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商市
宋时，在通往山区的要冲聚落形成小溪集市，本地农民每月一次赶集，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元至明前期，农村集市保持宋代形成的格局，到明朝中期，因商业发展而增加赶集次数，以农历三、七、十赶市。至清光绪初年，集市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格局，鄞江桥中心集市形成，一直沿袭至民国。
建国后，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组织收购和推销，为农副产品交易的农民为赶集而去。1956年10月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商品交换一度活跃，至1958年，商品由公社统一购销，集市贸易停止。1961年，由于农副产品奇缺，为有利生产发展，允许自由交易。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集市虽存，但上市产品限制甚严，生产队集体生产的农副产品和社员个人的粮、棉、油等农副产品均不准上市，因此集市交易冷落。80年代后，以县财政拨款、乡村集资及市场管理费返还等办法筹集资金，兴建集贸市场。1996年后，本乡先后在桓村、后隆建立了农贸市场，从此告别了山区小乡无集市的状况，为居民购买小菜和其它农副产品提供了诸多便利，带动了一批“三产”，年成交额达百余万元。目前，全乡有饭店、小吃店、副食店、杂货店、百货店、衣料鞋帽店等商铺300余家，年营业额达500余万元。
第二节 商情
本地商业主要有供销合作社和个体销店两大系统，商品购销网络借此形成城乡一体化、内外相联的新格局。
一、农业生产资料供应
本地农业以稻作、杂粮为主，耕作精细，故农业生产资料需求量大、品种多、季节性强。建国后以供销社为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主体，农用物资遂成商业大宗之一。
50年代中期，本乡供销社设农业生产资料商店，专业经营化肥、农药、农药器械、中小农具，并配备农业生产资料辅导员。其后，经营品种和服务项目增多。
肥料供应 主要有土杂肥和化肥两种。土杂肥旧时以绿肥、灰肥、河泥、人畜粪等农家肥料为主。1952年起供应少量骨粉。1954年由于化肥供应不足，供销社组织苦楝树饼、酱渣、皮屑、脚爪、毛发、龟板渣等作为土杂肥供应。60年代后，以绿萍、田菁等代替土肥。1978年后，因化肥供应增加而逐年减少土杂肥供应。
化肥，旧时称肥田粉。1956年起供销社向贫雇农贷氮肥、硫酸铵，由于作用明显，供应量逐年上升。1961年起，以化肥作奖售收购农副产品，以此分配化肥。1964年起推广氨水。“文革”期间化肥供应因货源不足而下降。1978年起，化肥供应迅速增加，并于次年起实行以肥换粮，以1公斤标准氮肥换购1公斤原粮。1983年改为按播种面积每亩分配化肥2.5公斤，再按征购粮食任务每100公斤分配2.5公斤。钾肥自1956年至1978年间一直有少量供应，含氮、磷、钾的复合肥自1973年开始有少量供应。
农药供应 主要有土农药和化学农药两种。土农药，农民向以烟梗、烟末、茶子饼等防治水稻螟虫、铁甲虫。1956年起发掘土药货源，是年供应黄茶苞、羊舌头根、断肠草、雷公藤等11种土药源，用于防治稻热病、棉蚜、豆虫等15种病虫害。1971年，推广滴油杀蚼、糖醋诱蛾等土法治虫。1978年因化学农药普及推广，各种土农药、土办法逐步停止。至1987年仅使用石硫合剂、“七0五”、烟沫敌百虫合剂、茶子饼浸出液，1990年停止销售土农药。
化学农药，1952年供销社供应六六六、二二三有机氯农药；1964年供应二二三液、六六六粉剂；1965年增加敌百虫、乐果、1605、西力生等。至1984年供应农药共20余种。六六六粉和二二三液因毒素残留高，于1984年10月起停止使用，代之以甲胺磷。1985年农药由供销社和农业部门同时经营，1988年后实行供销社专营。
中小农具 本地供应的传统中小农具有锄头、铁耙、柴刀、草刀、沙尖、犁头、犁臂、铁锹、刮子、桑剪、蕃薯刨、镰刀、木犁、木耙、稻桶、粪桶、料勺、水车、车骨、车板、箩、簟、土箕等30余种。旧时由手工场、店兼营或商贩贩卖。1952年起供销社经营中小农具，有的农民自行加工。1955年起供应打稻机、双轮双铧犁、华东水田犁等。1960年根据“中小农具第一”方针，中小农具供应量逐年上升。1982年后，中小农具全由农户自备，供应渠道增加，供销社系统的农具供应量逐年减少。
二、生活资料供应
建国前的生活资料供应皆由市场自由交易。建国后，供销社和集体商业负责食品外的生活资料零售，粮、油由粮食部门供应。蔬菜、鱼虾等副食品由集市贸易。1984年起，实行市场流通。
计划供应 建国后，国家对供应不足的主要日用工业品，采取计划分配方法，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专业批发企业平衡后，分配到基层供销社零售；不属计划商品的，由零售部门自行采购。60年代初，日用工业品短缺品种较多，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有167种，属国营系统分配的为152种，其中五金交电38种、针织品35种、百货34种、文化用品15种、化工10种、糖果9种、烟酒6种、调味品及干鲜果5种；属供销社系统分配的为碗、筷、缸、锅等15种。70年代起，商品可供量逐渐增加，计划商品从1972年的106种降至1979年的78种。80年代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计划分配更少，1982年为58种，1984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后，市场供应更加活跃，至1988年，计划分配商品仅保留18种，且实行计划内、计划外价格双轨制，顾客仍可通过加价从市场购买所需的计划内商品，至1990年，工业品基本放开。
非计划分配的工业品，70年代前，均来自县外和省外，1978年后，乡镇企业的产品逐渐成为县内工业品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后，本地商品自由市场非常活跃。
根据部分商品供不应求的状况，建国后的不同时期采取过不同的供应政策和供应方式。
凭票供应 凭票供应时间较长的商品主要有棉花、猪肉、卷烟。棉布凭票选购自1954年9月15日开始执行，是年基本定量每人15尺，此后一年一定，布票全省通用，收票范围只限棉布类商品。1960年8月起，收票范围扩大到15种针织品，1962年后，浙江布票可与上海市通用。1963年收票种类最多，此后纺织、针织品货源逐渐充裕，凭票范围和收票标准也相应调整。1980年12月，涤棉混纺布临时免票，至1983年5月，全部针织品免票，1984年停发布票。猪肉凭票定量供应始自1957年1月起，每人每月0.5市斤，1979年6月起敞开供应。其间的1964年5月曾敞开供应。凭票供应期间，凡国庆节、春节根据肉源多寡，每人增加供应0.5～2市斤。卷烟凭票供应自1962年1月起，每吸烟人口月供应1至3人每月7包，1979年起卷烟敞开供应，惟甬产甲、乙级烟供不应求，在农忙和国庆、春节每户增加供应3至10包。1987年后，不再作计划供应。
凭券供应 1962年1月，对131种一、二类农产品和三类点名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同时，对178种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凭证供应和按收入比例发给购货券（亦称选购券）。购货券由宁波市供销社印发。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通过购销合同按比例发给；有工资收入的按工资20％发，被赡养者按人发；购货券面值以人民币计，4月由县供销社印发新券，改为“分值”。收券标准视商品而定，回收该商品价格的30％～100％的购货券。下半年起凭券购物商品渐少，至1963年二季度取消收券。
凭卡定量供应 1962年商品极端匮乏，为保障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供应，食糖、黄酒、煤油、肥皂、火柴、食盐、酱油等21种基本生活必需品每季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供应酱油1斤、米醋2两、火柴每户1小盒，肥皂每户每季0.5～1块。1963年二季度购货券取消后，丝绸、呢绒、铝锅、搪瓷制品、半胶鞋等11种商品也凭生活卡定量供应。1964年起渐少，1965年减至6种。食糖除供应婴儿、产妇、病人及换购农副产品外，从1962年至1972年间，居民只能在节日临时购得0.5斤。1973年一季度起每人每月供应0.1～0.15斤，“双夏”和国庆、春节时，每人供应0.5至1斤。1983年3月食糖敞开供应，同年9月，黄酒敞开供应，1984年四季度起，煤油、肥皂、火柴敞开供应。1987年至1988年，临时恢复食糖凭票定量供应和肥皂、火柴凭卡定量供应。至1990年，除煤油仍凭卡定量供应外，生活必需品都敞开供应。
特需供应 在凭票凭卡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期间，对生产、生活的特殊需要实行特需供应。主要商品有棉布、食糖、煤油、肥皂、火柴。棉布特需供应有结婚、生育、死亡用布和生产用布、公共用布、劳保用布（合称三项用布）以及灾情补助、冬令救济、山民补助等。“三项用布”按审批供应，其他用布供应标准由省规定。食糖特需供应有产妇、婴儿、病人用糖（称三者用糖）和生产用糖、保健用糖。三者用糖和保健用糖的供应标准因时而异，至1983年3月后停止。煤油、肥皂、火柴根据需要与可能审批供应。
侨汇供应 1959年10月开始凭侨汇证供应专项商品。1962年改按侨汇款数额定供应标准，每百元人民币供应粮食30斤、食油3斤、食糖3斤、肉类2斤。棉布10尺及价值人民币50元的其他商品。1965年改为每百元人民币发30％购买券。1978年7月改为每百元人民币供应商品30元，其中定量商品7种计12元，为食糖2斤、粮食20斤、食油1.5斤、猪肉3斤、甲、乙级卷烟6包、肥皂2块、煤球（饼）50斤；另可选购商品18元，并发“购货券”20张，供选购进口电视机、沪产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风扇、毛线、呢绒、绸缎等11种商品。1984年不再分定量，均作选购。收券标准根据市场供求状况随时调整，1988年“菲利浦”彩电收购货券500张，“日立”彩电600张、进口冰箱300张、国产高档卷烟每条5～10张等。
高价供应 1962年4月为加快货币回笼，食糖、糖果、糕点、瓶酒、床单、毛巾、棉毛衫裤、汗衫背心和手表9种商品实行高价供应，1963年10月起，部分卷烟实行高价供应，1965年4月后停止高价供应。
奖售供应 为鼓励农民生产并投售国家所需要的农副产品，1961年起陆续对猪、禽、蛋、土特产、山货、竹器、药材及兔毛等产品实行奖售。按各规定的奖售标准奖售某些市场上紧缺的日用工业品，先后有棉布、食糖、卷烟、黄酒、针织品、半胶鞋等。1980年起，对生猪投售的重点户奖售自行车、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1988年对种粮大户奖售冰箱、自行车和高档“宁波卷烟”。
三、农副产品收购
农林产品 本地除粮油外尚有茶、笋、竹、木、柴、炭、桃、桔、皮毛等20余种，尤以茶、笋、竹、木、柴为大宗。民国期间或由农民自产自销，或由私商购销。茶叶由茶栈收购，蚕茧由茧行收购，春笋多为产区农民自行鲜销和加工笋干，仅少数由私商收购。
50年代起，供销社逐步开展农副产品购销业务，主要为山区推销竹、木、柴、春笋、炭等，并代中茶公司收购茶叶。1954年，供销社代国家收购棉花。1955年起农副产品购销分工，粮、油划归粮食部门经营，猪、禽、蛋由国营商业经营，木材归林工部门经营，其余特产、土产、皮毛和废品均由供销社购销。1958年开展农副产品“大购大销”运动，致使茶叶过度采摘，竹、木大批被砍。
1961年起，国家为掌握货源，实行统购、定购（派购）和自由收购政策，棉花属第一类统购，第二类派购的有蚕茧、茶叶、木炭、毛竹和各种皮张等，此外为敏感类农副产品，可自由议价购销。每售50公斤皮棉，奖售粮食17.5公斤、布票5市尺、化肥15公斤。此后供奖售和换购的商品扩大到卷烟、胶鞋、木材、毛竹等。每收购100公斤鲜茧，奖售化肥100公斤，布票30市尺。1978年起实行棉粮挂购，本地作为非集中产棉区实行“三定一奖”，即定面积、产量、交售量、超售奖食糖。至1983年，国家不再下达派购任务，除棉花仍保留奖售化肥外，其余奖售均取消，产品实行多渠道经营。1984年棉花取消奖售。1988年，国家规定棉花、蚕茧由供销社专营，茶叶由供销社计划收购。
土特产品 本地的土特产主要是浙贝。浙贝分元宝贝、次贝、珠贝、贝芯蒂等4个等级。民国时期，浙贝大多为宁波药行和私商收购转销。宁波懋昌药行专收贝母，每担价格最高达160元。1926年后，收购被奸商垄断，每担跌至20余元，为此，樟村贝农与本地农民联合，于1933年成立鄞县堇江有限责任贝母运销合作社，规定入社贝农的贝母一律委托合作社贩卖，不私售，合作社收购的贝母最低每担约60～70元，销往上海、宁波各大药行。
1952年至1955年，贝母由宁波土产公司和省供销社驻宁波办事处收购，1956年改由县供销社收购。1957年7月，贝母派购到户，生产者必须按牌价交售给供销社。至1990年，供销社为医药公司代购并自行经销贝母，之后，贝母市场逐步放开，贝母收购价时起时落。
猪禽蛋 民国时期猪禽蛋由私商购销或农民自销，并自然调剂余缺。本地猪禽蛋以农民自产自销为主，商品量很少，农村商贩有时向慈溪大隐、二六市、三七市及宁海、新昌、东阳、义乌、绍兴等地买活猪转售，猪源不接时则向县城猪行购买。
50年代初，供销社开始收购生猪、家禽并出售。1954年初私人肉店（摊）取消，供销社开始收购鲜蛋。1955年9月起，国家对生猪实行派养派购。1960年4月，省政府规定每收购1头肥猪，优待供应精饲料20市斤。1961年4月增至40～60市斤，并供应煤油3市斤、卷烟2条、卫生衫裤1件或汗衫2件，或胶鞋1双，且按生猪毛重给投售者留肉10％。1962年2月起奖售随猪禽蛋货源多缺、市场日用工业品供求状况及猪禽蛋牌、市差价高低，随时调整奖售品种和数量。惟家禽收购奖售历时最短，仅从1962年5月至1963年8月；鲜蛋自1962年4月至1982年6月；生猪自1960年试行至1984年结束。1985年起，取消生猪派购，放开价格，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家禽的特约收购和鲜蛋收购也改为价格放开，多渠道经营。
第三节 商政
本乡商业向由私人经营。1954年起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原私营商业多组成集体的合作商店，唯极少数继续个体经营。时年形成以国营商业、供销社为主、集体商业辅之、少数个体商业为补充的商业体制。此种体制除“大跃进”时期稍有变动外，一直保持到1980年。此后，非商业部门参与商品流通，个体商业发展尤快。至1998年供销社、第二商业转制，全乡形成各种商业经营机构互相竞争，互为补充的商业机制。
一、私营商业
解放前，本乡私营商业多为杂货店，经营香烛、烟酒、油酱、糕点、贳器等。解放后，本乡私营商店变化不大。1954年，县供销社开始对私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贯彻“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继续对烟酒、文具、百货、茶叶、木材、饮食等行业进行改造。至1956年，原私商或通过公私合营纳入供销社，或组织合作商店（小组）成为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代销的受到限制，全乡无完全自主经营的私营商业。1958年，全乡各种类型的商业均并入人民公社的供销部，私营商业消失。
1961年9月，恢复供销社，将并入供销社的小商小贩下放为合作商店（小组）或个体经营户。其后倡导个体商业“组织起来”，由个体户组成的合作小组自负盈亏仅上交定额公积金，因此组织松散，时分时合。在1966年至1967年间，个体私商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批判和取缔而几近绝迹。
1979年后恢复私营商业，因绝大多数经营的为一人一户，故称为“个体户”。1983年，市场开放，放宽经营范围，简化登记批准手续，鼓励城乡居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个体商业经营。至今，全乡个体工商户300余家，主要从事个体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行业分类以烟杂业最多，水产业次之，百货业又次之。
二、集体商业
供销合作社本乡供销合作社成立于1950年6月，主要经营竹、木、柴、春笋、茶叶等山货。1955年11月，县供销社设立农业生产资料、土特产、日用品、副食品等4个批发站后，本乡供销社扩大了经营范围，并吸纳社员股金。1958年5月县供销社并入县商业局，1959年1月县供销社并入宁波市供销合作社，本乡供销社并入四明山人民公社供销社，并停止发展社员和增加股金。1962年3月，恢复县供销社及农副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杂品3个经理部。是年初，基层供销社以经济区域建社的原则建立了樟水供销社，本地为樟水供销社辖下。
1983年起供销社改革体制，恢复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并大力发展社员、扩大股金，是年底，全乡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0％以上。1984年，樟水社分为樟水、龙观2社。1986年底，鉴于龙观供销社以乡建社，规模过小，仍并入樟水社。1998年后供销社转制，集体商业在本地几乎消失。
合作商业 1955年，本乡对私营商业中的烟酒、文具、百货、茶叶、木材、饮食等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组成合作商店（小组）。1958年，合作商店（小组）连同公私合营商业、有证个体商贩，全部过渡为人民公社的供销部。1961年供销部的原小商贩调整下放，恢复合作商业。是年全县合作商业按供销社为单位组织小商贩联合会（简称商联会），处理合作商业中的事务并培训商店经理、会计等业务人员。“文革”时商联会停止活动。1971年7月，合作商店以直接过渡为供销社代购、代销、代营（称“三代”）形式进行改造。1976年，省革委会划定合作商店为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
1978年，合作商店人员构成质变，原有的小商贩均年高退休，店员全系下乡知识青年、城镇行业人员和转业军人，改为“三代”店后，合作商店仅收“三代”手续费而利润大减。为此于1979年将供销社所属的店、站转让合作商店经营，恢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4年12月，鄞县第二商业总公司建立，领导全县合作商业，行使局级行政管理权，同时经营业务。1985年1月，樟村二商公司成立，辖本地所有合作商业。1988年7月，合作小组全部解体，发还供销社代管的公积金，小组成员均成个体经营户。1998年后基层二商公司转制，本地二商企业亦成为个体户。
宋时，在通往山区的要冲聚落形成小溪集市，本地农民每月一次赶集，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元至明前期，农村集市保持宋代形成的格局，到明朝中期，因商业发展而增加赶集次数，以农历三、七、十赶市。至清光绪初年，集市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格局，鄞江桥中心集市形成，一直沿袭至民国。
建国后，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组织收购和推销，为农副产品交易的农民为赶集而去。1956年10月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商品交换一度活跃，至1958年，商品由公社统一购销，集市贸易停止。1961年，由于农副产品奇缺，为有利生产发展，允许自由交易。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集市虽存，但上市产品限制甚严，生产队集体生产的农副产品和社员个人的粮、棉、油等农副产品均不准上市，因此集市交易冷落。80年代后，以县财政拨款、乡村集资及市场管理费返还等办法筹集资金，兴建集贸市场。1996年后，本乡先后在桓村、后隆建立了农贸市场，从此告别了山区小乡无集市的状况，为居民购买小菜和其它农副产品提供了诸多便利，带动了一批“三产”，年成交额达百余万元。目前，全乡有饭店、小吃店、副食店、杂货店、百货店、衣料鞋帽店等商铺300余家，年营业额达500余万元。
第二节 商情
本地商业主要有供销合作社和个体销店两大系统，商品购销网络借此形成城乡一体化、内外相联的新格局。
一、农业生产资料供应
本地农业以稻作、杂粮为主，耕作精细，故农业生产资料需求量大、品种多、季节性强。建国后以供销社为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主体，农用物资遂成商业大宗之一。
50年代中期，本乡供销社设农业生产资料商店，专业经营化肥、农药、农药器械、中小农具，并配备农业生产资料辅导员。其后，经营品种和服务项目增多。
肥料供应 主要有土杂肥和化肥两种。土杂肥旧时以绿肥、灰肥、河泥、人畜粪等农家肥料为主。1952年起供应少量骨粉。1954年由于化肥供应不足，供销社组织苦楝树饼、酱渣、皮屑、脚爪、毛发、龟板渣等作为土杂肥供应。60年代后，以绿萍、田菁等代替土肥。1978年后，因化肥供应增加而逐年减少土杂肥供应。
化肥，旧时称肥田粉。1956年起供销社向贫雇农贷氮肥、硫酸铵，由于作用明显，供应量逐年上升。1961年起，以化肥作奖售收购农副产品，以此分配化肥。1964年起推广氨水。“文革”期间化肥供应因货源不足而下降。1978年起，化肥供应迅速增加，并于次年起实行以肥换粮，以1公斤标准氮肥换购1公斤原粮。1983年改为按播种面积每亩分配化肥2.5公斤，再按征购粮食任务每100公斤分配2.5公斤。钾肥自1956年至1978年间一直有少量供应，含氮、磷、钾的复合肥自1973年开始有少量供应。
农药供应 主要有土农药和化学农药两种。土农药，农民向以烟梗、烟末、茶子饼等防治水稻螟虫、铁甲虫。1956年起发掘土药货源，是年供应黄茶苞、羊舌头根、断肠草、雷公藤等11种土药源，用于防治稻热病、棉蚜、豆虫等15种病虫害。1971年，推广滴油杀蚼、糖醋诱蛾等土法治虫。1978年因化学农药普及推广，各种土农药、土办法逐步停止。至1987年仅使用石硫合剂、“七0五”、烟沫敌百虫合剂、茶子饼浸出液，1990年停止销售土农药。
化学农药，1952年供销社供应六六六、二二三有机氯农药；1964年供应二二三液、六六六粉剂；1965年增加敌百虫、乐果、1605、西力生等。至1984年供应农药共20余种。六六六粉和二二三液因毒素残留高，于1984年10月起停止使用，代之以甲胺磷。1985年农药由供销社和农业部门同时经营，1988年后实行供销社专营。
中小农具 本地供应的传统中小农具有锄头、铁耙、柴刀、草刀、沙尖、犁头、犁臂、铁锹、刮子、桑剪、蕃薯刨、镰刀、木犁、木耙、稻桶、粪桶、料勺、水车、车骨、车板、箩、簟、土箕等30余种。旧时由手工场、店兼营或商贩贩卖。1952年起供销社经营中小农具，有的农民自行加工。1955年起供应打稻机、双轮双铧犁、华东水田犁等。1960年根据“中小农具第一”方针，中小农具供应量逐年上升。1982年后，中小农具全由农户自备，供应渠道增加，供销社系统的农具供应量逐年减少。
二、生活资料供应
建国前的生活资料供应皆由市场自由交易。建国后，供销社和集体商业负责食品外的生活资料零售，粮、油由粮食部门供应。蔬菜、鱼虾等副食品由集市贸易。1984年起，实行市场流通。
计划供应 建国后，国家对供应不足的主要日用工业品，采取计划分配方法，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专业批发企业平衡后，分配到基层供销社零售；不属计划商品的，由零售部门自行采购。60年代初，日用工业品短缺品种较多，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有167种，属国营系统分配的为152种，其中五金交电38种、针织品35种、百货34种、文化用品15种、化工10种、糖果9种、烟酒6种、调味品及干鲜果5种；属供销社系统分配的为碗、筷、缸、锅等15种。70年代起，商品可供量逐渐增加，计划商品从1972年的106种降至1979年的78种。80年代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计划分配更少，1982年为58种，1984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后，市场供应更加活跃，至1988年，计划分配商品仅保留18种，且实行计划内、计划外价格双轨制，顾客仍可通过加价从市场购买所需的计划内商品，至1990年，工业品基本放开。
非计划分配的工业品，70年代前，均来自县外和省外，1978年后，乡镇企业的产品逐渐成为县内工业品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后，本地商品自由市场非常活跃。
根据部分商品供不应求的状况，建国后的不同时期采取过不同的供应政策和供应方式。
凭票供应 凭票供应时间较长的商品主要有棉花、猪肉、卷烟。棉布凭票选购自1954年9月15日开始执行，是年基本定量每人15尺，此后一年一定，布票全省通用，收票范围只限棉布类商品。1960年8月起，收票范围扩大到15种针织品，1962年后，浙江布票可与上海市通用。1963年收票种类最多，此后纺织、针织品货源逐渐充裕，凭票范围和收票标准也相应调整。1980年12月，涤棉混纺布临时免票，至1983年5月，全部针织品免票，1984年停发布票。猪肉凭票定量供应始自1957年1月起，每人每月0.5市斤，1979年6月起敞开供应。其间的1964年5月曾敞开供应。凭票供应期间，凡国庆节、春节根据肉源多寡，每人增加供应0.5～2市斤。卷烟凭票供应自1962年1月起，每吸烟人口月供应1至3人每月7包，1979年起卷烟敞开供应，惟甬产甲、乙级烟供不应求，在农忙和国庆、春节每户增加供应3至10包。1987年后，不再作计划供应。
凭券供应 1962年1月，对131种一、二类农产品和三类点名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同时，对178种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凭证供应和按收入比例发给购货券（亦称选购券）。购货券由宁波市供销社印发。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通过购销合同按比例发给；有工资收入的按工资20％发，被赡养者按人发；购货券面值以人民币计，4月由县供销社印发新券，改为“分值”。收券标准视商品而定，回收该商品价格的30％～100％的购货券。下半年起凭券购物商品渐少，至1963年二季度取消收券。
凭卡定量供应 1962年商品极端匮乏，为保障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供应，食糖、黄酒、煤油、肥皂、火柴、食盐、酱油等21种基本生活必需品每季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供应酱油1斤、米醋2两、火柴每户1小盒，肥皂每户每季0.5～1块。1963年二季度购货券取消后，丝绸、呢绒、铝锅、搪瓷制品、半胶鞋等11种商品也凭生活卡定量供应。1964年起渐少，1965年减至6种。食糖除供应婴儿、产妇、病人及换购农副产品外，从1962年至1972年间，居民只能在节日临时购得0.5斤。1973年一季度起每人每月供应0.1～0.15斤，“双夏”和国庆、春节时，每人供应0.5至1斤。1983年3月食糖敞开供应，同年9月，黄酒敞开供应，1984年四季度起，煤油、肥皂、火柴敞开供应。1987年至1988年，临时恢复食糖凭票定量供应和肥皂、火柴凭卡定量供应。至1990年，除煤油仍凭卡定量供应外，生活必需品都敞开供应。
特需供应 在凭票凭卡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期间，对生产、生活的特殊需要实行特需供应。主要商品有棉布、食糖、煤油、肥皂、火柴。棉布特需供应有结婚、生育、死亡用布和生产用布、公共用布、劳保用布（合称三项用布）以及灾情补助、冬令救济、山民补助等。“三项用布”按审批供应，其他用布供应标准由省规定。食糖特需供应有产妇、婴儿、病人用糖（称三者用糖）和生产用糖、保健用糖。三者用糖和保健用糖的供应标准因时而异，至1983年3月后停止。煤油、肥皂、火柴根据需要与可能审批供应。
侨汇供应 1959年10月开始凭侨汇证供应专项商品。1962年改按侨汇款数额定供应标准，每百元人民币供应粮食30斤、食油3斤、食糖3斤、肉类2斤。棉布10尺及价值人民币50元的其他商品。1965年改为每百元人民币发30％购买券。1978年7月改为每百元人民币供应商品30元，其中定量商品7种计12元，为食糖2斤、粮食20斤、食油1.5斤、猪肉3斤、甲、乙级卷烟6包、肥皂2块、煤球（饼）50斤；另可选购商品18元，并发“购货券”20张，供选购进口电视机、沪产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风扇、毛线、呢绒、绸缎等11种商品。1984年不再分定量，均作选购。收券标准根据市场供求状况随时调整，1988年“菲利浦”彩电收购货券500张，“日立”彩电600张、进口冰箱300张、国产高档卷烟每条5～10张等。
高价供应 1962年4月为加快货币回笼，食糖、糖果、糕点、瓶酒、床单、毛巾、棉毛衫裤、汗衫背心和手表9种商品实行高价供应，1963年10月起，部分卷烟实行高价供应，1965年4月后停止高价供应。
奖售供应 为鼓励农民生产并投售国家所需要的农副产品，1961年起陆续对猪、禽、蛋、土特产、山货、竹器、药材及兔毛等产品实行奖售。按各规定的奖售标准奖售某些市场上紧缺的日用工业品，先后有棉布、食糖、卷烟、黄酒、针织品、半胶鞋等。1980年起，对生猪投售的重点户奖售自行车、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1988年对种粮大户奖售冰箱、自行车和高档“宁波卷烟”。
三、农副产品收购
农林产品 本地除粮油外尚有茶、笋、竹、木、柴、炭、桃、桔、皮毛等20余种，尤以茶、笋、竹、木、柴为大宗。民国期间或由农民自产自销，或由私商购销。茶叶由茶栈收购，蚕茧由茧行收购，春笋多为产区农民自行鲜销和加工笋干，仅少数由私商收购。
50年代起，供销社逐步开展农副产品购销业务，主要为山区推销竹、木、柴、春笋、炭等，并代中茶公司收购茶叶。1954年，供销社代国家收购棉花。1955年起农副产品购销分工，粮、油划归粮食部门经营，猪、禽、蛋由国营商业经营，木材归林工部门经营，其余特产、土产、皮毛和废品均由供销社购销。1958年开展农副产品“大购大销”运动，致使茶叶过度采摘，竹、木大批被砍。
1961年起，国家为掌握货源，实行统购、定购（派购）和自由收购政策，棉花属第一类统购，第二类派购的有蚕茧、茶叶、木炭、毛竹和各种皮张等，此外为敏感类农副产品，可自由议价购销。每售50公斤皮棉，奖售粮食17.5公斤、布票5市尺、化肥15公斤。此后供奖售和换购的商品扩大到卷烟、胶鞋、木材、毛竹等。每收购100公斤鲜茧，奖售化肥100公斤，布票30市尺。1978年起实行棉粮挂购，本地作为非集中产棉区实行“三定一奖”，即定面积、产量、交售量、超售奖食糖。至1983年，国家不再下达派购任务，除棉花仍保留奖售化肥外，其余奖售均取消，产品实行多渠道经营。1984年棉花取消奖售。1988年，国家规定棉花、蚕茧由供销社专营，茶叶由供销社计划收购。
土特产品 本地的土特产主要是浙贝。浙贝分元宝贝、次贝、珠贝、贝芯蒂等4个等级。民国时期，浙贝大多为宁波药行和私商收购转销。宁波懋昌药行专收贝母，每担价格最高达160元。1926年后，收购被奸商垄断，每担跌至20余元，为此，樟村贝农与本地农民联合，于1933年成立鄞县堇江有限责任贝母运销合作社，规定入社贝农的贝母一律委托合作社贩卖，不私售，合作社收购的贝母最低每担约60～70元，销往上海、宁波各大药行。
1952年至1955年，贝母由宁波土产公司和省供销社驻宁波办事处收购，1956年改由县供销社收购。1957年7月，贝母派购到户，生产者必须按牌价交售给供销社。至1990年，供销社为医药公司代购并自行经销贝母，之后，贝母市场逐步放开，贝母收购价时起时落。
猪禽蛋 民国时期猪禽蛋由私商购销或农民自销，并自然调剂余缺。本地猪禽蛋以农民自产自销为主，商品量很少，农村商贩有时向慈溪大隐、二六市、三七市及宁海、新昌、东阳、义乌、绍兴等地买活猪转售，猪源不接时则向县城猪行购买。
50年代初，供销社开始收购生猪、家禽并出售。1954年初私人肉店（摊）取消，供销社开始收购鲜蛋。1955年9月起，国家对生猪实行派养派购。1960年4月，省政府规定每收购1头肥猪，优待供应精饲料20市斤。1961年4月增至40～60市斤，并供应煤油3市斤、卷烟2条、卫生衫裤1件或汗衫2件，或胶鞋1双，且按生猪毛重给投售者留肉10％。1962年2月起奖售随猪禽蛋货源多缺、市场日用工业品供求状况及猪禽蛋牌、市差价高低，随时调整奖售品种和数量。惟家禽收购奖售历时最短，仅从1962年5月至1963年8月；鲜蛋自1962年4月至1982年6月；生猪自1960年试行至1984年结束。1985年起，取消生猪派购，放开价格，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家禽的特约收购和鲜蛋收购也改为价格放开，多渠道经营。
第三节 商政
本乡商业向由私人经营。1954年起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原私营商业多组成集体的合作商店，唯极少数继续个体经营。时年形成以国营商业、供销社为主、集体商业辅之、少数个体商业为补充的商业体制。此种体制除“大跃进”时期稍有变动外，一直保持到1980年。此后，非商业部门参与商品流通，个体商业发展尤快。至1998年供销社、第二商业转制，全乡形成各种商业经营机构互相竞争，互为补充的商业机制。
一、私营商业
解放前，本乡私营商业多为杂货店，经营香烛、烟酒、油酱、糕点、贳器等。解放后，本乡私营商店变化不大。1954年，县供销社开始对私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贯彻“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继续对烟酒、文具、百货、茶叶、木材、饮食等行业进行改造。至1956年，原私商或通过公私合营纳入供销社，或组织合作商店（小组）成为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代销的受到限制，全乡无完全自主经营的私营商业。1958年，全乡各种类型的商业均并入人民公社的供销部，私营商业消失。
1961年9月，恢复供销社，将并入供销社的小商小贩下放为合作商店（小组）或个体经营户。其后倡导个体商业“组织起来”，由个体户组成的合作小组自负盈亏仅上交定额公积金，因此组织松散，时分时合。在1966年至1967年间，个体私商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批判和取缔而几近绝迹。
1979年后恢复私营商业，因绝大多数经营的为一人一户，故称为“个体户”。1983年，市场开放，放宽经营范围，简化登记批准手续，鼓励城乡居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个体商业经营。至今，全乡个体工商户300余家，主要从事个体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行业分类以烟杂业最多，水产业次之，百货业又次之。
二、集体商业
供销合作社本乡供销合作社成立于1950年6月，主要经营竹、木、柴、春笋、茶叶等山货。1955年11月，县供销社设立农业生产资料、土特产、日用品、副食品等4个批发站后，本乡供销社扩大了经营范围，并吸纳社员股金。1958年5月县供销社并入县商业局，1959年1月县供销社并入宁波市供销合作社，本乡供销社并入四明山人民公社供销社，并停止发展社员和增加股金。1962年3月，恢复县供销社及农副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杂品3个经理部。是年初，基层供销社以经济区域建社的原则建立了樟水供销社，本地为樟水供销社辖下。
1983年起供销社改革体制，恢复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并大力发展社员、扩大股金，是年底，全乡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0％以上。1984年，樟水社分为樟水、龙观2社。1986年底，鉴于龙观供销社以乡建社，规模过小，仍并入樟水社。1998年后供销社转制，集体商业在本地几乎消失。
合作商业 1955年，本乡对私营商业中的烟酒、文具、百货、茶叶、木材、饮食等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组成合作商店（小组）。1958年，合作商店（小组）连同公私合营商业、有证个体商贩，全部过渡为人民公社的供销部。1961年供销部的原小商贩调整下放，恢复合作商业。是年全县合作商业按供销社为单位组织小商贩联合会（简称商联会），处理合作商业中的事务并培训商店经理、会计等业务人员。“文革”时商联会停止活动。1971年7月，合作商店以直接过渡为供销社代购、代销、代营（称“三代”）形式进行改造。1976年，省革委会划定合作商店为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
1978年，合作商店人员构成质变，原有的小商贩均年高退休，店员全系下乡知识青年、城镇行业人员和转业军人，改为“三代”店后，合作商店仅收“三代”手续费而利润大减。为此于1979年将供销社所属的店、站转让合作商店经营，恢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4年12月，鄞县第二商业总公司建立，领导全县合作商业，行使局级行政管理权，同时经营业务。1985年1月，樟村二商公司成立，辖本地所有合作商业。1988年7月，合作小组全部解体，发还供销社代管的公积金，小组成员均成个体经营户。1998年后基层二商公司转制，本地二商企业亦成为个体户。
