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政权更替
一、国民党败退过村边
1949年6月，藕池村经历了政权变换。
姜岳祥说：“那时候被国民党碰到了，被抓了，找你要钱，你说没有，那就搜身，身上有什么东西就拿去了。解放军来了，老百姓刚开始不知道，也要逃，也怕的。后来他们在附近住了几个月，百姓就不怕了。部队晚上睡在坟头，晚上也好、白天也好，都不来找你。后来找老百姓问，哪里有公路，老百姓不知道公路是什么，解放军把字写给他，就是开汽车的路。老百姓说有，就陪他们到石碶，然后解放军就从奉化那边过去了。国民党兵坏，门打开了，就要‘吃生活’（挨打）了，这是1949年。
“我们村解放是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在坟头碰到打起来了，不到一刻钟，国民党军枪都扔掉只管逃命了，衣服也扔掉，帽子也扔掉。打仗的地方就是詹家耷，在坟头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在那里放牛，我们三个人‘做生活’（干活），一人一只牛拉着。老板吓死了，赶快叫我们回去。我们问：怎么回事？他说打起来了。国民党兵，那时候我们叫他们大兵，到布政市买早点，他们都是拿大洋买的。他们从余姚过来，走了一夜，肚皮饿了，就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拿去。后来他们从坟头桥那边走了，一部分人跟解放军去了，也算是俘虏兵。共产党优待俘虏兵，自愿当兵的可以来当兵，不愿意当的话，给路费回老家，好好种地。此前，国民党军跟这些士兵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坏，被抓住的话，手指一根一根地割，脚趾一个一个地割，他们都吓死了。后来做俘虏了，发现不是这样的，他们说：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如果你之前是排长，就让你当排长，是队长就让你做队长。这些大兵都是十七八岁的后生，20多岁就算年纪大的了。”
说及村解放过程，张杏芳说：“小时候，国民党的军队来，我也吓死了。到了石家桥，部队过来，把我拉过去，要问我路，我吓死了，后来问好路后，他说你去吧，我赶紧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板桥，国民党军队把机枪架在柏树上，防着共产党来。那时候快要解放了，地主人家的地已经分了，房子里的东西也不能动，用封条封着，改革了，东西都要充公。那时候解放军也过来，就怕撞到了，要打起来。后面国民党退了，到舟山那儿去了。”
张小康也是亲身经历者，他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1949年我才7岁。部队开进我们藕池村，在礼嘉桥住下来。共产党在抓国民党在浙江的省委干部，那个省委干部从杭州逃过来，逃到三门，就逃走了。那天下午2点多，我去捡田螺，只听到前面稻田里的水在“乒乓乒乓”地响，还以为是泥鳅在打洞，实际上是重机枪子弹从那边扫过来发出的声音，能打这么远，是国民党打的。那半边解放军也过去了，我们藕池有100多个兵驻扎，只有20多支枪，都是靠扁担背过去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枪的，打了一天一夜，重机枪子弹打光了，共产党就拦住他们不给走。他们一边用重机枪在扫，一边在小小的石路上走。子弹要老百姓挑的，最后子弹打光了。
“解放军是好的，在我家住着，手榴弹什么的都在老屋的钉子上吊着，钉子歪下来了，就把它拔掉，把新的钉子钉上去。走的时候，看部队里有什么东西吃的，就给你拿来。他们饭菜都是用大脸盆盛的，一盆大概够8个人吃，都坐在地下吃。睡是睡在门口的，我们叫他们睡到屋里来，都是不来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我在田里捡田螺，怕被打死，卧倒在地。我那时候人小，才7岁，篮子也丢了，只顾自己跑回家。实际上那时候战场很近的，就在附近不远，国军逃亡的路上实际上子弹已经没有了，打光了。被抓了就用以前船上用的那绳子，绑在那里，他们穿黄色的衣服，有的肚子很大。小时候解放军走过，大人也都会过去。原来看见解放军都很怕的，但实际上解放军都挺好的。”
二、看经寺成为临时医院
看经寺在段塘吴家，1958年划归海曙区。姜岳祥说：“1949、1950年，这里是部队医院、诊室，民兵那时候要去值班。做医院时，寺庙原先的东西没有动过。1951年开始做粮仓，情况大变。老和尚观成被关起来了，小和尚没有了。寺庙里的东西也一点点被偷走了。那些人说：东西有人要吗，要的话拿走好了。百姓认为，国家的东西不能拿，拿去后被查到，你就要‘吃生活’了，都不敢要。工作人员说：没有关系的，我在，你们只管拿好了。很大的鱼肚皮桌子有四张，凳子全部是银制的，碗、盆、筷都是银子做的，全部被偷走了。寺庙里的菩萨被敲掉了。四大金刚，总共有三米多高，要两个人才能抱得住，最后都敲掉了。敲的碎片，都挑了好几天，挑出来倒掉。寺庙原来大概有四十亩田，三十多亩田没有人种，解放军只好亲自去种，否则地要荒了。种了两年以后土地改革了，就分掉了，剩下的让官庄人来种。”
曾在看经寺粮站打过工的洪小康说：“我十七八岁开始当木匠。我在粮食系统工作好，表现好，可以做泥水、木匠。我是16岁读完书，去看经寺粮站工作的。我读到六年级，总共读了四五年，是从第二册教材开始读的，第一册没有读。我一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去看经寺挑谷，这个工作只要肯干就可以了。我16岁就参加抬谷，把谷子抬到仓库。看经寺有工程队建仓库，那时候都找寺院、祠堂做粮库的，真正的粮库是没有的。他们叫我去建设粮仓。我说好的，就这样去了。看经寺当时挂在鄞县粮食站。”
说及看经寺和尚的结局，姜岳祥说：“劳改出来以后，观成和尚做农民了，回到方家耷了，那是1958年左右的事，他在地里种一点玉米、黄豆。他一个人独身，年纪比我大，身体很棒。前几年还见过，现在不知是否还活着。”
三、镇反运动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生活秩序，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2月，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也准备反攻大陆，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要求坚决纠正过往镇压反革命中过于宽大的偏向，贯彻严惩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那时候，农会主任权力很大。1951年1月，在上级的统一安排下，藕池乡镇压了三个地主，即马裕棠、龚梅堂、周聚星，还有一个空手人卢如槐。枪毙地点在今藕池新村4号楼前的坟滩。
保长马裕棠（1894—1951），人称马阿棠。徐定良说：“保长马阿棠与外面的‘空手人’（空手套白狼，吃别人白食之人）联系较多，如‘空手人’卢如槐（1914—1951）就挂靠在马裕棠家，所以县上直接下令惩办。卢如槐平时到处打游击，于是被定为‘罪大恶极之人’。”
龚梅棠（1907—1951）。孙定根说：“土改开始以后，龚梅棠被枪毙了。可能是田多，属于地主了。那些田本来是准备卖掉的，我养母（徐阿珠）说，田卖掉还债，外面欠了很多债，我舅公那边借了很多钱给龚梅棠。龚梅棠说：‘不能卖田，卖了田，下一代就没有田了。’结果，龚梅棠因此被定为地主而被枪毙了。如果田卖掉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徐定良说：“他是庙堂人，住在俞圣君庙中，老婆也住庙中。此人属‘空手人’，喜欢搓麻将，结识同样喜欢搓麻将的徐阿珠，俩人同居，一起住进了徐阿珠家，土改时被视为霸占别人妻产，于是被定为‘罪大恶极之人’。”
周聚星（1895—1951）是官庄的地主，当时官庄属藕池。
四、乡村闾体制
1949年时，鄞县实行县区乡村闾五级管理体制。据鄞州区档案馆《鄞县布政乡人民政府全宗40号》，1949年6月，鄞县布政乡人民政府成立，简称布政乡。布政乡是旧名，人民政府是新名。
195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实行小乡制，便于管理与监督。鄞县早在5月就实行小乡制了，布政乡划分为布政、藕池2个乡。古林区藕池乡乡政府在礼嘉桥，下辖礼嘉桥、吴家、藕池、薛家、方加耷、陈横楼6个村。赵晁甫为第一任乡长，藕池村的李阿凤担任副乡长。姜锡岳说：“李阿凤妇女主任从土地改革开始就当领导干部了，我们这里实际上是藕池乡，她实际上是第一届藕池乡的乡政府领导人，当过副乡长。”吴祝庆以为，当时没有看见过她做为乡领导，抛头露面，如坐在主席台讲话。笔者再次访问姜锡岳时，他坚持认为李阿凤当过副乡长，当时他10岁左右，有印象。为此，笔者在鄞州区档案馆查阅了当年藕池乡的档案，果然查到了1954年4月的藕池乡人民代表名单，乡长是赵晁甫，副乡长是周岳年、薛秉湘、李阿凤，委员是叶三梅、薛来祥、傅邦才、杨文林、张阿毛、张忠林、徐根才。由此证明了李阿凤确实当过藕池乡副乡长。
这份名单是1954年藕池乡人民代表名单，也是第一届藕池乡政府人员组成名单。由此证明，李阿凤应从1950年5月以后即担任副乡长。甚至，这个乡的名称，之所以不称为礼嘉桥乡而称为藕池乡，可能与李阿凤的建议有关，说明她的话语权比较大，这是姜锡岳的猜测。
不过，我们注意到，赵晁甫、周岳年、薛秉湘三人的现任职业是“干部”，也就是说是专职领导干部；而副乡长李阿凤及以下委员，其现任职业是“种田”，也就是说，近于今日的兼职领导。这可能正是吴祝庆记忆中（吴祝庆是1954年才到村中的，当时住在板桥村），未见李阿凤做为乡领导抛头露面的原因所在。在这份13人的名单中，只有赵晁甫是党员，其余均是团员，可见当时党员数量之少。
1955年，藕池乡换届选举，横岙市人张德庆为藕池乡乡长。李阿凤、张阿毛，可能也被换了下来。
1956年6月，布政乡与藕池乡合并，成立建设乡人民委员会。也就是说，藕池乡前后存在了7年。
藕池村，当时属鄞县古林区藕池乡第四村，共10闾。第一闾，官庄，21户；第二闾，官庄，18户；第三闾，15户，看经寺3户、秦家桥12户；第四闾，藕池头，22户；第五闾，藕池头，19户；第六闾，藕池头，14户；第七闾，15户，板桥9户，西头畈6户；第八闾，14户，板桥5户，田头树下9户；第十闾，姜苏，17户。每一闾应有组长，名单不详。从自然村来说，官庄36户，秦家桥14户，藕池头61户，板桥与田头树43户，姜苏与西头畈23户。总户数175，人口636人，其中男295人，女341人。
第二节／权归农会
一、农会领导村务
1949年6月，藕池村属布政乡。工作队指导成立村级领导，分为农会与村长。林阿冲为农会主任，姜岳海、张阿毛为副主任，蔡小囡为委员；苏仁甫为村长。姜岳祥说：“那时候我阿哥还在，林阿冲是正主任，阿哥是副主任，年纪还轻。还有张阿毛，他是第二个副主任。”1949年时，林阿冲28岁，姜岳海17岁，张阿毛27岁，蔡小囡40岁，苏仁甫35岁。可见，蔡小囡年龄最大，姜岳海最小。从结婚情况来看，蔡小囡、苏仁甫、张阿毛已结婚，而林阿冲、姜岳海尚未结婚。
1950年下半年，藕池村土改。1951年4月，土改结束。林阿冲应是1951年4月左右免职的。徐定良说：“后来土改了，田分了，他（林阿冲）就落户了，就没有回去。他没有公心，只顾自己种田，结果入不了党，后来就被排除掉了。”据村档案资料，1952年时，林阿冲为民兵队长，也证明他已不再担任农会主任了。
1951年下半年，任职七八个月的苏仁甫，因私自出售席草给他村而被撤职，赵大毛接任。吴祝庆说：“赵大毛村长也当过的，但没有当过几天。文化没有，怎么领导群众、推动工作呢？”当时赵大毛31岁，已婚。
赵大毛之后，是张阿毛接任农会主任。据张阿毛本人填写的档案显示，1951年，张阿毛为农会主任。
张阿毛至少做到1953年。下面这份材料，字相当漂亮，应是文书陈知远代写的，上面署名与盖章均是张阿毛，时间应在1952年。1953年以后，农会权力淡化。
1953年，李阿凤为妇女主任。李阿凤是村中第一位妇女主任，但到底何时开始担任，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姜锡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即开始了。下面这份档案，可能是李阿凤本人填写的，也确实是在1951年。不过，1980年的档案，却写着28岁，即1956年当妇女主任。
姜锡岳说：“李阿凤这个妇女主任在我们当地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党员在我们藕池村，在妇女中间讲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共产党员。她没有什么文化，一字不识。我10岁左右吧，经常看见她来走访，下雨天就拿把伞，不像现在的干部老是坐在办公室，那时候的干部都是靠两只脚跑出来的，了解村里的情况。我们土地改革，那时候是县里的一个干部王国华到我们藕池乡里来的，他们关系也是蛮好，她配合工作组做事情。这个人是最正宗的本地干部了，穷也最穷，思想也最好了，就是想着为人民服务，不管下雨天也好，晴天也好，都到处跑的。”
说及姜岳海入党事，其弟姜岳祥说：“我阿哥是1953年入的党，那时候还是土改队在这里，他做介绍人。那时候他还到天童学习。他在村里当第一任村主任，当了六年。”
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再一次确定，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同时规定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说及土改事，徐定良说：“土改工作时，我才十二三岁。工作队有两个人，一个姓朱的是学生，是经过国家培训的。后来找对象找了一个‘地主’还是‘富农’的女儿，他职位上不去了，就到供销社当了办事员。另一个是姓常的，部队里来的，土改以后回部队去了。他们两个到村里，土改时，负责评成分，每天都在的。”
张小康说得更为详细，称：“当时有一套计划，这个自然村怎么评‘地主’‘富农’‘大佃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吊死中农’‘贫农’‘雇工’，再其他。其他就是田也没有的。就这样一档一档分出来。上头土地改革的人来了，把村里的人都叫过去，成立农会，成立民兵队，把‘地富反坏’都管起来。农会成立以后，保长被控制起来，成了打倒对象，然后开始慢慢土地改革。
“档次分好以后，一个自然村划到4个‘地主’，最多的有65亩田。这一个村庄只有20亩田，那20亩田也算你是地主，它是这样算的，不是一刀切的。我们藕池有40亩田以上算的地主，还要按他和儿子春季种田、夏收、秋收三季是否参加劳动来算，还要根据是不是放高利贷来判断。被称为‘地主’的，是要被打倒的，因为他们经常剥削人家。
“第二种是‘富农’，田可能比‘地主’还要多几亩，但是父亲参加劳动，儿子也参加劳动，他们会雇一些人来干活。雇的人就是‘贫农’，是最苦的老百姓，上无瓦片下无土地的人，整年都在‘地主’家里，等于说长期被‘地主’剥削。和‘地主’比，‘富农’是三季最忙时雇人来，农闲了就自己做，这样剥削就少了一些。分得很细。
“再下面是‘大佃农’了，‘大佃农’的地比‘地主’和‘富农’的少，但是种田的工具都有的，田也缺的，工具也少，但他们脑筋非常好，会放高利贷，把钱借出去。田里苦，放高利贷钱赚得多啊，这样的人也有一部分。也有将农业的工具租借给人家的，这些人称为‘大佃农’。
“还有‘富裕中农’、‘中农’，地少，东西也有的，就是田少，三季也要雇人的，活来不及做，但是他雇的人是少量的，没有几个人，就雇两三个人做做，这样是属于‘富裕中农’。‘中农’是东西都有的，田也少的，就种点自己吃的，以前用的工具有是有的，虽算是老旧的，一般也能用得过去，不会问人家借，也可以过日子的。也有一部分，是要放高利贷的。再就是‘下中农’了。下面还有‘吊死中农’，分得非常细的。‘吊死中农’，田比中农多，但是工具都坏的，要种田了，都要问人家去借的，要去贷款，他就是田多。但是他经济条件跟人家去比，是比不上人家的。
“最后是‘贫农’，‘贫农’是在地主家里做工的，上代留下来还有两亩田，我在‘地主’家里干活，这两亩田就带过去种，有时候要车水什么的，这些工具都是用‘地主’的，‘地主’再贴你一点钱。这样的人是‘贫农’。
“这样划好以后，1951年初开始土地改革了，要‘地主’拿田出来，能肯吗？村里的恶霸弄死过人的，如果检举查实好了，7天以内，就枪毙了。公安局、乡公所的人当时都是到村里住着的。”
下面是藕池村档案室中存放的1950年土改方案，也可以说这是藕池村最早的文字档案。这份档案用纸是宣纸，已经相当皱了，但质地好，字迹清楚，不得不佩服中国老祖宗发明的宣纸与毛笔的千年寿命。
当时俞云孝是村文书，负责具体的划成分工作。张杏芳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把人家划成大佃户，自己当文书倒撇开了，于是把自己也划进去，成了大佃农。大佃农是地主、富农下一档，大佃农是不用‘改革’的。”儿子俞元根说：“其实家中才一间平房，还有一个共用的堂沿。”这样的理解和实际情况相比是有出入的。据1950年的土改档案，俞云孝有自耕地5.2亩，租入28.03亩，租出0.88亩，耕牛2只，农具一副，平屋小间2.5间。就这些条件来说，他确实是符合大佃农标准的。只是划成分的时候，没有想到后面会带来那么长远而巨大的影响。
说及当时给人帮工的生活，姜岳祥说：“我小时候在村里一开始是给地主（大户人家）放牛，13岁开始放牛，一直到当兵，都是吃人家的饭。土地改革以后，板桥中农俞利康有30亩田，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帮助，我就一直帮到当兵前。1954年帮好，我就说不帮了，要去当兵了。土地我有分的，我家里人很多，我父亲那时候还能做，母亲管家里。还有阿哥，阿哥总是去开会，开会的日子很多，有空就来帮忙。我弟弟那时候还小。那时候自己分了十多亩田，我们这里土地特别多，一个人可以分2.74亩田。分了以后，村里还有很多地，那就给富农种，因为富农有牛有犁、有耙。我们地分了以后，也没有牛，只有一把锄头，犁、耙都没有的。我不种，我阿爸种，我阿哥开完会回来帮忙。我当兵去了，也不用种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16岁。我放牛的地方在隔壁村，一边看牛，一边做活。在别人的地方打工，后来就不打了，回到自己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1951年，1951年分好土地以后，我家里人很多，我在板桥的俞利康家里打工，一直到1955年2月才不做了。那时候帮人家做5个月，可以拿185斤谷。那时候钱比较难赚。”
张富昌说：“土地改革，我们到地主家里搬财产，地主态度好得很，坐在门口说：你拿那么多东西，别摔倒了。她嘴巴说话，眼泪在流，毕竟屋要分掉，田要分掉，牛也分掉，全部要分掉，只有一张床可以留，土地全部分给贫下中农。”这段话比较有意思，将地主的无奈与强装笑脸，刻画得十分细致。
被划为“地主”的包泉德说：“那时候家里财产都没收了。不过，共产党也不会让我们饿死，分给我三间房，因为我家人多，我妈妈、爸爸、老婆、三岁的女儿、刚刚出生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出嫁了，有9个人，苦是比较苦。每人分给你2亩7分地，贫下中农分两亩四分，地主分多一点。我们9个人，共24亩3分地。问题是，我们家里一个劳动力都没有，我爸爸不去种，我又不会种，我老婆也不太会种，有两个小孩，女儿才3岁，儿子刚刚出生，家里有两个妹妹，弟弟也只有16岁，那24亩3分地叫什么人去种呢？但是你不做也要做。后来爸爸妈妈死掉了，那时候我只得学会耕地，一切从零开始，种田也学会了，24亩3分地，都得我自己来做，那时候雇工也不行，只得慢慢挨过来。年数多了，结果我身体也锻炼好了。”
佃农陈存夫说：“土地改革就是分田屋，你有房子的话就不能分了。我分到了，分了一间屋，我之前住的地主房子就分给我了，是上海一个地主（老板）的，姓王，他在上海开店，不回来。房子我们住着，一年要交给他200斤谷，住了很多年。200斤谷交给老板的亲戚，这里他有亲戚在的，住在礼嘉桥，他亲戚会来拿。因为我住着的，所以就分给我了，如果没有住的话，也分不到。贫下中农有一些都分不到，房子没有的话也分不到。藕池地主多，房子多，能分到的人多一点。搬到藕池以后，租房住。房子差一点，100斤谷一年；房子好一点，200斤谷一年。房东姓张，张家没有老公。因为没有老公了，所以也属于中农，那时候叫中农地主。还有大佃农，大佃农是自己劳动。地有三十多亩，自己劳动叫大佃农，如果自己不劳动的，就叫地主。”
佃农张杏芳说：“房子就是这个老房子，年纪不到，你也分不到东西的，要16岁以上算大人，才可以分东西。我那时候10岁都不到，怎么分啊，分不了。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分到一亩多点的田，也种不来，是姐夫来帮忙，他们也是‘五个月头’，种种田是没问题的。”
周利英转述丈夫叶金康早年的土改故事说：“礼嘉桥那边人家改革了，东西分来很多，别的东西不拿，他（叶金康）就背了两爿晒垫，他想着可以用来晒晒谷。他背了两爿晒垫，重又重死了，从礼嘉桥背到藕池。那个晒垫是晒谷的，长长的。他们捕鱼人不知道，他想以后田分进来了，谷子晒到哪里去呢，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水泥地，他就想背两爿晒垫来给我。他母亲也总是在讲，真是傻，这么远背两爿晒垫，背得大汗淋漓。他也是老实人，捕鱼人要分到田了，很高兴。”
新旧政权的变化，也影响了个别人的婚姻。张金菊说：“那时候贫下中农没有屋，土改后每个人分了一间屋，好坏不管，分到算数。老头（林阿冲）最早是外地人，给别人做‘五个月头’，土改时分了他一间楼屋。我找对象，我阿婶跟我妈妈说：对象给她找找，你自己苦没办法，让她轻松一点。我们自己一亩三分田在的，你自己又不会做，这样工钱也不用拿了，叫女婿种了。”
这份表格，将当时村中的阶级成分写得清清楚楚。
第三节／权移党政
一、党员的培养
中共藕池村支部是在土改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953年，姜岳海入党（指成为预备党员）。那年，他20岁。弟弟姜岳祥说：“我阿哥是1953年入党的，他结婚也结在家里。那时候家里也有债务，这样他就留在家里了，没有到外面去。”1954年9月，22岁的江根星入党。由此可知，当时所用的村干部，年龄普遍比较小。这正是特殊用人时机、特殊用人政策的结果。1954年10月，26岁的李阿凤、30岁的张阿毛入党。1956年6月，26岁的徐信华在从事铁路工作期间入党。1956年10月，21岁的吴祝庆入党。1958年11月，37岁的张如芳入党。1959年，22岁的张昌浩在外面入党。这批人，就成为藕池村第一代党员干部群体。此外，藕池人徐信忠是1956年入党的，他担任三联大队书记。
二、由合办支部至独立支部
中共藕池与方家耷支部，大体上是1954年建立的。1954—1958年，方家耷人张忠林当书记。张杏芳说：“当时藕池乡政府在礼嘉桥庙里做工作。我那时候成为党员以后，党费5分一个月，每个月的月底要去交办公室里，是庙里的办公室，很小的。我结婚登记也是在庙里的，那时候分喜糖，你有个一斤糖半斤糖，那是非常威风了。那时候党员有六七个吧，当时入党是很严格的，要查祖宗三代，还有自己要非常积极。以前一个月要开两次会，都要自己谈的，谈得对那还好，谈得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帮助进步。”
1960年以后，情况变了。吴祝庆说：“原来跟方家耷合并，1960年自然灾害到了，饭也没得吃，社长也不灵了，谁还听书记的话呀？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越分小越好，等于跟藕池分开了，我们自己建立支部。那时候藕池支部，没有几个党员，只有五个党员：江根星、李阿凤、姜岳海、张阿毛和我。1961年，姜岳海回村当书记。”
第四节／大公社化
这是一个新中国如何组织村民从事生产与生活活动的探索过程。
一、互助组
互助组是1953年，中国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土改以后得到广泛发展。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这年1月，藕池也组成互助组。包文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以后，田分给个人，很多贫下中农只会像现在这样在人家厂里上上班，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二十四节气该种什么东西不懂的，给他分了田，没有用的。就说跟别人说，还是把田租给你，给我们点饭就好了。”张小康说：“分田后，贫下中农做主。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经济来源。原来不用动脑筋的，每天饭有得吃的，现在田拿来了，要自己当家，要动脑筋了。他们种不好田，没有收入的，就开始卖田了，卖给有钱的人。中央一看不对，田又到个人那儿去了，于是，就要求成立互助组，等于三户人家、五户人家拼着干。互助组成立了，那力量就大了，也有效益了。以前300斤一亩都没有的，不像现在这样。”
说及互助的模式，吴祝庆说：“那时候上面有要求，要组建互助社，互助社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忙时凑在一起，大家相互你帮我、我帮你；一种是常年互助社。我们先进一步，是常年互助社，一年到头都是相互帮助的。互助社有个条件，你几亩田，我几亩田，统统拿到一起，作为互助组的田，叫我当组长。互助组组长怎么样调工调分呢？你几亩田分摊多少，我几亩田分摊多少，也照工分评分，然后按工分找补，你十亩田应该要找出多少，我六亩田找出多少，如果你工分低，还要拿钞票出来。那时候是做一天算一天的。”陈存夫说：“后来搞互助组，田都是个人各自种，割稻谷，大家拼起来一起做。”
1953年，藕池村有10个互助组。他们的组长是：第一组周宝全（15户），第二组胡阿林（15户），第三组周宝根（1户），第四组洪明康（18户），第五组张明方（16户），第六组张阿毛①，第七组鲍启扣（15户），第八组李志饭（藩）（14户），第九组俞阿昌（7户），第十组林年组（15户）。大体上遵循了当时第四村十闾的分类法。
1954年8月，开始并组。从下面1954年8月的林仪佐、张阿毛二个互助组合并后的结构来看，比较复杂，总组负责人有5人，正副总组长2人，下分3个小组，每个小组
①第六组资料缺，据相关资料补。
配组长2人、生产组长1人、记账员1人，成员9—12户不等。这相当于后来的生产队规模了。
加入互助组是有条件的，只有贫下中农可以。俞云孝因为是大佃农，所以到1955年4月才加入互助组。1955年10月至1956年4月，他还在自己单干。
二、初级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其特点为：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入社统一经营和使用，按照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其他入社的生产资料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初级社在社员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统一组织集体劳动，社员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劳动报酬，产品由社统一支配。初级社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初级社与互助组相比，实行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在社的统一计划下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部分地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初级社部分地改变了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张小康说：“后来党中央又提出信用社。你种田没有钱，到信用社这里来贷款，信用社给你帮助。这样，信用社可以帮助农民把日子过过去。到后面，农民又要卖他的田，那怎么办？国家又出了合作社。这样，农民的农具、田都给合作社了。”
1954年9月，藕池为益丰社，板桥是禾丰社。姜岳海为益丰社主任，李阿凤为益丰社副主任，会计是张吉安。江根星为禾丰社社主任，张阿毛为禾丰社副主任，会计是陈知远。此间的陈知远是一个特殊人物，原名陆世校（1921—），慈溪人，原是国民党的下层军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陈知远。1951年，他寄住在藕池村姐姐陆阿秀家。由于他有文化，于是与水德寅、俞云孝一起，承担了村基本信息的统计工作，在村档案建设中，有其贡献。吴祝庆说：“此人态度好，模样好，人缘不错，村人都照着张林存叫其娘舅，被人称为‘人民娘舅’。1957年被慈溪公安局发现，于是抓捕进牢。后来释放出来，偶尔也来村中做客。”
吴祝庆说：“后来组建农业合作社，那又先进一级了，旱涝保收，贫困的、残疾的，社里帮助你。互助社互相是没有很大帮助的。”
初级社期间，不少村人因招工而外出。譬如徐信华，1955年参加萧甬铁路建设。姜全法，1956年在排蓆社，1958年到诸暨化肥厂工作，1962年回乡。
三、高级社
高级社全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特点是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1956年5月①，益丰社与禾丰社合并，称迎丰高级社，意为迎接丰收。张忠林为社主任，江根星、张阿毛为副主任。
吴祝庆说：“1956年，我当队长，有26个生产队。我当青年突击队的队长，组织一些青年。青年突击队员有姜松鹤、林年祖、俞明方、林德庆、江根星、姜小云、严金法、徐定良。”1957年，姜岳海被派去办酒精厂。1958年，他又被派到新安江水库参加修建工作，江根星则到宁波农校读书。
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为了传播党与政府的信息，各地开始装有线广播。当时一般以县及公社为单位，组织有线广播系统。1957年，藕池大队装上有线广播。龚财良说：“我8岁的时候，装了第一个广播。第一个广播装在老的庙里，装在那儿的大樟树上，很
①俞云孝加入迎丰社的时间是1956年5月，大体可判断此月成立了高级社。
大的。那时候播报早，好像5点多就开始了，8点钟就结束了。以前村里小小的，都可以听见的。广播一装，社会消息就知道了。”在文化生活单调和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广播成为农村了解外界和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的一个重要工具和窗口，成为当时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四、大公社
1958年，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使用权，由农民而归集体。1958年10月，古林（卫星）人民公社成立，建设乡划分为布政管理区、藕池管理区和汤西管理区。1959年11月，藕池管理区改称礼嘉桥管理区。1960年9月，礼嘉桥管理区并入布政管理区。1961年7月，布政管理区改称为布政人民公社。
1958年冬，藕池和方家耷合并，称为第四大队，杨文林当书记，吴祝庆为副书记，张如芳为大队长，一直到1961年底。吴祝庆说：“那时候书记调整了。当时公社总支书记就是姜林祥。姜林祥当书记以后，看我们藕池干部力量比较弱，就调杨文林来藕池当书记。”姜岳祥说：“我1955年3月当兵，1959年回来，在部队做了五年。1958年，我阿哥被调到新安江，他去了以后在食堂卖菜。杨文林是幸福人，1958年来的，在这里当了三年书记。1961年8月，他又回到幸福去了，我阿哥又回来了。他们两个一个回来一个走。阿哥从新安江回来了，就弄土地平整，那时候全部是坟头，全部拆光了，做稻田。”
入社，主要是针对人民的，至于四类分子，是十分困难的。譬如俞云孝成分是大佃农，所以1958年才成为候补社员；1966年7月22日，经鄞县公安局批准摘帽，才正式成为社员。可见，当时入社的政治要求比较高。
村中开始装电话机。吴祝庆说：“1958年人民公社时，人家没有电话，我装了一只背包式电话机，直接跟公社通的。那时候要用电话机向大公社汇报。村里买的，分配给我一个电话机。1959年还在。后来电话机被村里拿走了。”
当时实行军事化的连排制度。1958年，张阿毛担任连长。姜岳祥说：“后来‘大跃进’，他（张阿毛）调出去当领导了。那时候整个古林工作都是统一安排，谁到那里都是统一安排的。1958年，后来张阿毛到方家耷当领导了。那时候工作是统一安排，书记也是统一安排的。”1959年，因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冲击，张阿毛到礼嘉桥担任农中校长，1962年回板桥。
1959年，成立古林人民公社，称为四大队牛池生产队，也称藕池耕作队，队长称为连长，张如芳为连长，下面分四个排，藕池头为第一二排，姜苏为第三排，板桥为第四排（吴祝庆为排长）。徐定良，根据档案，1945—1946年在藕池小学读书。1947年，到塘西小学读书。1949年，到石碶小学读书。1950—1954年，在家务农。1956年，参加姜苏青年突击队。1957年，任西头畈小队副队长。1958年，任板桥副排长。1959年，任姜苏队长。1960年，担任迎丰社沙滩桥队长。
从图2-15这份表来看，当时人员配备是大范围配制的。现在藕池村中人，只有二队长林阿冲，民兵排长龚武良、徐定良，记工员张昌浩、林德庆。又丰产方队长施（史）志浩。
公社化期间，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官庄划归吴家大队，田头树下迁居板桥，西头畈徐家划归板桥。姜岳祥说：“土地改革，我们这里地主很多，原来隔壁的吴家官庄，以前是藕池村的，1958年公社化时，划到吴家那边了。1958年公社化了，他们田没有，我们田做不完，启运路大马路那边也是。再说我们也种不过来，而且那是最差的田，水进不去。”张杏芳说：“西头畈还是田头树下早。西头畈靠近塘西像鉴桥村，只有将近20户，很小。后来就说全部搬到板桥去。搬迁是因为不方便了，当时晚上经常要开社员大会，来回要走很多路的，就搬出来了。徐定良他们造得最早了，老房子拆掉，到板桥重新建造。我是住不下了，到板桥翻新屋的。张和方兄弟四户人家，是原拆原建。他们是老房子、小房子翻新，到板桥就造楼房了。田头树下人家是原拆原建，拆的时候是多大，造上去就仍然是这个大小。”1957年12月田头树下迁居板桥。李和月说：“我家秀娣1957年6月生下来，12月就搬到板桥了。”1962年，西头畈迁居板桥。徐定良说：“我是西头畈最早拆屋的人，后来徐森林等两三户人家也拆屋了。其他人家的房子，则直接卖掉了。”妻子姜爱珍说：“拆屋时，女儿（贤君）尚抱在手中。”考徐贤君是1962年10月生的，则搬家应在11月左右。
说及当时村中领导，张杏芳说：“老江是1957年下半年去邱隘回龙读书。那时候，合并以后，在迎丰社，他当副社长。江根星那时候对农业生产不太熟悉，也不太用心，听到可以到外面读书的消息以后，藕池有三个人就去读书了，一个是江根星，一个是洪康华，一个是俞元昌，去邱隘回龙（农校）读书了，读了三年。书读出来以后，总想找出路，出路没有找到，就回来了。那是1960年下半年，三个人读好书都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也没有花头。后来姜林祥说，现在要么给你当书记。当了两个月，书记谢以光来了，就让老江当队长。过了一段时间，又让江根星当书记了。”
1961年，江根星为书记。
1958年，江根星26岁，到农校读书。姜岳祥说：“他是宁波农校（在回龙）毕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他爸爸住在板桥，后来住到姜苏去的。农校是他自己去的。那时候不用考，是自己报名。他农校毕业了，读好以后回来给他安排了工作。他是独子，他妈不让他去外面，那时候外面很危险。回来看了两年打水机。”洪康华，1948年到1954年读小学，1955年到1958年在家务农，1958年至1961年在宁波农校读书，1961年到1968年，在家务农。俞元昌是独子，老母亲不肯让他外出。吴升月说：“当时在板桥村中，只有徐信定与俞元昌是两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后生。”
张富昌说：“我做治保主任、民兵队长大概有两年时间。江根星说，你当副队长去吧。我就当了副队长，跟林阿冲搭档。我当兵时是杨文林当书记，大概是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治保主任是徐文定，食堂在藕池的庙里。杨文林当书记时，方家耷大队也属于我们藕池大队，是大公社划下来的。”
1958年掏河。张富昌说：“那时候有几个耕作队，藕池耕作队的队长是张如芳。那时候虚报产量，一亩田产量看起来很高。后来因为你上报产量很高，所以就要让你上交口粮了，但其实都是虚报的。说产量818斤，那时候只有二三百斤。中苏关系交恶，国家决定主动还债。那时候产量没有，又要还债，是农村最困难的时候。我阿哥的女儿说：奶奶，我要吃饭，要吃饭。从食堂里打来一点粥，如果家里有种菜的话，再加上一点菜煮煮。掏南塘河很困难，1958年，那是最困难的时候了。活要做，饭又没得吃，牛也死掉很多。零下几度掏河，那时候条件很差，没有手套。掏河在石碶，睡的地方在礼嘉桥，那时生产军事化管理，县里是民兵团，公社是营，大队是连，小队是排。一年总有好几个月，每天下午掏河，上午搞生产。掏河是最苦的。张岳振下午掏河到六点，偷偷摸摸跑到家里吃饭，第二天被别人知道了，让他开全夜的夜工，跟洪康华两个人一起干活。把河泥用铁锹锹起来，你捧给我，我捧给他，一个传一个，一直捧上来，在旁边放着。那时候藕池大队，我和另一个人我们俩最小，我18岁，他17岁，两个人捧不动。天又冷，每天人都弄得一塌糊涂。晚上睡觉了，在门口用稻草烧点火烤，不然太冷。”
1958年，吃食堂饭。张加昌说：“在我们老屋的旁边吃，开始在藕池吃。1958年开始吃食堂饭，吃了一两年。之后包家祠堂做食堂了。1961年藕池食堂与方家耷合并了，有小船摇着来送饭，大家拿着饭盒去盛，这样吃了一年多。饭票拿去，饭拿来。那年，我读书了。晚上弄饭，火油倒在了粥里，不舍得扔，大家继续吃。我才14岁，还在读书，15岁参加种田。”张杏芳说：“庙里食堂也办过的，很大的，是藕池村的总食堂。老百姓可以吃饭啊。没有白吃的，那时候发饭票的，一天一斤饭的饭票发给你，食堂饭弄好，送过去，每天都这样的。”当时，板桥也有一个食堂，在张阿毛家旁边的庄里。
孙定根说：“我性格也很强硬的，尽管是地主成分，也不怕别人。吃食堂饭时，吃饭是要饭票的，我在板桥干活，平常我吃饭也在吃的，等种田了，我饭票吃完了，就问人家借饭票。人家说：饭票不能借的！我也很硬气，不能借，那我不干活了。我收拾包袱走人了，难道叫我饿肚子干活吗？你们可以借饭票，我就不能借。我是看见别人在借饭票，我吃光了也去借饭票，我也是讲道理的。有两个人碰到了，就说：你不要走，饭票给你。那有饭吃了，我就干活。饭没得吃了我怎么做，这也要讲道理的。有几个人说，老孙本事真大。”
张杏芳说：“那时候家里的锅是不烧饭的，政策给一个人一天1斤粮食，17岁以下的人就是8两一天。再年纪轻的话，是小孩子吃的量。那个时候挖南塘河，我才17岁，只能吃8两饭。干活是干大人活，吃是吃小孩饭。没办法，只好这样做。我们年纪轻，白天干活累死了，睡一觉又能缓过来了。大人的话，我两个姐姐不在家，像我娘和我，有时候太饿了的话，有种劳动饼可以买的。有时候做夜工，5分一个、3分一个，买两个吃吃，就这样过日子。”徐仁定说：“1960年，我8岁，真正很饿，没有饭吃，都是吃糠的，吃下去后拉不出来。”洪桂棠的妻子因为饥饿，竟然偷吃了生产队的粮食种子。事后，洪桂棠怪罪她，导致离婚。从此，洪桂棠终身未再娶。张小康说：“1961年，国家困难，我是20岁结婚的。那时候饿到什么程度，我结婚了以后，天亮爬起来，家里一粒米都没有，吃的东西一样都没有，两个人躺在床上不起来。人家来叫了，说你怎么现在还不起来。烟囱都倒了，没有饭吃。人家年纪大的人，到里山（四明山区），把毛衣拿过去换玉米、小麦、番薯干，就这样渡过难关。这个难关渡过以后，慢慢好起来了。我去晒席草，生产队给我一天2毛的补贴费，食堂总是吃点番茄咸菜汤。”
李桂花现在仍经常在外孙面前说起当年吃食堂饭时差点将弟弟淹死的往事。“我妈妈（李阿凤）在外面开会，我跟我大弟弟（李安明）一起，被关在家里。人家门口在叫，可以去吃饭了，去食堂吃淡包（无馅馒头）。我就背着大阿弟去吃饭，当时我10岁，他才3岁。本来我就是生病快死的人，你说我背得动吗？两个人摇摇晃晃的。由藕池头到礼嘉桥食堂吃饭，要过一座木桥，桥是一块活动的木板。我们过桥时，一不小心就滑倒了，我弟弟掉进了河里。我吓死了，如果弟弟没了，我爸爸非把我打死不可。我自己冲进河里，把他救起来。以前衣服没有的，我们俩就穿着湿衣服坐在床上，幸好当时是天气热。妈妈回来，我们肚子还饿着。妈妈就问：你们俩怎么了？怎么就这样子坐在床上？我说：饭没得吃，想去吃淡包，去拿的时候，差点在河里淹死。现在我弟弟们对我很好。”
当时还有平坟运动。1958年，为了配合农业“大跃进”，增加耕地面积，同时也推进殡葬方式改革，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平坟开荒，向鬼要粮”的平坟之风，平掉坟墓无数。张加昌说：“当时挑坟滩泥土挑了很多，像藕头这条泥路，石板一直铺到看经寺，坟滩有八九亩，挑完之后变成了十几亩的田。挑坟滩，没有人反对，藕池坟滩最多了，挑掉也干净点，小时候附近全部都是坟滩。这里是河，我们前面、后面都是坟滩。挑出来的地种种稻，前两年，土是死泥土，种田规模种不大。坟，本地人、外地人的都有。”李安法说：“10岁时，我叔叔（李云金）没有了。那时候，他在地里种南瓜。藕池那时候坟很多的，他从坟上跳过去，结果石板压在他身上。过去的医疗水平很差，四肢断了，治不好。后来（1960）他就死了，他当时年纪很轻的，才35岁。”
一、国民党败退过村边
1949年6月，藕池村经历了政权变换。
姜岳祥说：“那时候被国民党碰到了，被抓了，找你要钱，你说没有，那就搜身，身上有什么东西就拿去了。解放军来了，老百姓刚开始不知道，也要逃，也怕的。后来他们在附近住了几个月，百姓就不怕了。部队晚上睡在坟头，晚上也好、白天也好，都不来找你。后来找老百姓问，哪里有公路，老百姓不知道公路是什么，解放军把字写给他，就是开汽车的路。老百姓说有，就陪他们到石碶，然后解放军就从奉化那边过去了。国民党兵坏，门打开了，就要‘吃生活’（挨打）了，这是1949年。
“我们村解放是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在坟头碰到打起来了，不到一刻钟，国民党军枪都扔掉只管逃命了，衣服也扔掉，帽子也扔掉。打仗的地方就是詹家耷，在坟头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在那里放牛，我们三个人‘做生活’（干活），一人一只牛拉着。老板吓死了，赶快叫我们回去。我们问：怎么回事？他说打起来了。国民党兵，那时候我们叫他们大兵，到布政市买早点，他们都是拿大洋买的。他们从余姚过来，走了一夜，肚皮饿了，就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拿去。后来他们从坟头桥那边走了，一部分人跟解放军去了，也算是俘虏兵。共产党优待俘虏兵，自愿当兵的可以来当兵，不愿意当的话，给路费回老家，好好种地。此前，国民党军跟这些士兵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坏，被抓住的话，手指一根一根地割，脚趾一个一个地割，他们都吓死了。后来做俘虏了，发现不是这样的，他们说：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如果你之前是排长，就让你当排长，是队长就让你做队长。这些大兵都是十七八岁的后生，20多岁就算年纪大的了。”
说及村解放过程，张杏芳说：“小时候，国民党的军队来，我也吓死了。到了石家桥，部队过来，把我拉过去，要问我路，我吓死了，后来问好路后，他说你去吧，我赶紧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板桥，国民党军队把机枪架在柏树上，防着共产党来。那时候快要解放了，地主人家的地已经分了，房子里的东西也不能动，用封条封着，改革了，东西都要充公。那时候解放军也过来，就怕撞到了，要打起来。后面国民党退了，到舟山那儿去了。”
张小康也是亲身经历者，他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1949年我才7岁。部队开进我们藕池村，在礼嘉桥住下来。共产党在抓国民党在浙江的省委干部，那个省委干部从杭州逃过来，逃到三门，就逃走了。那天下午2点多，我去捡田螺，只听到前面稻田里的水在“乒乓乒乓”地响，还以为是泥鳅在打洞，实际上是重机枪子弹从那边扫过来发出的声音，能打这么远，是国民党打的。那半边解放军也过去了，我们藕池有100多个兵驻扎，只有20多支枪，都是靠扁担背过去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枪的，打了一天一夜，重机枪子弹打光了，共产党就拦住他们不给走。他们一边用重机枪在扫，一边在小小的石路上走。子弹要老百姓挑的，最后子弹打光了。
“解放军是好的，在我家住着，手榴弹什么的都在老屋的钉子上吊着，钉子歪下来了，就把它拔掉，把新的钉子钉上去。走的时候，看部队里有什么东西吃的，就给你拿来。他们饭菜都是用大脸盆盛的，一盆大概够8个人吃，都坐在地下吃。睡是睡在门口的，我们叫他们睡到屋里来，都是不来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我在田里捡田螺，怕被打死，卧倒在地。我那时候人小，才7岁，篮子也丢了，只顾自己跑回家。实际上那时候战场很近的，就在附近不远，国军逃亡的路上实际上子弹已经没有了，打光了。被抓了就用以前船上用的那绳子，绑在那里，他们穿黄色的衣服，有的肚子很大。小时候解放军走过，大人也都会过去。原来看见解放军都很怕的，但实际上解放军都挺好的。”
二、看经寺成为临时医院
看经寺在段塘吴家，1958年划归海曙区。姜岳祥说：“1949、1950年，这里是部队医院、诊室，民兵那时候要去值班。做医院时，寺庙原先的东西没有动过。1951年开始做粮仓，情况大变。老和尚观成被关起来了，小和尚没有了。寺庙里的东西也一点点被偷走了。那些人说：东西有人要吗，要的话拿走好了。百姓认为，国家的东西不能拿，拿去后被查到，你就要‘吃生活’了，都不敢要。工作人员说：没有关系的，我在，你们只管拿好了。很大的鱼肚皮桌子有四张，凳子全部是银制的，碗、盆、筷都是银子做的，全部被偷走了。寺庙里的菩萨被敲掉了。四大金刚，总共有三米多高，要两个人才能抱得住，最后都敲掉了。敲的碎片，都挑了好几天，挑出来倒掉。寺庙原来大概有四十亩田，三十多亩田没有人种，解放军只好亲自去种，否则地要荒了。种了两年以后土地改革了，就分掉了，剩下的让官庄人来种。”
曾在看经寺粮站打过工的洪小康说：“我十七八岁开始当木匠。我在粮食系统工作好，表现好，可以做泥水、木匠。我是16岁读完书，去看经寺粮站工作的。我读到六年级，总共读了四五年，是从第二册教材开始读的，第一册没有读。我一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去看经寺挑谷，这个工作只要肯干就可以了。我16岁就参加抬谷，把谷子抬到仓库。看经寺有工程队建仓库，那时候都找寺院、祠堂做粮库的，真正的粮库是没有的。他们叫我去建设粮仓。我说好的，就这样去了。看经寺当时挂在鄞县粮食站。”
说及看经寺和尚的结局，姜岳祥说：“劳改出来以后，观成和尚做农民了，回到方家耷了，那是1958年左右的事，他在地里种一点玉米、黄豆。他一个人独身，年纪比我大，身体很棒。前几年还见过，现在不知是否还活着。”
三、镇反运动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生活秩序，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2月，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也准备反攻大陆，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要求坚决纠正过往镇压反革命中过于宽大的偏向，贯彻严惩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那时候，农会主任权力很大。1951年1月，在上级的统一安排下，藕池乡镇压了三个地主，即马裕棠、龚梅堂、周聚星，还有一个空手人卢如槐。枪毙地点在今藕池新村4号楼前的坟滩。
保长马裕棠（1894—1951），人称马阿棠。徐定良说：“保长马阿棠与外面的‘空手人’（空手套白狼，吃别人白食之人）联系较多，如‘空手人’卢如槐（1914—1951）就挂靠在马裕棠家，所以县上直接下令惩办。卢如槐平时到处打游击，于是被定为‘罪大恶极之人’。”
龚梅棠（1907—1951）。孙定根说：“土改开始以后，龚梅棠被枪毙了。可能是田多，属于地主了。那些田本来是准备卖掉的，我养母（徐阿珠）说，田卖掉还债，外面欠了很多债，我舅公那边借了很多钱给龚梅棠。龚梅棠说：‘不能卖田，卖了田，下一代就没有田了。’结果，龚梅棠因此被定为地主而被枪毙了。如果田卖掉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徐定良说：“他是庙堂人，住在俞圣君庙中，老婆也住庙中。此人属‘空手人’，喜欢搓麻将，结识同样喜欢搓麻将的徐阿珠，俩人同居，一起住进了徐阿珠家，土改时被视为霸占别人妻产，于是被定为‘罪大恶极之人’。”
周聚星（1895—1951）是官庄的地主，当时官庄属藕池。
四、乡村闾体制
1949年时，鄞县实行县区乡村闾五级管理体制。据鄞州区档案馆《鄞县布政乡人民政府全宗40号》，1949年6月，鄞县布政乡人民政府成立，简称布政乡。布政乡是旧名，人民政府是新名。
195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实行小乡制，便于管理与监督。鄞县早在5月就实行小乡制了，布政乡划分为布政、藕池2个乡。古林区藕池乡乡政府在礼嘉桥，下辖礼嘉桥、吴家、藕池、薛家、方加耷、陈横楼6个村。赵晁甫为第一任乡长，藕池村的李阿凤担任副乡长。姜锡岳说：“李阿凤妇女主任从土地改革开始就当领导干部了，我们这里实际上是藕池乡，她实际上是第一届藕池乡的乡政府领导人，当过副乡长。”吴祝庆以为，当时没有看见过她做为乡领导，抛头露面，如坐在主席台讲话。笔者再次访问姜锡岳时，他坚持认为李阿凤当过副乡长，当时他10岁左右，有印象。为此，笔者在鄞州区档案馆查阅了当年藕池乡的档案，果然查到了1954年4月的藕池乡人民代表名单，乡长是赵晁甫，副乡长是周岳年、薛秉湘、李阿凤，委员是叶三梅、薛来祥、傅邦才、杨文林、张阿毛、张忠林、徐根才。由此证明了李阿凤确实当过藕池乡副乡长。
这份名单是1954年藕池乡人民代表名单，也是第一届藕池乡政府人员组成名单。由此证明，李阿凤应从1950年5月以后即担任副乡长。甚至，这个乡的名称，之所以不称为礼嘉桥乡而称为藕池乡，可能与李阿凤的建议有关，说明她的话语权比较大，这是姜锡岳的猜测。
不过，我们注意到，赵晁甫、周岳年、薛秉湘三人的现任职业是“干部”，也就是说是专职领导干部；而副乡长李阿凤及以下委员，其现任职业是“种田”，也就是说，近于今日的兼职领导。这可能正是吴祝庆记忆中（吴祝庆是1954年才到村中的，当时住在板桥村），未见李阿凤做为乡领导抛头露面的原因所在。在这份13人的名单中，只有赵晁甫是党员，其余均是团员，可见当时党员数量之少。
1955年，藕池乡换届选举，横岙市人张德庆为藕池乡乡长。李阿凤、张阿毛，可能也被换了下来。
1956年6月，布政乡与藕池乡合并，成立建设乡人民委员会。也就是说，藕池乡前后存在了7年。
藕池村，当时属鄞县古林区藕池乡第四村，共10闾。第一闾，官庄，21户；第二闾，官庄，18户；第三闾，15户，看经寺3户、秦家桥12户；第四闾，藕池头，22户；第五闾，藕池头，19户；第六闾，藕池头，14户；第七闾，15户，板桥9户，西头畈6户；第八闾，14户，板桥5户，田头树下9户；第十闾，姜苏，17户。每一闾应有组长，名单不详。从自然村来说，官庄36户，秦家桥14户，藕池头61户，板桥与田头树43户，姜苏与西头畈23户。总户数175，人口636人，其中男295人，女341人。
第二节／权归农会
一、农会领导村务
1949年6月，藕池村属布政乡。工作队指导成立村级领导，分为农会与村长。林阿冲为农会主任，姜岳海、张阿毛为副主任，蔡小囡为委员；苏仁甫为村长。姜岳祥说：“那时候我阿哥还在，林阿冲是正主任，阿哥是副主任，年纪还轻。还有张阿毛，他是第二个副主任。”1949年时，林阿冲28岁，姜岳海17岁，张阿毛27岁，蔡小囡40岁，苏仁甫35岁。可见，蔡小囡年龄最大，姜岳海最小。从结婚情况来看，蔡小囡、苏仁甫、张阿毛已结婚，而林阿冲、姜岳海尚未结婚。
1950年下半年，藕池村土改。1951年4月，土改结束。林阿冲应是1951年4月左右免职的。徐定良说：“后来土改了，田分了，他（林阿冲）就落户了，就没有回去。他没有公心，只顾自己种田，结果入不了党，后来就被排除掉了。”据村档案资料，1952年时，林阿冲为民兵队长，也证明他已不再担任农会主任了。
1951年下半年，任职七八个月的苏仁甫，因私自出售席草给他村而被撤职，赵大毛接任。吴祝庆说：“赵大毛村长也当过的，但没有当过几天。文化没有，怎么领导群众、推动工作呢？”当时赵大毛31岁，已婚。
赵大毛之后，是张阿毛接任农会主任。据张阿毛本人填写的档案显示，1951年，张阿毛为农会主任。
张阿毛至少做到1953年。下面这份材料，字相当漂亮，应是文书陈知远代写的，上面署名与盖章均是张阿毛，时间应在1952年。1953年以后，农会权力淡化。
1953年，李阿凤为妇女主任。李阿凤是村中第一位妇女主任，但到底何时开始担任，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姜锡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即开始了。下面这份档案，可能是李阿凤本人填写的，也确实是在1951年。不过，1980年的档案，却写着28岁，即1956年当妇女主任。
姜锡岳说：“李阿凤这个妇女主任在我们当地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党员在我们藕池村，在妇女中间讲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共产党员。她没有什么文化，一字不识。我10岁左右吧，经常看见她来走访，下雨天就拿把伞，不像现在的干部老是坐在办公室，那时候的干部都是靠两只脚跑出来的，了解村里的情况。我们土地改革，那时候是县里的一个干部王国华到我们藕池乡里来的，他们关系也是蛮好，她配合工作组做事情。这个人是最正宗的本地干部了，穷也最穷，思想也最好了，就是想着为人民服务，不管下雨天也好，晴天也好，都到处跑的。”
说及姜岳海入党事，其弟姜岳祥说：“我阿哥是1953年入的党，那时候还是土改队在这里，他做介绍人。那时候他还到天童学习。他在村里当第一任村主任，当了六年。”
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再一次确定，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同时规定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说及土改事，徐定良说：“土改工作时，我才十二三岁。工作队有两个人，一个姓朱的是学生，是经过国家培训的。后来找对象找了一个‘地主’还是‘富农’的女儿，他职位上不去了，就到供销社当了办事员。另一个是姓常的，部队里来的，土改以后回部队去了。他们两个到村里，土改时，负责评成分，每天都在的。”
张小康说得更为详细，称：“当时有一套计划，这个自然村怎么评‘地主’‘富农’‘大佃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吊死中农’‘贫农’‘雇工’，再其他。其他就是田也没有的。就这样一档一档分出来。上头土地改革的人来了，把村里的人都叫过去，成立农会，成立民兵队，把‘地富反坏’都管起来。农会成立以后，保长被控制起来，成了打倒对象，然后开始慢慢土地改革。
“档次分好以后，一个自然村划到4个‘地主’，最多的有65亩田。这一个村庄只有20亩田，那20亩田也算你是地主，它是这样算的，不是一刀切的。我们藕池有40亩田以上算的地主，还要按他和儿子春季种田、夏收、秋收三季是否参加劳动来算，还要根据是不是放高利贷来判断。被称为‘地主’的，是要被打倒的，因为他们经常剥削人家。
“第二种是‘富农’，田可能比‘地主’还要多几亩，但是父亲参加劳动，儿子也参加劳动，他们会雇一些人来干活。雇的人就是‘贫农’，是最苦的老百姓，上无瓦片下无土地的人，整年都在‘地主’家里，等于说长期被‘地主’剥削。和‘地主’比，‘富农’是三季最忙时雇人来，农闲了就自己做，这样剥削就少了一些。分得很细。
“再下面是‘大佃农’了，‘大佃农’的地比‘地主’和‘富农’的少，但是种田的工具都有的，田也缺的，工具也少，但他们脑筋非常好，会放高利贷，把钱借出去。田里苦，放高利贷钱赚得多啊，这样的人也有一部分。也有将农业的工具租借给人家的，这些人称为‘大佃农’。
“还有‘富裕中农’、‘中农’，地少，东西也有的，就是田少，三季也要雇人的，活来不及做，但是他雇的人是少量的，没有几个人，就雇两三个人做做，这样是属于‘富裕中农’。‘中农’是东西都有的，田也少的，就种点自己吃的，以前用的工具有是有的，虽算是老旧的，一般也能用得过去，不会问人家借，也可以过日子的。也有一部分，是要放高利贷的。再就是‘下中农’了。下面还有‘吊死中农’，分得非常细的。‘吊死中农’，田比中农多，但是工具都坏的，要种田了，都要问人家去借的，要去贷款，他就是田多。但是他经济条件跟人家去比，是比不上人家的。
“最后是‘贫农’，‘贫农’是在地主家里做工的，上代留下来还有两亩田，我在‘地主’家里干活，这两亩田就带过去种，有时候要车水什么的，这些工具都是用‘地主’的，‘地主’再贴你一点钱。这样的人是‘贫农’。
“这样划好以后，1951年初开始土地改革了，要‘地主’拿田出来，能肯吗？村里的恶霸弄死过人的，如果检举查实好了，7天以内，就枪毙了。公安局、乡公所的人当时都是到村里住着的。”
下面是藕池村档案室中存放的1950年土改方案，也可以说这是藕池村最早的文字档案。这份档案用纸是宣纸，已经相当皱了，但质地好，字迹清楚，不得不佩服中国老祖宗发明的宣纸与毛笔的千年寿命。
当时俞云孝是村文书，负责具体的划成分工作。张杏芳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把人家划成大佃户，自己当文书倒撇开了，于是把自己也划进去，成了大佃农。大佃农是地主、富农下一档，大佃农是不用‘改革’的。”儿子俞元根说：“其实家中才一间平房，还有一个共用的堂沿。”这样的理解和实际情况相比是有出入的。据1950年的土改档案，俞云孝有自耕地5.2亩，租入28.03亩，租出0.88亩，耕牛2只，农具一副，平屋小间2.5间。就这些条件来说，他确实是符合大佃农标准的。只是划成分的时候，没有想到后面会带来那么长远而巨大的影响。
说及当时给人帮工的生活，姜岳祥说：“我小时候在村里一开始是给地主（大户人家）放牛，13岁开始放牛，一直到当兵，都是吃人家的饭。土地改革以后，板桥中农俞利康有30亩田，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帮助，我就一直帮到当兵前。1954年帮好，我就说不帮了，要去当兵了。土地我有分的，我家里人很多，我父亲那时候还能做，母亲管家里。还有阿哥，阿哥总是去开会，开会的日子很多，有空就来帮忙。我弟弟那时候还小。那时候自己分了十多亩田，我们这里土地特别多，一个人可以分2.74亩田。分了以后，村里还有很多地，那就给富农种，因为富农有牛有犁、有耙。我们地分了以后，也没有牛，只有一把锄头，犁、耙都没有的。我不种，我阿爸种，我阿哥开完会回来帮忙。我当兵去了，也不用种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16岁。我放牛的地方在隔壁村，一边看牛，一边做活。在别人的地方打工，后来就不打了，回到自己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1951年，1951年分好土地以后，我家里人很多，我在板桥的俞利康家里打工，一直到1955年2月才不做了。那时候帮人家做5个月，可以拿185斤谷。那时候钱比较难赚。”
张富昌说：“土地改革，我们到地主家里搬财产，地主态度好得很，坐在门口说：你拿那么多东西，别摔倒了。她嘴巴说话，眼泪在流，毕竟屋要分掉，田要分掉，牛也分掉，全部要分掉，只有一张床可以留，土地全部分给贫下中农。”这段话比较有意思，将地主的无奈与强装笑脸，刻画得十分细致。
被划为“地主”的包泉德说：“那时候家里财产都没收了。不过，共产党也不会让我们饿死，分给我三间房，因为我家人多，我妈妈、爸爸、老婆、三岁的女儿、刚刚出生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出嫁了，有9个人，苦是比较苦。每人分给你2亩7分地，贫下中农分两亩四分，地主分多一点。我们9个人，共24亩3分地。问题是，我们家里一个劳动力都没有，我爸爸不去种，我又不会种，我老婆也不太会种，有两个小孩，女儿才3岁，儿子刚刚出生，家里有两个妹妹，弟弟也只有16岁，那24亩3分地叫什么人去种呢？但是你不做也要做。后来爸爸妈妈死掉了，那时候我只得学会耕地，一切从零开始，种田也学会了，24亩3分地，都得我自己来做，那时候雇工也不行，只得慢慢挨过来。年数多了，结果我身体也锻炼好了。”
佃农陈存夫说：“土地改革就是分田屋，你有房子的话就不能分了。我分到了，分了一间屋，我之前住的地主房子就分给我了，是上海一个地主（老板）的，姓王，他在上海开店，不回来。房子我们住着，一年要交给他200斤谷，住了很多年。200斤谷交给老板的亲戚，这里他有亲戚在的，住在礼嘉桥，他亲戚会来拿。因为我住着的，所以就分给我了，如果没有住的话，也分不到。贫下中农有一些都分不到，房子没有的话也分不到。藕池地主多，房子多，能分到的人多一点。搬到藕池以后，租房住。房子差一点，100斤谷一年；房子好一点，200斤谷一年。房东姓张，张家没有老公。因为没有老公了，所以也属于中农，那时候叫中农地主。还有大佃农，大佃农是自己劳动。地有三十多亩，自己劳动叫大佃农，如果自己不劳动的，就叫地主。”
佃农张杏芳说：“房子就是这个老房子，年纪不到，你也分不到东西的，要16岁以上算大人，才可以分东西。我那时候10岁都不到，怎么分啊，分不了。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分到一亩多点的田，也种不来，是姐夫来帮忙，他们也是‘五个月头’，种种田是没问题的。”
周利英转述丈夫叶金康早年的土改故事说：“礼嘉桥那边人家改革了，东西分来很多，别的东西不拿，他（叶金康）就背了两爿晒垫，他想着可以用来晒晒谷。他背了两爿晒垫，重又重死了，从礼嘉桥背到藕池。那个晒垫是晒谷的，长长的。他们捕鱼人不知道，他想以后田分进来了，谷子晒到哪里去呢，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水泥地，他就想背两爿晒垫来给我。他母亲也总是在讲，真是傻，这么远背两爿晒垫，背得大汗淋漓。他也是老实人，捕鱼人要分到田了，很高兴。”
新旧政权的变化，也影响了个别人的婚姻。张金菊说：“那时候贫下中农没有屋，土改后每个人分了一间屋，好坏不管，分到算数。老头（林阿冲）最早是外地人，给别人做‘五个月头’，土改时分了他一间楼屋。我找对象，我阿婶跟我妈妈说：对象给她找找，你自己苦没办法，让她轻松一点。我们自己一亩三分田在的，你自己又不会做，这样工钱也不用拿了，叫女婿种了。”
这份表格，将当时村中的阶级成分写得清清楚楚。
第三节／权移党政
一、党员的培养
中共藕池村支部是在土改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953年，姜岳海入党（指成为预备党员）。那年，他20岁。弟弟姜岳祥说：“我阿哥是1953年入党的，他结婚也结在家里。那时候家里也有债务，这样他就留在家里了，没有到外面去。”1954年9月，22岁的江根星入党。由此可知，当时所用的村干部，年龄普遍比较小。这正是特殊用人时机、特殊用人政策的结果。1954年10月，26岁的李阿凤、30岁的张阿毛入党。1956年6月，26岁的徐信华在从事铁路工作期间入党。1956年10月，21岁的吴祝庆入党。1958年11月，37岁的张如芳入党。1959年，22岁的张昌浩在外面入党。这批人，就成为藕池村第一代党员干部群体。此外，藕池人徐信忠是1956年入党的，他担任三联大队书记。
二、由合办支部至独立支部
中共藕池与方家耷支部，大体上是1954年建立的。1954—1958年，方家耷人张忠林当书记。张杏芳说：“当时藕池乡政府在礼嘉桥庙里做工作。我那时候成为党员以后，党费5分一个月，每个月的月底要去交办公室里，是庙里的办公室，很小的。我结婚登记也是在庙里的，那时候分喜糖，你有个一斤糖半斤糖，那是非常威风了。那时候党员有六七个吧，当时入党是很严格的，要查祖宗三代，还有自己要非常积极。以前一个月要开两次会，都要自己谈的，谈得对那还好，谈得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帮助进步。”
1960年以后，情况变了。吴祝庆说：“原来跟方家耷合并，1960年自然灾害到了，饭也没得吃，社长也不灵了，谁还听书记的话呀？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越分小越好，等于跟藕池分开了，我们自己建立支部。那时候藕池支部，没有几个党员，只有五个党员：江根星、李阿凤、姜岳海、张阿毛和我。1961年，姜岳海回村当书记。”
第四节／大公社化
这是一个新中国如何组织村民从事生产与生活活动的探索过程。
一、互助组
互助组是1953年，中国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土改以后得到广泛发展。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这年1月，藕池也组成互助组。包文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以后，田分给个人，很多贫下中农只会像现在这样在人家厂里上上班，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二十四节气该种什么东西不懂的，给他分了田，没有用的。就说跟别人说，还是把田租给你，给我们点饭就好了。”张小康说：“分田后，贫下中农做主。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经济来源。原来不用动脑筋的，每天饭有得吃的，现在田拿来了，要自己当家，要动脑筋了。他们种不好田，没有收入的，就开始卖田了，卖给有钱的人。中央一看不对，田又到个人那儿去了，于是，就要求成立互助组，等于三户人家、五户人家拼着干。互助组成立了，那力量就大了，也有效益了。以前300斤一亩都没有的，不像现在这样。”
说及互助的模式，吴祝庆说：“那时候上面有要求，要组建互助社，互助社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忙时凑在一起，大家相互你帮我、我帮你；一种是常年互助社。我们先进一步，是常年互助社，一年到头都是相互帮助的。互助社有个条件，你几亩田，我几亩田，统统拿到一起，作为互助组的田，叫我当组长。互助组组长怎么样调工调分呢？你几亩田分摊多少，我几亩田分摊多少，也照工分评分，然后按工分找补，你十亩田应该要找出多少，我六亩田找出多少，如果你工分低，还要拿钞票出来。那时候是做一天算一天的。”陈存夫说：“后来搞互助组，田都是个人各自种，割稻谷，大家拼起来一起做。”
1953年，藕池村有10个互助组。他们的组长是：第一组周宝全（15户），第二组胡阿林（15户），第三组周宝根（1户），第四组洪明康（18户），第五组张明方（16户），第六组张阿毛①，第七组鲍启扣（15户），第八组李志饭（藩）（14户），第九组俞阿昌（7户），第十组林年组（15户）。大体上遵循了当时第四村十闾的分类法。
1954年8月，开始并组。从下面1954年8月的林仪佐、张阿毛二个互助组合并后的结构来看，比较复杂，总组负责人有5人，正副总组长2人，下分3个小组，每个小组
①第六组资料缺，据相关资料补。
配组长2人、生产组长1人、记账员1人，成员9—12户不等。这相当于后来的生产队规模了。
加入互助组是有条件的，只有贫下中农可以。俞云孝因为是大佃农，所以到1955年4月才加入互助组。1955年10月至1956年4月，他还在自己单干。
二、初级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其特点为：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入社统一经营和使用，按照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其他入社的生产资料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初级社在社员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统一组织集体劳动，社员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劳动报酬，产品由社统一支配。初级社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初级社与互助组相比，实行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在社的统一计划下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部分地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初级社部分地改变了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张小康说：“后来党中央又提出信用社。你种田没有钱，到信用社这里来贷款，信用社给你帮助。这样，信用社可以帮助农民把日子过过去。到后面，农民又要卖他的田，那怎么办？国家又出了合作社。这样，农民的农具、田都给合作社了。”
1954年9月，藕池为益丰社，板桥是禾丰社。姜岳海为益丰社主任，李阿凤为益丰社副主任，会计是张吉安。江根星为禾丰社社主任，张阿毛为禾丰社副主任，会计是陈知远。此间的陈知远是一个特殊人物，原名陆世校（1921—），慈溪人，原是国民党的下层军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陈知远。1951年，他寄住在藕池村姐姐陆阿秀家。由于他有文化，于是与水德寅、俞云孝一起，承担了村基本信息的统计工作，在村档案建设中，有其贡献。吴祝庆说：“此人态度好，模样好，人缘不错，村人都照着张林存叫其娘舅，被人称为‘人民娘舅’。1957年被慈溪公安局发现，于是抓捕进牢。后来释放出来，偶尔也来村中做客。”
吴祝庆说：“后来组建农业合作社，那又先进一级了，旱涝保收，贫困的、残疾的，社里帮助你。互助社互相是没有很大帮助的。”
初级社期间，不少村人因招工而外出。譬如徐信华，1955年参加萧甬铁路建设。姜全法，1956年在排蓆社，1958年到诸暨化肥厂工作，1962年回乡。
三、高级社
高级社全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特点是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1956年5月①，益丰社与禾丰社合并，称迎丰高级社，意为迎接丰收。张忠林为社主任，江根星、张阿毛为副主任。
吴祝庆说：“1956年，我当队长，有26个生产队。我当青年突击队的队长，组织一些青年。青年突击队员有姜松鹤、林年祖、俞明方、林德庆、江根星、姜小云、严金法、徐定良。”1957年，姜岳海被派去办酒精厂。1958年，他又被派到新安江水库参加修建工作，江根星则到宁波农校读书。
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为了传播党与政府的信息，各地开始装有线广播。当时一般以县及公社为单位，组织有线广播系统。1957年，藕池大队装上有线广播。龚财良说：“我8岁的时候，装了第一个广播。第一个广播装在老的庙里，装在那儿的大樟树上，很
①俞云孝加入迎丰社的时间是1956年5月，大体可判断此月成立了高级社。
大的。那时候播报早，好像5点多就开始了，8点钟就结束了。以前村里小小的，都可以听见的。广播一装，社会消息就知道了。”在文化生活单调和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广播成为农村了解外界和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的一个重要工具和窗口，成为当时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四、大公社
1958年，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使用权，由农民而归集体。1958年10月，古林（卫星）人民公社成立，建设乡划分为布政管理区、藕池管理区和汤西管理区。1959年11月，藕池管理区改称礼嘉桥管理区。1960年9月，礼嘉桥管理区并入布政管理区。1961年7月，布政管理区改称为布政人民公社。
1958年冬，藕池和方家耷合并，称为第四大队，杨文林当书记，吴祝庆为副书记，张如芳为大队长，一直到1961年底。吴祝庆说：“那时候书记调整了。当时公社总支书记就是姜林祥。姜林祥当书记以后，看我们藕池干部力量比较弱，就调杨文林来藕池当书记。”姜岳祥说：“我1955年3月当兵，1959年回来，在部队做了五年。1958年，我阿哥被调到新安江，他去了以后在食堂卖菜。杨文林是幸福人，1958年来的，在这里当了三年书记。1961年8月，他又回到幸福去了，我阿哥又回来了。他们两个一个回来一个走。阿哥从新安江回来了，就弄土地平整，那时候全部是坟头，全部拆光了，做稻田。”
入社，主要是针对人民的，至于四类分子，是十分困难的。譬如俞云孝成分是大佃农，所以1958年才成为候补社员；1966年7月22日，经鄞县公安局批准摘帽，才正式成为社员。可见，当时入社的政治要求比较高。
村中开始装电话机。吴祝庆说：“1958年人民公社时，人家没有电话，我装了一只背包式电话机，直接跟公社通的。那时候要用电话机向大公社汇报。村里买的，分配给我一个电话机。1959年还在。后来电话机被村里拿走了。”
当时实行军事化的连排制度。1958年，张阿毛担任连长。姜岳祥说：“后来‘大跃进’，他（张阿毛）调出去当领导了。那时候整个古林工作都是统一安排，谁到那里都是统一安排的。1958年，后来张阿毛到方家耷当领导了。那时候工作是统一安排，书记也是统一安排的。”1959年，因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冲击，张阿毛到礼嘉桥担任农中校长，1962年回板桥。
1959年，成立古林人民公社，称为四大队牛池生产队，也称藕池耕作队，队长称为连长，张如芳为连长，下面分四个排，藕池头为第一二排，姜苏为第三排，板桥为第四排（吴祝庆为排长）。徐定良，根据档案，1945—1946年在藕池小学读书。1947年，到塘西小学读书。1949年，到石碶小学读书。1950—1954年，在家务农。1956年，参加姜苏青年突击队。1957年，任西头畈小队副队长。1958年，任板桥副排长。1959年，任姜苏队长。1960年，担任迎丰社沙滩桥队长。
从图2-15这份表来看，当时人员配备是大范围配制的。现在藕池村中人，只有二队长林阿冲，民兵排长龚武良、徐定良，记工员张昌浩、林德庆。又丰产方队长施（史）志浩。
公社化期间，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官庄划归吴家大队，田头树下迁居板桥，西头畈徐家划归板桥。姜岳祥说：“土地改革，我们这里地主很多，原来隔壁的吴家官庄，以前是藕池村的，1958年公社化时，划到吴家那边了。1958年公社化了，他们田没有，我们田做不完，启运路大马路那边也是。再说我们也种不过来，而且那是最差的田，水进不去。”张杏芳说：“西头畈还是田头树下早。西头畈靠近塘西像鉴桥村，只有将近20户，很小。后来就说全部搬到板桥去。搬迁是因为不方便了，当时晚上经常要开社员大会，来回要走很多路的，就搬出来了。徐定良他们造得最早了，老房子拆掉，到板桥重新建造。我是住不下了，到板桥翻新屋的。张和方兄弟四户人家，是原拆原建。他们是老房子、小房子翻新，到板桥就造楼房了。田头树下人家是原拆原建，拆的时候是多大，造上去就仍然是这个大小。”1957年12月田头树下迁居板桥。李和月说：“我家秀娣1957年6月生下来，12月就搬到板桥了。”1962年，西头畈迁居板桥。徐定良说：“我是西头畈最早拆屋的人，后来徐森林等两三户人家也拆屋了。其他人家的房子，则直接卖掉了。”妻子姜爱珍说：“拆屋时，女儿（贤君）尚抱在手中。”考徐贤君是1962年10月生的，则搬家应在11月左右。
说及当时村中领导，张杏芳说：“老江是1957年下半年去邱隘回龙读书。那时候，合并以后，在迎丰社，他当副社长。江根星那时候对农业生产不太熟悉，也不太用心，听到可以到外面读书的消息以后，藕池有三个人就去读书了，一个是江根星，一个是洪康华，一个是俞元昌，去邱隘回龙（农校）读书了，读了三年。书读出来以后，总想找出路，出路没有找到，就回来了。那是1960年下半年，三个人读好书都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也没有花头。后来姜林祥说，现在要么给你当书记。当了两个月，书记谢以光来了，就让老江当队长。过了一段时间，又让江根星当书记了。”
1961年，江根星为书记。
1958年，江根星26岁，到农校读书。姜岳祥说：“他是宁波农校（在回龙）毕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他爸爸住在板桥，后来住到姜苏去的。农校是他自己去的。那时候不用考，是自己报名。他农校毕业了，读好以后回来给他安排了工作。他是独子，他妈不让他去外面，那时候外面很危险。回来看了两年打水机。”洪康华，1948年到1954年读小学，1955年到1958年在家务农，1958年至1961年在宁波农校读书，1961年到1968年，在家务农。俞元昌是独子，老母亲不肯让他外出。吴升月说：“当时在板桥村中，只有徐信定与俞元昌是两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后生。”
张富昌说：“我做治保主任、民兵队长大概有两年时间。江根星说，你当副队长去吧。我就当了副队长，跟林阿冲搭档。我当兵时是杨文林当书记，大概是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治保主任是徐文定，食堂在藕池的庙里。杨文林当书记时，方家耷大队也属于我们藕池大队，是大公社划下来的。”
1958年掏河。张富昌说：“那时候有几个耕作队，藕池耕作队的队长是张如芳。那时候虚报产量，一亩田产量看起来很高。后来因为你上报产量很高，所以就要让你上交口粮了，但其实都是虚报的。说产量818斤，那时候只有二三百斤。中苏关系交恶，国家决定主动还债。那时候产量没有，又要还债，是农村最困难的时候。我阿哥的女儿说：奶奶，我要吃饭，要吃饭。从食堂里打来一点粥，如果家里有种菜的话，再加上一点菜煮煮。掏南塘河很困难，1958年，那是最困难的时候了。活要做，饭又没得吃，牛也死掉很多。零下几度掏河，那时候条件很差，没有手套。掏河在石碶，睡的地方在礼嘉桥，那时生产军事化管理，县里是民兵团，公社是营，大队是连，小队是排。一年总有好几个月，每天下午掏河，上午搞生产。掏河是最苦的。张岳振下午掏河到六点，偷偷摸摸跑到家里吃饭，第二天被别人知道了，让他开全夜的夜工，跟洪康华两个人一起干活。把河泥用铁锹锹起来，你捧给我，我捧给他，一个传一个，一直捧上来，在旁边放着。那时候藕池大队，我和另一个人我们俩最小，我18岁，他17岁，两个人捧不动。天又冷，每天人都弄得一塌糊涂。晚上睡觉了，在门口用稻草烧点火烤，不然太冷。”
1958年，吃食堂饭。张加昌说：“在我们老屋的旁边吃，开始在藕池吃。1958年开始吃食堂饭，吃了一两年。之后包家祠堂做食堂了。1961年藕池食堂与方家耷合并了，有小船摇着来送饭，大家拿着饭盒去盛，这样吃了一年多。饭票拿去，饭拿来。那年，我读书了。晚上弄饭，火油倒在了粥里，不舍得扔，大家继续吃。我才14岁，还在读书，15岁参加种田。”张杏芳说：“庙里食堂也办过的，很大的，是藕池村的总食堂。老百姓可以吃饭啊。没有白吃的，那时候发饭票的，一天一斤饭的饭票发给你，食堂饭弄好，送过去，每天都这样的。”当时，板桥也有一个食堂，在张阿毛家旁边的庄里。
孙定根说：“我性格也很强硬的，尽管是地主成分，也不怕别人。吃食堂饭时，吃饭是要饭票的，我在板桥干活，平常我吃饭也在吃的，等种田了，我饭票吃完了，就问人家借饭票。人家说：饭票不能借的！我也很硬气，不能借，那我不干活了。我收拾包袱走人了，难道叫我饿肚子干活吗？你们可以借饭票，我就不能借。我是看见别人在借饭票，我吃光了也去借饭票，我也是讲道理的。有两个人碰到了，就说：你不要走，饭票给你。那有饭吃了，我就干活。饭没得吃了我怎么做，这也要讲道理的。有几个人说，老孙本事真大。”
张杏芳说：“那时候家里的锅是不烧饭的，政策给一个人一天1斤粮食，17岁以下的人就是8两一天。再年纪轻的话，是小孩子吃的量。那个时候挖南塘河，我才17岁，只能吃8两饭。干活是干大人活，吃是吃小孩饭。没办法，只好这样做。我们年纪轻，白天干活累死了，睡一觉又能缓过来了。大人的话，我两个姐姐不在家，像我娘和我，有时候太饿了的话，有种劳动饼可以买的。有时候做夜工，5分一个、3分一个，买两个吃吃，就这样过日子。”徐仁定说：“1960年，我8岁，真正很饿，没有饭吃，都是吃糠的，吃下去后拉不出来。”洪桂棠的妻子因为饥饿，竟然偷吃了生产队的粮食种子。事后，洪桂棠怪罪她，导致离婚。从此，洪桂棠终身未再娶。张小康说：“1961年，国家困难，我是20岁结婚的。那时候饿到什么程度，我结婚了以后，天亮爬起来，家里一粒米都没有，吃的东西一样都没有，两个人躺在床上不起来。人家来叫了，说你怎么现在还不起来。烟囱都倒了，没有饭吃。人家年纪大的人，到里山（四明山区），把毛衣拿过去换玉米、小麦、番薯干，就这样渡过难关。这个难关渡过以后，慢慢好起来了。我去晒席草，生产队给我一天2毛的补贴费，食堂总是吃点番茄咸菜汤。”
李桂花现在仍经常在外孙面前说起当年吃食堂饭时差点将弟弟淹死的往事。“我妈妈（李阿凤）在外面开会，我跟我大弟弟（李安明）一起，被关在家里。人家门口在叫，可以去吃饭了，去食堂吃淡包（无馅馒头）。我就背着大阿弟去吃饭，当时我10岁，他才3岁。本来我就是生病快死的人，你说我背得动吗？两个人摇摇晃晃的。由藕池头到礼嘉桥食堂吃饭，要过一座木桥，桥是一块活动的木板。我们过桥时，一不小心就滑倒了，我弟弟掉进了河里。我吓死了，如果弟弟没了，我爸爸非把我打死不可。我自己冲进河里，把他救起来。以前衣服没有的，我们俩就穿着湿衣服坐在床上，幸好当时是天气热。妈妈回来，我们肚子还饿着。妈妈就问：你们俩怎么了？怎么就这样子坐在床上？我说：饭没得吃，想去吃淡包，去拿的时候，差点在河里淹死。现在我弟弟们对我很好。”
当时还有平坟运动。1958年，为了配合农业“大跃进”，增加耕地面积，同时也推进殡葬方式改革，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平坟开荒，向鬼要粮”的平坟之风，平掉坟墓无数。张加昌说：“当时挑坟滩泥土挑了很多，像藕头这条泥路，石板一直铺到看经寺，坟滩有八九亩，挑完之后变成了十几亩的田。挑坟滩，没有人反对，藕池坟滩最多了，挑掉也干净点，小时候附近全部都是坟滩。这里是河，我们前面、后面都是坟滩。挑出来的地种种稻，前两年，土是死泥土，种田规模种不大。坟，本地人、外地人的都有。”李安法说：“10岁时，我叔叔（李云金）没有了。那时候，他在地里种南瓜。藕池那时候坟很多的，他从坟上跳过去，结果石板压在他身上。过去的医疗水平很差，四肢断了，治不好。后来（1960）他就死了，他当时年纪很轻的，才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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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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