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一、农会领导村务
1949年6月，藕池村属布政乡。工作队指导成立村级领导，分为农会与村长。林阿冲为农会主任，姜岳海、张阿毛为副主任，蔡小囡为委员；苏仁甫为村长。姜岳祥说：“那时候我阿哥还在，林阿冲是正主任，阿哥是副主任，年纪还轻。还有张阿毛，他是第二个副主任。”1949年时，林阿冲28岁，姜岳海17岁，张阿毛27岁，蔡小囡40岁，苏仁甫35岁。可见，蔡小囡年龄最大，姜岳海最小。从结婚情况来看，蔡小囡、苏仁甫、张阿毛已结婚，而林阿冲、姜岳海尚未结婚。
1950年下半年，藕池村土改。1951年4月，土改结束。林阿冲应是1951年4月左右免职的。徐定良说：“后来土改了，田分了，他（林阿冲）就落户了，就没有回去。他没有公心，只顾自己种田，结果入不了党，后来就被排除掉了。”据村档案资料，1952年时，林阿冲为民兵队长，也证明他已不再担任农会主任了。
1951年下半年，任职七八个月的苏仁甫，因私自出售席草给他村而被撤职，赵大毛接任。吴祝庆说：“赵大毛村长也当过的，但没有当过几天。文化没有，怎么领导群众、推动工作呢？”当时赵大毛31岁，已婚。
赵大毛之后，是张阿毛接任农会主任。据张阿毛本人填写的档案显示，1951年，张阿毛为农会主任。
张阿毛至少做到1953年。下面这份材料，字相当漂亮，应是文书陈知远代写的，上面署名与盖章均是张阿毛，时间应在1952年。1953年以后，农会权力淡化。
1953年，李阿凤为妇女主任。李阿凤是村中第一位妇女主任，但到底何时开始担任，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姜锡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即开始了。下面这份档案，可能是李阿凤本人填写的，也确实是在1951年。不过，1980年的档案，却写着28岁，即1956年当妇女主任。
姜锡岳说：“李阿凤这个妇女主任在我们当地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党员在我们藕池村，在妇女中间讲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共产党员。她没有什么文化，一字不识。我10岁左右吧，经常看见她来走访，下雨天就拿把伞，不像现在的干部老是坐在办公室，那时候的干部都是靠两只脚跑出来的，了解村里的情况。我们土地改革，那时候是县里的一个干部王国华到我们藕池乡里来的，他们关系也是蛮好，她配合工作组做事情。这个人是最正宗的本地干部了，穷也最穷，思想也最好了，就是想着为人民服务，不管下雨天也好，晴天也好，都到处跑的。”
说及姜岳海入党事，其弟姜岳祥说：“我阿哥是1953年入的党，那时候还是土改队在这里，他做介绍人。那时候他还到天童学习。他在村里当第一任村主任，当了六年。”
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再一次确定，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同时规定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说及土改事，徐定良说：“土改工作时，我才十二三岁。工作队有两个人，一个姓朱的是学生，是经过国家培训的。后来找对象找了一个‘地主’还是‘富农’的女儿，他职位上不去了，就到供销社当了办事员。另一个是姓常的，部队里来的，土改以后回部队去了。他们两个到村里，土改时，负责评成分，每天都在的。”
张小康说得更为详细，称：“当时有一套计划，这个自然村怎么评‘地主’‘富农’‘大佃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吊死中农’‘贫农’‘雇工’，再其他。其他就是田也没有的。就这样一档一档分出来。上头土地改革的人来了，把村里的人都叫过去，成立农会，成立民兵队，把‘地富反坏’都管起来。农会成立以后，保长被控制起来，成了打倒对象，然后开始慢慢土地改革。
“档次分好以后，一个自然村划到4个‘地主’，最多的有65亩田。这一个村庄只有20亩田，那20亩田也算你是地主，它是这样算的，不是一刀切的。我们藕池有40亩田以上算的地主，还要按他和儿子春季种田、夏收、秋收三季是否参加劳动来算，还要根据是不是放高利贷来判断。被称为‘地主’的，是要被打倒的，因为他们经常剥削人家。
“第二种是‘富农’，田可能比‘地主’还要多几亩，但是父亲参加劳动，儿子也参加劳动，他们会雇一些人来干活。雇的人就是‘贫农’，是最苦的老百姓，上无瓦片下无土地的人，整年都在‘地主’家里，等于说长期被‘地主’剥削。和‘地主’比，‘富农’是三季最忙时雇人来，农闲了就自己做，这样剥削就少了一些。分得很细。
“再下面是‘大佃农’了，‘大佃农’的地比‘地主’和‘富农’的少，但是种田的工具都有的，田也缺的，工具也少，但他们脑筋非常好，会放高利贷，把钱借出去。田里苦，放高利贷钱赚得多啊，这样的人也有一部分。也有将农业的工具租借给人家的，这些人称为‘大佃农’。
“还有‘富裕中农’、‘中农’，地少，东西也有的，就是田少，三季也要雇人的，活来不及做，但是他雇的人是少量的，没有几个人，就雇两三个人做做，这样是属于‘富裕中农’。‘中农’是东西都有的，田也少的，就种点自己吃的，以前用的工具有是有的，虽算是老旧的，一般也能用得过去，不会问人家借，也可以过日子的。也有一部分，是要放高利贷的。再就是‘下中农’了。下面还有‘吊死中农’，分得非常细的。‘吊死中农’，田比中农多，但是工具都坏的，要种田了，都要问人家去借的，要去贷款，他就是田多。但是他经济条件跟人家去比，是比不上人家的。
“最后是‘贫农’，‘贫农’是在地主家里做工的，上代留下来还有两亩田，我在‘地主’家里干活，这两亩田就带过去种，有时候要车水什么的，这些工具都是用‘地主’的，‘地主’再贴你一点钱。这样的人是‘贫农’。
“这样划好以后，1951年初开始土地改革了，要‘地主’拿田出来，能肯吗？村里的恶霸弄死过人的，如果检举查实好了，7天以内，就枪毙了。公安局、乡公所的人当时都是到村里住着的。”
下面是藕池村档案室中存放的1950年土改方案，也可以说这是藕池村最早的文字档案。这份档案用纸是宣纸，已经相当皱了，但质地好，字迹清楚，不得不佩服中国老祖宗发明的宣纸与毛笔的千年寿命。
当时俞云孝是村文书，负责具体的划成分工作。张杏芳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把人家划成大佃户，自己当文书倒撇开了，于是把自己也划进去，成了大佃农。大佃农是地主、富农下一档，大佃农是不用‘改革’的。”儿子俞元根说：“其实家中才一间平房，还有一个共用的堂沿。”这样的理解和实际情况相比是有出入的。据1950年的土改档案，俞云孝有自耕地5.2亩，租入28.03亩，租出0.88亩，耕牛2只，农具一副，平屋小间2.5间。就这些条件来说，他确实是符合大佃农标准的。只是划成分的时候，没有想到后面会带来那么长远而巨大的影响。
说及当时给人帮工的生活，姜岳祥说：“我小时候在村里一开始是给地主（大户人家）放牛，13岁开始放牛，一直到当兵，都是吃人家的饭。土地改革以后，板桥中农俞利康有30亩田，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帮助，我就一直帮到当兵前。1954年帮好，我就说不帮了，要去当兵了。土地我有分的，我家里人很多，我父亲那时候还能做，母亲管家里。还有阿哥，阿哥总是去开会，开会的日子很多，有空就来帮忙。我弟弟那时候还小。那时候自己分了十多亩田，我们这里土地特别多，一个人可以分2.74亩田。分了以后，村里还有很多地，那就给富农种，因为富农有牛有犁、有耙。我们地分了以后，也没有牛，只有一把锄头，犁、耙都没有的。我不种，我阿爸种，我阿哥开完会回来帮忙。我当兵去了，也不用种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16岁。我放牛的地方在隔壁村，一边看牛，一边做活。在别人的地方打工，后来就不打了，回到自己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1951年，1951年分好土地以后，我家里人很多，我在板桥的俞利康家里打工，一直到1955年2月才不做了。那时候帮人家做5个月，可以拿185斤谷。那时候钱比较难赚。”
张富昌说：“土地改革，我们到地主家里搬财产，地主态度好得很，坐在门口说：你拿那么多东西，别摔倒了。她嘴巴说话，眼泪在流，毕竟屋要分掉，田要分掉，牛也分掉，全部要分掉，只有一张床可以留，土地全部分给贫下中农。”这段话比较有意思，将地主的无奈与强装笑脸，刻画得十分细致。
被划为“地主”的包泉德说：“那时候家里财产都没收了。不过，共产党也不会让我们饿死，分给我三间房，因为我家人多，我妈妈、爸爸、老婆、三岁的女儿、刚刚出生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出嫁了，有9个人，苦是比较苦。每人分给你2亩7分地，贫下中农分两亩四分，地主分多一点。我们9个人，共24亩3分地。问题是，我们家里一个劳动力都没有，我爸爸不去种，我又不会种，我老婆也不太会种，有两个小孩，女儿才3岁，儿子刚刚出生，家里有两个妹妹，弟弟也只有16岁，那24亩3分地叫什么人去种呢？但是你不做也要做。后来爸爸妈妈死掉了，那时候我只得学会耕地，一切从零开始，种田也学会了，24亩3分地，都得我自己来做，那时候雇工也不行，只得慢慢挨过来。年数多了，结果我身体也锻炼好了。”
佃农陈存夫说：“土地改革就是分田屋，你有房子的话就不能分了。我分到了，分了一间屋，我之前住的地主房子就分给我了，是上海一个地主（老板）的，姓王，他在上海开店，不回来。房子我们住着，一年要交给他200斤谷，住了很多年。200斤谷交给老板的亲戚，这里他有亲戚在的，住在礼嘉桥，他亲戚会来拿。因为我住着的，所以就分给我了，如果没有住的话，也分不到。贫下中农有一些都分不到，房子没有的话也分不到。藕池地主多，房子多，能分到的人多一点。搬到藕池以后，租房住。房子差一点，100斤谷一年；房子好一点，200斤谷一年。房东姓张，张家没有老公。因为没有老公了，所以也属于中农，那时候叫中农地主。还有大佃农，大佃农是自己劳动。地有三十多亩，自己劳动叫大佃农，如果自己不劳动的，就叫地主。”
佃农张杏芳说：“房子就是这个老房子，年纪不到，你也分不到东西的，要16岁以上算大人，才可以分东西。我那时候10岁都不到，怎么分啊，分不了。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分到一亩多点的田，也种不来，是姐夫来帮忙，他们也是‘五个月头’，种种田是没问题的。”
周利英转述丈夫叶金康早年的土改故事说：“礼嘉桥那边人家改革了，东西分来很多，别的东西不拿，他（叶金康）就背了两爿晒垫，他想着可以用来晒晒谷。他背了两爿晒垫，重又重死了，从礼嘉桥背到藕池。那个晒垫是晒谷的，长长的。他们捕鱼人不知道，他想以后田分进来了，谷子晒到哪里去呢，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水泥地，他就想背两爿晒垫来给我。他母亲也总是在讲，真是傻，这么远背两爿晒垫，背得大汗淋漓。他也是老实人，捕鱼人要分到田了，很高兴。”
新旧政权的变化，也影响了个别人的婚姻。张金菊说：“那时候贫下中农没有屋，土改后每个人分了一间屋，好坏不管，分到算数。老头（林阿冲）最早是外地人，给别人做‘五个月头’，土改时分了他一间楼屋。我找对象，我阿婶跟我妈妈说：对象给她找找，你自己苦没办法，让她轻松一点。我们自己一亩三分田在的，你自己又不会做，这样工钱也不用拿了，叫女婿种了。”
这份表格，将当时村中的阶级成分写得清清楚楚。
1949年6月，藕池村属布政乡。工作队指导成立村级领导，分为农会与村长。林阿冲为农会主任，姜岳海、张阿毛为副主任，蔡小囡为委员；苏仁甫为村长。姜岳祥说：“那时候我阿哥还在，林阿冲是正主任，阿哥是副主任，年纪还轻。还有张阿毛，他是第二个副主任。”1949年时，林阿冲28岁，姜岳海17岁，张阿毛27岁，蔡小囡40岁，苏仁甫35岁。可见，蔡小囡年龄最大，姜岳海最小。从结婚情况来看，蔡小囡、苏仁甫、张阿毛已结婚，而林阿冲、姜岳海尚未结婚。
1950年下半年，藕池村土改。1951年4月，土改结束。林阿冲应是1951年4月左右免职的。徐定良说：“后来土改了，田分了，他（林阿冲）就落户了，就没有回去。他没有公心，只顾自己种田，结果入不了党，后来就被排除掉了。”据村档案资料，1952年时，林阿冲为民兵队长，也证明他已不再担任农会主任了。
1951年下半年，任职七八个月的苏仁甫，因私自出售席草给他村而被撤职，赵大毛接任。吴祝庆说：“赵大毛村长也当过的，但没有当过几天。文化没有，怎么领导群众、推动工作呢？”当时赵大毛31岁，已婚。
赵大毛之后，是张阿毛接任农会主任。据张阿毛本人填写的档案显示，1951年，张阿毛为农会主任。
张阿毛至少做到1953年。下面这份材料，字相当漂亮，应是文书陈知远代写的，上面署名与盖章均是张阿毛，时间应在1952年。1953年以后，农会权力淡化。
1953年，李阿凤为妇女主任。李阿凤是村中第一位妇女主任，但到底何时开始担任，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姜锡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即开始了。下面这份档案，可能是李阿凤本人填写的，也确实是在1951年。不过，1980年的档案，却写着28岁，即1956年当妇女主任。
姜锡岳说：“李阿凤这个妇女主任在我们当地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党员在我们藕池村，在妇女中间讲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共产党员。她没有什么文化，一字不识。我10岁左右吧，经常看见她来走访，下雨天就拿把伞，不像现在的干部老是坐在办公室，那时候的干部都是靠两只脚跑出来的，了解村里的情况。我们土地改革，那时候是县里的一个干部王国华到我们藕池乡里来的，他们关系也是蛮好，她配合工作组做事情。这个人是最正宗的本地干部了，穷也最穷，思想也最好了，就是想着为人民服务，不管下雨天也好，晴天也好，都到处跑的。”
说及姜岳海入党事，其弟姜岳祥说：“我阿哥是1953年入的党，那时候还是土改队在这里，他做介绍人。那时候他还到天童学习。他在村里当第一任村主任，当了六年。”
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再一次确定，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同时规定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说及土改事，徐定良说：“土改工作时，我才十二三岁。工作队有两个人，一个姓朱的是学生，是经过国家培训的。后来找对象找了一个‘地主’还是‘富农’的女儿，他职位上不去了，就到供销社当了办事员。另一个是姓常的，部队里来的，土改以后回部队去了。他们两个到村里，土改时，负责评成分，每天都在的。”
张小康说得更为详细，称：“当时有一套计划，这个自然村怎么评‘地主’‘富农’‘大佃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吊死中农’‘贫农’‘雇工’，再其他。其他就是田也没有的。就这样一档一档分出来。上头土地改革的人来了，把村里的人都叫过去，成立农会，成立民兵队，把‘地富反坏’都管起来。农会成立以后，保长被控制起来，成了打倒对象，然后开始慢慢土地改革。
“档次分好以后，一个自然村划到4个‘地主’，最多的有65亩田。这一个村庄只有20亩田，那20亩田也算你是地主，它是这样算的，不是一刀切的。我们藕池有40亩田以上算的地主，还要按他和儿子春季种田、夏收、秋收三季是否参加劳动来算，还要根据是不是放高利贷来判断。被称为‘地主’的，是要被打倒的，因为他们经常剥削人家。
“第二种是‘富农’，田可能比‘地主’还要多几亩，但是父亲参加劳动，儿子也参加劳动，他们会雇一些人来干活。雇的人就是‘贫农’，是最苦的老百姓，上无瓦片下无土地的人，整年都在‘地主’家里，等于说长期被‘地主’剥削。和‘地主’比，‘富农’是三季最忙时雇人来，农闲了就自己做，这样剥削就少了一些。分得很细。
“再下面是‘大佃农’了，‘大佃农’的地比‘地主’和‘富农’的少，但是种田的工具都有的，田也缺的，工具也少，但他们脑筋非常好，会放高利贷，把钱借出去。田里苦，放高利贷钱赚得多啊，这样的人也有一部分。也有将农业的工具租借给人家的，这些人称为‘大佃农’。
“还有‘富裕中农’、‘中农’，地少，东西也有的，就是田少，三季也要雇人的，活来不及做，但是他雇的人是少量的，没有几个人，就雇两三个人做做，这样是属于‘富裕中农’。‘中农’是东西都有的，田也少的，就种点自己吃的，以前用的工具有是有的，虽算是老旧的，一般也能用得过去，不会问人家借，也可以过日子的。也有一部分，是要放高利贷的。再就是‘下中农’了。下面还有‘吊死中农’，分得非常细的。‘吊死中农’，田比中农多，但是工具都坏的，要种田了，都要问人家去借的，要去贷款，他就是田多。但是他经济条件跟人家去比，是比不上人家的。
“最后是‘贫农’，‘贫农’是在地主家里做工的，上代留下来还有两亩田，我在‘地主’家里干活，这两亩田就带过去种，有时候要车水什么的，这些工具都是用‘地主’的，‘地主’再贴你一点钱。这样的人是‘贫农’。
“这样划好以后，1951年初开始土地改革了，要‘地主’拿田出来，能肯吗？村里的恶霸弄死过人的，如果检举查实好了，7天以内，就枪毙了。公安局、乡公所的人当时都是到村里住着的。”
下面是藕池村档案室中存放的1950年土改方案，也可以说这是藕池村最早的文字档案。这份档案用纸是宣纸，已经相当皱了，但质地好，字迹清楚，不得不佩服中国老祖宗发明的宣纸与毛笔的千年寿命。
当时俞云孝是村文书，负责具体的划成分工作。张杏芳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把人家划成大佃户，自己当文书倒撇开了，于是把自己也划进去，成了大佃农。大佃农是地主、富农下一档，大佃农是不用‘改革’的。”儿子俞元根说：“其实家中才一间平房，还有一个共用的堂沿。”这样的理解和实际情况相比是有出入的。据1950年的土改档案，俞云孝有自耕地5.2亩，租入28.03亩，租出0.88亩，耕牛2只，农具一副，平屋小间2.5间。就这些条件来说，他确实是符合大佃农标准的。只是划成分的时候，没有想到后面会带来那么长远而巨大的影响。
说及当时给人帮工的生活，姜岳祥说：“我小时候在村里一开始是给地主（大户人家）放牛，13岁开始放牛，一直到当兵，都是吃人家的饭。土地改革以后，板桥中农俞利康有30亩田，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帮助，我就一直帮到当兵前。1954年帮好，我就说不帮了，要去当兵了。土地我有分的，我家里人很多，我父亲那时候还能做，母亲管家里。还有阿哥，阿哥总是去开会，开会的日子很多，有空就来帮忙。我弟弟那时候还小。那时候自己分了十多亩田，我们这里土地特别多，一个人可以分2.74亩田。分了以后，村里还有很多地，那就给富农种，因为富农有牛有犁、有耙。我们地分了以后，也没有牛，只有一把锄头，犁、耙都没有的。我不种，我阿爸种，我阿哥开完会回来帮忙。我当兵去了，也不用种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16岁。我放牛的地方在隔壁村，一边看牛，一边做活。在别人的地方打工，后来就不打了，回到自己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1951年，1951年分好土地以后，我家里人很多，我在板桥的俞利康家里打工，一直到1955年2月才不做了。那时候帮人家做5个月，可以拿185斤谷。那时候钱比较难赚。”
张富昌说：“土地改革，我们到地主家里搬财产，地主态度好得很，坐在门口说：你拿那么多东西，别摔倒了。她嘴巴说话，眼泪在流，毕竟屋要分掉，田要分掉，牛也分掉，全部要分掉，只有一张床可以留，土地全部分给贫下中农。”这段话比较有意思，将地主的无奈与强装笑脸，刻画得十分细致。
被划为“地主”的包泉德说：“那时候家里财产都没收了。不过，共产党也不会让我们饿死，分给我三间房，因为我家人多，我妈妈、爸爸、老婆、三岁的女儿、刚刚出生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出嫁了，有9个人，苦是比较苦。每人分给你2亩7分地，贫下中农分两亩四分，地主分多一点。我们9个人，共24亩3分地。问题是，我们家里一个劳动力都没有，我爸爸不去种，我又不会种，我老婆也不太会种，有两个小孩，女儿才3岁，儿子刚刚出生，家里有两个妹妹，弟弟也只有16岁，那24亩3分地叫什么人去种呢？但是你不做也要做。后来爸爸妈妈死掉了，那时候我只得学会耕地，一切从零开始，种田也学会了，24亩3分地，都得我自己来做，那时候雇工也不行，只得慢慢挨过来。年数多了，结果我身体也锻炼好了。”
佃农陈存夫说：“土地改革就是分田屋，你有房子的话就不能分了。我分到了，分了一间屋，我之前住的地主房子就分给我了，是上海一个地主（老板）的，姓王，他在上海开店，不回来。房子我们住着，一年要交给他200斤谷，住了很多年。200斤谷交给老板的亲戚，这里他有亲戚在的，住在礼嘉桥，他亲戚会来拿。因为我住着的，所以就分给我了，如果没有住的话，也分不到。贫下中农有一些都分不到，房子没有的话也分不到。藕池地主多，房子多，能分到的人多一点。搬到藕池以后，租房住。房子差一点，100斤谷一年；房子好一点，200斤谷一年。房东姓张，张家没有老公。因为没有老公了，所以也属于中农，那时候叫中农地主。还有大佃农，大佃农是自己劳动。地有三十多亩，自己劳动叫大佃农，如果自己不劳动的，就叫地主。”
佃农张杏芳说：“房子就是这个老房子，年纪不到，你也分不到东西的，要16岁以上算大人，才可以分东西。我那时候10岁都不到，怎么分啊，分不了。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分到一亩多点的田，也种不来，是姐夫来帮忙，他们也是‘五个月头’，种种田是没问题的。”
周利英转述丈夫叶金康早年的土改故事说：“礼嘉桥那边人家改革了，东西分来很多，别的东西不拿，他（叶金康）就背了两爿晒垫，他想着可以用来晒晒谷。他背了两爿晒垫，重又重死了，从礼嘉桥背到藕池。那个晒垫是晒谷的，长长的。他们捕鱼人不知道，他想以后田分进来了，谷子晒到哪里去呢，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水泥地，他就想背两爿晒垫来给我。他母亲也总是在讲，真是傻，这么远背两爿晒垫，背得大汗淋漓。他也是老实人，捕鱼人要分到田了，很高兴。”
新旧政权的变化，也影响了个别人的婚姻。张金菊说：“那时候贫下中农没有屋，土改后每个人分了一间屋，好坏不管，分到算数。老头（林阿冲）最早是外地人，给别人做‘五个月头’，土改时分了他一间楼屋。我找对象，我阿婶跟我妈妈说：对象给她找找，你自己苦没办法，让她轻松一点。我们自己一亩三分田在的，你自己又不会做，这样工钱也不用拿了，叫女婿种了。”
这份表格，将当时村中的阶级成分写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