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一、国民党败退过村边
1949年6月，藕池村经历了政权变换。
姜岳祥说：“那时候被国民党碰到了，被抓了，找你要钱，你说没有，那就搜身，身上有什么东西就拿去了。解放军来了，老百姓刚开始不知道，也要逃，也怕的。后来他们在附近住了几个月，百姓就不怕了。部队晚上睡在坟头，晚上也好、白天也好，都不来找你。后来找老百姓问，哪里有公路，老百姓不知道公路是什么，解放军把字写给他，就是开汽车的路。老百姓说有，就陪他们到石碶，然后解放军就从奉化那边过去了。国民党兵坏，门打开了，就要‘吃生活’（挨打）了，这是1949年。
“我们村解放是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在坟头碰到打起来了，不到一刻钟，国民党军枪都扔掉只管逃命了，衣服也扔掉，帽子也扔掉。打仗的地方就是詹家耷，在坟头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在那里放牛，我们三个人‘做生活’（干活），一人一只牛拉着。老板吓死了，赶快叫我们回去。我们问：怎么回事？他说打起来了。国民党兵，那时候我们叫他们大兵，到布政市买早点，他们都是拿大洋买的。他们从余姚过来，走了一夜，肚皮饿了，就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拿去。后来他们从坟头桥那边走了，一部分人跟解放军去了，也算是俘虏兵。共产党优待俘虏兵，自愿当兵的可以来当兵，不愿意当的话，给路费回老家，好好种地。此前，国民党军跟这些士兵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坏，被抓住的话，手指一根一根地割，脚趾一个一个地割，他们都吓死了。后来做俘虏了，发现不是这样的，他们说：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如果你之前是排长，就让你当排长，是队长就让你做队长。这些大兵都是十七八岁的后生，20多岁就算年纪大的了。”
说及村解放过程，张杏芳说：“小时候，国民党的军队来，我也吓死了。到了石家桥，部队过来，把我拉过去，要问我路，我吓死了，后来问好路后，他说你去吧，我赶紧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板桥，国民党军队把机枪架在柏树上，防着共产党来。那时候快要解放了，地主人家的地已经分了，房子里的东西也不能动，用封条封着，改革了，东西都要充公。那时候解放军也过来，就怕撞到了，要打起来。后面国民党退了，到舟山那儿去了。”
张小康也是亲身经历者，他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1949年我才7岁。部队开进我们藕池村，在礼嘉桥住下来。共产党在抓国民党在浙江的省委干部，那个省委干部从杭州逃过来，逃到三门，就逃走了。那天下午2点多，我去捡田螺，只听到前面稻田里的水在“乒乓乒乓”地响，还以为是泥鳅在打洞，实际上是重机枪子弹从那边扫过来发出的声音，能打这么远，是国民党打的。那半边解放军也过去了，我们藕池有100多个兵驻扎，只有20多支枪，都是靠扁担背过去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枪的，打了一天一夜，重机枪子弹打光了，共产党就拦住他们不给走。他们一边用重机枪在扫，一边在小小的石路上走。子弹要老百姓挑的，最后子弹打光了。
“解放军是好的，在我家住着，手榴弹什么的都在老屋的钉子上吊着，钉子歪下来了，就把它拔掉，把新的钉子钉上去。走的时候，看部队里有什么东西吃的，就给你拿来。他们饭菜都是用大脸盆盛的，一盆大概够8个人吃，都坐在地下吃。睡是睡在门口的，我们叫他们睡到屋里来，都是不来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我在田里捡田螺，怕被打死，卧倒在地。我那时候人小，才7岁，篮子也丢了，只顾自己跑回家。实际上那时候战场很近的，就在附近不远，国军逃亡的路上实际上子弹已经没有了，打光了。被抓了就用以前船上用的那绳子，绑在那里，他们穿黄色的衣服，有的肚子很大。小时候解放军走过，大人也都会过去。原来看见解放军都很怕的，但实际上解放军都挺好的。”
二、看经寺成为临时医院
看经寺在段塘吴家，1958年划归海曙区。姜岳祥说：“1949、1950年，这里是部队医院、诊室，民兵那时候要去值班。做医院时，寺庙原先的东西没有动过。1951年开始做粮仓，情况大变。老和尚观成被关起来了，小和尚没有了。寺庙里的东西也一点点被偷走了。那些人说：东西有人要吗，要的话拿走好了。百姓认为，国家的东西不能拿，拿去后被查到，你就要‘吃生活’了，都不敢要。工作人员说：没有关系的，我在，你们只管拿好了。很大的鱼肚皮桌子有四张，凳子全部是银制的，碗、盆、筷都是银子做的，全部被偷走了。寺庙里的菩萨被敲掉了。四大金刚，总共有三米多高，要两个人才能抱得住，最后都敲掉了。敲的碎片，都挑了好几天，挑出来倒掉。寺庙原来大概有四十亩田，三十多亩田没有人种，解放军只好亲自去种，否则地要荒了。种了两年以后土地改革了，就分掉了，剩下的让官庄人来种。”
曾在看经寺粮站打过工的洪小康说：“我十七八岁开始当木匠。我在粮食系统工作好，表现好，可以做泥水、木匠。我是16岁读完书，去看经寺粮站工作的。我读到六年级，总共读了四五年，是从第二册教材开始读的，第一册没有读。我一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去看经寺挑谷，这个工作只要肯干就可以了。我16岁就参加抬谷，把谷子抬到仓库。看经寺有工程队建仓库，那时候都找寺院、祠堂做粮库的，真正的粮库是没有的。他们叫我去建设粮仓。我说好的，就这样去了。看经寺当时挂在鄞县粮食站。”
说及看经寺和尚的结局，姜岳祥说：“劳改出来以后，观成和尚做农民了，回到方家耷了，那是1958年左右的事，他在地里种一点玉米、黄豆。他一个人独身，年纪比我大，身体很棒。前几年还见过，现在不知是否还活着。”
三、镇反运动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生活秩序，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2月，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也准备反攻大陆，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要求坚决纠正过往镇压反革命中过于宽大的偏向，贯彻严惩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那时候，农会主任权力很大。1951年1月，在上级的统一安排下，藕池乡镇压了三个地主，即马裕棠、龚梅堂、周聚星，还有一个空手人卢如槐。枪毙地点在今藕池新村4号楼前的坟滩。
保长马裕棠（1894—1951），人称马阿棠。徐定良说：“保长马阿棠与外面的‘空手人’（空手套白狼，吃别人白食之人）联系较多，如‘空手人’卢如槐（1914—1951）就挂靠在马裕棠家，所以县上直接下令惩办。卢如槐平时到处打游击，于是被定为‘罪大恶极之人’。”
龚梅棠（1907—1951）。孙定根说：“土改开始以后，龚梅棠被枪毙了。可能是田多，属于地主了。那些田本来是准备卖掉的，我养母（徐阿珠）说，田卖掉还债，外面欠了很多债，我舅公那边借了很多钱给龚梅棠。龚梅棠说：‘不能卖田，卖了田，下一代就没有田了。’结果，龚梅棠因此被定为地主而被枪毙了。如果田卖掉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徐定良说：“他是庙堂人，住在俞圣君庙中，老婆也住庙中。此人属‘空手人’，喜欢搓麻将，结识同样喜欢搓麻将的徐阿珠，俩人同居，一起住进了徐阿珠家，土改时被视为霸占别人妻产，于是被定为‘罪大恶极之人’。”
周聚星（1895—1951）是官庄的地主，当时官庄属藕池。
四、乡村闾体制
1949年时，鄞县实行县区乡村闾五级管理体制。据鄞州区档案馆《鄞县布政乡人民政府全宗40号》，1949年6月，鄞县布政乡人民政府成立，简称布政乡。布政乡是旧名，人民政府是新名。
195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实行小乡制，便于管理与监督。鄞县早在5月就实行小乡制了，布政乡划分为布政、藕池2个乡。古林区藕池乡乡政府在礼嘉桥，下辖礼嘉桥、吴家、藕池、薛家、方加耷、陈横楼6个村。赵晁甫为第一任乡长，藕池村的李阿凤担任副乡长。姜锡岳说：“李阿凤妇女主任从土地改革开始就当领导干部了，我们这里实际上是藕池乡，她实际上是第一届藕池乡的乡政府领导人，当过副乡长。”吴祝庆以为，当时没有看见过她做为乡领导，抛头露面，如坐在主席台讲话。笔者再次访问姜锡岳时，他坚持认为李阿凤当过副乡长，当时他10岁左右，有印象。为此，笔者在鄞州区档案馆查阅了当年藕池乡的档案，果然查到了1954年4月的藕池乡人民代表名单，乡长是赵晁甫，副乡长是周岳年、薛秉湘、李阿凤，委员是叶三梅、薛来祥、傅邦才、杨文林、张阿毛、张忠林、徐根才。由此证明了李阿凤确实当过藕池乡副乡长。
这份名单是1954年藕池乡人民代表名单，也是第一届藕池乡政府人员组成名单。由此证明，李阿凤应从1950年5月以后即担任副乡长。甚至，这个乡的名称，之所以不称为礼嘉桥乡而称为藕池乡，可能与李阿凤的建议有关，说明她的话语权比较大，这是姜锡岳的猜测。
不过，我们注意到，赵晁甫、周岳年、薛秉湘三人的现任职业是“干部”，也就是说是专职领导干部；而副乡长李阿凤及以下委员，其现任职业是“种田”，也就是说，近于今日的兼职领导。这可能正是吴祝庆记忆中（吴祝庆是1954年才到村中的，当时住在板桥村），未见李阿凤做为乡领导抛头露面的原因所在。在这份13人的名单中，只有赵晁甫是党员，其余均是团员，可见当时党员数量之少。
1955年，藕池乡换届选举，横岙市人张德庆为藕池乡乡长。李阿凤、张阿毛，可能也被换了下来。
1956年6月，布政乡与藕池乡合并，成立建设乡人民委员会。也就是说，藕池乡前后存在了7年。
藕池村，当时属鄞县古林区藕池乡第四村，共10闾。第一闾，官庄，21户；第二闾，官庄，18户；第三闾，15户，看经寺3户、秦家桥12户；第四闾，藕池头，22户；第五闾，藕池头，19户；第六闾，藕池头，14户；第七闾，15户，板桥9户，西头畈6户；第八闾，14户，板桥5户，田头树下9户；第十闾，姜苏，17户。每一闾应有组长，名单不详。从自然村来说，官庄36户，秦家桥14户，藕池头61户，板桥与田头树43户，姜苏与西头畈23户。总户数175，人口636人，其中男295人，女341人。
1949年6月，藕池村经历了政权变换。
姜岳祥说：“那时候被国民党碰到了，被抓了，找你要钱，你说没有，那就搜身，身上有什么东西就拿去了。解放军来了，老百姓刚开始不知道，也要逃，也怕的。后来他们在附近住了几个月，百姓就不怕了。部队晚上睡在坟头，晚上也好、白天也好，都不来找你。后来找老百姓问，哪里有公路，老百姓不知道公路是什么，解放军把字写给他，就是开汽车的路。老百姓说有，就陪他们到石碶，然后解放军就从奉化那边过去了。国民党兵坏，门打开了，就要‘吃生活’（挨打）了，这是1949年。
“我们村解放是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在坟头碰到打起来了，不到一刻钟，国民党军枪都扔掉只管逃命了，衣服也扔掉，帽子也扔掉。打仗的地方就是詹家耷，在坟头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在那里放牛，我们三个人‘做生活’（干活），一人一只牛拉着。老板吓死了，赶快叫我们回去。我们问：怎么回事？他说打起来了。国民党兵，那时候我们叫他们大兵，到布政市买早点，他们都是拿大洋买的。他们从余姚过来，走了一夜，肚皮饿了，就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拿去。后来他们从坟头桥那边走了，一部分人跟解放军去了，也算是俘虏兵。共产党优待俘虏兵，自愿当兵的可以来当兵，不愿意当的话，给路费回老家，好好种地。此前，国民党军跟这些士兵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坏，被抓住的话，手指一根一根地割，脚趾一个一个地割，他们都吓死了。后来做俘虏了，发现不是这样的，他们说：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如果你之前是排长，就让你当排长，是队长就让你做队长。这些大兵都是十七八岁的后生，20多岁就算年纪大的了。”
说及村解放过程，张杏芳说：“小时候，国民党的军队来，我也吓死了。到了石家桥，部队过来，把我拉过去，要问我路，我吓死了，后来问好路后，他说你去吧，我赶紧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板桥，国民党军队把机枪架在柏树上，防着共产党来。那时候快要解放了，地主人家的地已经分了，房子里的东西也不能动，用封条封着，改革了，东西都要充公。那时候解放军也过来，就怕撞到了，要打起来。后面国民党退了，到舟山那儿去了。”
张小康也是亲身经历者，他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1949年我才7岁。部队开进我们藕池村，在礼嘉桥住下来。共产党在抓国民党在浙江的省委干部，那个省委干部从杭州逃过来，逃到三门，就逃走了。那天下午2点多，我去捡田螺，只听到前面稻田里的水在“乒乓乒乓”地响，还以为是泥鳅在打洞，实际上是重机枪子弹从那边扫过来发出的声音，能打这么远，是国民党打的。那半边解放军也过去了，我们藕池有100多个兵驻扎，只有20多支枪，都是靠扁担背过去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枪的，打了一天一夜，重机枪子弹打光了，共产党就拦住他们不给走。他们一边用重机枪在扫，一边在小小的石路上走。子弹要老百姓挑的，最后子弹打光了。
“解放军是好的，在我家住着，手榴弹什么的都在老屋的钉子上吊着，钉子歪下来了，就把它拔掉，把新的钉子钉上去。走的时候，看部队里有什么东西吃的，就给你拿来。他们饭菜都是用大脸盆盛的，一盆大概够8个人吃，都坐在地下吃。睡是睡在门口的，我们叫他们睡到屋里来，都是不来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我在田里捡田螺，怕被打死，卧倒在地。我那时候人小，才7岁，篮子也丢了，只顾自己跑回家。实际上那时候战场很近的，就在附近不远，国军逃亡的路上实际上子弹已经没有了，打光了。被抓了就用以前船上用的那绳子，绑在那里，他们穿黄色的衣服，有的肚子很大。小时候解放军走过，大人也都会过去。原来看见解放军都很怕的，但实际上解放军都挺好的。”
二、看经寺成为临时医院
看经寺在段塘吴家，1958年划归海曙区。姜岳祥说：“1949、1950年，这里是部队医院、诊室，民兵那时候要去值班。做医院时，寺庙原先的东西没有动过。1951年开始做粮仓，情况大变。老和尚观成被关起来了，小和尚没有了。寺庙里的东西也一点点被偷走了。那些人说：东西有人要吗，要的话拿走好了。百姓认为，国家的东西不能拿，拿去后被查到，你就要‘吃生活’了，都不敢要。工作人员说：没有关系的，我在，你们只管拿好了。很大的鱼肚皮桌子有四张，凳子全部是银制的，碗、盆、筷都是银子做的，全部被偷走了。寺庙里的菩萨被敲掉了。四大金刚，总共有三米多高，要两个人才能抱得住，最后都敲掉了。敲的碎片，都挑了好几天，挑出来倒掉。寺庙原来大概有四十亩田，三十多亩田没有人种，解放军只好亲自去种，否则地要荒了。种了两年以后土地改革了，就分掉了，剩下的让官庄人来种。”
曾在看经寺粮站打过工的洪小康说：“我十七八岁开始当木匠。我在粮食系统工作好，表现好，可以做泥水、木匠。我是16岁读完书，去看经寺粮站工作的。我读到六年级，总共读了四五年，是从第二册教材开始读的，第一册没有读。我一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去看经寺挑谷，这个工作只要肯干就可以了。我16岁就参加抬谷，把谷子抬到仓库。看经寺有工程队建仓库，那时候都找寺院、祠堂做粮库的，真正的粮库是没有的。他们叫我去建设粮仓。我说好的，就这样去了。看经寺当时挂在鄞县粮食站。”
说及看经寺和尚的结局，姜岳祥说：“劳改出来以后，观成和尚做农民了，回到方家耷了，那是1958年左右的事，他在地里种一点玉米、黄豆。他一个人独身，年纪比我大，身体很棒。前几年还见过，现在不知是否还活着。”
三、镇反运动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生活秩序，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2月，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也准备反攻大陆，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要求坚决纠正过往镇压反革命中过于宽大的偏向，贯彻严惩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那时候，农会主任权力很大。1951年1月，在上级的统一安排下，藕池乡镇压了三个地主，即马裕棠、龚梅堂、周聚星，还有一个空手人卢如槐。枪毙地点在今藕池新村4号楼前的坟滩。
保长马裕棠（1894—1951），人称马阿棠。徐定良说：“保长马阿棠与外面的‘空手人’（空手套白狼，吃别人白食之人）联系较多，如‘空手人’卢如槐（1914—1951）就挂靠在马裕棠家，所以县上直接下令惩办。卢如槐平时到处打游击，于是被定为‘罪大恶极之人’。”
龚梅棠（1907—1951）。孙定根说：“土改开始以后，龚梅棠被枪毙了。可能是田多，属于地主了。那些田本来是准备卖掉的，我养母（徐阿珠）说，田卖掉还债，外面欠了很多债，我舅公那边借了很多钱给龚梅棠。龚梅棠说：‘不能卖田，卖了田，下一代就没有田了。’结果，龚梅棠因此被定为地主而被枪毙了。如果田卖掉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徐定良说：“他是庙堂人，住在俞圣君庙中，老婆也住庙中。此人属‘空手人’，喜欢搓麻将，结识同样喜欢搓麻将的徐阿珠，俩人同居，一起住进了徐阿珠家，土改时被视为霸占别人妻产，于是被定为‘罪大恶极之人’。”
周聚星（1895—1951）是官庄的地主，当时官庄属藕池。
四、乡村闾体制
1949年时，鄞县实行县区乡村闾五级管理体制。据鄞州区档案馆《鄞县布政乡人民政府全宗40号》，1949年6月，鄞县布政乡人民政府成立，简称布政乡。布政乡是旧名，人民政府是新名。
195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实行小乡制，便于管理与监督。鄞县早在5月就实行小乡制了，布政乡划分为布政、藕池2个乡。古林区藕池乡乡政府在礼嘉桥，下辖礼嘉桥、吴家、藕池、薛家、方加耷、陈横楼6个村。赵晁甫为第一任乡长，藕池村的李阿凤担任副乡长。姜锡岳说：“李阿凤妇女主任从土地改革开始就当领导干部了，我们这里实际上是藕池乡，她实际上是第一届藕池乡的乡政府领导人，当过副乡长。”吴祝庆以为，当时没有看见过她做为乡领导，抛头露面，如坐在主席台讲话。笔者再次访问姜锡岳时，他坚持认为李阿凤当过副乡长，当时他10岁左右，有印象。为此，笔者在鄞州区档案馆查阅了当年藕池乡的档案，果然查到了1954年4月的藕池乡人民代表名单，乡长是赵晁甫，副乡长是周岳年、薛秉湘、李阿凤，委员是叶三梅、薛来祥、傅邦才、杨文林、张阿毛、张忠林、徐根才。由此证明了李阿凤确实当过藕池乡副乡长。
这份名单是1954年藕池乡人民代表名单，也是第一届藕池乡政府人员组成名单。由此证明，李阿凤应从1950年5月以后即担任副乡长。甚至，这个乡的名称，之所以不称为礼嘉桥乡而称为藕池乡，可能与李阿凤的建议有关，说明她的话语权比较大，这是姜锡岳的猜测。
不过，我们注意到，赵晁甫、周岳年、薛秉湘三人的现任职业是“干部”，也就是说是专职领导干部；而副乡长李阿凤及以下委员，其现任职业是“种田”，也就是说，近于今日的兼职领导。这可能正是吴祝庆记忆中（吴祝庆是1954年才到村中的，当时住在板桥村），未见李阿凤做为乡领导抛头露面的原因所在。在这份13人的名单中，只有赵晁甫是党员，其余均是团员，可见当时党员数量之少。
1955年，藕池乡换届选举，横岙市人张德庆为藕池乡乡长。李阿凤、张阿毛，可能也被换了下来。
1956年6月，布政乡与藕池乡合并，成立建设乡人民委员会。也就是说，藕池乡前后存在了7年。
藕池村，当时属鄞县古林区藕池乡第四村，共10闾。第一闾，官庄，21户；第二闾，官庄，18户；第三闾，15户，看经寺3户、秦家桥12户；第四闾，藕池头，22户；第五闾，藕池头，19户；第六闾，藕池头，14户；第七闾，15户，板桥9户，西头畈6户；第八闾，14户，板桥5户，田头树下9户；第十闾，姜苏，17户。每一闾应有组长，名单不详。从自然村来说，官庄36户，秦家桥14户，藕池头61户，板桥与田头树43户，姜苏与西头畈23户。总户数175，人口636人，其中男295人，女34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