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民国时期，随着长三角一带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宁波人纷纷到上海等地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藕池村人也纷纷外出，他们到上海、宁波及村周边经商或打工。板桥外出学做生意的很多。
  一、去上海做生意
  板桥的俞信昌，十四五岁到上海，在上海布厂当店员。姜岳祥说：“我原来在姜苏，家里着火了，那时候我只有两岁。1934年后全家搬到板桥，租人家房子。这户人家条件很好，有三间楼房、两间小房子，楼房是两兄弟住的，小间是给种田的‘五个月头’住的。房东俞信昌，十五六岁（1931年左右）就走出去，在上海打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落户上海了，未婚。房子原来是租的，老是要交租金，房东阿弟俞信昌住在横岙市，钱每年交给他，他再拿去给他哥。后来，他阿哥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就想把这个屋卖掉。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你想买也不行，想卖也不行。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好买卖了，我购进了一间楼房、一间小屋，那时候要480块左右。此外，还有一个姓俞的，也到外面了，房子卖给潘阿根，他儿子在布政粮管所，叫潘坤华。后来上海打仗了，吓死了，要逃了，那时候日本人来了，去上海讨生活的小孩都逃回来了。”
  板桥的江岳庆、江岳章去了上海。姜宝根说：“江时生有三个儿子岳定、岳庆、岳章，岳庆、岳章到上海做生意去了，仅春节回来看看而已。岳定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后来他死掉了。1955年，他老婆改嫁我父亲。江岳定的女儿文娣和儿子奕年，后来被岳庆带去了。岳庆没有子女，就将侄子侄女带去当自己孩子了。他们也从来没有回来过。我后母当年死前，总想要她自己生的儿子女儿来见一面，但是不管电话怎么打，他们都不肯来。因为想法不一样，他们认为母亲抛弃了他们，不要他们了，他们来干什么啊。”
  西头畈的徐惠芳，13岁去上海第一衬衫厂当厨师。目前在上海养老院中。
  藕池头的洪孝堂，做轮船厨司（厨师）。洪桂棠说：“我大姐夫是段塘人，后来到上海，在人家饭店里做厨师。我阿姐带我大哥到上海去，在饭店送送菜。后来人长大了，朋友就介绍去长江轮上做厨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轮上做厨师，经常出境，去过美国、德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年纪大了，嫂子也带去，就在广州定居了。”1952年的户口本上，尚有洪孝棠夫妇名字，定居汉口。这说明，定居广州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
  俞云孝（1920—2004）也到上海学过做生意。据鄞州区所藏俞云孝档案，1936—1946年，他在板桥村、陈横头、方加耷小学读书。1936年10月—1938年9月，在上海亚明路压字西路森泰烟纸店当学徒。1938—1939年，在上海亚明路压字西路信记烟纸店当店员。1939—1941年，在上海海宁路裕新昌烟纸店当学徒。1942—1953年，回村种田放牛。
  藕池头的包泉德去过上海光沪店学生意。包泉德说：“光沪店在上海虹口康格路168号。这个店是我娘舅的，隔壁另外有一家店。娘舅从小学做生意的，很苦的，日本人来了也不逃难，就住在上海。人家老板都逃难了，他还在这里。我母亲两姐妹也在这里，我是外甥，叫我去开个店去管管。那开什么店呢？就开一个店，卖搪瓷杯、热水瓶、脸盆这些东西。我做了三四年的时间，快解放了，家里叫我回来，就回来做事情了。”长子包康乐说：“我父亲对知识也是很看重的，我父亲原来是上海做账房的，如果不回来的话多好。他大概1948年到1949年在上海，一直是账房、做会计。没想到家里遭贼了，我母亲打电话来说银圆被某某人偷走了。我父亲说，这是我朋友，我跟他说说。所以我父亲就回来了。他刚刚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上海轮船封了，不能去了。接下来，全国都开始整顿。藕池村这边一看，你是地主，你是地主儿子，就把成分划定了。本来在上海的话还是一个很好的成分——店员职工，结果他为了5块银圆回来了。”姜苏的姜凤生家，长子姜志良到上海学做生意，从此定居上海。后来，次子姜梅扬的长子姜昌岳、姜海岳也去了上海。据姜俊岳说，1938年前，姜昌岳到上海铁路的货物托运公司学做生意。他此前在像鉴桥读过私塾。抗战时，公司关门，他做小生意。公私合营后，他在上海曙光木桶厂当会计。老三姜海岳，在石碶小学读过书，1945年左右到上海，最开始是卖收音机。公私合营后，他在上海宏音无线厂（后改名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当工人，后当过工会主席。老四姜俊岳，在石碶小学读过书，1948年左右到上海金城钢笔厂当学徒。1952年，厂由上海迁到北京，他也到了北京。
  姜锡岳说：“我母亲十分能干，有意识地托人，将三个儿子介绍到上海学做生意。学了做生意以后，就可以自力更生了。而且，也可避免家中几个儿子闹矛盾。当然，家中也得留一个儿子。三个儿子后来得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当工人，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家中当农民了。”姜宝根说：“姜梅扬本人是种田的，但他有三个儿子到外面做生意了，家里老二、老五种田。三个儿子，仅过年过节回来探亲。他这户人家在姜苏也蛮有名气的。”
  板桥的张庆玉，在上海从事针织手工业。
  张如芳，1937—1938年到上海学生意。此前的1931—1936年，他在方加耷小学读书。1939—1948年，在本村给人打工。
  二、在宁波本地做小生意
  姜苏的姜德英（？—1937），在宁波东渡路著名的任恒泰席店做店员。其长子姜宏庭（1919—1945）也在浒山店里当账房。二子姜善庭，14岁（1944），到宁波江东的布厂当学徒，后到浒山店哥哥徒弟开的杂货店中当店员，凡五六年。
  张如生。姜岳祥说：“张如生是做生意的，卖空瓶、酱油瓶这些乱七八糟的瓶子，生意非常好。他是做批发的，在宁波东门街做批发生意。生意也是跟表姐妹拼的，他管店，另一个人进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如生回来种地了。他自己家里的田有十多亩。他开过店有钱，什么地方有田，种不起就可以卖给他。但后来田不能卖了，那时候没有钱就靠国家，你要买东西就向信用社借。我在信用社当理事，我批给他钱。比如说三个人拼买一只耕牛。那时候信用社钱也很紧，这些人很困难，田要种，牛没有怎么种？只好几户人家拼着买。有的人有钱，没有钱的就向国家借，说好什么时候还。我也跟他说，你不要拖我的债，拖的话我就麻烦了。他说，你放心好了，不会的，我宁可自己家里没有饭吃，这笔债总要还的。我说，那就借给你。他们也很爽快，谷收割了卖掉，钱拿来还债。这样，第二次又可以来信用社借了。那时候很困难。”张如生儿子张忠祺说：“小时候苦是实在苦，当时我爸爸被划为‘地主’，被抓去坐牢，有的人枪毙了，我爸爸被放回，还算是好的。钱赚来买地，要么就是做生意。我爸爸是卖和帽瓶的，是医疗器械生意，这个钱很好赚，然后赚来的钱就用来买地。土改了，他说，你自己种的地没关系的，是不会弄掉的。后来生意不做了，就来种田了。他小时候很苦，4岁死了奶奶，4岁的小孩，衣服都不怎么会穿。16岁，跟爸爸、姐夫做生意。当时和帽瓶生意特别好，然后发财了，就买了一些地。后来打仗了，饭没得吃了，他们地也不要了，然后就被我爸妈买过来了。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爸爸被抓走了，只能自己种田了。我7岁的时候就开始种田。村里的学校还是挺好的，爸爸被抓走的孩子，学费免了，书费交一下就好了。”
  俞和昌。姜岳祥说：“俞和昌是初小文化，那时候会写字的人很少的。开始是广货店员，打仗了他就逃回家了，工作也没有了，只能看看牛什么的。20世纪50年代，到姜山粮管所工作，负责记录出仓多少、进仓多少，报到上面去，工作是轻松的。后来调到横街粮管所，就卖掉了板桥的房子，在旁边的横岙市购了房，一直到退休。他在横岙市购了房子，板桥的都卖掉了。后来他儿子俞祥华也在那。孙子很乖，读书成绩很好。”
  姜春芝。姜宝根说：“姜春芝是铜匠，他挑铜匠担的。他一直挑铜匠担，人家的铜茶壶漏了修一修，是挑铜匠担的，一直在挑。”
  江时生。姜宝根说：“江时生是做小生意的，背着一只大纱篮，卖香烟。卖完以后，会带点零食回来，给我们小孩吃。我们每天等在那里，他来了就蜂拥上去，能分到点糖、水果吃。他也是死在姜苏的。这户人家做生意，父亲做生意，儿子也做生意，后来走出去了，胆子也蛮大的。”
  龚梅顺，在宁波做裁缝。
  张良惠、张良芳，在外面做店员。
  严文才，做咸海货生意。
  洪友龄，材匠。
  李阿来，渔民。
  李阿定，箍桶匠。
  俞阿赉、俞云孝父子，贩牛。
  姜岳祥说：“做生意有多少钱好赚，也要看老板客气不，那时候好的话，老板给你一点小利，像现在的奖金一样；如果做得不好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