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藕池村是一个没有主姓、没有家谱的多姓村，所以藕池村历史的回顾，只能始于民国时期。
第一节／位置地名
今日的藕池村，属于宁波海曙区古林镇。2016年11月28日海曙区吉林镇挂牌前，隶属鄞州区。历史上，它属于鄞县。从乡来说，1992年前，隶属于布政公社（乡）；1992年以来，隶属古林镇。
从地图可知，藕池村处于机场高架、杭甬高速、2号地铁线形成的三角形间。如果以机场高架为中心，可分村为东片藕池头与西片板桥两部分。而机场高架与杭甬高速交叉口，曾是藕池的姜苏自然村。北边即宁波汽车中心站与城西客运站。西南方向是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可以说，交通位置十分优越。
绿荷苑东、绿荷苑南、绿荷苑西、绿荷苑北，正是今日藕池村村民集中居住的四个小区。大体说来，构成一个丁字形，藕池大道南为绿荷苑南，君运路西为绿荷苑西，君运路东边芳草苑东为绿荷苑东。
藕池一名，始于何时，已不可详考。藕池，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一度被村人写成“牛池”。这应是根据宁波话发音及村中牛粪成堆想象而成。
根据康熙《鄞县志》卷二，此处属西南乡，有官庄、看经寺畈、板桥、姜苏、小张潭、大张潭。这里明确有“板桥”“姜苏”，没有“藕池”，疑小张潭、大张潭，即藕池。
据同治《鄞县志》卷二，属五十一都，第一图有前后官庄，第二图有看经寺畈、俞圣君庙和苏家漕。
查阅1936年的《鄞县地图》，明确写有“藕池头”。这是今日所见最早用“藕池”为地名的地图。
由以上地图可知，藕池头、板桥、姜苏的地理位置，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
藕池头，是由藕池头村前通往新福庙港的几个可以种藕的漕咀得名的。围绕藕池前面与东面的这条河称为新福庙港，村人以前常说“到新福庙港柯鱼去”。这条河本来很小，1958年时挖深且拓宽了。村前有几个漕咀头，查民国时鄞县地图，仍可见5个大小漕咀头，其中东边与西边的漕咀头很长。这些漕咀头，三面环陆、一头通河，当年可以种藕，所以称为藕池头。后来，祖宗不再种藕，村人也就忘了村名的来源。近几年新村改造中，多数漕咀都填掉了，只剩下庙前一条漕咀。村民包康利说：“我们家门前有一条河，宽度不会超过10米，长度也就几百米，大约最多200米。我们七八岁时，就在门口河边玩耍，抓抓螺蛳，抓抓小鱼。这条河跟外面是相通的。”这条河向北，可通方家耷、礼嘉桥。在河上，有两座桥，一是树桥，一是沙滩桥。两座桥间的漕咀，就是俞圣君庙。这条通向方家耷的河，直到机场路建设时被填掉。藕池头下的小地名有大屋、张家、李家、包家、洪家、孙家、中央埭、三间头、老屋、堂房间、后包家、藕池庙等。
板桥，源于村旁的一条板桥港。从民国鄞县图中可知，新福庙港西面，就是板桥港。
河上有一座木板桥，人称板桥。道光十九年（1839）后，改为石桥。今日，板桥已经成为工业区，但石桥仍在。板桥村中，有板桥、俞家、蔡家、桥头、三间头、庄里几个小地名。
姜苏，因姜与苏二姓居住于此处而得名。后来苏姓外迁，只剩下姜姓，仍习惯称姜苏。姜苏有大姜苏与小姜苏之分，或称老屋与新屋之分。
在藕池头与姜苏间的是西头畈，西头畈东边是田头树下。
在藕池头西北角有一座沙滩桥，藕池头北边是杨家路头，藕池东北角是秦家桥与官庄周。秦家桥，当地话读音为“秦家财”。据民国鄞县地图，杨家路头位于藕池头北边，这个位置近今日的客运西站。按村民的说法，杨家路头在今藕池新村。不管如何，当以当地村人的理解为准，地图可能有出入。自从20世纪40年代，孙、杨两姓搬进藕池村以后，这儿就逐渐荒废了。据70岁以上老人的回忆，这儿从前全是坟滩。晚上，人们不敢走这条小路，十分荒凉可怕。
第二节／六村主姓
从有关信息来判断，藕池村的形成不会超过200年，因为村内家族规模普遍不大。从姓氏来说，藕池的洪氏可能最早，其次是张氏、包氏、孙氏、李氏等。姜苏的姜氏也比较早，板桥的俞氏与张氏也较早。田头树下主姓是张氏，西头畈主姓是徐氏。
一、藕池头
藕池头，最早只有四个姓氏——洪、张、孙、包，其他的姓是从别的地方迁移进来的。洪桂棠说：“按以前老底子的说法，张、洪两个姓是正式的藕池人。还有李家也是正式的。”洪小康说：“在藕池祖宗上面，存在的就有洪家，过去藕池是张、洪两姓，后来有了包家、李家、孙家。”
1.洪家
洪氏，来源不详。洪小康说：“过去藕池有洪家埠头，洪家埠头是我们洪家的。”洪桂棠说：“以前我们有堂沿，有七八户人家。洪友龄的辈分很大，我们要叫他公公，他是洪家的族长。”洪友龄（1885—1956）、盛秀英（1903—？）夫妇没有子女。洪友龄是材匠，即做棺材的木匠，是从事手工业的。
洪家普遍比较穷。洪桂棠（1932—2018）说：“我自己从小就没有了父母，靠阿姐抚养大的，从小就在孙家、包家看牛，做了‘五个月头’（短工）。再大一点，就给人家干活。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翻身了，农民当家作主了，我也大了，分到了土地，后面也结婚了，小孩也生了。”
2．大屋张家
据张小康说，大屋张家来源于布政张家潭。庙会时，张家潭宗族会分东西给他们。这支张家，民国时期，围墙里有三户人家。主要是两户人家，一是张阿章，另一支是张瑞庆、张董庆兄弟，他们两支是堂兄弟关系。也就是说，是由一个太公发展而来的。
张瑞庆长子是张嘉康。张嘉康妻子包月娥说：“我的公公也是种田的，我的老头子没有种，就放了一头牛。老头子脚摔伤了，不会干活，所以评了地主。会干活的话，地主不会及格（评上）了。田是没有几亩的。以前老头是放牛的，但是他贪玩，拿出5分钱，牛让别人去放，自己去打麻将了。我们结婚很热闹的，还要搭戏台，后来客人来了，在戏台上做操，老头说我来翻个跟斗，结果一不小心，脚摔伤了，拜堂了之后马上送医院。”
张嘉康儿媳于春玲说：“我公公结婚是18岁，我婆婆是15岁（1947）。当初我爷爷那边是地主，我婆婆那边是富农。以前大屋里面都是张家的，后来分掉了。我们结婚就在墙门楼上，比穷人还穷，因为都分光了。我婆婆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像我婆婆。婆婆比较能干，以前挑便桶都是我婆婆来的。”
3.张家
有张桂芳家、张祖芳家、张阿芳家、张财芳家、张明芳家和张如芳家这六户人家。再往上追溯，应是由同一个祖先发展而来的。
据张富昌的说法，张氏是从张家潭迁移而来的。从家族规模来看，迁移时间较早，至少在清代就已迁来。他们曾想与张家潭张氏联谱，但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
4.包家
包氏可能来源于隔壁的包家，主要是三户人家。包祖绿是可考的最早祖先名，是包明生的父亲。包明生、包裕生、包信甫是堂兄弟关系。包明生有二子包杏芳、包裕芳。现存包氏是包明生儿子包杏芳、包裕芳及包信甫儿子包如惠的后裔。
包康乐说：“包明生的父亲是包祖绿，连我父亲都不知道，仅我知道。包祖绿是有坟碑的。在拆大坟时，那时候是1958年吧，有个碑上有‘包祖绿’三个字，我就有了点印象。后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要扫‘四旧’，我们家里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破箱子，把破箱子拿去了，上面写着‘包祖绿’三个繁体字。我记得墓碑也写了‘包祖绿’，我就去对照了，字是一样的，我就知道了，他应该是包明生再上面一辈了，应该是高祖了。后来房子造好了以后，这块碑就没有了。包祖绿肯定是没有钱的，坟小小的。后来包明生生活好了一点，后面包杏芳什么都没有，到我父亲包泉德也是，那时候土地改革了。爷爷（包杏芳）身体不好，是‘大脚风’。天冷也要干活，爷爷的‘地主’都是硬生生干活干出来的，这个‘地主’多辛苦啊。”
包泉德说：“我爷爷、爸爸都是种田的农民，有六十多亩田，田是从我爷爷手里传下来的，我爸爸又买了一点。家里的房子，有楼房两间、小屋四间，我们生活也很舒服。自己来不及干活的话，也叫人家帮忙做。家里的条件，在村里算好了。我小时候身体也不好，老是生病，加上有财产，交关（非常）快活，没有吃苦。后来就落魄了。”
5．孙家
孙家，来源不详。
孙定根说：“我阿爸（孙阿友）一辈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孙家有两户人家，我阿爸还有个兄弟，就是孙尧定的父亲，他们是两兄弟。过去分家产时，没有儿子是不能分家产的。他没有办法，就托别人买了个儿子来。我伯母做主，就把我卖掉了，我6岁到孙家。到了孙家，分了家产，上代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大房小房就这么分掉了。我来的当年，阿爸死了，那边的阿爸老早没有了，尧定母亲还在，我是叫她嬷嬷的，我家妈妈和嬷嬷是俩妯娌，就分家了。共有五间楼房，当中是堂沿，每户两间，这样分的。堂沿是共同使用，过去有很多事情，是在堂沿做的。”
二、板桥
俞氏，据俞元根的说法，是来自古林镇北的桂林俞氏。吴升月说：“以前板桥地主有两个，住的都是老楼房，土地改革后分给老农民了。板桥有板桥、三间头、俞家、桥头、蔡家几个小地名。”
板桥张氏，有几大来源。
一是奉化张氏。据张忠祺说，传说有兄弟俩张文龙、张文虎迁移到板桥，居住下来。张文龙后代是张杏芳、张德荣、张阿毛、张庆玉、张良惠等。张文虎后代是张阿元的二子张哲生与张如生。据说，张文龙后代发达早，所以有自己的堂沿。张文虎后代发达晚，至1949年才逐步发迹，正要起堂沿时，被定为“地主”。
二是从田头树下迁来的。
三是从慈溪迁移来的，如张炳元、张志浩。
四是从临海迁移的，如张文良。
三、姜苏
姜为主姓，其他姓为后来移民。因火灾，部分姜氏迁移板桥居住。
姜岳祥说：“姓姜的老祖宗是从余姚迁来的。这位余姚人是善于做生意的，常常到处走动，走到这边的荒地，住了一个晚上，觉得这个位置很好，就搭了个棚子。这块地方是荒地，开荒后可以种田，别人不会说他的，政府也不会管的。他回家乡说，这个地方比较好，可以去看一看。这样，来开荒的就多起来了。最早是割完稻以后，用打出来的草盖棚子。后来一点一点富裕了，一点一点地起了房子，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成为一个新的村庄。”
姜宝根说：“只知道我们姜苏上代是两兄弟，一个是老屋，一个是新屋。两兄弟可能有一些意见不合，不怎么走动，中间有一道墙。我们老屋建得早；新屋着火过，是后来又造起来的，所以它比较新，是后造的，它的屋就更好。我们老屋好也是很好的，四弄两明堂，不用走出去的，这样的弄堂是可以套的。这个屋的年数是老了点，我记得椽子还有一点塌下来，因为年份多了，我爸用树木顶着，力吃在树木上，椽子套在那里脱出来了。”
姜岳祥说：“我们是新屋的，只有一个弄堂进出，别的地方不能出去的。房子就是这样一个门，周围都围着的。以前不流行开后门，为什么呢？因为贼非常多，开后门就怕有贼进来。我们都是从前门进的，这个弄堂就是这样团团围住的。新屋人多，人气最旺，他们有五兄弟。约有70户人家住在这里，房子有100多间，好好坏坏的都有。以前，姜苏总是着火，特别是新屋，几次着火。老人们说，姜苏不能造两层楼的，造了两层楼就会有火灾。传说是因为高过了旁边的殷浦庙。所以，姜苏是不起楼房的，都起平房，最多加一个小阁楼。”
姜苏有树德堂，又有中堂。
姜岳祥说：“我2岁（1934）时，大姜苏发生了史上最大的火灾，烧掉了100多间房。那是冬至的晚上，大家都关门睡觉了。只有我阿娘（奶奶）在，阿爷已经没了，我阿爸在外面打工。我阿娘一看不对劲，隔壁着火了，到每户人家去敲门，叫别人起来。等她敲完门，回到自己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阿娘一手领着阿哥，一手抱我，我哥哥那时候已经会走了。大家从弄堂口跑出来，100多间房子都倒掉了，烧了一夜。这一次火灾，没有死人，人都逃出来了，但东西都没有拿出来。这一次大火之后，姜苏村败下来了，人非常少了。
“以前，国家是不管的。火灾以后，大家没有钱重新造房子，只好投亲靠友去了。有些是大人带着小孩到上海去了，还有到宁波城里去的，等于人都走散了。像我们，就到了板桥，租人家的房。有的人就一边要饭，一边走出去了。上次我遇到一个人，说起来也是姜苏人，着火以后，他跟阿娘讨饭到宁波城里，阿爸在上海做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都散掉了。老人在的话，因为祖宗在这里，总会回来看看，如正月初一来拜岁。如姜山的姜氏，子孙辈的人过年要来的。”
姜善庭说：“当时着火时，我们开始不相信。因为此前强盗来过，也敲过类似的锣声。等火烧着时，我们才相信，但已经来不及了。阿姆用一条棉被裹着我，逃了出来，什么东西都来不及带。随后，我们到了板桥的外婆家居住下来。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外婆因为没有儿子，他们家就成了我们的家。”
姜锡岳说：“新屋烧掉的地基，全是破瓦片，我小时候仍可以看到。生产队时期，浇成了生产队晒谷场。”姜宝根也说：“我小时，新屋的屋基地都是废墟。老派人是怎么说的呢，意思是那时候有个庙，房子起得比庙高了，就着火了。我们姜苏这个地方没有楼房，都是平房，最多小阁楼，放放杂物，不能住人的。意思是起楼房，起一回要烧一回的。后来到我们手里了，我爸分给我的只有一间小屋，楼上有是有，但不能住人。我一间房子住着也不够，就只能升高一点点，可以开个窗，住住人。因为老派人说，你房子起高了，要被火烧掉的，我也有点怕的。后来才逐步逐步地起楼房。”
四、杨家路头
杨家路头有杨氏与孙氏两姓。
杨国成说：“我爷爷是在杨家路头，就是藕池新村那个牌楼的马路对面。从爷爷、父亲那时候搬过来的。”
孙氏即孙德荣家族。包泉德说：“藕池另外一个村叫杨家路头，是一个小村，那个地方只有六七户人家，都是穷苦人家，孙德荣家里条件算最好。以前旧社会时老是被抢，吓死了，怎么办呢？他把房子拆了，就到藕池来了。孙德荣家里财产不多，田也不多，但是人缘差，常看不起人家，结果土改时被划成地主了。杨家路头刚好在大路旁边，强盗来得很多，所以搬进了村中。”
五、西头畈
畈，或作“板”误，见民国1936年鄞县地图。
西头畈主要是徐姓，有徐氏祖堂。徐氏祖宗在塘西村，准确地说，应是像鉴桥自然村。
徐定良说：“父亲（徐德芳）跟着我爷爷种田，种十几亩田。到我出生（1937），壮大了，种二十亩田。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分田了，就是自做户，没有进也没有出。我们是中农，自己种田的。”
六、田头树下
这是一个以张姓为主的小自然村，有百忍堂。
第三节／迁入诸姓
不同于主姓古村落，藕池村完全是一个移民村。它处于浙东沿海大通道上，是台州、四明山人进入城市的近道。它就是一个移民村，只是移民到来的时间先后不同而已。杂姓已经充分体现其特点。我们大体按来村时间，对民国期间来村打工的外地人做一个考察。
1.马裕棠
马裕棠（1894—1951），人称马阿棠。1913年左右，从马家塘（现火车站南边）来村中打工。马善祥说：“我爷爷出来打工时，他的父亲母亲还在的。因为非常苦，生活维持不下去了，要饿死了，便出来了。我爷爷很坚强，弟弟妹妹给父母养，自己到外面讨饭。我听我父亲讲，我爷爷年轻时（20岁左右）走到藕池来，那时候天气冷，他穿着草鞋，冷得瑟瑟发抖。到藕池来做‘五个月头’，是给地主放鸭的。年数也做得蛮多了，后来人家老板叫他种田。当时他来是给张阿瑞家打工的，张阿瑞有土地。打工到20多岁，我爷爷找了对象。他们在张家的仓库间住了很多年，爷爷奶奶结婚以后，孩子生了两三个，都死了。我爷爷奶奶索性领养了一个女儿叫阿娇。结果，领养之后后面生的小孩就顺利长大了，一个也没有死。”
2．江氏
江根星父亲早在1915年就从天台来村中定居。江根星是1933年出生的，1940到1945年（8岁至13岁）读小学，13岁起务农。姜岳祥说：“老江他阿爸是从黄岩到这里来安家落户的，他爸爸只有他一个独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读过书的，读到六年级，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算高了。早年在孙家读了两年，人家烦死了；然后又来藕池庙里读小学，那时候是俞福泰当老师；高小在石碶中心学校读。从前跟我一样，也是看牛的。”
3．徐张氏
徐礼康母亲，1919年，从余姚来到村中。
4．张阿元
1919年，从余姚来到村中。
5．林阿三
1920年，从黄岩来到村中打工。
6．龚平仁
1928年，从台州海门来到村中打工。
7．张文良
1929年，从乐清大正来到村中打工。
8．林阿迷
1930年，从太平来到村中打工。
9．卢如槐
1931年，从温州乐清来到村中打工。
10．厉金土
1940年，从本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11．林阿冲
1941年，从台州太平县来到村中打工。开始在段塘苏家做长年（长工），后来到藕池马阿棠家里做长年。
12．蔡小囡
蔡小囡（1910—），1942年，从鄞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13．竺信翠
1942年，来村中做娘姨（保姆）。后改嫁姜振根为妻，从此定居下来。1954年，儿子吴祝庆来到村中。吴祝庆说：“我5岁（1940）时，阿爸死了，靠阿叔养大的。九岁，阿叔把我介绍到一个寺院里做小和尚，那时是为了活命。14岁（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就不当小和尚了。我属于贫下中农子女，干部、亲戚都培养我了，我参加了村农会，是村农会中年龄最小的人。后来我也分了地，自己种了。我阿姆改嫁到姜苏村。之前我去过一趟，我说：这个地方我不来住，我自己的地方蛮好。就这样，我走了。此前，我哥到部队参军，觉得找不到阿姆心不甘，就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阿姆在姜苏，那时我哥25岁，我16岁（1951）。他从部队退下来，到宁波警卫队任职，身体有残疾，被枪打伤了。不久，我阿哥生病死了，我就算烈属。次年，我阿姆改嫁的老头也死了。这样，阿姆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就来找我了，我就跟我阿姆来到了姜苏。那时候我才19岁（1954）。我干活很厉害的，到生产队自己带头劳动，就这样当了队长。”
14.邵芝香
1943年，从慈溪来到村中打工。
15.赵大毛
1943年，从邻村陈横楼来到村中打工。
16.李阿凤、曹凤英姐妹
1943年，从南门来到村中做娘姨。温岭县岩下公社田前大队李阿凤姐妹，流浪到藕池村，被张阿瑞收留。李阿凤说：“我出生是在南门，我爸妈是里山人。16岁（1943）时，爸爸死了，妈妈要去娘家了，我跟我妹妹两个人随行。我们那边的保长跟她说：阿姨，你不能去，你有两个小孩。但是，我妈妈一定要回去，她走到段塘，走了一天；去了石碶，走了两天。走到那边时，妈妈生病死了。当时门口有一个小店，老板问我们，说小妹妹，你还有多少钱？我说，我只有这么点钱，这些钱是卖东西得来的。他没问我要，让我把钱藏着，回家去。南门外那边有保长在，我们姐妹就去了，他让我们坐船去。我们船也没坐，两姐妹一起走去的。有人说，这个小女孩挺好的，让她到藕池村做保姆吧。于是有人给我介绍到了藕池村张家做工。我在他们家是做饭、洗东西的。他奶奶（张阿瑞妻子曹莲香）可客气了，我到他家里做凉帽去了，然后带饭去。她说，阿凤，我跟你说，人家外面在捡稻皮，你不要去说别人，不能说别人的。这个有两百斤，有的捡嘞。我在他们家做了两年多。之后，我就给别人家做工去了，我一直都是在藕池村做的。18岁（1945）时，奶奶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姓李的，我们结婚了。我做媳妇的时候，家里东西一点都没有，棉被也没有，床也没有的，棉被也是他奶奶家给我们的，钱是他奶奶付的。我在他们家，他对我是很客气的，他奶奶对我也很客气，知道我做席子没什么钱，爸妈也早就死了，就说，你没钱，就可以问我来拿。我说，我是不会来拿的，我过得下去就可以了。她跟我说，这个没关系的，你可以问我拿。他们一直跟我很客气，我也很可怜。我在他们家也是全心全意的，给他们做工，给他们洗尿布，我那些钱都是赚来的。偷我是不做的，抢我也是不做的，好事情我是要做的。我当时跟我老公没有房子，租房也租不起。因为我们很穷，我老公家很穷，我爸妈也没的什么，也是很穷。”张富昌说：“小平的阿爸阿姆很苦，孝康的阿哥给张阿瑞家里打工，他阿姆做娘姨，给别人做饭、洗衣服，这样他们就处对象了。他们住在孙德荣房旁边的一个堂沿。后来土地改革了，他的老房子是土地改革分给他的。”
17．吴康华
十二三岁（1943年左右）时，从邻村吴家来到张阿瑞家中放牛。
18．鲍启扣
1947年，从乐清大正来到村中打工。
19．邹梅章
1947年，从余姚来到村中打工。
20．张志浩
慈溪长河人，1947年来到藕池做生意。他是因为姑姑张梅凤（俞阿赉妻子）在板桥而来到此地的。1947年左右，他来到藕池做生意，儿子张吉安也因此迁到藕池小学读书。1949到1950年，到邻村陈横楼开小店，张吉安也到陈横楼读书。1954年供销合作社建立后，张志浩的小店成为陈横楼供销分店。他的算盘水平相当高，可以一手打算盘，一手写字。1958年，张吉安回到长河，与同村18岁的张彩英结婚。1962年，张彩英从萧山精简回到藕池，从此定居藕池。
21．戚阿毛
1948年，从本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22．孙锦堂
1948年，从本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23．张仁仙
1949年，从黄岩来到村中打工。
24.水德寅
1949年，从本县凤岙来到村中定居。
25.李云金
1949年，从本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26.史志浩
1949年，从余姚迁入村中。1949年，史氏迁入。史幼芳说：“我爷爷是余姚大岚下马村人。我父亲的哥哥是参加革命的，人受伤了，国民党军队来包围，如果抄到了，就得被抓去打死。我奶奶跟我父亲一路讨饭，到了板桥，在张阿存家做了‘五个月头’。当时土地改革，我们是烈属家庭，有优惠的。我们小时，就在农村里抓黄鳝，我妈去卖，到宁波大世界去卖，家里有一本烈属证，只要把证拿出来，随便队伍排多长，都可以插队优先卖的。”
27.陈存夫奶奶
来村中做娘姨（保姆），从此定居村中。陈存夫说：“我姓陈，92岁。爷爷在余姚，条件不好，奶奶来宁波给别人做娘姨，照顾小孩。我们住在屯庄，那时候造房子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张破床、一只缸。后来我阿爸住在屯庄。庄是守墓的房子，那时候大户人家会到乡下做祖坟，买两亩地，造个小房子，就是庄。我们帮人家管管坟头，顺便帮着种两亩田。屯庄就一直有一户人家，跟村里不搭界，平时就是种两亩田，帮别人管个大坟。庄里没东西的，就是三个牌位和一些照片。屯庄主人家姓范，是天一阁范家，造的坟在藕池旁边。除了清明到了要上坟，平时没人的。我们就是帮他们管祖坟的，这两亩田也是范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老板把房卖掉，我们就搬到藕池了，租别人的房。后来搞互助组，我就入社了，先后经历了低级社、高级社。我在益丰社，板桥是迎丰社，一共有两个社。那时候藕池村也是种田，很困难，种田没有花头。种一年要交粮谷，之前要交大业田主谷、小业田主谷，大业田主谷是每亩50斤，小业田主谷是每亩183斤。一年两季，如果是每亩50斤，那一年要交100斤。种人家的地，也没有什么花头，小孩要交200多斤，大人要交300多斤。”
28．叶顺昌
剃头师傅，余姚人，1921年迁居村中陆家庄。1950年12月，迁回老家。
29．陈氏
陈惠信说：“我爸爸最早是做戏的，后来在村里落户了。那时候就做爆米糖、冻米糖，赚一点小钱过过日子。”
30．叶氏
叶根财母亲前后有两个丈夫。周利英说：“爷爷是奉化岩头人。他们这户人家说起来很复杂，前一个爷爷是给人家做‘五个月头’的，生了两个儿子以后，他去世了。后来和外头贩牛的人又生了两个儿子。公公（叶根财）是第二个贩牛的父亲生的。贩牛就是把外面的牛拉过来卖。他七岁（1913）时，自己父亲也死了。后来，叶家就以捕鱼为生了。”
31．李氏
李阿定（1891—？），箍桶匠，是一个光棍，1952年尚在村中。李阿来（1909—？）是渔民，只有两个女儿。女儿们出嫁以后，在村中无后人。这两位李氏应是兄弟，可惜没有后人。包泉德说：“李氏有堂沿一只，李阿定住堂沿，李阿来也是租人家屋住的。”这说明他们是外来的。他们与宋严王村圆堍张村李氏兄弟合用一只堂沿，可能是同村人。
布政乡宋严王村圆堍张村李云康、李孝康、李云金三兄弟，来到藕池村打工。李和芳说：“我们姓李的，不是地道的藕池人，我妈是温岭的，我爸是古林宋严王村的。以前住老房子，过来以后，我爸帮人家做木工，后来就在藕池落户了。接着和我妈处对象了，就住在这里。”据吴康华说，他们三兄弟，在张阿瑞家做“五个月头”。
以上这些人定居村中，有四种情况：一是置房，如江根星，有三间被人称为“芋艿头”那样小的平屋；二是租房，如陈存夫；三是婚配，如李阿凤；四是政策分配，1950年土改时分得房子，落下户口，从此定居村中。可以说，他们享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福利。
第四节／保甲自治
民国时期，鄞县实行乡保甲制度，十户为甲，十甲为保。保长负责复查本保户口统计报告，督练壮丁，辅助军警；甲长受保长指挥，负责编查户口、抽选壮丁、盘查奸佞，报告户口异动等。保甲制度是一种军事化人口管理的制度。包泉德说：“藕池那时候叫布政乡19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藕池头有三十多户人家，姜苏只有十多户人家，板桥有二三十户人家。此外，还有官庄、秦家桥、西头畈、田头树下四个自然村。共有171户人家。那时候几个自然村间的联系靠甲长和保长。当时保长是马裕棠。藕池头的甲长是张阿芳、包裕芳；姜苏的甲长是姜美扬，担任了十余年，又任副保长一年。甲长一般是做好几年，开会是甲长去开，保长不怎么去。保长、甲长的选择，一般是找村中的富裕而有力者。那时候当保长、甲长没有津贴，有时候找有钱的人家稍微‘开支开支’。”
说及马裕棠，孙子马善祥说：“他当了保长以后，买了两三亩的田，多是不多的。爷爷没有文化，专门做好事，专门给穷人家做好事的，谁没有饭吃了，过年了，就说到我家里拿点米。谁家棉被没有了，也拿出去。这两三亩田买来，这些饭、米，总是给人家穷人吃，有时候隔壁的塘西村人，知道这位保长心好，也会问我爷爷讨一点，说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来了，多点少点，会拿一些去。”胡飞英：“公公（马裕棠）不识字的，是那个杨亚明的爷爷（杨茂生）当秘书的，都是他出主意的。”
胡飞英说：“杨家路头以前是荒地，躲了五个地下党员，国民党来镇压，已经快搜到了。有人来告诉他，杨家路头有五个后生要被枪毙了。公公就跑过去，对方说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与他们说好，把五个人带到家里来，没有被子，就给他们被子，谷子给他们装去，把这五个人保下来。其中有一个人后来一直有走动，我结婚，他也来的。”这个故事有另一个版本。马善祥说：“有一次，我们村庄里在杨家路头淘坟滩，其中有三个人把强盗叫来了，是宁波仓桥头人。村里的人就来跟我爷爷讲了。我爷爷马上赶过去，跟对方讲，你们有什么要求就讲，不要把人家打死，有什么事情，要什么东西，你跟我说。后来强盗把他们放掉了，我爷爷就拿出了几条棉被、几斗米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其中一人我也知道，我叫他小爷爷的，一直走动的，到他死为止。他们家里种了紫葡萄，我还去摘过紫葡萄的；他正月里买吃的给我们，让我们拿饭菜回来。”包月娥说：“棉花阿棠（马裕棠）心地很好。有一个人卖螺蛳卖不完，他就出钱买下，到河埠边放生了。”
除了政府层面的保长、甲长外，村民更多是靠自治的。当时各姓有自己的祠堂，譬如洪家就有祠堂，洪友龄担任族长公公。洪小康说：“过去的风气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没有礼貌，族长要讲你的，一定要尊重他的。现在的书记，如果我不睬他，倒也没问题。但是以前碰到族长公公，一定要叫族长公公好，否则你就是对族长公公不尊重，要吃亏的，说你家里没有教养，他就要告诉你母亲去了。他开堂沿门了，大家都要进去向他鞠躬；有事情，他会通知的。一个族里面，姓张、姓王、姓李，都有一个族长的，就算只有两户人家也有族长的。过去都有排行的，现在没有了。”
第五节／农耕生产
一、藕池头
包杏芳，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财产如下：自耕，大小业39.65亩，大业1.75亩，小业17.4亩，折合47.66亩。租入，大小业2.4亩，大业18.4亩，小业2.75亩，折合14.54亩。租出，大业20.8亩，折合12.48亩。楼房4间，平房5间，牛3头。土改时定为地主。包永德说：“我父亲烟都不抽的，非常俭省。钱借给人家，倒光了。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张瑞庆，人称张阿瑞，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的财产如下：自耕，大小业1.7亩，大业6亩，小业25.38亩，折合15亩。租入，大小业12亩，大业30.83亩，小业11.45亩，折合35亩。租出，大小业3.1亩，大业20.5亩，小业13.7亩，折合20.88亩。房屋，楼房3间，租出1间，小屋3间。牛2头，水车3部，车盘1只，犁1把，耙2把，锄5把，稻桶2只，箩58只，箪14只，蓑衣5件，风箱1只，肥桶3只，黄掸刀3把。土改时定为地主。
孙德荣，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财产如下：大业29.6亩，折合11.84亩。租入，大小业6亩，大业32.5亩，小业2.9亩，折合26.66亩。租出，小业17.1亩，折合6.84亩，楼房3间，小屋2间，耕牛1头，及其他农具。土改时定为地主。
孙尧定，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25.9亩，大业30.6亩，折合38.14亩。租入，大小业6.4亩，大业30.6亩，折合27.76亩。租出，大业1.4亩，小业1.3亩，折合1.32亩。楼房2.5间，小屋5.5间，耕牛2头，及其他农具。
徐阿珠，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23.1亩，大业3.6亩，小业36.25亩，折合39.36亩。租入，大小业4.8亩，大业45.95亩，小业13.3亩，折合37.69亩。租出，大小业1.6亩。折合1.6亩，楼房2.5间，耕牛3头，土改时定为地主。
张阿章，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6.5亩，小业2.66亩，大业31.85亩，折合20.826庙。租入，大小业1.8亩，大业35.55庙，小业6.36亩，折合25.674亩。租出，大小业5.57亩，大业5.3亩，折合8.75亩。楼房3.5间，小屋1间，耕牛2头，及其他农具。土改时定为地主。
马裕棠，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田10亩，小业8.3亩，折合13.32亩。租出，大小业1.7亩，大业18.3亩，小业10亩，折合16.68亩。自置楼房2间，平房3间，小房3间，耕牛1头，其他农具1套。土改时定为富农。
包裕芳，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田20亩，小业24.4亩，折合29.76亩。租入，大小业14.7亩，大业27.1亩，小业2.7亩，折合32.04亩。租出，大业0.6亩，折合0.38亩。自置平房5间，小房1间，耕牛2头，其他农具1套。土改时定为富农。
包文华说：“我爷爷（包裕芳）那时候算是大户人家。那时候，我爷爷的田最起码有五十亩，我爷爷都是种菜卖菜、种席草。菜种了，到黄古林市场去卖。我们藕池包家是农社一员，菜市价都知道，市场上有多少菜，价钱怎么样，报过来，如果菜多了就便宜了，如果菜少了就贵了。那时候去卖，我大爷爷和小爷爷两兄弟摇两只船，有时候是一起去的。以前种的是黄杨菜和生菜。春天就种席草，是本地蔺草，打席子用的，叫席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大爷爷被划为地主，因为他自己是不干活的，只在家里搓搓麻将。我们本来是要被划为地主的，但因我父亲自己是去干活的，就没有。我父亲有三兄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大伯自己种了田，收了米，在南门开米店，没有什么本钱。共和国成立前，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我父亲还不到18岁，是未成年人，我叔叔才10多岁，更小。我爷爷已经没有什么用了，生病了，因此就把我父亲（包德云）划成了富农。”
二、板桥
姜岳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板桥的人多数都是种地的。那时候都是个人的地，土地是两种，一个是大田，一个是小田，小田的话我想给你种就种，不给你种就不给种；大田权利是没有的。当时有这种规定。比如说你是小田，每亩要交120斤，随时会增加的，稻谷收割了就给他每亩120斤。大田就少了，每亩50、60斤。后来这些人全都被打倒了，土地统一到人民政府手里了。
“那时候板桥有地主两户（张阿存、张如生）、大佃农3户（俞阿祥、俞云孝、张德荣）。板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概有30户人家，村庄比较小，楼屋较多。张阿存家里有5个雇工，3只牛（1只水牛，2只黄牛），100亩田。他人还好，田多了也出租。水牛、黄牛都是耕地的，水牛天热了就不干活了，干活时，力气很大，速度很快。黄牛天热会给你干活，天冷也会给你干活。水牛很聪明，后生去弄它，它会用腿踢；你不弄它，它也不会来弄你。黄牛比较老实，水牛要看人的。”
张阿存靠种田。姜岳祥说：“张阿存一直种田的，他种了很多田，大概有百来亩，他自己不种的。以前种田要有本钱的，牛、犁、耙，车水要用牛。1947年以后他开了一个店，但是生意不大好。日本人来了以后，炸弹扔下来，人家都跑光了，张如生就跑去把店买来了。”
张阿存，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财产如下：自耕，大小业12.4亩，小业59.32亩，折合36.12亩。租入，大小业22.08亩，大业60.82亩，小业1.5亩，折合59.13亩。租出，大小业2.4亩，大业4.7亩，小业8.25亩，折合8.52亩。楼房4间，平房租出8间，小屋5间，耕牛3头。
张如生，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财产如下：自耕，大小业35.52亩，大业3.23亩，小业6.7亩，折合40.14亩。租入，大小业1.3亩，大业6.7亩，折合5.32亩。租出，大小业26.4亩，大业5.4亩，小业16.85亩，折合36.38亩。平房9间，小屋1间，耕牛1头。
板桥村的大佃农有三户：俞阿祥、俞云孝、张德荣。大佃农也算是勤劳的。姜岳祥说：“俞阿赉、俞云孝父子田种着，让两个年轻雇工做，农忙时节自己也种田。什么时候不下田了呢？以前田需要耘三次，第三次耘过以后没有草了。有空了，就开始做生意。老板自己是贩牛的，从黄岩把牛拉过来，在这儿再卖掉。这个牛老了，就得卖掉；如果不卖掉的话，冬天要冻死的。老牛卖掉，肯定要买新牛的，不买的话，明年田怎么种呢？他就是做这个贩牛生意的。”其家曾从外面请了三个人（临海人黄仙浦、板桥人孙金荣、礼嘉桥人徐爱玉）来帮忙种田。
三、姜苏
姜宝根说：“整个姜苏没有地主，没有大佃农，也没有富农，都是中农，有两亩田的，像姜梅扬这样的。田不多的，问别人租一点，或者有点钱了买两亩，就是中农了。”据姜锡岳说，父亲姜梅扬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大脚风”病，开始是给人做“五个月头”的，后来有钱了，买进了一两亩田。
四、卖米
包泉德说：“地种了以后，米除了自己吃，还会卖出去，卖给做生意的米店老板。有
时候稻谷没有收上来，困难的人家就向米店老板拿，等新谷上来再还给他。谷要卖的，否则的话没有钱用。旁边有粮站——宁波望湖桥长济米厂；湖西那边也有一个米厂，要自己运过去。那时候要交公粮，收粮的人叫张桂芳，要交钞票，不是交粮。”
五、帮佣
包泉德说：“村里人关系还好，你也种田，我也种田。无地的人给别人做雇工，有地的自己种田。藕池头出去做生意的非常少，都是种田的。”张加昌说：“地主是根据地亩、财产、牛、棚一整套算出来的。像我姐夫包德云是大佃农，他自己一直做，雇了两个人帮忙。”
张杏芳说：“我1942年生的，1947年我父亲去世时，我才5岁，也不怎么懂事的。两个姐姐出嫁了，我母亲在人家家里做佣人打工。我母亲在别人家里干活，就住在别人家里，一直到1949年，那时候我才9岁。我们地多人缺，地主多，地种不过来，给人家种。地主和富农，还有大佃户农，这三种多，上中农地就缺了，种的地很缺，就自己种，‘五个月头’的人工不用雇了。以前地主要雇工的，分为五个月、三个月两种。三个月是短工，收割好早稻，就把人给回掉了。五个月算是长工，最起码要等收割完晚稻，才可以不用做了。”
六、女人织草帽
织草帽是藕池村女人的传统行业，根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全村的女人均从事织帽行业。姜锡岳说：“我母亲十分能干，三天织一顶金丝草帽，可以买一袋米。我家的日常开支，主要靠母亲织帽赚来的钱。”可见，其收入直接维系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作用是十分大的。
第六节／外出经商
民国时期，随着长三角一带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宁波人纷纷到上海等地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藕池村人也纷纷外出，他们到上海、宁波及村周边经商或打工。板桥外出学做生意的很多。
一、去上海做生意
板桥的俞信昌，十四五岁到上海，在上海布厂当店员。姜岳祥说：“我原来在姜苏，家里着火了，那时候我只有两岁。1934年后全家搬到板桥，租人家房子。这户人家条件很好，有三间楼房、两间小房子，楼房是两兄弟住的，小间是给种田的‘五个月头’住的。房东俞信昌，十五六岁（1931年左右）就走出去，在上海打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落户上海了，未婚。房子原来是租的，老是要交租金，房东阿弟俞信昌住在横岙市，钱每年交给他，他再拿去给他哥。后来，他阿哥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就想把这个屋卖掉。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你想买也不行，想卖也不行。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好买卖了，我购进了一间楼房、一间小屋，那时候要480块左右。此外，还有一个姓俞的，也到外面了，房子卖给潘阿根，他儿子在布政粮管所，叫潘坤华。后来上海打仗了，吓死了，要逃了，那时候日本人来了，去上海讨生活的小孩都逃回来了。”
板桥的江岳庆、江岳章去了上海。姜宝根说：“江时生有三个儿子岳定、岳庆、岳章，岳庆、岳章到上海做生意去了，仅春节回来看看而已。岳定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后来他死掉了。1955年，他老婆改嫁我父亲。江岳定的女儿文娣和儿子奕年，后来被岳庆带去了。岳庆没有子女，就将侄子侄女带去当自己孩子了。他们也从来没有回来过。我后母当年死前，总想要她自己生的儿子女儿来见一面，但是不管电话怎么打，他们都不肯来。因为想法不一样，他们认为母亲抛弃了他们，不要他们了，他们来干什么啊。”
西头畈的徐惠芳，13岁去上海第一衬衫厂当厨师。目前在上海养老院中。
藕池头的洪孝堂，做轮船厨司（厨师）。洪桂棠说：“我大姐夫是段塘人，后来到上海，在人家饭店里做厨师。我阿姐带我大哥到上海去，在饭店送送菜。后来人长大了，朋友就介绍去长江轮上做厨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轮上做厨师，经常出境，去过美国、德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年纪大了，嫂子也带去，就在广州定居了。”1952年的户口本上，尚有洪孝棠夫妇名字，定居汉口。这说明，定居广州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
俞云孝（1920—2004）也到上海学过做生意。据鄞州区所藏俞云孝档案，1936—1946年，他在板桥村、陈横头、方加耷小学读书。1936年10月—1938年9月，在上海亚明路压字西路森泰烟纸店当学徒。1938—1939年，在上海亚明路压字西路信记烟纸店当店员。1939—1941年，在上海海宁路裕新昌烟纸店当学徒。1942—1953年，回村种田放牛。
藕池头的包泉德去过上海光沪店学生意。包泉德说：“光沪店在上海虹口康格路168号。这个店是我娘舅的，隔壁另外有一家店。娘舅从小学做生意的，很苦的，日本人来了也不逃难，就住在上海。人家老板都逃难了，他还在这里。我母亲两姐妹也在这里，我是外甥，叫我去开个店去管管。那开什么店呢？就开一个店，卖搪瓷杯、热水瓶、脸盆这些东西。我做了三四年的时间，快解放了，家里叫我回来，就回来做事情了。”长子包康乐说：“我父亲对知识也是很看重的，我父亲原来是上海做账房的，如果不回来的话多好。他大概1948年到1949年在上海，一直是账房、做会计。没想到家里遭贼了，我母亲打电话来说银圆被某某人偷走了。我父亲说，这是我朋友，我跟他说说。所以我父亲就回来了。他刚刚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上海轮船封了，不能去了。接下来，全国都开始整顿。藕池村这边一看，你是地主，你是地主儿子，就把成分划定了。本来在上海的话还是一个很好的成分——店员职工，结果他为了5块银圆回来了。”姜苏的姜凤生家，长子姜志良到上海学做生意，从此定居上海。后来，次子姜梅扬的长子姜昌岳、姜海岳也去了上海。据姜俊岳说，1938年前，姜昌岳到上海铁路的货物托运公司学做生意。他此前在像鉴桥读过私塾。抗战时，公司关门，他做小生意。公私合营后，他在上海曙光木桶厂当会计。老三姜海岳，在石碶小学读过书，1945年左右到上海，最开始是卖收音机。公私合营后，他在上海宏音无线厂（后改名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当工人，后当过工会主席。老四姜俊岳，在石碶小学读过书，1948年左右到上海金城钢笔厂当学徒。1952年，厂由上海迁到北京，他也到了北京。
姜锡岳说：“我母亲十分能干，有意识地托人，将三个儿子介绍到上海学做生意。学了做生意以后，就可以自力更生了。而且，也可避免家中几个儿子闹矛盾。当然，家中也得留一个儿子。三个儿子后来得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当工人，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家中当农民了。”姜宝根说：“姜梅扬本人是种田的，但他有三个儿子到外面做生意了，家里老二、老五种田。三个儿子，仅过年过节回来探亲。他这户人家在姜苏也蛮有名气的。”
板桥的张庆玉，在上海从事针织手工业。
张如芳，1937—1938年到上海学生意。此前的1931—1936年，他在方加耷小学读书。1939—1948年，在本村给人打工。
二、在宁波本地做小生意
姜苏的姜德英（？—1937），在宁波东渡路著名的任恒泰席店做店员。其长子姜宏庭（1919—1945）也在浒山店里当账房。二子姜善庭，14岁（1944），到宁波江东的布厂当学徒，后到浒山店哥哥徒弟开的杂货店中当店员，凡五六年。
张如生。姜岳祥说：“张如生是做生意的，卖空瓶、酱油瓶这些乱七八糟的瓶子，生意非常好。他是做批发的，在宁波东门街做批发生意。生意也是跟表姐妹拼的，他管店，另一个人进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如生回来种地了。他自己家里的田有十多亩。他开过店有钱，什么地方有田，种不起就可以卖给他。但后来田不能卖了，那时候没有钱就靠国家，你要买东西就向信用社借。我在信用社当理事，我批给他钱。比如说三个人拼买一只耕牛。那时候信用社钱也很紧，这些人很困难，田要种，牛没有怎么种？只好几户人家拼着买。有的人有钱，没有钱的就向国家借，说好什么时候还。我也跟他说，你不要拖我的债，拖的话我就麻烦了。他说，你放心好了，不会的，我宁可自己家里没有饭吃，这笔债总要还的。我说，那就借给你。他们也很爽快，谷收割了卖掉，钱拿来还债。这样，第二次又可以来信用社借了。那时候很困难。”张如生儿子张忠祺说：“小时候苦是实在苦，当时我爸爸被划为‘地主’，被抓去坐牢，有的人枪毙了，我爸爸被放回，还算是好的。钱赚来买地，要么就是做生意。我爸爸是卖和帽瓶的，是医疗器械生意，这个钱很好赚，然后赚来的钱就用来买地。土改了，他说，你自己种的地没关系的，是不会弄掉的。后来生意不做了，就来种田了。他小时候很苦，4岁死了奶奶，4岁的小孩，衣服都不怎么会穿。16岁，跟爸爸、姐夫做生意。当时和帽瓶生意特别好，然后发财了，就买了一些地。后来打仗了，饭没得吃了，他们地也不要了，然后就被我爸妈买过来了。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爸爸被抓走了，只能自己种田了。我7岁的时候就开始种田。村里的学校还是挺好的，爸爸被抓走的孩子，学费免了，书费交一下就好了。”
俞和昌。姜岳祥说：“俞和昌是初小文化，那时候会写字的人很少的。开始是广货店员，打仗了他就逃回家了，工作也没有了，只能看看牛什么的。20世纪50年代，到姜山粮管所工作，负责记录出仓多少、进仓多少，报到上面去，工作是轻松的。后来调到横街粮管所，就卖掉了板桥的房子，在旁边的横岙市购了房，一直到退休。他在横岙市购了房子，板桥的都卖掉了。后来他儿子俞祥华也在那。孙子很乖，读书成绩很好。”
姜春芝。姜宝根说：“姜春芝是铜匠，他挑铜匠担的。他一直挑铜匠担，人家的铜茶壶漏了修一修，是挑铜匠担的，一直在挑。”
江时生。姜宝根说：“江时生是做小生意的，背着一只大纱篮，卖香烟。卖完以后，会带点零食回来，给我们小孩吃。我们每天等在那里，他来了就蜂拥上去，能分到点糖、水果吃。他也是死在姜苏的。这户人家做生意，父亲做生意，儿子也做生意，后来走出去了，胆子也蛮大的。”
龚梅顺，在宁波做裁缝。
张良惠、张良芳，在外面做店员。
严文才，做咸海货生意。
洪友龄，材匠。
李阿来，渔民。
李阿定，箍桶匠。
俞阿赉、俞云孝父子，贩牛。
姜岳祥说：“做生意有多少钱好赚，也要看老板客气不，那时候好的话，老板给你一点小利，像现在的奖金一样；如果做得不好就没有了。”
第七节／习俗一窥
一、红白喜事
包泉德说：“找对象讲究好对好，坏对坏。我姐嫁的也是老板，嫁到塘西村，条件蛮好。我老婆是礼嘉村人，家里条件一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媒人介绍，定亲就是礼品拿过去，这些都是大人做的。我18岁结婚，结婚那天很热闹，酒席办得很多，宁波叫了一班吹客班，还演滩簧（甬剧的前身），客人很多。结婚酒席摆了两天。娶亲用花轿，六个人抬。第二天去丈母娘家。
“人过世，放在堂沿。藕池村有几个堂沿，孙姓的一个，包姓一个，张姓一个，洪姓一个，李姓的一个破掉了。摆寿酒看条件，条件好，一两天；条件差一点就算了。那时候行土葬，要做坟的。坟是大人定的，像我爷爷的坟老早就做好了。坟就在乡下头贴隔边（旁边）。那时候随便你去做好了，没有人管的，土地也多。”
二、逢年过节
包泉德说：“过年的话，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过年，杀一只猪，请人吃一餐。条件差一点的人家，杀只鸡（自己养的）。再差一点的人家，养四五只鸡卖掉，然后用卖的钱买一条鱼，买一点肉，小孩子还要买新衣服。这是要看条件的，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我自己家里过年，一般杀肉猪一只、羊三四只。过年走亲戚走的都是自己地方的亲戚人家，跟现在一样，正月初一夫妻到丈母娘家，然后对方丈人、丈母娘到你家里来，其他日子其他客人来，没有什么规定的。请客的话，黄鱼、蚶子，那总是要的。买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到石碶买菜，石碶市场不大，逢初五、初九、十五、十九、廿五、廿九都有集市。有些人到布政市场买菜，布政是逢一、四、八有集市。有的人去黄古林，黄古林是逢三、七、十有集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段塘就每天都开市了。”
三、行路交通
包泉德说：“农民每天种田，忙都忙死了。只有不会种田的，才今天到那去，明天到这去。人家结婚请吃酒、邀请打麻将，像我是用脚走的，保长会骑马。人家做生意的，还要雇人抬。到宁波城里去的话，就是走路去。那时候路还没有直通，先要到看经寺，然后到夏家村，然后到望湖桥，最后到宁波城里。”也就是说，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是用脚走到宁波城内的。
张文德、张阿毛父子在做航船生意，他们专门做板桥与宁波市区浩河头的航船生意。张阿毛在1931年到1934年间，读了三年书。1936年，张文德故世后①，张阿毛也做起航船生意，被人称为“航船阿毛”。徐定良说：“张阿毛的生意很差，当时农民进城少，一天能赚点小钱买几斤米，已经相当不错了。他有一两亩田，农忙时种种。农闲时，就做航船生意。到1950年以后，他就不做了。”这条线路，应始于板桥，经过塘西村、石碶，然后通过南塘河，到达浩河头。
①据徐定良回忆，张阿毛十三四岁时，父亲故世。
四、民间宗教
1．俞圣君庙
俞圣君庙位于藕池西边河流树桥与沙滩桥间的漕咀口。“俞圣君庙”供奉的是神像俞充，为迁鄞俞氏始祖，为宋时浙东制置使、朝请大夫俞鼎后裔。俞鼎见鄞县西乡广德湖南滨有一块地，桂木扶疏，风景独好，于是定居下来，后人称为桂林俞家。三世祖俞充（1033—1081）为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历任都水丞、著作郎检正、成都路转运使、庆州知州，为兴修水利、保疆卫土做出一定贡献。过世后，朝廷赐封其为应纪侯。有一年发大水，桂林俞家的一棵桂树，漂流进藕池边的漕咀，村人以为吉祥物，是圣君来临，就用这棵树造了个庙，纪念这位俞圣君，这就有了藕池村的俞圣君庙。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李小平说：“原来的庙门口有两只大狮子，狮子后面有一个圈，可以骑上去的。庙里面就像北京的四合院，庙里的菩萨在1958年被敲掉了。敬拜的地方很脏，而且很可怕、很黑的。”
2．殷浦庙
殷浦庙位于姜苏村与庙边黄村间。“文化大革命”时候烧掉了，现在重新建造起来了。姜岳祥说：“那时候殷浦庙里有菩萨。农历八月十五、十六这两天，会搭台唱戏的，很热闹，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塑菩萨的这个人是慈溪人，是卖私盐的。他是海边人，我们这儿有一座石家桥，他挑扁担走过，顺便洗一洗，看一看，发现这个水不对，有海水味。原来这个地方的水塘和海是没有隔断的，到了农历八月十五和十六要发大水的，现在也还有，只是水有大有小而已。他想了办法，在姜苏边的水塘上加了隔断。他死后，村人为了纪念他，就捐钱塑菩萨祭祀。那时农民虽然也没有钱，但因为他办了好事，也愿意拿出积蓄，就这样塑了菩萨金身。”姜宝根说：“姜苏旁边有一个殷浦庙，几十年前敲掉的。我们庙界就是殷浦庙庙界，我们是属于殷浦庙，板桥、姜苏属于殷浦庙，我们拜菩萨什么的都是去殷浦庙拜的。正月初一去一去，平时一般还是到俞圣君庙。”
3．看经寺
据康熙《鄞县志》记载，看经寺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旧号“明福院”，治平二年（1065）赐“普照”额。看经寺在古时就有“鄞南第一寺”之称，至2018年已有1054年历史。看经寺的来历，源于在其地下发现了一部《法华经》。《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为佛教之经典，看经寺的三宝之一。相传北宋初年，有人在此处掘得石刻《法华经》一部，遂埋地作为寺基。明洪武初年（1368）重修时，因得石刻经而后立刹，改为今名。后历经废兴，成化元年（1465），金寅重建；正德年间（1506—1521），宝云住持如璋重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毁于火；康熙三十九年（1700），僧本行、恒修、碧云、慧安等复建。民国二十三年（1934），住持指南大师重修。1949年，看经寺由观成（1909—？）任住持，其为湖南人。师弟必邻（1909—？），也是湖南人，出外到苏州。僧妙如（1900—？），湖南人，1952年迁至南大路。陈阿毛（1895—？），慈溪人。孤儿周祥瑞（1936—）、苏定宝（1940—），鄞县人。帮工孙兰英（1895—）。租出土地64.38亩。
姜岳祥说：“看经寺，以前我们经常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寺庙烧香的人很多，逢初五、逢十都去烧香。有些人会去做白事。老和尚叫观成，前几年我碰到过，年纪很大了。寺庙的和尚有一点功夫，一次可以提起来五六根玉米。有一个师傅功夫还要好，大风刮过了，树枝断在屋顶上，小和尚可以直接跳上去取下。”
第一节／位置地名
今日的藕池村，属于宁波海曙区古林镇。2016年11月28日海曙区吉林镇挂牌前，隶属鄞州区。历史上，它属于鄞县。从乡来说，1992年前，隶属于布政公社（乡）；1992年以来，隶属古林镇。
从地图可知，藕池村处于机场高架、杭甬高速、2号地铁线形成的三角形间。如果以机场高架为中心，可分村为东片藕池头与西片板桥两部分。而机场高架与杭甬高速交叉口，曾是藕池的姜苏自然村。北边即宁波汽车中心站与城西客运站。西南方向是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可以说，交通位置十分优越。
绿荷苑东、绿荷苑南、绿荷苑西、绿荷苑北，正是今日藕池村村民集中居住的四个小区。大体说来，构成一个丁字形，藕池大道南为绿荷苑南，君运路西为绿荷苑西，君运路东边芳草苑东为绿荷苑东。
藕池一名，始于何时，已不可详考。藕池，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一度被村人写成“牛池”。这应是根据宁波话发音及村中牛粪成堆想象而成。
根据康熙《鄞县志》卷二，此处属西南乡，有官庄、看经寺畈、板桥、姜苏、小张潭、大张潭。这里明确有“板桥”“姜苏”，没有“藕池”，疑小张潭、大张潭，即藕池。
据同治《鄞县志》卷二，属五十一都，第一图有前后官庄，第二图有看经寺畈、俞圣君庙和苏家漕。
查阅1936年的《鄞县地图》，明确写有“藕池头”。这是今日所见最早用“藕池”为地名的地图。
由以上地图可知，藕池头、板桥、姜苏的地理位置，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
藕池头，是由藕池头村前通往新福庙港的几个可以种藕的漕咀得名的。围绕藕池前面与东面的这条河称为新福庙港，村人以前常说“到新福庙港柯鱼去”。这条河本来很小，1958年时挖深且拓宽了。村前有几个漕咀头，查民国时鄞县地图，仍可见5个大小漕咀头，其中东边与西边的漕咀头很长。这些漕咀头，三面环陆、一头通河，当年可以种藕，所以称为藕池头。后来，祖宗不再种藕，村人也就忘了村名的来源。近几年新村改造中，多数漕咀都填掉了，只剩下庙前一条漕咀。村民包康利说：“我们家门前有一条河，宽度不会超过10米，长度也就几百米，大约最多200米。我们七八岁时，就在门口河边玩耍，抓抓螺蛳，抓抓小鱼。这条河跟外面是相通的。”这条河向北，可通方家耷、礼嘉桥。在河上，有两座桥，一是树桥，一是沙滩桥。两座桥间的漕咀，就是俞圣君庙。这条通向方家耷的河，直到机场路建设时被填掉。藕池头下的小地名有大屋、张家、李家、包家、洪家、孙家、中央埭、三间头、老屋、堂房间、后包家、藕池庙等。
板桥，源于村旁的一条板桥港。从民国鄞县图中可知，新福庙港西面，就是板桥港。
河上有一座木板桥，人称板桥。道光十九年（1839）后，改为石桥。今日，板桥已经成为工业区，但石桥仍在。板桥村中，有板桥、俞家、蔡家、桥头、三间头、庄里几个小地名。
姜苏，因姜与苏二姓居住于此处而得名。后来苏姓外迁，只剩下姜姓，仍习惯称姜苏。姜苏有大姜苏与小姜苏之分，或称老屋与新屋之分。
在藕池头与姜苏间的是西头畈，西头畈东边是田头树下。
在藕池头西北角有一座沙滩桥，藕池头北边是杨家路头，藕池东北角是秦家桥与官庄周。秦家桥，当地话读音为“秦家财”。据民国鄞县地图，杨家路头位于藕池头北边，这个位置近今日的客运西站。按村民的说法，杨家路头在今藕池新村。不管如何，当以当地村人的理解为准，地图可能有出入。自从20世纪40年代，孙、杨两姓搬进藕池村以后，这儿就逐渐荒废了。据70岁以上老人的回忆，这儿从前全是坟滩。晚上，人们不敢走这条小路，十分荒凉可怕。
第二节／六村主姓
从有关信息来判断，藕池村的形成不会超过200年，因为村内家族规模普遍不大。从姓氏来说，藕池的洪氏可能最早，其次是张氏、包氏、孙氏、李氏等。姜苏的姜氏也比较早，板桥的俞氏与张氏也较早。田头树下主姓是张氏，西头畈主姓是徐氏。
一、藕池头
藕池头，最早只有四个姓氏——洪、张、孙、包，其他的姓是从别的地方迁移进来的。洪桂棠说：“按以前老底子的说法，张、洪两个姓是正式的藕池人。还有李家也是正式的。”洪小康说：“在藕池祖宗上面，存在的就有洪家，过去藕池是张、洪两姓，后来有了包家、李家、孙家。”
1.洪家
洪氏，来源不详。洪小康说：“过去藕池有洪家埠头，洪家埠头是我们洪家的。”洪桂棠说：“以前我们有堂沿，有七八户人家。洪友龄的辈分很大，我们要叫他公公，他是洪家的族长。”洪友龄（1885—1956）、盛秀英（1903—？）夫妇没有子女。洪友龄是材匠，即做棺材的木匠，是从事手工业的。
洪家普遍比较穷。洪桂棠（1932—2018）说：“我自己从小就没有了父母，靠阿姐抚养大的，从小就在孙家、包家看牛，做了‘五个月头’（短工）。再大一点，就给人家干活。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翻身了，农民当家作主了，我也大了，分到了土地，后面也结婚了，小孩也生了。”
2．大屋张家
据张小康说，大屋张家来源于布政张家潭。庙会时，张家潭宗族会分东西给他们。这支张家，民国时期，围墙里有三户人家。主要是两户人家，一是张阿章，另一支是张瑞庆、张董庆兄弟，他们两支是堂兄弟关系。也就是说，是由一个太公发展而来的。
张瑞庆长子是张嘉康。张嘉康妻子包月娥说：“我的公公也是种田的，我的老头子没有种，就放了一头牛。老头子脚摔伤了，不会干活，所以评了地主。会干活的话，地主不会及格（评上）了。田是没有几亩的。以前老头是放牛的，但是他贪玩，拿出5分钱，牛让别人去放，自己去打麻将了。我们结婚很热闹的，还要搭戏台，后来客人来了，在戏台上做操，老头说我来翻个跟斗，结果一不小心，脚摔伤了，拜堂了之后马上送医院。”
张嘉康儿媳于春玲说：“我公公结婚是18岁，我婆婆是15岁（1947）。当初我爷爷那边是地主，我婆婆那边是富农。以前大屋里面都是张家的，后来分掉了。我们结婚就在墙门楼上，比穷人还穷，因为都分光了。我婆婆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像我婆婆。婆婆比较能干，以前挑便桶都是我婆婆来的。”
3.张家
有张桂芳家、张祖芳家、张阿芳家、张财芳家、张明芳家和张如芳家这六户人家。再往上追溯，应是由同一个祖先发展而来的。
据张富昌的说法，张氏是从张家潭迁移而来的。从家族规模来看，迁移时间较早，至少在清代就已迁来。他们曾想与张家潭张氏联谱，但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
4.包家
包氏可能来源于隔壁的包家，主要是三户人家。包祖绿是可考的最早祖先名，是包明生的父亲。包明生、包裕生、包信甫是堂兄弟关系。包明生有二子包杏芳、包裕芳。现存包氏是包明生儿子包杏芳、包裕芳及包信甫儿子包如惠的后裔。
包康乐说：“包明生的父亲是包祖绿，连我父亲都不知道，仅我知道。包祖绿是有坟碑的。在拆大坟时，那时候是1958年吧，有个碑上有‘包祖绿’三个字，我就有了点印象。后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要扫‘四旧’，我们家里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破箱子，把破箱子拿去了，上面写着‘包祖绿’三个繁体字。我记得墓碑也写了‘包祖绿’，我就去对照了，字是一样的，我就知道了，他应该是包明生再上面一辈了，应该是高祖了。后来房子造好了以后，这块碑就没有了。包祖绿肯定是没有钱的，坟小小的。后来包明生生活好了一点，后面包杏芳什么都没有，到我父亲包泉德也是，那时候土地改革了。爷爷（包杏芳）身体不好，是‘大脚风’。天冷也要干活，爷爷的‘地主’都是硬生生干活干出来的，这个‘地主’多辛苦啊。”
包泉德说：“我爷爷、爸爸都是种田的农民，有六十多亩田，田是从我爷爷手里传下来的，我爸爸又买了一点。家里的房子，有楼房两间、小屋四间，我们生活也很舒服。自己来不及干活的话，也叫人家帮忙做。家里的条件，在村里算好了。我小时候身体也不好，老是生病，加上有财产，交关（非常）快活，没有吃苦。后来就落魄了。”
5．孙家
孙家，来源不详。
孙定根说：“我阿爸（孙阿友）一辈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孙家有两户人家，我阿爸还有个兄弟，就是孙尧定的父亲，他们是两兄弟。过去分家产时，没有儿子是不能分家产的。他没有办法，就托别人买了个儿子来。我伯母做主，就把我卖掉了，我6岁到孙家。到了孙家，分了家产，上代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大房小房就这么分掉了。我来的当年，阿爸死了，那边的阿爸老早没有了，尧定母亲还在，我是叫她嬷嬷的，我家妈妈和嬷嬷是俩妯娌，就分家了。共有五间楼房，当中是堂沿，每户两间，这样分的。堂沿是共同使用，过去有很多事情，是在堂沿做的。”
二、板桥
俞氏，据俞元根的说法，是来自古林镇北的桂林俞氏。吴升月说：“以前板桥地主有两个，住的都是老楼房，土地改革后分给老农民了。板桥有板桥、三间头、俞家、桥头、蔡家几个小地名。”
板桥张氏，有几大来源。
一是奉化张氏。据张忠祺说，传说有兄弟俩张文龙、张文虎迁移到板桥，居住下来。张文龙后代是张杏芳、张德荣、张阿毛、张庆玉、张良惠等。张文虎后代是张阿元的二子张哲生与张如生。据说，张文龙后代发达早，所以有自己的堂沿。张文虎后代发达晚，至1949年才逐步发迹，正要起堂沿时，被定为“地主”。
二是从田头树下迁来的。
三是从慈溪迁移来的，如张炳元、张志浩。
四是从临海迁移的，如张文良。
三、姜苏
姜为主姓，其他姓为后来移民。因火灾，部分姜氏迁移板桥居住。
姜岳祥说：“姓姜的老祖宗是从余姚迁来的。这位余姚人是善于做生意的，常常到处走动，走到这边的荒地，住了一个晚上，觉得这个位置很好，就搭了个棚子。这块地方是荒地，开荒后可以种田，别人不会说他的，政府也不会管的。他回家乡说，这个地方比较好，可以去看一看。这样，来开荒的就多起来了。最早是割完稻以后，用打出来的草盖棚子。后来一点一点富裕了，一点一点地起了房子，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成为一个新的村庄。”
姜宝根说：“只知道我们姜苏上代是两兄弟，一个是老屋，一个是新屋。两兄弟可能有一些意见不合，不怎么走动，中间有一道墙。我们老屋建得早；新屋着火过，是后来又造起来的，所以它比较新，是后造的，它的屋就更好。我们老屋好也是很好的，四弄两明堂，不用走出去的，这样的弄堂是可以套的。这个屋的年数是老了点，我记得椽子还有一点塌下来，因为年份多了，我爸用树木顶着，力吃在树木上，椽子套在那里脱出来了。”
姜岳祥说：“我们是新屋的，只有一个弄堂进出，别的地方不能出去的。房子就是这样一个门，周围都围着的。以前不流行开后门，为什么呢？因为贼非常多，开后门就怕有贼进来。我们都是从前门进的，这个弄堂就是这样团团围住的。新屋人多，人气最旺，他们有五兄弟。约有70户人家住在这里，房子有100多间，好好坏坏的都有。以前，姜苏总是着火，特别是新屋，几次着火。老人们说，姜苏不能造两层楼的，造了两层楼就会有火灾。传说是因为高过了旁边的殷浦庙。所以，姜苏是不起楼房的，都起平房，最多加一个小阁楼。”
姜苏有树德堂，又有中堂。
姜岳祥说：“我2岁（1934）时，大姜苏发生了史上最大的火灾，烧掉了100多间房。那是冬至的晚上，大家都关门睡觉了。只有我阿娘（奶奶）在，阿爷已经没了，我阿爸在外面打工。我阿娘一看不对劲，隔壁着火了，到每户人家去敲门，叫别人起来。等她敲完门，回到自己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阿娘一手领着阿哥，一手抱我，我哥哥那时候已经会走了。大家从弄堂口跑出来，100多间房子都倒掉了，烧了一夜。这一次火灾，没有死人，人都逃出来了，但东西都没有拿出来。这一次大火之后，姜苏村败下来了，人非常少了。
“以前，国家是不管的。火灾以后，大家没有钱重新造房子，只好投亲靠友去了。有些是大人带着小孩到上海去了，还有到宁波城里去的，等于人都走散了。像我们，就到了板桥，租人家的房。有的人就一边要饭，一边走出去了。上次我遇到一个人，说起来也是姜苏人，着火以后，他跟阿娘讨饭到宁波城里，阿爸在上海做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都散掉了。老人在的话，因为祖宗在这里，总会回来看看，如正月初一来拜岁。如姜山的姜氏，子孙辈的人过年要来的。”
姜善庭说：“当时着火时，我们开始不相信。因为此前强盗来过，也敲过类似的锣声。等火烧着时，我们才相信，但已经来不及了。阿姆用一条棉被裹着我，逃了出来，什么东西都来不及带。随后，我们到了板桥的外婆家居住下来。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外婆因为没有儿子，他们家就成了我们的家。”
姜锡岳说：“新屋烧掉的地基，全是破瓦片，我小时候仍可以看到。生产队时期，浇成了生产队晒谷场。”姜宝根也说：“我小时，新屋的屋基地都是废墟。老派人是怎么说的呢，意思是那时候有个庙，房子起得比庙高了，就着火了。我们姜苏这个地方没有楼房，都是平房，最多小阁楼，放放杂物，不能住人的。意思是起楼房，起一回要烧一回的。后来到我们手里了，我爸分给我的只有一间小屋，楼上有是有，但不能住人。我一间房子住着也不够，就只能升高一点点，可以开个窗，住住人。因为老派人说，你房子起高了，要被火烧掉的，我也有点怕的。后来才逐步逐步地起楼房。”
四、杨家路头
杨家路头有杨氏与孙氏两姓。
杨国成说：“我爷爷是在杨家路头，就是藕池新村那个牌楼的马路对面。从爷爷、父亲那时候搬过来的。”
孙氏即孙德荣家族。包泉德说：“藕池另外一个村叫杨家路头，是一个小村，那个地方只有六七户人家，都是穷苦人家，孙德荣家里条件算最好。以前旧社会时老是被抢，吓死了，怎么办呢？他把房子拆了，就到藕池来了。孙德荣家里财产不多，田也不多，但是人缘差，常看不起人家，结果土改时被划成地主了。杨家路头刚好在大路旁边，强盗来得很多，所以搬进了村中。”
五、西头畈
畈，或作“板”误，见民国1936年鄞县地图。
西头畈主要是徐姓，有徐氏祖堂。徐氏祖宗在塘西村，准确地说，应是像鉴桥自然村。
徐定良说：“父亲（徐德芳）跟着我爷爷种田，种十几亩田。到我出生（1937），壮大了，种二十亩田。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分田了，就是自做户，没有进也没有出。我们是中农，自己种田的。”
六、田头树下
这是一个以张姓为主的小自然村，有百忍堂。
第三节／迁入诸姓
不同于主姓古村落，藕池村完全是一个移民村。它处于浙东沿海大通道上，是台州、四明山人进入城市的近道。它就是一个移民村，只是移民到来的时间先后不同而已。杂姓已经充分体现其特点。我们大体按来村时间，对民国期间来村打工的外地人做一个考察。
1.马裕棠
马裕棠（1894—1951），人称马阿棠。1913年左右，从马家塘（现火车站南边）来村中打工。马善祥说：“我爷爷出来打工时，他的父亲母亲还在的。因为非常苦，生活维持不下去了，要饿死了，便出来了。我爷爷很坚强，弟弟妹妹给父母养，自己到外面讨饭。我听我父亲讲，我爷爷年轻时（20岁左右）走到藕池来，那时候天气冷，他穿着草鞋，冷得瑟瑟发抖。到藕池来做‘五个月头’，是给地主放鸭的。年数也做得蛮多了，后来人家老板叫他种田。当时他来是给张阿瑞家打工的，张阿瑞有土地。打工到20多岁，我爷爷找了对象。他们在张家的仓库间住了很多年，爷爷奶奶结婚以后，孩子生了两三个，都死了。我爷爷奶奶索性领养了一个女儿叫阿娇。结果，领养之后后面生的小孩就顺利长大了，一个也没有死。”
2．江氏
江根星父亲早在1915年就从天台来村中定居。江根星是1933年出生的，1940到1945年（8岁至13岁）读小学，13岁起务农。姜岳祥说：“老江他阿爸是从黄岩到这里来安家落户的，他爸爸只有他一个独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读过书的，读到六年级，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算高了。早年在孙家读了两年，人家烦死了；然后又来藕池庙里读小学，那时候是俞福泰当老师；高小在石碶中心学校读。从前跟我一样，也是看牛的。”
3．徐张氏
徐礼康母亲，1919年，从余姚来到村中。
4．张阿元
1919年，从余姚来到村中。
5．林阿三
1920年，从黄岩来到村中打工。
6．龚平仁
1928年，从台州海门来到村中打工。
7．张文良
1929年，从乐清大正来到村中打工。
8．林阿迷
1930年，从太平来到村中打工。
9．卢如槐
1931年，从温州乐清来到村中打工。
10．厉金土
1940年，从本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11．林阿冲
1941年，从台州太平县来到村中打工。开始在段塘苏家做长年（长工），后来到藕池马阿棠家里做长年。
12．蔡小囡
蔡小囡（1910—），1942年，从鄞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13．竺信翠
1942年，来村中做娘姨（保姆）。后改嫁姜振根为妻，从此定居下来。1954年，儿子吴祝庆来到村中。吴祝庆说：“我5岁（1940）时，阿爸死了，靠阿叔养大的。九岁，阿叔把我介绍到一个寺院里做小和尚，那时是为了活命。14岁（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就不当小和尚了。我属于贫下中农子女，干部、亲戚都培养我了，我参加了村农会，是村农会中年龄最小的人。后来我也分了地，自己种了。我阿姆改嫁到姜苏村。之前我去过一趟，我说：这个地方我不来住，我自己的地方蛮好。就这样，我走了。此前，我哥到部队参军，觉得找不到阿姆心不甘，就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阿姆在姜苏，那时我哥25岁，我16岁（1951）。他从部队退下来，到宁波警卫队任职，身体有残疾，被枪打伤了。不久，我阿哥生病死了，我就算烈属。次年，我阿姆改嫁的老头也死了。这样，阿姆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就来找我了，我就跟我阿姆来到了姜苏。那时候我才19岁（1954）。我干活很厉害的，到生产队自己带头劳动，就这样当了队长。”
14.邵芝香
1943年，从慈溪来到村中打工。
15.赵大毛
1943年，从邻村陈横楼来到村中打工。
16.李阿凤、曹凤英姐妹
1943年，从南门来到村中做娘姨。温岭县岩下公社田前大队李阿凤姐妹，流浪到藕池村，被张阿瑞收留。李阿凤说：“我出生是在南门，我爸妈是里山人。16岁（1943）时，爸爸死了，妈妈要去娘家了，我跟我妹妹两个人随行。我们那边的保长跟她说：阿姨，你不能去，你有两个小孩。但是，我妈妈一定要回去，她走到段塘，走了一天；去了石碶，走了两天。走到那边时，妈妈生病死了。当时门口有一个小店，老板问我们，说小妹妹，你还有多少钱？我说，我只有这么点钱，这些钱是卖东西得来的。他没问我要，让我把钱藏着，回家去。南门外那边有保长在，我们姐妹就去了，他让我们坐船去。我们船也没坐，两姐妹一起走去的。有人说，这个小女孩挺好的，让她到藕池村做保姆吧。于是有人给我介绍到了藕池村张家做工。我在他们家是做饭、洗东西的。他奶奶（张阿瑞妻子曹莲香）可客气了，我到他家里做凉帽去了，然后带饭去。她说，阿凤，我跟你说，人家外面在捡稻皮，你不要去说别人，不能说别人的。这个有两百斤，有的捡嘞。我在他们家做了两年多。之后，我就给别人家做工去了，我一直都是在藕池村做的。18岁（1945）时，奶奶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姓李的，我们结婚了。我做媳妇的时候，家里东西一点都没有，棉被也没有，床也没有的，棉被也是他奶奶家给我们的，钱是他奶奶付的。我在他们家，他对我是很客气的，他奶奶对我也很客气，知道我做席子没什么钱，爸妈也早就死了，就说，你没钱，就可以问我来拿。我说，我是不会来拿的，我过得下去就可以了。她跟我说，这个没关系的，你可以问我拿。他们一直跟我很客气，我也很可怜。我在他们家也是全心全意的，给他们做工，给他们洗尿布，我那些钱都是赚来的。偷我是不做的，抢我也是不做的，好事情我是要做的。我当时跟我老公没有房子，租房也租不起。因为我们很穷，我老公家很穷，我爸妈也没的什么，也是很穷。”张富昌说：“小平的阿爸阿姆很苦，孝康的阿哥给张阿瑞家里打工，他阿姆做娘姨，给别人做饭、洗衣服，这样他们就处对象了。他们住在孙德荣房旁边的一个堂沿。后来土地改革了，他的老房子是土地改革分给他的。”
17．吴康华
十二三岁（1943年左右）时，从邻村吴家来到张阿瑞家中放牛。
18．鲍启扣
1947年，从乐清大正来到村中打工。
19．邹梅章
1947年，从余姚来到村中打工。
20．张志浩
慈溪长河人，1947年来到藕池做生意。他是因为姑姑张梅凤（俞阿赉妻子）在板桥而来到此地的。1947年左右，他来到藕池做生意，儿子张吉安也因此迁到藕池小学读书。1949到1950年，到邻村陈横楼开小店，张吉安也到陈横楼读书。1954年供销合作社建立后，张志浩的小店成为陈横楼供销分店。他的算盘水平相当高，可以一手打算盘，一手写字。1958年，张吉安回到长河，与同村18岁的张彩英结婚。1962年，张彩英从萧山精简回到藕池，从此定居藕池。
21．戚阿毛
1948年，从本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22．孙锦堂
1948年，从本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23．张仁仙
1949年，从黄岩来到村中打工。
24.水德寅
1949年，从本县凤岙来到村中定居。
25.李云金
1949年，从本县其他地方来到村中打工。
26.史志浩
1949年，从余姚迁入村中。1949年，史氏迁入。史幼芳说：“我爷爷是余姚大岚下马村人。我父亲的哥哥是参加革命的，人受伤了，国民党军队来包围，如果抄到了，就得被抓去打死。我奶奶跟我父亲一路讨饭，到了板桥，在张阿存家做了‘五个月头’。当时土地改革，我们是烈属家庭，有优惠的。我们小时，就在农村里抓黄鳝，我妈去卖，到宁波大世界去卖，家里有一本烈属证，只要把证拿出来，随便队伍排多长，都可以插队优先卖的。”
27.陈存夫奶奶
来村中做娘姨（保姆），从此定居村中。陈存夫说：“我姓陈，92岁。爷爷在余姚，条件不好，奶奶来宁波给别人做娘姨，照顾小孩。我们住在屯庄，那时候造房子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张破床、一只缸。后来我阿爸住在屯庄。庄是守墓的房子，那时候大户人家会到乡下做祖坟，买两亩地，造个小房子，就是庄。我们帮人家管管坟头，顺便帮着种两亩田。屯庄就一直有一户人家，跟村里不搭界，平时就是种两亩田，帮别人管个大坟。庄里没东西的，就是三个牌位和一些照片。屯庄主人家姓范，是天一阁范家，造的坟在藕池旁边。除了清明到了要上坟，平时没人的。我们就是帮他们管祖坟的，这两亩田也是范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老板把房卖掉，我们就搬到藕池了，租别人的房。后来搞互助组，我就入社了，先后经历了低级社、高级社。我在益丰社，板桥是迎丰社，一共有两个社。那时候藕池村也是种田，很困难，种田没有花头。种一年要交粮谷，之前要交大业田主谷、小业田主谷，大业田主谷是每亩50斤，小业田主谷是每亩183斤。一年两季，如果是每亩50斤，那一年要交100斤。种人家的地，也没有什么花头，小孩要交200多斤，大人要交300多斤。”
28．叶顺昌
剃头师傅，余姚人，1921年迁居村中陆家庄。1950年12月，迁回老家。
29．陈氏
陈惠信说：“我爸爸最早是做戏的，后来在村里落户了。那时候就做爆米糖、冻米糖，赚一点小钱过过日子。”
30．叶氏
叶根财母亲前后有两个丈夫。周利英说：“爷爷是奉化岩头人。他们这户人家说起来很复杂，前一个爷爷是给人家做‘五个月头’的，生了两个儿子以后，他去世了。后来和外头贩牛的人又生了两个儿子。公公（叶根财）是第二个贩牛的父亲生的。贩牛就是把外面的牛拉过来卖。他七岁（1913）时，自己父亲也死了。后来，叶家就以捕鱼为生了。”
31．李氏
李阿定（1891—？），箍桶匠，是一个光棍，1952年尚在村中。李阿来（1909—？）是渔民，只有两个女儿。女儿们出嫁以后，在村中无后人。这两位李氏应是兄弟，可惜没有后人。包泉德说：“李氏有堂沿一只，李阿定住堂沿，李阿来也是租人家屋住的。”这说明他们是外来的。他们与宋严王村圆堍张村李氏兄弟合用一只堂沿，可能是同村人。
布政乡宋严王村圆堍张村李云康、李孝康、李云金三兄弟，来到藕池村打工。李和芳说：“我们姓李的，不是地道的藕池人，我妈是温岭的，我爸是古林宋严王村的。以前住老房子，过来以后，我爸帮人家做木工，后来就在藕池落户了。接着和我妈处对象了，就住在这里。”据吴康华说，他们三兄弟，在张阿瑞家做“五个月头”。
以上这些人定居村中，有四种情况：一是置房，如江根星，有三间被人称为“芋艿头”那样小的平屋；二是租房，如陈存夫；三是婚配，如李阿凤；四是政策分配，1950年土改时分得房子，落下户口，从此定居村中。可以说，他们享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福利。
第四节／保甲自治
民国时期，鄞县实行乡保甲制度，十户为甲，十甲为保。保长负责复查本保户口统计报告，督练壮丁，辅助军警；甲长受保长指挥，负责编查户口、抽选壮丁、盘查奸佞，报告户口异动等。保甲制度是一种军事化人口管理的制度。包泉德说：“藕池那时候叫布政乡19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藕池头有三十多户人家，姜苏只有十多户人家，板桥有二三十户人家。此外，还有官庄、秦家桥、西头畈、田头树下四个自然村。共有171户人家。那时候几个自然村间的联系靠甲长和保长。当时保长是马裕棠。藕池头的甲长是张阿芳、包裕芳；姜苏的甲长是姜美扬，担任了十余年，又任副保长一年。甲长一般是做好几年，开会是甲长去开，保长不怎么去。保长、甲长的选择，一般是找村中的富裕而有力者。那时候当保长、甲长没有津贴，有时候找有钱的人家稍微‘开支开支’。”
说及马裕棠，孙子马善祥说：“他当了保长以后，买了两三亩的田，多是不多的。爷爷没有文化，专门做好事，专门给穷人家做好事的，谁没有饭吃了，过年了，就说到我家里拿点米。谁家棉被没有了，也拿出去。这两三亩田买来，这些饭、米，总是给人家穷人吃，有时候隔壁的塘西村人，知道这位保长心好，也会问我爷爷讨一点，说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来了，多点少点，会拿一些去。”胡飞英：“公公（马裕棠）不识字的，是那个杨亚明的爷爷（杨茂生）当秘书的，都是他出主意的。”
胡飞英说：“杨家路头以前是荒地，躲了五个地下党员，国民党来镇压，已经快搜到了。有人来告诉他，杨家路头有五个后生要被枪毙了。公公就跑过去，对方说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与他们说好，把五个人带到家里来，没有被子，就给他们被子，谷子给他们装去，把这五个人保下来。其中有一个人后来一直有走动，我结婚，他也来的。”这个故事有另一个版本。马善祥说：“有一次，我们村庄里在杨家路头淘坟滩，其中有三个人把强盗叫来了，是宁波仓桥头人。村里的人就来跟我爷爷讲了。我爷爷马上赶过去，跟对方讲，你们有什么要求就讲，不要把人家打死，有什么事情，要什么东西，你跟我说。后来强盗把他们放掉了，我爷爷就拿出了几条棉被、几斗米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其中一人我也知道，我叫他小爷爷的，一直走动的，到他死为止。他们家里种了紫葡萄，我还去摘过紫葡萄的；他正月里买吃的给我们，让我们拿饭菜回来。”包月娥说：“棉花阿棠（马裕棠）心地很好。有一个人卖螺蛳卖不完，他就出钱买下，到河埠边放生了。”
除了政府层面的保长、甲长外，村民更多是靠自治的。当时各姓有自己的祠堂，譬如洪家就有祠堂，洪友龄担任族长公公。洪小康说：“过去的风气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没有礼貌，族长要讲你的，一定要尊重他的。现在的书记，如果我不睬他，倒也没问题。但是以前碰到族长公公，一定要叫族长公公好，否则你就是对族长公公不尊重，要吃亏的，说你家里没有教养，他就要告诉你母亲去了。他开堂沿门了，大家都要进去向他鞠躬；有事情，他会通知的。一个族里面，姓张、姓王、姓李，都有一个族长的，就算只有两户人家也有族长的。过去都有排行的，现在没有了。”
第五节／农耕生产
一、藕池头
包杏芳，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财产如下：自耕，大小业39.65亩，大业1.75亩，小业17.4亩，折合47.66亩。租入，大小业2.4亩，大业18.4亩，小业2.75亩，折合14.54亩。租出，大业20.8亩，折合12.48亩。楼房4间，平房5间，牛3头。土改时定为地主。包永德说：“我父亲烟都不抽的，非常俭省。钱借给人家，倒光了。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张瑞庆，人称张阿瑞，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的财产如下：自耕，大小业1.7亩，大业6亩，小业25.38亩，折合15亩。租入，大小业12亩，大业30.83亩，小业11.45亩，折合35亩。租出，大小业3.1亩，大业20.5亩，小业13.7亩，折合20.88亩。房屋，楼房3间，租出1间，小屋3间。牛2头，水车3部，车盘1只，犁1把，耙2把，锄5把，稻桶2只，箩58只，箪14只，蓑衣5件，风箱1只，肥桶3只，黄掸刀3把。土改时定为地主。
孙德荣，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财产如下：大业29.6亩，折合11.84亩。租入，大小业6亩，大业32.5亩，小业2.9亩，折合26.66亩。租出，小业17.1亩，折合6.84亩，楼房3间，小屋2间，耕牛1头，及其他农具。土改时定为地主。
孙尧定，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25.9亩，大业30.6亩，折合38.14亩。租入，大小业6.4亩，大业30.6亩，折合27.76亩。租出，大业1.4亩，小业1.3亩，折合1.32亩。楼房2.5间，小屋5.5间，耕牛2头，及其他农具。
徐阿珠，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23.1亩，大业3.6亩，小业36.25亩，折合39.36亩。租入，大小业4.8亩，大业45.95亩，小业13.3亩，折合37.69亩。租出，大小业1.6亩。折合1.6亩，楼房2.5间，耕牛3头，土改时定为地主。
张阿章，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6.5亩，小业2.66亩，大业31.85亩，折合20.826庙。租入，大小业1.8亩，大业35.55庙，小业6.36亩，折合25.674亩。租出，大小业5.57亩，大业5.3亩，折合8.75亩。楼房3.5间，小屋1间，耕牛2头，及其他农具。土改时定为地主。
马裕棠，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田10亩，小业8.3亩，折合13.32亩。租出，大小业1.7亩，大业18.3亩，小业10亩，折合16.68亩。自置楼房2间，平房3间，小房3间，耕牛1头，其他农具1套。土改时定为富农。
包裕芳，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有自耕大小业田20亩，小业24.4亩，折合29.76亩。租入，大小业14.7亩，大业27.1亩，小业2.7亩，折合32.04亩。租出，大业0.6亩，折合0.38亩。自置平房5间，小房1间，耕牛2头，其他农具1套。土改时定为富农。
包文华说：“我爷爷（包裕芳）那时候算是大户人家。那时候，我爷爷的田最起码有五十亩，我爷爷都是种菜卖菜、种席草。菜种了，到黄古林市场去卖。我们藕池包家是农社一员，菜市价都知道，市场上有多少菜，价钱怎么样，报过来，如果菜多了就便宜了，如果菜少了就贵了。那时候去卖，我大爷爷和小爷爷两兄弟摇两只船，有时候是一起去的。以前种的是黄杨菜和生菜。春天就种席草，是本地蔺草，打席子用的，叫席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大爷爷被划为地主，因为他自己是不干活的，只在家里搓搓麻将。我们本来是要被划为地主的，但因我父亲自己是去干活的，就没有。我父亲有三兄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大伯自己种了田，收了米，在南门开米店，没有什么本钱。共和国成立前，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我父亲还不到18岁，是未成年人，我叔叔才10多岁，更小。我爷爷已经没有什么用了，生病了，因此就把我父亲（包德云）划成了富农。”
二、板桥
姜岳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板桥的人多数都是种地的。那时候都是个人的地，土地是两种，一个是大田，一个是小田，小田的话我想给你种就种，不给你种就不给种；大田权利是没有的。当时有这种规定。比如说你是小田，每亩要交120斤，随时会增加的，稻谷收割了就给他每亩120斤。大田就少了，每亩50、60斤。后来这些人全都被打倒了，土地统一到人民政府手里了。
“那时候板桥有地主两户（张阿存、张如生）、大佃农3户（俞阿祥、俞云孝、张德荣）。板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概有30户人家，村庄比较小，楼屋较多。张阿存家里有5个雇工，3只牛（1只水牛，2只黄牛），100亩田。他人还好，田多了也出租。水牛、黄牛都是耕地的，水牛天热了就不干活了，干活时，力气很大，速度很快。黄牛天热会给你干活，天冷也会给你干活。水牛很聪明，后生去弄它，它会用腿踢；你不弄它，它也不会来弄你。黄牛比较老实，水牛要看人的。”
张阿存靠种田。姜岳祥说：“张阿存一直种田的，他种了很多田，大概有百来亩，他自己不种的。以前种田要有本钱的，牛、犁、耙，车水要用牛。1947年以后他开了一个店，但是生意不大好。日本人来了以后，炸弹扔下来，人家都跑光了，张如生就跑去把店买来了。”
张阿存，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财产如下：自耕，大小业12.4亩，小业59.32亩，折合36.12亩。租入，大小业22.08亩，大业60.82亩，小业1.5亩，折合59.13亩。租出，大小业2.4亩，大业4.7亩，小业8.25亩，折合8.52亩。楼房4间，平房租出8间，小屋5间，耕牛3头。
张如生，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家中财产如下：自耕，大小业35.52亩，大业3.23亩，小业6.7亩，折合40.14亩。租入，大小业1.3亩，大业6.7亩，折合5.32亩。租出，大小业26.4亩，大业5.4亩，小业16.85亩，折合36.38亩。平房9间，小屋1间，耕牛1头。
板桥村的大佃农有三户：俞阿祥、俞云孝、张德荣。大佃农也算是勤劳的。姜岳祥说：“俞阿赉、俞云孝父子田种着，让两个年轻雇工做，农忙时节自己也种田。什么时候不下田了呢？以前田需要耘三次，第三次耘过以后没有草了。有空了，就开始做生意。老板自己是贩牛的，从黄岩把牛拉过来，在这儿再卖掉。这个牛老了，就得卖掉；如果不卖掉的话，冬天要冻死的。老牛卖掉，肯定要买新牛的，不买的话，明年田怎么种呢？他就是做这个贩牛生意的。”其家曾从外面请了三个人（临海人黄仙浦、板桥人孙金荣、礼嘉桥人徐爱玉）来帮忙种田。
三、姜苏
姜宝根说：“整个姜苏没有地主，没有大佃农，也没有富农，都是中农，有两亩田的，像姜梅扬这样的。田不多的，问别人租一点，或者有点钱了买两亩，就是中农了。”据姜锡岳说，父亲姜梅扬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大脚风”病，开始是给人做“五个月头”的，后来有钱了，买进了一两亩田。
四、卖米
包泉德说：“地种了以后，米除了自己吃，还会卖出去，卖给做生意的米店老板。有
时候稻谷没有收上来，困难的人家就向米店老板拿，等新谷上来再还给他。谷要卖的，否则的话没有钱用。旁边有粮站——宁波望湖桥长济米厂；湖西那边也有一个米厂，要自己运过去。那时候要交公粮，收粮的人叫张桂芳，要交钞票，不是交粮。”
五、帮佣
包泉德说：“村里人关系还好，你也种田，我也种田。无地的人给别人做雇工，有地的自己种田。藕池头出去做生意的非常少，都是种田的。”张加昌说：“地主是根据地亩、财产、牛、棚一整套算出来的。像我姐夫包德云是大佃农，他自己一直做，雇了两个人帮忙。”
张杏芳说：“我1942年生的，1947年我父亲去世时，我才5岁，也不怎么懂事的。两个姐姐出嫁了，我母亲在人家家里做佣人打工。我母亲在别人家里干活，就住在别人家里，一直到1949年，那时候我才9岁。我们地多人缺，地主多，地种不过来，给人家种。地主和富农，还有大佃户农，这三种多，上中农地就缺了，种的地很缺，就自己种，‘五个月头’的人工不用雇了。以前地主要雇工的，分为五个月、三个月两种。三个月是短工，收割好早稻，就把人给回掉了。五个月算是长工，最起码要等收割完晚稻，才可以不用做了。”
六、女人织草帽
织草帽是藕池村女人的传统行业，根据1950年藕池乡第四村户口清册，全村的女人均从事织帽行业。姜锡岳说：“我母亲十分能干，三天织一顶金丝草帽，可以买一袋米。我家的日常开支，主要靠母亲织帽赚来的钱。”可见，其收入直接维系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作用是十分大的。
第六节／外出经商
民国时期，随着长三角一带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宁波人纷纷到上海等地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藕池村人也纷纷外出，他们到上海、宁波及村周边经商或打工。板桥外出学做生意的很多。
一、去上海做生意
板桥的俞信昌，十四五岁到上海，在上海布厂当店员。姜岳祥说：“我原来在姜苏，家里着火了，那时候我只有两岁。1934年后全家搬到板桥，租人家房子。这户人家条件很好，有三间楼房、两间小房子，楼房是两兄弟住的，小间是给种田的‘五个月头’住的。房东俞信昌，十五六岁（1931年左右）就走出去，在上海打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落户上海了，未婚。房子原来是租的，老是要交租金，房东阿弟俞信昌住在横岙市，钱每年交给他，他再拿去给他哥。后来，他阿哥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就想把这个屋卖掉。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你想买也不行，想卖也不行。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好买卖了，我购进了一间楼房、一间小屋，那时候要480块左右。此外，还有一个姓俞的，也到外面了，房子卖给潘阿根，他儿子在布政粮管所，叫潘坤华。后来上海打仗了，吓死了，要逃了，那时候日本人来了，去上海讨生活的小孩都逃回来了。”
板桥的江岳庆、江岳章去了上海。姜宝根说：“江时生有三个儿子岳定、岳庆、岳章，岳庆、岳章到上海做生意去了，仅春节回来看看而已。岳定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后来他死掉了。1955年，他老婆改嫁我父亲。江岳定的女儿文娣和儿子奕年，后来被岳庆带去了。岳庆没有子女，就将侄子侄女带去当自己孩子了。他们也从来没有回来过。我后母当年死前，总想要她自己生的儿子女儿来见一面，但是不管电话怎么打，他们都不肯来。因为想法不一样，他们认为母亲抛弃了他们，不要他们了，他们来干什么啊。”
西头畈的徐惠芳，13岁去上海第一衬衫厂当厨师。目前在上海养老院中。
藕池头的洪孝堂，做轮船厨司（厨师）。洪桂棠说：“我大姐夫是段塘人，后来到上海，在人家饭店里做厨师。我阿姐带我大哥到上海去，在饭店送送菜。后来人长大了，朋友就介绍去长江轮上做厨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轮上做厨师，经常出境，去过美国、德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年纪大了，嫂子也带去，就在广州定居了。”1952年的户口本上，尚有洪孝棠夫妇名字，定居汉口。这说明，定居广州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
俞云孝（1920—2004）也到上海学过做生意。据鄞州区所藏俞云孝档案，1936—1946年，他在板桥村、陈横头、方加耷小学读书。1936年10月—1938年9月，在上海亚明路压字西路森泰烟纸店当学徒。1938—1939年，在上海亚明路压字西路信记烟纸店当店员。1939—1941年，在上海海宁路裕新昌烟纸店当学徒。1942—1953年，回村种田放牛。
藕池头的包泉德去过上海光沪店学生意。包泉德说：“光沪店在上海虹口康格路168号。这个店是我娘舅的，隔壁另外有一家店。娘舅从小学做生意的，很苦的，日本人来了也不逃难，就住在上海。人家老板都逃难了，他还在这里。我母亲两姐妹也在这里，我是外甥，叫我去开个店去管管。那开什么店呢？就开一个店，卖搪瓷杯、热水瓶、脸盆这些东西。我做了三四年的时间，快解放了，家里叫我回来，就回来做事情了。”长子包康乐说：“我父亲对知识也是很看重的，我父亲原来是上海做账房的，如果不回来的话多好。他大概1948年到1949年在上海，一直是账房、做会计。没想到家里遭贼了，我母亲打电话来说银圆被某某人偷走了。我父亲说，这是我朋友，我跟他说说。所以我父亲就回来了。他刚刚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上海轮船封了，不能去了。接下来，全国都开始整顿。藕池村这边一看，你是地主，你是地主儿子，就把成分划定了。本来在上海的话还是一个很好的成分——店员职工，结果他为了5块银圆回来了。”姜苏的姜凤生家，长子姜志良到上海学做生意，从此定居上海。后来，次子姜梅扬的长子姜昌岳、姜海岳也去了上海。据姜俊岳说，1938年前，姜昌岳到上海铁路的货物托运公司学做生意。他此前在像鉴桥读过私塾。抗战时，公司关门，他做小生意。公私合营后，他在上海曙光木桶厂当会计。老三姜海岳，在石碶小学读过书，1945年左右到上海，最开始是卖收音机。公私合营后，他在上海宏音无线厂（后改名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当工人，后当过工会主席。老四姜俊岳，在石碶小学读过书，1948年左右到上海金城钢笔厂当学徒。1952年，厂由上海迁到北京，他也到了北京。
姜锡岳说：“我母亲十分能干，有意识地托人，将三个儿子介绍到上海学做生意。学了做生意以后，就可以自力更生了。而且，也可避免家中几个儿子闹矛盾。当然，家中也得留一个儿子。三个儿子后来得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当工人，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家中当农民了。”姜宝根说：“姜梅扬本人是种田的，但他有三个儿子到外面做生意了，家里老二、老五种田。三个儿子，仅过年过节回来探亲。他这户人家在姜苏也蛮有名气的。”
板桥的张庆玉，在上海从事针织手工业。
张如芳，1937—1938年到上海学生意。此前的1931—1936年，他在方加耷小学读书。1939—1948年，在本村给人打工。
二、在宁波本地做小生意
姜苏的姜德英（？—1937），在宁波东渡路著名的任恒泰席店做店员。其长子姜宏庭（1919—1945）也在浒山店里当账房。二子姜善庭，14岁（1944），到宁波江东的布厂当学徒，后到浒山店哥哥徒弟开的杂货店中当店员，凡五六年。
张如生。姜岳祥说：“张如生是做生意的，卖空瓶、酱油瓶这些乱七八糟的瓶子，生意非常好。他是做批发的，在宁波东门街做批发生意。生意也是跟表姐妹拼的，他管店，另一个人进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如生回来种地了。他自己家里的田有十多亩。他开过店有钱，什么地方有田，种不起就可以卖给他。但后来田不能卖了，那时候没有钱就靠国家，你要买东西就向信用社借。我在信用社当理事，我批给他钱。比如说三个人拼买一只耕牛。那时候信用社钱也很紧，这些人很困难，田要种，牛没有怎么种？只好几户人家拼着买。有的人有钱，没有钱的就向国家借，说好什么时候还。我也跟他说，你不要拖我的债，拖的话我就麻烦了。他说，你放心好了，不会的，我宁可自己家里没有饭吃，这笔债总要还的。我说，那就借给你。他们也很爽快，谷收割了卖掉，钱拿来还债。这样，第二次又可以来信用社借了。那时候很困难。”张如生儿子张忠祺说：“小时候苦是实在苦，当时我爸爸被划为‘地主’，被抓去坐牢，有的人枪毙了，我爸爸被放回，还算是好的。钱赚来买地，要么就是做生意。我爸爸是卖和帽瓶的，是医疗器械生意，这个钱很好赚，然后赚来的钱就用来买地。土改了，他说，你自己种的地没关系的，是不会弄掉的。后来生意不做了，就来种田了。他小时候很苦，4岁死了奶奶，4岁的小孩，衣服都不怎么会穿。16岁，跟爸爸、姐夫做生意。当时和帽瓶生意特别好，然后发财了，就买了一些地。后来打仗了，饭没得吃了，他们地也不要了，然后就被我爸妈买过来了。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爸爸被抓走了，只能自己种田了。我7岁的时候就开始种田。村里的学校还是挺好的，爸爸被抓走的孩子，学费免了，书费交一下就好了。”
俞和昌。姜岳祥说：“俞和昌是初小文化，那时候会写字的人很少的。开始是广货店员，打仗了他就逃回家了，工作也没有了，只能看看牛什么的。20世纪50年代，到姜山粮管所工作，负责记录出仓多少、进仓多少，报到上面去，工作是轻松的。后来调到横街粮管所，就卖掉了板桥的房子，在旁边的横岙市购了房，一直到退休。他在横岙市购了房子，板桥的都卖掉了。后来他儿子俞祥华也在那。孙子很乖，读书成绩很好。”
姜春芝。姜宝根说：“姜春芝是铜匠，他挑铜匠担的。他一直挑铜匠担，人家的铜茶壶漏了修一修，是挑铜匠担的，一直在挑。”
江时生。姜宝根说：“江时生是做小生意的，背着一只大纱篮，卖香烟。卖完以后，会带点零食回来，给我们小孩吃。我们每天等在那里，他来了就蜂拥上去，能分到点糖、水果吃。他也是死在姜苏的。这户人家做生意，父亲做生意，儿子也做生意，后来走出去了，胆子也蛮大的。”
龚梅顺，在宁波做裁缝。
张良惠、张良芳，在外面做店员。
严文才，做咸海货生意。
洪友龄，材匠。
李阿来，渔民。
李阿定，箍桶匠。
俞阿赉、俞云孝父子，贩牛。
姜岳祥说：“做生意有多少钱好赚，也要看老板客气不，那时候好的话，老板给你一点小利，像现在的奖金一样；如果做得不好就没有了。”
第七节／习俗一窥
一、红白喜事
包泉德说：“找对象讲究好对好，坏对坏。我姐嫁的也是老板，嫁到塘西村，条件蛮好。我老婆是礼嘉村人，家里条件一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媒人介绍，定亲就是礼品拿过去，这些都是大人做的。我18岁结婚，结婚那天很热闹，酒席办得很多，宁波叫了一班吹客班，还演滩簧（甬剧的前身），客人很多。结婚酒席摆了两天。娶亲用花轿，六个人抬。第二天去丈母娘家。
“人过世，放在堂沿。藕池村有几个堂沿，孙姓的一个，包姓一个，张姓一个，洪姓一个，李姓的一个破掉了。摆寿酒看条件，条件好，一两天；条件差一点就算了。那时候行土葬，要做坟的。坟是大人定的，像我爷爷的坟老早就做好了。坟就在乡下头贴隔边（旁边）。那时候随便你去做好了，没有人管的，土地也多。”
二、逢年过节
包泉德说：“过年的话，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过年，杀一只猪，请人吃一餐。条件差一点的人家，杀只鸡（自己养的）。再差一点的人家，养四五只鸡卖掉，然后用卖的钱买一条鱼，买一点肉，小孩子还要买新衣服。这是要看条件的，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我自己家里过年，一般杀肉猪一只、羊三四只。过年走亲戚走的都是自己地方的亲戚人家，跟现在一样，正月初一夫妻到丈母娘家，然后对方丈人、丈母娘到你家里来，其他日子其他客人来，没有什么规定的。请客的话，黄鱼、蚶子，那总是要的。买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到石碶买菜，石碶市场不大，逢初五、初九、十五、十九、廿五、廿九都有集市。有些人到布政市场买菜，布政是逢一、四、八有集市。有的人去黄古林，黄古林是逢三、七、十有集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段塘就每天都开市了。”
三、行路交通
包泉德说：“农民每天种田，忙都忙死了。只有不会种田的，才今天到那去，明天到这去。人家结婚请吃酒、邀请打麻将，像我是用脚走的，保长会骑马。人家做生意的，还要雇人抬。到宁波城里去的话，就是走路去。那时候路还没有直通，先要到看经寺，然后到夏家村，然后到望湖桥，最后到宁波城里。”也就是说，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是用脚走到宁波城内的。
张文德、张阿毛父子在做航船生意，他们专门做板桥与宁波市区浩河头的航船生意。张阿毛在1931年到1934年间，读了三年书。1936年，张文德故世后①，张阿毛也做起航船生意，被人称为“航船阿毛”。徐定良说：“张阿毛的生意很差，当时农民进城少，一天能赚点小钱买几斤米，已经相当不错了。他有一两亩田，农忙时种种。农闲时，就做航船生意。到1950年以后，他就不做了。”这条线路，应始于板桥，经过塘西村、石碶，然后通过南塘河，到达浩河头。
①据徐定良回忆，张阿毛十三四岁时，父亲故世。
四、民间宗教
1．俞圣君庙
俞圣君庙位于藕池西边河流树桥与沙滩桥间的漕咀口。“俞圣君庙”供奉的是神像俞充，为迁鄞俞氏始祖，为宋时浙东制置使、朝请大夫俞鼎后裔。俞鼎见鄞县西乡广德湖南滨有一块地，桂木扶疏，风景独好，于是定居下来，后人称为桂林俞家。三世祖俞充（1033—1081）为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历任都水丞、著作郎检正、成都路转运使、庆州知州，为兴修水利、保疆卫土做出一定贡献。过世后，朝廷赐封其为应纪侯。有一年发大水，桂林俞家的一棵桂树，漂流进藕池边的漕咀，村人以为吉祥物，是圣君来临，就用这棵树造了个庙，纪念这位俞圣君，这就有了藕池村的俞圣君庙。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李小平说：“原来的庙门口有两只大狮子，狮子后面有一个圈，可以骑上去的。庙里面就像北京的四合院，庙里的菩萨在1958年被敲掉了。敬拜的地方很脏，而且很可怕、很黑的。”
2．殷浦庙
殷浦庙位于姜苏村与庙边黄村间。“文化大革命”时候烧掉了，现在重新建造起来了。姜岳祥说：“那时候殷浦庙里有菩萨。农历八月十五、十六这两天，会搭台唱戏的，很热闹，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塑菩萨的这个人是慈溪人，是卖私盐的。他是海边人，我们这儿有一座石家桥，他挑扁担走过，顺便洗一洗，看一看，发现这个水不对，有海水味。原来这个地方的水塘和海是没有隔断的，到了农历八月十五和十六要发大水的，现在也还有，只是水有大有小而已。他想了办法，在姜苏边的水塘上加了隔断。他死后，村人为了纪念他，就捐钱塑菩萨祭祀。那时农民虽然也没有钱，但因为他办了好事，也愿意拿出积蓄，就这样塑了菩萨金身。”姜宝根说：“姜苏旁边有一个殷浦庙，几十年前敲掉的。我们庙界就是殷浦庙庙界，我们是属于殷浦庙，板桥、姜苏属于殷浦庙，我们拜菩萨什么的都是去殷浦庙拜的。正月初一去一去，平时一般还是到俞圣君庙。”
3．看经寺
据康熙《鄞县志》记载，看经寺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旧号“明福院”，治平二年（1065）赐“普照”额。看经寺在古时就有“鄞南第一寺”之称，至2018年已有1054年历史。看经寺的来历，源于在其地下发现了一部《法华经》。《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为佛教之经典，看经寺的三宝之一。相传北宋初年，有人在此处掘得石刻《法华经》一部，遂埋地作为寺基。明洪武初年（1368）重修时，因得石刻经而后立刹，改为今名。后历经废兴，成化元年（1465），金寅重建；正德年间（1506—1521），宝云住持如璋重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毁于火；康熙三十九年（1700），僧本行、恒修、碧云、慧安等复建。民国二十三年（1934），住持指南大师重修。1949年，看经寺由观成（1909—？）任住持，其为湖南人。师弟必邻（1909—？），也是湖南人，出外到苏州。僧妙如（1900—？），湖南人，1952年迁至南大路。陈阿毛（1895—？），慈溪人。孤儿周祥瑞（1936—）、苏定宝（1940—），鄞县人。帮工孙兰英（1895—）。租出土地64.38亩。
姜岳祥说：“看经寺，以前我们经常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寺庙烧香的人很多，逢初五、逢十都去烧香。有些人会去做白事。老和尚叫观成，前几年我碰到过，年纪很大了。寺庙的和尚有一点功夫，一次可以提起来五六根玉米。有一个师傅功夫还要好，大风刮过了，树枝断在屋顶上，小和尚可以直接跳上去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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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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