说：“我是1962年下放的。‘文化大革命’时村成立革委会，包括我在内有五个人。那时候也很傻。在革委会，我待了不到一年工夫。我也吃不消，从内心来讲，做人是凭良心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过程，当中高升的人很少的，真正‘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领导的基本上没有。为什么？这帮人都是没知识的，也没有什么能力的。”
三、“文革”期间的土地平整
张富昌说：“我是1966年3月回来的，4月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来的时候是姜岳海当书记，江根星当大队长。我在大队当了一年治保主任，民兵队长当了二年，然后参加生产队，当副队长。1968年土地平整，把藕池坟头挑平。那时候，从杨家路头一直到那边，全是坟头。很早就有人到藕池来做坟，外地人来做坟。1968年，公社下命令，要将土地全部弄平。藕池挑坟是论面积的，比如说男劳动力一天要挑4平方米，女劳动力挑2平方米，每天早上很早去挑，很晚才能回来，而且还要开夜工。土地平整我也做过，做了好几年，那时候也没有机器，都要靠人工。藕池人做的坟也有，但大部分是外地人做的坟。坟越多，地方越穷。有半边是土地，坟头没有多少。以前藕池的房子很分散，东一处，西一处，屋后就是坟头。藕池的田也很分散。有的坟年头长了，就变成无主坟了。那时候有政策，不管是有主还是无主，藕池人或外地人做的坟，全部要移到山里去。没有人认的坟，就是无主坟。1965年、1966年大量拆坟。地基那时候不用批的，但是石头很难买，就把造坟的石头拆来搭屋。后来坟没了，就要去砖瓦厂买了。以前的屋都是一块块石头搭上去的，石头都是敲碎的墓碑。我家里还有一个老石碑，也是坟碑，那时候村里没有收入的，把这些石头拆去卖掉，能有十来块的收入，那时候十多块也很值钱。
坟里的石头、木板都拿掉，烂泥挑平，造田。那时候水很多，田里水可以贮存，家里水也可以贮存，那时候种田要积水。”
四、文宣队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宣队，全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个时候，注重意识形态宣传。当时，各行各业的形势宣传，必须紧紧围绕着国家政治运动。于是，形式多样、热火朝天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像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城乡的每一个角隅。当时，藕池大队也成立了文宣队，配合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展开演出活动。大队文宣队的队员选拔，需要具有一定的文艺宣传特长。他们白天参加生产队农业生产劳动，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排练节目，每晚仅给记几个工分，只有到外村演出或在本村有演出任务时，才能占用白天的劳动时间。他们的演出，有声有色、惟妙惟肖，让社员同志们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抹鼻涕眼泪，看得出神，也佩服得要命。1966年，赵宏海才17岁，比较活跃，参加大队文宣队。据吴升月回忆，1967年10月，村文宣队扩大为村剧团，由俞阿任为团长，排演了革命样版戏《沙家滨》。由吴升月演阿庆嫂、赵宏海演郭建光、陈高华演胡司令、张纶华演刁德一、周利英演沙奶奶、张昌浩演刁小三，演员们努力学习演唱，演出很成功。曾去宁波南门外剧院卖票演出，满场无空位，得到观众的好评。春节时，去各村演出。在农村剧团中，藕池大队剧团小有名气。当时宋严王村排演了《红灯记》，包家村排演了《白毛女》，张家潭村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整个布政公社只有这四个村有农村剧团，给农村父老乡亲的业余生活带来了欢乐。张昌浩曾经演了一个角色“王老板”，给村人的印象太深，结果村人一直叫他“王老板”。文宣队主要活动于1966年至1970年间。1971年，随着革委会的解散，文宣队也消失了。
据赵宏海说，图3-16是1969年左右拍摄的，是为庆祝革委会成立而拍摄的。当时请来摄影师，在生产队晒谷场前拍摄。分生产队、各队分性别拍摄，所以洪康华也在内的。这是板桥村男性社员合照，女性合照已经遗失。照片原来是夹在生产队会计间玻璃台板下面的。1982年生产队解散时，没有人要，他便将合照带回家了，一直保留至今。笔者拿了此照片，让照片中的当事人来回忆，均称没有印象。其中的小孩子，吴升月老师辨识出了大部分人，但部分人仍辨认不出。生产队时期，村民外出机会少，拍照机会十分少，留下的照片更是奇缺。在1969年的生产队时期，藕池大队就有这样的大合照，确实体现出洪康华眼光过人之处。这张大合照记录了板桥村大部分男性社员当时的面貌，形象史学价值相当高。照片中间两排的人，多数已经故世。前排的小孩，现在已成了爷爷辈的人。最后一排人，多数七十多了。藕池村真的应该感谢赵宏海老书记的资料保存之功。
五、知青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开始，许多城镇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张杏芳说：“那时候下放青年来了，下放青年也要去干活的，不过大家会照顾他们。下放青年来了，那就拜农民阿哥当师傅。我们这边北京来的也有，以上海青年为主。上海人很多的，后面都回去了。胡克荣那时候是苏州下放来的。那时候下放青年来，国家是有分配出路的。张元镇到鄞州银行去了，也蛮好，现在也退休了。来的也都是学生，读过书的，生产队照顾照顾，有轻松的活给他干一点。后来村里办厂了，就到厂里去了。”
根据村中人员进出记录，1969年下放的知青有胡容娣、俞智君、范品花、胡克荣、范回米、林小毛、马莉萍等。从月份上说，最早2月，5月、9月、10月、11月都有。1970年来的有俞回口、葛小云。其中，胡容娣、俞智启、范品花、范回米、俞回口、葛小云6人为上海人，胡克荣是苏州人，林小毛、马莉萍为宁波人。
六、夹着尾巴做人
“四类分子”不能开会，只有贫下中农可以参与。张杏芳说：“以前我当治保主任，工作队的严组长就说了，你今天晚上来开会，要狠狠教育人家一顿。人家事情又没有做错，这个我也做不到。我跟严组长说，要么你去说，我是不会去的，人家白天干活，像地主、大佃农，都要做得更多，你开大会还说他，这个事情我做不到。人家年纪大了，只能干这点活，再叫人家多做点，这样的事我可不干。组长说，那你这个人没用。我说有没有用，让别人去评好了，冤枉别人的事也不能干。大佃户农干活干得多少、偷懒不偷懒，也有老百姓反映的。我和老江书记讲，完全听人家讲的也不行的。老江说，那就按自己的能力，有什么说什么。”包康乐说：“我1957年开始在藕池小学读书，一直读到1966年，是初中二年级，开始‘文化大革命’，搞红卫兵串联。本来我可以考到望春中学的，因为是地主成分，只好考到石碶的农中。后来‘文化大革命’一串联，红卫兵套着红袖章，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我们当时是属于地主子女，外面是不能去的。这样过了一年多，1967年开始干活了，就在藕池四队。那时候像我这个年纪的初中生还比较少，村里说你是初中生，做做保管员、会计。我们地主子女，在生产队，都是受到表扬，没有吃过批评的，都是积极生产、带头劳动的。我那时候任务完成了，还免费给人家分稻草、做会计。曾经有一件事，我的脚上生疮，叫张国章医生开刀，开刀一个小时，手术做好，纱布一包以后，我自己马上到队里干活了。藕池这条路，原来还没有改造，煤渣路算是最好的了，没有什么石板路。我的脚包着纱布去种田，一个人要种9分9厘田，自己拔自己种，这多不容易啊。我们生产队的包队干部、武装部部长周召丰（后来为乡党委副书记），想要贴纸表扬我，但他们不知道我是地主儿子。张富昌那时候当队长，他说是地主儿子，就不要贴纸表扬了。我自己不管他们说也好，不说也好，总归是坚持原则，积极劳动，勤勤恳恳，做好每一件事。”
第四节／1971—1976
1971年9月，林彪外逃坠机，这件事导致革委会产生调整，洪康华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江根星重新担任大队书记。1971—1972年，姜岳海为副书记、大队长。1973年起，赵宏海为大队长。
1971年2月，大队下面建立3个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名单是张如芳、俞名（明）福、林德庆。1971—1974年，张昌浩为生产队长。
1975年时，5个队长分别是吴德利、姜冲德、俞名昌、吴祝庆、张杏芳。
一、20世纪70年代初的大队
张国章说：“我一直在村里，最早担任书记的是江根星，我跟他交往比较多。那时候村里穷，过年过节，村民请他吃饭都很少的。他当书记的时候，村里破破烂烂的。后来老百姓慢慢有了电灯、电话，都高兴得不得了。他那时候就是办厂，给老百姓办事。那时候我当医生，村里很艰苦，支出方面也很紧。为了减少开支，江根星书记一边让我当医生，还让我兼做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我都干不过来了，开会老是迟到。后来，就换了其他人。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那时候我的上进心也比较小。
“书记也想让我到厂里去。1977年，工作队来了以后，镊子厂调人了，让我去厂里做厂长，与我谈过，我说我不干，我还是安安稳稳做个小医生算了。那时候跟我谈入党问题，问我为什么不入党。我说入党做什么，我只不过一个平头百姓，每天过过日子好了。那时候他也很看好我，好几次让我去公社开会，对上面也发发言，说慢慢来，以后好接班。我还是想安安稳稳做医生，我不喜欢去外面。”
赵宏海说：“那时候我跟老江书记搭档，老江那时候当书记，我做大队长。我在生产队劳动的年数不长，14岁去的生产队，20岁提上来当干部，生产队做了五六年，就当领导了。大队长我是从1973年开始做的。最苦还是当大队长，凭良心讲，那时候最苦。一天到晚都没有在家里坐过，‘双抢’到了，天天在外面劳动，要带头。那时候很苦，没有拖拉机；后来有拖拉机了，但是一个大队1000多亩田，只有一台拖拉机，给谁用好？那时候也没有机耕路，都是小路。我们的田，这边也有，那边也有，河塘边也有，拖拉机转来转去的，有时候不小心会翻倒，那就推起来，修好再弄。‘双抢’到了，一会儿那个人来叫，一会儿这个人来叫。那时候生产队很难弄，有8个队，你想能弄得好吗，8个队只有一台拖拉机怎么弄。一会儿拖拉机又翻倒了，耕不了，那又要起矛盾了。
“我跟老江书记说，还是让我去企业好了，所以最后两年我到企业去了。那时候也没有特权，当大队长只有2级工分，8级向队里拿。那时候白天开会、夜里开会，没办法。每天开早工，人家生产队开早工，你也要去开早工，早工只有2级。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又没有钱。那时候有很多会，抓生产会是一种，其他会也很多。那时候上级文件很多，文件下来都要学习。”据档案，1982—1983年，赵宏海在村电器绝缘厂工作。
姜岳祥说：“电灯是1971年通的，板桥是从像鉴桥拉电线过来的。我们用了一年多以后，藕池也接进了电线，是从板桥接过去的。最早是宁波一个阿三师傅说起来的，他是做电工的。他说：你们怎么没有电灯呀？我们那时候没有电的，习惯用油灯。用了电灯以后，大家都说：这怎么这么好！藕池迟一年，那时候是书记江根星做主装起来的。那时候大队没有钱，都是拿工分抵的。”
二、兴办企业
1971年，对藕池村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年，大队创办了铁厂，地点在新学堂。张国章说：“江根星书记会动脑筋，想把村里经济慢慢弄上去。铁厂办了以后，村领导又动脑筋，办了镊子厂、翻砂厂，这样村里经济有所好转了。”1971年，乡镇企业的兴起，是一个契机，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乡村也可以办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来的知青进了水平仪厂，活跃的永康五金商人带来了打铁行业。原来的村书记姜岳海及1962年精简回乡的人才徐信定、洪根庆，成为办厂骨干。20世纪70年代办厂，农工杂处，大家作息时间不同，收入不同，导致彼此间的矛盾很大。
关于铁厂搬至杨家路头的时间，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1971年庙里拆迁造新学堂以后，企业就搬来了；一种说法是1973年地区工作队任队长来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布政至宁波市区的机耕路修通了，方便了藕池村人的出行，马路是当代工商业发展之本，于是，杨家路头位置优势初显，村人便将铁厂迁移到此。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史幼芳也认为，铁厂是在1973年左右搬迁的。
三、编村简报
20世纪70年代，“双抢”期间，吴升月老师负责编辑村简报，16开。吴升月说：“老师放假了，要参加农业劳动。后来我没有参加农业劳动了，就叫我编简报。中饭吃好饭到生产队去统计，今天田种了多少，有多少好人好事，像工作汇报一样，然后到学校把材料写好，第二天上半天，用蜡纸刻好印好，然后发下去，明天上半天又这样做了，非常忙。70年代开始编简报，一直到布政并到古林（1992）后，没怎么编了。简报是我们自己藕池村的简报，跟别人没有关系。内容是种田进度、好人好事，村里有什么政策命令也通过简报宣传。差不多要印二十多张，一个生产队一份，还有书记、大队长也要给。快报要每天印，16开。本来每天都要去劳动，这样的话，空了去劳动，没有空不去劳动，也没有关系了。因为快报要刻要印，还要自己排版。那时候老师比较苦，后来放暑假，我们就去学习、备课。开始都是跟生产队打交道。这种简报，有的生产队也有，有的比较少，他们不弄，统计倒是会做。简报有的生产队不弄，我们是书记要我做，他也有眼睛，对情况也知道得比较多，好人好事开会也表扬。那时候队长开会非常多，要布置任务，工作也肯做，也会做，所以领导对我也很好，我也尽力。”
四、修皎口水库
皎口水库所在河流樟溪，是甬江水系奉化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四明山对岗岭东部莲花村。樟溪水直接关系鄞西水利，“樟溪不治，鄞西难安”。修水库，是几代人的梦想。水库上游就是大皎和小皎，二皎相汇成皎口，故名皎口水库。1970年5月动工兴建，1973年5月封孔蓄水。皎口水库是鄞县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也是当时宁波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施工主体是由鄞西农民组成的民工队伍。8300多位农民组成15个民工连，由3个指挥所指挥。那时搞的是群众运动，施工方法称之为“土洋结合”，沙砾料、块石开采，浆料运送上坝都是民工做的。民工是按合理负担原则，由鄞西受益区出工的。施工高峰期，每百亩农田出民工四人，共投入劳力958万工。民工在工地劳动，回队评分，工地每天只补给3角钱伙食费。1970年5月4日，皎口水库大坝在红旗簇拥、万人欢呼声中挖出第一铲土，宣告工程正式开工，开始了第一期围堰建筑及基坑开挖。同年冬，开始二期围堰，半年内进行二期围堰及基坑开挖称得上施工中的奇迹。1971年10月大江截流，开始第三期围堰基坑开挖。1972年坝体全面升高。1973年5月大坝封孔蓄水，水库下游开始受益。1974年5月，大坝土建工程结束，实现三年受益、四年建成的计划目标。1975年1月主体工程完工。①
吴安光说：“我17岁到皎口水库做工去了，18岁回来。为了响应号召，我19岁又去皎口水库，当时一村30人，我就去带班，那时候在是大队里。1970年，到皎口水库，叫我带班，分配干活。”当时，生产队是抓阄轮流去的。包文华说：“以前造皎口水库，在鄞江桥里面，是要走过去的，那时候10多岁，干完以后走到家里，都十点多了。那时候每天要做8个钟头，三班倒的。到家最起码要走6个小时。那时候交通工具是很少的，船最多只能坐到鄞江桥，鄞江桥上往河有的，但是不能撑船。自己就带米过去给食堂，我一个月要吃60斤米，菜就是咸菜汤，赚也赚不到什么钱。我以前去皎口水库，干活不要紧，但是饭总归要给我吃饱的。我吃饭都已经吃得怕了，那时候我已经毛20岁了，家里没有粮食，要挑米过去。我一个人要挑去60斤，家里有时候还可以煮点别的菜什么的，但是食堂里没有别的，就是饭，我一顿饭吃两斤米饭，我就说了，这个米，我7两一餐，吃了不够，又打3两，吃完了也没有觉得肚子饱。人家就问了：你再吃1斤能吃得下吗？以前那个宿舍，不是现在的房子，而是毛竹搭起来的，皎口水库这里，上面盖着油毛毡。
①缪复元：《记忆：皎口水库兴建始末》，见宁波水文化网。
这边是女寝室，那边是男寝室。那时候没有泥板的，只有毛竹搭着，用报纸糊糊的。”陈高华说：“那时候，我生了儿子敖忠（1968）。等到他2岁（1970），我从生产队走出去，去造皎口水库了。建皎口水库，苦是苦的。不过，我们还好，我们班是车水的。我头一年做时，公社党委王书记找我说：你再做一年，给我帮帮忙，说大方向管一管好了，自己不用做。不过我喜欢干活，那时候车水，力气是有的，可以车两三个小时。我又多干了一年，共干了两年。本来干一年就够了，后来大队带班的不干了，就说让我不要去干活了，来带班管理。”
五、水库移民来村
20世纪70年代，曾有一批皎口水库移民进入村中。第一批是皎口造水库时的政策移民，杨志忠（1932—1996）家、庄定根（1935—1991）家、崔述芳（1932—）家、龚加云（1951—）家、方美龙（1932—1985）家，共有五户人家。庄定根来自长砂头村，崔述芳来自长里方村，杨志忠、龚加云来自大皎村，他们1971年迁入。1972年，方美龙从长里方村迁入。杨志忠妻子徐早珠说：“搬出来一开始没有地方住，就在冯家桥头以前开厂的地方先住着，房子造好了再搬进去。一共两间老房子，一间楼房，一间矮屋。”
崔述芳说，当时政策是小家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于是，他们接受了迁移。他之所以迁移藕池，是因为藕池大队徐信华带班修水库时住在他家，彼此相识了。要迁移时，徐信华鼓励他来藕池大队落户。于是，他全家五口人来到了板桥。来的时候，习惯山区生活的他们，不习惯平原种种田生活。为此，他曾反反复复，心中十分纠结。村里也照顾他，没有让他下田干农活。他40岁来到藕池板桥村以后，开始几年种蚕桑，后来养猪。包文华说：“皎口水库移民，水电是免费享受的，因为他们为水电站建设做出了牺牲。”
六、工作队进村
张杏芳说：“1974年，地区工作队来了，那时候每天晚上开会，白天生产。晚上开会，地区工作队来的话，要很主动的。白天生产队的事也好，村里的事情也好，都要去汇报的。那个阶段苦也是苦的，义务工非常多的，晚上开会也没有钱，白天也没有钱。”张国章说：“比较深的印象是地区工作队，那时候有工作队开进来，特别注重成分。我那时候是中农，也不是贫下中农。工作队来了，问老江书记为什么让我在村里做医生。江书记回答了一句话，我们藕池村稍微有点读过书的人找不到。地区工作队也是领导，非常严格。他住在詹家耷，地区工作队要求他每天7点汇报工作，说说今天一天打算做什么事情。那时候搞得比较紧张。稍微有一点贪污受贿苗头，那是不得了的事。记得镊子厂有一个厂长，他有一点能力，经济上有一点点问题，比如说送东西。办厂总是会有一点人情往来，比如说递香烟，送一包香烟也是送礼。后来因为这个，就说他犯了经济上的问题，把他革掉了，请他告老还乡。”
“富农”张小康说：“工作队来的时候，我在厂里做，肯定要接触人的，有人就说我富农儿子贪污。工作队来了，人家去告了。工作队说：你们厂里还有这样的人啊？就把我叫去了，叫到大队办公室，来自宁波港务局的严组长跟我讲了：张小康，买煤是你买的吗？你老实交代，头上这些字认识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不交代，明天让你坐牢去。我吓死了，当时我家有7个人要吃饭的。我快要哭地说：严组长，我真的没有。他说：人家检举你拿了，如果你没有拿过，你吃总吃过的。我就讲了，我是算过账的，付钱是别人付的，钱我从来一分也没有去碰过。那他说：你总归吃过饭的。我说：我去收煤，我把饭带去的，在人家家里吃饭，人家的菜夹一点给我吃吃，那是吃过的。他说：你还不老实，让你坐牢去，你坐牢要坐吗？我说：我不去坐，不去坐。他说：那你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真的吓死了，就哭了。旁边一个来自银行的女工作组人员跟严组长讲：算了，张小康负担也蛮重的。如果你把这个人吓傻了，吓成神经病了，他怎么做人？他家里有7个人吃饭，他是这家的顶梁柱。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严组长说把付钱的人叫过来。他就讲：你讲我们贪污，你去卖煤的地方去查好了。三年的账算下来，攒了600多块钱。老江书记也说了：我们总共才一个厂，都靠他在撑着。他在厂里，这样那样都做的。这个事情也就过了。二十多天以后，工作组结束工作，严组长跟我讲：张小康，我已经帮你看过了，你在厂里蛮能做的，你对这个厂也蛮有贡献的。我不会来为难你，我希望你在厂里好好地干下去。你以后在厂里好好参与财务，不然，你不会被人讲一句好的。第二个，你以后在厂里适当考虑自己的饭碗。”
1959—1969年，俞云孝因为会挑选耕牛，屡次到临海贩黄牛，其中为小队买了50只，为别人买了2只，自己买了1只。他在经销过程中，赚了1400元。结果，在1971年12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成为典型，被扣上贪污的帽子，被要求退回款项。1970年还300元，1971年还300元，1972年还400元，1973年后还清全部款项。
1976年，工作组进驻村中，进行对比教育。包泉德说：“生产队来了一个王姓公社书记，他到村里来搞生产，我们这队因为没有共产党员，他就入我们队了。那天早上他来犁田，我也在犁田，他在我隔壁。因为我的成分问题，我一看他在我隔壁，我想这事情麻烦了，我怎么弄呢？我弄得快，他没面子。如果有什么做错了，要批我破坏生产。我想还是慢一点来，让他在前面去，我在后面，出了什么错也没有关系。我也动脑筋了，就上厕所去了。等我上完厕所回来，他问我：包泉德，你现在每天要劳动，以前你不用劳动，是以前好还是现在好呀？我说没有想过。这怎么说呀，说好也不对，说不好也不对。他一定要我说。我说王书记，你问我以前好还是现在好，我说实话还是假话？他说什么叫实话，什么叫假话？我说讲实际。他说那要讲实际。我说你让我讲实话，我就说实话，以前我不劳动，不过我身体非常坏；现在，毛泽东领导好了，劳动锻炼了身体，在生产队可以挑200斤担子了。没有共产党来，我身体就不好，没共产党，人早死掉了。国民党在的时候，我们晚上睡不着，他们老是要到家里来抢，到下半夜才可以睡。等天亮了，又找你借谷了，农民哪有这么多谷呢。你不借的话，国民党就把手枪拿出来了，只好借。现在是好了，这种人没有了，可以安心劳动了，身体也好了。我说共产党是好，共产党领导好，做像衣服一样，你一丈三尺，我一丈三尺，谁都不吃亏。”
第五节／1977—1982
一、末代生产队长
1977年8月15日，江根星继续为书记，赵宏海与李阿凤为副书记。吴竹庆、吴安光、张杏芳、姜岳海分别担任组织、宣传、保卫、后勤委员。
1977年，划分为9个生产队。
1979年，合并为六个队，生产队长名单如下：
徐定良，1976年担任种子队队长，1977—1979年担任7队队长。姜岳祥说：“我队长做到了1977年，后来分田到户了。我们队长是两年选一回的，还是叫我去当，我是也不想做，事情非常繁杂的。我1977年生病了，让姜阿利代。病好了以后，我也不做了，让他做了。姜阿利也说不做。他原来是生产队做会计的。后来是张阿（志）芳弄了两三年，他是这儿保温厂的。之后是戚明华做了几年，后面就承包到户了。”戚明华说：“从1978年至1982年，我就做了4年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之后，我们生产队就结束了。我当队长时，形势也是比较好了，后面政策来了，就分田到户了。后来做社长，分田到户，生产队储备粮也有了，板桥的生产队一队有二万多斤。藕池又没有储备粮，我们都把钱给了村里，我们社员都没有分过，村里墙角角落头发展了，造村办公室。后来搬到这个新房子里来了，是吴安光当了书记，徐定良当社长。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都是船，每个生产队2只船和2只牛，1000多亩田，1辆拖拉机。以前也没有石子路，船运着拖拉机到板桥，再搬到岸上使用。”
陈惠信说：“我做队长是1978年，一直当到1982年。当队长样样自己都要带头，是最苦的，生产队一级的队长主意也大。那时候有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十多户人家一个生产队，每天要种田了，做什么了，都要队长去叫，要去带头，否则的话人家不做的。生产队都是按劳分配，以前做是做，但没有吃的。生产队又不一样了，自己样样要做，都要按上面的政策来。后来两年开放了，就不一样了。最早生产队每日是挣工分的，你今天出工了，给你10个工分，所以不少人是出勤不出力，做是做，但没有成绩。后来两年好了。1982年分田到户了，就是个人的了。”
张信良队长早已过世，他母亲李和月说：“儿子读到六年级，是在藕池读的。小学毕业种田，以前当小队长，也入党了。小队长当了蛮多年，也蛮出挑的。以前他也没得吃，我也没得吃，有时候借点钱给我，平时也没有的。他也有小孩，也没有东西吃，以前只有40块一年，有点钱给你送一点，以前也没有东西的。”陈高华说：“舅老爷张信良是9队队长，当了8年队长。他一直做得很苦，改革开放后也很苦的，比老生产队时期还要苦。后来因车祸死了，现在这么好的房子没住过。”据党员档案，张信良1956—1959年在藕池头庙读小学；1959—1961年，在沙塔庵小学读书；1961—1963年，在礼嘉桥小学读书；1963—1980年，担任生产队副队长；1980年，担任第九队长；1984年，到提炼厂工作；1985年，到翻砂厂工作；1986年，到钳子厂工作。
姜国城说：“我们那个时候，生产队队长在我们村庄里面。我从有记忆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有好几届生产队队长，最早的一个生产队队长是蛮好的。总的来说，生产队队长在我们小孩子心目当中是一个官，而且在我们小孩子心里是做事情公平公正的。因为那时候是拿工分的，我们小孩子不管是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放假了也要工作。我们板桥村是藕池村生产队7队，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少，田多。有几个生产队是田少，劳动力多。我们割稻，比如2毛4分钱，那时候生产队有队长，有出纳，我们一天干下来，跑到生产队队长那边，把自己单子写好给出纳签一个字，可以到出纳那边拿钱了。那时候分东西，譬如分稻谷、分茭白，等等，都是很和谐的。所以村里面留给我的小时候的记忆，没有什么负面的，很美好。”
二、进社办企业
蔡菊英说：“关了以后，公社胶丸厂收人了，我就过去了。我17岁到胶丸厂，那是1971年4月15号。人家要面试的，要来打听的。人家来打听，大家说这个姑娘很好，非常稳，也从来不会乱弄，他们才会要。那时候也苦的，虽然我在厂里，也没什么吃的，只有13块5毛一月。我和我母亲要生活，姐妹们都嫁人了，都得照顾自己家里。我在厂里，午饭就是几分钱，一点盐汤，吃点咸菜，是很可怜的，很苦。后来分田到户了，我有田分了。我那时候在胶丸厂也是很会干活的，也培养徒弟，现在一些徒弟也都还在走动，40多年了还关系很好。后来培养我入党了，厂后来关闭了。”张富昌说：“我37岁（1976）进机电站，机电站是集体单位，算最好的了，我做了七年。那时候段塘到古林的路已经通了，造路大概是在毛主席去世的那年（1976）,我参与了筑路活动。路通了以后，江根星书记说：小张，你对公社贡献也很大，现在田里你也不用去了，机电站和服装厂，随便你选好了。那时候机电站算最好的，就这样去了机电站，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在机电站做了7年，然后站被个人承包了，我就回到了家里。”1977年，张如芳到鄞县床单厂工作。1984年，回家退休。李安明说：“我老婆以前在布政第八服装厂，因为我妈是妇女主任，每个老干部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于是我老婆去了服装厂。她就做到了退休。”徐彩宝、儿子江飞龙到布政活塞厂工作。徐彩宝说：“工资13块5毛一个月，三班制的。回来以后，半夜做凉帽，白天也做凉帽，做了才有得吃，以前真的是苦。”
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
1979年1月，中央颁布政策，摘除“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春玲说：“我以前在慈溪，政治背景还行的。到了这里，就成了地主、富农。我结婚那年，刚好地主、富农帽子摘掉。在谈对象，当时他们家还是地主、富农。还好帽子摘掉了，我也可以出头了。”这对藕池村大批地主、富农、大佃农家庭来说，是一个福音。此前，他们受尽种种政治歧视。
第一节／大队管小队
一、大队体制
1960年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经济工作，有了“农业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农业十二条”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农业六十条”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条，故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是人民公社的“宪法”，规定了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生产队成了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提出了包产到队、多劳多得的口号。
1961年11月，公社以姜岳海为书记，江根星为大队长，张吉安为会计，一直到1968年。
说及哥哥姜岳海当大队书记的往事，弟弟姜岳祥说：“1962年，阿哥做书记，老江去做大队长。那时候公社的书记是俞永方，是上面排的。早稻收割以后种晚稻，晚稻收割了以后又种菜籽、种麦，那时候是有任务的。有空，要平整土地，要拆坟，坟头都要拆掉，拆了三四年。这些事村里书记跟大队长两个人要安排好，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种田季节不能错过。造路，启运路一直到布政，然后再接到古林，这是后来做的。除了生产和拆坟，还有引水，一直到高桥。1961年、1962年，把姚江的水打出来引到这儿，三四部机器一起打，这样粮食就保住了，否则水稻就会被晒死。1962年歉收，第二年粮食就没有了，那时候就种一点草籽，草籽也可以吃，没饭吃，队长看到也不会说。”姜岳海儿子姜冲德说：“我父亲（姜岳海）原来当书记，经常要开会什么的，公社开会都是晚上，像大队开会，晚上的也有，白天也有。晚上开会没有工分，没有工资，白天是有的。如果以前到公社开会，都要三四天，日夜都在那边的，那等于是记白天的，晚上不记的。到县里开会也是一样的，不能多拿的。”
20世纪60年代初来村中的吴升月老师说：“老江书记也是一直在田里做，像我老头一直在厂里带头做，也没有休息。开会去开，没什么享受，也没有车，也没有补贴，样样没有，饭自己在家里吃。很少看见老江书记和姜岳海书记在村里坐着，我那时候每天上课，他们办公室在我旁边，很少看到他们在办公室，他们都是出去做事的。我跟书记交往也比较少，基本是学校有什么事才去问问他。我那时候就是想怎么样把书教好，拍领导马屁也没有，反正就给我两百块，有什么好拍呀。他也没有什么东西来问我。白天七点多到学校，去给学生上课，放学到家里吃饭，学校是没有食堂的，吃好又到学校来上课，晚上又回家了。我跟书记交往不多，‘双抢’时候会有一些，因为你要送简报、汇报进度，平常没什么交往。原来两个老书记，群众的印象比较好。因为他们一直在劳动，没有什么享受，有什么困难也会帮助解决，村里小偷也没有。就是干部和群众心连心，没有两张皮的。”吴升月又说：“我来的时候，姜岳海是书记，老江是大队长。我老头来了，支委成员又增加了，五个人很团结，没有什么分歧。老江重点管姜苏，姜岳海重点管藕池，我老头管板桥。后来老头办企业了。我老头还要管治保、办企业，治保的事很烦，那时候人穷，吵架也很凶。我老头工作蛮会做，没有人说我们闲话，能把吵架双方都摆平。”
老妇女主任李阿凤，是村中的骄傲。周利英说：“她（李阿凤）年纪大，也要工作的。我们年纪轻，安排我们去做的事，她早就干完了。做得多了，晒谷之类的活也知道了。像她年纪这么大，这么能干是厉害的。下田干活，中午12点都去干的。那时候天热，一边怕下雨，要打稻，汗水淋漓，一边要喝水，她的裤带都解不开，别人就帮她割断。她一直干活，就一直要喝水，肚子胀。天气太热，一直出汗，小便都解不出，多辛苦啊。我们以前跟她是同一个小队的，人家有时候说她闲话，但我们不会这样讲的。以前土改，一户一户，都是她去讲的。我以前在张家潭，她到布政来开会，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妇女背了一个小孩来，也不知道是谁。实际上她是当领导的，我倒是不知道，就看到那个小孩挺开心的。她有一个特点，总是背着小孩。她是要出去检查的，小孩总是背来背去，因为没有人看护小孩。后来嫁到藕池，才知道这个人是李阿凤。像我们这一代是算苦了，但是前一代还更苦。我们这一代苦是苦点，饿倒是没有饿到过，天天耕种，好好坏坏，总归有东西吃。有时候我们干活，有时叹苦，她听后说：你们这算什么苦啊，我讲点苦的给你们听听。她到的这户人家也苦，小孩很多，父亲身体差。我们比起人家算好的了，她们还要苦了，没有饭吃，干重活，那我们没有轮到过这么苦的活。”吴升月说：“李小平的妈妈是妇女主任，我1962年下放过来，她就做妇女主任，工作也很积极。她文化是没有，但领导做得蛮好，做妇女工作，隔壁邻居闹矛盾，她去解决，也蛮公正公平，群众对她印象很好。她对自己儿女要求也很高，所以她子女都蛮好，这也很要紧，家庭教育也很要紧，她家子女也蛮孝敬大人。”包文华说：“她老头（李孝康）当队长的，她（李阿凤）当妇女主任，小队里面干活的事情她也要管，不管也难受，因为她老公是队长，自己兼妇女队长。从分队一直干到1967年并大队。以前都是小小队，4个生产队都小小的。那时候一个生产队靠10户人家，包德林、龚财良、陈存夫、杨金尧、吴德利、张嘉法、张其康等八九个人，有100多亩田，李孝康是队长。那时候我还只是小孩子，跟着到他家去，有时候分东西就拿拿回来。书记阿娘这个人非常爽直，一点也不打扮，她自己做的事情不让她儿子做的，负责到底的。去开会，人家看见她无不认识的。附近的人说到李阿凤都知道的，李阿凤的名气很大。她开会去了，在人家生产队里，也太爽直了。自己家里要打米，儿子不让她去打，老太婆担了一百斤去打。她总是自己去做，不叫儿子，不差人家去干。像老嬷嬷这样的人真是没有的。人家都只出主意，她是自己做的，自力更生的。现在年纪大了，也是没办法了。她也还算好的，也不容易。书记阿姆也是非常苦的。”徐定良说：“李阿凤人也是实惠的。我也比较听她的话，她说：我们是穷村，第一要精打细算，第二不能给人家骗去。我就是听了她这句话，‘不能给人家骗去’，所以我在开支各方面都是精打细算的，没有给人家骗去。”
当时大队的办公条件相当简陋。于春玲说：“当初我们村里有个新学堂，其实很陈旧，一楼是一、二年级，上面是三、四年级。楼上另有两间，中间用档案柜子隔开，里面一间开会用，外面一间村里办公。玻璃窗下面有两个陈旧书桌，给会计、出纳使用，他们每天需要上班。书桌旁边放了类似乒乓球桌的一张桌子，我们去村里办公，就在这张桌子上，柜子连个抽屉也没有。办公楼下是拖拉机房间，农具都放在这里。当时一个月工资也就20元，办公条件非常简陋。”
二、小队结算
1961年11月，藕池分为九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的干部名单如下：
藕池大队下面有九个生产队。吴升月说：“大队有9个生产队，那时候是按地来分，不是按户数分。1962年来，我们是6队，还有7队、8队。1、2、3、4、5队在藕池，整个大队这样编下去，板桥是6、7、8队，姜苏只有一个9队。我做过统计知道，一个生产队有一百多亩，整个大队有土地有一千亩多点。我们第6生产队最厉害了，苦是非常苦。藕池生产队，又落后一点。姜苏那时候老江书记亲自管，他们生产队也好，虽然是小村，但书记亲自在那个村，所以好。藕池队数多，生产队长能量没有这么足。板桥3个生产队，我们6队最好了。我参加了两年，真正苦死了，队长很厉害，副队长徐定良很勤劳，他抓生产。”
老队长吴祝庆回忆说：“那时候生产队不管你书记不书记，开会你是书记，不开会生产队跟你没有关系。生产队彼此不能侵犯，独立核算，大队就空掉了，没有东西。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江根星经常来找我借钞票。他说，你这么多钞票，借一点给村里。钱上交还是要上交，不上交，大队干部工资都没有。上交工分，村里也是拿工分，各生产队上交到大队里，有残疾人要照顾，有孤寡要照顾，有贫困户要照顾，这是大队的事。大队里钱有大用场就跟生产队打招呼，我们在信用社有存钱，是谷卖掉存的。那时候生产队最大了。”
姜岳祥也是当过多年生产队长的人，他说：“1962年，他们叫我去帮忙，我说：我帮什么忙，我又不认识字，我不去，不要笑话我。书记说：让他人讲好了，我有缺点你讲我好了，是错就是错，否则的话也不要讲。那也没办法了，我就当队长了。这个队也大，上面也同意分开来，当队长好管。我们有3个生产队，吴祝庆是6队，我是7队，徐信华是8队。田最多的是8队，有110亩，我们是106亩，6队是103亩土地。”周利英说：“等我来时，他（叶金康）已经在生产队了。在藕池有4个生产队，他在1队当队长。我来时他29岁了，29岁（1961）开始当队长的。当队长的时候，那一队才7、8个人。”
吴祝庆说：“我当队长一直没有调过，一直做队长。那时候生产队一直变，一会儿变大队，一会儿分了。青年突击队弄了两年，到1958年合并了。1958年当队长，那时候只有3个队：藕池、姜苏、板桥。那时候徐定良和我都当队长了。板桥田多劳动力少，藕池队劳动力多，所以那时候人可以调的，后来提出人要回到自己的队，藕池的到藕池，板桥的到板桥，我还是当队长。1958年是3个队，公社化以后有8个队。后来又扩大了，板桥变成5个队，藕池3个队。1961年变成9个生产队了。
6队是最好的，产量660斤，我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在华侨饭店开会，我去参加的。1958年下半年，开夜工，不开夜工弄不来的，马马虎虎做不好的。”
忆及当年生产队生活，姜岳祥说：“生产队开会一般一个月开一次，在老庙里，整个生产队的社员都要参加，生产队队长汇报田种得怎么样了，汇报好书记总结谁种得快，慢的要赶上去，要紧的是比如到收割的时候了，哪里的稻要割，哪里的稻暂时不割。饭没得吃，稻就早点割，好早点吃。后来一点点富裕起来，矛盾没有了。那时候有事，也是几个领导（队长）讨论这个人怎么样处理。他们说，人命长还是麦命长？人要饿死的，麦不会饿死的，这是给干部敲警钟了。没饭吃，就是靠做思想工作，动脑筋，上面的粮食任务要完成，一个生产队大麦300斤，小麦200斤，菜籽多少，任务还是要完成的，怎么办呢？地就多种一点。肥料没有怎么办呢？那时候没有化肥，就动脑筋，到宁波积肥，没办法呀，因为生产要搞上去。有些年纪大的人不去，因为跑不快。年纪轻的后生，跑起来快一点。那时候生产队也没办法。积肥书记不会去，但他知道这些情况，他说，你看看人家，别再坐等丰收，人家这样做，粮食产量高，生活好了，你也要改变生活。著名的一句话：田里没有肥料，稻子不会长的。产量高一点是6队，6队弄得非常好。队长吴祝庆指挥，副队长徐定良搞生产是内行。”
陈存夫也当过三年队长，他说：“我们是藕池村的，屯庄也是藕池村的。生产队时，我在2队，当过三年队长。公社化以后，田都归社里，那时候藕池有9个队，我是2队队长，当时一个队有一个副队长，一个正队长，我做了三年队长。队长也要种田，等于现在的车间主任，要带头干活。生产队有7个人，111.3亩田，每天做多少活，都要安排好。”
儿子徐繁荣说及父亲徐信华时说：“从我下田干活开始，父亲（徐信华）已经到皎口水库干活去了。做完皎口水库，他又搞移民工作。基本上我不和他一起下田的，在我记忆中，没有几次是和他一起干过活的。他当生产队长，我还没有开始种田，还小。他造皎口水库，后来搞移民工作，后来再回来，身体也不怎么好。”根据档案，徐信华1962—1969年担任生产队长、大队支委；1969年1月—1973年8月，在皎口水库工地，担任人保组长、支委；后担任移民小组组长；1974年1月—1976年12月，回村铁厂工作，担任厂长；1977年1月—1978年1月，担任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组长；1978年2月—1980年8月，担任公社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人保组长、支委；1980年6月—1986年，回村铁厂工作。
张如芳原来是大队长，1961年底始，担任生产队队长，直到1973年。1974—1976年任畜牧主任。
三、收入低
周利英说：“以前总是要干活，天亮时候要按照时间出去的，几点钟要上班，你不能迟到。后来分开了，自己做自己的，人家今天做好了，你难道能不做好吗？也要做好的。
像挑泥土抬进来，也是按照平方计算的，你力气大一点的人挑得快，我力气小的人多挑半天，你也10平方米，我也10平方米，工分是一样的。力气小一点的话，就要多做一点。我们这帮人样样都做过的，很苦的。在藕池，坟滩很多，走出来那个塘边都是坟，这么多的坟也拆光了，我们一年到头都要做的。拆坟，做机耕路，用一个小小的簸箕在挑的。”
姜芬琴说：“三个自然村比较一下，板桥这个自然村的老百姓是最勤劳的，是最会做的，也是最诚实的。姜苏的这个自然村最小，这些人胆子比较小，也很勤劳，但是开拓创新不足。藕池这些村民比我们要强，强在语言上面的，或者心理上面的，比我们板桥这些人好像进攻能力强一点。板桥这个自然村有两个生产队，一个是6队，一个是7队，一年下来，报酬有600块，这是全公社里面最高的。我们这个自然村的村民没有很穷的人、吃饭吃不上的人家。都是在生产队做工，以前都是有粮，生产队分过来的。我们家的女孩子比较多，男劳力没有，我老爸每年去做，每年都要超支。我以前不知道超支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每年年终结账了以后会说，我们家又超支了100块，又超支了120块。后来才知道，超支就是你做的工抵不过你拿来的东西了，谷要分给你，农副产品要分给你，番薯要分给你，这些分的钱物已经抵不过你赚的钱了，超支了。等于每天这样超着，这个超支也不用你现金补上去的，就是到第二年你去做工，又把超支的东西先扣掉，所以我们家每年要超支的。但是不管超支还是没有超支，我们家生活还是过得下去的，我们女同志还可以打草帽拿去补充。”
为了工分，社员忙于劳动。姜宝根说：“我父亲死的时候（1973），我好像是33岁。我父亲是做死的，因为人多，吃的粮食没有。说难听一点，我和我阿姐还稍微大一点，以前在地里偷点草籽，采点野菜，米一点点，野菜、草籽调调好倒下去，做好是糊糊的，那时候总是吃些这种糊糊。但是做还是要做的，像我这样要做的，像我爸也是很苦的，要做，又没得吃，他总要省点给小孩吃。小孩也不懂，乱吃，那样的糊糊，拼命夹来吃。我后来生浮肿病，也是饿出来的，1958、1960年左右得浮肿病的人很多。我家子女多，后来我结婚了，成家了，我还记得，我父亲还要去劳动，生病了也还要去，强撑着，干活干得面孔嘴唇赤黑的，发热发到37度多，还要去做，不做就没有工分。那时候也没有办法的。我父亲以前在田里赤脚干活受伤，脚开了一刀，不能走路。后来队长也算好，照顾他，让他管麻雀去。我把他背过去，让他坐在椅子上，绳子给他放好，赚点工分，日子真的是难过。那时候工分是一天都不能少的，要全工分的。工分360天，每天坚持还好，如果缺一点就工分少了。休息时间也有的，每月3号、8号是休息的，其他日子是天天都要做的。年纪大了，有些活干不了了，别的活要去抢了。70岁老人，像林阿三，年纪很大了，他一定要来做，也不能不让他做。一般这么大年纪，也不要来做了，也就这一点收入。但是他还是要来做，晒谷子什么的，人家在晒谷子，他也要晒谷子，因为没别的地方赚钱，都想来赚一点。以前没粮食吃，我父亲57岁死的，他一直撑着劳动，后来得肝硬化、腹水，都是肝病，去看医生，也说没办法了。”
第二节／艰难地度过
1959年至1961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1962—1965年，可以称为恢复时期。
一、精简回村
徐信华，1955年10月起，在西北铁路局204工程队当工人。1962年5月，回乡支农。
徐信定、吴升月夫妇，从镇海回村务农。吴升月说：“我们俩人1962年4月下放，到藕池村做农民来了。那时候农民饭有得吃，饭总可以吃饱。他妈妈那时候穷，要饿死了，买细糠吃，是叫别人买来的，里面有点白白的，别人骗她说是米，实际上那白白的不是碎米，是碎骨头。他妈妈吃了以后，大便也拉不出，面黄肌瘦。他走到屋里跟我说，我妈妈要饿死了，我要么种田去。我说你地也不怎么会种呀？他说现在有生产队，没有关系，我跟着去做。他人雪白（皮肤很白），种田吃得消吧？人家也客气，你思想这么好，给你评9级。按劳动评的话，只有6、7级。就这样来了藕池，我也只好跟来。4月来的，粮票带回去，他29斤，我也29斤。他妈妈开心死了，有米了，可以吃饭了。1962年8月，早稻分进来了，我女儿名字取良芬，意思就是粮食分进来了，有的吃了，我女儿1962年八月初四出生。”
张昌浩，从浙江水电水利工程处回村务农，原在公司当电工。
洪根庆，从浙江长广煤矿回村。1956年2月进机械厂，1962年7月回村。
仇友芳，1958年进宁波石油公司，1961年回村。
张彩英，从萧山棉纺织厂回藕池。她是1957年4月招工进萧山棉纺织厂做挡车工的。因为是农村户口，精简时，随夫到藕池居住。
二、“借田到户”
张加昌说：“1962年，刘少奇提出‘借田到户’政策，当时田是集体的，借给你们个人，借去种种菜，种稻了要还，这叫借田到户。”张小康说：“刘少奇的政策来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谁种谁收。一下子会议开了，传达下来，大家很高兴。贫下中农都去翻地种了，当时坟滩很多的，可以种土豆什么的。这个快，几个月就好了，半年够了，就可以翻了。吃的东西又种下去。到1961年下半年，已经慢慢好了。”
三、自留地的分配
1962年生产队开始分自留地了。姜芬琴说：“我是1958年出生的，那时候你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就可以自己用。到1962年以后，有自留地了，房前屋后可以种种了，我们每户人家自留地都种得很丰富的，种向日葵、南瓜、冬瓜，旁边都可以种的，就是这种宅基地。”陈高华说：“那时候自留地分过来，只有600斤定粮，自留地7分8厘，乘以3，才2亩左右。自留地的政策很不好，和现在的股份一样的，生出的人、会吃会跑的人没有股份，死掉的人、火葬场老早都烧掉的人反而有股份。有人死掉已经快10年了，还在拿股份，人家已经在读书的人没有股份。我两个小孩加我老婆，还有我自己，每天都要干活，饭很会吃的；有些人女儿嫁人了，大人死了，他有七八分自留地，种了两三亩，他的粮食就多了，我们没有什么粮食的。”
四、购打水机
姜岳祥说：“1962年还好，下半年就是抗旱，1963年就没有粮食了。农民其实很不好当，没有农具，这个种子还要国家拨下来。早稻种子有的，晚稻的种子已经被晒死了，那就要去打报告，国家发下来。到下半年割了稻子，要去还给国家。国家说不用还了，那还好。那时候稻子种不大的。后来用机器了，那块田好，有打水机了，两个小时，田里水就灌溉好。之前这种田不要的，因为每天晚上你要想，是睡觉好还是去赶水好，不去赶水的话，明天田就晒死。”五、打击经商活动
姜岳祥说：“藕池每两年换一个队长。这里一开始没人当，妇女主任来做也做不好。上面来叫我去当队长，我说我不去，这帮人，我弄不过他们的。他们起来非常早，4点不到，就走出去做生意了，等到种田干活了，叫不来人，所以产量非常低。在外面做生意，称为‘吃龙头’。比如这个东西你在卖，多少钱一个？1毛5分，那买2桶，一桶有10个，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1毛5卖2毛，卖完了再回来。不是只卖一样，比如看见鱼或者虾都会买，反正样样都有的，就这样做生意，做好回来了。做的话，至少5个小时，早上好卖。后来管得严了，队长、书记社长都要抓了。”
姜岳祥又说：“老江书记不住在村里，住在詹家耷他姐姐家。他要了解村里一般事务，譬如村里有多少田，他都要清楚。村里有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也要关注。他来了，会问队长，某人在吧？队长说：不在，到宁波‘吃龙头’去了。他会说，派两个人去找来。‘吃龙头’，是我们这边人的术语，跟小生意有点不一样，小生意是批发东西过来卖。他是看到东西先买来，再卖给别人。不是每天有货，赚得不多的。像这种‘吃龙头’的人，老江是自己出去找。找到了，就说：你好好种田去，没饭吃是大家都没得吃，不是你一个人没得吃。大道理跟他讲讲好，弄过两回，人家也不去了。规定支部开会，每个月3次，譬如说这任务交给谁做，你不做好，我就来看看你是怎么做的。要过年了，那时候有生猪出卖任务，有国家收购任务，有些人动歪主意，晚上把猪杀掉。第二天问他：猪呢，你自己说，到哪里去了？他说：杀掉了。这样，肚子里面的心脏肝脏肺都可以自己拿去了，但白肉要卖给供销社。然后那人说：我思想坏。检讨两句，事情也就算了。那时候饭都吃不饱，有的人在仓库里拿点，队长发现了，也不处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苦。拿过一次，你不责备他，下次他也不会再拿了。你对他好，他也心中有数，一直做坏事的人也没有，那时候也是讲思想的。总要讲好话，生产才能上去。如果你恶来恶去，别人会跳起来了，不给你做了，因为反正就拿你这一点东西。我们生产搞得好，跟领导好大有关系。”
吃龙头，近于“投机倒把”（指倒买倒卖）。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专有名词，就是买空卖空，它破坏当时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所以成为当时的打击对象。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即关于“五反”的指示）要求坚决打击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私设地下工厂、倒卖票证等违法活动”。所以，江书记上来后，每天要关注这些坏分子的动态。非常有意思的是，笔者采访姜岳祥时，他说及“吃龙头”一词，笔者感觉就是做小生意，他马上纠正说，与小生意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当时没有批发市场，物资在个人手中，须从个人手中购得，又复销售出去而已。当时不准个人经商，所以将这些人定为“坏分子”。没得吃，偷生产队仓库的粮食，也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特有现象。
六、没有电灯的时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电灯，用火油灯。姜岳祥说：“那时候用火油灯，下面一个瓶，上面一个灯头，就这样点。火油灯很危险，很难弄的。”说及1962年刚刚到村里的情况，吴升月说：“那时候村里条件很差，有一句老话，说藕池村是牛粪成堆，实际上我们是莲藕的‘藕’，但这时候大家都只记住牛粪。那时候，藕池村牛粪成堆，满路都是牛粪，条件很差，没有电灯。那时候我说镇海这么好，到这里来，点的是火油灯，黑乎乎的。生产队多少苦呀，那时候又没有钱买菜，我们下放到这，只拿了200多块钱，交给村里180块。村里说要交生产资金，不交的话，不能到生产队劳动。那时候也很困难，没有钱买菜，所以要种菜、种豆，他背石头，我提篮，非常辛苦。
“村里坟头多，藕池的坟非常多，大坟头、小坟头，都是坟。学校也是小小的。村里办公室在庙里，我们有个会计，就是张吉安，他的写字台破破的。他的办公室也是在庙里，课堂也在庙里。1962年，那时候人少，学生也少，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后来村里赤脚医生也在庙里。这一座庙等于是村行政中心了。庙里菩萨没有了，都弄掉了，‘文化大革命’弄掉的，庙也是破破的。”
第三节／1966—1970
一、并队
1965年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小小队是“走资本主义”，结果是把小小队并成大小队。包文华说：“一开始4个生产队，1967年，并大队了，4个并1个队，就是一个锅里吃饭。”1967年1月，林德庆为队长，一直到1980年。1967—1975年，徐定良担任板桥大队副队长，此前1961—1966年他担任6队副队长。这一年，张杏芳为队长。
队长葛小其说：“我7岁读书，先到方家耷读书。读到二年级，换到了藕池读书，读到四年级。从五年级开始就到了礼嘉桥读书。读到六年级，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我就没有读书了，去参加生产队了。以前入社要交钱进去的，要不交家里有田、牛、耙等。要入社了，东西要拿进去，比如说30个人一个生产队，都是要评级别的。我是15岁进生产队的，当时交了400多块，那时没有钱，人也小，生产队粮食给你拿的，但是钱从里面抵扣掉，抵扣了好几年。我16岁种田，17岁就当了生产队的副队长。因为我技术好，我级别加起来起码四级。以前，一个小队，一个正队长、二个副队长，我就是其中一个副队长。后来一个队分成了两个队，那时我19岁，就成了生产队队长，一直担任至分田到户为止，总共十多年的队长。开始是集体的，就吃大锅饭。1983年，就分田到户了。以前的生产队长类似现在的车间主任，自己也要去干活的。自己不干活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己带头。”据档案，葛小其1960—1963年在方加耷小学读书；1964—1966年在藕池小学读书；1969—1972年务农；1973—1978年任副队长；1978—1982年任一队队长；1979年7月入党；1980—1982年兼任大队团支书、民兵连长、畜牧主任，被选为布政公社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1983年，在宁波运二车队做工；1983—1985年任村金属提炼厂厂长；1985—1986年任村模具制造厂副厂长，兼自由村村长、党小组长。
队长张杏芳说：“1958年，我也才17岁，挖南塘河。后到队委会任职。1966年，当了生产队长。1972年，入党，当大队支委了，治保主任也当过，团支部书记也当过。共产党的政策好，重用贫下中农，所以当了干部。当队长，要老百姓听你的。如果不听你的，也没有用。队长一直当到1979年。1979年到铁厂当厂长去了。到1982年，又到生产队当了一年的队长。1982年的下半年，分田到户了。1978年那时候，‘大佃农’的帽子摘掉了。我们就是靠共产党，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样的人老早死了。现在形势是好，支部也好，也都关心你。”据档案，1959—1961年，他在古林红专学校读过书。
队长姜冲德说：“我13岁（1965）参加劳动的，在生产队干活。后来（1967）生产队并大队了，原来是4个队，我们并成1个队。那时候我当队委会委员，才16岁（1968）。后来又分队了，分2个队，我当了生产队长。那时候到皎口水库去造水库，在那边做了一年。随后到水电处，那时候水电是归浙江省水电三处管的，要招粉碎工，工作就是钻洞、打洞、冲山，就把我叫去了。我在水电三处做了大概一年半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又当生产队长。水电三处的军海码头招宝山要开发了，要造码头，那边三处又招人了，我又去了，大概去了一年半。那边不需要了，然后又回来。回来，又当了队长。我在村里也当过队长，那时候因为是大队，我在大队里当团支部书记、民兵队长。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文化，那时候当干部也不讲什么文化的，人家信任你就可以。因为生产队长是老百姓选的，像现在这样选举的，这是硬碰硬选的，每个人都要投票，你选不上的话，也没有办法，让你当队长就是当队长。至于团支部书记，这是大队里信任你。
“当生产队长，要分配社员工作，什么人做什么活，每天安排好。要开开会，搞搞活动。以前别的没有，就只有田里的活。以前都是坟滩，田间也是坟滩多，人去干活，钻进去以后都看不见的，要我父亲到下面去找我的。现在没有了。以前塘也都是坟滩地，‘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弄了，后来慢慢弄掉了。这个是要人挑的，挑到河边倒掉，全部处理掉，这样土地可以增加。这个填了很多年，前后十多年，每年都要拆坟，家里没有事了，田也没有种了，没有什么活干，就是挑坟滩。这是非常苦的，我13岁参加劳动，刚刚开始挑坟滩，我人还没有挑土工具高。没有人跟我搭对，只好和最大年纪的人搭档，就是杨祖全。
我最小，他最大，就搭档了。我挖得非常快，他挖得不快。村里以前苦，他和老婆没得吃没得穿，夫妻两个到田头去干活，吃点冷饭团，用酱油下饭。干活都是记工分的，10级就是10分，9级就是9分，按照工分算的，到年底了算总账。中途收了早稻、收了大麦，就暂时发给你多少，预支付一点，付200块、100块或者是几十块。到了年底有可能还超支，那还要还呢。以前也没有办法，总共才200多块钱收入，像我这样的有290块、300块吧。像徐定良算是最好了，最起码有300块。我们藕池村里基本也就200、300块，再多也没有了。因为那时候的田没有别的地方好，以前坟滩特别多，产量是有高低的。以前稻子一亩产三四百斤已经高兴死了，现在几千斤一亩都有的，那是不一样的。现在也有钱了，科技不一样了。以前400斤已经很好了，一般都是二三百斤的。碰到坟滩地，田都是很硬的，稻子倒是长得很好，虫子也不会生的，但是没有什么产量。”
社员包文华说：“在人民公社干活是这样的，4点钟就起来了，干两个小时活，再煮饭、上班。吃好饭，过个把钟头，又要去干活了，干活干到11点。以前藕池有三个生产队，大队就像部队里一样的，煮好了饭，就来叫歇工吃午饭了，就像在工厂上班一样的。我爸在皎口水库做了两年，后来回来了，在田里干干活，我在生产队里干活，每年都有奖金拿。其实也不是钱，以前都是一只搪瓷杯、一个脸盆、一块手巾这些东西；奖状也是有的，一样可以拿的。我人缘也好，也比人家干得多，人家都知道的，队长也知道的。大队发的奖，基本上我每年都有。”
二、村革委会
“文革”开始后，布政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停止职能活动。1968年9月成立布政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1968年11月，藕池大队建立革命委员会，成员有洪康华、姜全德、姜阿利、徐信定、江根星、吴德利、徐信华、李阿凤、俞明福。洪康华为革委会主任。此间，江根星、李阿凤虽也在名单中，但实际上靠边站。原来的大队书记姜岳海也靠边站。1969年，成立村级贫下中农协会，张阿毛担任贫协主席。
那时候李阿凤也被斗了。姜锡岳说：“我回来没几天工夫，他们也斗李阿凤了。我只允许他们文斗，不允许武斗，你要是武斗，我就对你不客气。实际上我们藕池村民风是很好的，藕池村的村民不会对人怎么样，党风也很好。不允许斗争就不会有斗争，藕池村动手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的。”吴升月说：“当时他们要我喊打倒李阿凤，我根本喊不出口。”李阿凤说：“‘文化大革命’斗到我自己了，我真真苦死了。他们斗我，我心里不快活。我老公去跟他说，我家老太婆快被们你弄死了。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是为国家做事的，我也不怕，我怕什么。我是做好事，我不做坏事的，人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人是凭良心说事的。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在做党的事业。”
洪小康说：“我是1962年下放的。‘文化大革命’时村成立革委会，包括我在内有五个人。那时候也很傻。在革委会，我待了不到一年工夫。我也吃不消，从内心来讲，做人是凭良心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过程，当中高升的人很少的，真正‘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领导的基本上没有。为什么？这帮人都是没知识的，也没有什么能力的。”
三、“文革”期间的土地平整
张富昌说：“我是1966年3月回来的，4月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来的时候是姜岳海当书记，江根星当大队长。我在大队当了一年治保主任，民兵队长当了二年，然后参加生产队，当副队长。1968年土地平整，把藕池坟头挑平。那时候，从杨家路头一直到那边，全是坟头。很早就有人到藕池来做坟，外地人来做坟。1968年，公社下命令，要将土地全部弄平。藕池挑坟是论面积的，比如说男劳动力一天要挑4平方米，女劳动力挑2平方米，每天早上很早去挑，很晚才能回来，而且还要开夜工。土地平整我也做过，做了好几年，那时候也没有机器，都要靠人工。藕池人做的坟也有，但大部分是外地人做的坟。坟越多，地方越穷。有半边是土地，坟头没有多少。以前藕池的房子很分散，东一处，西一处，屋后就是坟头。藕池的田也很分散。有的坟年头长了，就变成无主坟了。那时候有政策，不管是有主还是无主，藕池人或外地人做的坟，全部要移到山里去。没有人认的坟，就是无主坟。1965年、1966年大量拆坟。地基那时候不用批的，但是石头很难买，就把造坟的石头拆来搭屋。后来坟没了，就要去砖瓦厂买了。以前的屋都是一块块石头搭上去的，石头都是敲碎的墓碑。我家里还有一个老石碑，也是坟碑，那时候村里没有收入的，把这些石头拆去卖掉，能有十来块的收入，那时候十多块也很值钱。
坟里的石头、木板都拿掉，烂泥挑平，造田。那时候水很多，田里水可以贮存，家里水也可以贮存，那时候种田要积水。”
四、文宣队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宣队，全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个时候，注重意识形态宣传。当时，各行各业的形势宣传，必须紧紧围绕着国家政治运动。于是，形式多样、热火朝天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像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城乡的每一个角隅。当时，藕池大队也成立了文宣队，配合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展开演出活动。大队文宣队的队员选拔，需要具有一定的文艺宣传特长。他们白天参加生产队农业生产劳动，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排练节目，每晚仅给记几个工分，只有到外村演出或在本村有演出任务时，才能占用白天的劳动时间。他们的演出，有声有色、惟妙惟肖，让社员同志们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抹鼻涕眼泪，看得出神，也佩服得要命。1966年，赵宏海才17岁，比较活跃，参加大队文宣队。据吴升月回忆，1967年10月，村文宣队扩大为村剧团，由俞阿任为团长，排演了革命样版戏《沙家滨》。由吴升月演阿庆嫂、赵宏海演郭建光、陈高华演胡司令、张纶华演刁德一、周利英演沙奶奶、张昌浩演刁小三，演员们努力学习演唱，演出很成功。曾去宁波南门外剧院卖票演出，满场无空位，得到观众的好评。春节时，去各村演出。在农村剧团中，藕池大队剧团小有名气。当时宋严王村排演了《红灯记》，包家村排演了《白毛女》，张家潭村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整个布政公社只有这四个村有农村剧团，给农村父老乡亲的业余生活带来了欢乐。张昌浩曾经演了一个角色“王老板”，给村人的印象太深，结果村人一直叫他“王老板”。文宣队主要活动于1966年至1970年间。1971年，随着革委会的解散，文宣队也消失了。
据赵宏海说，图3-16是1969年左右拍摄的，是为庆祝革委会成立而拍摄的。当时请来摄影师，在生产队晒谷场前拍摄。分生产队、各队分性别拍摄，所以洪康华也在内的。这是板桥村男性社员合照，女性合照已经遗失。照片原来是夹在生产队会计间玻璃台板下面的。1982年生产队解散时，没有人要，他便将合照带回家了，一直保留至今。笔者拿了此照片，让照片中的当事人来回忆，均称没有印象。其中的小孩子，吴升月老师辨识出了大部分人，但部分人仍辨认不出。生产队时期，村民外出机会少，拍照机会十分少，留下的照片更是奇缺。在1969年的生产队时期，藕池大队就有这样的大合照，确实体现出洪康华眼光过人之处。这张大合照记录了板桥村大部分男性社员当时的面貌，形象史学价值相当高。照片中间两排的人，多数已经故世。前排的小孩，现在已成了爷爷辈的人。最后一排人，多数七十多了。藕池村真的应该感谢赵宏海老书记的资料保存之功。
五、知青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开始，许多城镇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张杏芳说：“那时候下放青年来了，下放青年也要去干活的，不过大家会照顾他们。下放青年来了，那就拜农民阿哥当师傅。我们这边北京来的也有，以上海青年为主。上海人很多的，后面都回去了。胡克荣那时候是苏州下放来的。那时候下放青年来，国家是有分配出路的。张元镇到鄞州银行去了，也蛮好，现在也退休了。来的也都是学生，读过书的，生产队照顾照顾，有轻松的活给他干一点。后来村里办厂了，就到厂里去了。”
根据村中人员进出记录，1969年下放的知青有胡容娣、俞智君、范品花、胡克荣、范回米、林小毛、马莉萍等。从月份上说，最早2月，5月、9月、10月、11月都有。1970年来的有俞回口、葛小云。其中，胡容娣、俞智启、范品花、范回米、俞回口、葛小云6人为上海人，胡克荣是苏州人，林小毛、马莉萍为宁波人。
六、夹着尾巴做人
“四类分子”不能开会，只有贫下中农可以参与。张杏芳说：“以前我当治保主任，工作队的严组长就说了，你今天晚上来开会，要狠狠教育人家一顿。人家事情又没有做错，这个我也做不到。我跟严组长说，要么你去说，我是不会去的，人家白天干活，像地主、大佃农，都要做得更多，你开大会还说他，这个事情我做不到。人家年纪大了，只能干这点活，再叫人家多做点，这样的事我可不干。组长说，那你这个人没用。我说有没有用，让别人去评好了，冤枉别人的事也不能干。大佃户农干活干得多少、偷懒不偷懒，也有老百姓反映的。我和老江书记讲，完全听人家讲的也不行的。老江说，那就按自己的能力，有什么说什么。”包康乐说：“我1957年开始在藕池小学读书，一直读到1966年，是初中二年级，开始‘文化大革命’，搞红卫兵串联。本来我可以考到望春中学的，因为是地主成分，只好考到石碶的农中。后来‘文化大革命’一串联，红卫兵套着红袖章，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我们当时是属于地主子女，外面是不能去的。这样过了一年多，1967年开始干活了，就在藕池四队。那时候像我这个年纪的初中生还比较少，村里说你是初中生，做做保管员、会计。我们地主子女，在生产队，都是受到表扬，没有吃过批评的，都是积极生产、带头劳动的。我那时候任务完成了，还免费给人家分稻草、做会计。曾经有一件事，我的脚上生疮，叫张国章医生开刀，开刀一个小时，手术做好，纱布一包以后，我自己马上到队里干活了。藕池这条路，原来还没有改造，煤渣路算是最好的了，没有什么石板路。我的脚包着纱布去种田，一个人要种9分9厘田，自己拔自己种，这多不容易啊。我们生产队的包队干部、武装部部长周召丰（后来为乡党委副书记），想要贴纸表扬我，但他们不知道我是地主儿子。张富昌那时候当队长，他说是地主儿子，就不要贴纸表扬了。我自己不管他们说也好，不说也好，总归是坚持原则，积极劳动，勤勤恳恳，做好每一件事。”
第四节／1971—1976
1971年9月，林彪外逃坠机，这件事导致革委会产生调整，洪康华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江根星重新担任大队书记。1971—1972年，姜岳海为副书记、大队长。1973年起，赵宏海为大队长。
1971年2月，大队下面建立3个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名单是张如芳、俞名（明）福、林德庆。1971—1974年，张昌浩为生产队长。
1975年时，5个队长分别是吴德利、姜冲德、俞名昌、吴祝庆、张杏芳。
一、20世纪70年代初的大队
张国章说：“我一直在村里，最早担任书记的是江根星，我跟他交往比较多。那时候村里穷，过年过节，村民请他吃饭都很少的。他当书记的时候，村里破破烂烂的。后来老百姓慢慢有了电灯、电话，都高兴得不得了。他那时候就是办厂，给老百姓办事。那时候我当医生，村里很艰苦，支出方面也很紧。为了减少开支，江根星书记一边让我当医生，还让我兼做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我都干不过来了，开会老是迟到。后来，就换了其他人。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那时候我的上进心也比较小。
“书记也想让我到厂里去。1977年，工作队来了以后，镊子厂调人了，让我去厂里做厂长，与我谈过，我说我不干，我还是安安稳稳做个小医生算了。那时候跟我谈入党问题，问我为什么不入党。我说入党做什么，我只不过一个平头百姓，每天过过日子好了。那时候他也很看好我，好几次让我去公社开会，对上面也发发言，说慢慢来，以后好接班。我还是想安安稳稳做医生，我不喜欢去外面。”
赵宏海说：“那时候我跟老江书记搭档，老江那时候当书记，我做大队长。我在生产队劳动的年数不长，14岁去的生产队，20岁提上来当干部，生产队做了五六年，就当领导了。大队长我是从1973年开始做的。最苦还是当大队长，凭良心讲，那时候最苦。一天到晚都没有在家里坐过，‘双抢’到了，天天在外面劳动，要带头。那时候很苦，没有拖拉机；后来有拖拉机了，但是一个大队1000多亩田，只有一台拖拉机，给谁用好？那时候也没有机耕路，都是小路。我们的田，这边也有，那边也有，河塘边也有，拖拉机转来转去的，有时候不小心会翻倒，那就推起来，修好再弄。‘双抢’到了，一会儿那个人来叫，一会儿这个人来叫。那时候生产队很难弄，有8个队，你想能弄得好吗，8个队只有一台拖拉机怎么弄。一会儿拖拉机又翻倒了，耕不了，那又要起矛盾了。
“我跟老江书记说，还是让我去企业好了，所以最后两年我到企业去了。那时候也没有特权，当大队长只有2级工分，8级向队里拿。那时候白天开会、夜里开会，没办法。每天开早工，人家生产队开早工，你也要去开早工，早工只有2级。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又没有钱。那时候有很多会，抓生产会是一种，其他会也很多。那时候上级文件很多，文件下来都要学习。”据档案，1982—1983年，赵宏海在村电器绝缘厂工作。
姜岳祥说：“电灯是1971年通的，板桥是从像鉴桥拉电线过来的。我们用了一年多以后，藕池也接进了电线，是从板桥接过去的。最早是宁波一个阿三师傅说起来的，他是做电工的。他说：你们怎么没有电灯呀？我们那时候没有电的，习惯用油灯。用了电灯以后，大家都说：这怎么这么好！藕池迟一年，那时候是书记江根星做主装起来的。那时候大队没有钱，都是拿工分抵的。”
二、兴办企业
1971年，对藕池村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年，大队创办了铁厂，地点在新学堂。张国章说：“江根星书记会动脑筋，想把村里经济慢慢弄上去。铁厂办了以后，村领导又动脑筋，办了镊子厂、翻砂厂，这样村里经济有所好转了。”1971年，乡镇企业的兴起，是一个契机，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乡村也可以办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来的知青进了水平仪厂，活跃的永康五金商人带来了打铁行业。原来的村书记姜岳海及1962年精简回乡的人才徐信定、洪根庆，成为办厂骨干。20世纪70年代办厂，农工杂处，大家作息时间不同，收入不同，导致彼此间的矛盾很大。
关于铁厂搬至杨家路头的时间，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1971年庙里拆迁造新学堂以后，企业就搬来了；一种说法是1973年地区工作队任队长来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布政至宁波市区的机耕路修通了，方便了藕池村人的出行，马路是当代工商业发展之本，于是，杨家路头位置优势初显，村人便将铁厂迁移到此。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史幼芳也认为，铁厂是在1973年左右搬迁的。
三、编村简报
20世纪70年代，“双抢”期间，吴升月老师负责编辑村简报，16开。吴升月说：“老师放假了，要参加农业劳动。后来我没有参加农业劳动了，就叫我编简报。中饭吃好饭到生产队去统计，今天田种了多少，有多少好人好事，像工作汇报一样，然后到学校把材料写好，第二天上半天，用蜡纸刻好印好，然后发下去，明天上半天又这样做了，非常忙。70年代开始编简报，一直到布政并到古林（1992）后，没怎么编了。简报是我们自己藕池村的简报，跟别人没有关系。内容是种田进度、好人好事，村里有什么政策命令也通过简报宣传。差不多要印二十多张，一个生产队一份，还有书记、大队长也要给。快报要每天印，16开。本来每天都要去劳动，这样的话，空了去劳动，没有空不去劳动，也没有关系了。因为快报要刻要印，还要自己排版。那时候老师比较苦，后来放暑假，我们就去学习、备课。开始都是跟生产队打交道。这种简报，有的生产队也有，有的比较少，他们不弄，统计倒是会做。简报有的生产队不弄，我们是书记要我做，他也有眼睛，对情况也知道得比较多，好人好事开会也表扬。那时候队长开会非常多，要布置任务，工作也肯做，也会做，所以领导对我也很好，我也尽力。”
四、修皎口水库
皎口水库所在河流樟溪，是甬江水系奉化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四明山对岗岭东部莲花村。樟溪水直接关系鄞西水利，“樟溪不治，鄞西难安”。修水库，是几代人的梦想。水库上游就是大皎和小皎，二皎相汇成皎口，故名皎口水库。1970年5月动工兴建，1973年5月封孔蓄水。皎口水库是鄞县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也是当时宁波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施工主体是由鄞西农民组成的民工队伍。8300多位农民组成15个民工连，由3个指挥所指挥。那时搞的是群众运动，施工方法称之为“土洋结合”，沙砾料、块石开采，浆料运送上坝都是民工做的。民工是按合理负担原则，由鄞西受益区出工的。施工高峰期，每百亩农田出民工四人，共投入劳力958万工。民工在工地劳动，回队评分，工地每天只补给3角钱伙食费。1970年5月4日，皎口水库大坝在红旗簇拥、万人欢呼声中挖出第一铲土，宣告工程正式开工，开始了第一期围堰建筑及基坑开挖。同年冬，开始二期围堰，半年内进行二期围堰及基坑开挖称得上施工中的奇迹。1971年10月大江截流，开始第三期围堰基坑开挖。1972年坝体全面升高。1973年5月大坝封孔蓄水，水库下游开始受益。1974年5月，大坝土建工程结束，实现三年受益、四年建成的计划目标。1975年1月主体工程完工。①
吴安光说：“我17岁到皎口水库做工去了，18岁回来。为了响应号召，我19岁又去皎口水库，当时一村30人，我就去带班，那时候在是大队里。1970年，到皎口水库，叫我带班，分配干活。”当时，生产队是抓阄轮流去的。包文华说：“以前造皎口水库，在鄞江桥里面，是要走过去的，那时候10多岁，干完以后走到家里，都十点多了。那时候每天要做8个钟头，三班倒的。到家最起码要走6个小时。那时候交通工具是很少的，船最多只能坐到鄞江桥，鄞江桥上往河有的，但是不能撑船。自己就带米过去给食堂，我一个月要吃60斤米，菜就是咸菜汤，赚也赚不到什么钱。我以前去皎口水库，干活不要紧，但是饭总归要给我吃饱的。我吃饭都已经吃得怕了，那时候我已经毛20岁了，家里没有粮食，要挑米过去。我一个人要挑去60斤，家里有时候还可以煮点别的菜什么的，但是食堂里没有别的，就是饭，我一顿饭吃两斤米饭，我就说了，这个米，我7两一餐，吃了不够，又打3两，吃完了也没有觉得肚子饱。人家就问了：你再吃1斤能吃得下吗？以前那个宿舍，不是现在的房子，而是毛竹搭起来的，皎口水库这里，上面盖着油毛毡。
①缪复元：《记忆：皎口水库兴建始末》，见宁波水文化网。
这边是女寝室，那边是男寝室。那时候没有泥板的，只有毛竹搭着，用报纸糊糊的。”陈高华说：“那时候，我生了儿子敖忠（1968）。等到他2岁（1970），我从生产队走出去，去造皎口水库了。建皎口水库，苦是苦的。不过，我们还好，我们班是车水的。我头一年做时，公社党委王书记找我说：你再做一年，给我帮帮忙，说大方向管一管好了，自己不用做。不过我喜欢干活，那时候车水，力气是有的，可以车两三个小时。我又多干了一年，共干了两年。本来干一年就够了，后来大队带班的不干了，就说让我不要去干活了，来带班管理。”
五、水库移民来村
20世纪70年代，曾有一批皎口水库移民进入村中。第一批是皎口造水库时的政策移民，杨志忠（1932—1996）家、庄定根（1935—1991）家、崔述芳（1932—）家、龚加云（1951—）家、方美龙（1932—1985）家，共有五户人家。庄定根来自长砂头村，崔述芳来自长里方村，杨志忠、龚加云来自大皎村，他们1971年迁入。1972年，方美龙从长里方村迁入。杨志忠妻子徐早珠说：“搬出来一开始没有地方住，就在冯家桥头以前开厂的地方先住着，房子造好了再搬进去。一共两间老房子，一间楼房，一间矮屋。”
崔述芳说，当时政策是小家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于是，他们接受了迁移。他之所以迁移藕池，是因为藕池大队徐信华带班修水库时住在他家，彼此相识了。要迁移时，徐信华鼓励他来藕池大队落户。于是，他全家五口人来到了板桥。来的时候，习惯山区生活的他们，不习惯平原种种田生活。为此，他曾反反复复，心中十分纠结。村里也照顾他，没有让他下田干农活。他40岁来到藕池板桥村以后，开始几年种蚕桑，后来养猪。包文华说：“皎口水库移民，水电是免费享受的，因为他们为水电站建设做出了牺牲。”
六、工作队进村
张杏芳说：“1974年，地区工作队来了，那时候每天晚上开会，白天生产。晚上开会，地区工作队来的话，要很主动的。白天生产队的事也好，村里的事情也好，都要去汇报的。那个阶段苦也是苦的，义务工非常多的，晚上开会也没有钱，白天也没有钱。”张国章说：“比较深的印象是地区工作队，那时候有工作队开进来，特别注重成分。我那时候是中农，也不是贫下中农。工作队来了，问老江书记为什么让我在村里做医生。江书记回答了一句话，我们藕池村稍微有点读过书的人找不到。地区工作队也是领导，非常严格。他住在詹家耷，地区工作队要求他每天7点汇报工作，说说今天一天打算做什么事情。那时候搞得比较紧张。稍微有一点贪污受贿苗头，那是不得了的事。记得镊子厂有一个厂长，他有一点能力，经济上有一点点问题，比如说送东西。办厂总是会有一点人情往来，比如说递香烟，送一包香烟也是送礼。后来因为这个，就说他犯了经济上的问题，把他革掉了，请他告老还乡。”
“富农”张小康说：“工作队来的时候，我在厂里做，肯定要接触人的，有人就说我富农儿子贪污。工作队来了，人家去告了。工作队说：你们厂里还有这样的人啊？就把我叫去了，叫到大队办公室，来自宁波港务局的严组长跟我讲了：张小康，买煤是你买的吗？你老实交代，头上这些字认识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不交代，明天让你坐牢去。我吓死了，当时我家有7个人要吃饭的。我快要哭地说：严组长，我真的没有。他说：人家检举你拿了，如果你没有拿过，你吃总吃过的。我就讲了，我是算过账的，付钱是别人付的，钱我从来一分也没有去碰过。那他说：你总归吃过饭的。我说：我去收煤，我把饭带去的，在人家家里吃饭，人家的菜夹一点给我吃吃，那是吃过的。他说：你还不老实，让你坐牢去，你坐牢要坐吗？我说：我不去坐，不去坐。他说：那你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真的吓死了，就哭了。旁边一个来自银行的女工作组人员跟严组长讲：算了，张小康负担也蛮重的。如果你把这个人吓傻了，吓成神经病了，他怎么做人？他家里有7个人吃饭，他是这家的顶梁柱。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严组长说把付钱的人叫过来。他就讲：你讲我们贪污，你去卖煤的地方去查好了。三年的账算下来，攒了600多块钱。老江书记也说了：我们总共才一个厂，都靠他在撑着。他在厂里，这样那样都做的。这个事情也就过了。二十多天以后，工作组结束工作，严组长跟我讲：张小康，我已经帮你看过了，你在厂里蛮能做的，你对这个厂也蛮有贡献的。我不会来为难你，我希望你在厂里好好地干下去。你以后在厂里好好参与财务，不然，你不会被人讲一句好的。第二个，你以后在厂里适当考虑自己的饭碗。”
1959—1969年，俞云孝因为会挑选耕牛，屡次到临海贩黄牛，其中为小队买了50只，为别人买了2只，自己买了1只。他在经销过程中，赚了1400元。结果，在1971年12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成为典型，被扣上贪污的帽子，被要求退回款项。1970年还300元，1971年还300元，1972年还400元，1973年后还清全部款项。
1976年，工作组进驻村中，进行对比教育。包泉德说：“生产队来了一个王姓公社书记，他到村里来搞生产，我们这队因为没有共产党员，他就入我们队了。那天早上他来犁田，我也在犁田，他在我隔壁。因为我的成分问题，我一看他在我隔壁，我想这事情麻烦了，我怎么弄呢？我弄得快，他没面子。如果有什么做错了，要批我破坏生产。我想还是慢一点来，让他在前面去，我在后面，出了什么错也没有关系。我也动脑筋了，就上厕所去了。等我上完厕所回来，他问我：包泉德，你现在每天要劳动，以前你不用劳动，是以前好还是现在好呀？我说没有想过。这怎么说呀，说好也不对，说不好也不对。他一定要我说。我说王书记，你问我以前好还是现在好，我说实话还是假话？他说什么叫实话，什么叫假话？我说讲实际。他说那要讲实际。我说你让我讲实话，我就说实话，以前我不劳动，不过我身体非常坏；现在，毛泽东领导好了，劳动锻炼了身体，在生产队可以挑200斤担子了。没有共产党来，我身体就不好，没共产党，人早死掉了。国民党在的时候，我们晚上睡不着，他们老是要到家里来抢，到下半夜才可以睡。等天亮了，又找你借谷了，农民哪有这么多谷呢。你不借的话，国民党就把手枪拿出来了，只好借。现在是好了，这种人没有了，可以安心劳动了，身体也好了。我说共产党是好，共产党领导好，做像衣服一样，你一丈三尺，我一丈三尺，谁都不吃亏。”
第五节／1977—1982
一、末代生产队长
1977年8月15日，江根星继续为书记，赵宏海与李阿凤为副书记。吴竹庆、吴安光、张杏芳、姜岳海分别担任组织、宣传、保卫、后勤委员。
1977年，划分为9个生产队。
1979年，合并为六个队，生产队长名单如下：
徐定良，1976年担任种子队队长，1977—1979年担任7队队长。姜岳祥说：“我队长做到了1977年，后来分田到户了。我们队长是两年选一回的，还是叫我去当，我是也不想做，事情非常繁杂的。我1977年生病了，让姜阿利代。病好了以后，我也不做了，让他做了。姜阿利也说不做。他原来是生产队做会计的。后来是张阿（志）芳弄了两三年，他是这儿保温厂的。之后是戚明华做了几年，后面就承包到户了。”戚明华说：“从1978年至1982年，我就做了4年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之后，我们生产队就结束了。我当队长时，形势也是比较好了，后面政策来了，就分田到户了。后来做社长，分田到户，生产队储备粮也有了，板桥的生产队一队有二万多斤。藕池又没有储备粮，我们都把钱给了村里，我们社员都没有分过，村里墙角角落头发展了，造村办公室。后来搬到这个新房子里来了，是吴安光当了书记，徐定良当社长。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都是船，每个生产队2只船和2只牛，1000多亩田，1辆拖拉机。以前也没有石子路，船运着拖拉机到板桥，再搬到岸上使用。”
陈惠信说：“我做队长是1978年，一直当到1982年。当队长样样自己都要带头，是最苦的，生产队一级的队长主意也大。那时候有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十多户人家一个生产队，每天要种田了，做什么了，都要队长去叫，要去带头，否则的话人家不做的。生产队都是按劳分配，以前做是做，但没有吃的。生产队又不一样了，自己样样要做，都要按上面的政策来。后来两年开放了，就不一样了。最早生产队每日是挣工分的，你今天出工了，给你10个工分，所以不少人是出勤不出力，做是做，但没有成绩。后来两年好了。1982年分田到户了，就是个人的了。”
张信良队长早已过世，他母亲李和月说：“儿子读到六年级，是在藕池读的。小学毕业种田，以前当小队长，也入党了。小队长当了蛮多年，也蛮出挑的。以前他也没得吃，我也没得吃，有时候借点钱给我，平时也没有的。他也有小孩，也没有东西吃，以前只有40块一年，有点钱给你送一点，以前也没有东西的。”陈高华说：“舅老爷张信良是9队队长，当了8年队长。他一直做得很苦，改革开放后也很苦的，比老生产队时期还要苦。后来因车祸死了，现在这么好的房子没住过。”据党员档案，张信良1956—1959年在藕池头庙读小学；1959—1961年，在沙塔庵小学读书；1961—1963年，在礼嘉桥小学读书；1963—1980年，担任生产队副队长；1980年，担任第九队长；1984年，到提炼厂工作；1985年，到翻砂厂工作；1986年，到钳子厂工作。
姜国城说：“我们那个时候，生产队队长在我们村庄里面。我从有记忆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有好几届生产队队长，最早的一个生产队队长是蛮好的。总的来说，生产队队长在我们小孩子心目当中是一个官，而且在我们小孩子心里是做事情公平公正的。因为那时候是拿工分的，我们小孩子不管是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放假了也要工作。我们板桥村是藕池村生产队7队，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少，田多。有几个生产队是田少，劳动力多。我们割稻，比如2毛4分钱，那时候生产队有队长，有出纳，我们一天干下来，跑到生产队队长那边，把自己单子写好给出纳签一个字，可以到出纳那边拿钱了。那时候分东西，譬如分稻谷、分茭白，等等，都是很和谐的。所以村里面留给我的小时候的记忆，没有什么负面的，很美好。”
二、进社办企业
蔡菊英说：“关了以后，公社胶丸厂收人了，我就过去了。我17岁到胶丸厂，那是1971年4月15号。人家要面试的，要来打听的。人家来打听，大家说这个姑娘很好，非常稳，也从来不会乱弄，他们才会要。那时候也苦的，虽然我在厂里，也没什么吃的，只有13块5毛一月。我和我母亲要生活，姐妹们都嫁人了，都得照顾自己家里。我在厂里，午饭就是几分钱，一点盐汤，吃点咸菜，是很可怜的，很苦。后来分田到户了，我有田分了。我那时候在胶丸厂也是很会干活的，也培养徒弟，现在一些徒弟也都还在走动，40多年了还关系很好。后来培养我入党了，厂后来关闭了。”张富昌说：“我37岁（1976）进机电站，机电站是集体单位，算最好的了，我做了七年。那时候段塘到古林的路已经通了，造路大概是在毛主席去世的那年（1976）,我参与了筑路活动。路通了以后，江根星书记说：小张，你对公社贡献也很大，现在田里你也不用去了，机电站和服装厂，随便你选好了。那时候机电站算最好的，就这样去了机电站，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在机电站做了7年，然后站被个人承包了，我就回到了家里。”1977年，张如芳到鄞县床单厂工作。1984年，回家退休。李安明说：“我老婆以前在布政第八服装厂，因为我妈是妇女主任，每个老干部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于是我老婆去了服装厂。她就做到了退休。”徐彩宝、儿子江飞龙到布政活塞厂工作。徐彩宝说：“工资13块5毛一个月，三班制的。回来以后，半夜做凉帽，白天也做凉帽，做了才有得吃，以前真的是苦。”
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
1979年1月，中央颁布政策，摘除“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春玲说：“我以前在慈溪，政治背景还行的。到了这里，就成了地主、富农。我结婚那年，刚好地主、富农帽子摘掉。在谈对象，当时他们家还是地主、富农。还好帽子摘掉了，我也可以出头了。”这对藕池村大批地主、富农、大佃农家庭来说，是一个福音。此前，他们受尽种种政治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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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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